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苏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并为郎，稍迁移中厩监。天汉元年，且鞮侯单于初立，恐汉袭之，乃曰：“汉天子我丈人行也。”尽归汉使。汉武帝嘉其义，乃遣武以中郎将使持节送匈奴使留汉者，因厚赂单于，答其善意。武与副中郎将张胜及常惠俱。既至匈奴，置币遗单于；单于益骄，非汉所望也。

方欲发使送武等，会缑王、虞常等谋反匈奴，欲杀卫律。缑王尝私见张胜。单于怒召诸贵人议欲杀汉使者或曰宜皆降之单于使卫律召武受辞武谓惠等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引佩刀自刺。卫律惊，自抱持武，驰召医。

武益愈，单于剑斩虞常已，律曰：“汉使张胜谋杀单于近臣，当死，单于募降者赦罪。”举剑欲击之，胜请降。律谓武曰：“苏君，律前负汉归匈奴，幸蒙大恩，赐号称王，拥众数万，马畜弥山，富贵如此。苏君今日降，明日复然。空以身膏草野，谁复知之！君因我降，与君为兄弟，今不听吾计，后虽欲复见我，尚可得乎？”武骂律曰：“汝为人臣子，不顾恩义，畔主背亲，为降虏于蛮夷，何以汝见为？”

律知武终不可胁，白单于。单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上无人处，使牧羝，羝乳乃得归。

（节选自《汉书·苏武传》，有删改）

材料二：

廉颇曰：“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功，而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贱人，吾羞，不忍为之下！”宣言曰：“我见相如，必辱之。”相如闻，不肯与会。相如每朝时，常称病，不欲与廉颇争列。已而相如出，望见廉颇，相如引车避匿。于是舍人相与谏曰：“臣所以去亲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义也。今君与廉颇同列，廉君宣恶言，而君畏匿之，恐惧殊甚。且庸人尚羞之，况于将相乎。臣等不肖，请辞去。”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视廉将军孰与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虽驽，独畏廉将军哉？顾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

廉颇闻之，肉袒负荆，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

（节选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材料一：

①这时，街上乱成了一团，吆喝声、脚步声越来越近了。我上了阁楼，从楼板缝里往下看，看见她把菜筐子用草盖了盖，很快地抱起孩子亲了亲，把孩子放在地铺上，又霍地转过身来，朝着我说：“程同志，既然敌人已经发觉了，看样子是逃不脱这一关了，万一我有个什么好歹，八角坳的党组织还在，反‘夺田’已经布置好了，我们能搞起来！以后再联络你找胡敏英同志，就是刚才来的那个女同志。你记着，她住西头从北数第四个窝棚，门前有一棵小榕树……”她指了指那筐咸菜，又说：“你可要想着把这些菜带上山去，这是我们缴的党费！”

停了一会儿，她侧耳听了听外面的动静，又说话了，只是声音又变得那么和善了：“孩子，要是你能带，也托你带上山去，或者带到外地去养着，将来咱们的红军打回来，把她交给卢进勇同志。”话又停了，大概她的心绪激动得很厉害。“还有，上次托你缴的钱，和我的党证，也一起带去；有一块钱买盐用了。我把它放在砂罐里，你千万记着带走！”

话刚完，白鬼子已经赶到门口了。她连忙转过身来，搂着孩子坐下，慢条斯理地理着孩子的头发。我从板缝里看她，她还像第一次见面时那么和善，那么安详。

（节选自王愿坚《党费》）

材料二：

这女人编着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②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

但是大门还没有关，丈夫还没有回来。

很晚丈夫才回来了。这年轻人不过二十五六岁，头戴一顶大草帽，上身穿一件洁白的小褂，黑单裤卷过了膝盖，光着脚。他叫水生，小苇庄的游击组长，党的负责人。今天领着游击组到区上开会去来。

女人抬头笑着问：“今天怎么回来得这么晚？”站起来要去端饭。

水生坐在台阶上说：“吃过饭了，你不要去拿。”

……

水生笑了一下。女人看出他笑得不像平常。“怎么了，你？”

水生小声说：“明天我就到大部队上去了。”

女人的手指震动了一下，想是叫苇眉子划破了手。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

水生说：“今天县委召集我们开会。假若敌人再在同口安上据，点，那和端村就成了一条线，淀里的斗争形势就变了。会上决定成立一个地区队。我第一个举手报了名的。”

女人低着头说：“你总是很积极的。”

水生说：“我是村里的游击组长，是干部，自然要站在头里。他们几个也报了名。他们不敢回来，怕家里的人拖尾巴，公推我代表，回来和家里人说一说。他们全觉得你还开明一些。”

女人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她才说：“你走，我不拦你。家里怎么办？”

水生指着父亲的小房，叫她小声一些，说：“家里，自然有别人照顾。可是咱的庄子小，这一次参军的就有七个。庄上青年人少了，也不能全靠别人，家里的事，你就多做些，爹老了，小华还不顶事。”

女人鼻子里有些酸，但她并没有哭，只说：“你明白家里的难处就好了。”

水生想安慰她。因为要考虑和准备的事情还太多，他只说了两句：“千斤的担子你先担吧。打走了鬼子，我回来谢你。”

（节选自孙犁《荷花淀》）

材料三：

“斯佳丽，我这人向来没耐心拼补碎片，骗自己破镜可以重圆。东西碎了就碎了—我宁肯记住它完好时的模样，也不想拼拼补补再一辈子盯着那破过的地方。也许，我若年轻几岁——”他叹口气，“可我年纪太大，不相信冰释前嫌重修旧好之类的动人鬼话。我年纪太大，不能再靠彬彬有礼的梦想，一辈子撒谎过日子。我不能跟你一起生活既骗你又骗自己。真希望我能在意你怎么办，上哪儿去，可我办不到。”

