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故事，仿佛第一次听过，有一本书，仿佛第一次读过，有一个地方，仿佛第一次走过……熟悉而又陌生，陌生而又有新的发现。

请结合以上材料，以“我仿佛第一次              ”为题，写一篇记叙文。

要求：选准角度，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柄谷行人的笔下，“风景的发现”形成了完整的理论框架。他提出的具体问题是：一个地方的风景是怎样被发现的？我们为何可以看到这些风景？

首先，它不是物理意义上的现成的风景。不是先有个风景在那，然后主体可以看到一个客观的风景，而是当主体学会了看风景之后，才有一种客体出现在主体面前。柄谷行人认为，是我们学会看风景后才学会怎么在自然面前成为主体，而自然由此成为客体。主体和客体都是从风景中派生出来的，因此它们的区分并非物理意义上的。柄谷行人的这套理论有着浓厚的现象学意味，因为现象学就是讲本质直观的——我现在所看到的东西并不是现成地摆在那个地方，而是在我的意向性中生成的一个对象。当人看到风景之后，才知道那个看风景的“主体”在哪里。

其次，它也不是文化意义上的现成的风景。柄谷行人指出：“中国自古以来有自然风景的描写，但那是山水画中的山水，与单纯存在于此的自然对象不同。”也就是说，这些画中的山水已经是情致化的、符号化的、文化性的自然，“画家们描写的并非实际的自然，而是程式化的山水……然而，我所谓的‘风景’并不是这些东西，而是通过去除其背后的宗教、传说或者某种意义而被发现的风景。”因此，只有破除了传说、神话色彩之后重新出现在面前的自然才叫风景。柄谷行人有个说法很形象，他说风景之发现即是作为“素颜”的风景之发现。

此处有一个很容易引发争论的问题：我们怎么知道古人去踏访名山的时候，究竟访的是名还是山呢？首先，“所谓发现，是通过去除风景背后的宗教、传说等附加的意义，使原本非审美的对象进入审美”。你得自己去发现一些原来没有印在明信片上的东西，一些导游很难说出来的东西。其次，“此种发现被认为与孤独的内心状态相关，发现风景的前提是承认有‘内面的人’（inner man）存在，后者显然是一种现代意识”。发现风景的人是一个孤独的人，这个孤独的人是一个现代主体的形象，《荷塘月色》里呈现的“这天地只有我一人，什么都可以想，什么也都可以不想”的状态显然是一种现代意识。“主观—客观”这类认识论框架就是在风景的发现中形成的。以日本而论，首先是西方式的风景审美传到了日本，日本画家接受了这套东西，然后发展出自己的浮世绘以及其他现代绘画语言。日本人从中理解了主客关系，然后以此为基础，重新理解了他们与自然的再现关系。

最后还有一个关键环节。柄谷行人强调，只有到了“言＝文”，也就是说我们的书面语言和口语统一的时代，即“我手写我口”的时代，风景的发现才成为可能。当主体用自己的口语，也就是描绘真实生活的语言去描绘眼前风景的时候，才有可能发现风景，这与单纯引用诗句存在很大区别。只有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才算风景的发现。自己的语言既不是纯粹古人的语言，也不是纯粹西方的语言，而是新的语言的创造。主体只有先学会一套新鲜的口语，并且这套口语与其书面语言一致，然后才能发现风景。

（节选自汤拥华《重审“风景的发现”——柄谷行人之后的风景批评》，有删改）

材料二：

孙犁使用的词语是家常的，他喜欢用逗号和句号，句子短而凝练，有一种奇妙的音乐性和节奏感。所写当然是自然风光，但书写自然时，他有意写下明亮之色，厚雪与结冰的世界里，突然看到一丛丛累累的红色果实；大黄风之后紧接着是大雨过后天晴日出，似乎也只是陈述所见，但这些风景并不给人荒芜感、孤独感。“田野里，大道小道上全是忙着去种地的人，像是一盘子好看的走马灯。”

事实上，《白洋淀纪事》里的叙述人，是一位渴望改造世界、对未来有着必胜信念的写作者。于是，从他的自然风景里，你能清晰听到一位革命作家的声音。

《荷花淀》的色调是明朗和乐观的，那是作家对战争前景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早已渗透在他血液里。他谈起过一种必胜的信念。“我们可以写我们要胜利，因为我们一定能胜利。”从青年到晚年，这是孙犁不断重申的写作职责：“我的职责，就是如实而又高昂浓重地把这种感情渲染出来。”但这样的职责并不意味着某种高蹈。孙犁作品之所以深入人心，成为解放区文学的优秀代表，在于作家“所见者大”而“所记者实”，而着墨于细微，在于他朴素、日常、切实的美学观。即使他深知要用高昂、渲染的笔墨，但落在笔端时，他依然从“小”着眼，写身边所见之人、所见风物。于是，枣树、野花、桃树、荷花，呼呼的从远方刮来的风构成了冀中平原富有生命力的大自然之景，它们都烙着孙犁个人鲜明的印记。

（节选自张莉《新鲜风景与故人山河》，有删改）

“那一望无边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箭高高地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

