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在古代的农业社会中，人口数量的上限其实掌握在农作物的手中，农作物产量的高低，决定着人口数量的多寡。有了粮食，才有人口；有了人口，才有税收。古代中国的税收大多来自农民，亿万个自耕农上交的钱粮支撑起了中央王朝。

狗尾巴草是古代中国一种重要的农作物——粟的祖本植物。其耐旱耐贫瘠，生长周期短，非常适合在中国北方旱地种植。粟率先从百草中脱颖而出，被古代中国人筛选出来作为主要食物，夏朝和商朝曾被人们称为“粟文化”的王朝。不过，当时人口还比较少，密度很小。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多，粟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了。就在这时，小麦横空出世，以其良好的口感和稳定的产量，席卷了中国北方地区，各地农民纷纷扩大小麦的种植面积，减少其他作物的种植面积。

大约在8000年前，西亚人民获得了普通小麦这个今天栽培范围最广的物种。小麦到达中国的时间不详，不过我国境内最早的小麦遗物，是在新疆孔雀河畔的古墓沟墓地里发现的，在古墓一个草编的小篓中装着小麦作为随葬品，距今已经有3800年的历史。当地遗址中还发现了大型磨麦器。新疆的这个发现提醒我们，小麦从西亚传入我国，走的可能是史前丝绸之路。史书上也曾经记载，周穆王西巡，与西王母见面的时候，沿途部落纷纷向周穆王进献小麦。与西方世界用小麦粉烘烤面包和发酵酿造啤酒的食用方法不同，小麦进入中国后，形成了馒头、面条、面饼的传统吃法。

不过在商周时期，小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还不如粟，在宗庙祭祀的时候，人们以粟为尊贵之物，这很可能是因为小麦当时在中国北方还“水土不服”。让我国古人烦恼的是，小麦是适应地中海气候的农作物，而我国北方却是温带季风气候，春季较为干旱。因此要种植小麦，就需要春季有充足的灌溉。在水分不足的情况下，小麦的产量与粟相比也就没什么优势了，但在水分充足的情况下，小麦的产量立刻把粟远远地甩在后面。

大规模灌溉系统的修建，需要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直到战国时期，各国国力才发展到可以动员大量人力兴修水利的程度。也正是在战国时期，小麦逐渐成为各国粮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秦国。战国七雄之中，秦国位于西方，从地理上看，靠近西域，所以当地接触小麦这种作物的时间必然很早。而且，秦国拥有渭河冲积形成的关中平原，这里的气候和水文条件非常适宜种植小麦，使得秦国四季粮仓充实。所以秦国最后做大，统一天下，是有着雄厚的基础的。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无论秦国的军队有多彪悍，让他们饿几天肚子就没有战斗力了。战国后期秦军能够连年作战，相当大的一部分经济基础应该来自关中平原出产的小麦。

西汉的司马迁把秦国与粮食的关系看得很清楚，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谈到，秦国所处的关中地区，土地不过天下的三分之一，民众也大抵如此比例，但其富庶程度，却达到了天下总量的60%。所以到了汉朝，管理者非常重视关中平原，还有关中平原上的小麦。西汉的许多农学家兼官员就力挺在关中平原上大力推广小麦种植。汉代以后，政府大力修建水利工程，改善了离河较远的旱地的灌溉条件，小麦日益普及开来，把麦粒磨成面粉食用的“粉食”法也在中国北方传播开来。因此，面食文化是在西汉以后才在中国北方流行开的。

在经历了秦末的战争和汉初吕后专权的动荡岁月后，到汉文帝和汉景帝期间，西汉迎来了“文景之治”。《汉书》记载，当时国家的粮仓逐渐丰盈，新粮压在旧粮上面，一直堆积到了粮仓的外面；国家的库府里积攒了大量的铜钱，由于多年不用，穿钱的绳子烂掉了，散落在地上的铜钱数不胜数。后人评价“文景之治”，大多归功于战乱平息后政治稳定、皇帝以身作则勤俭节约、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等因素。这些解释固然都有道理，但我们应该关注更为主要的一个原因，那就是小麦的广泛种植。中国各王朝的根基是农民，虽然农民也分许多种，有自耕农、佃农、农奴，但就古代中国来说，农民中的主力军是亿万小自耕农。如果这些自耕农土地上的粮食产量很低，仅能糊口，根本交不出皇粮，即使皇帝再勤俭朴素，以德治天下，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恐怕也没有多少税收能够存留下来。正是因为文景时期，借助和平年代的到来，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产量超过其他作物的小麦，才使得自耕农们秋收的时候能收获更多的粮食，于是可供上交的皇粮也就更多了。

（摘编自波音《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

贞观之治与文景之治类似，都是长期战乱后，王朝利用和平时期_______，获得了经济的爆发式增长，鼎盛时期唐朝人口更是达到5000万。在早熟耐旱的占城稻抢占了小麦的地位之后，宋徽宗时期中国人口超过了1亿，北宋和它以后的王朝都因为广种水稻而“延年益寿”。如果没有玉米、地瓜、花生等美洲作物的引入，康熙、乾隆就算天纵奇才，也没办法把已经达到极限的中国人口翻一番，突破3亿。_______，在明朝中期就能养活更多的贫苦农民，也许吃饱了肚子的李自成就不会带领流民起义，后金铁骑也根本没有机会逐鹿中原了。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在古代的农业社会中，人口数量的上限其实掌握在农作物的手中，农作物产量的高低，决定着人口数量的多寡。有了粮食，才有人口；有了人口，才有税收。古代中国的税收大多来自农民，亿万个自耕农上交的钱粮支撑起了中央王朝。