瑞特快快吸口气，轻松却柔和地说：“宝贝儿，我不在乎啦。”

她默默地看着瑞特上楼去，但觉喉头疼得快憋死人。他的脚步渐渐远去，消失在楼上过道里。她的最后一线希望也随之远去。现在她才明白想求助他感情或理性的一切努力都白费力气，他那冷静头脑的决定不会动摇半分。现在她才明白他方才话说得轻松，却句句当真。她懂了，因为他身上具有刚强不屈、决不妥协的个性—这些东西她一直想在阿什礼身上找，却一直找不到。

她所爱的这两个男人她都没能真正了解，所以都只好失去。现在她才隐约意识到倘若她真了解阿什礼，就决不会爱他了。倘若她真了解瑞特，也决不会失去他。她万分凄凉地想，这辈子她到底真正了解过谁？

此刻，心神麻木。她经历得多，晓得麻木过后紧接就是剧烈的痛楚，撕皮裂肉，一如身体被外科大夫一刀切开，片刻的无感觉，随即就疼得要命。

“现在甭想啦，”她咬咬牙，唤来老护身符，“现在琢磨失去他的痛苦，我会疯的，明天再想好了。”

“可是，”她的心在呐喊，丢开老护身符，管自刀绞般地疼，“不能让他走！一定还有法子！”

“现在甭想啦！”她又大声说一遍，想把忧伤推开，想挡住滚滚而来的痛楚，“我—对了，明天我回塔拉去。”想到这儿，她心情稍稍平静。

由于恐惧与失败，她回过一次故乡塔拉，在它坚实的支持下，又恢复了自信，鼓起了奋斗的勇气。既然做到过一次，上帝啊，求你保佑我再来一次吧！怎么做，她却不知道。她现在不愿想，她只要一个容她生存、容她痛苦的小天地，一个安安静静的地方，好舔舔自己的伤；一个避难所，好筹划以后的战斗。一想到塔拉，就仿佛有只凉爽温柔的手在抚慰她作疼的心。她仿佛看到那幢白房子在闪光，在欢迎她归来。她仿佛感到，乡间宁静的暮霭正向她徐徐降下，为她祝福。她仿佛看到，露珠正悄然滴落在无边的绿野、雪白的棉桃上。还有那未曾拓垦的红土地，枝繁叶茂的松树林，绵延起伏的小山冈。

这美丽的图景让她感到慰藉，给她增添了几分力量，心头的创痛与悔恨顿时轻松不少。她呆呆地站着，多少小事忽上心头—③通往塔拉的林荫道，雪松郁郁苍苍；一丛接一丛的茉莉花，映衬雪白的墙壁，欣欣向荣；洁白的窗帘随风起舞。还有嬷嬷，她突然好想嬷嬷，跟小时候依恋嬷嬷一样，好想把头偎依在她宽厚的胸膛上，任她骨节粗大的黑手抚摸她的头。嬷嬷，是她与过去岁月联系的最后一环了。

以祖先面对失败决不低头的精神，她扬起下颌。她要赢回瑞特，她晓得她办得到！只要她下决心，没哪个男人她得不到。

“一切等明天回塔拉再细想，明天就挺得住了。得想办法夺回他的心。说到底，明天总是个新日子。”

（节选自玛格丽特·米切尔《飘》）

材料一：

幸福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生活状态。早在我国先秦时期，孔子、老子、孟子、墨子等就对幸福作了大量论述，形成了深刻的幸福观。2000多年来，先秦诸子的幸福观被许许多多中国人奉为立身准则和处世圭臬。今天，先秦诸子的幸福观对我们认识什么是幸福、怎样实现幸福仍然有着重要启示意义。

不沉溺于物质享受，追求精神快乐。幸福在《论语》《道德经》等诸子典籍中也被称为“乐”。那么，在先秦诸子看来，幸福有着怎样的内涵呢？先秦诸子认为，物质财富对幸福来说并非不重要，但相比较而言，精神快乐更是幸福所必需的。因此，他们主张对物质财富、生死寿夭、贵贱达穷、外在环境持淡泊态度，应该更加注重心灵的知足，关注那些符合人之本性、来自内心的幸福。老子认为，“知足之足，恒足矣”，淡泊名利、顺性无为才是幸福的最高境界。孔子认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他对安贫乐道的弟子高度赞赏。孟子认为，人生幸福的真谛是“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庄子认为，幸福并非享乐的感觉，而是心灵的顿悟与超越，“与人和者，谓之人乐”“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在先秦诸子看来，真正认清了幸福的本质、领略了精神的高贵，就不会沉溺于物质享受，而会自觉修身行道。今天，这些观点对于丰富人的心灵世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将自身幸福与他人幸福、社会福祉结合起来考量。《礼记·大学》明确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个人发展放在“平天下”这样一个宏阔的视野里来看待。孟子提出“与民同乐”的幸福观，强调幸福的“共同性”。荀子认为，“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尽伦”就是形成理想人格以实现个体幸福，“尽制”就是心怀天下为社会谋福利。老子认为，“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强调与别人分享快乐可以使自己更快乐，为别人奉献才能体现自己的幸福。墨子认为，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源是“众人之不爱”，实现幸福的根本途径是“兼爱”，也就是将爱无私地散播于全社会。这种反对自私自利，主张将自身幸福与他人幸福、社会福祉结合起来的幸福观，对当下社会形成和弘扬正确的幸福观具有重要意义。

以坚守志向为快乐，以担当责任为幸福。孟子主张“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先秦诸子看来，一个人即使生计维艰也不能见利忘义、丧失操守，不能因为外在诱惑而丧失气节，不能因为外在压力而改变主见。只有这样，才有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幸福。先秦许多思想家始终以心中的幸福标准要求自己，即使时运不济、屡遭困顿也不改志向，而是坚忍不拔去努力实现自己的抱负，因为他们念念不忘的是天下百姓的幸福。这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正因为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他们才会苦读圣贤之书、深究经世济民之道，积极为百姓的幸福谋利解难、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尽职尽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为天下人幸福勇于担当奉献的责任意识，今天仍值得大力传承与弘扬。

