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庚在《说“木叶”》一文中，通过对诗歌意象的细腻分析，揭示了古典诗歌中“木叶”所蕴含的丰富审美意蕴。这种对文字的深入品味，体现了传统文化中“慢工出细活”的智慧。然而，当今社会，短视频、碎片化阅读、AI快速成文等现象盛行，人们追求“即时满足”，效率至上成为了主流价值观。

请结合你的学习、生活体会，写一篇文章，谈谈你对“快”与“慢”的辩证思考。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10 . 阅读下面这首宋诗，完成小题。

寄朱野翁兼简月观陈同年应子

【南宋】黎廷瑞

相逢淮楚各凄凉，笑杀三生杜牧狂。

万树莺花春对酒，一灯风雨夜连床。

停云渺渺思何极，大块茫茫梦正长。

若见元龙^①相借问，为言归去学耕桑。

注：①元龙，这里指作者自己

“停云”却带着对亲友的思念。陶渊明《停云》：“霭霭停云，濛濛时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辛弃疾《贺新郎》：“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关于意象，我下的界定是“表意之象”。给“意象”下这么个界定，是为了突出其表意的功能，这“意”当是指诗人的诗性生命体验。换句话说，作为诗歌的意象，必须内含诗人的情感体验；不能显示情感体验之“象”，就够不上称作“意象”。眼下有一个相当普遍的倾向，就是把意象等同于诗中表名物之词语，其实是不恰当的。诗中所用的词，有不少是表具体名物之词，如蓝天、白云等，它会在我们脑海里唤起某种想象的，但通常只能算表象，不是意象。举个简单例子。王维的两句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总共包含几个意象？我想大部分人会回答说，有四个意象：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确，这四个词语都能成“象”，但究竟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意”呢？孤立开来看，大漠，指广阔无垠的沙漠，本身并不包含诗人的感受。必须将“大漠”与“孤烟直”合成整幅图景：在一望无际的漠野间，直上的孤烟把边地的苍茫、风沙乃至边塞示警的独特情味生动地传达出来，这才成为意象。同样道理，长河、落日单独看亦只是表象，必须连成画面——在奔腾不息地流向天际的大河上方，一轮浑圆的太阳正徐徐下沉，绚烂壮丽的景观效果始得以展现。总之，意象不单有象，且一定要表意，要能确切地传达诗人的独特体验，才能起到为抒情服务的作用。

（摘编自陈伯海《意象艺术与唐诗（序）》）

材料二：

（诗歌语言的）暗示性仿佛是概念的影子，常常躲在概念的背后，我们不留心就不会察觉它的存在。敏感而有修养的诗人们正在于能认识语言形象中一切潜在的力量，把这些潜在的力量与概念中的意义交织组合起来，于是成为丰富多彩一言难尽的言说；它在不知不觉之中影响着我们，它之富于感染性启发性者在此，它之不落于言筌者也在此。而“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却正是具有着一般“木头”“木料”“木板”等的影子，这潜在的形象常常影响着我们会更多地想起了树干，而很少会想到了叶子，因为叶子原不属于木质的，“叶”因此常被排斥到“木”的疏朗的形象以外去，这排斥也就是为什么暗示着落叶的缘故。

……“木”不但让我们容易想起了树干，而且还会带来了“木”所暗示的颜色性。树的颜色，即就树干而论，一般乃是褐绿色，这与叶也还是比较相近的。至于“木”呢，那说不定，它可能是透着黄色，而且在触觉上它可能是干燥的而不是湿润的。我们所习见的门闩、棍子、桅杆等，就都是这个样子，这里带着“木”字的更为普遍的性格。尽管在这里“木”是作为“树”这样一个特殊概念而出现的，而“木”的更为普遍的潜在的暗示依然左右着这个形象，于是“木叶”就自然而然有了落叶的微黄与干燥之感，它带来了整个疏朗的清秋的气息。

（选自林庚《说“木叶”》）

材料三：

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经过诗人不断地提炼、加工和创造，拥有了众多的诗意盎然的词语。这些词语除了本身原来的意义之外，还带着使之诗化的各种感情和韵味。这种感情和韵味就是情韵义。词语的情韵是由于这些词语在诗中多次运用而附着上去的。凡是熟悉古典诗歌的读者，一见到这类词语，就会联想起一连串有关的诗句。这些诗句连同它们各自的感情和韵味一起浮现出来，使词语的意义变得丰富起来。而这种种丰富的情韵义，往往难以用训诂的方法予以解释，也是一般词典中难以包括的。

“凭栏”“倚栏”，意思是依靠着栏杆，但是诗词中用“凭栏”“倚栏”，却有多种意味：表示怀远，或表示吊古，或抑郁愁苦，或悲愤慷慨。如，李璟《摊破浣溪沙》：“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无限恨，倚栏杆。”李煜《浪淘沙》：“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冯延巳《鹊踏枝》：“一晌凭栏人不见，鲛绡掩泪思量遍。”姜夔《点绛唇》：“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这些诗句中的“凭栏”都是和某种激动的感情联系在一起的。

