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召儿

孙犁

我们机关搬到三将台，是个秋天，枣儿正红，芦苇正吐花。我们来了一群人，不管牛棚马圈全住上，当天就劈柴做饭，上山唱歌，一下就和老乡生活在一块儿了。

我组织民校妇女识字班，课程第一是唱歌，歌唱会了，剩下的时间就碰球。山沟的青年妇女们，碰起球来，真是热烈，整个村子被欢笑声浮了起来。

一天，我翻着点名册，随便叫了个名字：“吴召儿！”

我听见嗤的一声笑了。抬头一看，在人群末尾，靠着一根白杨木柱子，站起一个女孩。她正在背后掩藏一件什么东西，好像是个假手榴弹，坐在一处的女孩子们望着她笑。她红着脸转过身来，笑着问我：“念书吗？”

“对！你念念头一段，声音大点儿。大家注意！”

她端正地立起来，两手捧着书，低下头去，就念开了，书念得非常熟快动听。就是她这认真的念书态度和声音，不知怎的一下就印进了我的记忆。下课回来，走过那条小河，我听到了只有在阜平才能听见的那激动的水流的声响，听到在这山草衰白柿叶霜红的山地，还没有飞走的一只黄鹂的叫唤。

十一月“反扫荡”。我当了一个小组长，我们的向导老不来。我跑到村长家里去找，村长散披着黑羊皮袄，见我就笑着说：“男的分配完了，给你找了一个女的！”

“女的就女的吧，在哪里呀?”我说。

一个女孩子跑出来，穿着一件红棉袄，一个新鲜的白色挂包，斜在她的腰里，装着三颗手榴弹。

“真是，”村长也在抱怨，“这是‘反扫荡’呀，又不是到区里验操，也要换换衣裳！红的目标大呀！”

“尽是夜间活动，红不红怕什么呀，我没有别的衣服，就是这一件。”女孩子笑着，“走吧，同志！”说着就跑下坡去。

在路上，她走得很快，我跑上前去问她：“我们先到哪里？”

“先到神仙山！”她回过头来一笑，这时我才认出她就是那个吴召儿。

“到了神仙山，我有亲戚。”她说，“我姑住在山上，她家的倭瓜又大又甜。今天晚上，我们到了，我叫她给你们熬着吃个饱吧！”

天黑的时候，我们才到了神仙山的脚下。她爬得很快，走一截就坐在石头上望着我们笑，像是在这乱石山中，突然开出一朵红花，浮起一片彩云来。

北斗星转下山去，我们才到了她的姑家。

“这都是我们的同志。”吴召儿大声对她姑说，“快给他们点火做饭吧！”老婆子拿了一根麻秸，在灯上取着火，就往锅里添水。吴召儿和她姑有说不完的话。

“你爹给你买的新袄？”姑问。

“他哪里有钱？是我给军队上纳鞋底换的。”

第二天，我们在这高山顶上休息了一天。

以后每天黎明，吴召儿就把我唤醒，一同到那大黑山的顶上去放哨。山顶不好爬，又危险，她先爬到上面，再把我拉上去。山顶上有一丈见方的一块平石，长年承受雨水，被冲洗得光亮又滑润。我们坐在那平石上，月亮和星星都落到下面去，我们觉得飘忽不定，像活在天空里。

这一夜下起大雨来，雨下得那样暴。在这样高的山上，我们觉得不是在下雨，倒像是沉落在波浪滔天的海洋里。风狂吹着，那块大平石也像要被风吹走。

吴召儿紧拉着我爬到大石的下面，不知道是人还是野兽在那里铺好了一层软软的白草。听到四下里山洪暴发的声音，雨水像瀑布一样，从平石上流下，我们像钻进了水帘洞。

一清早放晴，我们就看见从邓家店起，一路的村庄，都在着火冒烟。我们看见敌人像一条虫，在山脊梁上往这里爬行。一路不断响枪，那是各村伏在山沟里的游击组。吴召儿说：“今年，敌人不敢走山沟了，怕游击队。可是走山梁，你就算保险了？兔崽子们！”

敌人的目标，显然是在这个山上。吴召儿把身上的手榴弹全拉开弦，跳起来说：“你去集合人，我去截兔崽子们。”她在那乱石堆中，跳上跳下奔着敌人的进路跑去。

我喊：“红棉袄不行啊！”

“我要伪装起来！”吴召儿笑着，一转眼的工夫，她已经把棉袄翻过来。棉袄是白里子，这样一来，她就活像一只逃散的黑头的小白山羊了。一只聪明的、热情的、勇敢的小白山羊啊！