（摘编自黄亚果《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探寻幸福真谛》）

材料二：

在我国公众持有的各种幸福观中，有两种十分流行。一种可谓之为资源占有幸福观，它把幸福等同于占有资源（金钱、财富、权力等等），认为占有的社会资源越多越幸福。另一种把幸福看作是感性欲望（物质欲望）的满足，以为感性欲望越是得到满足、获得的享受越多越是幸福。这种物质享受幸福观比前一种幸福观更为流行，为更多的人所奉行。

资源占有幸福观和物质享受幸福观都是偏颇的幸福观，已经导致或可能导致人生与社会问题。资源占有幸福观最大的问题是会导致人生异化，即将作为幸福条件的占有资源当作了幸福本身，并受控于占有欲，从而损害人生和社会。占有一定的资源是人生幸福的必要条件，但它只是幸福的条件而不是幸福本身。一旦将资源占有当作人生目的加以追求，当作幸福本身，那么占有欲望就会不断膨胀，最后充斥整个心灵，人不再是自己生活的主人，而成为不断膨胀的贪欲的奴隶。

物质享受幸福观的问题不在于追求物质享受，而在于仅局限于此而忽视了人的其他需要的满足，容易导致心理问题。人的需要或欲望有不同的层次，物质需要是人的最低层次的需要。除此之外，人还有情感的需要、社会尊重的需要，以及马斯洛所说的基本需要之上的自我实现需要。所有这些需要都要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心理才能平衡与和谐，否则就会发生心理问题，甚至会患上抑郁症之类的心理疾病。把物质欲望的满足作为唯一追求，必然会导致这样的恶性循环：欲望得不到满足会感到痛苦、郁闷、愤懑，得到满足又会感到无聊，于是又会追求更多、更强烈的欲望的满足，如此循环往复，直至心灵不能承受欲望之重。

如果我们不能将幸福理解为社会资源的占有或物质欲望的满足，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幸福呢？或者说，幸福的真实含义是什么？就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能通过努力奋斗逐步使其人性闪耀善和美的光辉，人格完善而高尚，个性获得健康而丰富的发展，生活充满乐趣、充满创意和充满魅力。显然，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状态就是人的幸福状态。

（节选自江畅《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幸福观》

材料三：

最近相继召开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纷纷透出“幸福”信号，构建幸福城市、提高国民幸福指数被各地列为主要奋斗目标。它意味着不少地方正从见物不见人的GDP崇拜，逐步向见物更见人的“以人为本”转变。

对于提升公众幸福感，如果政府和公众对幸福的理解有差异甚至有天壤之别，会不会出现政府所致力于提升的幸福，不过是强加于公众但实质上公众并不能感受到的“幸福”呢？要解决这样的矛盾，其实没那么难。评判幸福固然很难，但评判不幸福却很容易。比如说，机会不公平就是一种不幸福，不能给人以稳定预期人就会有不幸福感，等等。我们不敢肯定什么是幸福，但我们肯定有能力消除这些不幸福因素。当越来越多的导致不幸福的因素被消灭，幸福感必然会有所提升。更重要的是，对幸福感的评判权要掌握在公众手中。虽然有评判权的公众不一定能说清楚什么是幸福，但如果公众手中的权利无法约束政府的权力，那公众一定不幸福。

（摘编自志灵《幸福感是否提升，请把评判权交给公众》）

甲

怜悯是人的天性（节选）

【法国】卢梭

①我们不可像霍布斯那样，因为人没有任何善的观念，便认为人天生是恶人：因为人不知道什么是美德，便认为人是邪恶的；人从来不对他的同类效劳，因为他认为他对他们没有任何义务；人自认为他有取得自己所需之物的权利，因此便以为他自己是整个宇宙的唯一的主人。既然这位作者是根据他自己提出的原则进行推理的，他的论点就应该这样来表述：我们在自然状态中对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存的关心，丝毫不妨碍他人对保护他自己的生存的关心的，因此这个状态是有利于和平的，是适合于人类的。然而他在书中所说的话却恰恰相反，因为他把为了满足许许多多欲望而产生的需要，与野蛮人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存而产生的需要混为一谈了：其实，这些欲望乃是社会造成的，而且，正因为人的欲望丛生才使法律成为必需的东西。既然布斯认为恶人是一个强壮的孩子，那我们就要问：野蛮人是否也是一个强壮的孩子？如果我们承认他是一个强壮的孩子，那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如果这个人强壮的时候也像他柔弱的时候那样依赖他人，那么，什么过分的事他干不出来呢？他的母亲如果不及时喂他奶，他就会打她；如果他觉得他的弟弟招他讨厌，他就会掐死他；如果别人碰撞了他或打扰了他，他就会咬别人的腿。说自然状态中的人是强壮的，与说自然状态中的人需要依赖于人，这两种说法是矛盾的。人只有在处于依赖状态的时候才是柔弱的；如果他无拘无束，不依赖他人的话，他早就是很强壮的了。霍布斯没有看出：我们的法学家所说的阻碍野蛮人使用理智的原因，正好就是霍布斯本人所说的阻碍野蛮人滥用他们的官能的原因。因此，我们认为野蛮人之所以不是恶人，其原因恰恰在于他不知道什么是善，因为防止他们作恶的，既不是智慧的发达，也不是法律的约束，而是欲念的平静和对恶事的无知。

