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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微观史的“大关怀”

——王笛教授学术访谈（节选）

李俊杰（以下简称李）：您一系列成果中展示的微观史视角引发了巨大的关注，由日常生活和日常经验出发，进行历史叙述和历史研究，形成了独特的史学路径，这种对微观视角的强调，和教学中相对粗线条的历史表达以及相对宏大的历史划分，存在矛盾性吗？

王笛（以下简称王）：我们强调微观史，但是学术眼光不能太局限。如果我们研究具体问题，眼光就只局限在小问题或者小人物上，那是不行的。具体问题背后，始终要有宏观的视野，这意味着在做微观史研究的时候，超越具体的小问题，能回答一些史学界共同关注的大问题。所谓“微观”，必须要将小人物放到大的历史环境里面，才能够真正理解小人物的经历、小人物的命运、小人物的诉求。

所以我提到我的研究历程，课题越来越小，从辛亥革命，至整个长江上游，再到四川，然后是成都街头文化，再是茶馆、袍哥，但实际上我关注的问题却越来越大。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写“街头文化”，写的是成都街头的普通人，但实际上我要关心的是什么呢？是国家权力与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影响，这些问题一直不被关心，但它其实存在于整个中国的城市和乡村。这里所谓的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关系，就是我要关注的大问题，无非是通过成都街头文化的个案，把它表现出来。

我的第一本“茶馆”，虽然研究对象是茶馆，但我不断强调，我看到的是地方文化和国家文化的龃龉。通过1900年到1950年《茶馆》的第一卷，我们看到了国家权力是怎样影响地方文化的。地方文化是一种弱势的状态，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这都是一种常态。在成都，以茶馆为代表的地方文化，显示了地方文化的坚韧和深厚的土壤。所以，这个研究远远超出了“茶馆”和“成都”本身。

研究小问题，常常会受到批评，比如碎片化等，但最终要看的，还是这些小问题到底能够告诉我们什么，能够多大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当拥有了更深入、更抽象、更复杂的理论追求，实际上研究就会超越课题本身。

李：正如您说的“微观的问题必须要有一个大诉求，一个大关怀。如果没有大诉求的话，研究就会丧失生命力，就会有所谓碎片化的问题。”这样的大诉求、大关怀，是怎么通过具体的研究实现的呢？

王：我是通过个体研究，展现某个人数庞大的群体的整体性问题。在新文化史取向的影响之下，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历史研究开始关注精英之外的历史，之前被精英斥为“愚蠢”“迷信”的大众，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在之前，历史学家往往接受了精英视角和精英话语，葛兰西批判的话语霸权就是这个情况。在底层民众失语的情况下，新文化史研究的兴起，为一般民众进入历史书写，为历史学家关注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可能。

新文化史注重普通人，展现普通人的经历，讨论普通人的情感，书写普通人的故事。我们长期以来习惯泛泛而谈，对历史中很多问题的说法大体上看起来有道理，很多时候是想当然的，进入细节就发现捉襟见肘了。有学者认为，微观史研究方法会不会导致历史研究的碎片化，我认为，这种忧虑为时过早，我们对具体问题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我真正的担心，是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微观个案上。所有优秀的微观史研究，都应该带着对宏大问题的思考。这样，微观的具体研究之下，得出的结论、看到的问题，往往就不是小问题，而是大关怀。

李：我发现您在研究过程中对于文学材料的使用是非常独特的。比如对于鲁迅、巴金、老舍、李劼人、沙汀等文学家作品的处理，您都将文学材料引入了您的史学研究中。请问您怎么看待文学材料进入历史研究，历史材料进入文学研究的问题？

王：在研究成都的时候，特别是研究成都的日常生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传统的历史资料非常少。正史一般是不记录日常生活的，过去的史家或者精英都不记录，觉得它太普通了。在资料少的情况下，就要发掘新史料。其实西方也面临这样的问题，但是西方新文化史兴起后，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觉得文学资料可以为历史研究做很好的补充。我所说的文学可以作为史料，指的是作者生活在我所研究的那个历史阶段，而不是今天的作者写过去的历史。比如李劼人，他生活在清末民初那个时代，沙汀生活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还有巴金，他们作品的背景就是那个时代的成都，那个时代的家庭。这种文字资料我觉得完全是可以用的。

文学资料对于历史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但使用时也需要非常谨慎，不是任何文学描述都可以用于历史研究。比如李劼人在作品中对茶馆和城市的描写，也有一些偏见。文学一方面提供了非常生动的描述，另一方面也存在问题，我们可以利用档案、报刊和其他资料进行印证，去印证那些说法是否符合历史实际，是否带有偏颇、带有精英的偏见。

同时我认为历史和文学在本质上没有多大的差距。我在《走进中国城市内部》这部书中专门提到历史和文学的关系。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史学著作，也是一部文学作品，司马迁的历史写作中有很多文学的想象，并不像我们今天的历史写作，依靠档案、依靠官方文献。司马迁收集的是口述、文学、民间传说等，然后去编撰历史，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说传统中国文史不分家，现在也不应该把两者截然分离。你刚刚提到研究文学要有历史感，我们写历史，也要走出象牙塔，要让普通民众读得进去，要生动，要有文学性。

【注】王笛：澳门大学讲席教授，历史研究学者；李俊杰：四川师范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