“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小题。

材料一：

相传我国古代有两句诗说道：“花如解语应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但从现在看来，石头和花卉虽不具备有声音的语言，却有它们自己的一套结构组织来表达它们的本质。自然科学家的任务就在于了解这种本质，使石头和花卉能说出宇宙的秘密，而且到现在，自然科学家成功地做了不少工作。以石头而论，譬如化学家以同位素的方法，使石头说出自己的年龄；地球物理学家以地震波的方法，使岩石能表白自己离开地球表面的深度；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以地层学的方法，初步地摸清了地球表面，即地壳里三四十亿年以来的石头历史。何况花卉是有生命的东西，它的语言更生动，更活泼。

像上面所讲，贾思勰在《齐民要术》里所指出那样，杏花开了，好像它传语农民赶快耕土；桃花开了，好像它暗示农民赶快种谷子。春末夏初布谷鸟来了，我们农民知道它讲的是什么话：“阿公阿婆，割麦插禾。”从这一角度看来，花香鸟语都是大自然的语言，重要的是我们要能体会这种暗示，明白这种传语，来理解大自然，改造大自然。

我国唐、宋的许多大诗人，一方面关心民生疾苦，搜集了各地方大量的竹枝词、民歌；一方面又热爱大自然，善能领会鸟语花香的暗示，模拟这种竹枝词、民歌，编成诗句。其中许多诗句，因为含有至理名言，传下来一直到如今，还是被人称道不止。像月、露、风、云、花、鸟乃是大自然的一种语言，从这种语言可以了解到大自然的本质，即自然规律，而大诗人能掌握这类语言的含意，所以能编为诗歌而传之后世。物候就是谈一年中月、露、风、云、花、鸟推移变迁的过程，对于物候的歌咏，唐宋大诗人是有杰出成就的。

唐白居易十几岁时，写过一首咏芳草的诗《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诗人顾况看到这首诗，大为赏识。一经顾况的宣传，这首诗便被传诵开来。这四句五言古诗，指出了物候学上两个重要规律：第一是芳草的荣枯，有一年一度的循环；第二是这循环是随气候转移的，春风一到，芳草就苏醒了。

在温带的人们，经过一个寒冬以后，就希望春天的到来。但是，春天来临的指标是什么呢？这在许多唐、宋人的诗中我们可找到答案的。李白诗：“东风已绿瀛洲草，紫殿红楼觉春好。”王安石晚年住在江宁，有句云：“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宋洪迈《容斋续笔》指出：王荆公写这首诗时，原作“春风又到江南岸”，经推敲后，认为“到”字不合意，改了几次才定下了“绿”字。李白、王安石他们在诗中统用“绿”字来象征春天的到来，到如今，在物候学上，花木抽青也还是春天重要指标之一。

（摘编自竺可桢《唐宋大诗人诗中的物候》）

材料二：

自然气候能够触发文学家的生命意识。人们能够意识到时间的流逝，产生时间紧迫感或危机感，多是受到某些生命现象的启示或警惕，如人的生老病死或动植物的生长荣枯和推移变迁的物候现象。一般人对动植物的生长荣枯和推移变迁的反应不够敏感，相关领域的专家（包括农民）对于物候的反应，通常是一种知性的或理性的反应，而文学家的反应则多是一种感性的或情绪的反应。文学家不仅能够对动植物的生长荣枯和推移变迁等物候现象有着更敏锐、更细腻、更强烈的体验，他们看到杨柳绿、桃花开、燕始来等物候现象，会想到时间的流逝，并由此想到个体生命的流程、状态、质量、价值和意义，而且能够用一种诗化的形式，把自身的体验和感知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从而唤起或强化更多的人对于生命的感受、思考和体认。物候之所以会触发文学家的生命意识，是因为它有“一年一度的循环”，而这循环是随气候转移的。气候的周期性，导致物候现象的发生；气候的地域性，导致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物候现象。就其与文学的关系而言，地貌、水文和生物等自然地理要素，都是文学创作的常见题材，能激发文学家的创作灵感，但这种激发的原动力是气候。农民根据相关物候的出现来判断季节的迟早，从而适时地安排农事，文学家则由相关物候的变化、感知时序的更替，从而引发种种关于生命的情绪体验和理性思考。

生命意识并不是先天的存在，它是后天培育的，与人文气候（风俗、风气、民风、民俗）有关。通常来讲，生命意识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长期积淀，它是已然存在的，潜伏在人的脑海深处，只有人世间的生老病死，尤其是近距离的生老病死，以及自然界的动植物的生长荣枯和推移变迁才能唤醒它，让它浮现出来。需要强调的是，人文气候的形成，与自然气候也有关系。一个地方的自然气候，影响到一个地方的土壤、水文、生物或物产，影响到一个地方的生产方式或经济活动；一个地方的生产方式或经济活动影响到一个地方的生活方式与风俗，即人文气候。因此，我们讲人文气候对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具有培育作用，并不意味着自然气候没有加入这种培育，只是不那么直接而已。同理，我们讲自然气候对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具有触发作用，也并不意味着人文气候就不能触发文学家的生命意识