②此外霍布斯还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人天生就有一种不愿意看见自己同类受苦的厌恶心理，使他不至于过于为了谋求自己的幸福而损害他人，因而可以在某种情况下克制他的强烈的自尊心，或者在自尊心产生之前克制他的自爱心。认为这是人类唯一具有的天然的美德。我认为怜悯心是我们这样柔弱和最容易遭受苦难折磨的人最应具备的禀性，是最普遍的和最有用的美德；人类在开始运用头脑思考以前就有怜悯心了；它是那样地合乎自然，甚至动物有时候也有明显的怜悯之心的表现。且不说母兽对幼兽的温情和在危险时刻不惜牺性命保护它们，我们经常看到，就连马也是不愿意踩着一个活着的生物的身体跑过去的。一个动物在它的同类的尸体旁边走过时，总是感到不安的。走进屠宰场的动物发出的哀鸣，表明它们对所看到的恐怖情景是感同身受的。我们看到《蜜蜂的寓言》不得不承认人是一个有感情和同情心的生物。书中描述了一个动人的事例：一个被囚禁的人看见一头猛兽从一个母亲的怀抱里抢走了她的孩子，用尖锐的牙齿咬孩子的肢体，用爪子掏取他还在跳动的内脏。他看到的这件事情虽与他个人无关，但他心中的感受是何等悲伤啊：目睹这种情景，而自己却不能对晕过去的母亲和垂死的孩子一伸援手，他难道不难过吗？

乙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孟子》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材料一

幸福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生活状态。早在我国先秦时期，孔子、老子、孟子、墨子等就对幸福做了大量论述，形成了深刻的幸福观。2000多年来，先秦诸子的幸福观被许许多多中国人奉为立身准则和处世圭臬。今天，先秦诸子的幸福观对我们认识什么是幸福、怎样实现幸福仍然有着重要启示意义。

不沉溺于物质享受，追求精神快乐。先秦诸子认为，物质财富对幸福来说并非不重要，但相比较而言，精神快乐更是幸福所必需的。因此，他们主张对物质财富、生死寿天、贵贱达穷、外在环境持淡泊态度，应该更加注重心灵的知足，关注那些符合人之本性、来自内心的幸福。老子认为，“知足之足，常足矣”，淡泊 名利、顺性无为才是幸福的最高境界。孔子认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他对安贫乐道的弟子高度赞赏。孟子认为，人生幸福的真谛是“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庄子认为，幸福并非享乐的感觉，而是心灵的顿悟与超越，“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在先秦诸子看来，真正认清了幸福的本质、领略了精神的高贵，就不会沉溺于物质享受，而会自觉修身行道。今天，这些观点对于丰富人的心灵世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将自身幸福与他人幸福、社会福祉结合起来考量。《礼记·大学》明确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个人发展放在“平天下”这样一个宏阔的视野里来看待。孟子提出“与民同乐”的幸福观，强调幸福的“共同性”。荀子认为，“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尽伦”就是形成理想人格以实现个体幸福，“尽制”就是心怀天下为社会谋福利。老子认为，“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强调与别人分享快乐可以使自己更快乐，为别人奉献才能体现自己的幸福。墨子认为，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源是“众人之不爱”实现幸福的根本途径是“兼爱”，也就是将爱无私地散播于全社会。这种反对自私自利，主张将自身幸福与他人幸福、社会福祉结合起来的幸福观，对当下社会形成和弘扬正确的幸福观具有重要意义。

以坚守志向为快乐，以责任担当为幸福。孟子主张“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先秦诸子看来，一个人即使生计维艰也不能见利忘义、丧失操守，不能因为外在诱惑而丧失气节，不能因为外在 压力而改变主见。只有这样，才有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幸福。先秦许多思想家始终以心中的幸福标准要求自己，即使时运不济、屡遭国顿也不改志向，而是坚忍不拔地去努力实现自己的抱负，因为他们念念不忘的是天下百姓的幸福。这实上体现了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正因为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他们才会苦读圣贤之书，深究经世济民之道，积极为百姓的幸福谋利解难，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尽职尽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为天下人幸福勇于担当、奉献的责任意识，在今天仍值得大力传承与弘扬。

（摘编自《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探寻幸福真谛》）

材料二

在我国公众持有的各种幸福观中，有两种十分流行。一种可谓之为资源占有幸福观，它把幸福等同于占有资源（金钱、财富、权力等等），认为占有的社会资源越多越幸福。另一种把幸福看作是感性欲望（物质欲望）的满足，以为感性欲望越是得到满足、获得的享受越多越是幸福。这种物质享受幸福观比前一种幸福观更为流行，为更多的人所奉行。

资源占有幸福观和物质享受幸福观都是偏颇的幸福观，已经导致和可能导致人生与社会问题。资源占有幸福观最大的问题是会导致人生异化，即将作为幸福条件的占有资源当作了幸福本身，并受控于占有欲，从而损害人生和社会。占有一定的资源是人生幸福的必要条件，但它只是幸福的条件而不是幸福本身。一旦将资源占有当作人生目的加以追求，当作幸福本身，那么占有欲望就会不断膨，最后充斥整个心灵，人不再是自己生活的主人，而成为不断膨胀的贪欲的奴隶。

物质享受幸福观的问题不在于追求物质享受，而在于仅局限于此而忽视了人的其他需要的满足，这容易导致心理问题。人的需要或欲望有不同的层次，物质需要是人的最低层次的需要。除此之外，人还有情感的需要、社会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等。所有这些需要都要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心理才能平衡与和谐，否则就会产生心理问题，甚至会患上抑郁症之类的心理疾病。把物质欲望的满足作为唯一追求，必然会导致这样的恶性循环；欲望得不到满足会感到痛苦、郁闷、愤懑，得到满足又会感到无聊，于是又会求更多、更强烈的欲望的满足，如此循环往复，直至心灵不能承受欲望之重。

