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阿Q正传》的精髓就在对“阿Q相”的有力的揭发。

事实上失败或屈服的时候，便有“精神上的胜利”聊自安慰，于是“反败为胜”，睡觉也酣甜了。阿Q的名言，所谓“被儿子打”，所谓“我的祖宗比你强”，就是他“精神胜利”的哲学。

赵太爷或赵秀才的大棍子打来时，照例是不敢抵抗；假洋人的小手杖打来时，也是无抵抗；但在阿Q视为平辈或低一辈的王胡小D之类像朋友似的走近阿Q的时候，阿Q便要拿身份，甚至想建立他的威权了，虽然结果常常只有“精神的胜利”，可是阿Q的“壮志”永远不会消沉。

这便是所谓“阿Q相”，也就是身受数千年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嫡传教育的中华国民的普遍相！

《阿Q正传》出世以后，“阿Q相”很受人讥笑了；但是讥笑尽管讥笑，“阿Q相”仍然流露在芸芸大千的社会现象中。特别在九一八国难以后，“阿Q相”的“精神胜利”和“不抵抗”总算发挥得淋漓尽致了。

但“阿Q相”又不能说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因为同是黄脸孔的中国人——东北义勇军过去一年来都在浴血苦战！这原因大概就是那些投身义勇军的东北老百姓没有受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嫡传的心法。

这一点上，“阿Q相”的别名也就可以称为“圣贤相”或“大人相”。

（摘编自茅盾《阿Q相》）

材料二：

1951年，冯雪峰发表《论〈阿Q正传〉》，文章从鲁迅是政论家，是战斗的启蒙主义者的认定出发，对阿Q的精神反思意义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阿Q主要是一个思想性的典型，是阿Q主义或阿Q精神的寄植者，这是一个集合体，在阿Q这个人物身上集合着各阶级的各色各样的阿Q主义，也就是鲁迅自己在前期所说的‘国民劣根性’的体现者”。

这就是著名的“思想性典型说”与“精神寄植说”。观点一提出，立即遭到驳难，但随之另一种庸俗的阶级论观点泛滥了。《用土改医治阿Q》之类的文章牵强附会地把阿Q与现实挂起钩来，纷纷给阿Q划定阶级成分，主要根据是阿Q说过“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为了纠正阿Q典型研究的错误倾向，何其芳发表著名论文《论阿Q》。文章以文学名著中的诸葛亮、堂吉诃德等不朽典型为例证，说明某些性格上的特点，是可以在不同的阶级的人物身上都见到的，这样一个典型人物的名字，就成了他身上某种突出特点的“共名”，阿Q就是精神胜利法的“共名”。文章批评文学研究中把阶级和阶级性的概念机械地简单应用的现象。这就是阿Q典型研究史上的“共名说”。

文章一问世，学术界反响强烈。李希凡发表《典型新论质疑——关于阿Q典型问题的商榷》，认为何文有把问题引向另一种简单化的倾向，把阿Q典型性格“最突出的特点”——精神胜利法当作某些人类普遍的弱点，而不是特定的时代、社会、民族和阶级的产物，使它们成为“阿Q精神”的概念。后来李义在《〈阿Q正传〉简论》中强调阿Q是一个真实的时代的社会的典型，精神胜利法并不是“人性的普遍的弱点”。

何其芳发表《关于〈论阿Q〉——〈文学艺术的春天〉序文的一部分》做答辩。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比《论阿Q》更为严密，也更勇于面对事实，直接承认“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某些人物都可以有阿Q精神”这一事实，启示后来的研究者们将视野拓展到世界文学的广阔范畴内，对不同类型的典型人物的差异和特点进行比较和分析，从而发现阿Q与堂吉诃德、哈姆莱特、奥勃洛摩夫等一系列典型人物具有的共同的特点与规律，发现他们对人类各个方面的精神启悟意义。

承认精神胜利法是“人性的普遍的弱点”，并不就等于否定阶级论。不仅阿Q身上存在精神胜利法的弱点，赵太爷、“假洋鬼子”等统治者表现得更为丑恶。赵太爷不许阿Q姓赵，“革命”后又怯怯地迎着他低声叫“老Q”；“假洋鬼子”没捞到一官半职，却在人前一边谎称他不肯上湖北，一边扬起哭丧棒不准阿Q“革命”，这就是无耻透顶的精神胜利法！但鲁迅为什么不以赵太爷、“假洋鬼子”等为主要人物，而专以阿Q为中心呢？因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受压迫、被侮辱者的自我的消极抵御，可怜、可悲，令人同情，鲁迅对他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赵太爷、“假洋鬼子”等的精神胜利法是压迫者、辱人者的逞凶与显摆，可憎、可恨，让人愤怒，鲁迅对他们是要痛打的。1926年，敬隐渔首次把《阿Q正传》翻译成法文时把九章变成八章，“序”全被删掉。据说鲁迅对罗曼·罗兰的称誉感到荣幸的同时对译者删去“序”很不高兴，因为“序”精辟地勾画出旧中国的缩影——未庄的阶级对立状况，如果删去，就难以看到中国社会的阶级情状和各个阶级不同的精神胜利法。研究典型人物应该从人类性、民族性、阶级性、乡土性、个体性这五个层面着眼，忽视任何一个层面都不能得出全面的结论。

阿Q典型性的何、李之争，持续了近十年。何、李之争，双方都有意气用事之处，但从总体上说是一场严肃、深入的学术理论论争，双方都从各自的视角出发谈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综合双方所谈的真理部分，继续向前进行思索，无疑有助于阿Q典型研究的进展。

从文艺思潮以至整个社会政治思潮的宏观流向来看，何其芳所占的真理是主导的，符合阿Q典型研究史上的学术主流，符合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宗旨和本意，对扭转阿Q典型研究的绝对化阶级论倾向和揭示阿Q不朽艺术典型的意义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

（摘编自张梦阳《论阿Q的精神反思意义》）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微观史的“大关怀”

——王笛教授学术访谈（节选）

李俊杰（以下简称李）：您一系列成果中展示的微观史视角引发了巨大的关注，由日常生活和日常经验出发，进行历史叙述和历史研究，形成了独特的史学路径，这种对微观视角的强调，和教学中相对粗线条的历史表达以及相对宏大的历史划分，存在矛盾性吗？

王笛（以下简称王）：我们强调微观史，但是学术眼光不能太局限。如果我们研究具体问题，眼光就只局限在小问题或者小人物上，那是不行的。具体问题背后，始终要有宏观的视野，这意味着在做微观史研究的时候，超越具体的小问题，能回答一些史学界共同关注的大问题。所谓“微观”，必须要将小人物放到大的历史环境里面，才能够真正理解小人物的经历、小人物的命运、小人物的诉求。

