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文段一：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李斯《谏逐客书》）

文段二：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于是以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

（选自《史记·商君列传》）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孟子

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恩格斯

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与思考？请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哲理也是一种美。它来自对人、对生活、对世界独具慧眼的观察、鞭辟入里的认识，它新颖、卓异、睿智、深刻，不但使我们在思想上得到启发，在认识上得到提高，而且使我们在精神上得到愉悦，在感情上得到激励，甚至产生行动的渴望。哲理美和形象美一样都是自然美的反映，不过形象美是自然美在感性上的把握，使人如见其形、如闻其声、如临其境；而哲理美则是自然美在理性上的观照，使人恍然大悟、豁然开朗、欣然诚服。

哲理凝聚于其中的言语，就是哲理性言语。哲理性言语使哲理具有了自己的形体，成为可供观照的对象，如曙光，如晨钟，如鼓点，如灯塔，发人深省，使人神往。和形象性言语一样，人们一接触到哲理性言语，往往只是惊叹甚至慑服于其中所蕴含的哲理，而感觉不到表现这一哲理的言语形式的存在，对它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其实人们真正能够感觉到的却只是它的“言语形式”，这恰恰证明了哲理性言语的透明性。这种透明性是说写者匠心经营的结晶。“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它所蕴含的哲理能用别的语言形式来表现吗？也许能，但可以肯定的是绝对不如这十个字简洁、形象、生动。

哲理性言语是美的语言，它之所以美，最根本的当然是由于它是真理的光芒，它是人们长期探索甚至是几代人孜孜追求的结果，是用无数的痛苦、失败、血泪甚至是生命的代价换来的。好像铁树的花，从一粒种子播入土地到开出美丽的花朵，不但其过程不易为人们肉眼所觉察，其艰辛也是难于想象的，要天时，要地利，更要人们的辛勤的劳作。它总是从新的方面、在新的层次上向人们揭示出某种新的认识，从而把人们的眼光引向新的高度、新的深度。它是对愚昧、偏见、谬误的胜利，就像哥白尼、布鲁诺告诉人们地球是围绕着太阳在旋转一样。

哲理性言语之所以美，还因为它本身的简洁朴素。它从错综混乱中找到了联系、秩序，发现了规律、本质，使之臻于和谐，达到统一，具有最大限度的简单明了性，从而使人们体验到理智的满足和感情的愉悦。比如，人对人自身的认识，自古以来曾经走过不少弯路，有过不少谬误，如说人是天的“副本”，说人是一架“机器”，说人是会说话的动物……车载斗量，难以胜数。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古往今来所有的人，不管他是英名盖世的伟人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凡人，不管他是皇帝、总统还是奴隶、长工，不管他是挥金如土的富豪还是瓮牖绳枢的贫民，不管她是西施王嫱还是嫫母无盐……全都在顷刻间显示出了他们共同的本质。这一见解又是何等的朴素简洁！我们说它朴素简洁，既指它的哲理内容，也指它的言语形式。必须强调的是，哲理内容的朴素简洁只能生成于朴素简洁的言语形式。

哲理性言语有直接、间接两大类型。直接型是指言语直接指向哲理，表里一致，水乳交融，语直言明，哲理“皆若空游无所依”。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阿渥雷琉欧斯的“人生是自己思想的产物”，它们简洁朴素，就像真理本身那样。当然也可能运用比喻、比拟、夸张、映衬、对偶等修辞手法，但也都直接贴近内容。如马克思的“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以及契诃夫的“要是已经活过来的那一段人生，只是个草稿，另有一段誊写的人生，该有多好”。相比之下，它们似乎有较多形式的因素，但这些形式的因素全都为了直接强化内容，既不止于形式本身，也不引向别的对象。

间接型是言语并不直接指向哲理，而是描述某一现象，刻画某一形象。如苏轼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和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以及鲁迅的“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们可以发现这一类实际上大多都是比喻，但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只是喻体，哲理是它的本体。由于哲理直接蕴含于喻体之中，而喻体就是语言之能指，于是能从语言本身感受哲理。它们不像别的比喻那样本体都是比较明确具体固定的，而是相当抽象甚至模糊的，并不实指哪一个确定的对象，只要是这一哲理所能涵盖的所有现象都可以是它的本体，因而弹性极大，例如上引陆游的两句诗，某人写作遇到左思右想再也写不下去的情况时可以从中得到鼓励，而另一个人在生活道路上受到挫折陷入困境时也可以从中吸取勇气。它所涵盖的对象愈多愈广，也就愈见深刻、精彩。