如果我们不能将幸福理解为社会资源的占有或物质欲望的满足，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幸福呢？或者说，幸福的真实含义是什么？就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能通过努力奋斗逐步使其人性闪耀善和美的光辉，人格完善而高尚，个性获得健康而丰富的发展，生活充满乐趣、充满创意和充满魅力。显然，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状态就是人的幸福状态。

摘编自江畅《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幸福观》

材料一：

第二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如果有了这种态度，那就既不是“头重脚轻根底浅”，也不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了。

（摘自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材料二：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问他的思想、意见、政策、方法、计划、结论、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是从哪里得来的，他觉得是个怪问题，回答不出来。对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也觉得不可理解。因此，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摘自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材料一：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参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如果有了这种态度，那就既不是“头重脚轻根底浅”，也不是“嘴尖皮厚胶中空”了。

（摘编自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有删改）

材料二：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与时俱进是其鲜明品格和理论品质。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如何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是事关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一个重大问题。在这方面，恩格斯同样作出了重大贡献。在1872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后来在多部著述和多封书信中，恩格斯进一步阐述、丰富、发展了他和马克思的这一重要思想。他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认识到什么程度。”特别是在恩格斯的晚年，他在一系列书信中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的重大观点：“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关于未来新社会的特征和原则，他深刻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列宁曾经对恩格斯的这些重要思想给予高度赞扬：“恩格斯在谈到他本人和他那位著名的朋友时说过，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经典性的论点异常鲜明有力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往往被人忽视的那一方面。而忽视那一方面，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抽掉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会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今天，我们学习恩格斯，就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有机统一，不断回答时代和实践给我们提出的新的重大课题，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摘编自任晓山《今天我们应该向恩格斯学习什么》，有删改）

5 . 花之笔记

张晓风

旅行美国，最喜欢的不是夏威夷，不是佛罗里达，不是剧场，不是高速公路或迪斯尼乐园，而是荒地上的野花。在阿利桑那，高爽的公路上车行几小时，路边全是迤逦的野花，黄粲粲的一径开向天涯，倒教人怀疑那边种的是一种叫做“野花”的农作物，野牛和印第安人像是随时会出现似的。

多么豪华的使用土地的方法，不盖公寓，不辟水田，千里万里的只交给野花去发展！

我愈来愈喜欢这种不入流的美丽。

一路东行，总看到那种容颜，终于，在波士顿，我知道了它的名字，“蓝水手”，BlueSailor。

像一个年轻的男孩，一旦惊讶于一双透亮的眼睛，便忍不住千方百计去知道她的名字——知道了又怎样，其实仍是一样，只是独坐黄昏时，让千丝万缕的意念找到一个虚无的、可供挂迹的枝柯罢了。

知道你自己所爱的一种花，岁岁年年，在异国的蓝空下安然的开着，虽不相见，也有一份天涯相共的快乐。

《诗经》有一个别名，叫葩经，使我觉得桌上放一部《诗经》简直有一种破页而出的馥馥郁郁的香气。

有一种花，叫爆仗花，我真喜欢那名字——因为有颜色，有声音，而且还几乎是一种进行式的动词。

那种花，香港比较多见，属于爬藤类，花不大，澄黄澄黄的仿佛千足的金子，开起来就狠狠地开满一架子，真仿佛屋子里有什么喜事，所以那样一路噼哩啪啦地声势壮烈地燃响那欢愉的色彩。

还有一种花的花名也取得好，叫一丈红，很古典，又很泼悍。

其实那花倒也平常，只是因为那么好的名字，看起来只觉得是一柱仰天窜起的红喷泉，从下往上喷，喷成一丈，喷成千仞，喷成一个人想象的极限。

有些花，是只在中国语文里出现，而在教科书里却不成其为花，像雪花、浪花。

所有的花都仰面而开，唯独雪花俯首而开，所有的花都在泥土深处结胎，雪花却在天空的高处成孕。雪花以云为泥，以风为枝桠，只开一次，飘过万里寒冷，单单地要落在一个赶路人温暖的衣领上，或是一个眺望者朦亮的窗纸上，只在六瓣的秩序里，美那么一刹，然后，回归为半滴水，回归入土。

浪花只开在海里，海不是池塘，不能滋生大片紫色的、白色的、粉色的花，上帝就把浪花种在海里，海里每一秒钟都盛开着浪花。

有什么花能比浪花开得更巨大，更泼旺，那样旋开旋灭，那样方生方死——却又四季不凋，直开到地老天荒。

人站在海边，浪就像印度女子的佩然生响的足环，绕着你的脚踝而灿然作花。

有人玩冲浪，看起来整个人都开在花心里，站在千丝万绪的花蕊里。

把浪说成花，只有中国语文才说得那么好吧！

我讨厌一切的纸花、缎带花和塑胶花，总觉得那里面有一种越分，一种亵渎。

还有一种“干花”，脱了水，苍黄古旧，是一种花中的木乃伊，永远不枯，但常年的放在案头，让人觉得疲倦不堪。不知为什么，因为它永远不死，反而让你觉得它似乎从来没有光灿生猛地活过。

我只愿意爱鲜花，爱那明天就握不住的颜色、气息和形状——由于它明天就要消失了，所以我必须在今天用来不及的爱去爱它。我要好好地注视它，它的每一刹那的美其实都是它唯一一次的美，下一刹，或开或阖，它已是另一朵了。