所以我提到我的研究历程，课题越来越小，从辛亥革命，至整个长江上游，再到四川，然后是成都街头文化，再是茶馆、袍哥，但实际上我关注的问题却越来越大。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写“街头文化”，写的是成都街头的普通人，但实际上我要关心的是什么呢？是国家权力与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影响，这些问题一直不被关心，但它其实存在于整个中国的城市和乡村。这里所谓的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关系，就是我要关注的大问题，无非是通过成都街头文化的个案，把它表现出来。

我的第一本“茶馆”，虽然研究对象是茶馆，但我不断强调，我看到的是地方文化和国家文化的龃龉。通过1900年到1950年《茶馆》的第一卷，我们看到了国家权力是怎样影响地方文化的。地方文化是一种弱势的状态，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这都是一种常态。在成都，以茶馆为代表的地方文化，显示了地方文化的坚韧和深厚的土壤。所以，这个研究远远超出了“茶馆”和“成都”本身。

研究小问题，常常会受到批评，比如碎片化等，但最终要看的，还是这些小问题到底能够告诉我们什么，能够多大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当拥有了更深入、更抽象、更复杂的理论追求，实际上研究就会超越课题本身。

李：正如您说的“微观的问题必须要有一个大诉求，一个大关怀。如果没有大诉求的话，研究就会丧失生命力，就会有所谓碎片化的问题。”这样的大诉求、大关怀，是怎么通过具体的研究实现呢？

王：我是通过个体研究；展现某个人数庞大的群体的整体性问题。在新文化史取向的影响之下，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历史研究开始关注精英之外的历史，之前被精英斥为“愚蠢”“迷信”的大众，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在之前，历史学家往往接受了精英视角和精英话语，葛兰西批判的话语霸权就是这个情况。在底层民众失语的情况下，新文化史研究的兴起，为一般民众进入历史书写，为历史学家关注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可能。

新文化史注重普通人，展现普通人的经历，讨论普通人的情感，书写普通人的故事。我们长期以来习惯泛泛而谈，对历史中很多问题的说法大体上看起来有道理，很多时候是想当然的，进入细节就发现捉襟见肘了。有学者认为，微观史研究方法会不会导致历史研究的碎片化，我认为，这种忧虑为时过早，我们对具体问题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我真正的担心，是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微观个案上。所有优秀的微观史研究，都应该带着对宏大问题的思考。这样，微观的具体研究之下，得出的结论、看到的问题，往往就不是小问题，而是大关怀。

李：我发现您在研究过程中对于文学材料的使用是非常独特的。比如对于鲁迅、巴金、老舍、李劼人、沙汀等文学家作品的处理，都将文学材料引入了您的史学研究中。请问您怎么看待文学材料进入历史研究，历史材料进入文学研究的问题？

王：在研究成都的时候，特别是研究成都的日常生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传统的历史资料非常少。正史一般是不记录日常生活的，过去的史家或者精英都不记录，觉得它太普通了。在资料少的情况下，就要发掘新史料。其实西方也面临这样的问题，但是西方新文化史兴起后，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觉得文学资料可以为历史研究做很好的补充。我所说的文学可以作为史料，指的是作者生活在我所研究的那个历史阶段，而不是今天的作者写过去的历史。比如李劼人，他生活在清末民初那个时代，沙汀生活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还有巴金，他们作品的背景就是那个时代的成都，那个时代的家庭。这种文字资料我觉得完全是可以用的。

文学资料对于历史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但使用时也需要非常谨慎，不是任何文学描述都可以用于历史研究。比如李劼人在作品中对茶馆和城市的描写，也有一些偏见。文学一方面提供了非常生动的描述，另一方面也存在问题，我们可以利用档案、报刊和其他资料进行印证，去印证那些说法是否符合历史实际，是否带有偏颇、带有精英的偏见。

同时我认为历史和文学在本质上没有多大的差距。我在《走进中国城市内部》这部书中专门提到历史和文学的关系。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史学著作，也是一部文学作品，司马迁的历史写作中有很多文学的想象，并不像我们今天的历史写作，依靠档案、依靠官方文献。司马迁收集的是口述、文学、民间传说等，然后去编撰历史，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说传统中国文史不分家，现在也不应该把两者截然分离。你刚刚提到研究文学要有历史感，我们写历史，也要走出象牙塔，要让普通民众读得进去，要生动，要有文学性。

［注］王笛：澳门大学讲席教授，历史研究学者；李俊杰：四川师范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院副教授。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白光^①

鲁迅

士成看过县考的榜，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他去得本很早，一见榜，便先在这上面寻陈字。陈字也不少，似乎也都争先恐后的跳进他眼睛里来，然而接着的却全不是士成这两个字。他于是重新再在十二张榜的圆图^②里细细地搜寻，看的人全已散尽了，而陈士成在榜上终于没有见，单站在试院的照壁的面前。

凉风虽然拂拂地吹动他斑白的短发，初冬的太阳却还是很温和的来晒他。但他似乎被太阳晒得头晕了，脸色越加变成灰白，从劳乏的红肿的两眼里，发出古怪的闪光。这时他其实早已不看到什么墙上的榜文了，只见有许多乌黑的圆圈，在眼前泛泛的游走。

隽了秀才，上省去乡试，一径联捷上去，……绅士们既然千方百计的来攀亲，人们又都像看见神明似的敬畏，深悔先前的轻薄，发昏，……赶走了租住在自己破宅门里的杂姓——那是不劳说赶，自己就搬的，——屋宇全新了，门口是旗竿和匾额，……要清高可以做京官，否则不如谋外放。……他平日安排停当的前程，这时候又像受潮的糖塔一般，刹时倒塌，只剩下一堆碎片了。他不自觉的旋转了觉得涣散了身躯，惘惘的走向归家的路。

他刚到自己的房门口，七个学童便一齐放开喉咙，吱的念起书来。“回去罢。”他迟疑了片时，这才悲惨的说。他们胡乱的包了书包，挟着，一溜烟跑走了。

“这回又完了！”他大吃一惊，直跳起来，分明就在耳边的话，回过头去却并没有什么人，仿佛又听得嗡的敲了一声磬，自己的嘴也说道：“这回又完了！”

他忽而举起一只手来，屈指计数着想，十一，十三回，连今年是十六回，竟没有一个考官懂得文章，有眼无珠，也是可怜的事，便不由嘻嘻的失了笑。然而他愤然了，蓦地从书包布底下抽出誊真的制艺和试帖^③来，拿着往外走，刚近房门，却看见满眼都明亮，连一群鸡也正在笑他，便禁不住心头突突的狂跳，只好缩回里面了。