（摘编自王尚文《语感论》）

5 . 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①：

一个选择了自己珍视的职业的人，一想到他可能不称职时就会战战兢兢——这种人单单因为他在社会上所居地位是高尚的，也就会使自己的行为保持高尚。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的。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大哲人、著名学者、卓越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无疵的伟大人物。

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永恒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取材于马克思的《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注]①：此文写于1835年秋天；当时，17岁的马克思和他的同学面临升学和就业。

材料二：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

他作为科学家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例如，他曾经密切注视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进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密切注视马塞尔·德普勒的发现。

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最早的《莱茵报》（1842年），巴黎的《前进报》（1844年），《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新莱茵报》（1848—1849年），《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1861年），以及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最后，作为全部活动的顶峰，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老实说，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使没有别的什么建树，单凭这一成果也可以自豪。

（取材于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材料三：

1848年，马克思和战友们创办《新莱茵报》，以报纸为阵地宣传革命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欧洲各国的封建势力，同时将理论和工人运动的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1864年，英、法、德、意四国工人代表在伦敦召开大会，建立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马克思将共产主义的思想传递给共产国际中的工人们，引导工人们将这一思想运用到革命实践中，并与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

为了追求真理，马克思每天利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学习、借鉴世界各地的自然和人文科学领域的成果。由于刻苦的学习与不断的积累，马克思才写出影响后世的大作《资本论》。他追求著作的完美，无法忍受将未完成的作品公之于众，总是觉得著作的文字没能恰切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写《资本论》前后历经40年之久的原因。这样严谨求实的态度造就了《资本论》的伟大。

1849年，他流落到伦敦；1866年，他完成《资本论》第一卷。在这18年间，马克思饱受病痛的折磨，面临家庭的生存危机，还要从事艰巨的第一国际领导工作。纵然遭受多重磨难，但是马克思仍然凭借过人的毅力和永不屈服的意志，怀着满腔热血，勇敢面对资产阶级当局的驱逐和迫害，为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而拼搏奋斗。

新时代的青年学子要学习马克思的事迹和品格，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取材于王公旺、汤先萍的《论马克思的品格——读有关马克思的书信》）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谈中国诗

贵国（美国）爱伦·坡（Poe）主张诗的篇幅愈短愈妙，“长诗” 这个名称压根儿是自相矛盾，最长的诗不能需要半点钟以上的阅读。他不懂中文，太可惜了。中国诗是文艺欣赏里的闪电战，平均不过二三分钟。比了西洋的中篇诗，中国长诗也只是声韵里面的轻鸢剪掠（short swallow flights of song）。当然，一篇诗里不许一字两次押韵的禁律限止了中国诗的篇幅。可是，假如鞋子形成了脚，脚也形成了鞋子；诗体也许正是诗心的产物，适配诗心的需要。比着西洋的诗人，中国诗人只能算是樱桃核跟二寸象牙方块的雕刻者。不过，简短的诗可以有悠远的意味，收缩并不妨碍延长，仿佛我们要看得远些，每把眉眼颦蹙。外国的短诗贵乎尖刻斩截（epigrammatic point）。中国诗人要使你从“易尽”里望见了“无垠”（make the infinitesimal a window on the infinite）。

一位中国诗人说“言有尽而意无穷”；另一位诗人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用最精细确定的形式来逗出不可名言、难于凑泊的境界，恰符合魏尔兰(Verlaine)论诗的条件：

那灰色的歌曲

空泛联接着确切。

这就是一般西洋读者所认为中国诗的特征：富于暗示。我愿意换个说法，说这是一种怀孕的静默。说出来的话比不上不说出来的话，只影射着说不出来的话。济慈（Keats）名句所谓：

听得见的音乐真美，但那听不见的更美。

我们的诗人也说“此时无声胜有声”，又说“解识无声弦指妙”。有时候，他引诱你到语言文字的穷边涯际，下面是深秘的静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淡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有时他不了了之，引得你遥思远怅“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这“不知”得多撩人！中国诗用疑问语气做结束的，比我所知道的西洋任何一诗来得多，这是极耐寻味的事实。试举一个很普通的例子。西洋中世纪拉丁诗里有个“何处是”（ubisunt）的公式，来慨叹死亡的不饶恕人。英、法、德、意、俄、捷克各国诗都利用过这个公式，而最妙的莫如维荣（Villon）的《古美人歌》（Ballade des dames du jadis）：每一句先问何处是西洋的西施、南威或王昭君、杨贵妃，然后结句道：“可是何处是去年的雪呢？”