她登在乱石尖上跳跃着前进。那翻在里面的红棉袄，还不断被风吹卷，像从她的身上撒出的一朵朵的火花，落在她的身后。

当我们集合起来，从后山上跑下，来不及脱鞋袜，就跳入山下那条激荡的大河的时候,听到了吴召儿在山前连续投击的手榴弹爆炸的声音。不知她现在怎样了。我能断定，她的生活和历史会在我们这一代生活里放光的。

1949年11月

(有删改）

一个6岁儿童眼中的非洲劳工世界

清晨5点。伏塔湖上一片黑暗，马克·夸杜沃就被从睡梦中唤醒，起身离开他潮湿、肮脏的地板上的睡铺。开工时间到了。

还打着寒战的马克帮着把一艘独木舟划到湖中。在接下来的5个小时里，他的工友一寸一寸地收渔网，马克则把船里的水舀出去，以免船沉没。

马克还没吃早饭，破败的船桨是那么沉重，他几乎抬不起来，但他还是全神贯注地听从坐在独木舟尾的塔基·夸杜沃发出的每个命令。塔基31岁，体格健壮，稍有不满便对马克拳脚相向。

“我不喜欢这工作。”马克小声嘟囔着。

马克·夸杜沃今年6岁，约30磅重，穿着蓝红相间的短裤和印有小美人鱼的T恤衫，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婴儿而不像是一个船工。他还太小，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经过两天的长途跋涉来到这个渔村。

但其他三个较为年长的男孩知道其中原委。和马克一样，他们都是契约雇佣工。他们的父母为了区区20美元的年薪把他们租给了塔基。

他们就好像困在渔网里面的鱼儿，直到三年或四年劳役结束后，才能重获自由。现在他们被迫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而他们的工作甚至在成年渔民看来也是相当辛苦的，而且有时还很危险。

童工缩影

塔基雇的男孩是从小型流动工人营地里招来的，都是些上不起学、达不到温饱且没有自由的孩子。他们只是那些在西非和中非渔场、采石场、可可与水稻种植园或是街市上工作的无数非洲童工的缩影。女孩子做家佣，在面包房或妓院里工作；男孩子则在农田里做工，搬运货物或在废弃的金矿场和宝石矿场里拾荒。

贩卖儿童绝不是非洲独有的现象。在中东，儿童被迫赶骆驼；印度儿童被迫纺织地毯；而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妓院里也充斥着未成年人。

国际劳工组织估计，每年大约有120万儿童通过非法交易被贩卖、奴役，年交易额达100亿美元。研究显示，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儿童最容易遭到贩卖和奴役。

2001年，在贝宁的一个港口，警方在一艘船上发现了35名儿童，据这些儿童称，他们是要被运到加蓬做劳工的。

2003年，尼日利亚警方从拉各斯北部的采石场中营救出194名营养不良的儿童，据警方透露，至少有13名儿童在这里死亡，并被埋在矿坑附近。

之前，尼日利亚警方偶尔发现一辆运送冻鱼的冷藏卡车里满载着64名14岁以下的女童。据警方透露，这些女孩来自尼日利亚中部，长途跋涉几百公里，原本是要被运到拉各斯去做家佣的。

命运悲惨

从加纳首都阿克拉出发，开一天车，穿越茂密的丛林，便能到达凯泰克拉奇。对于当地约9000名居民来说，渔业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产业，而儿童则是该产业的保证。

在这里，几乎所有的独木舟上都有几个童工。一些孩子只有五六岁大，通常由一个青少年监管。很多在独木舟上工作和在岸边织补破烂渔网的孩子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都表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异常辛苦，每周的工作时间长达100个小时，而且还经常会遭到殴打。他们对于跳进浑浊的湖水中解开纠结的渔网普遍存在着恐惧心理。

孩子们从未见过自己微薄的薪水，雇用他们的渔民说，每年12月，他们会将薪水付给孩子的父母或亲戚，一般是过节的时候，由他们将薪水带到这些家庭所在的村落。

孩子们共同的悲惨命运和相互之间的友情似乎是他们唯的慰藉。这些默默无闻的孩子几年没见过自己的亲人，也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而且有时大人们还会假装许诺让他们上学或是很快返乡来骗他们继续做童工塔基无论是睡觉还是工作都穿着同一件灰色T恤衫，在谈到自己的家庭情况时更是直言不讳。他说自己的孩子每天只能吃两顿饭，衣不遮体，而自己在8岁时就开始在湖上划船做苦工。

男孩子们经常幻想逃走。9岁的科菲·年科姆就是为数不多的曾尝试过逃跑的童工之一，3年前他从马克的家乡来到这里。去年12月，他半裸着跑到城镇上，后背都是擦伤。他说塔基把他抓回去，绑起来用鞭打他。最后由于警方的介入，塔基被迫放走了科菲。但没过几周，便有人替代了他的位置——一个年龄更小、更无助、更加顺从的孩子：马克·夸杜沃。