（摘编自曾大兴《气候、物候与文学—以文学家生命意识为路径》）

物候在________两个领域有交汇点。从科学视角看，花开花落、鸟鸣虫吟都是自然界的“语言”。物候的_________特点为农民提供农事指南，如杏花催耕、布谷鸟唤种。在文学领域，物候触发作家对_________的敏锐感知，斗转星移、日月如流，都不会被轻易忽略。他们将感性体验升华为诗化表达，通过柳绿、桃花开、燕始来等现象，引发读者的共鸣。可见，物候既是自然规律的客观呈现，也是人类认知自然、感悟生命的桥梁。

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

（节选自郁达夫《故都的秋》）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语言大师。在中国语文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性变革过程中，鲁迅的文学语言起到了桥梁和示范作用，具有无与伦比的审美意义。他极其重视中国语文的新生，把语言文字改革提高到了关系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他呼吁现代人要将自己的思想直白、真实地表达出来，以打破旧中国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他字斟句酌，炉火纯青，把文字的功能和魅力发挥到了极致。他还是文体创造的先锋：不仅创造了杂文这种新型的散文体裁，而且他的小说几乎每篇都有新的形式和格局，从不重复自己。因此，鲁迅的不少代表作成为大、中、小学的传统教材，滋润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田。

经典作品的审美意义和认识意义是恒定的，而其现实意义却是流动的，具有跨越时空的巨大潜能。重读鲁迅文本，应该回应现实生活中人们普遍关注的迫切问题，使其在时代发展和民族复兴过程中不断彰显出思想和艺术的魅力。只有这样做，才能使鲁迅在走向大众的过程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鲁迅曾将致力于国民性的改造作为自己的创作宗旨，以拯救中华民族的灵魂为急务。他在广泛剖析国民性负面因素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认为最需要灌输的道德观念是“诚与爱”。这种对“最理想的人性”的呼唤，不仅在当时具有普适意义，而且同样切中当今时弊。因为现代社会既需要市场经济的物质支撑，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要素的价值支撑。如果缺少了“诚”与“爱”，市场经济就会出现信用污染，而这种污染比环境污染更加严重。对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大家都有切身感受。

对于塑造新型的民族性格，鲁迅提出了他的正面主张。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鲁迅明确提出了三点：一，耐劳作的体力；二，纯洁高尚的道德；三，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这其实就指明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向。现代社会竞争激烈，生活节奏加快，没有健全的体魄就无法承受工作的重负，这就是所谓“健康第一”。现代社会又是一个知识更新、信息爆炸的社会，没有容纳新潮流的精神，就会因循守旧，故步自封，最终成为时代的落伍者。道德追求也就是应有的信仰追求，理想追求。现代社会是“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双轨并行的社会，法律是不能触碰的立身行事的底线，道德是一种没有上限的人格追求。“纯洁高尚”是一种境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非每个人都能通达。但是，《诗经》中有一句诗说得好，“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对“纯洁高尚的道德”有一种景仰之情，向往之心，这也就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崇高目标。

我们肯定鲁迅作品的现实意义，但必须看到鲁迅作品都有其特定的时代性，它不可能回应并解决现实生活中面临的一切具体问题。阅读鲁迅作品最大的现实功效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三个字：“学做人！”鲁迅是中国底层民众的忠实代言人，他的一生是为现代中国人的生存，温饱和发展而呐喊的一生，他的“道德准则”是“损己利人”，“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的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以为快活”，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在物欲横流的当下无疑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资源。鲁迅又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他娴熟地掌握和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他对于革命，权力，人道，暴力等复杂难解的问题都能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郁达夫说：“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经把握了古今与未来。”所以，读鲁迅的书，最根本的目的应该是学习鲁迅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像他那样生活，像他那样做人。我想这也就是阅读鲁迅经典最大的现实意义。

（选自陈漱渝《我们今天何以要阅读鲁迅》，有删改）

材料二：

鲁迅一生耗费精力最大的，便是探寻什么是理想的人性，国民劣根性的根源何在之类的问题。他的小说与杂文最动人心魄的地方，便在这里。近几年，当人们直面现代化与传统的时候，国民性问题作为一个未完成的课题，便自然地在艺术领域中被再次呈现出来。

读一读各式的新乡土小说，民风民俗色彩十分浓郁的地域小说，都有类似的思路。贾平凹、刘恒、陈忠实、陈建功诸人，在自己的世界里，时常流露着对国人灵魂凝视时的无奈。印象较深的，是王蒙的《活动变人形》。那大气磅礴的文化拷问，对中国人心理性格的勾勒，让人感受到鲁迅杂文中的冷峻。王蒙试图写出中国儿女的魂魄来，当他无情地剥脱着人性的外衣时，他是不是也进入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境地？还有贾平凹，他对鲁迅研究论著的热心和关注，绝不亚于一些学者。在灵魂的深处，他或许更喜爱鲁迅吧！读一读他近年的小说，在古雅的氛围与中原古风的韵致里，是不是也有鲁迅乡土小说式的惨烈？当他陷入中年人的绝望时，我从其灰色的目光中，似乎也感受到一丝鲁迅的忧郁。