巧得很，中国诗里这个公式的应用最多，例如“壮士皆死尽，余人安在哉”；“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人谁在”；“同来玩月人何在，风景依稀似去年”；“春去也，人何处；人去也，春何处”。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Twelfth Night）里的公爵也许要说：

够了，不再有了。就是有也不像从前那样美了。

中国诗人呢，他们都像拜伦《哀希腊》般的问：

他们在何处？你在何处？

问而不答，以问为答，给你一个回肠荡气的没有下落，吞言咽理的没有下文。余下的，像哈姆雷特（Hamlet）临死所说，余下的只是静默——深挚于涕泪和叹息的静默。

因此，新式西洋标点往往不适合我们的旧诗词。标点增加文句的清楚，可是也会使流动的变成冻凝，连贯的变成破碎，一个复杂错综的心理表现每为标点所逼，戴上简单的面具，标点所能给予诗文的清楚常是一种卑鄙负薄的清楚，妨碍着霍夫孟斯戴儿（Hofmannsthal）所谓：

背景烘衬的大艺术，跟烛影暗摇的神秘。

它会给予朦胧萌拆的一团以矫揉造作的肯定和鲜明，剥夺了读者们玩索想象的奢侈。所以近代西洋作者像乔哀斯（Joyce）和克敏（Cummings）都在诗文里放弃传统标点。我们自己写作时，也每踌躇于“？”号和“！”之间，结果只好两用“？！”。白拉姆（AleanterreBrahm）还提议在感叹疑问之外，添个正言若反的微词婉讽号“！？”，标点中国诗的人反觉得“！”号、“？”号和“——”号该混合在一起用，否则达不出这混沌含融的心理格式（Gestalt）。譬如“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这结句可以有三个解释，三种点法，而事实上这三个意义融和未明地同时存在于读者意识里，成为一种星云状态似的美感。

西洋读者也觉得中国诗笔力轻淡，词气安和。我们也有厚重的诗，给情感、思恋和典故压得腰弯背断。可是中国诗的“比重”确低于西洋诗；好比蛛丝网之于钢丝网。西洋诗的音调像乐队合奏（orchestral），而中国诗的音调比较单薄，只像吹着芦管。这跟语言的本质有关，例如法国诗调就比不上英国和德国诗调的雄厚，而英国和德国诗调比了拉丁诗调的沉重，又见得轻了。何况中国古诗人对于叫嚣和呐喊素来视为低品的。我们最豪放的狂歌比了你们的还是斯文；中国诗人狂得不过有凌风出尘的仙意（airy-fairy），我造过aeromantic一个英文字来指示这种心理。你们的诗人狂起来可了不得！有拔木转石的兽力（brute force）和惊天动地的神威（divine rage），中国诗绝不是贵国惠特曼（Whitman）所谓“野蛮犬吠”，而是文明人话，并且是谈话，不是演讲，像良心的声音又静又细——但有良心的人全听得见，除非耳朵太听惯了麦克风和无线电或者——我有意对中国诗的内容忽略不讲。中国诗跟西洋诗在内容上无甚差异；中国社交诗（versd'occasion）特别多，宗教诗几乎没有，如是而已。譬如田园诗——不是浪漫主义神秘地恋爱自然，而是古典主义的逍遥林下——有人认为是中国诗的特色。不过自从罗马霍瑞斯（Horace）《讽训集》（Sermones）卷二第六首以后，跟中国田园诗同一型式的作品，在西洋诗卓然自成风会。又如下面两节诗是公认为洋溢着中国特具的情调的：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我试举两首极普通的外国诗来比，第一是格雷（Gray）《墓地哀歌》的首节：

晚钟送终了这一天牛羊咻咻然徐度原野农夫倦步长道回家，仅余我与暮色平分此世界；

第二是歌德的《漫游者的夜歌》（Eingleiches）：

微风收木末，群动息山头。鸟眠静不噪，我亦欲归休。

口吻情景和陶渊明、李太白相似得令人惊讶。中西诗不但内容常相同，并且作风也往往暗合。斯屈莱欠（Lytton Strachcy）就说中国诗的安静使他联想起魏尔兰的作风。我在别处也曾详细说明贵国爱伦·坡的诗法所产生的纯粹诗（poesie pure），我们诗里几千年前早有了。

