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诗的格律》是闻一多先生系列诗论中最重要的一篇。在这篇论文中，他系统地提出“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辞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这一关于新诗“三美”主张遂成为新格律诗派的理论纲领。

闻一多先生认为，诗歌的音乐美是首要的。他极力宣扬格律，声称“诗所以能激发情感，完全在它的节奏；节奏便是格律……越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戴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对于一个作家，格律便成了表现的利器……本来诗一向就没有脱离过格律或节奏”。他还认为“整齐的字句是调和的音节必然产生出来的现象，绝对的调和音节，字句必定整齐”，对于字数整齐但音节却不一定调和这个问题，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那是因为只有字数的整齐，没有顾到音尺的整齐。”也就是说，音尺、韵脚等音乐性因素的组合，构成了诗的韵律、诗的节奏，而音节和韵脚的和谐又构成了诗的音乐美，成为诗的基本动力。“音尺说”是闻一多最为得意的发现，以至于他在论文的结尾认为“新诗不久定要走进一个新的建设时期了”。

新诗绘画美理论是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主要是指诗的辞藻的选用，即诗歌语言要求美丽，富有色彩，讲究诗的视觉形象和直观性。诗画同源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在先贤们那里，诗与画常常相得益彰、相映生辉。苏东坡在观赏王维的诗画后评价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在先生的诗作中，也经常出现红、黄、青、蓝、紫、金、黑、白等表现色彩的词以及带有鲜丽色彩的物象，此外还注重色彩的对比，使诗画相通。

新诗建筑美理论是先生根据汉语的特点提出来的：“文字本是占时间又占空间的一种艺术。既然占了空间，却又不能在视觉上引起一种具体的印象——这是欧洲文字的一个遗憾。我们的文字有了引起这种印象的可能，如果我们不去利用它，真是可惜了……如果有人要问新诗的特点是什么，我们应该回答他，增加了一种建筑美的可能性是新诗的特点之一。”并把它与我国传统的律诗相比，得出“（律诗）可差得多了”的结论，因为“律诗永远只有一个格式，但是新诗在格式上是层出不穷的……律诗的格律与内容不发生关系，新诗的格式是根据内容的精神制造成的……律诗的格式是别人替我们定的，新诗的格式可以由我们自己的意匠来随时构造”。先生所说的建筑美，主要是指从诗的整体外形上看，节与节之间要匀称，行与行之间要均齐，虽不必呆板地限定每行的字数一律相等，但各行的相差不能太大，以求齐整之感。

（摘编自李长空《闻一多的“三美”诗论、创作实践及影响》）

材料二：

闻一多和徐志摩都是新月派的代表诗人，但他们的诗歌在形式和内容方面都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

在诗歌形式方面，闻一多与徐志摩有着新月派诗人共同的追求，就是“完美的形体是完美的精神的唯一表现”。他们的诗歌大部分能体现他们所主张的“美”的理论，但是我们又可以看到他们的“美”的方面有着明显不同的表现。

徐志摩对新诗的贡献尤其是在音乐美上。他认为音乐是诗的血脉，音乐美的主要内容是诗的“内容的音节的匀整与流动”。音节基于纯真的情感，给每个词赋予生命，回荡着美的旋律。如《沙扬娜拉》节奏和旋律轻柔舒缓，最后一句不用汉语中的“再见”，而用日语“沙扬娜拉”把它处理成柔和尾音，既显得温柔缠绵，又富有东方式女性风韵。从这些细致的处理中，读者已不难体会到诗人在音调上的煞费苦心。

闻一多专于雕塑感的音乐。首先，闻一多强调诗要有“音乐美”乃是借用音乐的术语，要求在一首诗中，每一行的音节数量变化要有规律可循，有节奏感，读起来朗朗上口，易诵耐听，富有音乐性。其次，闻一多的诗着重音节的总体性的安排，以强烈的节奏来压抑浓缩感情，形成新的艺术境界。如《死水》一诗最为出色。

闻一多留美期间，精心研究美术，并达到较高的水平。学画出身的闻一多对色彩之美的敏感远远超过一般诗人。徐志摩的诗也非常讲究辞藻的色彩美。《再别康桥》中夕阳中的金柳、软泥上的青荇、潭底的彩虹、斑斓的星辉组成了色彩明丽的画面。比起闻一多诗歌中的静态美，徐志摩的动态而不嘈杂、清新、美丽的大自然，闲适、恬静的南国水乡风光展现在人们的面前，给人返璞归真的感觉，比起闻一多诗歌实实在在的描写，徐志摩诗歌中的画面更有令人想象的余地。

在他们的诗歌中，都具有五四时期特有的时代精神——追求个性解放，争取民主平等。但是他们诗歌的思想内容又有着明显的差异。

闻一多是近现代中西文化大交汇、大碰撞中成长起来的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家，他首先以独具特色的诗闻名于世，他的诗作数量并不算多，但以感情深厚、艺术精美见长。他的诗在内容上的突出特点，就是具有极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质，表现出深沉、热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从爱国爱民的真情出发，表现出对黑暗现实的厌恶，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其中“红烛”本身就是象征着对祖国的炽热之情和对祖国新生的祝愿。在《孤雁》中，诗人以“孤雁”作喻，倾吐了离国之后的寂寞与愁苦，表达了对“喝醉了弱者的鲜血，吐出那罪恶的黑烟”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憎恶。

徐志摩是个资产阶级的理想主义者，他有着“爱、自由和美的‘单纯的信仰’”。自开始写诗，诗人就陷入情中而不能自拔。如《为要寻一个明星》可以理解为对理想的追求，但结合当时的情况理解，更像是一首爱情诗，抒发诗人对纯真的爱情的不懈追求。再如《翡冷翠的一夜》借一个女子的口吻诉说着离愁与别绪

（摘编自《浅谈闻一多与徐志摩的诗歌的异同》）

材料三：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移情作用是把自己的情感移到外物身上去，仿佛觉得外物也有同样的情感。这是一个极普遍的经验。陶渊明何以爱菊呢？因为他在傲霜残枝中见出孤臣的劲节；林和靖何以爱梅呢？因为他在暗香疏影中见出隐者的高标。

移情作用是和美感经验有密切关系的，移情作用不一定就是美感经验，而美感经验却常含有移情作用。美感经验中的移情作用不单是由我及物的，同时也是由物及我的；它不仅把我的性格和情感移注于物，同时也把物的姿态吸收于我。所谓美感经验，其实不过是在聚精会神之中，我的情趣和物的情趣往复回流而已。

姑先说欣赏自然美。比如，我在欣赏一棵古松，古松的形象引起清风亮节的类似联想，我心中便隐约觉到清风亮节所常伴着我的情感。真正的美感经验都是如此，都要达到物我同一的境界，在物我同一的境界中，移情作用最容易发生，因为我们根本就不分辨所生的情感到底是属于我还是属于物。

再说欣赏艺术美，比如说听音乐。我们常觉得某种乐调快活，某种乐调悲伤，这也是由于移情作用。音乐的命脉在节奏，听者心中自起一种节奏和音乐的节奏相平行。这种或高低或缓急的节奏，于听者心中感觉一种欢欣鼓舞或是抑郁凄恻的情调。

再比如说书法。移情作用往往带有无意的模仿。我看赵孟頫的字时，仿佛对着临风荡漾的柳条，不知不觉地展颐摆腰，全身的筋肉都松懈起来，模仿它的秀媚。从心理学看，这本来不是奇事。凡是观念都有实现于运动的倾向。在美感经验之中，注意力都是集中在一个意象上面，所以极容易起模仿的运动。

移情的现象可以称之为“宇宙的人情化”，因为有移情作用然后本来只有物理的东西可具人情，本来无生气的东西可有生气。从理智观点看，移情作用是一种错觉，是一种迷信。但是如果把它勾销，不但艺术无由产生，即宗教也无由出现。艺术和宗教都是把宇宙加以生气化和人情化，把人和物的距离以及人和神的距离都缩小。它们都带有若干神秘主义的色彩。所谓神秘主义其实并没有什么神秘，不过是在寻常事物之中见出不寻常的意义。这仍然是移情作用。从一草一木之中见出生气和人情以至于极玄奥的泛神主义，深浅程度虽有不同，道理却是一样。