（有删改）

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

一

我是极缺少热狂的人，但同时也颇缺少冷静，这大约因为神经衰弱，一遇见什么刺激，便心思纷乱，不能思索，更不必说要写东西了。三月十八日下午我往燕大上课，到了第四院时知道因外交请愿停课，正想回家，就碰见许家鹏君受了伤逃回来，听他报告执政府卫兵枪击民众的情形，自此以后，每天从记载谈话中听到的悲惨事实逐日增加，堆积在心上再也摆脱不开，简直什么事都不能做。到了现在已是残杀后的第五日，大家切责段祺瑞、贾德耀，期望国民军的话都已说尽，且已觉得都是无用的了，这倒使我能够把心思收束一下，认定这五十多个被害的人都是白死，交涉结果一定要比沪案坏得多，这在所谓国家主义流行的时代或者是当然的，所以我可以把彻底查办这句梦话抛开，单独关于这回遭难的死者说几句感想到的话。——在首都大残杀的后五日，能够说这样平心静气的话了，可见我的冷静也还有一点哩。

二

我们对于死者的感想第一件自然是哀悼。对于无论什么死者我们都应当如此，何况是无辜被戕的青年男女，有的还是我们所教过的学生。我的哀感普通是从这三点出来，熟识与否还在其外，即一是死者之惨苦与恐怖，二是未完成的生活之破坏，三是遗族之哀痛与损失。这回的死者在这三点上都可以说是极重的，所以我们哀悼之意也特别重于平常的吊唁。第二件则是惋惜。凡青年夭折无不是可惜的，不过这回特别的可惜，因为病死还是天行，而现在的戕害乃是人功。人功的毁坏青春并不一定是最可叹惜，只要是主者自己愿意抛弃，而且去用以求得更大的东西，无论是恋爱或是自由。我前几天在茶话十三《心中》里说：“中国人似未知生命之重，故不知如何善舍其生命，而又随时随地被夺其生命而无所爱惜。”这回的数十青年以有用可贵的生命不自主地被毁于无聊的请愿里，这是我所觉得太可惜的事。我常常独自心里这样痴想：“倘若他们不死……”我实在几次感到对于奇迹的希望与要求，但是不幸在这个明亮的世界里我们早知道奇迹是不会出来的了。——我真深切地感得不能相信奇迹的不幸来了。

三

这回执政府的大残杀，不幸女师大的学生有两个当场被害。一位杨女士的尸首是在医院里，所以就搬回了；刘和珍女士是在执政府门口往外逃走的时候被卫兵从后面用枪打死的，所以尸首是在执政府，而执政府不知怎地把这二三十个亲手打死的尸体当作宝贝，轻易不肯给人拿去，女师大的职教员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到十九日晚才算好容易运回校里，安放在大礼堂中。第二天上午十时棺殓，我也去一看；真真万幸我没有见到伤痕或血衣，我只见用衾包裹好了的两个人，只余脸上用一层薄纱蒙着，隐约可以望见面貌，似乎都很安闲而庄严地沉睡着。刘女士是我这大半年来从宗帽胡同时代起所教的学生，所以很是面善，杨女士我是不认识的，但我见了她们两位并排睡着，不禁觉得十分可哀，好像是看见我的妹子，——不，我的妹子如活着已是四十岁了，好像是我的现在的两个女儿的姊姊死了似的，虽然她们没有真正的姊姊。当封棺的时候，在女同学出声哭泣之中，我陡然觉得空气非常沉重，使大家呼吸有点困难，我见职教员中有须发斑白的人此时也有老泪要流下来，虽然他的下颔骨乱动地想忍他住也不可能了。……

这是我昨天在《京副》发表的文章中之一节，但是关于刘杨二君的事我不敢再写了，所以抄了这篇“刊文”。

四

二十五日女师大开追悼会，我胡乱做了一副挽联送去，文曰：

死了倒也罢了，若不想到二位有老母倚闾，亲朋盼信。

活着又怎么着，无非多经几番的枪声惊耳，弹雨淋头。

殉难者全体追悼会是在二十三日，我在傍晚才知道，也做了一联：

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

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

惭愧我总是“文字之国”的国民，只会以文字来纪念死者。

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之后五日。

（有改动）

四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有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的。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五

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

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在医院里呻吟。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

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路边的一根稻草如果没人理睬，它永远是一根稻草。如果用它捆绑白菜，它的身价就与白菜相同；用它捆绑螃蟹，它的身价就与螃蟹相同。其实，人的价值有时也像一根稻草，与自身无关，就看你与谁在一起。但也有人认为“稻草定律”并非人生宝典，人的价值不应依附他人存在，而在于自身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