所以，你们讲，中国诗并没有特特别别“中国”的地方。中国诗只是诗，它该是诗，比它是“中国的”更重要。好比一个人，不管他是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总是人。有种卷毛凹鼻子的哈巴狗儿，他们叫它“北京狗”（Pekinese），我们叫它“西洋狗”，《红楼梦》的“西洋花点子哈巴狗儿”。这只在西洋就充中国而在中国又算西洋的小畜生，该磨快牙齿，咬那些谈中西本位文化的人。每逢这类人讲到中国文艺或思想的特色等等，我们不可轻信，好比我们不上“本店十大特色”那种商业广告的当一样。中国诗里有所谓“西洋的”品质，西洋诗里也有所谓“中国的”成分。在我们这儿是零碎的，薄弱的，到你们那儿发展得明朗圆满。反过来也是一样。

因此，读外国诗每有种他乡忽遇故知的喜悦，会领导你回到本国诗。这事了不足奇。希腊神秘哲学家早说，人生不过是家居，出门，回家。我们一切情感，理智和意志上的追求或企图不过是灵魂的思家病，想找着一个人，一件事物，一处地位，容许我们的身心在这茫茫漠漠的世界里有个安顿归宿，仿佛病人上了床，浪荡子回到家。出门旅行，目的还是要回家，否则不必牢记着旅途的印象。研究我们的诗准使诸位对本国的诗有更高的领会，正像诸位在中国的小住能增加诸位对本国的爱恋，觉得甜蜜的家乡因远征增添了甜蜜。

(摘编自钱锺书《谈中国诗》)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封建的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炸毁，它已经被炸毁了。

取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

现在，我们眼前又进行着类似的运动。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

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

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

（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材料二：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就体现在能够更快、更好地发展生产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曾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推动我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极其重要的一点就是高度重视生产力标准，始终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一以贯之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我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生产力水平实现了巨大提升、突破性发展，形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新的质态，针对这种新的情况，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

（摘编自《用新的生产力理论指导高质量发展》）

材料三：

新质生产力是相对于传统生产力而言的，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生产力发展所依赖的技术支撑和工具各不相同。新质生产力是以新技术深化应用为驱动，以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快速涌现为重要特征，进而构建起新型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体系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出现和发展壮大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动力。

新质生产力的出现，不仅意味着生产力、社会经济层面的变迁，还意味着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层面的深刻变革。马克思曾通过对“蒸汽机”“珍妮走锭精纺机”“手推磨”“蒸汽磨”的描述来分析技术进步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并阐释了生产力革新引发社会关系变革的内在机理。也就是说，一方面，技术之所以能够引发生产力变革，在于它对生产要素与劳动过程的改造，并构建起新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也会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可以成为技术创新应用和社会生产力水平快速提升的“加速器”；反之，则可能成为新技术应用和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技术创新与社会制度变革之间也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摘编自《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文学演讲打破文本的“单向传播”模式、时空距离与主客划分而交融共生，走向一种互动、共享、共创的文学体式，搭建起一个“文化现场”。当文学创作者以演讲者身份从纸后行至幕前，“作者”在谈笑风生的讲演之间建立自身主体身份。读者一般是“非现场的”，听众就在现场，这时的“阅读”就不再是“读后有感”，而成为一种即时性反馈，如何讲得“有意思”成为演讲者身处这个“文化现场”的重要考虑因素。而实现方式则不仅指向话语本身，更指向一种具有本体性特色的讲演策略，旨在短时间里触动听众内心。

演讲活动在固定的时间和空间进行，演讲者的观点通过声音传递给听众，而声音一般情况下具有即时性和不可回溯性。为确保听众能够迅速理解演讲内容，演讲者必须注重逻辑性构建，“内在逻辑便是演讲内容的构筑框架，是联系演讲内容的纽带，是构成演讲整体美的主要因素”。演讲还具有现场互动性和即时反馈性。听众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积极参与者，根据自身的判断和知识储备对演讲内容进行选择性接受，并通过表情、动作甚至语言来反馈对演讲内容的态度。因此，演讲者需要具备良好的现场掌控能力和应变能力，以确保演讲的顺利进行和效果的最大化，实现与听众的双向交流。

要引人入胜，形成良好的现场互动，自然要求演讲者融入足够的情感，鼓动性是演讲的显著特点。演讲者的形象塑造、语言表达、情感流露、体态展现，以及演讲内容的结构安排、节奏掌控、情节设计等因素，都能牢牢吸引听众，产生强烈的共鸣与认同感。