（摘编自朱光潜《谈美》）

材料二：

我们的感情是要经过一番洗涤，克服小己的私欲和利害计较。矿石商人仅只看到矿石的货币价值，而看不见矿石的美的特性。我们要把整个情绪和思想改造一下，移动方向，才能面对美的形象，把美如实地和深入地反映到心里来，再把它放射出去，凭借物质创造形象给表达出来，才成为艺术。

中国古代曾有人把这个过程唤做“移人之情”或“移我情”。《舟还长沙》说：“侬家家住两湖东，十二珠帘夕照红。今日忽从江上望，始知家在画图中。”自己住在现实生活里，没有能够把握它的美的形象。等到自己对自己的日常生活有相当的距离，从远处来看，才发现家在画图中，溶在自然的一片美的形象里。但是在这主观心理条件之外，也还需要客观的物的方面的条件。在这里是那夕照的红和十二珠帘的具有节奏与和谐的形象。

这节奏，这旋律，这和谐等等，它们是离不开生命的表现，它们不是死的机械的空洞的形式，而是具有丰富内容，有表现、有深刻意义的具体形象。形象不是形式，而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形式中每一个点、线、色、形、音、韵，都表现着内容的意义、情感、价值。所以诗人艾里略说：“一个造出新节奏的人，就是一个拓展了我们的感情并使它更为高明的人。”这里就是“美”，就是美感所受的具体对象。它是通过美感来摄取的美，而不是美感的主观的心理活动自身。就像物质的内容结构和规律是抽象思维所摄取的，但自身却不是抽象思维而是具体事物。所以，专在心内搜寻是达不到美的踪迹的。美的踪迹要到自然、人生、社会的具体形象里去找。

但是心的陶冶、心的修养和锻炼是替美的发见和体验作准备的。创造“美”也是如此。捷克诗人里尔克在许许多多的事物里、经验里，去踪迹诗，去发见美，多么艰辛的劳动呀！他说诗不徒是感情，而是经验。现在我们也就转过方向，从客观条件来考察美的对象的构成。改造我们的感情，使它能够发现美，中国古人曾经把这唤做“移我情”；改变着客观世界的现象，使它能够成为美的对象，中国古人曾经把这唤做“移世界”。

“移我情”“移世界”，是美的形象涌现出来的条件。

（摘编自宗白华《美学散步》中的文章《美从何处寻？》）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问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大多数人觉得学习是一件苦差事。称赞一个人学习努力，多说他“刻苦学习”，这也说明学习是一种苦事。为什么孔子说，时时学习，时时实践，是很愉快的事？

答：学习有所收获，原来没有记住的英语单词，通过学习记住了，这确实使我们高兴。但是，孔子所说的喜悦，还不是这个意思。孔子所说的喜悦，不是从效果上来立论。

问二：“学”是学什么？

答：人们容易错误地认为，只有看书、听课、做实验之类的活动，才是学习。其实孔门所说的学，第一要义是学做人。子夏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子夏所说的都是如何做人的内容。我们今天学习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知识，好像与做人没有直接关系。其实自然科学知识是我们做人的工具和条件，可以充实我们的生命能量，学了正是为了更好地做人。从学做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几乎每时每刻都可以学做人。

问三：为什么要学做人？

答：人需要用一辈子的光阴，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甚至奋力拼搏，来学着做人，来成为一个真正的人。陆象山说：“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间。须是做得人，方不枉。”

问四：怎样才算是人？

答：循理而行才是真正的人，不循理而行则非人。是人与否，就看做事是否合理。

问五：……

答：……

问六：为什么循理而行就会快乐？

答：能循理而行，就会感到安稳。王阳明说“此心安处即是乐”。“不亦说乎”的“说”，等同于孟子所说的“理义之说我心”之“说”。安稳即快乐，是发自人生命本身的愉悦。

问七：为什么有朋友从远方来，会感到快乐？

答：人为什么聚会呢？有些人为了钱财聚会，有些人为了感情聚会，但孔子在这里所讲的朋友聚会，这句话是承接上一句而来。一个人学做人，有时候难免会觉得孤单，会觉得寂寞，自己心里也没有底。于是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在一起，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了使自己成人，各自分享做人的心得。每个人都带来自己的修身体验，也带来自己的情感能量。一个人对别人说话，不仅有知识符号，也有情感能量。大家汇集在一起，你添一把火，我也添一把火，使炉火烧得更旺。人人都是开诚布公，个个都是畅所欲言。经过一场推心置腹的交流互动，大家激情澎湃，神采飞扬，既收获了知识思想，又汲取了情感能量，人人情绪高涨，个个感到由衷的快乐。这种互动就像变压器，加大了参与者的情感能量。正如柯林斯所说：“人类最强烈的快乐来源于全身心地投入到同步进行的社会互动中。”

问八：被人误解也不生气，为什么只有君子才能做到？

答：大家在一起分享做人的心得，有时难免会被他人误解。这时候人最容易生气。一般人心里会想：这是我做人的心得啊，我特地拿来与大家分享，为什么你就是不领情呢？这时候如果能不生气，大概只有君子才能做到。《论语》里所说的“君子”，有着丰富的内涵。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由此可见，君子是比圣人次一等的人。圣人是能够按合适方式发挥自我生命潜力的人，君子则是学做圣人的人。君子一心只是想着如何按合适方式发挥自己的生命潜力，至于是否得到他人理解，则不在君子考虑范围内。君子能做到这一步，也是他已经明白成圣之道。君子道德修养好，生命境界高，他能同情地理解人的个性化差异，知道人的相互理解有一个过程，也能尊重他人的意见，在坚持自己的主体性的同时，也能承认他人的主体地位，能够懂得“主体间性”的相互尊重。

问九：《论语》为什么以这一条语录作为开篇？

答：这一条语录三句话勾勒了人学习的基本状态。学首先是要有觉，要在自己生命上生根，然后是不断地练习。除了个人学习而外，还要重视志同道合者的互动。学习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人生境界，达到相互尊重，相互包容，形成一个和谐社会。学习是人生的第一等事。因此，《论语》将这一条语录放在开头。

（摘编自张实龙《阳明心学视域下的〈论语〉问答》）

《论语》开篇三句皆含“乐”意。其中，“学而时习”的快乐，并非来自知识的简单积累，而是源于在日常践行中得“心安之乐”；“有朋自远方来”的愉悦，不止于相聚的温情，更在于同道者共修共进时，_______；“人不知而不愠”的坦然，则体现了君子在修己过程中既能_______，又懂得“主体间性”的相互尊重。这三重境界的“乐”，其实共同指向“_______”的深层内涵。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我国古代相传有两句诗：“花如解语应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但从现在看来，石头和花卉虽不具备有声音的语言，却有它们自己的一套结构组织来表达它们的本质。自然科学家的任务就在于了解这种本质，使石头和花卉能说出宇宙的秘密，而且到现在，自然科学家成功地做了不少工作。以石头而论，譬如化学家以同位素的方法，使石头说出自己的年龄；地球物理学家以地震波的方法，使岩石能表白自己离开地球表面的深度；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以地层学的方法，初步摸清了地球表面，即地壳里三四十亿年以来的石头历史。何况花卉是有生命的东西，它的语言更生动，更活泼。

像上面所讲，贾思勰在《齐民要术》里所指出的那样，杏花开了，好像它传语农民赶快耕地；桃花开了，好像它暗示农民赶快种谷子。春末夏初，布谷鸟来了，我们农民知道它讲的是什么话：“阿公阿婆，割麦插禾。”从这一角度看来，花香鸟语都是大自然的语言，重要的是我们要能体会这种暗示，明白这种传语，来理解大自然，改造大自然。

我国唐宋的许多大诗人，一方面关心民生疾苦，搜集了各地方大量的竹枝词、民歌；一方面又热爱大自然，善能领会鸟语花香的暗示，模拟这种民歌、竹枝词，编成诗句。其中许多诗句，因为含有至理名言，传下来一直到如今，还是被人称道不止。像月、露、风、云、花、鸟乃是大自然的一种语言，从这种语言可以了解到大自然的本质，即自然规律，而大诗人能掌握这类语言的含意，所以能编为诗歌而传之后世。物候就是谈一年中月、露、风、云、花、鸟推移变迁的过程，对于物候的歌咏，唐宋大诗人是有杰出成就的。