狗尾巴草是古代中国一种重要的农作物——粟的祖本植物。其耐旱耐贫瘠，生长周期短，非常适合在中国北方旱地种植。粟率先从百草中脱颖而出，被古代中国人筛选出来作为主要食物，夏朝和商朝曾被人们称为“粟文化”的王朝。不过，当时人口还比较少，密度很小。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多，粟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了。就在这时，小麦横空出世，以其良好的口感和稳定的产量，席卷了中国北方地区，各地农民纷纷扩大小麦的种植面积，减少其他作物的种植面积。

大约在8000年前，西亚人民获得了普通小麦这个今天栽培范围最广的物种。小麦到达中国的时间不详，不过我国境内最早的小麦遗物，是在新疆孔雀河畔的古墓沟墓地里发现的，在古墓一个草编的小篓中装着小麦作为随葬品，距今已经有3800年的历史。当地遗址中还发现了大型磨麦器。新疆的这个发现提醒我们，小麦从西亚传入我国，走的可能是史前丝绸之路。史书上也曾经记载，周穆王西巡，与西王母见面的时候，沿途部落纷纷向周穆王进献小麦。与西方世界用小米粉烘烤面包和发酵酿造啤酒的食用方法不同，小麦进入中国后，形成了馒头、面条、面饼的传统吃法。

不过在商周时期，小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还不如粟，在宗庙祭祀的时候，人们以粟为尊贵之物，这很可能是因为小麦当时在中国北方还“水土不服”。让我国古人烦恼的是，小麦是适应地中海气候的农作物，而我国北方却是温带季风气候，春季较为干旱。因此要种植小麦，就需要春季有充足的灌溉。在水分不足的情况下，小麦的产量与粟相比也就没什么优势了，但在水分充足的情况下，小麦的产量立刻把粟远远地甩在后面。

大规模灌溉系统的修建，需要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因此直到战国时期，各国国力才发展到可以动员大量人力兴修水利的程度。也正是在战国时期，小麦逐渐成为各国粮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秦国。战国七雄之中，秦国位于西方，从地理上看，靠近西域，所以当地接触小麦这种作物的时间必然很早。而且，秦国拥有渭河冲积形成的关中平原，这里的气候和水文条件非常适宜种植小麦。粟、麦轮种，让秦国四季粮仓充实。所以秦国最后做大，统一天下，是有着雄厚的基础的。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无论秦国的军队有多彪悍，让他们饿几天肚子就没有战斗力了。战国后期秦军能够连年作战，相当大的一部分经济基础应该来自关中平原出产的小麦。

西汉的司马迁把秦国与粮食的关系看得很清楚，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谈到，秦国所处的关中地区，土地不过天下的三分之一，民众也大抵如此比例，但其富庶程度，却达到了天下总量的60%。所以到了汉朝，管理者非常重视关中平原，还有关中平原上的小麦。西汉的许多农学家兼官员就力挺在关中平原上大力推广小麦种植。汉代以后，政府大力修建水利工程，改善了离河较远的旱地的灌溉条件，小麦日益普及开来，把麦粒磨成面粉食用的“粉食”法也在中国北方传播开来。因此，面食文化是在西汉以后才在中国北方流行开的。

在经历了秦末的战争和汉初吕后专权的动荡岁月后，到汉文帝和汉景帝期间，西汉迎来了“文景之治”。《汉书》记载，当时国家的粮仓逐渐丰盈，新粮压在旧粮上面，一直堆积到了粮仓的外面；国家的库府里积攒了大量的铜钱，由于多年不用，穿钱的绳子烂掉了，散落在地上的铜钱数不胜数。后人评价“文景之治”，大多归功于战乱平息后政治稳定、皇帝以身作则勤俭节约、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等因素。这些解释固然都有道理，但我们应该关注更为主要的一个原因，那就是小麦的广泛种植。中国各王朝的根基是农民，虽然农民也分许多种，有自耕农、佃农、农奴，但就古代中国来说，农民中的主力军是亿万小自耕农。如果这些自耕农土地上的粮食产量很低，仅能糊口，根本交不出皇粮，即使皇帝再勤俭朴素，以德治天下，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恐怕也没有多少税收能够存留下来。正是因为文景时期，借助和平年代的到来，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产量超过其他作物的小麦，才使得自耕农们秋收的时候能收获更多的粮食，于是可供上交的皇粮也就更多了，可以说小麦才是“文景之治”真正的幕后推手。

（摘编自波音《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在文化的发展中，在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文化观念和在“比兴”思维的诗学传统的影响下，门的文化功能逐渐增强，在文学中融入了丰富的精神还乡的意识。门联结着自己、他人和整个世界，有着丰富的文化含意。

第一，传递空间领域感，成为区分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一个标志。门是空间上的节点，具有通过性、出入自由性的特点。门承担着空间相互联结和阻断的双重功能，空间转化的标志性仪式让使用者的心态发生了变化。门在提供安全感的同时，也对空间进行了划分，在不同的空间内人们的心理感受不同。从门的位置来讲，有院门、宫门、山门、城门、国门等。这些门的建设规则不同，比如宫门的主门都设在宫城的中轴线上，以展示天子受命于天，掌管国家；山门即佛、道教等宗教建筑的大门。出入这些门的过程，时刻提醒人们在出入时所进入的空间领域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思想意识的相应变化。门是空间划分的标志物，人的心理通过门产生中心与边缘、内与外的转化。穿越门的瞬间，人觉察到空间的转变和属性的变化，正如在出入高校大门时通过者的身份属性也发生了变化。