这种面对面与世界连接的方式，要求演讲者除了具备学问精深、口才出众和心怀真知灼见的客观标准外，还需要开诚布公、坦诚内心，而不是流于套话、空话。好的演讲是至情至性之语，将个人性、学术性与公共性紧密结合，正如学者唐涤非所说，“使听众在听的一瞬间，感动起来，心悦诚服地接受一种主张，同意一种见解，改变一种观念、一种感情、一种态度”。由演讲者的声音、表情、姿态所同构的演讲行为，通过视听共在的体验和真挚情感的渲染，使听众获得一种具身化的体验。这种体验是周围世界借由媒介进行内化的状态，从而实现环境和人的相融，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当听众深度融入这一个“文化现场”中，就能更进一步进入“互动情境”中，成为演讲本体的一部分。南京大学教授莫砺锋记录了一次演讲的现场趣事。在名为“古典文学研究方法谈”的演讲中，当他谈到《唐诗三百首》未收录李贺之诗时，现场一位南京大学的学生从随身背包里掏出一选本进行反驳。以此为引，莫先生细致讲解了文献选本的客观性、严谨性，不可不谓一场生动的现场教学；听众以反驳的方式参与文学演讲之中，成为演讲的“共创者”。

（摘编自陈佳冀《文学演讲的基本特征和运行机制》）

材料二：

就传播方式而言，文学演讲是一种有声的情感传递和思想交流，通过新媒体的有效传播，重新建立起文学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也改变文学的阅读方式。随着新媒体的兴起，近些年来一些作家、评论家的文学演讲逐渐进入公众视野。通过直播、短视频等方式，文学演讲往往比纸本文学作品更快速地与“读者”建立起互动关系，让严肃而深刻的文学思考与表达得到更广泛、更有效的传播。在新媒体时代，文学演讲让文学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亲近，而公众的参与，也使得聆听文学演讲逐渐变成一种普遍的有声“阅读”。

目前看来，文学演讲正在以自己独特的形态和机制，逐渐弥合文学创作与文学阅读以前被拉大的距离，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创作者和阅读者的角色。与传统的文学创作不同，文学演讲以视频或音频形式，通过网络与不同地方的人们构建起一个即时的互动氛围，甚至通过留言的方式与不同时空的人们形成对话关系。也就是说，有声的文学演讲让当代文学可以跨越时空重构与读者紧密而有效的联系。比如，一些知名作家经常在网络平台的演讲中提及自己当初遭遇无数次退稿的故事，往往能引发网络用户的强烈共鸣。用户们纷纷在留言中分享自己生活中“屡败屡战”“越挫越勇”的真实经历，以这种方式参与文学活动之中，建立起“在场”的情感链接。

文学演讲的现场，一般都要设置互动环节，及时获得听众反馈，了解他们的关注点或疑问处，从而进一步解释与深化演讲的内容。演讲者的即时回应也是文学演讲的一部分，甚至是易于出彩的一个部分。北京大学陈平原先生在《“文学”如何“教育”》一文中认为，文学讲述“单有演讲者的‘谈吐自如’还不够，还必须有听讲者的‘莫逆于心’，这才是理想的状态”。实际上，很多演讲过程中，听众是愿意发表不同意见甚至辩驳的，作家通过听众的建设性意见，完善作品本身，知悉自己的创作误区。批评者通过对不同看法的吸收，也可以深化自己的认知。文学演讲中，由于演讲者与“读者”之间有良好的交流与反馈，“文学”意义得以建构，通过这种良性的对话机制和反馈机制，文学演讲成为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完善自我的途径，也重塑了“作者”和“读者”。

（摘编自徐先智《文学演讲也是一种文学创作》）

文学作品是否好，不在于他的数量，而在于它有没有经典作品。我们现代社会长篇小说的写作量越来越多。据统计，去年全国出版的长篇小说已经超过了1000部。但是经典很少。再举个例子，古代写诗的人最多的是谁？对，是乾隆。也有人说是陆游，陆游的诗确实很多，一个人写了9000多首，但经典也很多。写诗最多的人还是清代的乾隆皇帝，据统计超过了4万首。一个人就写了接近全唐朝的诗，问题是，乾隆皇帝的诗好么？当然不好。乾隆的诗我说他不好，还是有一定发言权的，因为我确实读过一些保存在清宫中间历代传世的名牌上面，我去过几次台北的故宫博物院，有很多珍贵的名画，非常煞风景的是，这些名画上面都被乾隆题了诗。字写得老大，还写在中间。他的诗不好。所以数量多是没有意思的，主要要好。