材料一：

世界哲学大会期间媒体发布的“中国民众最关注的十大哲学问题”里，有这样一条：人为什么要讲道德？

说来话长。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的世界里，我们总是把生活中的人、事、物划分为“好的”或“坏的”，总是借助“善”与“恶”的视角来理解和评价这个世界上发生的种种情形。道德的存在，帮助我们建立起较为稳定的人际关系、较为合理的伦理秩序，以及较为长远的社会预期。这就是人类数千年甚至数万年来的生活状态。

几乎所有的伦理学家都曾直接或间接地回答过这个问题，几乎每一位对生活有所经历和思考的普通人也会给出自己的答案。然而，这个问题之所以引人入胜，是因为当我们如此提问的时候，内心其实已经生出了另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人可不可以不讲道德？”

提出后面这个问题并不会让人感到愉快，但它却必须得到严肃认真的对待。这不仅因为两个问题其实“一体两面”，更是因为它们共同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事实，即道德乃是生活在一定社会环境中的人们的反思和选择的产物。人类并非天生完美，更谈不上是一种始终向善的生物。资源的有限、利益的排他、人情的纠缠，往往会影响我们，使我们即便懂得了道德的知识和原则，也依然不能按照这些知识和原则所提出的道德要求来行动。所以，我们不是“天生地”或“必然地”就生活在一个道德的世界中。我们赖以存在的道德世界以及我们具体实施的道德活动，实质上，全是我们在“讲道德”与“不讲道德”的两可之间经过权衡、反思而选择了前者的结果。这恰恰表明，人是具有能动性的自由存在者；道德是奠基于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的产物。相应的，“讲道德”成为人这种生灵不仅显著而且引以为豪的标志，也正是因为它构成了对人性本质的展示和呈现。

为了表明“讲道德”是人更愿意（或至少是经过教育和劝说之后更愿意）选择的生活方式，伦理学家给出了许多论证方案。其中一种典型方案是，将“讲道德”与个体的完善、集体的兴旺以及人类生活的繁荣联系起来；通过描述和阐释道德对人类的自我提升、自我成就、自我超越的关键作用而证明“讲道德”的必要性。这就是所谓的“崇高性论证”。

还有另一种论证方案，那就是“脆弱性论证”，它的着眼之处不是个体的完善、集体的兴旺或生活的繁荣，而是个人的生存、集体的维系或生活的延续。它的基本逻辑在于告诫人们：如果缺少道德，个体将无法继续生存，集体将分崩离析，整个人类生活将退回到“丛林状态”。原因在于，就个体而言，人无论是在体力上还是在智力上都是极为有限和脆弱的，恰恰是这种有限性与脆弱性，使人必须通过某种方式联合起来，建立互相帮扶和约束的秩序，结成拥有一定规则的集体和社会，从而确保每位成员的安全与发展。

两种论证方案并非决然分隔，它们只是不同的、各有侧重的回答方式。对于许多影响深远的道德理论而言，其答案的内容往往兼而有之。毫无疑问，在一个思想偏好日趋多元、文明互动日趋频繁的现代世界里，我们需要更多的、更有价值的论证方案来回应这个问题，激发人们的思考，从而展现道德哲学的魅力。

（摘编自《人为什么要讲道德》）

材料二：

虽然现在经常可以在媒体上看到对道德底线崩溃现象的报道，不过，情况未必那么悲观。我认为，中国基本的道德基础还是有的。那么，这个基础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在支撑着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我认为需要检讨的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在道德问题上最基本的一些想法是有问题的。如果道德行为需要一些规范，这些规范一定要有相当的稳定性，不可能说建立一个新道德就马上建立一个新道德。但是，中国社会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基本上是不断的革命加上改革，老是在动荡中，或者老是在变动中，这就使得所有人都认为，一切东西都是可以变的，包括最基本的道德规范。

一个现代社会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基本不是现代社会形成的，都是传统的。我们做人最基本的道德，包括要有诚信、不要杀人、不要放火、不要偷盗，哪一种是现代社会形成的？所以一个真正良性的现代社会，不在于形成一套与传统完全不同的新道德，而在于传统道德在现代生活当中有很好的维持。

一种常见的说法是，我们要建立适合市场经济的新道德、新伦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应当用比较有强度的、有基础的道德来制约市场经济发展，要使市场经济能够服从最基本的心理规范。资本主义追求的就是利润，市场经济必然唯利是图，不可能从市场经济的内部产生出不讲利润的道德。如果资本主义有道德，那么它一定是外在的东西，基本上是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在人类千百年文明历史中所形成的基本道德规范。西方社会的道德，基本上是以基督教、天主教等为基础而形成的。现代社会市场经济本身不可能产生道德，市场经济最大的动机就是追求利润。现在对我们道德冲击最大的不是集权主义，而是市场经济这匹脱缰的野马。

