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虚拟现实（VR）技术，简单说是让人进入一个虚拟环境并在其中得到近乎真实感受的技术。这套富有沉浸感并能进行交互的仿真系统需要软件和硬件的全面支持，方可完美呈现出“虚拟现实”。

拍摄ⅤR视频与其他视频最根本的区别在于需要360度全方位拍摄，这样才能让用户无论是抬头、低头还是回头，看到的都是统一、连贯的场景。为此，全景拍摄设备是必不可少的。例如内部集成了6个摄像头的GoPro Omni VR，拥有8个同步球形相机的Nokia OZ0……这些专业设备不仅能全方位捕捉图像，还可以直接拍摄3D视频。2016年巴西里约奥运会就特别定制了针对ⅤR视频内容的摄像头，能够捕捉到360度的运动画面。

如果要拍摄影视级别的VR影片，则要制定一套更加精密的拍摄方案，把多个单反或微单相机拼接，再搭配其他音频、传感器等配套设备，进入全封闭的摄制环境，隐藏拍摄人员，遮蔽光源。第一部获得奥斯卡奖提名的ⅤR动画片《珍珠》，整个故事的场景就设置在一辆老爷车里，从副驾驶位上的乘客视角进行拍摄。

将不同角度的视频素材无缝拼接，是VR视频制作的重要一环，需要借助第三方全景图软件或开源的拼接模板完成。此外，还可利用电脑软件进行电脑图像（CG）制作来处理拍摄到的场景，甚至直接利用CG来进行场景制作。目前，大型对战类游戏大多是利用CG制作完成的。CG可以更好地完善实景拍摄无法达到的视频效果，打造出更“真实”的场景。

利用这么多“黑科技”制作的VR视频，自然还需要能够进行真实呈现的终端设备。当前，VR视频终端越来越多样化：移动VR盒子属于低门槛产品，插上手机就可以体验到虚拟现实的世界；头戴式显示器融合了多重传感器技术及室内空间定位技术，能让用户获得很好的沉浸感和交互效果，眩晕感也会有所缓解；VR一体机是终端硬件的新探索，无须外部设备，因而延迟更少，也不会产生眩晕，但需要专供的VR内容，且性能有待提高。

不单满足于视听效果，VR技术开始向强化感官体验渗透，开发出涉及味觉、触觉、嗅觉甚至痛感的全方位沉浸式ⅤR。这类VR需要借助更多的传感器和芯片来实现，如VR智能衣通过遍布全身的震动马达增加触觉体验，玩家能“感受到音乐的震动、身体的刺激”，芳香扩散器会让用户闻到食物的味道，在手柄、游戏手套或体感衣中内置弹性热电芯片，可以让用户感知到冷、热和疼痛，真正体会“身临其境”的感觉。

未来，深度感知技术会让VR的体验越来越真实。届时，分辨出虚拟现实和真实的现实，恐怕需要花上点时间了。

（摘编自詹新惠《虚拟现实亦幻亦真》）

材料二：

从高大上的黑科技，到日常生活的吃穿住行，虚拟现实技术产品已经与不同行业融合，在工业制造、文化、健康、商贸等领域发光发热。作为引领全球新一轮产业变革的重要力量，虚拟现实产业的发展有望提高我国经济社会各领域发展质量和效益。

虚拟现实技术跨界融合了多个领域的技术，虚拟现实产业的飞跃，也离不开技术融合的支撑。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指出，虚拟现实在过去只是一个新奇有趣的应用，只有和人工智能、大数据相结合，才能从一个“玩具”变成解决实际问题的“核心技术”。即将迎来商用的5G为提升虚拟现实体验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业内人士指出，5G的特性与虚拟现实的结合将为各行各业的发展带来更大的想象空间。而虚拟现实想要真正落地，也需要多元的应用场景和实时的接入，这也依赖于更高性能的5G网络。

AI（人工智能）与VR的融合，同样为虚拟现实开拓了生存空间。美国的研究人员预测，人工智能与虚拟现实技术的结合，将在医学、教育等诸多方面重塑未来日常生活和企业运营方式。更重要的是，虚拟现实只有同实体经济紧密结合，才能化虚为实。马云表示，离开实体经济的虚拟现实技术没有未来。虚拟现实等技术不管多流行、多受资本青睐，如果不能推进实体业转型升级，不能支持可持续和绿色发展，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摘编自刘峣《赋能创新虚拟现实迎发展》

材料三：

在过去的一年里，“VR”一词在多个产品类别中的使用已经达到了不同的程度。各公司正在自己的产品线中创建新的细分，以从VR技术的迅猛采用中获益Persistence Market Research最新发布的全球VR市场报告预测，到2020年底，全球VR技术市场将超过60亿美元。

在很短的时间内，VR技术的应用范围已经超越了消费电子、零售和媒体娱乐。在医疗保健领域，VR技术正与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相结合，创造出能够提供实时数据的三维成像技术。

尽管如此，VR技术和产品的开发人员正目睹着新挑战的出现，这让大量用户感到不安。目前，阻碍全球VR市场拓展的最大挑战是消费者对其价格难以承受全球VR市场中企业成本结构的变化，为大量采用VR创造了较高的价格点。即使这些公司克服了价格因素，它们中的大多数也难以创造出引人注目的内容。此外，消费者对移动VR体验的要求越来越高，而安全隐患正成为一个关键的限制。由于VR设备在高数据传输方面的有效工作，对统一5G频谱蜂窝网络提出了要求。不幸的是，在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以及全球其他范围内缺乏这种一致性，限制了它的广泛采用。

（摘编自新浪网《全球VR市场报告预测：到2022年VR市场的价值将超过60亿美元》）

人设，即人物设定，本是动漫领域的术语，现多指公众人物提前设定并演绎出来的人物形象，比如演艺明星的“学霸”形象，网红的“男神”“女神”形象等。这些特定的人设吸引了特定的粉丝群体，从而产生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粉丝文化现象。有人认为，立人设无可厚非，因为是公众人物，就要给自己立一个特定的人设；有人认为，人设毕竟是主观的，如果名不副实，形象有可能会因此而受损；有人认为，人设只是营造出来的形象，如果把人生当作一场带有“道具”的表演，演得再好也是虚假的……

兴德中学准备召开由老师、家长、学生参加的“我看公众人物人设”座谈会，请你结合材料内容，以老师、家长或学生中的任何一种身份写一篇发言稿，阐述你的观点与思考。要求：自拟标题，自选角度，确定立意；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在古代中国，人们普遍认为宇宙是生成的，逐渐演化成为现在所呈现的形状。古代的神话传说也反映出类似的思想萌芽。中华民族关于宇宙起源的神话，最著名的当属“盘古开天地”传说。三国时期徐整编撰的《三五历纪》一书中有记载：“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一万八千岁，天地开辟，清阳为天，浊阴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一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