他又就了坐，眼光格外的闪烁；他目睹着许多东西，然而很模胡，——是倒塌了的糖塔一般的前程躺在他面前，这前程又只是广大起来，阻住了他的一切路。

别家的炊烟早消歇了，而陈士成还不去做饭。空中青碧到如一片海，略有些浮云，仿佛有谁将粉笔洗在笔洗里似的摇曳。月亮对着陈士成注下寒冷的光波来，当初也不过像是一面新磨的铁镜罢了，而这镜却诡秘的照透了陈士成的全身，就在他身上映出铁的月亮的影。

他还在房外的院子里徘徊，耳边又确凿听到急促的低声说：“左弯右弯……”

他耸然了，他记得了。那时他不过十岁有零的孩子，躺在竹榻上，祖母便坐在榻旁边，讲给他有趣的故事听。伊说是曾经听得伊的祖母说，陈氏的祖宗是巨富的，这屋子便是祖基，祖宗埋着无数的银子，有福气的子孙一定会得到的罢，然而至今还没有现。至于处所，那是藏在一个谜语的中间：“左弯右弯，前走后走，量金量银不论斗。”

对于这谜语，陈士成便在平时，本也常常暗地里加以揣测的，可惜大抵刚以为可以通，却又立刻觉得不合了。有一回，他确有把握，知道这是在租给唐家的房底下的了，然而总没有前去发掘的勇气；过了几时，可又觉得太不相像了。至于他自己房子里的几个掘过的旧痕

迹，那却全是先前几回下第以后的发了怔忡的举动，后来自己一看到，也还感到惭愧而且羞人。

但今天铁的光罩住了陈士成，又软软的来劝他了，他或者偶一迟疑，便给他正经的证明，又加上阴森的摧逼，使他不得不又向自己的房里转过眼光去。白光如一柄白团扇，摇摇摆摆的闪起在他房里了。“也终于在这里！”

他说着，狮子似的赶快走进那房里去，但跨进里面的时候，便不见了白光的影踪，只有莽苍苍的一间旧房，和几个破书桌都没在昏暗里。他爽然的站着，慢慢的再定睛，然而白光却分明的又起来了，这回更广大，比硫黄火更白净，比朝雾更霏微，而且便在靠东墙的一张书桌下。

陈士成狮子似的奔到门后边，伸手去摸锄头，撞着一条黑影。他不知怎的有些怕了，张惶的点了灯，看锄头无非倚着。他移开桌子，用锄头一气掘起四块大方砖，蹲身一看，照例是黄澄澄的细沙。他极小心的，幽静的，一锄一锄往下掘，然而深夜究竟太寂静了，尖铁触土的声音，总是钝重的不肯瞒人的发响。

土坑深到二尺多了，并不见有瓮口，陈士成正心焦，一声脆响，锄尖碰到什么坚硬的东西了。他的心抖得很利害，聚精会神的挖起那方砖来，爬松了许多土，下面似乎还无穷。但忽而又触着坚硬的小东西了，圆的，大约是一个锈铜钱；此外也还有几片破碎的磁片。

陈士成心里仿佛觉得空虚了，浑身流汗，急躁的只爬搔；这其间，又触着一种古怪的小东西了，这似乎约略有些马掌形的，但触手很松脆。他又聚精会神的挖起那东西来，谨慎的撮着，就灯光下仔细看时，那东西斑斑剥剥的像是烂骨头，上面还带着一排零落不全的牙齿。他已经悟到这许是下巴骨了，而那下巴骨也便在他手里索索的动弹起来，而且笑吟吟的显出笑影，终于听得他开口道：“这回又完了！”

他栗然的发了大冷，同时也放了手，下巴骨轻飘飘的回到坑底里不多久，他也就逃到院子里了。他偷看房里面，灯火如此辉煌，下巴骨如此嘲笑，异乎寻常的怕人，便再不敢向那边看。他躲在远处的檐下的阴影里，觉得较为安全了；但在这平安中，忽而耳朵边又听得窃窃的低声说：“这里没有……到山里去……”

陈士成似乎记得白天在街上也曾听得有人说这种话，他不待再听完，已经恍然大悟了。他突然仰面向天，月亮已向西高峰这方面隐去，远想离城三十五里的西高峰正在眼前，周围便放出浩大闪烁的白光来。而且这白光又远远的就在前面了。

“是的，到山里去！”

他惨然的奔出去了。灯火结了大灯花照着空屋和坑洞，毕毕剥剥的炸了几声之后，便渐

渐的缩小以至于无有，那是残油已经烧尽了。

第二天的日中，有人在离西门十五里的万流湖里看见一个浮尸。那是一个男尸，五十多岁，浑身也没有什么衣裤。或者说这就是陈士成。但邻居懒得去看，也并无尸亲认领，于是经县委员相验之后，便由地保埋了。

一九二二年六月（有删改）

【注】①白光：民间传说，埋藏着珠宝金银的上方有时会有白光游移飘忽。②圆图：科举时代县考初试公布的名榜，将每五十名考取者的姓名写成一个圆图。③制艺和试帖：科举考试规定的公式化的诗文。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鲁迅的小说创作始于1913年，止于1935年，时断时续前后不过22年，全部所得只有《怀旧》一篇和《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三集，共33个短篇。莫言的小说创作从1981年起步，迄今32年，累计有长篇11部、中短篇110余篇。从创作的时代背景和数量上看，二者区别殊异，关联甚小。但就作品题材、情境的设定和叙事方式的运用来讲，它们却显示出同以乡土社会为重和以忆旧追述为主的特色。

按照鲁迅1935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的概括，这种把选材的重心和叙事的焦点，都对准叙述者过往熟悉的某一乡野村镇里的生活场景和世态人情，把叙述者执行叙述的声音、角度和认知基准，尽可能靠近预期读者的创作手法，就是所谓“乡土文学”。鲁迅原称的“乡土”，本是指作者现居地远方（空间和时间）的故乡。因而“乡土文学”一说，在鲁迅那里，也主要是指那种被动或主动地离弃了故乡、侨寓在异地，借着刻画和咏叹远去的故乡人事来寄托乡愁的作品。

鲁迅一代的作者笔下的故乡和鲁迅所界定的“乡土文学”，随着中国文学思潮与中国社会思潮的汇流、推进，到1930—1940年代之际，范畴逐渐扩大、内涵逐渐深化、意味逐渐抽象，终于转移、融合进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大众与精英、民间与官方、农村与城市等二元对立的观念轴心，演变成了与传统、民族、大众、民间、农村等一系列表征整个中国社会的价值本位的观念直接对应的一种文学意象和文学风格的符号。