我们应该明确中国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单位是家庭。以家庭为中心，是一个比较能有效克制恶性个人主义发展的基础。如果没有一个基本的道德主体承担单位，像西方那样，明确规定基本的道德主体承担单位就是赤裸裸的个人，然后大家在赤裸裸的个人的基础上建立一套行为规范，这在中国社会是不适用的。因为儒家的基础和基督教的基础不一样，基督教不是以家庭为中心的，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赤裸裸的个人。如果我们要进行道德重建，首先要确定道德重建的主体是什么。如果我们不是把道德重建的全部重心放在重建家庭、保护家庭之上，如果连一个家庭都不能建立起来，我们谈亲情、谈同情、谈爱心都是空的，都是大话、废话。

与重视家庭、保护家庭最切近的是儒家传统。这方面有很多错误的看法需要澄清。比如，最近十年来，某些似乎很了解现代社会的人把“亲亲相隐”批得一塌糊涂。而事实上已经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修订，就是明确引入“亲亲相隐”原则。其实，只要稍微了解一下西方的法律制度，就知道“亲亲相隐”在所有西方国家都是一个原则。事实上中国传统对这个问题的考虑远比西方早而深刻，但现在西方做得比我们好。

（摘编自《以家庭作为道德重建的中心》）

材料一：

小康，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社会理想。“小康”一词，最早见于《诗经·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当然，这里的“小康”与作为一种社会理想的“小康”在意义上是不同的。历来的训诂家们认为，这两句诗的意思是：“百姓太辛苦了呀，让他们休息一下吧。”不过，我们也不妨将其设想为一种告诫：不要让老百姓过得太艰苦。至于把“小康”作为一种理想社会模式，则是记载于西汉的儒家经典《礼记·礼运》，其中描绘了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的图景：大同社会是一个财产公有、政治民主、社会文明、社会保障健全和社会秩序稳定的最高理想社会；小康社会则显示出不同的社会面貌，从古代儒家的思想渊源看，描述的是随社会规模的扩大，由氏族社会向生产分工的文明社会的转化，是一个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天下为家”，也是一个靠礼仪关系维持的理想社会。

儒家学派从历史循环论出发，幻想着返回原始田园牧歌式的大同生活。但到了近代，自进化论传入中国，“小康”就成了通往“大同”进化历程的中间环节。例如，根据戊戌变法的思想领袖康有为的说法，小康之世是社会从多灾多难的乱世发展到世界大同的太平世界的一个中间驿站——人类要从乱世进化到太平之世，中间必须经过一个小康之世的阶段。为了宣传其历史进化论思想，康有为采取了“托古改制”的方式，声称自己在孔子著作《春秋》中发现了“微言大义”，在他看来，社会历史是向前发展的，“每变一世，则愈进于仁”，即社会是由“据乱世”进到“升平世”（小康），再由“升平世”进到“太平世”（大同）的。

（摘编自张翼《从“小康社会”到“中国梦”》，有改动）

材料二：

与中国共产党在此前历史阶段上的理论创新相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在落实马克思主义“全局观”的问题上，无疑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首要目标是强调小康社会建设必须要注重“全面性”。首先，历史地看，“小康社会”建设目标最早是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初设计中国社会发展蓝图时提出的战略构想，这一构想就是要把中国社会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但是，8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社会发展空间换窄。我们的“小康社会”建设在现实上只能偏重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集中力量改变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滞后局面，竭力实现中国社会在经济层面的单向度“小康”。经过30多年的发展，当今中国的小康社会建设已经具备了“全面”建成的可能。以此前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为基础，推动“小康社会”建设完整回归邓小平同志最初的战略构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成了我们要尽快完成的工作。其次，小康社会建设必须有尽可能广泛的覆盖范围。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国土面积幅员辽阔，各地区、各民族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克服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部门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和全面小康。同时，我国小康社会建设，必须覆盖中国最为广泛的百姓群体，涵盖中国社会的各个发展领域。也就是说，我们要建成的小康社会，既要有经济发展，还要有社会进步。只有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收入、医疗、社保、教育、生态、文化等多个领域的社会发展难点问题得到不断改善，我们期望的全面小康社会才有建成的可能。

因此，总体来看，十八大之后，中央提出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中最核心的目标就是“全面”，对这一“全面”概念的把握，体现着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又表现出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全局观”思想的完整把握。