与基督教文明的创世纪传说相比，盘古开天地传说的神创论色彩比较淡：导致天地开辟的因素是自然本身所蕴含的阴气和阳气，甚至盘古本身也有一个诞生成长的过程；宇宙的现状是宇宙长期演变的结果，这种演变是按照一定的速度进行的。

到了西汉，事情有了转机。《淮南子·天文训》指出宇宙初始是一团混沌不分的气，这团气产生了时间和空间，这导致阴阳二气的分离。阳气轻清，飞扬上升而为天；阴气重浊，凝结聚滞而成地。阴阳二气的推移运动，造成四季往复，万物衍生。显然，在《淮南子》的作者看来，阴阳二气性质上的差异是宇宙生成演化的根本动力。至此，中国古代的宇宙演化理论进入了它的第二个发展阶段——理论的繁荣阶段。

在汉代的宇宙演化理论中，东汉张衡的学说值得一提。他在《灵宪》一文中提出“天成于外，地定于内。天体于阳，故圆以动；地体于阴，故平以静。”在这里，张衡描绘的宇宙演化的最后格局与《淮南子》中天在上、地在下的天地关系截然不同。之所以如此，与当时天文界存在着的浑盖之争有密切的关系。

但是，既然阳气轻清，理应上扬，它为什么不上浮形成天，而是要包在地外？对此，在张衡的理论中找不出合理的答案来，这就形成了一对新的矛盾。汉代宇宙演化理论全面繁荣的景象，到张衡这里戛然而止。

中国古代宇宙演化理论的成熟是以南宋朱熹学说的问世为标志的。他不再从阴阳二气的性质出发，而是从其运行角度出发，用习见的旋涡现象比拟宇宙演化，合理地说明了浑天格局的形成原因。该学说对后世影响很大，甚至对欧洲的思想界也产生了某种影响。

(摘编自江晓原《科学史十五讲》)

材料二：

在古代社会，神话传说最容易与天文学发生联系，“女娲补天”就是一例。《淮南子·览冥训》中记载：“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

女娲炼石补天反映了当时天文学界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固体天壳观念。苍天既然能产生裂隙，该裂隙能用固体的五色石来修补，说明天本身一定是固体的。在中国古代的宇宙结构学说中，有像宣夜说那样，主张天没有质地，纯粹是气组成的。但在天文学家那里，这样的观点从来就没有被认可过。原因在于，当人们仰视天象时，会看到恒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围绕大地旋转，彼此之间的距离永远保持不变，古人无地球自转之说，除了认为天是固体的、恒星镶嵌于其上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解释这种现象。这里我们看到，古人在构思神话时，是如何受到他们所拥有的科学知识的影响的。

“断鳌足以立四极”的说法，更多地是借重于盖天说，因为盖天说的天上地下模式为人神分离提供了理想的依据。若采用浑天说，则很难想像神如何能够居住于人之脚下。但盖天说也有问题，其理论缺陷的关键在于固体的天硕大厚重，如何能够在地的上方悬空而不坠落？实际上，盖天说在构建自己的理论时，对这一问题预先是有所考虑的。盖天家们主张阳气轻清，上浮为天。既然是轻的，就不存在坍塌的危险。但这一理论预设与人们的直观感觉与实际观测结果相去甚远。换言之，《淮南子》的作者在其文中杂用了神话来解释天文学理论所面临的问题，以之使自己的理论保持形式上的完整性。

(摘编自关增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天文学知识探索》)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纵观中国古代的这场旷世学术之争，我们发现，古人在这场争论中，秉持着一个重要原则：判断一个学说是否正确，关键在于其是否符合实际情况，而不是看其是否遵循某种先验的哲学观念。比如，古人一直认为天地是由阴阳二气生成的，从这个观念出发，如果承认这一前提，就得承认盖天说是正确的，因为阳气轻清，阴气重浊，轻清者上浮为天，重浊者下凝为地，这样所推出的，必然是盖天说所主张的宇宙结构模式。但古人在争论中，并不以阴阳学说作为判断依据，他们所关注的，是究竟哪种学说更符合观测结果。对此，南北朝时期著名科学家祖暅的一段话可作代表：

自古论天者多矣，而群氏纠纷，至相非毁。窃览同异，稽之典经，仰观辰极，傍瞩四维，睹日月之升降，察五星之见伏，校之以仪象，覆之以晷漏，则浑天之理，信而有征。（《隋书·天文志》）

祖暅比较了浑盖双方的差异，在查阅典籍记载的基础上，通过实地天文观测，并使用仪器进行校验，发现浑天说更符合实际，这才得出了浑天说可信这一结论。浑盖之争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重视实际校验的这种做法，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一个优秀传统。这一传统与希腊天文学的某些特点有明显的不同。

（节选自关增建《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

材料二：

科学是一门探索未知的学问。当某个科学理论被推翻的消息赫然成为各大报纸头条，在大众眼中变成科学界的又一次“滑铁卢”时，我那些非科学家出身的朋友偶尔会向我们投来同情的目光。前不久，科学家发现宇宙其实正在加速膨胀，现有的宇宙大爆炸模型过于简单，需要修改。听到这个消息，我的朋友曾替我惋惜：“那么漂亮的理论居然是错的，你一定很伤心吧？”完全不会！当有新的证据涌现，暗示我们可能需要用新的理论来解释这个世界时，优秀的科学家高兴都来不及，怎么会伤心呢？正是那些源源不断的新想法，构成了科学的命脉。如果所有理论都完美无缺，并且准确无误地阐释了这个世界，那么科学家早就没事可干，可以退休了。

你可能会想，科学家怎么还没失业呢？我们对这个世界已经了如指掌，还有什么需要他们探索的吗？历史告诉我们，做人一定要谦虚，不能自满。19世纪末，物理学家们普遍认为，有了牛顿力学和麦克斯韦电磁学这两大支柱，我们已经吃透了物理世界的所有基本规律，没有什么需要后人去发现的。1894年，以测量光速闻名的美国物理学家迈克耳孙说：

现在就说“未来物理学不会再有比过去更惊人的奇迹”显然言之过早，但是事实很有可能是，我们的前辈已经建立起牢固的理论大厦，大多数基本原则都已成形，留给后人去做的就是将这些理论严格套用到他们所看到的所有物理现象上。

上述言论刚发表不久，科学家就发现了X射线，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也相继诞生。这些伟大的科学奇迹，绝对比过去的经典理论更令举世震惊。幸好迈克耳孙在第一句话里给自己留了点余地，否则老脸都要挂不住了。经过这次“打脸”，科学家们学会了永远不要说：留给后辈去做的，只有一些零碎的修补工作。

但是，为什么我们知道得越多，有待发现的就越多呢？让我打个比方，假设你面前有一张很大的白纸，纸上有一个小圆圈，这个圆圈代表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全部认知，我们知道的一切都在圆内，我们不知道的一切都在圆外，我们知道得越多，这个圆圈就越大，周长也变得更长，这意味着已知与未知的边界在扩大。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科学家依然任重道远。他们需要建立更多假说（或猜想），持续进行实验或观测，排除不正确的猜想。

