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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阅读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叙事作品面对的是一个相对客观的“事”，因对象的产生、发展具有历时性特征，自然要求作品在表达上体现出这一特征；而抒情作品关注的不是客观之事，而是主体的情绪、情感，它具有瞬时性、不稳定性，因而作品更注重把握那个特定的时间点或片段，在表达上就会呈现出共时性特征。

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历时性特征表现不突出，叙事中往往蕴含着浓郁的情感抒发，甚至事随情化，事件为情绪所裹挟，历时性的流程叙述在不知不觉中转化为共时性的场景呈现。这样，古代叙事诗难以达到“纯粹”叙事形态，而往往具有鲜明的“亚叙事”特征。

《诗经》中的叙事诗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富于民族意味的“亚叙事”特征。《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叙事性突出，如《绵》中的“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乃立冢土，戎丑攸行”，描绘了古公亶父率领族人迁岐之后开辟土地、兴建宫室的景象，构成周族先民壮丽的创业画卷。这一组周族史诗的真正意图并不是要叙述周族的发展史，而是要表达对祖先的崇敬之情，所以这些诗歌没有顺着时间线来叙述周族产生、发展的情节，而是着力于刻画某些宏大的场面，来歌颂祖先的英雄业绩，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

《诗经》中民歌的“共时性”特征表现得更为鲜明而突出。其中，一些带有叙事性因素的短诗一般不具备完整的叙事轮廓，多选取生活中的某一场景，描述事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断面，而略去情节的历时性发展流程，这就相对削弱了诗篇的叙事性，使其方便向抒情转化。《邶风·静女》截取青年男女城隅幽会的片段加以描述，但确切地说，带有叙事成分的仅限于前面几句：“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以下事件的历时性流程便被截断，转入了反复的情感抒发：“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诗歌通过对主人公端详把玩手中的爱情信物的描写，表现出主人公对幸福的沉浸与陶醉，早已经把编织情节、刻画人物的叙事职责置之脑后。造成此种叙事抒情化的“亚叙事”特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认，民歌结构中的复沓形式实际上加强了这种叙事抒情化的转向。

较之《诗经》，汉乐府民歌虽然在表现形式上“事”所占比重较大，但是，诗歌也往往由“历时性”的叙事转向“共时性”的场景呈现。比如《木兰诗》对事件的叙述往往一笔带过，对能表现木兰情感的场景——如开篇“木兰当户织”、木兰夜宿等情景——极力地刻画。而最特殊的莫过于《孔雀东南飞》。从“事”的角度看，事件的展开完整且具体；从“情”的角度看，诗前小序明白指出“时人伤之，为诗云尔”，结尾处又强调“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情感的表达是清晰的，而且赞美与悲悯相融合的情感几乎渗透到每一个细节，只是这种共时性呈现并未打断历时性叙述而彼此混融成为一体，但叙事的抒情化也是非常明显的。

综上可以看出，汉乐府叙事诗往往表现出事件不完整的特征，事件的历时性进程不够充分，常常很快便过渡到高潮，然后对这一特定时刻作凝固、放大式处理。许多叙事诗中交代了矛盾，但矛盾并不构成推动情节向前发展的动力，作者似乎并不关心矛盾的发展与解决，而主要关注如何“以事传情”，重心是借事件抒发情感，故而呈现出“亚叙事”特征。

（摘编自熊江梅《论中国古代叙事诗的“亚叙事”特征》）

材料二：

《诗经》中的叙事诗具有很强的官方色彩。《诗经》中的诗歌的收集和编选，历代说法众多，主要有“王官采诗”“公卿献诗”“孔子删诗”三种观点。不论是“王官”“公卿”还是“孔子”，都透露出了这些诗歌在收集、编选过程中的官方色彩。儒家重视“史”，要求“以诗存史”“诗心史笔”。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诗经》被确立为经典，儒家的“诗史”的观念得到了强化。从汉代直至清代，文人主要以“诗史”的观念去阐释解读《诗经》。因此，这些叙事诗无论其诞生的初衷如何，在漫长的经典阐释过程中，都以官方的形式对中国诗歌史产生了巨大影响。

而汉乐府大部分作品都曾在民间长期传唱，且多数未经官方修订、阐释，故较多地保留了其原生状态。与《诗经》中的叙事诗相比，汉乐府中的叙事诗在内容上更具有故事性、戏剧性、传奇性，在功能上更具有娱乐性。汉乐府与《诗经》构成了中国叙事诗的两大源头。

乐府诗重视诗歌的故事性，比如《孤儿行》中记述父母双亡、被兄嫂虐待的孤儿，在家要忙活做饭、喂马、打水等各种各样的家务，还被驱使收瓜，瓜车行到半路时不幸翻覆。情节十分丰富，甚至还写到瓜车翻覆后，路上行人“助我者少，啖瓜者多”的细节。乐府中往往采用对话的方式来增强故事的戏剧性。如《上山采蘼芜》中女主人公与故夫的对答，《东门行》中因家贫而铤而走险的丈夫与妻子的争论，《陌上桑》中罗敷对太守无理要求的反击。这种对话的方式加强了矛盾冲突，使听众或读者身临其境。汉乐府还表现出极强的传奇性，比如，《战城南》中已死去的将士与前来啄食尸体的乌鸦对话的情节，传奇色彩浓郁。这些特点和乐府诗来自民间，与听众要求更生动曲折的情节、更戏剧化的矛盾冲突、更鲜明具体的人物形象是分不开的。

乐府诗的创作者用戏剧性、传奇性的情节来吸引听众，满足大众一定的猎奇心态，同时也满足大众的审美（包括道德审美）取向，从而起到娱乐的效果。后世文人认为汉乐府与《诗经》一样都具有教化功能，但其实汉乐府的道德价值，并不是创作者有意为之，这与后世文人拟作的乐府诗完全不同，因为这些大众接受的娱乐文本自身就蕴含着当时民间纯朴健康的道德价值，正如北京大学钱志熙教授所言，“乐府诗的伦理功能是依附于娱乐的。从接受者的角度来说，是在娱乐活动中自然而然进入文本意义系统中，自然而然地得到教益”。

值得指出的是，这里的娱乐性不仅包括“喜”，也包括“悲”的方面，如《孤儿行》中对身世的悲叹，《战城南》中对战争惨状的控诉。汉乐府的娱乐性是一种对观众情绪的正向引导，除了让听众得到欢喜愉悦外，也让听众的悲伤、愤怒、郁结得以宣泄。

（摘编自辛晓娟《中国古代叙事诗的乐府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