（摘编自徐晚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哲学意蕴》）

材料三：

1979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小康之家”的概念。“小康”这一古老而美好的概念，从此被创造性地用来诠释中国现代化坐标上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小康”，这一亿万人民日益耳熟能详的时代语词，以它特有的吸引力，激励与召唤着一个时代的进取精神，推动着中国大步迈向未来。正是怀着对这一美好愿景的真诚向往，党团结带领人民规划了奋斗目标，明确了发展战略，在拼搏苦干中闯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道路越走越宽广，小康梦想越来越清晰，现代化内涵越来越丰富。从温饱到小康，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从追求小康生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小康的宏伟蓝图壮美似锦。这是一个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的全面小康，是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殿实、环境生态更加友好的全面小康。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党的十八大以来的8年间，特别是全面小康进入决胜阶段之后，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截至2019年底，全国95%以上的贫困人口可以实现脱贫，90%以上的贫困县可以实现摘帽。这不仅创造了我国减贫史上的最好成绩，也是一份世界减贫史上从未有过的成绩单。与此同时，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三大攻坚战齐头并进，全面小康渐行渐近。

“蓄之既久，其发必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中国人民千百年来被压抑的创造激情如江河奔涌的释放，这是新中国70年无惧风雨、高歌猛进、大踏步跟上时代的传奇，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一往无前、不可阻挡的历史必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我们党领导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无比正确，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无比优越。

（摘编自《求是》）

材料一：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一句耳熟能详的话，出自伟大的革命导师毛泽东同志，也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真理。从社会实践和治理来看，调查研究是关键，不仅是谋事之道，而且是治理之道，更是成事之基。

调查研究是“找题”的路径。发展是一种规律，问题的产生和解决也是一种规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人对问题解决的唯一影响，就是解决问题的快慢程度，彻底程度。发展与问题是相伴的，有发展就会产生问题，推动问题解决就推动了发展。因此，当我们没有发现问题的时候，不能说问题是不存在的，而可能只是我们没有发现问题。

调查研究是“解题”的办法。党的各级干部在工作中，必须努力寻找“解题”的办法，重点是提高“解题”的能力。要加强能力建设，不断强化对政治理论，社会知识，专业技能的学习，让自己在不断学习中增强本领，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党员干部应当增强的“八项执政本领”。比如，当前脱贫攻坚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向脱贫攻坚聚焦聚力，加强对贫困户的帮扶，帮忙出谋划策、解决实际问题，提高致富能力，没有深入的调查研究是绝难做到的。

调查研究是各级干部的一项“基本功”，是领导力的重要体现。各级干部要发扬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看问题，做决策前都要搞一搞调研，广泛听取各个方面的声音，让自己对事物的判断更加清晰具体，防止出现“自以为是”的情况。要在调查研究中不断探索方法、创新形式，真正助力领导力、执行力、凝聚力的提升，这才是干部治理能力的体现。

（摘编自舒维春《调查研究是治理之道》，映象网）

材料二：

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推动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地生根。”可以说，高质量的调查研究能够客观精准掌握基层实际情况，及时有效发现存在的薄弱环节，进而谋划破题之策、探寻工作规律，对于推进落实党的各项任务要求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毛主席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即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来。这些都充分表明，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是党的优良传统作风。

然而，甘瓜苦蒂，天下物无全美。不可否认的是，在推进调查研究工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如蜻蜓点水、走马观花、浅尝辄止，抑或是机械看看、走走过场，等等。这些都让本该务实求真、密切联系群众的调查研究工作成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甚至成为个别领导干部“作秀”的“盆景”，不仅给调查研究“抹了黑”，也难免让群众鄙夷。

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于组织部门来说，调查研究是“家常便饭”，是高效率、高质量推进落实工作的“金钥匙”，甚至可以说调查研究开展的好坏直接关乎工作的成败，在此过程中，组工干部应把握好针对性，实效性、严谨性。

调查研究要突出针对性。若射之有的也，的必先立。调查研究的目的就是要真实准确掌握基层“第一手”资料，为推进落实工作打好基础、谋划路径。因此，开展调查研究之前必须厘清具体调查内容，调查方式，多问几个“为什么”，多想几个“怎么办”，尽可能地把调查研究各项工作想细想透，这样才能事半功倍。

调查研究要突出实效性。所谓调查研究，应分为两个阶段，即“调查”和“研究”，二者密不可分、互相依存。因此，调查时要真要实、要活要暖，要“听见”还要“看见”，要“身入”更要“心入”；研究时要紧密贴合调查结果，绝对不能搞成“调查”和“研究”两层皮，要把调查的实际情况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不能藏着掖着。

调查研究要突出严谨性。毛主席曾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调查研究的核心要义就是真实可靠。就是真正把握好民意、挖掘到实情。因此。开展调查研究时从始至终都要高标准、高质量。不能打半点折扣。坚决不能高高在上，官味十足，要用行动消除距离。用脚步丈量民情，进而真正形成真感情、真判断、真举措。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摘编自李金见：《调查研究要讲究“三个性”》，人民网）