每当出现激动人心的宇宙观测数据，证实爱因斯坦的猜测是对的，相对论者会不会很兴奋？或多或少吧。不过，如果有观测结果跳出来唱反调，说广义相对论固然很好，但它并不总是对的，他们会更兴奋。这就是实验的意义。科学家们做实验，不是为了“证明爱因斯坦是对的”，而是为了找到理论不适用之处。

因此，不管媒体怎么大做文章，好的科学家做实验，从来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心爱的理论是对的，而是为了找到它们不适用的地方。那里往往蕴藏着尚未探知的奥秘，等待科学家们去挖掘。

美国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有一段很著名的话：

如果它与实验相悖，它就是错的。这句话听着简单，却是科学研究的关键。不管一个猜想有多美，不管提出猜想的人是谁，不管他有多了不起，不管他有多聪明，只要这个猜想与实验相悖，它就是错的。

这段话与柯南·道尔的名言不谋而合。科学家正是通过实验（或观测）来消除不可能的猜测，《天演论》的原作者赫胥黎将这称为“科学的巨大悲剧——用一个丑陋的事实，杀死一个美丽的假说”。

不过，一个好的科学家不会像道尔那样，把话说得如此绝对。一旦排除了所有不可能，从人类现有的认知水平来看，剩下的极有可能是真相，但不一定是最终的真理，也许只是又一个美丽的假说，尚未遇到将其扼杀的丑陋事实罢了。

（摘编自约翰·格里宾《奇观：月球之谜、宇宙之始及生命的起点》，张玫瑰译）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国古代第一个堪称科学理论的宇宙结构学说是盖天说。盖天说主张天地是两个中央凸起的平行平面，天在上，地在下，天离地的距离是8万里，日月星辰围绕着北极依附在天壳上运动。

盖天说突破了人们日常观测中形成的天是个半球的生活经验，提出了平天平地说，并且找到了适合这种模型的数学方法，那就是在立竿测影基础上用勾股定理和相似三角形对应边成比例的性质，测算各种天文数据。该说能够解释人们日常生活中见到的各种天象，能够预测日月星辰的运行，还能够编制历法，满足社会需求。该说构思的七衡六间，可以用来准确地预报二十四节气，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由此，该说能够为人们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它对日月星辰运行的预测、对二十四节气的预报，能够接受观测实践的检验，因此，它是富有科学意义的宇宙结构理论，尽管它对宇宙结构本身的描述是错误的。

盖天说在汉武帝时期遇到了浑天说的有力挑战。事情起源于历法编制。当时太史令司马迁向汉武帝上书，建议修订一部新的历法，叫作《太初历》。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命令他组织学者，制订《太初历》。司马迁组织的修历队伍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参加者之间观点上出现了分歧，来自四川的民间天文学家落下闳提出了一种新的主张：天是个圆球，天包着地，天大而地小。这种主张，后来被人们称为浑天说。浑天说与司马迁等信奉的盖天说本质上完全不同，盖天说主张天在上，地在下，天地等大；而浑天说主张天在外，地在内，天大地小。双方主张的宇宙结构不同，所采用的测量仪器和测量方法也不同，这就导致了在修历过程中的争论。双方争论得非常激烈，以至于到了不能在一起工作的程度。对此汉武帝采用的解决办法是让他们分别制订自己心仪的历法，然后拿出来接受检验，谁的历法更符合实际，就用谁的历法。最后的结果是浑天说者邓平等人制订的历法与实际天象符合得最好，于是就采纳了邓平的历法。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太初历》的由来。

《太初历》的制订问题画上了句号，但由修订《太初历》所引发的浑盖之争却拉开了帷幕。在此后的一千多年的时间里，究竟是浑天说正确，还是盖天说合理，天文学界的争论一直不曾停歇，总的趋势是信奉浑天说的人越来越多，浑天说逐渐成为天文学界对宇宙结构认识的主流。

浑盖之争涉及与宇宙结构问题有关的方方面面。西汉末年，著名学者扬雄先是相信盖天说，后来在与另一位学者桓谭的争论中，被桓谭说服，转而信奉浑天说。他经过细致思考，发现了盖天说的诸多破绽，撰写了著名的《难盖天八事》一文，从观测依据到数理结构等八个方面，逐一对盖天说作了批驳。

但是浑天说也有自己的软肋。浑天说主张天在外，表里有水；地在内，漂浮水上。这一主张成为盖天说批驳的重点，东汉著名学者王充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旧说，天转从地下过。今掘地一丈辄有水，天何得从水中行乎？甚不然也。(《隋书·天文志》)

王充的责难是颇有说服力的，因为按当时人的理解，太阳是依附在天球上的，天从水中出入，就意味着太阳这个大火球也要从水中出入，这是不可思议的。面对王充的责难，浑天说者的态度是，只要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太阳是从地平线下升起，又落到地平线下面，它即使出入于水中又有何妨？晋朝的葛洪就针对王充的责难，提出了判断浑天说是否成立的判据：又日之入西方，视之稍稍去，初尚有半，如横破镜之状，须臾沦没矣。若如王生之言，日转北去者，其北都没之顷，宜先如竖破镜之状，不应如横破镜也。(《隋书·天文志》)

葛洪以太阳落入地平线时呈现出“横破镜”的状态这一事实作为依据，指出这种现象与盖天说的推论相反，证明盖天说是错误的。他提出的判据是有说服力的。从观测的角度，只能承认浑天说是较为正确的。至于太阳从水中出没的问题，南北朝时期的浑天家何承天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是故百川发源，皆自山出，由高趣下，归注于海。日为阳精，光曜炎炽，一夜入水，所经焦竭。百川归注，足以相补，故早不为减，浸不为益。(《隋书·天文志》)何承天的构思很有意思，他的辨解，表现了浑天说者为修补自己理论上的漏洞所作的努力。但这种努力，并未起到太大的作用，这是因为浑天说有一个根本的缺陷——它没有地球观念，没有意识到海洋也是大地的一部分。

浑盖双方的激烈争辨，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这场争论的影响下，更多的人投入到了对宇宙结构问题的研究之中，提出了更多的宇宙结构学说。

(摘编自关增建《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

要论证“浑天说不成立”，先假设：“浑天说成立”为真。浑天说认为：_________________ 。而大家公认“水火不容”是常理。因而推断：“浑天说成立”为假。按照逻辑学的排中律原则，_______________ ，所以，“浑天说不成立”为真。