这类文化色调浓郁的审美凝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未间断过。张炜、张承志等个性色彩十分浓厚的人，何尝不也有着这类思路？“写出民族的灵魂来”，几乎成了一代人的信条。我从20世纪末众多文人相似的精神走向中，看到了“未完成的鲁迅”在当代的意义。

鲁迅的价值不仅显示在他的同时代里，更重要的是在后来岁月中的不朽的延续。中国要进入现代文明，欲解决人的现代化的问题，首先便是人的灵魂要更新。鲁迅最早看到了这一障碍。没有任何一个人，像他那样深刻，那样猛烈地揭示了中国国民的劣根性。然而这样的声音在古老的中国，显得那样弱小。当代有良知的作家，几乎都意识到了鲁迅精神在当代的价值。当无数个为解决国民性问题而奋斗的诗人，小说家艰难地在文化之旅中攀登的时候，我常常被这一代久未泯灭的良知打动。

（选自孙郁《在鲁迅的余影里》，有删改）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守木头的人

12年前，海边一幢不起眼的小楼先后迎来4名民警入驻，他们始终做着同一件事——守木头。这里是全国唯一专职保护红树林的派出所——广东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湛江红树林派出所，周边孕育着2万多公顷的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日升月落，保护区里的每一棵树都在默默践行“海岸卫士”的使命，防风保堤、固碳储碳、维护生物多样性……是当之无愧的“国宝”。

像树木一样扎根

扎根，红树林以这样的方式与大地纠缠牵绊；杨健宏、吴八、李明霖、侯小嫔4名民警则把根扎在了红树林，成为了守木头的人。

作为派出所唯一的“女将”，35岁的侯小嫔怎么也没想到儿时读过的一则“海上森林”童话，成了她未来职业的预言。

一有这个派出所，这个川妹子就来了，眼见着保护区面积从2000多公顷扩展至2万多公顷。她和同事们用脚丈量68个保护小区的每一个村落、每一方土地、每一片滩涂，用情守护着每一棵树。

又一个台风“拂袖”而去，空气被洗刷后，滤出一个爽朗的清晨。

正是开工的好时候。4人熟练地登上舢板，沿着海岸线划行，驶往保护区深处一个养殖塘。他们不时站到船头，仔细打量岸边的红树林，不断向鱼塘主老黄问话。

前不久，老黄加固养殖塘堤坝时不慎毁坏了小片红树林。巡护发现后，他被要求翻倍补种1500棵树苗。

1个多月过去，补种的“树宝宝”该做“体检”了。日头渐猛，潮涨起来了。“脱鞋蹚过去！”听着杨健宏的招呼，大家一脚踏进泥地，一步一个脚印，泥土很快爬满了小腿。

补种区藏得很深，但民警们的脑子里似乎自带导航，径直朝目的地走去。一见到“树宝宝”，48岁的吴八立马凑上前，欣喜地看了又看。“比前几周长得更好了！不过，小树苗挺柔弱的，咱们得再观察3个月，撑过这段时间，就可以放心了。”他的笑透着几分慈爱。

说话间，大家伙各就各位、有序分工，拍照的拍照、记录的记录。“树宝宝”配合地排排立正，在风中“摇头晃脑”。此时，“技术控”李明霖飞起一架无人机，从高空拍下“大合影”和视频，解释道：“后续还要比对片区红树林总体长势变化。”

远在一方守木头，人难免有思绪万千的时候。所幸生机绿意，唾手可得，孤独在树的呼吸中被温暖，乡愁在风的轻抚下被治愈，使命的种子则在这里生根发芽。

为无言的它发声

红树林虽贵为“国宝”，但很多人过去不知道它的好。“不就是海边的杂草”“烧火都用不上”……无论是遭到台风毁坏，还是被人为砍伐，它们始终“沉默不语”。

“木头警察”就是替它们发声的人。

6年前，杨健宏主动请缨从地方派出所调过来。他从小生活在被红树林环抱的小岛，一听说这儿要人，便第一时间报了名。

作为办案老手，他在地方派出所曾1个月拿下10多宗大小案件，和人打交道的本领不在话下，和树打交道却让他犯难了。“它们不会报警啊！”不过，这位业务能手很快学会了给木头当“嘴替”。

他自告奋勇啃起了“硬骨头”，挑战一宗陈年旧案。

事情发生在10多年前。由于村民当时的保护意识不强，保护区内有一片湿地被占用建了养殖塘。但究竟占了多少面积，毁坏了多少红树林，不得而知。随着养殖塘多次易主，案子一直悬而未决。

杨健宏寻思着，鱼塘主交了租金，一般会把银行回执交到村里，村里再拿到财政所备案。于是，他们一头扎进去，花了几个月时间，从银行和财政所调取历史资料比对核实，终于找到了养殖塘当年的承包人陈家兄弟。证据一摆，陈家兄弟无话可说，只好乖乖认了。

在这个点多、线长、面广的保护区，“木头警察”要管天上飞的、海里游的、土里爬的。为了管住和管好，他们不断总结经验，琢磨出实用的两招。

一招是用好四季时间表：春节到5月，养殖塘丰收后往往要加固堤坝，必须格外留心毁堤挖树；夏秋台风季，要警惕狂风暴雨破坏红树林；秋冬候鸟迁徙季，要防范、打击危害鸟类的犯罪……重点突出便可有的放矢，派出所很快实现了涉红树林案件的“快立、快侦、快诉”。