随之而后，长达三十多年“政治先行、文学后进”的文艺运动，使得这一与具体的文学创作实践密切相关的社会观念生成和丰富的历史细节，一度湮没不彰。原本在作家的创造意念和文学文本的世界里可以斑斓多姿的乡土人情和乡土故事，与社会学甚至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传统文化、民族精神、农村面貌、农民阶级等观念形态，日益深入地熔铸、板结在了一起。相应地，“乡土文学”原有的那种批判现实和针砭人性的幽暗气质——鲁迅曾经细致论析过的那种因作者个性、阅历和写作才具的不同而形成色泽各异，但基调相仿的“乡愁”——也被彻底消除，取而代之的是以克服作者主观介入为前提的透明写实的情节处理和机械两分的人物塑造。

直至1980年代，随着包括莫言在内的寻根一代作家的崛起，才重新激活了“乡土文学”，并将其还原为一种创作手法。

与其他许多同辈作家在寻根落潮之后纷纷离开“乡土”、关怀当下不同，莫言的小说创作重心至今保持在他的成名作所确立的那个特色鲜明的“乡土”叙事场域之内。这不仅突出地体现于他的11部长篇作品，同时也体现于他相当部分的中短篇小说。关于这一点，类似鲁迅小说中的“乡土”始终或明或暗地维系于以未庄、鲁镇、S城为符号，以绍兴为原型的地理人文场景，莫言的小说也显现出执着、持久地将自己真实的故乡山东高密大栏乡文学化和意象化的取向，其结果就是“胶东高密东北乡”这一亦真亦幻的场景在莫言小说世界里跨文本、跨时代的稳定存在。

此外，也正如鲁迅小说的叙事建构，赋予未庄、鲁镇、S城这些文学场景作为凝滞不变的“老中国儿女”思想和生活情态的地标隐喻的意味，莫言小说的叙事建构，也在不断丰富和加强“胶东高密东北乡”作为社会和历史的地标隐喻的意味。恰在此，莫言小说展现出了与鲁迅小说同中见异的特质：它的叙述者和鲁迅小说一样都间离于它所叙述的乡土故事，但鲁迅小说这种间离更多、更明显地依托了承五四思想启蒙运动而来的知识分子立场，理性为主、感性为辅；而莫言小说却正好相反，它的叙述间离主要是支撑在感性基础上，其中也携带着知识理性的因素，但并不以此为重。莫言小说世界的景观因此在趋于芜杂、斑斓和幽暗的方向上显得更为奔放、狂野。

从精神谱系上究其成因，这当然仍可归结为从文学寻根一代而来的一种思想和审美习惯。但在别的许多作家那里中断了的习惯，莫言却在其创作中进行了独异、新颖的拓展，其脉络已远超出文学或社会潮流总体进程的涵盖范围。对于这种发展，或许从乡土是依从还是成就现代、是依从还是成就都市、是依从还是成就世界等社会历史的实际问题层面去探察，才会获得较为合理、贴切的认识和理解。如果非要用一个名词来加以概括，鲁迅小说和莫言小说这种既相关又相异的关系或可称作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中层叙事”在不同时代区间和文化层次上的不同呈现。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不论要想写好什么样式的文章，都得讲究结构。歌词是一种最为简练而又富于音乐性的文学形式，所以它更得讲究结构精密。这原是古人共同重视的所谓“章句之学”。

要想发挥文学作品的感染力，把它的艺术性提高到顶点，是需要积累的。积字以成句，积句以成章，积章以成篇；要把整体安排得异常妥帖，才能达到圆满的境地。好比要造一座瑰丽宏伟或小巧玲珑的房子，首先得搞好设计，画好图纸，选好材料，一切准备齐全，再把基础牢牢打好，达到杜甫诗中所谓“风雨不动安如山”（引自《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境界。这样逐层进展，从把架子配搭得停当稳称起，到安上一个富丽堂皇的屋顶，完成整个结构的工序是一点也不能草率凌乱的。

文字是语言的标记，而语言则是传达个人的思想感情，用来感染广大群众，借以发挥作用的。这又好比一个人的身体，四肢百骸要长得十分匀称，腰部充实坚挺，骨肉匀称，秾纤合度，两条腿要站得稳，而又轻捷灵活，但传神却在眉眼间。所以古诗人描写卫庄姜的美，先加以形体的刻画：“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终之以神态的表达：“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诗经·卫风·硕人》）这末二句是传神的所在，把一个容貌妍丽而又仪态万方的绝世美人活生生地画了出来。唐宋以来的诗家，把传神的字叫作“诗眼”，词家叫作“词眼”（陆辅之《词旨》），画家也有“画龙点睛”之笔。王实甫描写崔莺莺所以能使张君瑞神魂颠倒，也只在“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西厢记》第一本第一折）。但这秋波一转的魅力，必须和整体联系起来看，而能转动这一秋波的主宰者，乃在神情的贯注，血脉的流通，把全身的精粹都集中到这“一转”上来。

所以我们想要把文学作品写得有声有色，充分地表达这种曲折微妙的思想感情，除了“因声以求气”，把语言的疾徐轻重、抑扬顿挫和思想感情的起伏变化很巧妙地结合起来以外，还得要求脉络通贯，不使发生一些阻滞。这道理，在刘勰论《章句》时就有了深透的阐发。他说：

章句在篇，如茧之抽绪，原始要终，体必鳞次。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

（《文心雕龙》卷七《章句第三十四》）

这精义所在，就在阐明想要把一篇作品的结构安排得精密完整，首先得做到层次分明、血液贯注，左顾右盼，或摇筋转骨，务使意脉不断，首尾相辉。恰如明、清声乐理论家沈宠绥、徐大椿诸人所说，要想把每一个字唱得字正腔圆，达到“累累乎端如贯珠”（见《礼记·乐记》）的妙境，就得顾到每一个字的头、腹、尾（参考沈宠绥《度曲须知》、徐大椿《乐府传声》），运用“潜气内转”（见《昭明文选》卷四十）的手法，使这三个部分似断还连，融成一体。

至于一篇作品，这头、腹、尾三个部分要怎样才能安排得适当呢？刘勰也曾把他的经验告诉我们，他说：凡思绪初发，辞采苦杂；心非权衡，势必轻重。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余以终，则撮辞以举要。

（《文心雕龙》卷七《熔裁第三十二》）

虽则他在这里所说的，可能是指的一般长篇大论，与写精炼的诗歌有所不同，但开首得把所要描述的情态概括地揭示出来，取得牢笼全体的姿势；中间又得腰腹饱满，开阖变化，无懈可击；末后加以总结，收摄全神，完成整体。——这是各种文学作品所应共同遵守的规律，不能随手乱来的。