唐白居易十几岁时，写过一首咏芳草的诗《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诗人顾况看到这首诗，大为赏识。一经顾况的宣传，这首诗便被传颂开来。这四句五言古诗，指出了物候学上两个重要规律：第一是芳草的荣枯，有一年一度的循环；第二是这循环是随气候转移的，春风一到，芳草就苏醒了。

在温带的人们，经过一个寒冬以后，就希望春天的到来。但是，春天来临的指标是什么呢？这在许多唐宋人的诗中我们可找到答案。李白诗：“东风已绿瀛洲草，紫殿红楼觉春好。”王安石晚年住在江宁，有句云：“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宋洪迈《容斋随笔》指出：王荆公写这首诗时，原作“春风又到江南岸”，经推敲后，认为“到”字不合意，改了几次才定下了“绿”字。李白、王安石他们在诗中统用绿字来象征春天的到来，到如今，在物候学上，花木抽青也还是春天重要指标之一。

（摘编自竺可桢《唐宋大诗人诗中的物候》）

材料二：

自然气候能够触发文学家的生命意识。人们能够意识到时间的流逝，产生时间紧迫感或危机感，多是受到某些生命现象的启示或警惕，如人的生老病死或动植物的生长荣枯和推移变迁的物候现象。一般人对动植物的生长荣枯和推移变迁的反应不够敏感，相关领域的专家（包括农民）对于物候的反应，通常是一种知性的或理性的反应，而文学家的反应则多是一种感性的或情绪的反应。文学家不仅能够对动植物的生长荣枯和推移变迁等物候现象有着更敏锐、更细腻、更强烈的体验，他们看到杨柳绿、桃花开、燕始来等物候现象，会想到时间的流逝，并由此想到个体生命的流程、状态、质量、价值和意义，而且能够用一种诗化的形式，把自身的体验和感知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从而唤起或强化更多的人对于生命的感受、思考和体认。物候之所以会触发文学家的生命意识，是因为它有“一年一度的循环”，而这循环是随气候转移的。气候的周期性，导致物候现象的发生；气候的地域性，导致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物候现象。就其与文学的关系而言，地貌、水文和生物等自然地理要素，都是文学创作的常见题材，能激发文学家的创作灵感，但这种激发的原动力是气候。

农民根据相关物候的出现来判断季节的迟早，从而适时地安排农事，文学家则由相关物候的变化，感知时序的更替，从而引发种种关于生命的情绪体验和理性思考。

生命意识并不是先天的存在，它是后天培育的，与人文气候（风俗、风气、民风、民俗）有关。通常来讲，生命意识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长期积淀，它是已然存在的，潜伏在人的脑海深处，只有人世间的生老病死，尤其是近距离的生老病死，以及自然界的动植物的生长荣枯和推移变迁才能唤醒它，让它浮现出来。需要强调的是，人文气候的形成，与自然气候也有关系。一个地方的自然气候，影响到一个地方的土壤、水文、生物或物产；一个地方的土壤、水文、生物或物产，影响到一个地方的生产方式或经济活动；一个地方的生产方式或经济活动影响到一个地方的生活方式与风俗，即人文气候。因此，我们讲人文气候对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具有培育作用，并不意味着自然气候没有加入这种培育，只是不那么直接而已。同理，我们讲自然气候对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具有触发作用，也并不意味着人文气候就不能触发文学家的生命意识。

（摘编自曾大兴《气候、物候与文学——以文学家生命意识为路径》）

物候在①_______两个领域有交汇点。从科学视角看，花开花落、鸟鸣虫吟都是自然界的“语言”。物候的②_______特点如“一岁一枯荣”为农民提供农事指南，如杏花催耕、布谷鸟唤种。在文学领域，物候触发作家对③_______的敏锐感知，斗转星移、日月如流，都不会被轻易忽略。他们将感性体验升华诗化表达，通过柳绿、桃花开、燕始来等现象，引发读者的共鸣。可见，物候既是自然规律的客观呈现，也是人类认知自然、感悟生命的桥梁。

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

（节选自郁达夫《故都的秋》）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茅盾对战时中国的政治格局和社会愿景的思考，主要在重庆与延安的双向叙事中展开，重庆与延安形成了“对照、补充关系”。重庆与延安形象的构设常常以风景来加以装饰，风景成了茅盾构设战时中国形象不可或缺的存在。茅盾对风景的处理方式，与大后方一般作家不同，不是作为生命信仰、自然崇拜或“乡间的美”而存在，而是被充分地意识形态化了。他的重庆想象，善于由风景的书写引向对重庆的批判，或者以特殊的修辞把风景政治化。他的延安想象，同样频繁地以风景的书写来“补助”事件和人物的背景，增强地方色彩和美感。本文使用的“风景”概念，涵括了自然景色、乡村风光、地理气候之意，把山石、河流、树林、田园、高原、峡谷、月光、黄沙、浓雾、寒暑等皆看作“风景”。风景的书写，在茅盾的重庆和延安想象中与其说是背景、环境，不如说是地方形象本身。风景的书写，影响了茅盾的战时中国形象建构，从中可以洞悉茅盾想象战时中国的姿态和策略。

茅盾不是为了写风景而写风景，而是“把政治寓于风景之中”。在其作品中，风景联系着特定的地方和人物，“一片风景就是一个空间，或者是一个地方的景色”，风景与地方、人物关联后暗示出：“在某种地方与社会便非发生某种事实不可。”茅盾正是利用风景的地方色彩构设政治寓言。他总是由地方风景的书写，引向对民族精神、延安形象或党国政治的想象，以此描绘以延安为中心的战时中国地图。风景中的国都重庆，茅盾从未当作民族国家的象征来书写，反而在《雾中偶记》《“雾重庆”拾零》等作品中把重庆当作民众、战士、民族解放、寒冷中国的对立面加以批判，由此把战时国都贬低为失道寡助的“地方性”城市。而风景中的延安，则在叙述中由“地方”升格为民族的象征。《风景谈》《白杨礼赞》《大地山河》都是写西北、延安的风景，由地方风景引申出对民族精神的礼赞。延安风景的书写隐含了这样的意味：西北黄土高原、延安边区代表了战时中国，是民族抗战的希望所在。通过“把政治寓于风景之中”，茅盾确立了延安在战时中国的中心地位，构设了代表民族国家的延安形象。

风景中的战时延安形象是乡土的，牧歌的，崇高的。在延安，来自都市的青年人经历了乡土化的过程，他们原有的身份、趣味在农业生产中被改变，生成崭新的集体劳动者身份。《风景谈》中的延安风景具有凝聚民族、创造新人的功能。“生产归来”的风景剪影中所描绘的说七八种方言的一队人，表明了延安对全国青年的吸引力。这些青年有画画的、搞雕刻的、拉提琴的、写文章的，他们在延安变成普通的劳动者，手上起了老茧。风景与人相互映衬，共同构设了延安边区的精神写照。

（摘编自李永东《风景与茅盾的战时中国形象建构》）

材料二：

“化”是文明所到之处，“化外”指文明未及之地，也就是野蛮落后的地区。因永贞革新运动的失败，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离开长安，离开文明的中心地区，来到文明的边缘地区，亦即当时人眼中的“化外”之地。古代的评论曾指出，《游黄溪记》《袁家渴记》的开头模拟了《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书·西南夷传》，而这也同时表明了作者视永州为“夷狄”的态度；另外，“永州八记”里也有称永州为“夷”“夷狄”之处。由此推测，柳宗元确实是把永州当作“化外”之地来看待的。

一般读者、学者看“永州八记”，是看它如何表现了柳宗元的思想情怀，它的风景描写是如何的出色，失意文人如何通过风景来安慰自己……但假如我们把它放在风景变迁的历史长河中来看，就会发现一些别样的东西，那就是柳宗元对“化外”风景的强势心态，其中充满了象征“盛唐气象”的“征服”意识。

