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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走进孔子》编辑康良就儒家的文化身份、道德观念、治道思想、礼学传统等方面和清华大学方朝晖教授做了一次对谈。

康良：“儒士”这个词出现于战国时代，儒家兴起以后，您对古代儒士有何看法？

方朝晖：儒士本义并不一定指在朝廷担任官职的士大夫，可能包括一切信奉孔子或儒家学说的学者，故又可称为儒生、儒者、儒家，甚至简称为“儒”。儒学是一种精神信仰学说，其中包含对宇宙和人间秩序的一整套看法，也包含着每个个体在人伦关系及人世社会如何安身立命的思想。对于儒家来说，一个人如何安身立命，与一个人如何善尽人世的责任是一体两面、绝不可能分开的。这种一体两面的思想，与儒家建立在此世取向的世界观基础上有关。正是基于此一体两面思想，历代的儒士们都认为自己承担着在人世建立秩序的使命，并以此作为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这铸就了儒士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儒士、儒生的身份没有明确的界定和标记，往往是出于自我认同或后人追认，在现实生活中谁是儒、谁不是儒，从来都无法确定，这种身份的模糊性恰恰反映了儒家思想在日常生活中到处存在、影响广泛的现实。

康良：儒家道德观念的价值在哪里？

方朝晖：我认为，儒家道德观念包含着中华民族过去几千年精神思想最重要之精华，其中涉及个人修养、治国安邦、社会秩序、文明理想等一系列内容，是历史上无数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基础，是中华文化不断进步发展的推动力量，也是中华文明永葆活力、长盛不衰的内在秘密。当下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常常把优秀传统文化也包括儒学视作一种处世的精明才智，理解为成功学，这是违背优秀传统文化真精神的。

康良：儒家的治理之道能给予我们什么启示？

方朝晖：儒家学说甚至先秦诸子学说的核心之一就是治理问题，也可以说是秩序问题。今天我们大概都听说过儒家治道的一些内容，比如大一统、以德治国、任贤使能、重视人伦、重视教化、以民为本等。这些治道内容当然在今天多半没有过时。不过，我认为我们的认识仅停留在这一步仍然是不够的。

康良：难道礼学传统在当代真的没有继续发扬的意义了吗？

方朝晖：迄今为止，世人对礼学之于中华文明——无论是传统的、现代的还是未来的——的意义认识还存在着严重不足，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我们过度迷信西方法治的缘故。个人觉得，礼学应当上升到中华文明制度根基的高度来理解。人类文明——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不可能只有一种，而是多元并存的，并且不可能都走西方现代文明的道路。就中华文明而言，它建立在此世取向、关系本位和团体主义的基本预设上，这种预设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带有武断性，但作为绵延了三千多年的文化心理结构，目前看不到彻底解构的可能。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中华文化中有效的制度应当是以礼为基础的。事实上，人类各民族包括西方文明，都有自己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它们的一系列意识形态和指导原理，均是在此基础上提出来的。

在中国几千年传统中，礼与法共同构成中国社会的制度系统。中国人对缺乏人情味的、一刀切的制度缺乏神教传统中那样的崇拜心理。就礼主要指一种不成文的、至少表面上非强制但在心理上有强大基础的规则而言，我认为它在今天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中同样是无处不在的，只不过人们常常不自觉而已。

就如何继续发扬礼而论，我觉得不要陷入一个误区，以为重建礼就是把古代的“五礼”等所包含的仪节规矩重立起来。而是要深入学习和体会古礼的内在精神，全面分析现代中国社会中行之有效的“礼”在何处，需要如何塑造它们。从这两点出发，才能真正发扬礼学。

（摘编自《方朝晖康良：儒家文化的价值及其传承——方朝晖先生访谈》）

材料二：

我认为，儒家治道思想需要从儒家有关秩序的基本理念出发，才能得到较好的理解。这是因为，儒家治道基于它对于秩序——从宇宙秩序到人间秩序——的某种崇高理念。如果把治道仅仅理解为治理方式，它就变成了类似于工具的东西，从而大大降低了地位。我们应该从儒家有关秩序的原本观念出发，来完整地理解儒家治道思想。即：治道并不是为了少数人的统治需要而发明出来的，而是为了实现一种高远的文明理想而提出来的。它不为任何一个特定的阶层服务，也与任何利益集团的需要无关，它致力于追求一种可在天地间永存的人类生活秩序，其中包括一种真正合乎人性的人伦关系、一种以统治集体高度自觉为前提的意识形态、一种公正合理的利益分配体系以及一种人民自我觉醒和道德进步的文明生活方式等。

（摘编自方朝晖《〈治道：概念·意义〉自序》）

在《谏太宗十思疏》中，魏征极力劝谏唐太宗要厚积德义，这是因为儒家的伦理体系依赖于统治者的德行，在缺乏权力制衡的制度下可能显得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