材料三：

究竟什么是调查研究？科学意义上的调查研究具有什么特征？对于这些问题，许多人并不是很清楚。特别是当需要亲自动手进行一项调查研究时，有些人往往仅凭头脑中对调查研究的感性认识和工作热情就大胆去做。当然，这种精神是好的，但是这种调查研究得来的成果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现实情况？会不会歪曲事实，误导决策？比如，有的在几万人的总体中，仅仅调查十几个人，甚至只调查了几个人，就得出有关这个总体的结论；有的根据极端特殊的样本，得出的却是有关一般总体的结论；有的把表面上存在差别而实际上并无差别的统计结果作为阐述变量关系的依据；还有的在调查中对调查对象提出一些很难回答，甚至完全无法回答的问题等。

老一辈革命家经常深入基层亲自做社会调查，撰写了许多调查报告。他们调查研究的实践和成果，对于指导党和人民的事业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当今时代信息手段十分发达，利用信息工具了解和掌握情况是一种越来越重要的方式。但不管通信手段多么发达，有多少了解情况的其他渠道，都不能替代亲自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实地调查研究。党政领导干部和学者学生们，应当走出书斋，深入基层，在实际生活中“望闻问切”，在充分占有和分析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概括出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举措，把群众的创造吸收到文章、著作中来，使我们的思想和文字体现时代要求，符合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新时代，国家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发展中的问题，比如均衡发展问题、创新创业问题、精准扶贫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公平正义问题、环境治理问题等。很多问题前无古人，旁无借鉴，这为我们提供了多样化的研究对象和广阔的实践平台……但是，有时候通信工具发达了，离群众却远了；科技手段先进了，了解群众的真实诉求却难了。当前的调查研究，还不能紧跟理论研究的步伐，还不能为党的决策提供有效的支撑，这就需要我们在充分吸收和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做一些新的探索和尝试。

（摘编自廉思《如何有效开展调查研究》，人民周刊》

语言不够“纯净”，据说是新诗的通病。（       ），是诗歌艺术的可贵之处。我们并不认为诗和说话可以_______。诗是经验的艺术化的表现，不是日常会话的达意。其次，文言在日常生活上虽已僵硬难用，但在艺术品中，经诗人的巧妙安排，却能“______”，加强美感。反之，如果欠缺艺术的生命，则尽管一首新诗通篇不用一典，不掉一文，那种“纯净”也只是“_______”的代名词罢了。说坦白些，在文学的国度中，新诗人们是带点贵族气质的。我们宁愿自己的作品成为滞销的奢侈品，也不愿它成为畅销的牙膏，人人皆可入口，而转瞬又必吐出的牙膏。

一旦超越了起码的“纯净”之后，我们不难发现，文言宜于表现庄重、优雅、含蓄而曲折的情操，而白话则明快、直率、富现实感。许多意境，白话表现起来总嫌太直接、太噜苏，改用文言则可保持______的距离。艺术当然也追求和谐，但那应该是成品的，不是原料的和谐。愈能使不同的因素化合成和谐的整体，愈能以不类为类，愈能显示作者艺术的奥秘。愿“纯净主义”的信徒们多想一想。

材料一：

今天，微博已经成为一个发表意见的重要途径。作为一种被广为应用的交际工具，微博有与众不同的发表意见的方式。有人注意到，一些在生活中很温和的朋友，一旦上微博，言辞就变得非常激烈，不像是理性说理的言论，由此，微博形成了一个有特色的言论空间。

微博是一种字数非常有限的传媒方式，往往不足以负载说理需要的充分信息。人们可以用微博发表结论性的断言、口号、警句格言等“罐头思维”式的言论，但无法用它来进行好的说理。

人们在简单、现成的语言中找到了方便的解答，久而久之，很容易养成一种习惯，接受一些可以免除他们思考之劳的简明论断。这就是罐头思维。罐头思维表现为“一群人采用一句话”和“听见别人说就跟着说”等行为，它让人思想懒惰，先是不肯仔细思考，最终完全丧失了仔细思考的能力。

理性的说理需要足够的文字。说理是由三个必要部分—结论、理由和保证组成。“说理”与“非说理”的区别在于说理有结论，并有理由，而非说理则只有结论。在说理的主张和理由之间，还需要有一个可靠的中介保证，又称“假设”，如果这个假设不可靠，那么，再好的理由也不能充分证明结论的合理。