第二，门象征着主体的精神。门的基本功能是开关，阴阳变化是其中熔铸的集体潜意识，从这里引申出许多象征意义。门的关闭是为了防卫，与保守、被动的心态对应；门敞开是为了出入，与开放、包容的心态相对应。门成为人连接宇宙的一个纽带，门开意味着主体的开放心态。《淮南子·泰族训》：“见日月光，旷然而乐，又况登泰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视天都若盖，江河若带，又况万物在其间者乎，其为乐岂不大哉！”开门是与日月万物接近，与自然一体，是对宇宙的接纳，从自我的狭小世界到精神通达四方。

第三，门更是一种社会身份的隐喻。门的概念和“家”是相关的，门是自我领域和家的代表，家庭与家族可称为“家门”，家在中国社会文化中具有社会组织的功能。《黄帝宅经》：“人以宅为家，居若安即家代昌吉；若不安，即门族衰微。”住宅的安定与家族的兴盛密切联系，“宅以门户为冠带”，门便是家族人丁兴旺的象征。儒家倡导“正君臣、笃父子、睦兄弟、和夫妇、设制度”，门的数量、大小、装饰、材质等方面要遵守“礼”，门是家主社会身份的象征。故宫中门的布局、形状、大小、装饰都遵守“礼”的文化，故宫大门上的铆钉都是圆形，代表着追求圆满。“门风”指一个家庭的家风修养；“光大门楣”则是指为家族争光；“名门望族”指代家族的声望和社会地位。家族兴盛，人口众多，房屋的数量自然会增加，门也会相应增加。古代以家族为单位进行人际交往，所以从门的设置上也能分辨出人际关系的亲疏和社会地位的不同。

（摘编自张芳《门的文化符号研究》）

材料二：

门的诗学情怀是门之意象化的最高层次。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将门的交互性道出：“世人无时无刻不站在门的里边和外边。通过门，人生的自我走向外界，又从外界走向自我。”门已联结了我、他人和整个世界，有着丰富复杂的历史蕴涵和美学基础。

门的开启实际是表明与世界的联系、沟通。开门有两层意思，一是功利比喻，一是洒脱自我。前者如《尚书·舜典》：“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唐王起《辟四门赋》：“致穆穆于四门，获济济之多士。关键（即门栓）不用，无老氏善闭之功。”喻开门纳贤，博览兼听，谋及疏贱之意，好一番盛世气象。在后者看来，这类功利的方向是很世俗的，人们希望世界是清新自然，而不是恶浊虚伪，于是就有了这类“敞开门”的意象。

门在古代有着生命之根源的意义，《老子》说：“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赤诚无雕饰。而生命归于大地的坟墓之出入口被称为“魂门”，古人以为死者灵魂从地下墓穴通过“羡道”升至墓门，出墓门过“神道”，走上升入天国之路。

就现世状态看，门是进出宅院的关口，代表着家，这容易理解，如新娘入夫家称为“过门”，男子入赘称为“上门”，女子招婿称为“顶门”。但普通意义上的家与家园概念并不同义，前者指现实的物质的场所，后者指精神的世界。那些装饰高贵的大门，是适意的，但对某些人来说，它并不是快乐的，豪门、朱门、宫门、禁门对人有着诸多限制与要求，居之会失去本真，于是普通的门，寒门、柴门、柴扉等就成了真实、自由的意象。

竖一根横木，立两扇柴扉，显示出天然的纯朴天真，温馨可爱，这正是脱出利禄羁绊之人的心灵归依，这是向家园的靠拢。这时，柴门荆扉衍化为返乡归家的意符，成为梦牵魂生活指向。傅道彬说得好：“难道诗人们真的是向往贫寒的生活吗？其实柴门是一种象征，当它们的物质形式简单到只有两块木板的时候，它的语词意义也返回到最单纯的命名状态，这时候柴门的意象就反映出原始家园的状态，人的精神状态也返归到诗意的自由境界中，柴门荆扉把饱经忧患的诗人们带回了人类用来走出荆棘的遮风避雨的家园。”

（摘编自袁忠《“门”的审美传承与建筑文化学分析》）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九歌》）自从屈原吟唱出这动人的诗句，它的鲜明的形象，影响了此后历代的诗人们，许多为人传诵的诗篇正是从这里得到了启发。如谢庄《月赋》说：“洞庭始波，木叶微脱。”陆厥的《临江王节士歌》又说：“木叶下，江波连，秋月照浦云歇山。”至于王褒《渡河北》的名句：“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则其所受的影响更是显然了。在这里我们乃看见“木叶”是那么突出地成为诗人们笔下钟爱的形象。

“木叶”是什么呢？按照字面的解释，“木”就是“树”，“木叶”也就是“树叶”，可是我们在古代的诗歌中为什么很少看见用“树叶”呢？一般的情况，大概遇见“树叶”的时候就都简称之为“叶”，这可以说是由于诗人们文字洗炼的缘故，但一遇见“木叶”的时候，诗人们似乎都不再考虑文字洗炼的问题，而是尽量争取通过“木叶”来写出流传人口的名句，例如“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沈佺期《古意》）可见洗炼并不能作为“叶”字独用的理由。这里关键显然在“木”这一字。