通读“永州八记”，会发现柳宗元的写法是有套路的，他对“化外”风景的表现，大致由以下三部曲组成：发现、整顿（或改造）、接受。

柳宗元在永州陆续发现了西山，西山西边的钴鉧潭，钴鉧潭西边的小丘，小丘西边的小石潭，以及袁家渴、石渠、石涧、小石城山等八处“幽丽奇处”，它们大都具有不同于“化内”风景的“怪特”特征。

这些极具特色的风景描写，既归功于柳宗元的别具慧眼和生花妙笔，也是由于“化外”风景的“怪特”特征所致——“西南夷”的风景确实不同于长安——后者却常常被人们忽略了。

然而，“化外”的风景，“化外”之人却未必有眼光去发现，反而有待于来自中原的“化内”之人。作者所喜欢的水潭，原主人却视为包袱（《钴鉧潭记》）；原主人眼中的“弃地”，却是作者心中的宝贝（《钴鉧潭西小丘记》）。这是因为来自中原的“化内”之人，熟悉更“高级”的“化内”风景，能透过“化外”风景的“怪特”表象，看到其潜在的“归化”后的价值。

（摘编自邵毅平《文学题材的历时演变——中国文学中风景的变迁》）

空气非常清冽，朝霞笼住了左面的山，我看见山峰上的小号兵了。霞光射住他，只觉得他的额角异常发亮，然而，使我惊叹叫出声来的，是离他不远有一位荷枪的战士，面向着东方，严肃地站在那里，犹如雕像一般。晨风吹着喇叭的红绸子，只这是动的，战士枪尖的刺刀闪着寒光，在粉红的霞色中，只这是刚性的。

（茅盾《风景谈》）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从《诗经》的许多具体作品中，后人归纳出了所谓“赋、比、兴”的美学原则，影响达两千余年之久。最著名、流行最广的是朱熹对这一原则的解释：“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古人和今人对此又有颇为繁多的说明。因为“赋”比较单纯和清楚，便大都集中在比兴问题的讨论上。因为“比兴”与如何表现情感才能成为艺术这一根本问题有关。

中国文学（包括诗与散文）以抒情胜，然而并非情感的任何抒发表现都能成为艺术。主观情感必须客观化，必须与特定的想象、理解相结合，才能构成具有一定普遍必然性的艺术作品，产生相应的感染效果。所谓“比兴”正是这种使情感与想象、理解相结合而得到客观化的具体产物。

《文心雕龙》说，“比者，附也；兴者，起也”；“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钟嵘《诗品》说：“言有尽而意无穷，兴也；因物喻志，比也。”实际上，“比”“兴”经常连在一起，很难绝对区分。“比兴”都是通过外物、景象而抒发、寄托、表现、传达情感和观念，这样才能使主观情感与想象、理解结合在一起，而得到客观化、对象化，构成既有理智不自觉地干预而又饱含情感的艺术形象，使外物景象不再是自在的事物自身，而染上一层情感色彩；情感也不再是个人主观的情绪自身，而成为融合了一定理解、想象后的客观形象。这样，也就使文学形象既不是外界事物的直接模拟，也不是主观情感的任意发泄，更不是只诉诸概念的理性认识；相反，它成为非概念所能穷尽，非认识所能囊括，具有情感感染力量的艺术形象和文学语言。王夫之说：“《小雅·鹤鸣》之诗，全用比体，不道破一句。”（《姜斋诗话》）所谓“不道破一句”，一直是中国美学重要标准之一。司空图《诗品》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严羽《沧浪诗话》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等等，都是指的这种非概念所能穷尽、非认识所能囊括的艺术审美特征。这种特征正是通过“比兴”将主观情感与客观景物合而为一的产物。《诗经》在这方面作出了最早的范例，从而成为百代不祧之祖。明代李东阳说：“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盖正言直述，则易于穷尽，而难于感发。惟有所寓托，形容摹写，反复讽咏以俟人之自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则神爽飞动、手舞足蹈而不自觉，此诗之所以寄情思而壮实也。”（《怀麓堂诗话》）

这比较集中而清楚地说明了“比兴”对诗（艺术）的重要性，正在于它如上述是情感、想象、理解的综合统一体。“托物寓情”“神爽飞动”胜于“正言直述”，因为后者易流于概念性认识而言尽意尽。即使是对情感的“正言直述”，也常常可以成为一种概念认识而并不起感染作用，“啊，我多么悲哀哟”，并不成其为诗，反而只是概念。直接表达情感也需要在“比兴”中才能有审美效果。所以后代有所谓“以景结情”、所谓“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倍增其哀乐”（《姜斋诗话》）等等理论，就都是沿着这条线索而来的。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材料二：

中国古人讨论诗歌时常提及的“比兴”不仅是诗歌的创作手法，也是对审美思维方式的一种表述。比兴思维在审美想象的作用下实现物我交互，四时万物在激发人的情感的同时，又成为情感的寄托，物我相照，贯通交融。比兴思维不同于理性判断，它遵循“类”的规律和原则，实现物与物、情与物的联结。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物象都可起兴，任何一物都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联系到他物，起兴之物象和所咏之物象两者间存在着广泛的联系。但这样的联系并不是随意的，而是必须遵循“类”的原则，这一原则在比兴思维中有两方面的体现。

其一，主体基于对事物之间的相似性特征的感知，将此物与彼物联系在一起，此为以物喻物的基础。其二，两个事物虽然各不相同，甚至差异巨大，但是都具有能够与主体的某种情意产生共鸣的属性。这种属性是将物与情联系起来的关键，也是“取譬引类”与以类比逻辑为特征的理性思维之间的重要区别。如作为“岁寒三友”的松、竹、梅，在形貌上相去甚远，并没有相似性特征。但是，由于松树岁寒不凋、翠竹经冬不衰、梅花凌寒独放，三者共同拥有的耐寒属性与主体高洁坚韧的情志产生共鸣，因此使其成为人们联类讴歌、表情达意的对象。主体在审美活动中基于比兴思维展开的类比联想，是审美意象动态生成的一种表现。中国文化自古就有将天地万物视为一体的认识传统，在这个浑然为一的系统之中，物与物、物与情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而是强调彼此间的互相感应、转换与影响。

（摘编自何琪琦《论审美意象生成的心理过程》）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鲁迅的杂文多为社会文明的批判，以冷峻为主。《记念刘和珍君》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断入选中学语文课本。有关的解读文章也不胜枚举，但是质量普遍较低。究其原因，诚如钱理群先生所指出的，就是过分把文章当作社会历史的反映（见钱理群的《由文字到电影场景的转换》）。我想与此有关，不过还有一点，就是对文本的抒情特点缺乏直接的分析。真正要把《记念刘和珍君》这篇文章的特点弄清楚，需要从它抒情的特点来分析。关键是不要以为抒情文章都是一样的，鲁迅这篇文章的抒情有不同于其他抒情文章之处，即它的抒情是杂文式的抒情。

在鲁迅这篇文章的开头，作者似乎并不把感情作强化宣泄，而是某种程度的弱化，尽可能地收敛。鲁迅对刘和珍的死是很悲愤的，为文就是要纪念刘和珍，故思绪滔滔。作为杂文，鲁迅追求的是深邃、犀利，而作为艺术，又不能径情直遂、一览无余，因此，藏匿锋芒，深化思绪于曲折的层次中，思绪在曲折的逻辑中推演，就成了鲁迅杂文的一大创造。《记念刘和珍君》的抒情就这样带上了杂文式抒情的特点。鲁迅不屑于浪漫主义新诗那种感情倾泻之美，而是倾向于散文的情感抑制之美，因抑制而深沉之美。

鲁迅反反复复抒写的感情，从性质上来说，是悲痛、悲愤、悲凉和悲哀的郁积。从表现形式来说，力避径情直遂，而是让情思在曲折中展现。这种曲折还是多重的，写得沉郁顿挫、回肠荡气。

鲁迅的丰富就在于，思绪总是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是强调忘却的轻松，不忘却的沉重；另一方面又强调不忘却，正视现实的惨烈，不但是哀痛的，而且是幸福的。鲁迅展示了他抒情的另一个空间，那就是感情渗入叙事之中。以叙事的惨烈，隐含情感的强烈。

