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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对于刘勰以“味”为核心的味觉审美论，可以从不同词性出发，沿其所关涉的诗文论域去理解。

一方面，当“味”作为名词时，主要涉及文学作品的义味旨趣。刘勰非常注重对诗文义味与文辞关系的阐发，认为义生辞外，《总术》篇曰：“数逢其极，机入其巧，则义味腾跃而生，辞气丛杂而至。”此处的“义味”是一种潜隐于作品深处的丰富旨趣，与文辞气势相结合，则呈现出“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余味日新”的审美效果，“余味”是味觉上的延留，更是情思意蕴的回味，它主要依靠“隐”来实现，而“隐”既是一种文学表现方式，又是文学追求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回味空间。

除了对文章义味的重视，刘勰也强调诗歌“韵味”需要丽辞偶句的配合。所谓“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丽辞》），主张依照造物赋形，自然成对，做到骈偶句义与文采韵味的完美融合，这样则“左提右挈，精味兼载”（《丽辞》）。精味，即对仗不仅是字句形式的精准对称，还要气脉贯通，韵味深远，达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此外，情寄于吟咏之间，则味酿其中，那么，味也与声律有关：“是以声画妍蚩，寄在吟咏，滋味流于下句（遣词造句），气力穷于和韵。”（《声律》）从情感出发，若能情声相称，音声和谐，辞义相附，则可以实现主客契合、情貌无遗的艺术效果。

另一方面，作为动词的“味”，涉及对文学创作与批评的讨论。文学创作需要作家具备基本的“辨味”能力。人之口能辨别五味，而以情味为至上。“味”作为动词具有体味情性的审美要求。《明诗》篇云：“至于张衡怨篇，清典可味。”“可味”一词，强调对作品的体味，张衡《怨篇》的含蓄蕴藉，提供了可味的情韵之美。《隐秀》篇曰：“始正而末奇，内明而外润，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矣。”强调文学鉴赏中对作品的整体玩味，即作品若能守正出奇、质文相符，则可玩味无穷，这实质上对作品提出了内容和形式上的要求。

（摘编自马海婷《<文心雕龙>之“味”论》）

材料二：

东汉以还，五言诗逐渐流行。与庄严典雅的四言诗相比，五言诗摇曳生姿，低回往复，更适于抒发个人的幽深邈远之情，更能打动人。然而，也正因为它的缠绵，所以难免有“会于流俗”的非议，特别是刘宋以后的绮靡文风更刺激一些固执之士向四言回望。钟嵘对自己时代的诗歌在文辞方面的进步持少有的肯定态度，而五言诗无疑为诗人们施展文辞方面的才华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他自然要为五言辩护。他用以为五言诗辩护的理由竟是“有滋味”。在他看来，一首诗只要有滋味，能感荡人心，就是最好的诗了：

“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

他把纯诗作为讨论的对象，把“味”作为诗的最高标准，从而把诗的艺术价值抬高到第一位。刘勰没有做的，他做了。

什么是钟嵘所谓的“滋味”？这个问题依赖于：什么样的诗才有“滋味”。与刘勰一样，钟嵘也不满“终朝点缀，分夜呻吟”的矫情文风，但钟嵘的“滋味”似乎更多地联系于文辞。他欣赏的是诗的可爱的形式带给他的特别的喜悦。这是钟嵘味论在结构上的特别之处。五言诗为什么能有“滋味”？是因为五言诗文辞方面的优势使它“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在他看来，缺乏文采的诗无“滋味”可言。他批评玄言诗说：

“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

虽然玄言诗根本的毛病是抛弃了诗的言情本质，钟嵘抓住的却是它文辞枯淡的缺憾，与批评班固咏史诗“质木无文”如出一辙。若我们还记得刘勰说过“繁采寡情，味之必厌”的话，把它与这里的“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作比较，钟嵘味论重文的倾向就更显突出了。

钟嵘的“滋味”大部分是从文辞上品出来的。《诗品·卷中》评魏侍中应璩之诗最能看出他和刘勰的区别：

“（应璩）祖袭魏文。善为古语，指事殷勤，雅意深笃，得诗人激刺之旨。至于济济今日所，华靡可讽味焉。”

若是刘勰，大概要在“雅意深笃，得诗人激刺之旨”上品出味来。但钟嵘恰恰看不惯应诗的“指事殷勤”，反倒是“济济今日所”的华靡值得讽味——他品出的是“华靡”中的味。

从字面上看，《诗品》中有限的几次用及“味”这个概念时都与文辞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钟嵘的“滋味”与他所理解的诗情有着更深的关系。关于诗情他有一段著名的话：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

他所标榜的“凡斯种种，感荡心灵”的情已完全是烟火人情，没有一点道学气了。可见他所理解的情与刘勰所理解的情颇不相同。如果说刘勰的忠厚蕴藉之情必得简明典雅的文辞来传达，则钟嵘诗的“惊心动魄”之情必待华美丰茂的文辞来传达；若刘勰的情采观必有其“余味”，则钟嵘的情采观亦必有其“滋味”。

（摘编自张郁乎《“味”与中国传统诗歌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