另一招是借力巡护“黑科技”：派出所会与保护区管理局开展联合执法，在无人机与卫星技术的加持下，织密保护“天网”。卫星对比图让被人为毁坏的红树林片一目了然，执法者便可立马调查取证，要求破坏者补种。

红树林仿佛读懂了大家的良苦用心，拼命地向下扎根，用力地向上生长，枝繁叶茂、欣欣向荣。

听大自然的“耳语”

立秋已过，南方的海依然热浪翻腾。

每每置身“海上森林”，生于海边的吴八还是会心生陶醉：仰头见白鹭翩跹，放眼是青绿盎然。他闭上眼睛，丈量着风的不可丈量，“好像听到大树在捎话”。

斗转星移间，“木头警察”不仅听懂了更多大自然的“耳语”，还当起了向众人传话的信使。

“人都管不过来，管这些树干什么？”吴八说起12年前出警时村民问他的一句话，笑了，“刚开始，不被理解是家常便饭，还有人为了逃避沟通直接躲进滩涂呢。”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木头警察”日复一日地宣传政策、宣讲知识，日积月累地循循善诱，让更多人对红树林生出感情，对大自然有了敬意。

39个乡镇、147个村委会，总共200多万人，多多少少都听说过红树林的好。比如，100米宽的成林红树林能化解10级台风引起的滔天巨浪；台风“威马逊”来袭时，徐闻县有红树林分布的村庄堤岸损失明显较小；台风“暹芭”肆虐时，汹涌的海浪在遇到雷州九龙山湿地公园的红树林后化作了微微细浪……

生于斯、长于斯，红树林让当地人多了几分“这里风景独好”的自豪，越发感恩大自然的馈赠。

于是，更多人成为了它们的守护者：湖光镇世乔村将保护要求写入村规民约；不少鱼塘主会在台风天后主动补种；越来越多村民自告奋勇参与巡护……

还有一件事，得到了当地人的交口称赞。省里的重点交通建设项目——湛江东雷高速公路通明海特大桥，特地调整了设计方案，将直线改为“S”形，就是为了保护周边的160多亩红树林。

……

8月，风和日丽的一天，红树林在摇曳，游客们在赏景，养殖户在忙活，守护者在宣讲……海天一色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安其所、各得其乐。

草木有心、万物有灵。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将在这里世代传承，生生不息。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捉鬼

巴金

高老太爷病了，几位名医诊治无果，古怪的药引煎成的苦水喝了不少，病势反倒一日日沉重。府里众人看似挂心，实则依旧各忙各的，笑闹争竞从未停歇，克安、克定更是整日泡在“金陵高寓”寻欢作乐，只早晚假意到祖父房里站片刻便离去，老太爷的病，竟没给这封建大家庭带来半分真正的慌乱。

医药束手无策，陈姨太便带头求助迷信，这个无知识的妇人竟一时成了府里的支配势力。先是道士在大厅敲锣打鼓作法，夜深后她又独自在天井拜菩萨，反复跪拜念念有词，觉慧在窗后看得分明，只低声暗骂“见鬼”。没过几日，克明三兄弟又摆下供桌祭天，仪式看似隆重，三人却做出过于严肃的滑稽模样，觉慧想起几小时前叔父们还在寻欢，此刻却诵读着代死的祷告，只觉得无比讽刺。

更荒诞的还在后面，众人竟请了尖脸巫师来捉鬼。傍晚时分公馆门窗紧闭，巫师披发着怪衣，捏着松香洒粉火、满院怪叫，径直闯进病人房间。他跳闹打翻器物，往床底洒火，全然不顾高老太爷因恐惧愈发痛苦，反倒对着病人威吓，将老太爷骇得蒙头惊叫。满屋浓烟与松香味，地板被烧焦两处，这场闹剧足足闹了一个钟头。

众人又说仅捉了病人房里的鬼不够，府里各处都藏着鬼，定要次日晚“大扫除”捉尽所有鬼才罢休。府里人虽有私下不赞成的，却无一人敢反对，唯有觉慧怒火翻涌，决意反抗。当巫师带着人捶打他的房门，叫嚷着捉鬼时，觉慧在里面厉声大喊：“我不开！我这里没有鬼！”

克明、陈姨太与觉新的声音接连传来，陈姨太更是尖声指责他“不孝不敬”，觉新也劝他开门。这些话让觉慧的愤怒更甚，他猛地拉开门，挺身拦住众人，脸涨得通红，声音因愤怒颤抖：“你们究竟要做什么？”陈姨太仗着人多喊道：“给你爷爷捉鬼！”

“捉鬼？你倒见鬼！”觉慧的话直刺过去，“你们分明是想把老太爷活活闹死、骇死！他卧病在床，你们连半点安静都不肯给，还敢说孝顺？”他又看向觉新，目光满是失望，“你读了十几年书，竟也糊涂至此，拿祖父性命开玩笑，不觉得羞耻吗？谁敢踏进这房门一步，我就打谁的嘴巴！”