就是在直接抒情之中，也表现出鲁迅情感的深邃。“这是真的”，“有尸骸为证”，好像是多余的，既然已经引用了，还要加上这一句，说明自己难以置信，又不能不相信。这里，不但有正面的揭露，而且有反讽，如“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鲁迅的深邃不但由于抒情，而且在抒情基础上提炼象征的形象：“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前面的细节毕竟只是细节，只是个别的场景，而到这里，就变成了普遍现实和历史的象征。不但把前面的细节统一起来，而且把具体场景以外相关联的事象，不但是此时的，而且是异时的，不但是中国的，而且是外国的，都凝聚到这个统一的形象中，一方面是“脸上有着血污”，另一方面是自得地“昂起头来”——超越了具体的时间和空间，而显得有很强的概括力度。

在多层次的曲折和转化中，在激情和理性的曲折交融中，鲁迅的情感在紧缩中张扬，时而引而不发，时而张扬蹈厉，张弛有度，游刃有余。这正是鲁迅杂文成熟的风格，可以用杜甫形容自己诗作的“沉郁顿挫”来形容他在本文中的抒情。这就是鲁迅杂文式的散文具有超越时空的艺术感染力的奥秘。不从文本去分析内在情志的曲折、矛盾，单纯从社会现实方面去评价，只能看到时代背景的普遍性，而不能洞察鲁迅杂文式散文的美学。

（摘编自孙绍振《杂文式抒情》）

材料二：

像鲁迅这样的文学家、艺术家，在他那里，存在着两个转化过程：首先是将历史事件转化成个人心理事件，然后又将个人心理转化为文学艺术（意象、画面、色彩、声音等等）。

长期以来，我们都把文学作品，包括鲁迅的作品，看作是对历史事件的简单摹写，于是就出现了简单化、表面化的解读，在我看来是非文学的解读。就拿中学语文教材里的《记念刘和珍君》来说，多数老师都是根据教学参考书的说法，大讲鲁迅的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军阀的残忍，御用文人的无耻，表现了爱国青年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等等。这样一说，就和新闻报道、评论没有什么区别了。文学之所以是文学，或者说我们之所以需要文学，就因为它关注的始终是人，是人的心灵。鲁迅写《记念刘和珍君》，并不是要记录、再现历史事实，而是要抒写“三一八”惨案对他心灵的冲击，即他的心理反应。因此，文章是围绕着面对血腥的屠杀，“说”还是“不说”的矛盾、困惑展开的。

在“说（写）”还是“不说（不写）”之间徘徊，往返起伏，构成了整篇文章内在的心理线索，也形成了“文气”的跌宕。这篇文章，就其本质而言，是一首心灵的诗。

但作为一个有强烈艺术感的文学家，鲁迅还要把这“心灵的诗”外化为画面、色彩、声音。《记念刘和珍君》正是由许多的画面、特写和声音组合的，全篇的文字可以转化为这样的一些场景：

（幻景一）

画面：

刘和珍在宗帽胡同听鲁迅讲课，“微笑着，态度很温和”……

刘和珍君在读鲁迅主编的《莽原》，依然“微笑着”……

特写：

刘和珍在鲁迅和其他师长面前，黯然至于泣下……

画外音：

“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幻景二）

（幻景三：执政府前，刘和珍、张静淑、杨德群等人请愿示威，被枪弹射杀。）

画面：

刘和珍和她的同伴们“欣然前往”……刘和珍突然倒下——子弹“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张静淑想扶起她，“中了四弹”，“立仆”……

特写：

刘和珍的尸骸……

画外音：

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摘编自钱理群《由文字到电影场景的转换》）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①沉浸式新闻是5G技术支撑下的信息传输新形态，在主流媒体构筑媒介化社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②沉浸式新闻可助力主流媒体重构互通渠道，加强人、信息、情感的网状联结。由于5G技术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人作为社会独立个体和作为社会一份子之间的矛盾，因而当人作为社会独立个体的信息差异性需求与作为社会一份子的信息集体供给产生分裂时，主流媒体的传统互动渠道就往往难以应对，这就需要沉浸式新闻来发挥平衡沟通、填缝罅隙的功能，促使人、信息、情感之间形成网状联结，深化社会沟通。

③一方面，沉浸式新闻本来就拥有独特的大众讯息智能化表达方式，5G技术赋能的大数据系统又进一步强化了沉浸式新闻的吸引力，既能实现用户需求匹配基础上的信息内容精准、高效分发，提升信息流动效率，同时也会吸附不同圈层间的相互注意，成为圈层间建立横向连接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在传统新闻流动框架中，受众的新闻选择主要受信息内容获取需求的驱动，而沉浸式新闻出现后，用户对“体验”和“共情”的需求逐步增强。基于此，新闻生产者的任务从单纯的“事实呈现”，开始转变为搭建配套技术、给用户重现新闻场景，帮助其以“第一人称”视角去体验和理解新闻。受众除了获取表层的信息本体外，还能进入一个浸入式的虚拟内容空间，同时实现视觉、听觉、触觉的立体感知，并在“参与”新闻的过程中，获取更多、更新、更真实、更逼真的信息体验和情感体验，从而在人、信息、情感层面形成新认知，深化传播者、媒介、受传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④主流媒体生产的沉浸式新闻依托庞大的5G信息技术系统，能构建出强烈的用户“在场幻觉”，通过沉浸式场景体验带来人与信息表层、人与人的情感、人与信息背后情感的网状共振，进而构筑社会关系认同。因而，从此层面上看，沉浸式新闻实质上是一种跨文化的共情传播，对于主流媒体构筑媒介化社会具有巨大助推作用。

⑤沉浸式新闻助力主流媒体加速“破圈”，在泛众化格局中推进媒介融合。在传统媒体时代，主流媒体的新闻无论在制作还是消费层面，大都以文字、语言、图片为叙事文本，其间隐藏着一种精英化的表达逻辑，由此也曾一度因传播渠道“失灵”而与受众和市场脱节。

⑥5G技术的发展使得这一困局有了解决的机会。沉浸式新闻将5G与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相互融合，将“场景”嵌入到新闻创作要素当中，把受众的体验真实作为新闻真实的重要参考指标，从而让新闻的表达者——媒体退居其后，从“讲述者”变为新闻场景的构建者、呈现者、服务者。随着新闻消费用户上升为传播格局中的主角，泛众化的时代特质被进一步深化。以新闻内容属性为划分标准的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主流媒体与大众媒体、专业媒体与社会化媒体的边界趋于模糊。在此语境中，主流媒体开始提速“破圈”，主动适应泛众化传播格局，积极升级运营模式，推进媒介融合，加快了媒体与媒体之间的联结，为媒介化社会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⑦沉浸式新闻推动主流媒体深化市场资源竞合，超越信息传播创设连接意义。5G技术促使媒体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主流媒体的职责定位已不再拘囿于内容创作与生产，数据、服务、用户等都是其关注的因素。未来主流媒体的发展离不开技术、资本等市场资源的支持，沉浸式新闻就是5G背景下媒体与市场资源耦合的产物。

⑧在传统的新闻生产制作流程中，主流媒体只需对信息采集、生产、流通等环节进行把控。而5G技术条件下的沉浸式新闻生产与传播，从大的层面看，需要对网络信息技术、虚拟技术、传播技术的发展状况进行全面考量，综合施策；从小的方面看，则要考虑到受众需求，为用户配置可视化头盔、眼镜等设备；这种繁琐的新闻生产与运作流程仅凭主流媒体的一己之力无法完成，必须要强化市场资源整合。同时，信息技术的发展让以社交链接属性和资讯聚合属性为基础的商业平台，成为信息管理枢纽，然而其内容生产专业性的缺位、传播价值导向的缺失等负面问题日渐严重。此外，部分公众由于缺乏媒介素养，容易被智能推荐算法等信息传播技术裹挟，从而消耗其主体认知和思维能力，沉溺于碎片化、浅层化、娱乐化的信息接收方式中，甚至无视、解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内容与价值，增加了正确网络舆情引导内容的传播难度。由于技术与商业联合打造的沉浸式新闻能够敦促新闻工作者履行媒介责任，因此主流媒体与商业平台也必须形成“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