材料一：

天文学并不是新开拓的科学，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人类的远古时期，我们从现代天文学的基本概念中很容易发现它的痕迹。也许在文字产生以前，人们就知道利用植物的生长和动物的行踪来判断季节，这种物候授时是早期农业生产所必需的，甚至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一些少数民族还通行这种习俗。物候虽然与太阳运动有关，但由于气候变化多端，不同年份相同的物候特征常常错位几天甚至更多，物候授时比起后来的观象授时就要粗糙多了。观象授时，即以星象定季节。比如《尚书·尧典》记载，上古的人们以日出正东和初昏时鸟星位于南方子午线标志仲春，以日落正西和初昏时虚星位于南方子午线标志仲秋，等等。

当人们对天文规律有更多的了解，尤其是掌握了回归年长度以后，就能够预先推断季节和节气古代历法便应运而生了。据史料记载，夏商时期肯定已有历法，只是因为文字记载含意不明，其内容还处于研究之中。春秋战国时期，流行过黄帝、颛顼、夏、商、周、鲁六种历法。它们的回归年长度都是365.25日，但历元不同，岁首有异。

在中国古代，天文和历法一直受到高度重视，天文学家和君主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是官方政府机构不可或缺的人员。天象观测有助于制定更为准确的历法。从西汉到五代是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完善时期，出现了许多新的观测手段和计算方法。南北朝的姜岌以月食位置来准确推算太阳的位置，隋朝刘焯用等间距二次差内插法来处理日月运动的不均匀性。唐代一行的大衍历，显示了古代历法已完全成熟，它记载在《新唐书·历志》中，按内容分为七篇，其结构为后世历法所效仿。西汉天文学家落下闳以后浑仪的功能随着环的增加而增加；到唐代李淳风时，已能用一架浑仪同时测出天体的赤道坐标、黄道坐标和白道坐标。除了不断提高天体测量精度外，天文官员们还特别留心记录奇异天象的发生，其实后者才是朝廷帝王更为关心的内容，所谓“天垂象，见吉凶”，把它看成上天给出的瑞象和凶象，并加以趋避。古代史书中有着连续的有关日食、月食与星象变化的记录，并从政治角度解释这些现象。史书明确记录了公元前186年吕后当政时发生了一次日食，但现代天文学研究表明，所记日食绝不可能发生。日食记录居然因政治上的原因而有所增减：统治者残暴，记载的日食现象就多；统治者开明，日食便很少发生。

宋代和元代为古代天文学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颁行的历法最多，达25郜，其中郭守数等编制的授时历最为优秀，连续使用了360年，达到中国历法的巅峰。观测数据最精，许多历法的回归年长度和朔望月值已与现代理论值相差无几，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大型仪器最多，其中苏颂的水远仪象台集观测、演示、报时于一身，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天文仪器；恒星现测最勤，平均不到20年一次。

进入明代后，中国天文学开始停滞不前。这里有政治、经济等社会原因，也有天文学本身的原因，从天文学本身来看，首先，当时中国的天文仪器只能满足肉眼测量的极限，除非加上凹凸镜片，精度不会提高，而采用凹凸镜片的望远镜技术是在欧洲诞生的。其次，中国古代擅长代数计算，在解决天体位置与推算值弥合问题上只注意表象，不注意从几何结构进行理论探讨，与此相反，古希腊天文学则是侧重几何学的。

（摘编自陈久金、杨怡《中国古代的天文与历法》，有删改）

材料二：

在科学史上，天文学的发展，历来波澜起伏。在西方，人们熟知的是哥白尼日心说与托勒密地心说旷日持久的争论，正是这场争论，它推动了天文学的发展以及天文学领域哥白尼革命的发生，最终促成了近代科学的建立。殊不知，中国也存在着类似的旷世之争。

对宇宙结构的认识，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重要内容。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了自己对宇宙形状的认识。最早的“天圆地方”说因存在比较明显的漏洞，而没有形成系统的学说。替代它的“宣夜说”则认为日月星辰是自由漂浮在虚空之中的，其描述似乎更接近宇宙的实际情形，但是它只是一种初级的宇宙理论，没有与数学结合，不能用以编制历法。更重要的是，它在本质上是反理性的，不利于科学发展，是一种没有前途的学说。

中国古代第一个堪称科学理论的宇宙结构学说是盖天说。盖天说主张天地是两个中央凸起的平行平面，日月星辰围绕着北极依附在天壳上运动。它突破了人们日常观测中形成的天是个半球的生活经验，提出了平天平地说，并且找到了适合这种模型的数学方法，那就是在立杆测影基础上用勾股定理和相似三角形对应边成比例的性质，测算各种天文数据。该学说能解释人们日常生活中见到的各种天象，能够预测日月星辰的运行，还能够编制历法，可以用来准确地预报二十四节气，因此，它是富有科学意义的宇宙结构理论，尽管它对宇宙结构本身的描述是错误的。盖天说在汉朝遇到了浑天说的有力挑战。但是浑天说有一个根本的缺陷一它没有地球观念，没有意识到海洋也是大地的一部分。在此后的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天文学界的浑盖之争一直不曾停歇。

纵观中国古代的这场学术之争，古人秉持着一个重要原则：判断一个学说是否正确，关键在于其是否符合实际情况，而不是看其是否遵循某种先验的哲学观念。浑盖之争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重视实际校验的做法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一个优秀传统。这一传统与希腊天文学的某些特点有明显不同。

除了不以先验的哲学信念为依据判断是非之外，浑盖之争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也完全符合学术发展规律。政治和宗教等非学术因素没有介入到这场争论之中。宗教因素没有成为裁决浑盖是非的依据，也没有人因为信奉某种宇宙理论而受到政治或者宗教上的迫害。这些，无疑都是浑盖之争中值得肯定的地方。

持续了一千三四百年之久的浑盖之争，贯穿于这个时期中国天文学的发展过程之中，促成了与之相关的众多重要科学问题的解决，促成了中国古代天文学诸多重要成就的获得，将永载中华文明发展的史册。

（选自关增建《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有删改）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人生天地之间，从远古时代起就在思考这盖我载我之天地到底具有什么形状，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诗经·小雅·正月》吟道：“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这里表达了古人天高地厚的原始认识，古人仰观这摸不着的天，俯察这挖不透的地，产生这一看法是直观朴素的。

盖天之说无疑是最古老的宇宙学说之一。“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当你来到茫茫原野，举目四望，只见天空从四面八方将你包围，有如巨大的半球形天盖笼罩在大地之上，而无垠的大地在远处似与天相接，挡住了你的视线，使一切景色都消失在天地相接的地方。这一景象无疑会使人们产生天在上，地在下，天盖地的宇宙结构观念。盖天说正是以此作为其基本观点的。

《周髀算经》一书详细记载了盖天说的内容，但在它成书之前，有关盖天说的一些看法已在其他书中出现，可见盖天说的起源是很早的，并在后来不断得到发展。“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的说法可能较早就出现，公元前6世纪的曾参就感到圆形的天盖和方形的大地是合不拢的。他问道：“天圆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掩也。”（《大戴礼记·曾子·天圆》）后来我们又看到，著名诗人屈原在《天问》里又提出了问题：