诗歌语言的情韵是由诗人反复使用而逐渐附着上去的，这种情韵在诗里所起的作用，有时甚至比词语原有的意义更重要，它可以给人以多方面的启示和联想，使诗的含意更加丰富。

（摘编自袁行霈《中国古典诗歌的多义性·情韵义》）

【附李煜《浪淘沙》原句：“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

4 . 阅读下面两首唐诗，完成小题。

春日忆李白

杜甫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

清新庾开府^①，俊逸鲍参军^②。

渭北^③春天树，江东^④日暮云。

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⑤。

沙丘城下寄杜甫^⑥

李白

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

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

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

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⑦。

【注】①庾开府：庾信在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世称庾开府。②鲍参军：南朝宋时鲍照任荆州前军参军，世称鲍参军。③渭北：指杜甫所在的长安一带。④江东：指李白正在漫游的江浙一带。⑤论文：即论诗。⑥李、杜于鲁郡分别后，李白回到沙丘城寓所作此诗。⑦南征：杜甫欲去长安，从沙丘地理位置看为南行。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意象是古诗词表达情感和内容的重要手段，也是诗词整体语义的重要组成要素。“象”即物象，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具有物理形态，也包括如“风”“声音”等视觉上不可见的物质表现。例如“柳树”就是一个物象，它是一种被子植物门双子叶植物纲植物，枝条细长。“意”是指作者主观的情感和志向、认识活动等。一旦物象进入诗人的构思，就将成为诗人主观情感的载体，即认为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当柳树进入诗人的笔下，其语义则不简单是一种植物，它成为“离别”情感的寄托，也因为常常将美女的眉毛视若柳叶，而成为了美女的代称。

中华民族的情感表达一直是含蓄而丰富的，总是希望能够将情感和语义委婉地表达出来，故形成了源远流长的托物言志传统。同时，“言不尽意”，人的情感是丰富的，而语言文字总是有局限的。因此，就需要寻找一定的意象去物化人的情感，使抽象的情感变得具体而客观，借助客观物象表现主观情意。

诗人选取的意象一定和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或语义内容有所关联。当读者接受诗词意象时，首先接触到的是语言表征符号，这种语言符号通常是指称的一个具体的物象，即通过语言符号激活了一个特定的物象概念。例如，我们看到“柳”这个字，脑海中总会浮现高大的躯干、细长的柳枝、绿色的柳叶以及在春天里肆意生长的姿态，这些是柳树带给我们其作为物象的特征和属性。进而，由于“柳”的谐音，我们会和“离别”的情感和内容发生联想，柳叶的形态会使我们与“眉毛”发生联想，进而获取“美女”的概念，而“柳树”带给人视觉上“熙熙攘攘”的绿又使读者和春天、和旺盛的生命力联系起来。当然，意象呈现系统性，难以孤立存在。一个意象往往要通过周围词语形成的语境来确定当前的意义。在诗词中，词语符号对应的物象概念，在一定的语境中形成独特的意象。

物象的语义和意象的语义是有一定区别的。物象作为语义载体，一定有意象深层语义的典型属性。我们能够通过意象去接受意象背后的情感和丰富的语义内容，是因为诗人在选择意象时会特别注重二者的关系。诗人构思意象首先是基于物象义和意象义之间的相似性，也就是常说的象征。如上文提到的由于柳叶形状和美女的眉毛形状的相似性，再比如用“莲花”象征高洁的品质，是由于莲花生长在淤泥中而花瓣依旧白净不受沾染，“松柏”象征坚贞独立是由于枝干粗壮笔直，疾风吹卷而不为所动等等。

第二种方式是因为意象和物象之间存在某种关系，即基于物象义和意象义之间的相关性。这种关系可能是处所关系，组成关系，领属关系，包含关系，也可能是对立关系等。如“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其中“冠盖”指的是“达官贵人”，是由于“冠盖”分别是衣服和车马的一部分，而官吏常穿华丽的服装和车马出行，从而利用领属关系来实现这种联系。

第三种联系方式是借助于其他的一些修辞手段，比如通感或比喻，抑或借助于典故，或借助于汉字“音”“义”的多义性，如常见的“莲”同“怜”，表示喜爱等。意象是极富创造性和包容性的语义单位。