⑨沉浸式新闻助力主流媒体重拾话语主权，构建新型社会沟通模式。在新媒体发展初期，自媒体、社交媒体依靠流量时代的规则红利，一度在舆论阵地对主流媒体的主导权形成冲击。5G技术使信息传播方式迎来了根本性变革，大数据所带来的个体观照可以辐射到用户的生理状态及情感体验中，沉浸式技术促进用户反馈升级，信息的“场景”意义将逐渐取代“流量”价值。作为5G技术与新闻相结合的产物，沉浸式新闻描绘出了以用户为核心的信息传播图景，促使主流媒体步入全新的舆论阵地，并关注到个体与社会的情感沟通、群体间认知差异的弥合、社会价值共同体的构建等公共话题，不仅满足了大数据时代新闻的社交性需求，还在此过程中重拾了自身的话语主权，构建了一种全新的社会沟通模式。

（摘编自李明德、王晴《5G技术条件下主流媒体参与沉浸式新闻生产研究》）

与传统新闻生产制作流程不同，沉浸式新闻生产与传播具有________，但是这仅凭主流媒体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要________。与此同时，作为信息管理枢纽的________，在新闻生产专业性和传播价值导向等主流媒体的优势方面存在日趋严重的负面问题。为了更好地履行媒介责任，二者可以优势互补，形成“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昆仑石刻”甫一公布，就引发了广泛讨论，我认为，石刻有三个方面尚存的疑点。

首先是秦代石刻之罕见。现已知秦代石刻，主要是秦始皇巡游天下时所立，包括峄山、泰山、琅琊台、芝罘、东观、碣石、会稽等7处。秦代石刻屈指可数，先秦时期的石刻也很罕见。根据考古资料，中国最早的古代石刻文字出现在商代，即殷墟石簋铭，但还只是器物上的题刻。秦国较早制作文字铭刻，但也只有秦公大墓石磬铭、石鼓文、诅楚文等少数石刻闻名于世。如果秦代有大量摩崖石刻存在，北宋时就会被金石学家收录，但事实恰恰相反。

其次是“昆仑石刻”的缺损。“昆仑石刻”右下角有明显缺损，且十分平整，似是同一时期脱落的。而我们从释文来看，第一行为“皇帝”两字，第二行为“使五”两字，“五”字可与第三行“大夫”构成固定词组，这说明石刻雕刻之时，“五”字下方已有缺损。第三行为“大夫臣翳”，释读者之所以补“翳”字，一是“臣”字之下，确实有残缺笔画；二是根据后文两次出现“翳”字推断，此处当是“翳”字，可见石刻雕刻之时，“臣”字下方是完好的。同样的时间段、同样的疆域内，石刻的风化程度应该差不多。如果此刻为真，按正常自然风化，不应该像现在这么平整。此可疑者二也。

最后是“昆仑石刻”的行文。“昆仑石刻”的文字，有学者提出，将“廿六”释为“卅七”，回应了之前学者对石刻年代的质疑，但似未注意到石刻行文的问题。从称谓上看，“昆仑石刻”短短三句话中，“翳”这个自称竟然出现了三次，与古代汉语中常省略主语的用法大相径庭。

（摘编自李豪《“昆仑石刻”的三个疑点》）

材料二：

近日，有关部门认定刻石为秦代刻石，定名为“尕日塘秦刻石”。文字刻凿壁面总长82厘米，最宽处33厘米。刻石全文共37字，文字风格属秦篆，保存较完整的文字信息为“皇帝/使五/大夫臣□/将方□/采樂□/険翳以/卅七年三月/己卯車到/此翳□/前□可/□百五十/里”。专家通过现场调查、科学分析，获取了刻石的科学研究数据，并调集石质文物研究与保护、秦汉考古、古籍文献和书法篆刻等领域专业人员集中科研攻关，形成考古调查报告。

为获取刻石的详细文字信息，采用了高精度信息增强技术。该项技术能够提取出清晰的文物本体的原始图像、纹饰以及文字信息。再通过对采集数据的分析、处理、应用，可将清晰度提高40%-90%。比如，刻石中“卅七”原释为“廿六”。经分析信息增强处理后的笔画，可见原释读为“廿”字的中间存在一竖，应释为“卅”；原释为“六”字左侧竖向笔画应为岩体剥落边界，而非刻字笔画，应释为“七”。

通过信息采集和提取，专家们获取了尕日塘秦刻石的正射影像图、高清数字线图、高清电子拓片和高清渲染图。在此基础上，他们逐一对刻石文字进行提取分析，并采用微距摄影技术，对刻痕微观特征进行了数据采集。根据文字提取结果，刻石文字具有显著的“因形布字”特点，文字风格统一，属典型秦篆。

专家们还调查了刻石所在地的地理地貌、地层岩性、气候环境等，并对刻石周边的文物遗存进行了田野调查。从尕日塘刻石的岩体结构、岩面平整程度，以及岩体附近地面与微气候环境等因素看，在该区域内，只有刻石所处的2号岩体具备人类避风停留进行刻凿，且有利于刻石长期留存的自然环境与气候条件，这点体现出古人在刻石选址方面的智慧。

刻石本体岩性为“中细粒长石石英砂岩”，属高磨蚀性岩石，有自然风化痕迹。刻石未检出钨、钴等金属元素，排除利用现代合金工具凿刻的可能。检测结果表明，刻字表面和刻石表面非刻字区均含有绿泥石、伊利石等风化次生矿物，证明刻字区域和非刻字区域均经历了漫长的风化作用，形成了成分和结构类似的风化层，据此可排除其为现代新刻的可能。

北大李零教授认为刻石的内容大致意思为：秦始皇派五大夫翳率方技等去昆仑采药，翳乘坐卅七年三月己卯日的车到这里，翳计算来程约250里。他认为刻石的最后一句“可/□百五十/里”尤为重要。他说，“可”字的用法是非常典型的秦汉古书里的用法，意思是“能够达到”。

（摘编自李韵《青海秦刻石“验明正身”》）

材料三：

东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车骑将军窦宪率军北伐匈奴，一直打到燕然山，大获全胜，随军的班固写了《燕然山铭》，刻石摩崖，以表窦氏之功、宣大汉之威。这段历史在《后汉书·窦宪传》中有详细记载。然而长期以来，该石刻的具体地点一直无人知晓。直到1990年，两位牧民在蒙古国中戈壁省杭爱山一支脉南麓避雨时发现一处汉字摩崖，其间有关专家也进行了研究，但一直未能成功释读。2017年7月下旬，蒙古国成吉思汗大学和内蒙古大学专家组成多学科专家联合考察队，对该摩崖进行实地考察。8月15日，考察队宣布该摩崖即班固所作《燕然山铭》。文字为典型汉隶，内容和《后汉书·窦宪传》基本相同，仅存在一些异文。至此，消失近两千年的燕然山铭原刻才为世所知。

（摘编自吴毅强《辨伪与述真——从“昆仑石刻”谈起》）

自6月以来，昆仑石刻的消息引发热议。①_______，有人则怀疑石刻是现代人伪造。近日，基于一系列科学检测和严谨论证，有关部门给出了有力的结论。其技术考证过程表现在：经高精度信息增强技术提取分析，从字体来看，②_______；经矿物和元素分析，排除了利用现代合金工具凿刻的可能；刻痕内部和刻石表面均含有风化次生矿物，经历了长期风化作用，排除了现代新刻的可能。可见，在这场争论中，③_______，为“尕日塘秦刻石”的真实性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支撑。

如果秦代有大量摩崖石刻存在，北宋时就会被金石学家收录，但事实恰恰相反。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西民族意识不同，人格价值不同，所产生的悲剧精神也不尽相同，反映在悲剧作品中的美学特征也各有千秋。