“木”要比“树”更显得单纯，所谓“枯桑知天风”这样的树，似乎才更近于“木”；它仿佛本身就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这正是“木”的第一个艺术特征。要说明“木”它何以会有这个特征，就不能不触及诗歌语言中暗示性的问题，这暗示性仿佛是概念的影子，常常躲在概念的背后，我们不留心就不会察觉它的存在。“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却正是具有着一般“木头”“木板”等的影子，这潜在的形象常常影响着我们会更多地想起了树干，而很少会想到了叶子，因为叶子原不是属于木质的，“叶”因此常被排斥到“木”的疏朗的形象以外去，这排斥也就是为什么会暗示着落叶的缘故。而“树”呢？它是具有繁茂的枝叶的，它与“叶”都带有密密层层浓阴的联想。至于“木叶”呢，则全然不同。这里又还需要说到“木”在形象上的第二个艺术特征。

“木”不但让我们容易想起了树干，而且还会带来了“木”所暗示的颜色性。树的颜色，即就树干而论，一般乃是褐绿色，这与叶也还是比较相近的；至于“木”呢，它可能是透着黄色，而且在触觉上它可能是干燥的而不是湿润的。尽管“木”是作为“树”这样一个特殊概念而出现的，而“木”的更为普遍的潜在的暗示，却依然左右着这个形象，于是“木叶”就自然而然有了落叶的微黄与干燥之感，它带来了整个疏朗的清秋的气息，它是属于风的而不是属于雨的，是一个典型的清秋的性格。

“木叶”之与“树叶”，不过是一字之差，“木”与“树”在概念上原是相去无几的，然而到了艺术形象的领域，这里的差别就几乎是一字千里。

（节选自林庚《说“木叶”》，有删改）

材料二：

童年的两件趣事极大地丰富了我对世界的理解力，并且引导我走上成为一个理论物理学家的历程。

记得那时我的父母亲不时带我去旧金山游览著名的日本茶园。我蹲在那里的一个小池边，为慢慢畅游于睡莲之间的五彩斑斓的鲤鱼所陶醉。这是我最快乐的童年记忆之一。在那静静的时刻，我充满了无限的遐想。我常常给自己提出一些只有小孩儿才问的傻乎乎的问题，比如水池中的鲤鱼怎样观察它们周围的世界。我想，它们的世界一定奇妙无比！

鲤鱼们的一生就在这浅浅的水池中度过。它们相信它们的“宇宙”就由阴暗的池水和睡莲构成。它们大部分时间在池底漫游，因此它们只模糊地意识到在水面之上存在有另一个外部世界。我的世界的本质超过了它们的理解能力。我喜欢坐在距离鲤鱼仅仅几厘米的地方，然而，我们之间却如距深渊。鲤鱼和我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宇宙之中，从不进入对方的世界，我们之间被水面这一薄薄的“栅栏”分隔开来。

我曾想：在水底的鱼群中可能有一些鲤鱼“科学家”。我想这些鲤鱼“科学家”会对那些提出在水池之外还存在有另外一个平行世界的鱼冷嘲热讽。它们认为，唯一真实存在的事物就是鱼儿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水池就是一切。水池之外看不见的世界没有科学意义。我想，鲤鱼“科学家”们将会聪明地杜撰某种虚构的东西——它被称为“力”——来掩盖自己的无知。它们给这种现象发明了一整套荒谬的理论，由于它们完全是在“水池”内部思考，所以它们永远无法理解那个“外面的世界”。

这使我想到，人类是否也像这些鲤鱼一样，生活在某种自认为的“宇宙”之中，而实际上存在着我们无法直观感知的更高维度的实在？科学家发明像“力”这样的概念，以及对高维时空的探索，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也像鲤鱼科学家一样，在为我们看不见的“水面之上”寻找解释呢？

（节选自加来道雄《一名物理学家的教育历程》，有删改）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但人对作为理性的核心成分的逻辑还不够了解。正因如此，逻辑不是被戴上神秘、深奥、抽象的光环，被敬而远之，就是被轻蔑地视为虚无、刻板、教条、缺乏活力。很多人没有受过基本的逻辑训练，任凭外部刺激指导自己的行动。但对人类历史发展真正起作用的人来说，观念的力量尤为重要，而观念的运作正是一种逻辑运作。可见，具备良好的逻辑素质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对于应对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而提升现代生活的人文精神非常重要。

了解一位哲学家是如何推理的，往往比了解这位哲学家由此推出的结论更重要。这大概是因为不论何种观点或理论总有与之相对立的观点或理论存在，也或许是因为缺乏论证的思想终究是无效的。反之，对论题所进行的逻辑论证却把关注的中心放在假设和推论的联系上。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同意假设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如果接受了假设就必须接受结论，假设真但结论假是不可能的。而支配这种接受关系的就是推论关系。推论关系是一种逻辑关系，它可以以一种认识上透明的方式被一劳永逸地确立。它不会因推理链条的冗长复杂，或因年代的久远而使推论的有效性有丝毫的减损，即便推理存在着错误，也可以通过主体间性的公认方式被纠正。

有效性是逻辑推理力量的根本来源，逻辑的一切问题都与有效性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诸如蕴涵、一致性、独立性、完全性、逻辑真等这些与哲学、数学、科学乃至日常思维联系密切的重要的逻辑性质与关系的定义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涉及有效性问题，对有效性概念的不同理解和处理从根本上塑造了逻辑的版图。当代各种经典逻辑的扩展系统——如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道义逻辑和认知逻辑；各种非经典逻辑——如直觉主义逻辑、相干逻辑、弗协调逻辑、非单调性逻辑，其产生的根源最终都可追溯至有效性问题。

