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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写到“中国历史充满了悲剧，但中国人怕真正的悲剧，最终都会有一个大团圆，以博得情绪的安慰、心理的满足”。在元杂剧中，不是没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冤屈，也不是没有惨绝人寰的杀戮，但连一丝光明的希望都不留的“真正的悲剧”确实很难找到。像莎士比亚式的“坏人得不到好报，善人也不一定能得到好报”的残酷的坦白，是元杂剧作家们根本不愿意为之的，他们往往会安排一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结局。

元杂剧大团圆结构模式的成因是什么呢？

在中国封建社会，儒、道、释三教并存，最终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宗法”思想。孔子创立的儒家伦理道德长期占统治地位。“和”是维护封建宗法的前提，“和”的思想在元杂剧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道家认为人的一言一行，都有鬼神记录和裁判，结果总是做善者降之以祥，做恶者降之以灾。佛家认为今生的苦难是前世造的孽，今生种善因，来世必得善果。这些学说在人们的身心内打下了深刻烙印，成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元杂剧中出现这种无往而不在的圆满之美，正是剧作家被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俘虏的结果。中华民族是一个乐天的民族，元杂剧“大团圆”结构模式是国民乐观精神之体现，表达了对正义力量必胜的信念，但同时也是封建文人逃避现实，不敢正视现实的结果。

元杂剧以折为单位，一本四折为通例。四折通常是开端、经过、高潮、结局。元杂剧的体例决定元杂剧在第四折必须给观众一个满意的交代，在高潮结束后戛然而止，对于戏剧来说是不完整的。不能归“圆”，对于观众来说，是留有遗憾的。这也就促使作家最后要创作一个“大团圆”结局。

元代的统一出现了各族人民间空前的融合。统治者对人民的意识形态放松了控制，逐渐摆脱程朱理学的精神控制。蒙古统治者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采取了较为开明的文化政策，让一些反封建作品中的“大团圆”结构模式成为可能。元杂剧作家在新的文化因素影响下，打破了传统思想的束缚，创作出了一系列反对封建礼教的作品。如《西厢记》中崔莺莺、张生的结合，《墙头马上》中李千金和裴少俊的结合等，作家对这种“无媒苟合”的歌颂，在宋代是不敢想象的。

工商业的发展使一些城市呈现空前的繁荣。大都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世界上著名的经济中心之一，《马可·波罗行纪》对元大都的繁华留下了充满羡慕的描绘。此外，北方中原地区的真定、太原和南方的扬州、建康等城市经济都十分活跃。元杂剧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必须执行它的教化功能，但作为戏剧不能忽略它娱乐的本质。《说文解字》释“戏”——“三军之偏也，一曰兵也”，战争时的角逐厮杀，演进为和平时的模仿娱乐。元杂剧作为一种戏曲形式，需要迎合兴起的市民阶层的口味。我国广大的人民受几千年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不可能像古希腊人一样去欣赏《美狄亚》中母杀子的悲剧，也不可能像欧洲人一样喜欢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他们能接受的是《窦娥冤》《赵氏孤儿》中的“善恶终有报”，是才子佳人的大团圆式结尾。

（摘编自崔美子《元杂剧大团圆结构模式的成因》）

材料二：

在中国古典戏剧文学中，不少剧本就其戏剧冲突来说是悲剧性的，但悲剧冲突的结果却常常被加上一条“光明的尾巴”。包括王国维、鲁迅、胡适、朱光潜在内的许多学者都对这种“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的大团圆结局持批判态度。

但是从另外的角度来审视这一中国古典叙事观念，它也同样具备存在的合理性：它的存在并未消解作为悲剧要素的矛盾冲突，而是一种体现中国传统审美特征的悲剧形式。从悲剧创作实践来看，悲剧的确往往以不幸的结局收场，但这只是悲剧的现象而已，对悲剧本质的界定不应当只以现象为依据。同样，大团圆的结局也只是现象，对中国古典戏剧中是否存在悲剧的论断必须以悲剧的实质为依据。

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的定义是经典性的：“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为的模仿……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导。”悲剧作品存在于读者的体验之中，这种体验包括怜悯、恐惧、绝望等。窦娥的悲惨遭遇引起读者的悲悯，窦天章出卖女儿、张驴儿父子对窦娥的欺侮、太守的昏庸腐败这些情节在使读者感到愤怒的同时，也观照出他们内心对社会现实的失望和无奈。这种感情不会因窦娥冤屈昭雪的结局而被颠覆，在一时的欣慰过后读者陷入更为深刻的悲剧体验之中。

中国传统悲剧追求的是一种“哀而不伤”的审美境界。这也符合中国传统的“中和之美”的审美追求，西方悲剧表现的人的苦难、命运的盲目等，是中国人所不能容忍的。

直至近代，我国学者从西方引进悲剧理论，我们才重视起对悲剧的理论性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古典戏剧的大团圆结局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但是透过大团圆结局的表象，可以得出，这些戏剧，如《窦娥冤》《赵氏孤儿》《汉宫秋》等都是经典的古典悲剧作品。

（摘编自曹薇等《以〈窦娥冤〉为例浅析“大团圆”结局在中国古典悲剧中的合理性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