中国古典悲剧特别擅长表现弱小善良的小人物形象，尤其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弱女子形象，强调悲剧人物的正义性和无辜性，富有人情味。中国悲剧苦情美感的获得，并不因为其主人公地位的超乎寻常，而是由于其力量的弱小，由于善良本性和悲苦结局的反差，这些薄命女子越是娇小、柔弱、温顺、和善，当她们备受摧残、坠入苦难的深渊时，就越发显得无辜、凄惨、痛苦和可悲，令人生出不尽的怜悯和同情，同时也引导观众对造成主人公悲剧命运的深深思索，从而达到认识社会的效果。如汉代百戏《东海黄公》、唐代歌舞剧《踏摇娘》中的悲剧主人公都是下层社会的普通人；明代的悲剧《琵琶记》中的五娘是农妇。

西方古典悲剧中的人物是“高贵”的，悲剧事件是“崇高”的。传统的西方悲剧人物都以皇家贵族和英雄豪杰为主角，这是因为西方悲剧将主人公的地位与他们的社会价值、产生的悲剧效果及观众的审美感的关系看成是正比例的，也就是说，高贵人物对历史事件能产生重大影响，他们的价值比那些普通的小人物显得重要得多。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麦克白》《李尔王》《罗密欧与朱丽叶》《奥赛罗》中的悲剧主人公都是国王、王子和贵族，描写的也都是重大历史事件。

中国戏曲悲剧的冲突往往带有伦理评判性质。作家总是以奸害忠、恶毁善、邪压正、丑贬美的故事呼吁人们对剧中的善恶、忠奸、正邪、美丑进行伦理评判，达到道德教化的目的。中国戏曲悲剧冲突注重追求情节的曲折和人物的理想色彩。如《赵氏孤儿》通过对孤儿的几搜几救体现了忠奸两大势力的曲折冲突；《雷峰塔》通过法海的步步追逼与白娘子的几经忍辱，表现了正邪冲突的曲折性；《桃花扇》通过妓女李香君与侯朝宗的爱情故事，深入探讨了个人情感与家国大义之间的矛盾冲突。

西方悲剧冲突是一种挣扎冲突。古希腊悲剧是命运悲剧，它的题材往往取自于古代神话，表现了人对自然与命运的挣扎，最后因无法挣脱而导致悲剧结局。性格悲剧出现在莎士比亚时期，它反映的是人对自身性格的挣扎，最后因主人公无法挣脱性格上的缺陷而造成悲剧。如莎士比亚的《奥赛罗》中的奥赛罗因嫉妒而丧失理智；《哈姆雷特》中的哈姆雷特因自身性格上的软弱和犹豫，而错失了一次又一次的复仇机会，最后酿成大错，造成了悲剧。

中国戏曲以“场”为基本组织单位，采用点线串珠式的结构，将故事段落和情节打碎成无数的小颗粒，再用线将它们纵向地串并起来，让事件在线中按顺序排列而向前发展，所以，在悲剧情节的发展上，追求的是悲喜的对比性，在情节的布局上，追求的是悲欢离合的拉伸性。西方戏剧以“幕”作为基本组织单位，采用板块接进式的结构，一幕一景，将剧情的发展切割成若干幕（几个板块），让戏剧矛盾在若干个板块中作网状交织，以板块的组织来完成全剧，来快速推进剧情的发展，因此在情节的布局上，要求做到高度浓缩，将悲剧主人公由幸福到苦难的变化发展过程，高度压缩成有限的几个板块，使得悲剧结局的到来显得大起大落。

中国戏曲悲剧是善与美的统一，情感重于理智；西方悲剧则是真与美的统一，理智重于情感。这是两种不同的审美品格，具有各自民族的烙印，与本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有密切关系。

（节选自《中西方戏曲悲剧美学比较》）

材料二：

《窦娥冤》深刻地反映了元代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通过窦娥这一悲剧人物的命运，揭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面，歌颂了人性的光辉与反抗精神。

戏剧的本质在于冲突，而《窦娥冤》中的冲突尤为激烈且深刻。该剧通过窦娥这一善良女性的悲惨遭遇，展现了封建社会中正义与邪恶的激烈碰撞。窦娥的命运充满了不幸与坎坷，面对流氓张驴儿父子的欺凌，她却坚守妇德，坚决不从，体现了人性中的善良与坚韧。然而，这一善良与坚韧却遭遇了昏官桃杌的残酷打压，最终导致了她无辜含冤的悲惨结局。

中国人一向重视亲情与伦理，孝道精神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在《窦娥冤》中得到了深刻体现。窦娥不仅是善良与坚韧的化身，更是孝顺长辈的典范。她虽历经磨难，却始终不忘侍奉婆母，体现了深厚的孝道精神。作者通过窦娥的孝行，不仅弘扬了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更对当时社会伦理道德进行了深刻批判。窦娥的孝顺与坚韧，与封建社会的黑暗与不公形成了鲜明对比，凸显了人性的光辉与社会的阴暗。她的孝行不仅是美德的化身，更是对当时社会伦理道德的深刻反思与批判。

该剧不仅在中国戏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更在世界文学悲剧中独树一帜。《窦娥冤》作为一部中国古典悲剧的代表作，以其深刻的悲剧特征、丰富的思想内涵、典型的艺术形象以及超越时空的感染力，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与关注。该剧不仅揭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与不公，更歌颂了人性的光辉与反抗精神。它不仅是中国戏曲史上的瑰宝，更是世界文学悲剧中的璀璨明珠。

（选自《〈窦娥冤〉的悲剧特征深度评析》）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的观念。无论是小说，是戏剧，总是一个美满的团圆。有一两个例外的文学家，要想打破这种团圆的迷信，如《石头记》的林黛玉不与贾宝玉团圆，如《桃花扇》的侯朝宗不与李香君团圆；但是这种结束法是中国文人所不许的，于是有《后石头记》《红楼圆梦》等书，把林黛玉从棺材里掘起来好同贾宝玉团圆；于是有顾天石的《南桃花扇》使侯公子与李香君当场团圆！这种“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作书的人明知世上的真事都是不如意的居大部分，他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颠倒是非，便是生离死别，他却偏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偏要说善恶分明，报应昭彰。他闭着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剧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写天公的颠倒惨酷，他只图说一个纸上的大快人心。这便是说谎的文学。

更进一层说：团圆快乐的文字，读完了，至多不过能使人觉得一种满意的观念，决不能叫人有深沉的感动，决不能引人到彻底的觉悟，决不能使人起根本上的思量反省。例如《石头记》写林黛玉与贾宝玉一个死了，一个出家做和尚去了，这种不满意的结果方才可以使人伤心感叹，使人觉悟家庭专制的罪恶，使人对于人生问题和家族社会问题发生一种反省。若是这一对有情男女竟能成就“木石姻缘”团圆完聚，事事如意，那么曹雪芹又何必作这一部大书呢？这一部书还有什么“余味”可说呢？故这种“团圆”的小说戏剧，根本说来，只是脑筋简单，思力薄弱的文学，不耐人寻思，不能引人反省。

（摘编自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曲改良》）

材料二：

中国人深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恶报应不在今生，就在来世。好人遭逢不幸，也被认为是前世作了孽，应当受谴责的总是遭难者自己，而不是命运。

中国人既然有这样的伦理信念，自然对人生悲剧性的一面就感受不深。对人类命运的不合理性没有一点感觉，也就没有悲剧，不愿承认痛苦和灾难有什么不合理性。此外，中国人的文学受到道德感的束缚，对他们来说，文艺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纯想象和虚构的文学作品那么少，戏剧发展得那么晚。

事实上，戏剧在中国几乎就是喜剧的同义词。中国的剧作家总是喜欢善得善报、恶得恶报的大团圆结尾。戏剧情境当然常常穿插着不幸事件，但结尾总是大团圆。中国戏剧的关键往往在亚里士多德所谓“突变”的地方，很少在最后的结尾。随便翻开一个剧本，不管主要人物处于多么悲惨的境地，你尽可以放心，结尾一定是皆大欢喜，有趣的只是他们怎样转危为安。剧本给人的总印象很少是阴郁的。