我对鲜花的坚持，遇见玻璃花便破例了。哈佛的陈列室里有一屋子的玻璃花，那么纤柔透明——也许人造花做的极好以后就有一种近乎泄漏天机的神秘性。

也许我爱的不是玻璃花，而是那份已成绝响的艺术，那些玻璃花都是一对父子做的，他们死后就失传了——花做得那么好当然也不是传得下来。

我真的不知道我是爱上那做得特别好的晶莹得虚幻的花，还是爱那花后面的一段寂寞的故事。

我爱花，也许不完全是爱花的本身，爱的是那份乍然相见的惊喜。

有一次，去海边，心里准备好是要去看海的，海边有一座小岩岬，我们爬上去，希望可以看得更远，不料石缝里竟冷不防地冒出一丝百合花来，白喷喷的。

整个事情差不多有点不讲理，来海边当然是要看海捡贝壳的，没有谁想看花，可是意外地遇上了花，不看也不忍心。

自己没有工作进度表，也不管别人的旅游日程——那朵花的可爱全在它的不讲道理。

我从来不能在花展中快乐，看到生命那么规矩地站在一列列的瓶瓶罐罐里，而且很合理地标上身价，就让我觉得丧气。

听说有一种罐头花，开罐后几天一定开花，那种花我还没看就已经先发腻了。

生命不该充满神秘的未知吗？有大成大败、大悲大喜不是才有激荡的张力吗？文明取走了蒔花[2]者犯错误的权利，而使他的成功显得像一团干蜡般的无味。

我所梦想的花是那种可以猛悍得在春天早晨把你大声喊醒的栀子，或是走过郊野时闹得人招架不住的油菜花，或是清明节逼得雨中行人连魂梦都走投无路的杏花，或是那些各式各流的日本花道纳不进去的、市价标不出来的、不肯许身就范于园艺杂志的那一种未经世故的花。

让大地是众水浩森中浮出来的一项意外，让百花是莽莽大地上扬起来的一声吹呼！

（选自《张晓风做文集）》，有删改）

文本一：

丽贝卡改掉食土的恶习后，被安排到其他孩子的房间睡觉。一天夜里，和他们睡在一起的印第安女人突然醒来，听见一种奇怪的响声在角落里时断时续，她以为有动物溜进房间，警觉起来，却发现丽贝卡坐在摇椅上吮着手指，双眼像猫眼一般在黑暗中放光。比西塔西翁心中充满恐惧和难选宿命的凄苦，她在那双眼睛里认出了威胁他们的疫病，正是这种疫病逼得她和兄弟背井离乡，永远抛下了他们古老的王国，抛下了公主与王子的尊贵身份，这就是失眠症。

天亮的时候，印第安人卡塔乌雷失去了踪影，他姐姐比西塔西翁留了下来，认定了自己的宿命：就算逃到天边，这致命的疫病也会穷追不舍尾随而至，没有人理会她的惊恐。“要是不用睡觉，那再好不过。”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说，“那样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可用，”但印第安女人向他们解释，失眠症最可怕之处不在于让人毫无倦意不能入睡，而是会不可逆转地恶化到更严重的境地：遗忘，也就是说，患者慢慢习惯了无眠的状态，就开始淡忘童年的记忆，继之以事物的名称和概念，最后是各人的身份，以至失去自我，沦为没有过往的白痴。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笑得喘不过气来，认为这不过是又一种印第安人杜撰的疾病，乌尔苏拉为防万一，还是将丽贝卡和其他孩子隔离开来。

几个星期后，比西塔西翁的恐惧似乎平息了下去。有天晚上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乌尔苏拉也醒着，问他怎么了，他回答：“我又想起了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他们一刻也没睡着，但到了第二天感觉疲劳尽去，便把不眠之夜抛在了脑后。午饭时候，奥雷里亚诺惊异地讲起他如何一整夜都在实验室忙着给一枚别针镀金，准备在乌尔苏拉的生日送给她，但此刻却仍然感觉良好，到了第三天，大家在该入睡的时刻还是毫无睡意，这才意识到已连续五十多个小时没有合眼，终于警觉起来。

“孩子们也都醒着。”印第安女人的话里带着宿命意味，“这病一旦进了家门，谁也逃不了。

他们果然染上了失眠症，乌尔苏拉从母亲那里学过各种草药的效用，熬制了乌头汤让所有人服下去，可他们仍然睡不着，整天醒着做梦。在这种清醒的梦幻中，他们不仅能看到自己梦中的形象，还能看到别人梦见的景象，一时间家里仿佛满是访客。丽贝卡坐在厨房角落里的摇椅上，梦见一个和自己相貌极其相似的男人，他身着白色亚麻衣裳，衬衫领口别着一粒金扣，给她带来一束玫瑰。陪伴他的还有一位女士，用纤细的手指拣出一枝玫瑰簪在她发间。乌尔苏拉知道那男人和女人是丽贝卡的父母，但一番努力辨认之后，还是确信从未与他们谋面。与此同时，由于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一个永远无法原谅自己的疏忽，家中出品的糖果小动物仍源源不断地在镇上出售，大人小孩都津津有味地吮咂着可口的绿色失眠小公鸡、美味的粉红失眠小鱼和柔软的黄色失眠小马，于是到了星期一凌晨整个镇子都醒着。一开始没人在意，恰恰相反，人们都因不用睡觉而兴高采烈，因为那时候马孔多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时间总不够用，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很快就把活儿都干完了，凌晨三点便无所事事，听着音乐钟数华尔兹的音符，那些想睡觉的人，不是因为疲倦而是出于对睡眠的怀念，试遍了各种消磨精力的方法，他们聚在一起不停地聊天，一连几个小时重复同样的笑话，整夜整夜重复这一恶性循环。

