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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个农业大国，自古便形成了高于邻邦异族的定居农耕文化。世代相传的躬耕生活造就了中华民族勤劳自立的传统美德。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培养出他们浓厚的恋土情结。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那片耕耘的土地使他们悲怆的心灵得到慰藉，在属于自己的乐园中，他们感受着生活的快乐，尽情释放热情并深深地热爱着它。正是这难以言表的微妙关系，无形中生发出一种强大的束缚力，使整个民族产生安土重迁的传统思想。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秩序，也实施了一系列促进措施。到了北宋，王安石提出了保甲法，其目的是用“什伍之法”，把各地人民编制起来，固着在土地之上，封建社会的秩序便可以得到稳定。从劳动者个人来说，怀揣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们开山垦地，种植桑麻，一年四季辛苦耕作，起居有定，耕作有时，邻里和睦，互帮互助，这一切创造了一幕幕让人艳羡不已的田园牧歌场景。

农耕社会中，在个体劳动者自给自足、任劳任怨的意识以及自古以来“男耕女织”社会分工的影响下，必将产生与之相应的以家庭为基础的生产单位。正如《孟子·梁惠王章句上》描述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种完美农耕生活的核心就是土地，在这种最原始的生产方式基础上产生的情感意识也将是朴素的。无论富有抑或贫穷，幸福抑或痛苦，同甘共苦的情感意识促使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能互爱互助、不离不弃。首先表现于农事诗中的便是一家人齐心协力、共同劳作、夫唱妇随、尊长教幼的温馨场景，如“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范成大《夏日田园杂兴十二绝》（其七）］，“社南村酒白如饧，邻翁宰牛邻媪烹。插花野妇抱儿至，曳杖老翁扶背行。淋漓醉饱不知夜，裸股掣肘时欢争。去年百金易斗粟，丰岁一饮君无轻”［张耒《田家三首》（其二）］，都描写了乡村田家躬耕劳作，家庭成员互相帮助、分工合作、和谐共处的幸福生活。又如陈藻的《田家妇》“莳秧郎婿晚归来，白面匀妆是乃妻。笑说福唐风俗恶，一田夫妇两身泥”，诗中洋溢的情感使整个劳动过程充满谐趣美。再如陈造的《田家谣》“麦上场，蚕出筐，此时只有田家忙。半月天晴一夜雨，前日麦地皆青秧。阴晴随意古难得，妇后夫先各努力。倏凉骤暖茧易蛾，大妇络丝中妇织。中妇辍闲事铅华，不比大妇能忧家。饭熟何曾趁时吃，辛苦仅得蚕事毕。小妇初嫁当少宽，令伴阿姑顽过日。明年愿得如今年，剩贮二麦饶丝绵。小妇莫辞担上肩，却放大妇当姑前”，展现了一家人和睦共处的生活场景，其中不乏轻松愉快的氛围，生活气息浓厚。

宋代生产力迅速发展，整个社会处在极速前进的步伐中，农业异军突起并得到社会各阶层的重视。家庭是由劳动个体组成的生产单位，只能以勤劳的双手来创造美好生活，家庭成员各司其职、共同生产的生活方式，使强烈的家庭观念深入每个人的内心。他们不仅共同创造幸福、共享天伦之乐，而且真正做到了同甘共苦、相濡以沫。许多农事诗将笔触伸向现实压迫下农民苦难生活原状，不假雕饰地刻画了农民的悲苦心酸，让人不忍卒读。然而，更加触动人心、发人深省的则是高于文本的那种源自生命本能的精神情感。如梅尧臣的《汝坟贫女》：“汝坟贫家女，行哭声凄怆。自言‘有老父，孤独无丁壮。郡吏来何暴，县官不敢抗。督遣勿稽留，龙钟去携杖。勤勤嘱四邻：幸愿相依傍。适闻闾里归，问讯疑犹强。果然寒雨中，僵死壤河上。弱质无以托，横尸无以葬。生女不如男，虽存何所当！拊膺呼苍天，生死将奈向’？”体现了农人相依为命的生活状态和强烈的家庭意识。这首诗也记载了妇女的哀怨，进一层说私家也“毁”了，连父亲都被折磨死了，自己没依没靠的了。再如王安石《河北民》：“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表现边疆战乱之时，农民一家辛苦耕作、“老小相携”举家迁徙的艰难生活历程。而吕南公的《老樵》“街东少年殊傲岸，和袖高扉厉声唤。低眉索价退听言，移刻才蒙酬与半。纳樵收值不敢缓，病妇倚门待朝爨”中，立于门口等他的“街东少年”和老樵家里的“病妇”形成明显的对照，从而刻画了老樵夫艰苦的生存境况。“病妇”的存在非但不是其艰苦命运的累赘，反而是其情感的寄托，是其坚强生活的勇气。这些诗作纷纷以朴素感情作结，将诗歌的整体情感基调予以升华，使其深层文化意蕴更加耐人寻味。

（摘编自韩梅、孙旭《宋代农事诗的文化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