逻辑不仅是一门独特的科学，还是一门奇异的艺术。科学在知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艺术在行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从这一意义上讲，逻辑的目的就是艺术的目的。然而，除非逻辑既是一门艺术，同时又是一门科学，否则这一目的是不能达到的。人类理智的本性就是要成为理性。对于人来说，理智生活是一种发展着的东西。理性并非意味着不会犯错。人类理性的活动是推演性的，而推演活动又是一种生产性的或构造性的，理性并不保证它在生产或构造或构成中不会出错，相反，它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定义或划分，推理会出现瑕疵，思想会产生混乱。自在的理性需要一种逻辑的力量来克服它的这种先天的不确定性，从而使理性的德行臻于完善。

逻辑不仅仅是科学，是艺术；还是一种精神，一种理性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激发、促进、鼓舞和驱使人们将人类的思维得以运用到最完善的程度，并尽其所能地去探求和确立已经确立的知识的最深刻和最完美的内涵。公理化的逻辑体系，是人类心中完美理论该有的样子，它既体现了我们对这种完美形态的认知，也寄托了我们对构建这类理论的向往。其中逻辑公理的选择体现出人们对理论本身的最深思熟虑的判断和洞察力。逻辑规则和定义，是人们为了得出绝对可靠、没有争议的结论，特意给推理过程定下的严格规矩和标准。推理链条的环环相扣反映出人们对思维编织的精细严密的要求。从公理出发，一些简单的定理立刻就能得到证明，这些定理进而成为那些更深奥的定理的基石。这样一座精美的大厦就严密地建立起来。可以想象，如果一个理论将其中所有的论证一一抽出，那么这一理论就会因只剩下一堆描述性语句而坍塌，理论的结构性力量和活力由此丧失净尽。

作为理性精神的一种象征，逻辑构成人类文明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上多数古老的文明都有自己的圣贤、宗教和法典，而只有中国、印度和希腊的文明孕育出极具独特性的逻辑。逻辑在希腊文化中结出的第一个硕果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它不仅是几何学的一种逻辑表达，而且也是一种获得知识的途径、组织知识的程序和检验知识的标准。

（摘编自朱建平《逻辑：一种文化和精神》）

材料二：

语言与逻辑的关系密切，语言运用的艺术离不开逻辑的制约，却也存在“无理而妙”的特殊审美现象。所谓“无理而妙”，指的是在文学作品的修辞表达中，表面上看似违背逻辑常理，却在特定的语境中产生独特的艺术效果，引发读者的共鸣。这种“无理”并非真正的逻辑混乱，而是作者为实现表达意图，有意突破常规逻辑的束缚，其背后仍潜藏着深层的逻辑支撑。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言“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强调情感表达需以逻辑为基础。严羽《沧浪诗话》提出“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看似与刘勰观点相悖，实则揭示了文学修辞的特殊性——审美情趣的营造可暂离表层逻辑，却不能脱离深层逻辑。鲁迅也曾说过：“诗歌不能凭仗了哲学和智力来认识，所以感情已经冰结的思想家，即对于诗人往往有谬误的判断和隔膜的揶揄。”这也从侧面说明，文学中的“无理”表达需要读者透过表层逻辑，体悟其情感与内涵的合理性。

《西厢记》中“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是“无理而妙”的经典例证。从逻辑角度分析，霜林变红是自然现象，与“离人泪”并无直接因果关联，这是明显的“无理”。但在崔莺莺与张生离别这一特定情境中，作者将霜林的红色想象为离人泪水浸染的结果，将自然景观与人物情感深度融合。此处的“无理”恰恰精准传递出离别之痛的浓烈深沉，让读者感受到情感的真实与厚重，这种艺术效果的达成，正是以人物情感逻辑的合理性为根基的。

再如李白“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三千尺”的夸张表述违背了实际测量的逻辑、“银河落九天”的想象也不符合天体运行的常理。但正是这种突破常规逻辑的修辞，凸显了庐山瀑布的磅礴气势，展现出李白诗歌豪放浪漫的风格特质。读者在赏析时，并不会纠结于“三千尺”的精确性，而是通过这种“无理”表达感受到瀑布的壮美与诗人的豪情，这背后潜藏的是审美感知的逻辑一致性。

可见，文学修辞中的“无理而妙”，实则是“明无理而暗有理”。表层的“无理”是为了更好地传递情感、营造意境，而深层的“有理”则是情感逻辑、审美逻辑的统一。脱离了深层逻辑的支撑，“无理”便会沦为真正的逻辑混乱，无法产生艺术感染力。语言运用的艺术，正是在逻辑的基础上，实现规范与突破的平衡。

（摘编自张炼强《修辞艺术探新》）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大家知道，英文里边，小说有三个概念，一个是Fiction，一个是Story，一个是Novel，那为什么叫Novel呢？因为它是新的，也就是说跟传统文类完全不同，最重要的不同在哪儿呢？就在于现代小说是需要靠经验来支撑的。《堂吉诃德》之所以会成为举世公认的现代小说的起源，就因为它跟过去的流浪汉小说，跟过去的那种冒险意义上的骑士小说完全不同，塞万提斯注意到了一个东西，他注意到了家庭伦常，注意到了日常生活。也就是说，现代小说是要描写个人生活的，那就要依靠个人经验。