古代大诗人就很注意每一作品的“发端”（就是起头）。有的飘忽而来，奄有压倒一切的气概。例如曹植的“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文选》卷二十四《赠徐干》），谢朓的“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文选》卷二十六《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再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陈子昂《登幽州台歌》）。有的故取逆势，借以激起下文所要铺写的壮阔波澜。例如杜甫的“堂上不合生枫树，怪底江山起烟雾。闻君扫却赤县图，乘兴遣画沧洲趣”（《杜工部集》卷一《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我们只要了解了这两种发端手法，而且很熟练地把它牢牢掌握住，那全篇的结构也就“胸有成竹”，可以恣情挥洒，不会怎样感到吃力了。

倚声填词，因为得受各个不同曲调的制约，所以它的规格特别的严，就更得要求结构的精密。

（节选自龙榆生《词学十讲·第七讲“论结构”》）

词的结构手法，总不外乎____三个部分安排得恰当，虽然中间的错综变化，由于每一曲调的不同，不能构以一格，但都得处处顾到整体，要求血脉贯注，才能做到笔飞墨舞，极尽倚声家的能事。长调开头，大都注意作品的发端，或如____，也可以____；至于小令、中调，寥寥数语，宜曲折含蓄，有言外不尽之致，最要重视结句所谓“一唱三叹”的袅袅余音。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古诗是古人心声的真实记录，是展现先民人生态度的可靠文本，正如清人叶燮所说：“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故每诗以人见，人又以诗见。”读诗就是读人，阅读那些长篇短什，古人音容笑貌如在目前，这是我们了解前人心态的最佳途径。清人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中国古人评价文学家时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人品与文品并重。经过历代读者集体选择，凡是公认的大诗人，往往都是具备“第一等襟抱”的人物，其作品必然也是第一等真诗，从中可以感受真实心跳和脉搏，从而沦肌浃髓地领会传统文化精神。从《诗经》《楚辞》到明清诗词，都具有很高的阅读价值，如果兼顾作品的经典意义、阅读难度等因素，唐诗宋词应是我们的首选阅读对象。

唐诗宋词对于现代读者到底有什么价值？我们先来看唐诗宋词到底写的是什么内容。中国古典诗歌有一个最古老的纲领，就是“诗言志”。到了西晋，陆机在《文赋》中又提出“诗缘情”。有人认为二者是对立关系，但是初唐孔颖达在《左传正义》中说得很清楚：“情志一也。”情志就是指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包括对生活的感受和思考，也包括对万事万物的价值判断。唐诗宋词的内容跟现代人没有距离，因为诗词中表达的那些内容都是普通人的基本情感、基本人生观和基本价值观。比如喜怒哀乐，对真善美的追求，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对保家卫国英雄行为的赞美，唐宋人如此，现代人也如此。所以唐诗宋词中典范作品所表达的内心情感、思考和价值判断可以传递到今天，启发我们更细致地品味人生意义和美感。

当然，唐诗宋词对于现代人的最大意义，是其中的典范作品可以提升我们的情操、气质和人格境界，有深远教育作用。且举李、杜、苏、辛为例。李白热情讴歌现实世界中一切美好的事物，其诗中蕴含强大精神力量。杜甫诗中充满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热爱天地万物的仁爱精神，是儒家思想积极因素的艺术表现，也是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形象凸现。苏轼在词史上首先打破晚唐以来词专写艳情的局限，他不但大量写作抒情述志、咏史怀古等题材，使词从音乐歌词向抒情诗转变，在以柔声慢调为主的传统词乐中增添高昂雄壮的因素。到了南宋，以辛弃疾为首的爱国词人把爱国主义主题变成当时词坛的主旋律，他们继承苏轼词中始露端倪的豪放词风，并以慷慨激昂和沉郁悲凉两种倾向充实了豪放风格。

总的来说，李、杜、苏、辛的作品，不仅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而且具有提升读者人格境界的熏陶作用。阅读唐诗宋词的典范作品，可以在审美享受中不知不觉受到人格境界的感染，这个过程就像杜甫所描写的成都郊外的那场春雨一样，“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摘编自莫砺锋《在读诗读人中感受万千气象》）

材料二：

在如何阅读和鉴赏唐宋词的问题上，我很认同清末民初词论家况周颐的一席话：“读词之法，取前人名句意境绝佳者，将此意境缔构于吾想望中，然后澄思渺虑，以吾身入乎其中而涵泳玩索之。”这样，便能臻于“吾性灵与（词人之性灵）相浃而俱化”的境地（《蕙风词话》卷一）。照我看来，这种读词之法所重视与强调的，即是读者须与古代词人进行有关人生体验的“交流”与“对话”，如此才能达到两代人之间的精神沟通和心灵契合。此话如何理解？

首先，从唐宋词人来说，尽管他们早已长眠地下，但其凝聚和贮存在那些不朽词篇中的人生体验却至今犹保持着顽强的生命活力。美国优秀作家福克纳曾说：“艺术家的宗旨，无非是要用艺术手段把活动——也即是生活——抓住，使之固定不动；而到一百年之后有陌生人来看时，照样又会活动——既然是生活，就会活动。”虽然唐宋词人在主观上或许并无此种意愿，但在客观上他们又通过写词而把其生命活动和人生体验“抓住”并“固定”了下来；而当后之读者重读这些词篇时，词人的歌哭啼笑，词人的音容笑貌，以及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就都会得到复活和浮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古老的唐宋词其实不老，尤其是它所贮存的丰厚人生意蕴则更保持着“常绿”的状态。故而读词实际就是在人生体验方面向前代词人“讨教”“求援”的过程，也是在古代先行者中间寻觅精神知音和良师益友的文化活动。这时，读者处于“受众”的地位，他们必须澄思渺虑，静静地倾听和深深地思索发自唐宋词人的种种心声。

其次，在此同时，读者在阅读和欣赏唐宋词时，却又会依据自身特定的人生阅历和生活经验对原作的意蕴做出多种多样的诠释和解读，并将自己的独特感悟融入对原作之“词境”与“词心”的理解之中，这就会进而扩展和拓深原词的思想意蕴。读者在读词过程中并不是处于被动的状态，他们可以且肯定会将其自身的某些人生体验反射给唐宋词篇，缘此就形成了读者与前代词人之间的跨时代“交流”与“对话”。而唯有这样的读词之法——读者尽可能地调动自身的人生经验和艺术想象力，“以吾身入乎其中而涵泳玩索之”——这才能真正把词读深读透。