（摘编自《数字人文视域下的诗歌意象研究——现状与展望》）

材料二：

要说明“木”字何以会有这个特征，就不能不触及诗歌语言中暗示性的问题。这暗示性仿佛是概念的影子，常常躲在概念的背后，我们不留心就不会察觉它的存在。敏感而有修养的诗人们正在于能认识语言形象中一切潜在的力量，把这些潜在的力量与概念中的意义交织组合起来，于是成为丰富多彩、一言难尽的言说。它在不知不觉之中影响着我们，它之富于感染性启发性者在此，它之不落于言筌者也在此。而“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却正是具有着一般“木头”“木料”“木板”等的影子，这潜在的形象常常影响着我们会更多地想起了树干，而很少会想到了叶子，“叶”因此常被排斥到“木”的疏朗的形象以外去，这排斥也就是为什么会暗示着落叶的缘故。而“树”呢？它是具有繁茂的枝叶的，它与“叶”都带有密密层层浓荫的联想，然则“树”与“叶”的形象之间不但不相排斥，而且是十分一致的。也正因为它们之间太多的一致，“树叶”也就不会比一个单独的“叶”字多带来一些什么，在习于用单音词的古典诗歌中，因此也就从来很少见“树叶”这个词了。

（节选自林庚《说“木叶”》）

6 . 阅读下面这首元曲，完成小题。

【中吕】普天乐·江头秋行

赵善庆

稻粱肥，蒹葭秀。黄添篱落，绿淡汀洲。       叶空，山容瘦。沙鸟翻风知潮候，望烟江万顷沉秋。半竿落日，一声过雁，几处危楼。

按照字面的解释，“木”就是“树”，“木叶”也就是“树叶”。然则“高树”则饱满，“高木”则空阔，“木”仿佛本身就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木”不但让我们容易想起了树干，而且还会带来了“木”所暗示的颜色性。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九歌》）自从屈原吟唱出这动人的诗句，它的鲜明的形象，影响了此后历代的诗人们。

“木叶”是什么呢？按字面解释，“木”就是“树”，“木叶”也就是“树叶”。可为何古诗中少见用“树叶”呢？一般的情况，大概遇见“树叶”的时候就都简称之为“叶”。这当然可以说是诗人们文字洗练的缘故。然而一遇见“木叶”，情况就显然不同，诗人们争取通过“木叶”来写出流传人口的名句。可见洗练并不能作为“叶”字独用的理由，那么“树叶”为什么无人过问呢？自从屈原在《九歌》里吟唱出了“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一句，发现了“木叶”的奥妙，此后的诗人们便将其一用再用，熟能生巧。而在诗歌的语言中，又不仅限于“木叶”一词，如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从“木叶”到“落木”，其中关键显然在“木”字。诗歌语言的精妙不同于一般概念，差一点就会差得很多，而诗歌语言之不能单凭借概念，也就由此可见。

那么，古代的诗人们都在什么场合才用“木”字呢？也就是说，都在什么场合“木”字才恰好能构成精妙的诗歌语言呢？自屈原开始把它准确地用在一个秋风叶落的季节之中，此后的诗人们都以此在秋天的情景中取得鲜明的形象。例如吴均的《答柳恽》说：“秋月照层岭，寒风扫高木。”这里用“高树”是不是可以呢？当然也可以。曹植的《野田黄雀行》说：“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这也是千古名句，可是这里的“高树多悲风”却并没有落叶的形象，而“寒风扫高木”则显然是落叶的景况了。“高树多悲风”借满树叶子的吹动，表达出像海潮一般深厚的不平，这里叶子越多，感情才越饱满；而“寒风扫高木”却是一个叶子越来越少的局面，所谓“扫高木”者岂不正是“落木千山”的空阔吗？然则“高树”则饱满，“高木”则空阔，这就是“木”与“树”相同而又不同的地方。“木”在这里要比“树”更显得单纯，它仿佛本身就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这正是“木”的第一个艺术特征。

要说明“木”字何以会有这个特征，就不能不触及诗歌语言中暗示性的问题。诗人们将语言形象中的潜在的力量与概念中的意义交织组合起来，形成丰富多彩、一言难尽的言说。而“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却正是具有着一般“木头”“木料”等的影子，这潜在的形象常常影响着我们更多地想起树干，而很少会想到叶子。而“树”呢？它具有繁茂的枝叶，它与“叶”都带有浓荫的联想。所谓“午阴嘉树清圆”，这里的“树”与“叶”的形象之间不但不相排斥，而且十分一致。由此可见，“树叶”并不比一个单独的“叶”字多带来些什么，而“木叶”则全然不同。这里又还需要说到“木”在形象上的第二个艺术特征。

“木”不但让我们想起树干，而且还带来了“木”所暗示的颜色性。树的颜色，就树干而论，一般是褐绿色，这与叶也比较相近。至于“木”呢，它可能是透着黄色，且在触觉上它可能是干燥的而不是湿润的，如我们所习见的门闩、棍子等。这种关于“木”的更为普遍的潜在的暗示，使“木叶”带上了落叶的微黄与干燥之感，有着疏朗清秋的气息。至于“落木”，则比“木叶”还显得空阔，它连“叶”字所留下的一点绵密之意也洗净了。

（摘编自林庚《说“木叶”》，有删改）

材料二：

所谓“移情作用”，指人在聚精会神中观照一个对象自然或艺术作品时，由物我两忘达到物我同一；把人的生命和情趣“外射”或移注到对象里去，使本无生命和情趣的外物仿佛具有人的生命活动，使本来只有物理的东西也显得有人情。