这天盖的伞把子，

到底插在什么地方？

绳子，究竟拴在何处，

来扯着这个帐篷？

八方有八根擎天柱，

指的究竟是什么山？

在南方是海水所在，

擎天柱岂不会完蛋？

这是公元前300年左右一段诗的今译，问的似乎已不是简单的天圆地方说，而是在地上由八根擎天柱撑着天盖的一种凉亭式的宇宙结构，它也出现在《周髀算经》成书之前。

《周髀算经》一书描述的盖天说又一次作了变更，变成“天象盖笠，地法覆盘”，认为：天地都是圆拱形状，互相平行，相距八万里，天总在地上。这一种天地结构看法维持到汉代。虽然这种盖天说认为地像倒扣着的盘子，中高而外低，但在做具体考虑时又将大地当做平面看待，这表明盖天说对大地形状的看法仍是不成熟的。

盖天说为了解释天体的东升西落和日月行星在恒星间的位置变化，设想出一种蚁在磨上的模型。认为天体都附着在天盖上，天盖周日旋转不息，带着诸天体东升西落。但日月行星又在天盖上缓慢地东移，由于天盖转得快，日月行星运动慢，都仍被带着做周日旋转，这就如同磨盘上带着几个缓慢爬行的蚂蚁，虽然它们向东爬，但仍被磨盘带着西转。

（节选自赵澄秋、刘金沂《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略》）

材料二：

中国古代第一个堪称科学理论的宇宙结构学说是盖天说。与宣夜说相比，盖天说有其经典流布于世，那就是《周髀算经》。此外，《晋书》《隋书》的《天文志》也对盖天说的核心内容有所记载。下面是《晋书·天文志》的有关记载：

其言天似盖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极之下为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滂沱四𬯎，三光隐映，以为昼夜。天中高于外衡冬至日之所在六万里，北极下地高于外衡下地亦六万里，外衡高于北极下地二万里。天地隆高相从，日去地恒八万里。日丽天而平转，分冬夏之间日所行道为七衡六间。每衡周径里数，各依算术，用句股重差推晷影极游，以为远近之数，皆得于表股者也。

盖天说主张天地是两个中央凸起的平行平面，天在上，地在下，天离地的距离是8万里，日月星辰围绕着北极依附在天壳上运动。太阳依附在天壳上运行的轨道可分为七衡六间，每衡每间的距离，都可以用立竿测影的方法，运用勾股定理和其他数学方法推算出来。天地之间的距离，也是用这种方法推算出来的。

盖天说突破了人们日常观测中形成的天是个半球的生活经验，提出了平天平地说，并且找到了适合这种模型的数学方法，那就是在立竿测影基础上用勾股定理和相似三角形对应边成比例的性质，测算各种天文数据。该说能够解释人们日常生活中见到的各种天象，能够预测日月星辰的运行，还能够编制历法，满足社会需求。该说构思的七衡六间，可以用来准确地预报二十四节气，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由此，该说能够为人们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它对日月星辰运行的预测、对二十四节气的预报，能够接受观测实践的检验，因此，它是富有科学意义的宇宙结构理论，尽管它对宇宙结构本身的描述是错误的。

盖天说在汉武帝时期遇到了浑天说的有力挑战。事情起源于历法编制。当时太史令司马迁向汉武帝上书，建议修订一部新的历法，叫作《太初历》。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命令他组织学者，制订《太初历》。司马迁组织的修历队伍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参加者之间观点上出现了分歧，来自四川的民间天文学家落下闳提出了一种新的主张：天是个圆球，天包着地，天大而地小。这种主张，后来被人们称为浑天说。浑天说与司马迁等信奉的盖天说本质上完全不同，盖天说主张天在上，地在下，天地等大；而浑天说主张天在外，地在内，天大地小。

（节选自部编版选择性必修下册《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牛顿和胡克在力学、光学、仪器等方面有着伟大的贡献。两人互相启发，但也存在着不少激烈的争论，以致互相仇视。除了关于光本性的争论之外，他们之间还有一个争执，那就是万有引力的平方反比定律究竟是谁发明的问题，这在科学史上也是一个著名的公案。

胡克在力学与行星运动方面花过多年心血，提出过许多深刻的洞见。1679年至1680年，胡克与牛顿进行了一系列通信，讨论引力问题。牛顿虽然早年就已经在此领域取得过一些进展，但不知是荒废多年还是怎么，这次却大失水准，他竟然把引力看成不随距离变化的常量，并认为物体下落是一个圆螺线。胡克纠正了他的错误，并在信中假设引力大小是与距离平方成反比的，虽然说得比较模糊。胡克把牛顿的错误捅到了皇家学会那里，这使得牛顿极为光火，他认定胡克是存心炫耀，并有意让他出洋相。于是两人间波粒的旧怨未愈，引力的新仇又起，成为终生的对手。

胡克与牛顿的这次通信是科学史上极为重要的话题。牛顿后来虽然打死也不肯承认胡克对其有所帮助，但多数科学史家都认为胡克在这里提供给了牛顿关键性的启发；没有胡克的纠正，牛顿一直错误地以为行星运动是在两个平衡力——向心力和离心力同时作用下进行的。到了1684年，胡克和牛顿分别试图证明平方反比的引力导致椭圆轨道（也就是ISL定律）。胡克吹嘘说他证明了，但从未拿出结果；牛顿也说他早就证明过——同样没有任何证据。不过几个月后，牛顿重写了一份手稿，也就是著名的《论运动》，这成为后来《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简称《原理》）的前身。

《原理》发表后，胡克要求牛顿承认自己对于平方反比定律发现的优先权，并在前言里提及一下。牛顿再次狂怒：他暴跳如雷，从《原理》里面删掉了绝大多数有关胡克的引用，剩下不多的，用词也从“非常尊敬的胡克先生”变成了简单的“胡克”两个字。他是如此怒气冲天，甚至拒绝出版《原理》第三卷。在牛顿眼中，胡克完全是个江湖骗子，靠猜想和碰运气来沽名钓誉。许多科学史家也曾以为胡克猜想的成分居多，不过，加州大学桑塔克鲁兹分校的瑙恩伯格教授从一幅最近披露的胡克的图稿中得出结论：胡克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要比人们传统认为的深刻得多，他所采用的几何证明手法和牛顿后来在《原理》中所使用的是类似的，所差的只是胡克不懂微积分而已。ISL定律的发明权仍应该归于牛顿，可是胡克显然在其中占有重要甚至关键的地位。