（摘编自杨海明《唐宋词与人生》）

10 . 阅读下面诗歌，完成下面小题。

水龙吟·西湖怀古

（南宋）陈德武

东南第一名州，西湖自古多佳丽。临堤台榭，画船楼阁，游人歌吹。十里荷花，三秋桂子，四山晴翠。使百年南渡，一时豪杰，都忘却、平生志。

可惜天旋时异，藉何人、雪当年耻。登临形胜，感伤今古，发挥英气。力士推山，天吴^【1】移水，作农桑地。借钱塘潮汐，为君洗尽，岳将军泪。

注释：【1】天吴：古代中国神话故事中的水神。

1 .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各小题。

材料一：

孙何，字汉公，蔡州汝阳人。何十岁识音韵，十五能属文，笃学嗜古，为文必本经义，甚有声，闻于时。淳化三年举进士，及第又得甲科，解褐将作监丞、通判陕州。历右正言，改右司谏。真宗初，何献五议，上览而善之。咸平二年，举入阁故事，何次当待制。是冬，从幸大名，诏访边事。何疏曰：“陛下嗣位以来，训师择将精兵倍于前代，而烽尘未息，此将帅或未得人，边奏或有壅阙，邻境不相救援，糗粮须俟转输之所致也。将帅者何？或恃勇无谋，或忌功玩寇，但全城堡，不恤人民。边奏者何？护塞之臣，固禄守位，老幼杀伤，托言他盗。不救援者何？缘边州县，如唇齿之相依，托称兵少不出，或待奏可乃行。俟转输者何？敌骑往来倏忽，赢粮景从，万辆方行，迨乎我来，寇已遁去。此四者，当今急务。”真宗览而嘉之。俄权户部判官，出为京东转运副使，未几，徙两浙转运使，加起居舍人。景德初，还判太常礼院，俄与晁迥、陈尧咨并命知制诰。何先已被疾，勉强亲职。一日，奏事上前，坠奏牍于地，俯而取之，复坠笏。有司劾以失仪，诏释之。何惭，上章求养疾。上不许，遣医诊视。医勉其然艾，何答曰：“死生有命。”卒不听。是冬卒，年四十四。上在澶渊，闻之悯惜，录其子言为大理评事。何乐名教勤接士类后进之有词艺者必为称扬。然性褊急，不能容物。在两浙专务峻刻，州郡病焉。

（节选自《宋史·孙何传》）

材料二：

何性酷好古文，为转运使颇尚苛峻，州县吏患之。乃求古碑字磨灭者纸本数联，钉于馆中。何至则读其碑，辨识文字，往往至暮，不复省录文案。

（节选自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三》）

3 . 阅读这首宋词，完成下面小题。

望海潮

秦观

秦峰苍翠，耶溪潇洒，千岩万壑争流。鸳瓦雉城，谯门画戟，蓬莱燕阁三休^①。天际识归舟，泛五湖烟月，西子同游。茂草台荒，苎萝村^②冷起闲愁。

何人览古凝眸。怅朱颜易失，翠被难留。梅市旧书，兰亭古墨，依稀风韵生秋。狂客^③鉴湖头，有百年台沼，终日夷犹^④。最好金龟换酒，相与醉沧洲。

【注】①三休：也叫“章华台”，史上曾有楚王待客章华台的旧事。②苎（zhù）萝村：西施故里，在今浙江诸暨苎萝山下。③狂客，唐代诗人贺知章自号“四明狂客”，晚年退居会稽鉴湖。④夷犹：犹豫，此处意为从容自得。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诗仙李白的诗歌以其丰富的想象、极度的夸张、生动的比喻和雄奇飘逸的风格，吸引着历代文人雅士。千百年来，人们采用笺、注、疏、解、通等方式，校理文辞，疏解意旨，彰显其艺术神韵，创造了诸多阐释李白诗歌的经典之作。明代画家沈周却另辟蹊径，以图像为载体，通过飘逸灵动的线条、匠心独运的构图，将《蜀道难》中的巍峨山川、幽深林木具象化为一幅设色山水画——《蜀道难图》。这幅图画承载着画家对李白诗歌的认识、对自我人生际遇的感怀、对中华文化的理解等丰富内涵，是考察李白诗歌传播与接受状况的重要资料之一。

《蜀道难图》是画家根据诗歌绘制的图画，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诗歌的内容，但它并不是诗歌内容的完全再现，这和诗、画两种艺术的不同特性有关。诗歌的语言高度凝练，具有抽象性，除了符号理性意义之外，还积累了相关的文化记忆，可以激发人的情感。即使是描绘性的静态名词，所包含的义项也不止一个，但在诗意画中，图像却只能表现出其中的某一个侧面，因为“图像的不透明性，决定了它在使诗意绽开的同时也会屏蔽另外的部分”。图像作为表意符号，表现的是静态的瞬间性，并且依靠视觉展现和接受，通过色彩、线条、构图等具体可观的元素来表达画家的个性。比较而言，诗歌除了有具象的“境”，还有抽象的“意”，语言符号可以表现动态的叙述性，还可以超越视觉，通过描摹听觉、嗅觉和触觉意象等多重途径表达诗意。语言符号和图像符号的不同特点，造成了诗意画对诗歌语象的再现有不同程度的游离。

（摘编自罗丹《沈周〈蜀道难图〉的诗意再现与游离》）

材料二：

李白的《蜀道难》与沈周的《蜀道难图》虽为不同艺术形式的视觉呈现，却都凝聚着作者对同一主题的深刻理解和情感投射，成为其艺术意旨“凝固”与“外化”的具象符号。然而，两者的载体在本质上有所区别：诗歌以语言为媒介，其抽象、凝练的特性使其能够展现动态的叙述流程，甚至超越视觉限制，深入揭示和表达情感意旨；而画作则依赖于视觉的直观呈现与接收，以线条、色彩、构图等“可视”元素为载体，将主体情感意旨具象化于静态瞬间之中。正是这种媒介的差异性，导致沈周在转换李白《蜀道难》语象的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依附与游离。这不仅体现出原诗与衍生图像的内在关联，更在呈现、遮蔽、增值等维度上，展示了两种艺术形式间复杂微妙的“互文”关系。

在沈周的《蜀道难图》中，不难发现，诗歌中某些语象的特殊性，使得图像难以完全再现其精髓。比如，《蜀道难》开篇即通过神话故事如“蚕丛”“鱼凫”“五丁开山”“六龙回日”等，极尽渲染蜀山自古即险阻难越之能事。这些语象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情节和动态性，具有观念上的流动性，远非单一瞬间景象所能囊括。然而，图像作为静态的视觉艺术，难以表现具有连续时间性的内容；这些神话故事的复杂情感与意境，在沈周予以图像呈现的过程中，难免被部分遮蔽。再者，图像无法直接传达听觉、嗅觉等体验，这也是沈周面临的一大挑战。比如，诗歌中“悲鸟号古木”“子规啼夜月”等听觉描绘，为全诗增添了丰富的情感色彩，然而，这些声音蕴含的情感在图像中却难以精准表现，即便尝试描绘发声物象，也会因绘画的局限性而无法充分传达声音的悲戚之感，这使得读者在观赏图像时，难以感受到诗歌中那种强烈的听觉冲击。这样一来，沈周在图绘《蜀道难》时，面对诗歌中复杂多变、富含情感的语象，不可避免地会舍弃呈现相关内容，从而使得图像与诗歌之间构成部分的“遮蔽”关系。