克明被戳中要害，想起自己为博“孝顺”虚名纵容荒唐事，顿时羞愧低头，痛悔地转身离去。觉新又气又悔，泪流满面地跟着离开。陈姨太见靠山倒了，没了胆量，敷衍骂了几句便匆匆溜走，其余人见状也一哄而散，巫师只得悻悻离去。这场荒诞的捉鬼闹剧，终因觉慧的勇敢反抗戛然而止，他站在门口，望着众人背影，眼中满是对这封建大家庭愚昧与虚伪的憎恶。

（取材于巴金《家》，有删改）

材料二：

灯

巴金

我半夜从噩梦中惊醒，感觉到窒闷，便起来到廊上去呼吸寒夜的空气。

夜是漆黑的一片，在我的脚下仿佛横着沉睡的大海，但是渐渐地像浪花似地浮起来灰白色的马路。然后夜的黑色逐渐减淡。哪里是山，哪里是房屋，哪里是菜园，我终于分辨出来了。在右边，傍山建筑的几处平房里射出来几点灯光，它们给我扫淡了黑暗的颜色。

我望着这些灯，灯光带着昏黄色，似乎还在寒气的袭击中微微颤抖。有一两次我以为灯会灭了。但是一转眼昏黄色的光又在前面亮起来。这些深夜还燃着的灯，它们（似乎只有它们）默默地在散布一点点的光和热，不仅给我，而且还给那些寒夜里不能睡眠的人，和那些这时候还在黑暗中摸索的行路人。是的，那边不是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吗？谁从城里走回乡下来了？过了一会儿，一个黑影在我眼前晃一下。影子走得极快，好像在跑，又像在溜，我了解这个人急忙赶回家去的心情。那么，我想，在这个人的眼里、心上，前面那些灯光会显得是更明亮、更温暖吧。

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只有一点微弱的灯光，就是那一点仿佛随时都会被黑暗扑灭的灯光也可以鼓舞我多走一段长长的路。大片的飞雪飘打在我的脸上，我的皮鞋不时陷在泥泞的土路中，风几次要把我摔倒在污泥里。我似乎走进了一个迷阵，永远找不到出口，看不见路的尽头。但是我始终挺起身子向前迈步，因为我看见了一点豆大的灯光。灯光，不管是哪个人家的灯光，都可以给行人——甚至像我这样的一个异乡人——指路。

这已经是许多年前的事了。我的生活中有过了好些大的变化。现在我站在廊上望山脚的灯光，那灯光跟好些年前的灯光不是同样的么？我看不出一点分别！为什么？我现在不是安安静静地站在自己楼房前面的廊上么？我并没有在雨中摸夜路。但是看见灯光，我却忽然感到安慰，得到鼓舞。难道是我的心在黑夜里徘徊，它被噩梦引入了迷阵，到这时才找到归路？

我对自己的这个疑问不能够给一个确定的回答。但是我知道我的心渐渐地安定了，呼吸也畅快了许多。我应该感谢这些我不知道姓名的人家的灯光。

他们点灯不是为我，在他们的梦寐中也不会出现我的影子。但是我的心仍然得到了益处。我爱这样的灯光。几盏灯甚或一盏灯的微光固然不能照彻黑暗，可是它也会给寒夜里一些不眠的人带来一点勇气，一点温暖。

（取材于巴金《灯》，有删改）

材料三：

日

巴金

为着追求光和热，将身子扑向灯火，终于死在灯下，或者浸在油中，飞蛾是值得赞美的。在最后的一瞬间它得到光，也得到热了。

我怀念上古的夸父，他追赶日影，渴死在旸谷。

为着追求光和热，人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生命是可爱的。但寒冷的、寂寞的生，却不如轰轰烈烈的死。

没有了光和热，这人间不是会成为黑暗的寒冷世界吗？

倘使有一双翅膀，我甘愿做人间的飞蛾。我要飞向火热的日球，让我在眼前一阵光、身内一阵热的当儿，失去知觉，而化作一阵烟，一撮灰。

1941年7月21日

（取材于巴金《日》）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陈曼：吴老师，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写下第一篇诗评《读天上的歌兼谈儿童诗的幻想》？

吴思敬：应该是在1978年初，当时正值拨乱反正的时期，大部分诗都是直抒胸臆的、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而这首诗不同，作者塑造了“小延歌”这样一个抒情主人公形象，全诗以一个儿童的口吻，书写了这个孩子在梦中与周总理在天上相见，抒发了作者对周总理的热爱与怀念之情。这种幻想的写作手法与对儿童性格心理的准确把握很新颖，在那个年代里更是难能可贵的。 我个人很喜欢这首诗，便写了一篇评论文章，也就是《读天上的歌兼谈儿童诗的幻想》。

陈曼：后来《天上的歌》与您的评论文章，还被做成了专题节目，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多次广播，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这可以说是诗歌的一个巅峰期。您认为现在还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吗？