那么，我们怎么来积累经验呢？无非靠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体，我们可以看、可以听、可以触摸、可以闻，当然也可以尝。所有这些事情，都可以帮助我们积累经验，但在所有这些当中最重要的积累经验的方式叫做“看”。也就是说，在一切获取经验的渠道当中，“看”具有优先地位。

我们在观看事物的时候，已经预先有一个东西介入到我们观看的这个行为当中，这个东西叫自我。要看到我们真正能够看到的东西，看到事物的奥妙，观察到对于我们创作来讲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先把陈词滥调用括号括起来。

现象学家认为，世界上并不存在单纯的事物，一个都没有，所有的事物都是被定义的，都浸透了话语和判断。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我们看到的所有的东西都已经被浸染。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学知识多了，反而会有变得无知的危险。也因为这样，我是从来都不主张大家乱读书的，有的人不读书还好，越读越郁闷，因为他不思考，也不警惕，也就觉得这个人说得有道理，那个人说得有道理，这当然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的观察对象都已经非对象化，我们很难分出主客体，也就是说当我们被抛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世界已经存在。我们认为我们在观看这个世界，在理解这个世界，实际上是被这个世界的话语控制，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看到事物呢？有些人说，既然已经这样了，我们不用看也已经知道，那我们看不看无所谓的，这就叫“不视而见”，但这样是写不出好的文学作品的。

我非常相信一句话，叫修辞立其诚。我觉得我们今天所有喜欢写作的人要重新回到这个“诚”字上来，我们需要使用各种方法让“诚”字回来。

托尔斯泰曾说，如果一个人的一生都在无意识当中度过，那就等于他连一天都没有生活过。大家也许还知道，苏格拉底说的另外一句话，“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也就是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反省，需要思考，不能过度沉溺于某种自动化的生活模式当中。

我们中国人过去讲格物致知，朱熹当年特别强调这个东西，到了王阳明，他也是强调这个。他们为什么强调要格物呢？也是因为这个物我们每天都在用，我们习以为常，就会被那种习焉不察的种种现象，以及围绕这些现象衍生出来的话语控制。比如我们要学会真正地看，要真正跟事物接触，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能真正去描写事物，否则的话，我们描写的不是事物，而是观点。我们要努力做到“修辞立其诚”，这对写作者来说极其重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接纳新事物。

我之所以觉得写作是一个神圣的、充满刺激的、伟大的事业，是因为写作特别好玩，写作真的能让你脱胎换骨，让你变得连自己都不认识。这不是因为一夜之间你水平提高了，不是。而是因为你不会用自己的看法去要求所有的人，你真正尊重笔下的人物，你希望了解他在想什么，他的感情如何变化。就像汪曾祺先生说的那样，你要钻到别人的心里去，揣摩别人怎么想，这是写好人物的关键，哪怕这个人是坏人，你也得尊重他。你不能简单化，简单地套用一些是非善恶观念，就把这些坏人打发了。我们知道世界文学史上很多的坏人都光彩照人，就是因为那些大作家真正了解、观察、体会他们的所想，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干呢？他们这么干的情理在什么地方？这也是我要说的“诚”，不带偏见的“诚”。

（摘编自格非《寻视与静观》）

材料二：

“修辞立其诚”，是《易传·文言》的一句话。这句话虽然是两千年以前讲的，现在仍应加以肯定，仍应承认这是发言著论写文章的一个原则。“立其诚”即是坚持真实性。诚者，实也，真也。现代所谓真，古代儒家谓之为“诚”。（在中国哲学史上，首先用“真”字的是道家。《庄子》说：“道恶乎隐而有真伪？”以真伪对举，始于庄子。）

“修辞立其诚”，包含端正学风的问题。据《汉书·儒林传》记载，齐诗的经师辕固曾对公孙弘说：“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所谓曲学阿世即是哗众取宠，曲解经典的原义以讨好于时尚，也就是背离了原则而顺风转舵，这就违反了追求真理的学术宗旨。“修辞立其诚”应是端正学风的首要准则。汉代经师所尊崇的是儒家的原则，我们今天则应强调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揭示客观真理确非容易，但是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应该并非难事。然而，千百年来，由于世事的错综纷繁，说真话、讲实话，却不是容易做到的。人们常常把真实的思想感情隐藏起来。这是复杂的不正常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人心的扭曲。然而，把自己的真实见解表达出来，这应是“修辞立其诚”的起码要求。

应该承认，“修辞立其诚”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原则。唯物主义肯定事实，肯定客观真理。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敢于把自己的思想见解亮出来。虽然在今天的世界上唯心主义比较流行，我还是相信，唯物主义是科学研究的真实基础。

（摘编自张岱年《修辞立其诚》）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以及女性主义影响力的扩大，当代女性不仅追求经济上的独立，在精神层面的需求也高度觉醒，即进一步追求男女平等，追求自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实现。在这些因素的影响或驱动下，在社会观念、价值观念、文化传承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文艺作品，开始突破男性叙事策略，转向女性叙事策略，多维度呈现女性困境、女性生活，逐渐消解传统男权社会赋予女性的种种刻板印象，塑造女性榜样，推动女性走向独立的自我，走向更开放、更缤纷的新社会。

文艺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历经嬗变。

其一，从突破与保守间的矛盾者、被压迫与束缚的受害者，向自我意识觉醒的女性角色转变。在以往的一些文艺作品中，创作者习惯性地将女性角色塑造成突破与保守间的矛盾者、被压迫与束缚的受害者。然而，随着女性主义影响广度的扩展、影响深度的延伸，女性意识在文艺创作中得到进一步重视，而且这种重视直接反映在文艺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塑造上，自我意识逐渐觉醒的女性角色大量涌现。