然而，在沈周的艺术创作中，他巧妙利用图像的构图审美与瞬间视觉性特征，不仅忠实于《蜀道难》的文本精髓，更融入个人的独特理解，使得《蜀道难图》在视觉形象上实现了“增值”。画面中，骑驴旅人、道店歇息、童仆饲驴、驿馆楼阁等生动细节纷纷涌现，共同描绘了一个充满浓郁生活气息的世界。沈周为何要如此“无中生有”地增加这些诗歌中原本未有的内容呢？从画卷的整体观感来看，这些新增形象色彩对比鲜明，构图布局精巧多变，不仅丰富了画面的层次感，还凭借“寸马豆人”的细致描绘，巧妙衬托出蜀山的巍峨险峻。这种疏密相间、繁简有致的笔墨运用，使得全卷画面更为“悦目”，令人陶醉。从叙事策略角度看，沈周的这一安排为幽深艰险的深山环境增添了几分世俗生活的烟火气息，使得诗中与外界隔绝的蜀地，展现出历史变迁的痕迹；在传说中的古蜀道、李白笔下的蜀道以及沈周想象的蜀道之间，巧妙地建构了微妙的联系，使得“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与琐细的生活世界相互呼应，形成一种内在的情感节奏。这种情感节奏与沈周笔墨的节奏发生共鸣，产生了美妙的“和声”。这种“和声”不仅与李白原诗的韵律遥相呼应，更共同构建了一个具有文化认同、观念认同特征的“文图互文”的艺术世界。《蜀道难》图像传播史上的经典佳作，亦由此而诞生。

（摘编自罗建新《沈周对李白〈蜀道难〉的图像呈现》）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近年来，微短剧在我国迅猛发展，引领文娱、旅游等行业消费热潮。《中国微短剧行业发展白皮书（2024）》显示，2024年微短剧市场规模预计突破504亿元，同比增长34.9%，首次超过内地电影票房。当下，微短剧用户规模已超越网络文学、网络音频等多类基础数字服务。据调查，超七成网络用户养成了观看微短剧的习惯，每日追剧的时间占总上网时间的比例高达36%。

微短剧契合了人们精神生活的一些时代诉求，譬如更关心情绪价值和社会共鸣。近期，微短剧内容消费市场正在发生变革，逐步形成良性互动格局，内容低质和侵权盗版现象明显减少。2024年，微短剧的故事类型、内涵表达及制作水准都有一定的突破，也相应带来了市场收益的增长。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微短剧与主流文化、主流媒体双向奔赴，一些微短剧在弘扬红色文化、拥抱严肃文学上作出尝试，主流媒体参与制作或播放微短剧，促进了微短剧整体质量的提高。此外，微短剧“内容高质+版权保护+用户付费”的发展模式，打破了低质低价内卷式竞争的低效状态，这或将为今后各个领域打造数字化作品与消费生态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微短剧是线上消费持续扩大的一个缩影。如今，大众接收信息的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消费场所也从线下更多转移到线上，大众由偶尔花费大块时间去影院观影转变为随时随地用手机观看短视频。可以说，微短剧适应了快节奏、碎片化、快餐化、及时便捷的消费方式，这恰是线上消费相较于线下消费的优势。

目前，微短剧已从单纯的娱乐内容跃升为驱动消费的平台。今年1月，国家广电总局推出“微短剧+”行动计划，赋能千行百业。在“跟着微短剧去旅行”等创作计划带动下，乐山等地以及汉服等国潮国货产品纷纷“借剧出圈”。乡村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丰富多彩的文化，也为微短剧提供了充足的创作素材，微短剧在带动乡村文旅和农产品消费上大有可为。

此外，微短剧在剧本创作、科幻画面制作等各环节大量使用最新科技工具，也带动了科技产品消费。

不仅如此，微短剧的海外消费市场也持续扩大。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海外观众对中文微短剧的需求也在逐渐增加，其中美国市场的下载量和应用收入在全球占据首位。微短剧海外市场正井喷式增长，未来微短剧海外用户规模可能达2亿至3亿人。

（摘编自刘诚《提升微短剧质量，打造文旅消费亮点》）

材料二：

原始丛林的篝火旁，身披兽皮的部落族人正随着鼓点翩翩起舞；大祭司手持刻满神秘纹饰的陶制神杖，绘有漩涡纹与蛙纹的彩陶罐在周围堆叠……这是人工智能（AI）微短剧《马家窑谜踪之神杖密码》中的一幕。2月23日，国内首部由AI技术全程驱动的奇幻探秘微短剧上线。考古发现与科技赋能的碰撞，让沉寂千年的马家窑文化以全新姿态步入大众视野。

“这不是一部传统影视作品，而是一座用代码搭建而成的数字博物馆。”负责人展示了两组画面：一侧是马家窑遗址的考古测绘图纸，另一侧则是用AI生成的史前部落全景——泥墙茅屋依山而建，陶窑中火光跃动，手持骨刃的先民正用矿物颜料在陶罐上勾勒旋涡纹。两者细节高度吻合，甚至连陶罐纹样的笔触走向都与出土文物一般无二。

剧中90%的场景基于真实考古数据构建。制作初期，技术团队输入了上千份马家窑文化的研究报告、500余件文物的三维激光扫描数据，以及《山海经》《水经注》等古籍文献。通过AI深度学习，系统不仅还原了4800年前的植被分布、地貌特征，还结合古籍中的神话元素，创造出“通天神殿”“图腾兽”等奇幻场景。

在角色塑造上，AI同样展现出惊人的创造力。男主角顾北辰的面部特征融合了现代审美与史前人类头骨复原数据，其战斗动作则由动作捕捉技术结合马家窑文物纹样设计而成，例如他使用的骨刃上，刻有在马家窑文化中象征繁衍与生命之力的蛙纹。