吴思敬：现在的时代肯定是有变化了。在当时，诗歌的高潮的到来是有一个大的时代背景的，正值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时代才有可能出现。当时人们对周总理的感情、对党的感情，多年的压制下积郁的情感，对自由、民主的渴望等等，都迸发了出来，那是一代人的心声，是一个时代的呼声。而这重大的政治背景，是不可能再出现了。

陈曼：您刚刚也提到，70年代末的诗歌是因为大的政治环境才达到了一个顶峰的。而通常意义上，诗歌是用来抒发作者内心情感的。既然促进诗歌发展的时代背景已经不复存在，在近期内也不会再出现新的社会条件，那么，回归诗人的内心感情，是不是就成了新诗发展的新的道路了呢？您也提到过“个人化写作”现象，这种写作方式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吗？

吴思敬：诗歌可以表现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政治也是其中之一，而且可以说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比如杜甫的“三吏三别”——它们都是书写政治的，但同时表达了作者感情，有极高的艺术和思想价值，是不朽的作品，我们能够因为杜甫写了政治就说他的诗不好吗？显然不是了。所以我们既不要把诗歌当作政治的传声筒，也不需要把政治完全从诗歌中剔除出去。我们不要把政治与诗歌对立起来，要顺其自然。至于回归诗人的情感世界，这是诗歌的正常发展道路，自然也是新诗的发展道路。但是，也不一定是与时代对立的。

80年代出现的诗歌“个人化写作”现象，即使人不再以群体呼号式的方式表达想法，而是回归诗人自身。这种写作既是在表达诗人个体的情感，也将会引起某个群体的共鸣。比如“漂泊”这种情感，既可以表达诗人的创作时的情感，也可以让诸如在外地求学的大学生、在他乡打工的人等等产生共鸣。所以说，这种“个人化写作”是有生命力的。因为一个诗人，毕竟要在社会中生活，他们也是无法摆脱社会的，总会在诗中体现一个群体的情感的。而且，生活中的各个层面都可以用诗歌表达，这样，越是个人的，也可能越是这个时代的。

陈曼：您曾说过“80年代的诗歌既不是一片光明，也不是一片思暗”。现在我们已经走进了新的世纪，您认为，（               ）？

吴思敬：让现在的人去说几十年后的人会怎么写诗，是很困难的，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诗歌不会消失。尽管现在诗歌被称为“边缘化”，甚至有人说“写诗的比看诗的都多”等等。因为人是有情感的，当情感炽烈时，人就会能够将它表达出来，而用文字表达，并且能很优美的表达出来，这样的文字就可以被称为诗歌，当然，有一些口头流传的也是诗歌。因此，只要人类还有情感，还有表达情感的要求，诗歌就会存在，诗人就会生生不已。

陈曼：现在预想今后诗歌的发展趋势这个话题的确太大了。那您对新诗的格律问题有什么看法？

吴思敬：郭沫若——一个自由诗写得很好的诗人。郭沫若的《女神》是自由诗，天马行空，不符合格律；但是，你能说郭沫若的诗不好吗？新诗的成就还是可以值得肯定的。许多当年提倡新诗格律化的诗人，都没有按他的主张去写。新诗的诞生，就是因为传统的格律诗已经无法表达新时代诗人的情感了，所以才有了新诗。从这个意义上讲，用几种固定的格式来规范所有新诗，是不可能。

陈曼：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大厅中巨大的青花瓷瓶上，您题的一句话是“永远有一颗童心”，您认为葆有一颗童心是诗人最重要的一种素质吗？

吴思敬：王国维说过：“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这赤子之心，即是一颗童心。童心的可贵之处，一是 ① ，即不懂装假，饿了会哭，高兴了会笑；二是 ② ，即摆脱实用功利的态度，拥有开阔的想象天地。因此，诗歌创作 ③ ，便能以真挚的情感和非功利的审美视角创造出打动人心的独特艺术境界。冰心曾真诚地对小记者说：“我是你们天真队伍里的一个落伍者——然而有一件事，是我常常用以自傲地：就是我从前也曾是一个小孩子，现在还有时仍是一个小孩子。为着要保守这一点天真直到我转入另一世界为止，我恳切地希望你们帮助我，提携我，我自己也要永远勉励着，做你们的一个最热情最忠实地朋友。”冰心老人是做到了这点的，我们一般人肯定达不到冰心的境界，但我却愿意以冰心老人的话勉励自己、鞭策自己，尽力葆有一颗童心。

（摘编自《永远葆有一颗童心——诗歌评论家吴思敬先生采访录》）

峨日朵雪峰之侧

当代·昌耀

这是我此刻仅能征服的高度了：

我小心地探出前额，

惊异于薄壁那边

朝向峨日朵之雪彷徨许久的太阳

正决然跃入一片引力无穷的

山海。石砾不时滑坡，

引动棕色深渊自上而下的一派嚣鸣，

像军旅远去的喊杀声。

我的指关节铆钉一样揳入巨石的罅隙

血滴，从撕裂的千层掌鞋底渗出。

啊，真渴望有一只雄鹰或雪豹与我为伍。

在锈蚀的岩壁；

但有一只小得可怜的蜘蛛

与我一同默享着这大自然赐予的

快慰。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新时代应当能够产生伟大诗人及其伟大诗篇，这是新时代向诗人们提出的新课题。我们急切地向新时代中国诗人发出郑重的吁请：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诗歌的崇高美，是多样化的。在百年中国新诗史上，我们既有呐喊型的崇高，如郭沫若狂飙突进的诗歌；又有国家情怀和人类意识的勇于担当型的崇高，如王久辛的抗日长诗《狂雪》等。这种多姿多彩的崇高“传统”，在新时代应该得到继承和发展。那么，我们在已有丰厚的新诗崇高传统面前，如何接续奋斗、创造出属于新时代新诗的崇高精神来？