其二，从“弱女子”等依附型女性形象，向独立且奋发的女性角色转变。女性在参与更多社会活动后，一定程度上觉醒了自我意识，懂得争取就业、受教育等方面的权益。但受以前男权思想的影响，一些文学作品习惯性地将女性角色塑造成依附于家庭或依附于男性的“弱女子”等形象，忽视了女性的独立性以及女性在家庭或社会中的贡献。随着女性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女性自我意识的进一步觉醒，专注塑造“弱女子”等依附型女性形象的文艺作品愈发不受女性观众青睐，类似女性形象在其他题材的文艺作品中的出现频率也有所下降。在当下，大多数文艺作品更加关注独立、奋进型女性形象的塑造。

其三，从单一刻板的女性角色，向丰富多元的女性角色转变。在女性主义的影响下，文艺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变得更加多元、丰富。一方面，文艺作品更加注重典型人物的塑造。近十年来，不管是单纯的女性题材，还是都市题材、乡土题材等其他题材的文艺作品，都不再拘泥于对传统女性群体的记录，而是将观照视野放大，进一步关注社会变迁下涌现出来的新兴女性形象，如独当一面的女性领导者、扎根于驻村一线的女性干部、追逐梦想的自由女青年等，通过对这些典型人物的记录，体现新时代女性群体的发展现状。另一方面，文艺作品更加注重边缘女性群体的呈现。女性主义推动文艺工作者将更多镜头转向处于社会边缘的一部分女性群体，如外来打工妹、单身母亲等，并在展现她们生活现状时融入更多的人文关怀，让广大女性受众在更全面了解底层人民生存现状的同时，进一步觉醒自我意识。此外，文艺作品更加注重多面化女性人物的塑造。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叙事策略中，女性角色的性格特征、表现面相等往往被单一化、标签化，如顺从隐忍的家庭妇女、柔弱温婉的大家闺秀。但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文艺作品中女性人物的性格更加多元，更加贴近现实中的人，而不是精致的“花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绿幕”，更不是呆滞的“背景板”。

（摘编自王洋《文艺作品应塑造多样而真实的女性形象》）

材料二：

“娜拉”的塑造者、著名剧作家易卜生曾在信中写道：“我笔下的一切，虽然不一定都是我个人经历的，却都与我的生活有着密切关系。我的每部作品的主旨都在于促使人类在精神上得到解放和感情上得到净化，因为每个人对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这段话转引率很高，因为它不仅传递了作家的使命意识，而且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身负重任。易卜生的文学抱负也随娜拉这一经典形象一道进入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促使乡土文学将部分重心转为关心女性命运、促进女性解放。妇女解放本身被纳入民族解放运动，成为现代性追求的重要内容。

早期现代文学中那些凄苦无助的女性形象至今在我们脑海流连，如鲁迅笔下的子君、祥林嫂、单四嫂子，沈从文笔下的萧萧，柔石笔下的《为奴隶的母亲》，艾青笔下的《大堰河——我的保姆》，萧红笔下被折磨致死的年纪轻轻的童养媳，《家》中投湖的鸣凤，《雷雨》中的侍萍、四凤乃至蘩漪……她们无声地诉说着社会的黑暗、不公、惨无人道。这一系列女性形象共同构成了新文学精神中闪光的部分，有力地激励大家为平等和自由而战、为有尊严的人生而战。试想如果剥离了这一部分，现代文学的成就难免会大打折扣。关心女性的独立、成长与自我实现，促成男女平等，是世界进步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曾将女性的解放程度看成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是在为那些“被侮辱者”和“被损害者”的心灵存照。鲁迅塑造祥林嫂、单四嫂子，将中国旧女性没有自己的名字、没有自己的语言的困境深刻地表达出来；同时通过子君的悲剧将中国新女性解放任务之艰巨刻画出来。鲁迅一向对轻易乐观的状况保持警惕，而他所担心的这种轻浮情形，恰恰在当代作家的笔下重现。当代很多作品通过强化女性外表美的方式，来遮蔽女性精神世界单调乃至贫瘠的现状。消费主义兴起之后，这种状况愈演愈烈。消费很容易抽空事物的价值，将包括人在内的一切重新符号化、市场化、物化。虽然消费似乎并不关心性别，但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容易使女性重新沦为金钱和男性的奴隶。

我国的女性运动与西方不同，男女平等状况是通过新的国家政策以及相关的暴力措施得以突然改变的。与之匹配的思想意识和平等社会并没有同步到来，相反，漫长的男权文化在许多人（包括作家，且不单是男作家）的潜意识里根深蒂固。中国男性一方面希望女性能够成为精神上的知己，“上得了厅堂”；另一方面，在内心深处或多或少都有点觊觎三妻四妾的特权，一柄茶壶配四个茶杯的理论就是典型的男性思维。随着消费主义的兴起，女性物化的境遇再度加剧。

（摘编自申霞艳《女性形象与乡土文学的价值观》）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秋佳节，除了品尝月饼，赏月也是不可或缺的传统活动。这一夜的明月，不仅是审美的对象、情感的寄托，更在古人的诗词中，被悄然融入了对宇宙万物的科学思考。