（摘编自莫砺锋在中国矿业大学的演讲《唐宋诗词与现代人生》）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①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②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征讨的远征。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③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这些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像其他任何货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所以他们同样地受到竞争的一切变化、市场的一切波动的影响。

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因此，花在工人身上的费用，几乎只限于维持工人生活和延续工人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商品的价格，从而劳动的价格，是同它的生产费用相等的。因此，劳动越使人感到厌恶，工资也就越减少。不仅如此，机器越推广，分工越细致，劳动量也就越增加，这或者是由于工作时间的延长，或者是由于在一定时间内所要求的劳动的增加，机器运转的加速，等等。

现代工业已经把家长式的师傅的小作坊变成了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他们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他们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经营工厂的资产者本人的奴役。这种专制制度越是公开地把营利宣布为自己的最终目的，④它就越是可鄙、可恨和可恶。

手的操作所要求的技巧和气力越少，换句话说，现代工业越发达，男工也就越受到女工和童工的排挤。对工人阶级来说，性别和年龄的差别再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了。他们都只是劳动工具，不过因为年龄和性别的不同而需要不同的费用罢了。

当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小店主、当铺老板等等向他们扑来。

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足以经营大工业，经不起较大的资本家的竞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不值钱了。无产阶级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的。

（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谏诤是典型的向上说服。自先秦时期起，中国古代的政治说服活动就以谏诤为主要表现形式。依据主体进行分类，谏诤可分为民谏与官谏。民谏是指以庶民为政治说服主体，向君王阐述为政得失、提出见解的一种形式。《战国策》中记载，“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其中“吏民”中的“民”，“谤讥于市朝”等所体现的是庶民的上谏渠道与制度安排。而官谏则指官员以规正君王不当决策或不妥行动为己任，向天子进献忠言的一种进谏形式。春秋战国以后，开始设立专职谏官。谏官是专职的政治说服者，其主要的说服对象是君主。

而在古代希腊，向下说服则是主要的说服模式。公民而非君主，往往才是说服的对象。“演说家无疑都是精英集团的成员，但其演说词大多是为了向普通受众——通常是大陪审团或公民大会——口头发表而写”，是“为了以某种特定方式劝说普通受众行动起来”，同时这样的演说也是雅典民众与精英之间展开沟通的最重要的形式。演说者想要达到自身目的，就必须赢得民众的赞同和支持。

说服主要是一种口头传播，有时伴随着强烈的表演性，需要运用语调、肢体动作等来协助表达。但这并不意味着口语是政治说服的唯一媒介。实际上，文字也是政治说服的重要媒介。相对于古希腊偏重于口语的口头说服，轴心时代的中国却更多地依赖文字媒介来进行政治说服。在口头说服之外，中国古代形成了一种更为强势的文字说服艺术，如上书或上奏君主。偏倚文字的政治说服体现了历史悠久的文字传统对口头传播的影响。

在进谏模式中，臣子向君主陈述自己的意见，或对君主有所规谏，身体到场的直言上谏固然重要，但并非所有的进谏都是当面陈说。相反，文字形态的“上书”更多地被使用，也更具说服效力。“臣子书谏”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大臣对君主、诸侯王，下级对上级以书面形式上呈规劝性、建议性文字，就是进谏公文，它至少在东周时期就已经产生，并定型于秦、汉，成为影响后世政治说服的重要模板。这种书面性的进谏文章在文体上有“奏”“疏”“表”“论”等不同的称谓，历史上也留传下来不少优秀作品，如李斯《谏逐客书》、诸葛亮《出师表》、李密《陈情表》、魏征《谏太宗十思疏》等。书谏虽然没法调动语调、表情和体态语言，也缺少了现场演说的即兴性和互动性，但文字说服却可以克服时空的局限，进行跨时空的交流；也可以使进言者措辞周密，最大程度地保障不说错话，确保自身的安全。

反观古代希腊，政治说服却始终和口语表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些政治演讲稿虽然以书面的形式流传下来，但也完全是口语化的。古希腊的政治说服是一种偏倚口语的传播活动，在辩论家的眼中，口头表达比书面表达更强有力。古希腊演说者在说服过程中十分注重与听众关系的维护、表演的技巧与情感的传达。正是因为古希腊的政治说服主要依赖于口头表达，因此体态语就显得十分重要。而在中国古代的说服理论中，很少有表演或体态语这方面的总结和论述。