何塞·阿尔卡带奥·布恩迪亚意识到失眠症已经侵入镇子，便召集起各家家长，把自己所知的失眠症情形讲给他们听，众人决定采取措施防止灾难扩展到大泽区的其他村镇。他们把用金刚鹦鹉跟阿拉伯人接来的小铃铛从山羊脖子上摘下，放在镇子入口，供那些不顾岗哨的劝告和恳求坚持进镇的来客使用，那时节走在马孔多街道上的所有外乡人都要摇动小铃铛，好让病人知道自己是健康人。他们在镇上逗留期间禁止一切饮食，因为疫病无疑只经入口之物传播，而所有食品饮料都已沾染失眠症，这项举措成功地将疫病控制在村镇之内，隔离卓有成效，后来人们就将紧急情况视为常态，生活恢复秩序，工作照常进行，没人再为睡眠这一无用的习惯担忧。

（摘编自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

文本二：

我是在加勒比出生长大的，我熟悉那里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岛屿，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才产生了自叹力不从心的感觉，总感到在自己所构思的和能够写出来的东西中，从未有一件事是比现实更令人惊奇的，我力所能及的只是用诗的手法移植现实。在我写作的任何一本书里。没有一处描述是缺乏事实根据的。

（摘编自加西亚·马尔克斯《再谈文学与现实》）

文本三

拉丁美洲的历史也是一场巨大然而徒劳的奋斗的总结，是一幕幕事先注定要被人遗忘的戏剧的总和，至今在我们中间，还有着他忘症，只要事过境迁，谁也不会清楚地记得香蕉工人横遭屠杀的惨案，谁也不会再想起奥雷良诺上校。

（摘编自加西亚·马尔克斯《两百年的孤独》）

等信的马尔克斯

申赋渔

马尔克斯又到楼下的门房去问，有没有他的信。没有。他给所有的朋友都写了信，没有一个人回他。他打开床头的抽屉，里面已经没有一分钱。

1956年，他被派往欧洲后，他供职的哥伦比亚《观察家报》被查封了，报社已经不可能寄钱给他。马尔克斯缩在“三个公学旅馆”的阁楼上，他交不出房租，也没钱吃饭。

60年之后，我来寻访马尔克斯困守的这个小旅馆。小旅馆在索邦大学旁边一条叫“Cujas”的路上。门边的墙上挂着一个马尔克斯的小雕像。旅馆里的小厅里有一个书架，上面放着法语和西班牙语的马尔克斯的书。1957年，马尔克斯在这里写出了《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他说这是他写得最好的小说。

马尔克斯的这句话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因为不是没有人给上校写信，而是没有人给他——29岁的马尔克斯写信，确切地说，是没有人给他寄钱。马尔克斯已经饿得没办法了。他到处收集旧报纸和空酒瓶去换钱，或者去捡法国人不吃的肉骨头、猪下水，回来煮一煮。即便这样，他还得写作。因为写作才是希望。

他在写他的外公，那个每周去邮局等信的上校。他小时候是跟外公外婆过的。对于外公这个古怪的行为，他一直当成一个笑话。当他拿起笔的时候，他是想写一个喜剧的。可是在巴黎，在他天天等朋友们的救济的时候，他把喜剧写成了痛彻肺腑的悲剧。

马尔克斯把小说写成的时候，已经是1957年。他改了九遍。因为除了改小说，也做不了其他事。他写得累了，饿了，就会下楼，到旁边的卢森堡公园里去转一转。公园很近，离这里只有几百米。

我从他的小旅馆出来，往右拐到圣米歇尔大道。沿着街再往左走几步，就看到了卢森堡公园。就在这短短的街道上，在1957年，在一个下着雨的春日，一位穿着破旧的牛仔裤、格子衬衫，戴一顶棒球帽的老人，生气蓬勃地走在旧书摊和索邦大学的学生当中。马尔克斯在街道的对面看到了一个人，认出了那个人，他用双手圈在嘴上激动地朝他大喊：“大——大——大师！”那人回过头，朝他挥挥手，回应到：“再见，朋友。”这个人是海明威。30多年前，他和马尔克斯一样，在卢森堡公园用散步来抵挡饥饿。这是他们唯一的一次相遇。

我站在这些曾经为潦倒的海明威和马尔克斯遮蔽风雨的梧桐树下，突然间，仿佛洞悉了命运的秘密。马尔克斯在他的小阁楼上，几乎研读了海明威所有作品，用他的“冰山理论”，写出了《没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就在此刻，海明威竟然真的从他的眼前走过了。马尔克斯的激动，并不只是景仰，而是觉得他从他的手里接过了什么。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海明威的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虽然人们意识到这一切，还要再等十年，等马尔克斯写出《百年孤独》。

在小说里，上校已经卖掉家里所有能卖的东西，妻子怕别人知道家里已经揭不开锅，放了石头在锅里煮。可是上校仍然不肯把那只斗鸡卖掉。他要等斗鸡上场比赛，他认为斗鸡一定能赢。

“那这些天我们吃什么？”妻子一把揪住上校的汗衫领子，使劲地摇晃，“你说，吃什么？”上校活了75岁——用他一生中分分秒秒积累起来的75岁——才到了这个关头。他自觉心灵清透，坦坦荡荡，什么事也难不住他。他说：“吃屎。”那只宁可饿死也不肯卖的鸡，就是马尔克斯的文学梦。

离开巴黎二十多年后，马尔克斯重新回到他曾经居住的小旅馆。当年走的时候，他身无分文，付不了房租，好心的房东没有难为他，只是祝他好运。现在，他刚刚获了诺贝尔奖，就专门来还这笔房租和多年的利息。可是，房东已经不在了，房东夫人还在。房东夫人流了泪。因为他是唯一记得来还房租的人。她没有收他的钱，她说：“就算我们为世界文学尽一份力吧。”

（摘自《高中生》2018年31期）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小说作为一种虚构性的叙事性文体，要能讲述生动的故事，有“深度的变化，要反映出联系和联系的中断”，即“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这是对故事层面的基本要求，即“有意思”。还应“让读者能够一掏感动之泪、产生心灵的共鸣……甚至能对未来的暴风雨、民族、社会心理乃至人类的苦难做出预报”，这是对哲思层面的要求，即“有意义”。“有意义”指涉小说的思想、主旨，隶属哲思层面，代表作者对世界、社会、人生、历史、文化的看法。一部“既有意思又有意义”的小说，叙事空间分为故事空间、情感空间和哲思空间。

