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诗》的题材多取诸作者身边，是“当代”的。无论是农夫对一年周而复始的农业生活的“铺陈其事”，还是平民通过“以彼物比此物”对缠绵悱恻的男女之情的讴歌，或是贵族依靠“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对政治隐晦曲折的慨叹，其赋、比、兴无一不采撷自身边常见之物、习遇之事。所谓“参差荇菜，左右采之”，既是对这种“当代”题材绝妙的证明，亦可视为对这种以“当代”题材表现“当代”主题方式形象的描绘。《诗》中诚然不乏非“当代”题材的作品，如《大雅·生民》，但它却往往拨去那本应笼罩诗中的神秘氛围，转而围绕农业、民族生存而铺叙，从而在格调上失去了初民那种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天籁之音。且人神之际、后裔祖宗之间，乃判然有分，其间鸿沟，不可逾越。从人对神，后裔对祖宗毕恭毕敬之态投射而出的，仍然是活生生的现实生活的需要和愿望。
与《诗》相较，《骚》却走上了离“经”叛“道”之途。由于《骚》的作者历史、文化涵养丰厚，因而藉以表达其情怀、展示其主题的题材，并不完全取于“当代”；还采撷自历史、神话。诗人“当代”的思维和道德判断乃通过洪荒时代的天神地祇至传说中三皇五帝的种种表现，云蒸霞蔚一般折射而出。现实中的诗人既可被望舒、飞廉、鸾皇、云霓等前导后随，杂然纷陈地簇拥着走向天帝之门，亦可与先祖重华遨游于昆仑瑶圃……题材与主题在时空上出现了巨大的反差。我们可以把这种题材与主题上时空的巨大反差用一个专门的术语命名之，称为“悬隔”。
从文艺学的角度判断，没有悬隔的文学作品在创作方法上是写实的。即使如《周南·汉广》这样在今人看来充满了朦胧意识，令诵者常产生无穷遐想的诗歌，其诗在当初虽然未必确切如《诗小序》所说，就是歌颂文王之化行乎江汉之域，表现人们“无思犯礼”，或者讽刺秦襄公“未能用周礼”，但汉水游女也好，蒹葭白露也罢，却都是当时人们生活中习见习闻之物之人，主题与题材之间并未形成悬隔。
而《骚》主题与题材之间的悬隔正好决定其写作的非写实性。神话和历史传说纷纷被诗人驱遣至诗歌之中。诗人之意本在表现自身“当时”的情怀，但是诗中纷至沓来的神灵、欢歌达旦的祭祀，却真的起到了“五色令人目迷、五音令人耳聋”的作用。所谓“五音纷兮䌘会”“观者兮忘归”，一时之间，读者似乎真的忘却了诗人所欲传达的“当代”主题，而徜恍迷离于深沉久远的历史追溯和五光十色的原始宗教氛围中。
（摘编自李诚《〈诗〉〈骚〉异同简论》）
材料二：
从“诗言志”到“诗缘情”，其间不仅发生了从“言志”到“缘情”的改变，还发生了“诗”字内涵的演变，其中后者才是从“言志”到“缘情”的根本原因。魏晋以来走上轻绮之路的“诗”，早已不是《诗经》时代承载着政治教化功能的“诗”。此“诗”非彼“诗”，这是魏晋时的诗学命题“诗缘情”不同于《诗经》时代基于《诗》学阐释的“诗言志”的根本原因。
在从《诗》到“诗”的拓展过程中，《诗经》时代原属一事的“志”与“情”，于春秋末年出现了“志意”与“情感”的分化。当“情”能兼包“志”，而“志”不能兼指“情”时，文学家所倡导的“发愤以抒情”就让诗文创作超越了“言志”的传统观念，与“情”建立了更为直接的关系，并在之后“杼中情而属诗”的陈述中再次得到确认。另一方面，经学阐释中对“《诗》以言情”的认可，又进一步刺激和推动了“诗”与“情”的关联。从“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到“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诗言志”的表述被“诗以言情”取代；成为当时的一种共识。