移情作用是极端的凝神注视的结果，它是否发生以及发生时的深浅程度都随人随时随境而异。诗文的妙处往往都从移情作用得来。例如“菊残犹有傲霜枝”句的“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句的“相看”和“不厌”，都是原文的精彩所在，也都是移情作用的实例。

从移情作用，我们可以看出内在的情趣常和外来的意象相融合而互相影响。每个诗的境界都必有“情趣”和“意象”两个要素。情趣是可比喻而不可直接描绘的实感，如果不附丽到具体的意象上去，就根本没有可见的形象。我们抬头一看，或是闭目一想，无数的意象就纷至沓来，不成章法，不具生命，必须有情趣来融化它们，贯注它们，才内有生命，外有完整形象。

这个道理也可以适用于诗的欣赏，诗的境界也是情趣和意象的契合。比如说姜夔的“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一句词，便含有一个情景契合的境界，他在写这句词时，须先从自然中见到这种意境，感到这种情趣，然后把它传达出来，这个过程既是在创造也是在欣赏。作为欣赏者，我必须要使用心灵综合作用，融入自己的情趣，从词句中领略出姜夔原来所见到的境界，我既是在欣赏也是在创造。

因为有创造作用，我所见到的意象和所感到的情趣和姜夔所见到和感到的便不能绝对相同，也不和任何其他读者所见到和感到的绝对相同。每人所能领略到的境界都是性格、情趣和经验的返照，而性格、情趣和经验是彼此不同的。不但如此，同是一首诗，你今天读它所得的和你明天读它所得的也不能完全相同，因为性格、情趣和经验是生生不息的。诗与其他艺术作品都各有物质的和精神的两方面。物质的方面如印成的诗集，它除了受天时和人力的损害以外，大体是固定的。精神的方面就是情景契合的意境，时时刻刻都“创化”中。真正的诗的境界是永远新鲜的。

（摘编自朱光潜《诗论》，有删改）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唐代诗词中，许多“塞上”意象在作品艺术结构上生发出很强的统摄力，这是因为浸润了创作主体丰厚的生命体验。如王维《使至塞上》中，“出塞”情境构成全诗的核心，发挥着重要的艺术空间开掘功能。“征蓬出汉塞”出句不凡，汉塞作为典故，既隐喻现实中的军事堡垒，更是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确证符号，给中原士人们提供了深层的心理归属感、安全感和文化认同感。跨过这道屏障，中原士子们的生命体验必然是复杂的。本初的心灵的宁静和平衡状态即将被打破，两种相反相成的心理交互作用。一种是“胡天”所带来的新奇感、自由感和欣喜感，“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在很大层面上是这种生命体验的符号化；另一种是进入陌生异域所带来的孤独感和焦灼感，“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在很大层面上是这种生命体验的符号化。

从生命哲学角度来说，“塞上”意象最深层的审美意蕴，是在漫长的中国传统社会，它成了华夏英雄志士生命激情和生命活力释放的精神符码。生命活力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对生存和活动空间的超越。

作为社会的个体，其生命活力的释放往往受到社会伦理的规约，因此，其生命价值观的实现以强调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统一为标准。基于此，功业意识构成了历代文人生存伦理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汉代开始，随着汉帝国的日趋强盛，建功异域就成为许多人释放生命激情、实现个人价值的生命意识。《后汉书·班超传》就展现了班超的这一抱负，他曾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如果将《后汉书·班超传》与《史记·陈涉世家》对比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班超和陈涉作为英雄人物有一共性特点，就是有不甘沉沦于庸众的强烈进取心。但不同于陈涉的是，班超有一个明确的努力方向，那就是“立功异域，以取封侯”。颇为有趣的是，暮年的班超却表现出强烈的返乡意愿，《后汉书·班超传》言“超自以久在绝域，年老思土”，向皇帝上疏恳求回归故里，“臣超犬马齿歼，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弃捐”，陈说自己生命之脆弱和返回中原心理之迫切。

扬名异域意识在文学作品中也得到了呼应，如曹植《白马篇》里对游侠形象的塑造就体现了这一点，游侠“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在异族入侵时，他挺身而出，“边城多警急，胡虏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由此可见，效命边疆、建功立业的意识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

从历史文化和政治伦理角度来说，“塞上”意象的一个重要审美意蕴是对爱国精神的礼赞和对和平生活的维护与捍卫。边塞的文化地理学意义表征着中华民族中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两大族群对生存空间的争夺。对于这一争夺，无论是历史叙事还是文学表现，其主体是农耕族群的知识分子，这就决定了必然从肯定和颂扬角度来反映农耕族群这一群体在斗争中的行动，因为这反映了其共同体的整体利益，这就是“塞上”意象爱国精神审美意蕴的基源。