事实上，不同的媒介偏倚与传播取向也塑造了不同的说服文化。专注于口语演说，重视情感与表演的说服方式导致古希腊的说服技巧更为偏向实践中的即兴表演层面，说服文化呈现出移情的和参与式的、集体和趋同的而非疏离的特征。而在古代中国，则更重视书面言辞的论辩作用与论证逻辑的严密，对于口头语言远不及希腊人重视，“大辩若讷”“希言自然”“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主张屡被诸子百家提及。诉诸文字、程序严明的进谏上奏强化了说理缜密、言辞谨慎的说服技巧。

（摘编自潘祥辉、杜颖卉《谏诤与演说：轴心时代东西方政治说服模式的比较研究》）

材料二：

说服可能通过以下两种途径中的一种发生作用。当人们在某种动机的引导下，并且有能力全面系统地对某个问题进行思考的时候，他们更多地使用说服的中心途径，也就是关注论据。如果论据有力且令人信服，那么人们就很可能被说服。如果信息包含无力的论据，思维缜密的人会很快注意到这一点并且进行反驳。

但有时论据的有力与否并不重要。有时候我们完全不可能在某种动机的引导下去仔细地思考。如果我们忙于其他的事情而没有专注于信息，那我们就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去仔细推敲信息所包含的内容。此时我们会使用说服的外周途径，也就是关注那些可能令人不假思索就接受的外部线索，而不考虑论据是否令人信服。当人们转移了注意力或者没有足够的动机去思考的时候，熟悉易懂的表达比新异的表达更具有说服力。

在《影响：科学和实践》一书中，说服研究者恰尔迪尼提出了强调人类相互关系和影响的六大原则：权威性——人们会听从可信的专家；偏好——人们对自己所喜欢事物的反应更加积极；社会证明——人们利用他人的例子来证实怎样思考、感觉和行动；互惠性——人们感觉自己应该去回报所得到过的东西；一致性——人们倾向于遵守自己公开做出的承诺；珍奇性——物以稀为贵。

（摘编自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

材料一：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烛之武退秦师》

材料二：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答司马谏议书》

材料三：王大夫也不解何意，起身说道：“世兄这症乃是急痛迷心。此亦痰迷之症，系急痛所致，不过一时壅蔽，较诸痰迷似轻。”贾母道：“你只说怕不怕，谁同你背药书呢。”王太医忙躬身笑说：“不妨，不妨。”贾母道：“果真不妨？”王太医道：“实在不妨，都在晚生身上。”

《论语》有言：“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吕氏春秋》亦云：“闻而不审，不若无闻矣。”古人早已认识到，不加辨别地接受或传播信息，往往会导致认知的偏差甚至错误。在现实生活中，面对纷繁的信息，有人轻信盲从，有人理性辨识，也有人主动求证、去伪存真……可以说，“闻”是起点，“审”是关键。

请以“闻与审”为题，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论点明确，论据充实，论证合理；语言流畅，书写清晰；不少于700字；将题目写在答题纸上，不透露所在学校及个人信息。

（1）闻而不审，不若无闻矣。——《吕氏春秋·察传》

（2）在互联网时代，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广，速度更快，数量更多，但我们却感到前所未有的思想匮乏。

（3）每天睁开双眼，各种信息就会扑面而来，信息时代，最重要的是守脑如玉。

处在信息时代，你对这几句话有怎样的感悟和思考?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自拟标题，写一篇议论文；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作为如今最为强大的内容生成工具，各类AI在信息生态循环中扮演着双重角色，它们既被认定为当今信息环境中最为活跃的污染源，却又是信息污染的隐藏受害者。

生成式AI作为污染源饱受诟病，其无法去除的“幻觉”问题使其经常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凭空创造出看似合理却完全虚构的信息。大语言模型的核心算法目标是预测和生成“最可能”的内容，这些错误往往还被包装在流畅的语言与结构化的逻辑中，极具欺骗性，让缺乏相关知识的用户难以察觉。

如果说文本回答的污染已经足以令用户担忧，那么AI在图像、音频、视频方面的多模态生成则让信息污染的范围扩大了几个维度。在历史上，每一次传播媒介技术的进步都在改变着人类获取信息的方式，而这种多模态生成的污染则可能让之后我们感知真实的本能也被迫发生改变。