短剧避开了宏大叙事，用悬疑探险的外壳包裹文化内核。剧中现代青年顾北辰穿越至史前部落，利用物理学知识帮助先民建造防洪工事，用数学思维破解图腾谜题，甚至通过分析陶器烧制温度推测线索。这些剧情设计的巧思，使得硬核的考古知识转化为观众可感知、易理解的“闯关要素”。《马家窑谜踪》的价值远不止于一部短剧的热播。制作方计划以该剧为起点，构建“马家窑文化IP矩阵”。后续将开发系列剧集，融入彩陶制作、史前贸易、部落战争等元素，逐步搭建“马家窑文化宇宙”；推出虚拟数字人担任线上文物讲解员；与文物考古部门合作，利用AI修复技术还原破损彩陶纹样，开发数字藏品。这一探索更深远的意义，在于文物古迹的“数字永生”。通过AI建模与区块链技术，马家窑文物得以脱离物理限制，在虚拟世界中完整保存，让子孙后代了解我们文明的伟大。

“科技为舟，文化为帆，这场文明之旅永远不会停歇。”正如剧终字幕所言，当AI技术与文化遗产深度融合，我们不仅能回望过去，更能以富有创造力的方式，将文明的火种传递至未来。

（摘编自颉满斌、李佳《跨越4800年的奇幻之旅——AI微短剧解锁马家窑文化密码》）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唐以前的古代文学中，以忧患感为基调的作品是很多的。这些作品大致上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所体现的主要是由自己及亲友的命运而引起的忧患感，如宋玉《九辩》；第二类则是内涵更为深广的忧世之作，例如《诗经》中的《载驰•正月》。这后一种倾向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文学中最优秀的传统之一，其代表人物是屈原。

屈原的作品，无一例外地蒙着一层浓重的忧患情调。关于《离骚》诚如司马迁所云，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关于《九章》，从首章《惜诵》“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到末章《悲回风》“悲回风之摇蕙兮，心冤结而内伤”，忧患之感与《离骚》完全相同。屈赋对读者的强烈感染力主要来自它所蕴含的忧患感，这种忧患感当然包含着诗人“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美人迟暮”的惆怅，但是更重要的则是诗人对国家、人民的命运的危机感：“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

那么，在屈原的时代，楚国是不是已经岌岌可危了呢?据史书记载，它当时还是一个“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的强国。在屈原生前，楚国虽然在与秦国的战争中几次失利，但并未濒于灭亡的危险。屈原作品中那种仿佛大难已经迫在眉睫的气氛，与其说是反映了当时楚国的实际形势，倒不如说是反映了诗人心中基于对现实的预感而产生的忧患意识，而这种预感和忧患意识正来源于诗人对国家和人民的强烈的责任感。

屈原曾经被楚怀王委以重任，但是他不久就受到一连串的诬陷、疏远、放逐。在那个辩士四处奔走朝秦暮楚的时代，屈原却情愿在“乃猿狄之所居”的流放地行吟泽畔，仍然以“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毅精神忍受着巨大的痛苦，时时刻刻把国家、人民的命运放在心上，仍然强烈地感到自己对国家、人民的责任：“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甚至当他想要以身殉国时，仍念念不忘国家的政治，并以古代的贤臣作为自己的榜样：“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虽然屈原的忧世预言与历史的实际进程相符合的程度不一致，但是，他怀着对国家、人民的命运的巨大关切，具有对现实生活的深邃的洞察力，因而能够极其敏锐地觉察到当时政治、社会中各种形式的隐患。这种对历史演变的深刻预感和忧患感是难以为常人所理解的，所以屈原的忠谏始终不被楚王采纳。这样，他在当时就处于一种非常孤独的境地。屈原反复悲叹：“国无人莫我知兮”“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这种深沉的孤独感主要是由于拳拳忠忱和侃侃说言不为朝廷所接受。只有对国家、人民的命运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对自己的事业、理想的正义性怀有强烈的自信心，才能产生足以抗拒这种孤独感的精神力量。

(摘编自程千帆、莫砺锋《忧患感和责任感》)

材料二：

《离骚》全诗可分为三段：正文可分为前、后两个部分，“《乱》曰”是全诗的尾声与总结。

从“帝高阳之苗裔兮”至“岂余心之可惩”为前半部分，是写“骚”，写“忧”，写诗人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斗争、矛盾、幽愤和痛苦。

在前半部分中，诗人抒写着“灵修浩荡”“皇舆败绩”“众女谣诼”“芳泽杂糅”的政治乱象，又强烈地感受到“草木零落”“美人迟暮”的人生忧愁。政治斗争的严重挫败、现实与理想的悬殊背离，给屈原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深巨的幽愤。他抑制不住满腔的愤懑，反复诉说着自己无比失望、孤独、幽怨、狐疑的情绪，重重的忧郁、怨望、苦闷、彷徨，重重地压在心头。

前半部分的基本内容和感情基调，就是一个“骚”字，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忧愁幽思”。那么，出路在哪里?诗人将如何“离”开这无边的“忧”愁?于是，便进入了后半部分的描写。

从“女媭之婵媛兮”至“蜷局顾而不行”为后半部分。诗人紧承前半之“骚”和“忧”而写“离”，写为“离”开忧愁、解脱痛苦而“上下求索”的不懈奋斗，写为实现“美政”理想而“求帝”“求女”的幻想经历。

当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现实世界“无路可走”之时，矢志不渝的诗人将他不屈的目光、深邃的思绪，投向了幻想的天际。诗人不顾“女媭”的劝说，否定明哲保身的逃避，而满怀虔诚的期冀，踏上上下求索的征程。但是“求帝”“求女”的不遇，不仅宣告了实现“美政”理想的无望，同时也宣告了“离骚”的失败。欲“离骚”而“骚”难“离”，忧患犹在，痛苦依然。

接下去，诗人又幻想着向灵氛、巫咸求助，灵氛、巫咸劝诗人去国远游，而诗人准备离去之时，远远地望见了故国的大地，“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自己根本无法离开生长于斯的旧乡故土！

一篇《离骚》之诗，本为“离骚”而设，却历尽千回百折，数经心力交瘁，仍然是“骚”而未“离”，“忧”而未“解”。长达二千四百五十五言的正文已经结束了，但此时的主人公，“骚”仍未“离”。茫茫环宇，何处是归程?

“《乱》曰”部分总结全诗，点明主题：“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是终极意义上的“离骚”，是全部忧怨、痛苦的最高形式的解脱。

“《乱》曰”五句呼应诗题，点明了全诗“离骚”的基本线索：“已矣哉！ 国无人莫我知兮”是“骚”，“又何怀乎故都”是“离”：“既莫足与为美政兮”是“骚”，“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是“离”。

既不能去，又不能忍，这样就把矛盾推向高峰，“死”的问题便被尖锐地提出来了。《乱》的“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最终表明要追随殷代贤臣彭咸投水而死。

(摘编自何新文、彭安湘《离去现实忧患、解脱生命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