（摘编自陈鹏程、王腾可《“塞上”意象的生成、经典化及其审美蕴含》）

材料二：

唐人心中的西北历史文化的意象可作如下概括：陇上大漠，寒苦边愁；义气塞外，杀气雄边；背横朔野，魂逐飞蓬；塞客衣单，媚人泪尽。试想这样的寒苦之地如何能成为文化交流的通途？但历史诗意中的唐代西北边塞的确如此。原因何在？诗词意象的形成，是由诗人们所处环境的可意象性决定的。所谓可意象性是指区域地理环境中所蕴含的，对任何观察者都很有可能唤起强烈意象的特性。又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边塞诗的意象及其分野呢？

首先，西北地区所处的边塞地缘政治决定了其文化发展的基础。不同时期崛起于西北的各个游牧民族要向文明挺进、问鼎中原，无不以河陇地区为跳板，从而使其成为民族迁徙融合的舞台，并成为历代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战争夺的桥头堡。有唐一代，就分别与突厥、吐蕃等先后发生战争。这样的社会人文条件，对其历史文化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诗人们的意象正是这一社会现实的反映。

其次，西北干旱荒漠地区与中原内地自然景观的反差对边塞寒苦意象的强化。应当说，黄土高原与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关中平原环境的反差并不十分强烈，但蒙古高原西部的荒漠、戈壁地带与内地则有很大的差别。这巨大的落差不仅强烈地冲击着诗人们的视觉，也给诗人们的身心留下了不可治愈的创伤。在战争环境下，诗人们对此环境更有难以自遣的不适与恐怖。

其三，文学意象发展的历史积淀所致的先入为主的心理预期，为后来者的文学创作定下了基调。其过程与顾颉刚先生所提出的上古史层累地造成说有相同之处。如长城的“白骨”意象，陇头的“愁绝”意象，无不如此。另一方面文学创作所采用的夸张手法本身就有着对环境优劣对比的强化功能，更何况还不能完全排除那些以边塞戎马之旅为终南捷径的士人们心的别有用心。

其四，“他者”在区域文化塑造中的过客行为，对边塞诗意象的强化。从唐代诗人古籍的考证来看，真正文化底色形成期生活于此的边塞诗人为数非常有限，绝大多数都是以过客的心态踏上边塞土地的。与当地人怡然自得的生活态度相比，诗人们对异乡土地的那份挑剔异常强烈。边塞诗的意象分野正是上述诸要素空间耦合的不平衡性所导致的。

（摘编自李智君《诗性空间：唐代西北边塞诗意象地理研究》）

屠呦呦从古代典籍中找到灵感，转换研究思路，发现青蒿素，创制抗疟新药，拯救生命；梁思成从整体的视角概括中国传统建筑的特点，借用语言学的概念来进行归纳总结，成为中国建筑史研究奠基人……人类在不断的探索与发现中推动文明的进步。面对广阔的未知世界，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和想象力，驱动我们不断追求，努力探索。

复兴中学拟开展以“探索·发现”为主题的校园科技月活动，在开幕式上，你将作为学生代表发言。请写一篇演讲稿，阐释你的联想和思考。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1 .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注]

——美感与联想

美感与快感之外，还有一个更易惹误解的纠纷问题，就是美感与联想。

什么叫作联想呢？联想就是见到甲而想到乙。甲唤起乙的联想通常不外起于两种原因：或是甲和乙在性质上相类似，例如看到春光想起少年；或是甲和乙在经验上曾相接近，例如走到赤壁想起曹孟德或苏东坡。类似联想和接近联想有时混在一起，牛希济的“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两句词就是好例。词中主人何以“记得绿罗裙”呢？因为罗裙和他的欢爱者相接近；他何以“处处怜芳草”呢？因为芳草和罗裙的颜色相类似。

联想有时可用意志控制，作文构思时或追忆一时记不起的过去经验时，都是勉强把联想挤到一条路上去走。但是在大多数情境之中，联想是自由的、无意的、飘忽不定的。比如我现在从“火”字出发，就想到红、石榴、家里的天井、浮山、雷鲤的诗、鲤鱼、孔夫子的儿子等，这个联想线索前后相承，虽有关系可寻，但是这些关系都是偶然的。换一个人或是我自己在另一时境，“火”字的联想线索却另是一样。从此可知联想的散漫飘忽。

联想的性质如此，多数人觉得一件事物美时，都是因为它能唤起甜美的联想。

在“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的人看，芳草是很美的。颜色心理学中有许多同类的事实。许多人对于颜色都有所偏好，有人偏好红色，有人偏好青色，有人偏好白色。据一派心理学家说，这都是由于联想作用。

在音乐方面，联想的势力更大。多数人在听音乐时，除了联想到许多美丽的意象之外，便别无所得。白乐天在琵琶声中听到什么？他听到的是“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苏东坡怎样形容洞箫？他说：“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这些例子都可以证明多数人欣赏音乐，都是欣赏它所唤起的联想。