事实上，只将AI认定为污染制造者也过于片面了，AI也是信息污染的重要受害者。

生成式AI的本质是模仿训练集中的文本进行文字续写，因此会表现出和训练集文本相似的特性。由于大多数AI都使用了历史和网络中的大量文本进行训练，很多历史偏见很容易被吸收进模型的训练集中。虽然对文本进行人工标注和精调可以一定程度上修正这些偏误，但一方面对如此大量的训练文本进行人工标注需要大量成本，另一方面这种批改错题式的解决方案无法彻底解决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

而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高质量的人类原创内容被AI大量消耗，AI想要获得新的数据进行训练，就不得不从互联网上爬取新的内容，而AI生成内容越来越多地充斥着互联网，未来AI的训练数据将不可避免地包含AI生成的垃圾内容。

当这类生成的数据污染了后续模型的训练集时，会让模型逐渐丢失掉真实数据中的概率相对较低的信息，发生退化。比如前文是“猫吃了……”，原本的真实信息下文概率分布从高到低可能是“鱼”“罐罐”“老鼠”“毛团”“一惊”等，但在模型反复以自己的输出为训练集进行训练后，概率较低的“毛团”和“一惊”可能就会丢失，模型的输出将会趋近于同质化。加上幻觉的污染，模型也会在训练中接触到更多完全错误的数据，迭代多次后，模型生成的内容可信度也会越来越低，这就是所谓的“模型崩溃”（Model collapse）。

这种模型崩溃是AI作为污染受害者的最终体现，当AI逐渐远离人类原创的高质量内容，它的输出也会逐步同质化和平庸化，就像一幅不断被复制的画作，每一次复制都失去一些细节与神韵，而当AI不再能提供更多更好的创作时，它的生命周期也将随着这个污染怪圈走向尽头。

如果说AI是信息污染的污染源与受害者，那么在这个污染系统的另一端，人类既是无意识的盲从者，也是幕后精明的操控者。

人类的大脑天生有着认知偏差，这是我们处理复杂信息流做出决策的基础。面对无边的信息海洋，我们本能地寻找认知的捷径。其中之一就是诉诸权威。而AI以表面的客观性和无可比拟的知识面广度，正在成为新的信息权威，“AI说的”正在替代“百度说的”，被用作论据的权威依据。

这种对AI的盲从源于多重的心理机制：一种是自动化偏差，我们总是相信机器比人更为客观更为可靠；另一种是认知负担转移，信息量如此庞大，将判断的责任交给AI可以减轻我们的决策压力；……而媒体和市场为了追求热度对AI能力的不断神化，也让公众对AI有了过度的期待。

从众心理和随之而来的信息茧房，则成为了人类身为盲从者和操控者的交汇点。一方面，我们倾向于相信高点赞多转发的内容，将数据量视为可信度的证明，另一方面，一部分人利用这种倾向，制造虚假的从众假象，诱导流量。算法推荐系统则顺应了人类的弱点并为之推波助澜——根据用户已有偏好不断推送相似内容。这种双向互动使信息污染有了稳定的生态循环，让用户不自觉地陷入信息茧房。

对AI神化的舆论趋势背后，是更为根本的经济驱动力。当商业估值模型更看重用户数量时，提升内容准确性就不如提供更多内容生成的功能来得更为紧迫。企业为了满足投资者预期而加速开发并不算完善的生成功能，部分媒体为流量而持续炒作AI能力，用户使用并传播AI内容，形成了一个由资本力量主导的生态圈。

理解了这种机制后，一些人开始更为主动地操控信息生态。由于很多互联网内容平台都设置了所谓的“流量激励”机制，有人就从中嗅到商机——使用AI批量生成吸引眼球的内容，是一种低成本、高回报的商业策略。当广告收入主要依赖点击量和停留时间时，内容的真实性往往让位于其吸引力。内容农场们借助AI，每天能生成数百篇不同主题的文章，只为赚取流量和广告费；而起号的各类社交媒体账号，也不惜利用AI撰写假新闻，来获得点赞和转发；这些利益上的动机都进一步推动了信息污染的传播。

在这个复杂的信息生态系统中，盲从与操控并非截然对立的两极，而是相互强化的闭环。人类既是算法推荐和AI生成内容的被动消费者，又在不断学习如何利用和操纵这些技术为己所用。这种复杂的共生关系，正是当代信息污染如此难以治理的核心原因。

节选自antares《互联网正在沦为“信息垃圾场”，真的是DeepSeek们的错吗？》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