要有始终心系人民的激越真情。以论崇高闻名于世的朗吉弩斯说：“没有任何东西像真情的流露得当那样能够导致崇高。”他强调了“真”及其“流露得当”对于崇高产生的必要性。但并不是所有强烈而激动的情感都能产生崇高。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激越情感方能产生崇高的情感？以人民为中心的情怀感、幸福感、境界感、责任感和光荣感，是治愈新时代诗歌缺钙的灵丹妙药。许多诗歌故意淡忘人民，更不会去“哀民生之多艰”，反而两耳不闻“人民事”、一心只写“自我诗”。这种把“个人写作”和“宏大写作”二元对立起来的观点和现象比较普遍，仿佛崇高性的“宏大写作”是非诗的，而唯有欲望性的“个人写作”才是诗的。殊不知，“个人写作”与“宏大写作”是可以互为借鉴的，从前者出发，可以抵达后者。

要有庄严伟大的崇高思想。崇高是“伟大的心灵的回声”。这就要求诗人努力克服自我、战胜自我，同时要与自然和传统“竞赛”，而不是臣服于自我和大自然，并对自我和大自然的细枝末节进行乐此不疲的摹写；也不能对古今中外传统“无主脑”地模仿，而是在不断学习的基础上，要与之对话，乃至对抗，进而超越它们，从而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诗艺。田间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曾经激励过多少爱国民众投身于中华民族抗战的伟大事业！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曾经鼓舞过多少男女老幼对新中国的无限热爱！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伟大的诗人必须大公无私、心怀远大志向，必须统揽全局、无私奉献、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国家、社会和历史进步，同时具备广博学识和良好学养，才能写出“第一等真诗”。

概言之，新时代的诗歌写作，既要力避“假小空”的真平庸，也要警惕“假大空”的伪崇高。真正具有活力、热力和魅力的崇高是不容躲避的，也不许玷污，更严禁消解。毕竟具有崇高美的诗歌不是说服，而是给人以狂喜、惊叹和激奋，并使人的思想得以净化和升华。也只有具备如此崇高美的诗歌，才有普遍性和永久性。

（摘编自杨四平《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材料二：

诗歌创作既要表现诗人独有的情怀，也要走出个体的小世界，表现更为广阔的社会人生。诗人应当有社会良知，有一颗对故乡、祖国、人民的炽热的爱心，保持对时代、社会、人类的关注。当然，我们不能只注意社会生活化的表象，我们要多注意社会精神与民众道德，避免诗歌写作的社会性被庸俗化、浅显化。

每一个诗人都应该不断探索怎样才能写好诗，让诗歌成为照亮社会、照亮人们心灵的神灯。在创作中，要把“写什么”和“怎么写”结合起来进行考虑。当前的一些诗歌，强调个人的体验，忽视社会大生活。其实，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在杜甫、白居易等古代诗人和艾青、穆旦等现代诗人的诗歌实践中，早就为我们提供了范例。诗人们既要在个性化的语言和个性化的体验上下功夫，更要努力使自己的诗歌写作保持介入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使之产生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

诗歌写作的个性与共性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个性强调的是独有的个性体验，共性强调的是诗歌的社会性、人民性。优秀的诗歌作品，总是能够用个性化的体验和语言，去表现具有社会性的对象与内涵。诗人在创作实践中应时刻保持自省，在自己的矢志追求中不断改正自己的不足。当前的一些诗人要么缺钙，写出来的东西总是轻飘飘的，远离生活的本质；要么玩“捉迷藏”，把神圣的诗歌艺术当作玩弄语言文字的游戏，故意让人读不懂，孤芳自赏。这样的诗人缺乏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只是在一种自己酿造的怪圈里玩弄所谓的诗歌艺术，诗人们照亮的只是自己，其结果是人们把他们遗忘。

回顾新诗发展的历程，我们清晰地看到，优秀的诗歌作品总是与时代同频共振的，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近40年来，不少诗人还坚持着对现实生活的抒写和反映，体现了很好的责任感。他们的作品对时代进行了深刻的记录，成为时代和社会的心灵信史。但我们也要看到，一些诗歌作品虽然反映了现实，但只是表现了生活的表象，是简单的事项罗列，还上升不到诗歌的层面。因此，我们应该注意到，关注诗歌的时代性、社会性、人民性，与注重诗歌的艺术性，是合二为一的事情，不能顾此失彼。

（摘编自刘晓平《新诗写作要体现时代性和人民性》）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郭沫若

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

啊啊！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晴景哟！

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

啊啊！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

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

啊啊！力哟！力哟！

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