往往是在需要思考一个说理陈述是否可靠时，我们才特别注意那个被省略掉的假设。例如，一个人说尼克松是一位好总统（结论），因为他擅长外交事务（理由）。这是一个说理的陈述，但并不可靠。单凭这个理由，结论是站不住脚的，这是因为，在理由与结论中那个被省去的假设（“一个擅长外交的总统一定是好总统”）是有问题的（“片面”）。

说理需要理性、逻辑、认真地对待论证的每一个环节，这是为了能够说服与自己看法和主张不同的他人。以广大的而不是专门读者为对象的报刊，是最适合于说理的大众媒体。微博则主要是在朋友、熟人，或朋友的朋友，熟人的熟人中传播，具有同声相求的性质。人们发现，微博常常裹挟大批的粉丝，其实就是一种同相求的效应。在这些群体里，三言两语，说说心情，发发感慨，晒晒心情，是用不着太说明理由的。“非说理”并不是微博的镨，因为微博本来就不是为说理而创建的。

微博拄往使用感情色彩鲜明，富有修辞特色的“痛快”语言，这是因为微博信息需要借助强烈的情绪感染才能得以传播，结果更是不断强化、激励已经在起作用的情绪。富有感染力的话语给人一种雄辩的感觉，似乎能够提高说服力。然而，在这种说服中，需要把说理与感染力做一个区分。有感染力不代表就是好的说理。

（选自徐贲《微博为什么不是好的说理形式》，有删改）

材料二：

对我的《微博是好的说理形式吗》曾宪皓先生写了《来论微博正是好的说理形式》的讨论文章。微博是为人们运用的传播媒介，公共说理也是人们很关心的话题，讨论微博与说理的关系，目的不是要争一个谁是谁非的最终结论，而是要加深对问题的了解，因此，我愿意就曾先生文中提到的几个关于说理和微博的问题再作一点讨论。

首先便是什么是公共说理的“理”。此“理”指的是一个由“理由”来充分支持的“结论”，在这二者之间还需要有一个可靠的，可称为“假设”的中介保证。这当然不是唯一可以称作“理”的理。牧师布道说的是理，老百姓心目中的天道是理，发展是硬道理坚持的是理，但这些都不是公共说理的那个理。这些“理”与公共说理的“理”的区别在于，它们的结论是靠“信仰”支撑的，不需要说出理由。

曾文说，“贡献出结论，不代表推演缺位”这话是对的，但是，在公共说理中，那个不缺位的推演不能只是发生在说话者的头脑里，而必须说给公众听。放在一个人头脑里的推演是否可靠，是否符合逻辑，是否合理，不说出来，别人又如何检验呢？说理不仅要说出“什么”，而且还要解释“为什么”。

曾文说，“不认‘结论’和‘理解’，照此思维，禅宗是虚妄，顿悟不存在，口号皆扯淡”。这话恰恰犯了一个公共说理的错误—拉开话题，因为徐文讨论的是“说理”，不是禅宗，不是顿悟，也不是口号。公共说理不是时人类其他思维和表达方式的否定。提倡公共说理，不是说别的什么都是“胡闹”或“扯淡”。禅宗、顿悟，呼口号有它们自己的作用，但不在讨论说理的范围之内。

曾文认为，在说理时“以偏概全”不是什么大问题，“统计学上的以偏概全，不排斥这段话在精神上抓住症结，不排斥它的正确。恰恰是它抽出了现象中的‘理’，人们才认同它，转发它”。以偏概全不是统计学意义上的谬误，而是一种有社会危害的思维方式，叫作“草率概括”，说理要求避免草率概括，那是因为许多的成见或偏见都是因草率概括造成的。成见或偏见就是在握有充分证据之前，便先有了确定的意见和看法。

其实，在说理中，要“抽出现象中的‘理’”，有比草率概括更好的办法，那就是用“限定词”。图尔敏的说理论证称之为“模态限定”，也就是在陈述主张的时候，添加“往往”“可能”“也许”“基本上”“在很大程度上”等限定语。这不仅仅是为说理留余地，更是一种话语伦理的基本教养。

这当然不是说夸张就不好，而是说，夸张在说理中会削弱说话者的可信度。许多在文学修辞中常用的有手法或风格在说理中恰恰是应该避免的，因为说理不是文学。

说微博不适用于说理不是贬低微博，这就像说水壶不用于煮饭不是要贬低水壶一样。曾文说，“微博可以加图片、视频、长微博，实在不行还能用文章链接嘛”，但这正说明，微博所起的毕竟只是引介与索引的作用，它本身并不是在说理。亚里士多德曾指出一种逻辑错误，“5是2加3，因此5既是奇数，又是偶数”，所以，微博只是许多媒介中的一种，不能因为它与别的媒介可以结合使用，它就变成了一种无所不能、什么都是的媒介。

（选自徐贲《再谈“微博”与“说理”》，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