                                                 ？

历来学者对于这个问题可分两派，一派的答案是肯定的，一派的答案是否定的。这个争辩就是在文艺思潮史中闹得很凶的形式和内容的争辩。依内容派说，文艺是表现情思的，所以文艺的价值要看它的情思内容如何而决定。他们以为有些情节能唤起美丽堂皇的联想，有些情节只能唤起丑陋凡庸的联想。读者所生的联想既随作品内容而转移，则作者应设法把读者引到正经路上去，不要用淫秽卑鄙的情节摇动他的邪思。这些学说发源较早，它们的影响到现在还是很大。从前人所谓“思无邪”“言之有物”“文以载道”，现在人所谓“哲理诗”“革命文学”等，都是侧重文艺的内容和文艺的无关美感的功效。

这种主张在近代颇受形式派的攻击，形式派的标语是“为艺术而艺术”。他们说，两个文学家同用一个故事，所成的诗文意蕴有深浅。许多大学问家、大道德家都没有成为艺术家，许多艺术家并不是大学问家、大道德家。从此可知艺术之所以为艺术，不在内容而在形式。如果你不是艺术家，纵有极好的内容，也不能产生好作品出来；反之，如果你是艺术家，极平庸的东西经过灵心妙运点铁成金之后，也可以成为极好的作品。这一派学说到近代才逐渐占势力。在文学方面的浪漫主义，在图画方面的印象主义，尤其是后期印象主义，在音乐方面的形式主义，都是看轻内容的。这一派人是最反对杂联想于美感的。

我们究竟何去何从呢？我们否认艺术的内容和形式可以分开来讲，不过关于美感与联想这个问题，我们赞成形式派的主张。

联想是妨碍美感的。美感起于直觉，不带思考，联想却不免带有思考。在美感经验中我们聚精会神于一个孤立绝缘的意象上面，联想则最易使精神涣散，注意力不专一，使心思由美感的意象旁迁到许多无关美感的事物上面去。在审美时我看到芳草就一心一意地领略芳草的情趣；在联想时我看到芳草就想到罗裙，又想到穿罗裙的美人，既想到穿罗裙的美人，心思就已不复在芳草了。

联想大半是偶然的。比如说，一幅画的内容是“西湖秋月”，如果观者不聚精会神于画的本身而信任联想，则甲可以联想到雷峰塔，乙可以联想到往日同游西湖的美人，这些联想纵然有时能提高观者对于这幅画的好感，画本身的美却未必因此而增加，而画所引起的美感则反因精神涣散而减少。

知道这番道理，我们就可以知道许多通常被认为美感的经验其实并非美感了。假如你是陶渊明的后裔，你也许特别喜欢《陶渊明集》；假如你知道达·芬奇的声名大，你也许特别喜欢他的《蒙娜丽莎》。这都是自然的倾向，但是这都不是美感，都是持实际人的态度，在艺术本身以外求它的价值。

（摘编自朱光潜《谈美》）

【注】本文是作者《谈美》系列之一，其前一篇文章谈“美感与快感”，作者认为：美感与实用活动无关，快感则起于实际要求的满足：一是艺术的需要，一是实际人生的需要。

联想是指当感知某一事物、观念或经验时，________的另一事物、观念或经验的心理现象联想主要分为四种类型：对比联想和因果联想之外，还有类似联想，即由于事物在形式、性质等方面具有相似性而引发的联结。再就是由于事物________而引发的接近联想。如看到茶杯就想到茶托，听到下课铃声就想到要去食堂吃饭。这四种类型之外，联想还表现为其他形态：思维不受特定目标约束，由一个念头自由地、非逻辑地跳转到另一个念头的自由联想和________进行的控制联想。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林庚先生的《说“木叶”》开头引用屈原《九歌》中的名句，说明“木叶”已成为诗人笔下颇受钟爱的形象。对于为什么会造成这种诗歌语言现象，林先生认为关键在于一个“木”字：“它仿佛本身就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这正是‘木’的第一个艺术特征。”

林先生认为要说明“木”何以有这个特征，就涉及诗歌语言的暗示性问题：“木”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具有一般“木头“木料”等的影子，这潜在的形象使我们更多地想到了树干。林先生还谈到了“木”的第二个艺术特征：“木”所暗示的颜色。“木”可能是透着黄色，而且在触觉上它可能是干燥的而不是湿润的；于是“木叶”就自然而然有了落叶的微黄与干燥之感，它带来了整个疏朗的清秋的气息。

但笔者认为这样说并不恰当。人们看到“木”首先想到的是一棵树。人们看到“树”首先想到的也是一棵树。由“木”想到“木头”“木料”等，是现代人的联想方式，古代诗人写诗时恐怕不是如此，至于由“木”想到门闩、棍子、桅杆等，并由此产生一种“微黄与干燥之感”，也显得同样牵强。

那么，是不是像林先生所说：“本身就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带来了整个疏朗的清秋的气息”呢？大量的古诗证明并非如此简单。“木”与秋天并无必然联系。比如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中描述的“木欣欣以向荣”，就是指春夏季枝叶繁茂的树。