“诗言志”是一个《诗》学阐释的命题，而“诗缘情”则是一个基于创作机制的命题。从“言”所代表的阐释与批评立场，到“缘”所表达的创作主体立场这一改变，是“诗言志”与“诗缘情”的另一个不同。从“诗言志”所代表的阐释批评，到“诗缘情”所代表的根源探究，这个过程实际上蕴含着丰富的内容：它既是一个由《诗》到“诗”的意义扩展的过程，也是一个从“情、志一也”到“情”“志”分化的过程，同时，还是一个创作主体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由幕后走到台前，最终成为文学活动真正主体的过程。
然而，以“诗缘情而绮靡”为纲领，一味追求形式之美的六朝诗歌，在经历过“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的发展，成就了永明体“调与金石谐”的声律和谐之美后，最终在宫体诗绮丽浓艳的追求中沦为“亡国之音”，成为人们批判的对象。
六朝诗歌“亡国之音”的定位，让人们反思“缘情”之说的局限，基于《诗》学阐释的“诗言志”命题中的十分鲜明的政教观念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以《毛诗正义》的撰作为契机，唐代孔颖达对“诗言志”与“诗缘情”进行了深度整合，在充分肯定诗歌“抒情”的正当性之后，又张扬了它的教化功能。
孔颖达既从“作之者”的角度充分肯定了诗歌“畅怀舒愤”的抒情作用，又从“闻之者”的角度强调了诗歌“止僻防邪”“塞违从正”的政治教化功能，使“诗言志”与“诗缘情”这两个产生于不同历史时段、具有不同诗学内涵的命题得以相互补足，在相互融合、相辅相成中建构起了新的诗学理论，这奠定了唐代及以后历代诗歌理论的基础。从此，“言志”与“缘情”就成为中国诗学理论中不可或缺的两大支柱，在“志”与“情”和而不同的融合发展中，撑起了既言政教之志、亦抒个人之情的诗歌传统，在情、志并重的发展中，形成了刚健昂扬的理想追求与精诚由衷的情感表达完美融合的唐诗气象，并对后世诗歌创作及诗歌理论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马银琴《论“诗言志”与“诗缘情”的关系及其理论嬗变》）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3．根据材料二内容，在下面文段的横线处补写出恰当的语句，每处不超过8个字。
________是在周代礼乐背景下，围绕《诗经》作品而产生的《诗》学阐释命题。魏晋时期，文学不断发展，诗歌的抒情功能更为明显，陆机提出了“诗缘情”说，“诗”的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即从《诗经》时代具有________的“诗”，转化为抒发个人性情的文学之“诗”，但________的一味追求却使六朝诗歌沦为“亡国之音”，成为人们批评的对象，之后人们开始反思“缘情”说的局限性。
4．请根据材料内容，分析诗歌《诗经·秦风·无衣》的创作手法及创作目的。
A. 《诗》中的作品均是选取“当代”的题材来表现“当代”的主题，体现了现实生活中人们的需要和愿望。
B. 《骚》的内容能展现创作者丰厚的历史、文化涵养，由此也可看出其创作者的才能远高于《诗经》的创作者。
C. 魏晋时的诗学命题“诗缘情”不同于《诗经》中的“诗言志”，其根本原因在于“诗”字的内涵发生了变化。
D. 孔颖达从创作者与接受者的角度肯定了诗歌“畅怀抒愤”及政治教化功能，将“诗言情”与“诗言志”进行整合。
A. 《骚》中；诗人不仅选取“当代”的题材来表现主题，还借助历史、神话故事来表达“当代”的思维和道德判断。
B. “悬隔”是一种作品的题材与主题在时空上出现巨大反差的创作手法，这种创作手法表明其作品的非写实性。
C. “诗以言情”取代“诗言志”的表述，说明“诗缘情”已被时人广泛接受，并成为人们研究诗歌所遵循的唯一标准。
D. 产生于不同历史时期的“言志”说和“缘情”说，虽然诗学内涵不同，但在文学研究中，都具有积极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