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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阅读下面三则材料，完成小题。

材料一：

纵观费孝通的研究经历，他善于建立一些概念。赵旭东曾经概括了费孝通一生研究的关键字——行、访、实、知、觉。这几个字，实际上讲明了费孝通认识中国社会的全过程。

费孝通一生的社会调查，首先强调“行”。他曾经出版过一本书叫作《行行重行行》，这本著作收录了费孝通在各个地方考察所写的报告。费孝通每访一地，就把考察所写的调查报告，全部记录下来，所以叫“行行”。费孝通认为一个社会科学学者应该多出去看看，反复看，从他的《十访江村》《五访瑶山》可知他不是只去一次，而是反复跟踪观察。这个行，其实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每个人的直觉是与生俱来的，人的眼睛的分辨力是极强的，所以只要走得多看得多，知识积累也自然会增多。

第二就是“访”。他除了行以外还要访，他不断地访问家庭，访问个人，访问工厂，不断地到不同的地方做实地调查与访问。

第三个就是“实”。费孝通一生追求实践，志在富民。所以他的研究与调查的应用性是非常明确的。费孝通做的不是纯理论研究，他一直做的是应用性研究，所以他前往美国丹佛领受应用人类学协会颁发的马林诺夫斯基奖的时候，演讲的题目就是“迈向人民的人类学”。费孝通丝毫不隐瞒他愿意为国家、为人民做实事的研究目的。

第四个关键词是“知”。从认识的角度来讲，我们通过行动、访问、实地考察，最终的目的是去感知、认识这个世界。在整合完调查材料后，需要形成一种概念，并用理论性的话语将其解释出来，所以知就是要通过实际调查去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设想与建议。从其他人说的话中，看到话语背后的东西，并通过自己的综合能力去分析它。费孝通之所以能够提出那么多概念，是因为他不断地行与访，进行感知和分析。费孝通的很多概念到现在依然被广泛讨论与使用，是非常不容易的，要用好其实更加不易。

最后一个关键词是“觉”，这是另外一个境界了。费孝通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他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增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以取得在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过程中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先生曾说：“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连手发展的共处原则。”

（摘编自周大鸣《认识中国：从费孝通的社会调查经历谈起》）

材料二：

这集子里所收的十四篇论文是从我过去一年所讲“乡村社会学”的课程中所整理出来的一部分。我这门课程已讲过好几遍，最初我采用美国的教本作参考，觉得不很惬意，又曾用我自己调查的材料讲，而那时我正注意中国乡村经济一方面的问题，学生们虽觉得有兴趣，但是在乡村社会学中讲经济问题未免太偏，而且同时学校有土地经济学和比较经济制度等课程，未免重复太多。过去一年我决定另起炉灶，甚至暂时撇开经济问题，专从社会结构本身来发挥。初次试验离成熟之境还远，但这也算是我个人的一种企图。

以我个人在社会学门内的工作说，这是我所努力的第二期。第一期的工作是实地的社区研究。我离开清华大学研究院之后就选择了这方面。二十四年（1935）的夏天，我和前妻王同惠女士一同到广西瑶山去研究当地瑶民的生活。那年冬天在山里遭遇了不幸，前妻未获生回，我亦负伤，一直在广州医院度过了春天才北返。在养病期间，我整理了前妻的遗稿，写成了《花蓝瑶社会组织》。二十五年（1936）夏天我到自己家乡调查了一个村子，秋天到英国，整理材料，在老师Malinowski教授指导之下，写成了Peasant Life in China一书，在二十七年（1938）返国前付印，二十八年（1939）出版。返国时抗战已进入第二年，所以我只能从安南入云南，在云南开始实地研究工作，写出了一本《禄村农田》。后来得到农民银行的资助，成立了一个小规模的研究室，附设于云南大学，系云大和燕京大学合作机关。我那时的工作是帮忙年轻朋友们一起下乡调查，而且因为昆明轰炸频繁，所以在二十九年（1940）冬迁到呈贡古城村的魁星阁。这个研究室从此得到了“魁阁”这个绰号。我们进行的工作有好几个计划，前后参加的也有十多人。

三十三年（1944）回国，我一方面依旧继续做魁阁的研究工作，同时在云大和联大兼课，开始我的第二期工作。第二期工作是社会结构的分析，偏于通论性质，在理论上总结并开导实地研究。《生育制度》是这方面的第一本著作，这本《乡土中国》可以说是第二本。我在这两期的研究工作中虽则各有偏重，但在性质上是连贯的。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