（摘编自朱光潜《悲剧心理学》）

材料三：

“贵和尚中”的思想积淀于民族心灵深处，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习性。这种强大的文化习性也走进了中国人的审美意识领域，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转化为中华美学观念中的重要审美心理定势，从而对中国古典戏曲产生深远的影响。作为审美接受主体的剧作家，在这种审美心理结构的指导下，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设计着一个又一个大团圆的故事。即使是创作悲剧，结尾也要安排一个光明的尾巴。因为以“中和为美”的社会审美观念体现在戏剧中，就是强调悲剧因素和喜剧因素的对立统一。观众在戏曲的开头看到好人蒙冤、有情人离散，内心就会不和谐。观众追求“中和之美”的心理没有得到满足，就会产生压抑苦闷的感觉。只有安排一个大团圆结局，才能达到“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审美效果，用充满喜乐情绪的大团圆结局把作家和观众的心理机制带回到和谐、中庸的状态。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典型的道德伦理型社会，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就是戏剧作家往往以强烈的伦理责任感切入艺术领域，倡导在戏剧作品中展现最淳朴的人性，故而在叙述悲惨凄凉的情节时也不忘惩恶扬善，给观众以一线光明。在这种观念教导下，下层民众也形成了一种伦理信仰，他们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相信“正义必胜，邪恶必败”，而且，观众会始终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世界和自我。中国悲剧主要是赞颂美好和控诉罪恶，肯定道德价值，它反映了中国人美好的伦理信念，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只有善的才是美的。

中国古代社会专制势力过于强大，百姓在现实社会中地位低下。他们亲身体验了地痞流氓的专横作恶、高利贷者的贪婪无度、贪官污吏的草菅人命，等等，本已是备尝艰辛。尽管他们在内心深处一直充满着对公平与正义的殷切期盼，但低微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无力改变现状。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尖锐冲突只能通过欣赏文艺作品获得想象的满足。生活中无法得到的团圆可以在文艺作品中得以实现，也就是通过戏剧之“圆”弥补生活之“缺”，戏剧充当了普通百姓艰辛生活的心理调节剂。

（摘编自李志琴《大团圆结局的文化意蕴》）

对于中国古典戏曲中大团圆结局的成因，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解释。从思想观念看，中国人深信①_______，这种伦理信念使得人们对人生的悲剧性感受不深；从审美心理看，“贵和尚中”的文化习性使观众追求②_______，大团圆结局能让观众的心理回归和谐状态；从社会现实看，底层百姓在现实中无力改变命运，便通过欣赏文艺作品③_______，戏剧充当了心理调节剂的作用。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中国制造和中国文化成就了我们”（与企业家谈“新”）

——P潮玩创始人王先生访谈

问（《人民日报》记者，下同）一：最近贵公司的L潮玩畅销，引发热议，有正面的，也不全是正面的。这个过程中，您是否有过焦虑？

答：焦虑肯定有。不过，换个角度想，在不断“破圈”的过程中，对新鲜事物，有人好奇、有人欣赏，也会有人质疑，这很正常。

问二：对于国内潮流玩具行业，贵公司的作用是什么？

答：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开创了潮流玩具这个品类。潮流玩具以前叫艺术家玩具或者设计师玩具。最初，国内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品类，不相信“大人也要买玩具”。2017年，我们策划了首届北京国际潮流玩具展，现在已是亚洲规模领先的潮流玩具展。我们通过大型展会推广潮玩文化，并定义了行业标准，带动了大量就业。

问三：有人认为，贵公司太年轻，成长太快了。您怎么看？

答：我们既年轻又不年轻。年轻，是指潮玩这个行业；我们公司今年15岁了，不算是特别年轻的企业。去年，L潮玩销售额超过30亿元，层层“破圈”后，今年成了一个世界级的IP。成长迅速的原因是，我们公司是一个开放包容的IP平台，吸纳了非常多优秀的艺术家和设计师，我们对这些IP进行体系化运营。文化产业的魅力在于，它要求较强的软实力，无法理性计算，也就是说，不是花钱就能再造出一个L潮玩。

问四：从“卖产品”到“卖文化”，贵公司是如何提升价值的？

答：有一句话，叫作“来自世界，再走向世界”。新时代的中国文化，是世界级的文化。我们孵化出大家喜欢的产品，通过产品将其背后的文化传播到全世界。作为新一代的中国品牌，我们希望制造出更高附加值的产品，成为世界级的消费品牌。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大多数制造业企业最关注效率和成本。例如，一个杯子，通过提升生产效率，价格从100块钱降到10块钱，这说明中国制造足够优秀。与此同时，同样的玻璃杯，上面印一个L潮玩形象，就可以重新卖到100块钱。我们跟优秀的艺术家合作，依托中国成熟的制造业，创造新的价值。我觉得，这也是创新。

问五：作为一个新兴的文化企业，有什么可供借鉴的经验？

答：在一个小的品类，也有可能诞生一家大企业。我们有一个理念——尊重时间、尊重经营。在小事情上投入足够多的时间，做到最好就有机会。

问六：一些联名或者限量款的L潮玩，卖出成千上万元的高价，很多人不理解。对此您怎么看？您觉得L潮玩会火多久？

答：需求是丰富的，有些人喜欢常规的，有些人喜欢限量的。L潮玩正处在从小众往大众消费品走的过程中。今年9月份之后，L潮玩每个月销售可能近1000万只。全世界范围内需求量太大了。我们在用各种方式，争取不要让它被恶意炒作。很幸运L潮玩已经成为一个现象级IP，它火了以后全世界都知道长这个样子的叫L潮玩。IP企业一般都很长寿，对L潮玩的故事和价值的挖掘才刚刚开始，相信未来还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惊喜。

问七：有人对盲盒这种营销方式不理解。您怎么看？

答：…………

问八：听说您上学时很喜欢跳街舞，喜欢潮流文化对经营公司有什么影响？

答：我从小就喜欢两件事情，艺术和商业。可以理解为，一半感性，一半理性。这两个东西是矛盾的，艺术追求独特，艺术家越独特，他就越艺术；商业是普遍的，越普遍越成功，需要去找一个平衡点。从开始创业，我们就希望做一个伟大的企业，做一个让人尊敬的品牌，做一个有温度的产品去传递美好。

问九：2024年，贵公司境外营收达50.7亿元，同比增长375.2%。您曾提出海外再造一个公司的口号，做到了吗？

答：2025年，海外销售大概率会超过国内，增速远比我们想象的快。当年首次公开募股时，公司全部销售额才不到20亿元。2024年我们实现营收130亿元。这样算，现在已经再造了很多个公司。今年，我们在北美的销售大概率会超越东南亚，在海外的市场不断扩大。

问十：有人拿贵公司跟美国某著名娱乐公司比较。您怎么看？

答：2020年的时候，我说5年以后如果中国有一家企业最像美国的D公司，那一定是我们的企业。去年开始，我们希望不是成为中国的D公司，而是成为世界的公司。一方面，是因为国际化的成功；另外一方面，我认为平台孵化IP的方式，更能适应这个时代。我们的理想是星辰大海，但与百年企业比起来，还有很多不足。希望能走出一条全新的路，如果只是按照别人的路径走，是不可能完成超越的。

问十一：在全球经济波动的背景下，潮流行业也面临增速放缓、同质化竞争激烈的局面。您如何看待？

答：我相信设计和美的力量，它是有价值的。我一直认为，推动很多产业下一次大发展的动力，是关于美的。以前是从无到有，现在是从有到美。比方说，我们现在用的椅子、沙发等，在追求美的推动下，完全可以重新发展，很多行业都可以。

问十二：又是一年大学毕业季，对步入社会的毕业生们，您有哪些建议？

答：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机会。要相信努力的价值，相信好奇心的价值，相信美好的价值。每代人对生活的追求可能不一样，比如；上一代更看重效率和成本，而我们这一代，更追求创新和美好。大家一起努力，去追求和创造美好！

（摘编自《人民日报》）

L潮玩头部五官特征鲜明，拥有尖尖的耳朵、大嘴巴、锯齿状的牙齿、小小的鼻子和________；脸上常带着顽皮的笑容。其设计采用暗黑童话风格，夸张的圆脑袋搭配相对短小的身形，两者________，这种反差，在众多萌系玩偶中脱颖而出。L潮玩作为P潮玩公司旗下的核心IP，近年来实现了________，成为公司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和增长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