故事空间是最基础的部分，是从选材、人物形象设定、对话设计到情节构建、细节呈现、氛围渲染等一系列的总和。福斯特《小说面面观》将其认定为“是小说这种非常复杂的机体中的最高要素”。讲故事是叙事性文学作品的重要内容，好小说要以生动的故事代入叙事现场，通过故事情节的构建与推进，展现大时代背景下人物的悲欢离合、命运浮沉，从而塑造出“圆形”的人物形象。从传播学的角度而言，故事对读者的审美心理是有吸引力的。只有讲述一个好的故事，读者才愿意读你的小说，小说所承载的情感、哲思才能传达给读者，真正实现“明德载道”这一社会作用。

我国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故事性强，甚至出现了模式化的故事情节走向，一是“私订终身后花园、一二小人拔其间、多情公子中状元、奉旨完婚大团圆”。西方现代小说中出现了弱化故事的物理空间的现象，但也没有完全抛弃故事，而是夸大或者强调故事的心理空间。比如卡夫卡的《变形记》讲述了一个因变异而被家人、社会抛弃的故事，侧重于表现变异故事的心理空间。但无论中国传统小说，还是西方现代小说，都不可能缺少故事。故事性的淡化固然可以使小说的情感空间表现得更为宽广与淋漓，但是缺少故事空间的支撑，情感空间的表达就会成为某种虚无精神的高蹈、空中楼阁的建构，读者的阅读审美期待也会受挫，对小说失去阅读兴味。

情感空间与故事空间交相辉映，但同时又是一种提升。一个好的小说家要想写出带有时代普遍意义的“共通”故事、“共痛”情感的小说，必须具备丰富的生活阅历，还要将阅尽苍生的经历内化为深沉的情感体验，不断地在内心发酵升华。一篇好的小说往往是一个大的情感吸纳器，吸纳着一个人的情感，一群人的情感，甚至一个时代的情感。这样的小说能够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架起一座情感共鸣的桥梁，让读者随着作品中的主人公一同感受痛苦体验，跨越障碍，把心灵结合在一起，以此构建一种宽阔的情感空间。孙犁的《芸斋小说》，将丰富的人生阅历内化为情感体验，不是单纯着眼于艺术审美价值追求，而是注重对小说情感空间的开拓，执着于对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情物理”和“世道人心”的深入开掘，不刻意渲染，不顾前思后，喜怒哀乐跃然纸上，是心迹的敞露。

从传播学和接受学角度而言，读者从小说中获得的不仅是具体的故事和细节，更是“通过类比获得某种对于普遍性和事物关联性的宏大感受”，这种感受帮助读者重新理解生活，应对生活的烦琐，促使读者将无处安放的情感重新投入到生活中去。

哲思空间是继小说的故事空间与情感空间外的再度升华。一篇好的小说不仅需要有好看的故事、有张力的情感空间，还需要深刻的哲理，饱含对生命、人性和社会、民族、国家、历史的深沉思考，放射出思想的光芒，从而在“共通”的故事、“共痛”的情感基础之上建构起“共思”的小说世界。哲思空间第一探讨生命与生存即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第二探讨生命的价值、意义和尊严，共中包含对人性的思考；第三则是对社会、对历史、对文化的深层次思考。

（摘编自徐福伟《好小说的标准：既有意思又有意义》）

材料二：

文艺创作是对社会生活的审美堪寻与艺术表达，必须始终以人作为观照的中枢，在铺陈情节、演绎故事和塑造人物中抓住对人思想内涵的表达和精神内核的发掘，凸显对自然之美、生活之美、心灵之美的开掘与展示。只有这样，故事情节才会有魅力，人物形象才会有活力，作品内容才会有张力。

优秀文艺作品从来都是这样，这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任务和终极目标，也是其真正的价值所在。《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创业史》《平凡的世界）等小说反映的社会生活虽然早已成为历史，但其中的典型人物成了历史的永恒标志。林道静、杨子荣、梁生宝、孙少平等人物形象，已深深印刻在了人们的心灵底版上，并促使大众将其与现实生活中的自己加以比对，从中汲取智慧，提升道德情操。之所以这样，缘于作者在讲故事的过程中高度典型化地凸显了人物自身的思想光彩与精神内涵，导致其所蕴含的“美”深深激励和感动了读者。如何实现这种对人物的强化和凸显呢？就是充分运用艺术手段和审美程序为典型人物注入饱满的先进思想和高扬的义理精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三观既是人作为“人”的基本标识，同时又是人的先进性之源与创造性之根。

文艺工作者在创作实践中，必须走出文娱领域的一些怪圈——以“表现自我”代替表现人民，以肆意恶搞代替庄尚崇高，以片面化的所谓“写真实”代替典型化写作原则，以无聊的故事掩盖思想光彩、泯灭英雄本色，特别要杜绝以审丑为快、为趣的低俗娱乐，那些无疑是与文艺乃至文化本质内涵的背道而驰。没有价值和意义的故事、失却活力与灵魂的人物，何谈对读者的教益，何谈对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驱动？

我们在创作中绝不能淡化和舍弃对先进思想和奋发精神的弘扬，更不能毫无底线蹭热点，肆无忌惮造噱头，以至于漫出道德堤坝，偏离法治轨道，在恣意将审美异化为审丑的过程中公然用无思想、无精神、无意义、无品位、无价值的所谓作品，弱化和消解文艺的认识功能、审美价值、教化力量。

（摘编自艾斐《文艺应凸显自然之美、生活之美、心灵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