另一方面，是不是像林先生所说，“树”就是“具有繁茂的枝叶的”，“与‘叶’都带有密密层层浓荫的联想”呢？事实证明不是这样。诗中写秋天的情景，并不乏用“树”的，比如杜甫写深秋景色的诗句“黄牛峡静滩声转，白马江寒树影稀”（《送韩十四江东觐省》，用的就是“树影”而非“木影”。

可见“木”也可以是充满活力，枝繁叶茂的，而“树”也可能是叶落飘零，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的。如刘禹锡的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逄席上见赠》，此诗“树“木”对举，和林先生的说法恰恰相反：行将枯萎的树不用“木”而用“树”，生机勃勃的树不用“树”却用“木”。

因此，古人诗句咏及树的形象，或用“木”，或用“树”，而不大可能有林先生所说的那么多差别和讲究，本来并不复杂的道理，我们不必想那么深奥，“木叶”和“树叶”在形象上并没有什么差别。

至于古人喜欢用“木叶”或“落木”而不用“树叶”，笔者认为可以这样解释。首先，“木”“落”“叶”在古代汉语中都是入声字，入声是一个短促的调子，“木叶”或“落木”读起来朗朗上口，有种掷地有声的铿锵的韵律美。其次，可能是因为“木”字在书面语中用得较多，“树”字在口语中用得多，“木叶”就比“树叶”庄重些。更为重要的是，“木叶”最初出现于屈原作品中，“诗骚”向来被奉为经典，加上“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一句，优美动人，意境浑然，被誉为“千古言秋之祖”（胡应麟语），“木叶”也便成为一个意味深厚的意象原型了。后人写诗文用“木叶”不仅显得古雅，而且增添了诗歌的文化内涵。

（摘编自李睿《也说“木叶”》）

材料二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九歌》）自从屈原歌唱出这动人的诗句，它的鲜明的形象，影响了此后历代的诗人们，许多为人传诵的诗篇正是从这里得到了启发。“木叶”是那么突出地成为诗人们笔下钟爱的形象。

“木叶”是什么呢？按照字面的解释，“木”就是“树”，“木叶”也就是“树叶”，可是我们在古代的诗歌中为什么很少看见用“树叶”呢？“树叶”为什么从来就无人过问呢？至少从来就没有产生过精彩的诗句。这里关键显然在“木”这一字。

首先我们似乎应该研究一下，古代的诗人们都在什么场合才用“木”字呢？自屈原开始把它准确地用在一个秋风叶落的季节之中，此后的诗人们都以此在秋天的情景中取得鲜明的形象，这就不是偶然的了。例如“秋月照层岭，寒风扫高木”（吴均《答柳恽》）和“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曹植《野田黄雀行》），这里的“高树多悲风”却并没有落叶的形象，而“寒风扫高木”则显然是落叶的景况了。前者正要借满树叶子的吹动，表达出像海潮一般深厚的不平，这里叶子越多，感情才越饱满；而后者却是一个叶子越来越少的局面，所谓“扫高木”者岂不正是“落木千山”的空阔吗？然则“高树”则饱满，“高木”则空阔，这就是“木”与“树”相同而又不同的地方。“木”在这里要比“树”更显得单纯，它仿佛本身就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这正是“木”的第一个艺术特征。

要说明“木”字何以会有这个特征，就不能不触及诗歌语言中暗示性的问题。这暗示性仿佛是概念的影子，常常躲在概念的背后，我们不留心就不会察觉它的存在。敏感而有修养的诗人们正在于能认识语言形象中一切潜在的力量，把这些潜在的力量与概念中的意义交织组合起来，于是成为丰富多彩、一言难尽的言说。“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却正是具有着一般“木头”“木料”“‘木板”等的影子，这潜在的形象常常影响着我们会更多地想起了树干，而很少会想到了叶子。而“树”呢？它是具有繁茂的枝叶的，它与“叶”都带有密密层层浓荫的联想。然则“树”与“叶”的形象之间不但不相排斥，而且是十分一致的。也正因为它们之间太多的一致，“树叶”也就不会比一个单独的“叶”字多带来一些什么，在习于用单音词的古典诗歌中，因此也就从来很少见“树叶”这个词汇了。至于“木叶”呢，则全然不同。这里又还需要说到“木”在形象上的第二个艺术特征。

“木”不但让我们容易想起树干，而且还会带来“木”所暗示的颃色性。树的颜色，即就树干而论，一般乃是褐绿色，这与叶也还是比较相近的。至于“木”呢，那就说不定，它可能是透着黄色，而且在触觉上它可能是干燥的而不是湿润的。于是“木叶”就自然而然有了落叶的微黄与干燥之感，它带来了整个疏朗的清秋的气息，它是属于风的而不是属于雨的，是一个典型的清秋的性格。