应该说，胡克也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曾帮助波义尔发现波义耳定律，用自己的显微镜发现了植物的细胞，《显微术》更是17世纪最伟大的著作之一。他是最杰出的建筑设计师和规划师，曾亲自主持了1666年伦敦大火后的城市重建工作，如今伦敦城中的许多著名古迹，都是从他手中留下的。在地质学方面，胡克的工作（尤其是对化石的观测）影响了该学科整整30年。他发明和制造的仪器（如显微镜、发条摆钟、轮形气压表等）在当时无与伦比。他所发现的弹性定律是力学最重要的定律之一。在那个时代，胡克在力学和光学方面是仅次于牛顿的伟大科学家，可是似乎他却永远生活在牛顿的阴影里。胡克的晚年相当悲惨：他双目失明，被几乎所有人抛弃，1688年之后，胡克就再也没从皇家学会领过工资。他变得愤世嫉俗，字里行间充满了挖苦。胡克死后连一张画像也没有留下来，据说是因为他“太丑了”，但也有学者言之凿凿地声称，是牛顿利用职权有意毁弃了胡克的遗物，作为对他最后的报复。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胡克逐渐迎来了翻身的日子，他的名字突然成为科学史界最热的话题之一。2003年是胡克逝世300周年，科学史学者们云集于胡克毕业的牛津和他生前任教的格雷夏姆纪念这位科学家。许多人都呼吁，胡克的科学贡献应当为更多的世人所知。

（节选自曹天元《上帝掷骰子吗》）

材料二：

应该说，在与胡克的交锋中，牛顿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最终于1687年完成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本巨著不仅为物理学和天文学提供了精密的数学工具，还彻底改变了科学研究的方式，使科学探索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他的理论成为工业革命的基石，直接推动了蒸汽机、铁路等技术的创新，极大加速了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进程。

同时，胡克的贡献也不容忽视。他不仅提出了著名的胡克定律，还在显微镜领域取得了开创性成就，首次提出的细胞这一术语沿用至今，并通过对植物细胞壁的观察奠定了微生物学与病理学的基础。胡克的研究凸显了观察与实验在科学探索中的重要性，推动了科学启蒙的进程。他的诸多发明使得实验科学成为现代科学不可或缺的支柱。

在300多年后的今天，回溯牛顿与胡克的争端，宛如在跨越时空见证当初的科学发展。两位学者之间的对立不仅是思想碰撞，也不只是意气之争，更是科学方法与知识产权制度演变过程中的复杂博弈。从更广泛的视角来看，这场300多年前的争端揭示了科学进步的复杂本质：伟大发现往往伴随着思想竞争与制度创新，科学不仅是发现真理的工具，更是塑造文明的力量。

（节选自微信公众号“科学方程式”《胡克VS牛顿：科学之争？意气之争？》）

1679年胡克主动给牛顿写信，讨论他在《证明地球运动的尝试》论文中提出的行星运动受太阳吸引力影响的理论。牛顿在回信中画了一个假设：如果地球不存在，物体穿过地面继续下落，其轨迹沿着一个______直到地球中心（图a）。这个假设严重错误，立刻被胡克抓住。胡克回信指出，物体的轨迹类似于行星运动，应该是一个______（图b），这显示出他对行星运动的理解相当深刻。牛顿在第二封回信中承认轨迹不应是螺旋，但指出如果力保持不变，形成的轨迹将是一条不断旋转的______（图c）。

“在西方，人们熟知的是哥白尼日心说与托勒密地心说旷日持久的争论，正是这场争论，推动了天文学的发展以及天文学领域哥白尼革命的发生，最终促成了近代科学的建立。”

——选择性必修下册《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在科学史上，天文学的发展，历来波澜起伏，曲折复杂，扣人心弦。在西方，人们熟知的是哥白尼日心说与托勒密地心说旷日持久的争论，正是这场争论，推动了天文学的发展以及天文学领域哥白尼革命的发生，最终促成了近代科学的建立。殊不知，在东方的中国，在对宇宙结构的认识上，也存在着类似的旷世之争，      ①       。

中国古代第一个较为科学的宇宙结构学说是盖天说。 盖天说主张天地是两个中央凸起的平行平面，天在上，地在下，天离地的距离是8万里，日月星辰围绕着北极依附在天壳上运动。太阳依附在天壳上运行的轨道可分为七衡六间，每衡每间的距离，都可以用立竿测影的方法，运用勾股定理和其他数学方法推算出来。天地之间的距离，也是用这种方法推算出来的。盖天说突破了人们日常观测中形成的天是个半球，提出了平天平地说，可以堪称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具有科学意义的宇宙结构理论，尽管它对于宇宙结构本身的描述是错误的。

在汉武帝时期，盖天说遇到了浑天说的有力挑战。浑天说主张，天是个圆球，天包着地，天大而地小。浑天说提出后，随即与盖天说展开争论，究竟是浑天说正确，还是盖天说合理，天文学界的争论一直（     ），由于《大戴礼记·曾子天圆》载“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故盖天说提出后便获得许多孔儒学老的支持。不过在天象观测方面，浑天说比盖天说准确很多，且随着历代观测器材日趋精密，这凸显了盖天说在制订历法时会有误差的缺点，但直到清代盖天说仍有许多拥护者。

持续了1300多年的浑盖之争，贯穿于这个时期中国天文学的发展过程之中，促成了       ②      。例如，被后人奉为中国古代历法的圭臬的《太初历》，是浑盖之争的直接产物；又如，在中国历史上（     ）的“小儿辩日”问题，在浑盖之争过程中得到了合理的解答；再如，在中国数学史上著名的“勾股定理”以及相关的测高望远之术，是在浑盖之争中为发展天文测算方法而形成的；更如，中国天文仪器的发展，亦与浑盖之争（     ）……类似的天文学成就，不胜枚举。这表明浑盖之争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延续时间长、参与人员多、涉及面广、讨论内容丰富、后续影响大等特点，它表现了中国古人对宇宙问题的关注程度和对待科学的严谨态度。和其他同时期地域文明相比，这种规模和深度的争论即使在世界文明史上亦不多见。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浑盖之争，作为中国历史上最（     ）的学术争论之一，将永载中华文明发展的史册。

9 . 阅读文段，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人类文明史上最早的超新星记录发生在公元前14世纪，以当时的甲骨文刻划，该甲骨文记录的意思是有新的大星出现于天蝎座旁。我国古人习惯于把这类突然极明亮地在天空出现一段时间然后又慢慢消失的星体形象地称为“客星”。

超新星爆发是银河系里最壮观的天象，是恒星演化到晚期所发生的最后一次爆发。近二十多年来，在多次的国际会议中，各国学者相当频繁地提到了著名的中国超新星AD1054以及它的遗迹——蟹状星云，AD1054就是我国史籍中所记载出现于宋代的“天关客星”：至和元年五月己丑（1054年7月4日），（客星）出天关东南，可数寸，岁余稍没。《宋史•天文志》嘉祐元年三月辛未（1056年4月11日），司天监言“自至和元年五月客星晨出东方，守天关，至是没”。《宋史•仁宗本纪》

