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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与儒家、道家乃至于墨家、法家等诸子学术的研究相比，有关《孙子兵法》以及整个古代兵学的研究，显然是相对滞后的，而要突破研究中的“瓶颈”，窃以为有三点值得关注与努力，我把这概括为三个“回归”。

第一，回归 ①

文本的文字表述与思想阐释，两者是一体两面，存在着一种类似于谜面与谜底的关系。因此，文本的正确释读，从本质上也是一种解谜。然而，就《孙子兵法》而言，脱离文本穿凿附会的问题并未绝迹，标新立异信口开河的做派时有反映。这样一来，貌似正确的释读，其实经不起认真推敲。

文本释读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对《孙子兵法》理论体系的评价、思想价值的重估，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兵学文化在世界上的形象展示与道德定位。人们非常熟悉的“伐交”，长期以来，一些注家与研究者也是望文生义，简单地理解为通过外交博弈来战胜对手，这其实是对《孙子兵法》文本的误读。最好的斗争策略是什么？是谋略。其次是外交，再其次是野战，最差是攻城。冷兵器时代，攻城是伤亡最大、最不经济的一种打法。然而，有一个困惑无法排除：外交战，从本质上是伐谋的组成部分，伐谋是一个大筐子，反间计、美人计、外交战，都是伐谋类别下的具体方法。

那么，这个“交”究竟是什么？曹操的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他说，“交，将合也”。到了梅尧臣讲得更清晰了，他说：伐谋是“以智胜”，伐交是“以威胜”，伐兵是“以战胜”。古代打仗讲究贵族精神，双方约好时间、地点，摆列好阵势准备打而没有打，引而不发的状态，叫作“交”。可见“伐交”之“交”，就是一种威慑，阵势摆好了，向对方炫耀自己强大的实力。有个成语叫耀武扬威，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秀肌肉给人家看。

第二，回归 ②

新出土文献对于深化学术研究的意义众所周知，《孙子兵法》等兵学经典文本的释读，如果不能充分借鉴和汲取银雀山汉墓竹简等出土文献的资料信息，则不免“孤陋寡闻、盲人摸象”。例如，传世本《孙子兵法·作战篇》有云：“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意思为：车战中，凡是缴获战车十辆以上的，就奖赏最先夺得战车的人。同时，要更换战车上的旗帜，混合编入自己的战车行列，对敌方战俘要予以优待和任用，这就是所谓的战胜敌人而使自己日益强大。一些论者据此认为孙子有“善俘”思想。

表面上看，这么解释似乎文通字顺。但是，如果对照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本，就会发现“卒善而养之”之“善”，汉简本作“共”，“共”之文义，有“共有”的义项，也可引申为掺杂、混合。显然，汉简本言“共”是正确的，“共”与“杂”交错对文，均为掺杂与混合，孙子乃是反复强调作战中当将俘获的敌方人员、车辆加以利用，混合并掺编入己方的军阵之中，共赴战事，从而增强自己的力量。这里，孙子说的是因敌之资以助己的问题，借力打力而已，实与优待俘虏风马牛不相及。

第三，回归 ③

史实的叙述会呈现历史书写者所处时代的固有特色。这一点，在传世兵书文本的形成问题上，也没有例外。

例如，在孙子那里，将帅素质的五要素为“智、信、仁、勇、严”。《司马法》则概括为“仁、义、智、勇、信”。而《六韬·龙韬·论将》也把将帅的素质概括为五项，所谓“将有五材”。但三书具体内容却差异较大。《司马法》将“仁”与“义”列为首两位，这与其用兵根本宗旨“以仁为本，以义治之”相一致，体现了儒家“人本”思想。而在《六韬》那里成了“勇、智、仁、信、忠”，“勇”变为“五材”之首，另外又用“忠”取代了“严”。

这种调整不是偶然，是因时代政治生态的改变，而对将帅综合素质养成的具体纲目做合乎逻辑、顺应现实的调整。《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后期，《六韬》成书于战国晚期。而春秋与战国之间，政治生态有了较大变化，即春秋时期贵族联合执政，到了战国时期，开始向秦汉之后的中央集权制度过渡。在这种专制集权体制之下，将帅指挥的相对独立性当然是日趋式微。新型政治生态决定了“智”不可能被列为“五材”之首，因为将帅足智多谋，可能会让大权独揽的君主有芒刺在背的感觉。同样的道理，《六韬》也不可能将“仁”置于“五材”的首要位置，将帅汲汲于“爱兵恤民”，这在君主眼里，几近收买人心，有沽名钓誉、分庭抗礼的潜在威胁。在专制集权的君主看来，将帅最重要的素质，就是骁勇善战，敢于冲锋陷阵，因此，“勇”就成了身为将帅者的第一“美德”了。至于“忠”被列入“五材”，也是君主集权体制条件下，赋予将帅必须对君主毫无保留输诚纳忠的义务，绝对不允许有任何其他的想法。这也与当时整个社会倡导“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而最终形成的政治生态相一致。在普遍的“臣下闭口，左右结舌”（《慎子·佚文》）的肃杀氛围里，当“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从王之指；无或作恶，从王之路”（《韩非子·有度》）的认知成为最大的政治正确，忠诚成为将帅素质养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就合乎逻辑了。

（摘编自黄朴民《从“三个回归”看孙子研究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