“木叶”之与“树叶”，不过是一字之差。“木”与“树”在概念上原是相去无几的，然而到了艺术形象的领域，这里的差别就几乎是一字千金。

（摘编自林庚《说“木叶”》，有删改）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但这个成就的取得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从文学史上说，西方很早就出现了史诗，而中国却没有史诗。《诗经》的《大雅》中就有反映周民族历史的诗歌，《生民》《公刘》《大明》等记载了周民族源起、发展的重要事件。但它们是祭歌，属于赞美歌的性质，叙事、描写只是粗陈梗概。如周武王伐殷攻取天下，其中战争场面在史诗中是可以写得有声有色的，但在《大明》中只用了短短的十四句就结束了。这表明中国的诗歌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抒情的道路，而不是叙事的道路。

就文学史而言，这的确是很大的损失，并且没有含有神话的悲剧和史诗，古代神话保留下来的自然也就较少。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得到是什么呢？那就是以十五国风为代表的抒情传统。

中国长篇叙事诗因此也出现得很晚，而且数量不多。即便有一些叙事诗，篇幅也不算长。西方的叙事诗动辄千行、几卷，而在中国，《长恨歌》就算是长的了，也不过一百二十行而已。中国真正可算是长篇叙事诗的作品到了明代才有，那就是鼓词和弹词。鼓词大多叙述历史兴亡、战争之事，弹词写爱情故事的多一些，也有写历史故事的，如《二十一史弹词》。鼓词、弹词都采用弹唱的形式。可是这类长篇叙事诗，篇幅越长，故事情节越多，诗意也就越少，只是具备了诗的形式而已，其实质是小说。可见中国的故事多是在小说发达以后才大量成长起来的。唐人的传奇几乎是不入戏曲的，这说明小说发展了叙事的特长，才带来了丰富的人物故事情节，于是才有了戏剧和长篇叙事诗。而小说又总是晚出的，中国如此，欧洲也是如此。不同之处在于，西方的诗歌在小说出现之前承担了一部分叙事的使命，而中国的诗歌一开始就以抒情为中心，等到小说发达时，抒情诗的传统早已充分发展，诗的国度也早已形成。

从这里，可以得出怎样的结论呢？这就是：中国的诗歌是依靠抒情的特长而存在和发展的，并不因为缺少叙事诗，诗坛就不繁荣。相反，正因为走了抒情的道路，中国才成为诗的国度。从文学史来说，付出的代价是无法补偿的，但就诗歌来说，这个路子走对了。

（摘编自林庚《漫谈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借鉴》）

材料二：

中国古典诗歌以抒情为核心的艺术特质，并非偶然形成，而是深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是民族文化心理、审美追求与表达习惯共同孕育的结果。这一传统历经三千年积淀，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成为“诗的国度”最鲜明的标识，也与中国诗歌自源头便确立的抒情道路形成深度呼应。

中华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理念，是抒情传统形成的核心文化根基。中国人历来主张人与自然的相融相通，不将自然视为单纯的客观客体，而是将其作为情感的投射载体。诗人见草木荣枯而感人生起落，观星月流转而念故土亲朋，借山水风物抒发内心情志，如《诗经》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以杨柳的柔婉牵出离别之绪；屈原《离骚》中“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以香草的芳洁喻自身的高洁。这种“物我相融”的表达，让诗歌的抒情摆脱了直白的宣泄，转而成为情景交融的含蓄抒写，也让抒情成为中国诗歌最自然的表达选择。

儒家的“诗教”思想，为抒情传统赋予了社会与精神内涵。《毛诗大序》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将诗歌的抒情与个人志向、社会民情相联结，主张诗歌不仅要抒发个人情感，更要“观风俗，知得失”。从《国风》中反映民间疾苦的怨叹，到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济世情怀，再到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的家国之思，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始终与时代、社会、民生紧密相连，形成了“寄情于志”的抒情特质。这种抒情并非囿于个人悲欢，而是兼具个人情志与家国情怀，让诗歌的抒情传统拥有了厚重的精神内核。

而中华民族含蓄内敛的文化心理，也塑造了诗歌抒情的表达风格。中国人历来崇尚“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境界，不主张情感的直露表达，而是追求“意在言外”的含蓄之美。这种心理反映在诗歌创作中，便形成了借景抒情、托物言志、比兴见意等多样的抒情手法。如李商隐的“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以朦胧的意象抒写复杂的身世之叹与相思之苦，情感藏于物象之后，需读者细细品味方能领会，这正是含蓄抒情的典型体现，也让中国诗歌的抒情更具韵味与张力。

时至今日，这一抒情传统并未因时代变迁而消亡，反而在当代得到了新的延续与发展。当代诗人依然以自然为载体、以含蓄为风格，抒写当代人的生活体验与情感追求；古典诗歌中的抒情意象、抒情手法，也被融入歌词、散文、短视频文案等当代表达之中。从《经典咏流传》中被重新谱曲的古典诗词，到当代文学中借山水抒怀的文字，抒情传统始终在以新的形式焕发生机。

（摘编自叶嘉莹《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与抒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