天关客星可见期共达22个月。1731年，英国贝维斯在金牛座发现了一个云状物，后被命名为“蟹状星云”，因为其外形象蟹。1921年，瑞典天文学家注意到蟹状星云的位置与1054年天关客星的位置相近，估计它们可能有联系。之后，邓肯和哈勃等测出蟹状星云的膨胀速度。根据蟹状星云的大小和已知的膨胀速度，1942年，荷兰天文学家奥尔特证认蟹状星云就是1054年超新星爆发的遗迹。1968年蟹状星云脉冲星的发现，进一步加强了这一论证，因为利用该脉冲星的自转周期和自转周期变化率的测定值，根据快速自转中子星的磁偶极模型，可以成功地解释蟹状星云和蟹状星云脉冲星的能量来源，同时算出该脉冲星的年龄与天关客星爆发至今的时间间隔相近，有力地说明蟹状星云是公元1054年爆发的超新星的遗迹。因此，1054年我国天关客星的发现，为超新星遗迹和中子星的起源与演化提供了有力的历史证据和宝贵资料。

摘编自汪珍如《中国的古客星记录与现代天文学》

材料二：

利用古代天象记录解决现代天文学问题这一方法有其必要性，是由现代天文学学科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这种特点主要体现在这样两个方面：其一，现代天文学是一门对天体进行观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研究的学科；其二，现代天文学的观测与研究对象大都经过漫长的演化过程，要更精确地了解天体运行的规律，或者提出一种理论往往要在长时段的观测积累的基础上，而理论之正确与否也有赖于观测资料来加以验证。人类的观测能力是有限的，而对古代天象记录进行现代天文学意义下的研究，则尽可能地化解这一矛盾。

古代留下了非常丰富的天象记录，这构成了应用这一方法的可行性。由于天象的重要星占价值，历代官修史书均有专门的部分（“天文志”“五行志”“灾异志”等）来记载象征着天命转移的天象，尤其是特殊天象更是受到历代史官的重视。客星记录也不例外。

欧洲、阿拉伯等文明中世纪乃至之前时期的天文记录的缺失，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古代记录具有唯一性。对此，英国天文学家克拉克与斯蒂芬森曾专门讨论过。正像中国古代拥有大量丰富的天象记 录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文化的原因，其他文明天象记录的缺失之原因也大抵如是。

上述必要性、可行性与唯一性使得古代东亚（尤其是中国）的天象记录在现代天文学视野下具有特殊 的应用价值，也使得古代天象记录作为观测数据而成为现代天文学的一部分。

（摘编自吴燕《中国的古客星记录的现代研究》）

材料三：

古代的科学思想方法或理论能被用为现今理论形成的一部分时，也可以把它看作是“现代的”。我国汉代的数学著作《九章算术》创造了一种有别于古希腊逻辑演绎体系的算法，这种算法比较机械，却 正符合计算机的程序化。吴文俊先生利用增乘开方法与正负开方法在HP25型袖珍计算器上编制程序，竟可以解高达5次的方程，而且可以达到任意预定的精度。他说：“继续发扬中国古代传统数学的机械 化特色，建立机械化的数学，是本世纪以至绵亘整个21世纪才能大体趋于完善的事。”

科学史研究还可以为现代科学提供研究资料。1955年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看到我关于中国历史上的超新星纪录和射电源关系的论证之后，兴奋地说：“建立在无线电物理学、电子学、天体物理学的‘超时代’的最新科学——无线电天文学——的成就，和伟大中国古代天文学家的观测纪录联系起来了。” 王元等3位院士指出：“通过我国古天文资料的整理和分析，现代所得的一些天文现象的研究得以大幅度‘向后’延伸。这种‘古为今用’的方法应受到广泛重视。”近几十年来，利用中国古代的天象纪录 来研究超新星遗迹、太阳黑子活动的周期等问题，已成为各国的热门课题。

除以思想方法和资料运用与现代科学相交叉外，科学史还以本身的研究工作为现代科学与社会的相互影响提供借鉴。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可以有很具体的应用。科学史是20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门现代学科，与数理化地生相比，只是一个后生小辈，但它发展很快，研究领域在不断扩充， 研究方法在不断地现代化，如计算机手段、量化分析等。只要我们思想清楚，方向正确，不懈努力，相信我国的科学史事业的发展一定会更快更好。

（摘编自席泽宗《科学史与现代科学》）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天文学并不是新开拓的科学，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人类的远古时期，我们从现代天文学的基本概念中很容易发现它的痕迹。也许在文字产生以前，人们就知道利用植物的生长和动物的行踪来判断季节，这种物候授时是早期农业生产所必需的，甚至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一些少数民族还通行这种习俗。物候虽然与太阳运动有关，但由于气候变化多端，不同年份相同的物候特征常常错位几天甚至更多，物候授时比起后来的观象授时就要粗糙多了。《尚书·尧典》中曾这样记载观象授时，上古的人们以日出正东和初昏时鸟星位于南方子午线标志仲春，以日落正西和初昏时虚星位于南方子午线标志仲秋，等等。

当人们对天文规律有了更多的了解，尤其是掌握了回归年长度以后，就能够预先推断季节和节气，古代历法便应运而生了。据史料记载，夏商时期肯定已有历法，只是因为文字记载含意不明，其内容还处于研究之中。春秋战国时期，流行过黄帝、颛顼、夏、殷、周、鲁等六种历法。它们的回归年长度都是365.25日，但历元不同，岁首有异。

西汉至五代是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完善时期，出现了许多新的观测手段和计算方法。十六国时期的姜岌以月食位置来准确推算太阳的位置，隋朝刘焯用“等间距二次差内插法”来处理日、月运动的不均匀性。唐代僧一行的《大衍历》，显示中国古代历法已完全成熟，它记载在《新唐书·历志》中，按内容分为七篇，其结构为后世历法所效仿。西汉天文学家落下闳以后，浑仪的功能随着环的增加而增加；到唐代李淳风时，已能用一架浑仪同时测出天体的赤道坐标、黄道坐标和白道坐标。除了不断提高天体测量精度外，天文官员们还特别留心记录奇异天象的发生，其实，后者才是朝廷帝王更为关心的内容。所谓“天垂象，见吉凶”，古代天文官员们把天象看成是上天给出的瑞象和凶象，并加以趋避。

宋代和元代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颁行的历法最多，达25部，其中郭守敬等人编制的《授时历》最为优秀，连续使用了360多年，达到中国历法的巅峰；观测数据最精，许多历法的回归年长度和朔望月值已与现代理论值相差无几，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大型仪器最多，其中苏颂领导制造的水运仪象台集观测、演示、报时于一体，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天文仪器；恒星观测最勤，其中从公元1010年到公元1106年，就先后组织了五次大型的恒星位置测量，平均不到20年一次。

进入明代以后，中国古代天文学开始停滞不前。这里有政治、经济等社会原因，也有天文学本身的原因。从天文学本身来看，首先，当时中国的天文仪器只能满足肉眼测量的极限，除非加上凹凸镜片，否则精度不会提高，而采用凹凸镜片的望远镜技术是在欧洲诞生的。其次，中国古代擅长代数计算，在解决天体位置与推算值弥合问题上只注意表象，不注意从几何结构进行理论探讨，与此相反，古希腊天文学则侧重几何学。对中国明代以后的天文学进行反思是痛苦的，但有助于我们今天天文学的发展。

（摘编自陈久金、杨怡《中国古代的天文与历法》）

材料二：

历法源于天文，中国古代天文与历法是一回事。夏、商、周三代处于观象授时时期，直到战国初公元前427年发明《殷历》“甲寅元”（四分历），中国才进入历法时代。

观察太阳的运行规律，古人形成了“日”与“年”的时间概念。太阳东升西落，一个白天一个夜晚合为一日。中国古代最主要的纪日方法是干支纪日法，即运用十天干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和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组合成六十甲子循环纪日。有资料证实可确知的纪日干支是从春秋时候鲁隐公三年（公元前720年）二月己巳日开始的，从那时到清末的2600多年间，干支纪日从未间断和错乱过，这也是世界上记录时间最长的纪日法。古人立竿测影，将日影最长的一天定为冬至日，这一天夜晚最长；将日影最短的一天定为夏至日，这一天白昼最长。每年春夏秋冬循环一次。《尚书·尧典》载“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表明夏商时期古人已确定回归年长度为366日，即从冬至到下一个冬至的时间（称为一“岁”）。至迟到春秋时期，后人更加精确测定回归年长度为365又1/4日。

历史上采用过的纪年方法有王位纪年法、岁星纪年法、年号纪年法、干支纪年法等。自汉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到1911年，年号纪年法与干支纪年法一直并用，如1898年戊戌（干支纪年）变法中的“戊戌”就是指光绪二十四年。

月相的变化使先民掌握了时间长度“月”。古人观测出月相从满月（望）到下一个满月平均需要29.53日。12个月约为354日，与回归年365又1/4日相差大约11日。每三年累计相差33日以上，超过一个月。古人为调配月与回归年的长度，采用了“置闰”的方法，保证月份与季节的相应。春秋时期，天文学家已经掌握了十九年七闰的规律。调配年、月、日的关系，是中国古代历法的主要任务，也是历史上频繁改历的原因。

古人通过“观象授时”，至战国时已形成完整的二十四节气，每一节气均与二十八宿、北斗的运行、土圭测影长度、各地物候相关联。二十四节气是一套农事历，用以指导农耕生产，确保农作物种植和收获的时间安排趋向合理，从而提高了中国古代农业生产效率。

（摘编自张闻玉、马明芳《中国古天文历法学》）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中国古代在观测天象过程中对宇宙也有认识，形成了一些宇宙学说。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三种：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

盖天说以为“天圆地方”，“天象盖笠，地法覆盘”。这是对天地结构比较直观的认识。它对古代天文学的影响很大。汉代成书的《周髀算经》利用影长测量数据，试图把盖天说构造成一个天地几何模型，说明日月出入、昼夜变化等各种天文现象。但由于天地平行和圭表影长“千里差一寸”的基本假设有误，结果并不理想。不过盖天说对绘制星图、测量天体坐标来说还是很有用的。汉代有一种星图叫“盖图”，大概就是按盖天说的原理绘制的。此外，天体的赤道坐标在中国古代是“入宿度”和“去极度”，与盖天说并不矛盾。

汉代出现了浑天说，大概出现在太初改历之时。东汉张衡的《浑天仪注》对浑天说有非常形象的描写：“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可见浑天说的本质就是对天球的认识。浑天说对后来天文观测的影响很大。有了浑天说，就有了浑仪，并且有可能在浑仪上加黄道、白道等，使天体位置测量越来越精密。

宣夜说是一种认为宇宙无限的气宇宙论，是汉代的郗萌提出的学说。他认为“天”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天穹，而只不过是无边无涯的气体，日月星辰就在气体中飘浮游动。这种宇宙论虽然对天文测量和天文历法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却启发人们认识宇宙本原和天体演化。宋代理学家朱熹更是根据这种气的宇宙论提出了关于宇宙演化的猜想。他认为宇宙起先只是阴阳二气，两者旋转摩擦，磨出一些渣滓，结在中央，便形成地。气之清者就上升成为日月星辰，在外周转不停。这个宇宙演化理论虽然还很粗糙，但其气漩涡论却比西方著名自然哲学家笛卡尔的宇宙演化漩涡说早400多年。

中国古代宇宙论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天地对应和天人对应。中国古代的星官体系是这一特点的突出表现。西方的传统开始于古埃及和古巴比伦，到古希腊时期形成星座体系，以神话中的事物为主。中国星官体系则完全不同，它是把人间帝王社会搬到了天上。天地是名副其实的对应。正是有了这种对应，中国古代的天与人之间才那么接近。“天文”永远与“人文”密切关联，所以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其根本的目的是探究天人关系，正如司马迁所说，“究天人之际”。

（摘编自《中国古代天文学：何为“天极”》）

材料二：

纵观中国古代的这场旷世学术之争——浑盖之争，我们发现，古人在这场争论中，秉持着一个重要原则：判断一个学说是否正确，关键在于其是否符合实际情况，而不是看其是否遵循某种先验的哲学观念。比如，古人一直认为天地是由阴阳二气生成的，从这个理念出发，如果承认这一前提，就得承认盖天说是正确的，因为阳气轻清，阴气重浊，轻清者上浮为天，重浊者下凝为地。但古人在争论中，并不以阴阳学说作为判断依据，他们所关注的，是究竟哪种学说更符合观测结果。对此，南北朝时期著名科学家祖眶的一段话可作代表：自古论天者多矣，而群氏纠纷，至相非毁。窃览同异，稽之典经，仰观辰极，傍瞩四维，睹日月之升降，察五星之见伏，校之以仪象，覆之以晷漏，则浑天之理，信而有征。（《隋书·天文志》）

祖暅比较了浑盖双方的差异，在查阅典籍记载的基础上，通过实地天文观测，并使用仪器进行校验，发现浑天说更符合实际，这才得出了浑天说可信这一结论。浑盖之争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重视实际校验的这种做法，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一个优秀传统。这一传统与希腊天文学的某些特点有明显的不同。

除了不以先验的哲学信念为依据判断是非之外，浑盖之争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也完全符合学术发展规律。政治和宗教等非学术因素没有介入到这场争论之中。南北朝时，南朝的梁武帝偏爱盖天说，曾集合群臣，公开宣讲盖天说。对于他的主张，天文学家中不以为然者大有人在，但梁武帝并未采用暴力手段迫害那些不相信盖天说者。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主张的宇宙结构模式，与浑天说亦不一致，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以佛教学说为依据，强行要求人们放弃自己所信奉的宇宙结构学说的事例。宗教因素没有成为裁决浑盖是非的依据，也没有人因为信奉某种宇宙理论而受到政治或宗教上的迫害。这些，无疑都是浑盖之争中值得肯定的地方。

（节选自《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