最早指出古典诗词中蕴含科学思维的，是近代学者王国维。他在《人间词话》中评析辛弃疾的《木兰花慢·中秋饮酒达旦》时写道：“稼轩中秋饮酒达旦，用《天问》体作《木兰花慢》以送月曰：‘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景东头。’词人想象，直悟月轮绕地之理，与科学家密合，可谓神悟。”王国维认为，辛弃疾凭借超凡的想象力，已触及月球绕地球运行的科学事实。地球分为东西两半球，当这边的人们看到月亮西沉，地球另一端的人们则看到月亮初升。辛词中“那边才见，光景东头”，正是对地球背面景象的诗意推想。

古人常将月亮与大海相连，留下“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等名句。然而辛弃疾却否定了月亮从海底升起的说法，指出“谓经海底问无由”，并以“天外空汗漫”形容月亮悬浮于地球之外的太空。不过，他仍困惑于“飞镜无根谁系”，即月亮为何能悬于空中而不坠。今天我们知道，这是地球引力作用使月球维持在绕地轨道上，不离不弃。辛弃疾的疑问，也反映出古人认知的时代局限。

宇宙中并不存在统一的时间，天上人间确实存在时间差异。例如，天文学研究显示，月球上的一昼夜约等于地球上的一个月。这种时空差异的意识，也常见于古诗文中。清代杨芳灿写道：“今夕何年，皓月当头，停杯问之。”易顺鼎亦有句：“天上今夕是何年，人间今夕是何夕。”可见“天上一日，地上一年”的时间观，或许已成为古人的共识。这一观念在古代小说中表现得更为生动，如《幽明录》所载“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西游记》中亦有“天上一日，下界一年”之说。

苏轼在《水调歌头》中写道：“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高处不胜寒”既符合生活常识，也暗合科学规律。研究表明，海拔每升高一千米，气温约下降6摄氏度，正如诗句“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所描绘的景象。古人据此推测月亮上的低温，可谓巧合中的洞见。事实上，月球夜晚温度可降至零下170℃左右，且因缺乏大气，昼夜温差可达300℃。

中秋诗词中，也有不少关于月亮与潮汐关系的思考。古人对潮汐成因认识有限，多掺杂想象与神话，如“或言如橐籥翕张，或言如人气呼吸，或言海鳅出处，皆无经据”。南宋史达祖在《满江红·中秋夜潮》中则明确提出：“万水归阴，故潮信、盈虚因月。偏只到、凉秋半破，斗成双绝。”他认为百川归海，潮汐涨落与月相变化密切相关，中秋的明月与潮水相映成辉，堪称“双绝”。俞安道在《海潮图序》中进一步指出：“望已前为夜潮，望已后为昼潮”，即八月十五前多夜潮，之后则多昼潮。至于潮水之壮阔，南宋周密《武林旧事·观潮》描绘得极为生动：“浙江之潮，天下之伟观也……方其远出海门，仅如银线；既而渐近，则玉城雪岭，际天而来。大声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势极雄豪。”现代科学证实，月球引力是形成潮汐的主要原因。从空间上看，地球不同位置所受月球引力不同，正对和背对月球的区域因引力和离心力的共同作用，形成涨潮；从时间上看，朔、望时日、地、月三者成一直线，引力叠加，潮差最大；而上、下弦月时三者呈三角分布，引力部分抵消，潮差最小。

中华文明之外，世界其他文明对中秋与月亮的理解各不相同。清代黄遵宪在《八月十五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中写道：“大千世界共此月，世人不共中秋节。泰西纪历二千年，祇作寻常数圆缺。”世人虽共享同一轮明月，但因文化差异，中秋节在西方人眼中不过是一个寻常日子。诗句虽短，却体现出跨文化的视野与对文明差异的清醒认知，这本身也是一种科学态度的体现。

科学，通常指通过系统观察、实验与推理，探索自然、社会与思维规律的知识体系与方法，具有实证性与可检验性。中国古代的中秋咏月诗词，固然富含文学之美，但细细品味，其中亦闪烁着朴素的科学之光，展现出古人对宇宙万物的好奇、想象与思辨。

（节选自朱美禄《赏月诗词的科学性》，有删改）

材料二：

社会科学主要是一类寻找含义的解释性学科，社会科学研究很难做到完全客观。

社会科学研究涉及三个关键要素：第一，本体论，是指研究对象的本质和意义。本体论是对研究对象概念化的精确描述，意在了解和描述事物的本质。第二，认识论，有关我们如何认识和了解研究对象，比如观念主义、唯物主义、价值观无涉或科学中立等。第三，方法论，是指用来获取知识的方法与技术，也即采用什么途径可以认识事物的真相和本质。这三个方面涉及研究客体的本质、认识的主观性和客观性，以及达到目的之方法三个部分。其中任何一方面出现问题或有不足之处，研究的科学性就会存在问题。大部分社会科学研究都是一种比较研究，从对已知的比较来了解无知。

（摘编自陈淳《文明探源的科学性思考》）

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在延安学了，到富县就不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当初，在自然状态中的人似乎彼此间没有任何道义上的联系，也没有什么大家公认的义务，因此，他们既不能被看作是好人，也不能被看作是恶人；他们既无邪恶之心，也无为善的美德，只有从生理意义上来理解这两个词，我们才可以把对保护自己的生存有害的品质称为邪恶，把对保护自己的生存有益的品质称为美德，而且，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还应当把最不反抗天性的冲动的人称为最有美德的人。不过，只要我们不抛开这几个词的通常的意思，我们就最好是不要匆忙下结论，并摒弃我们的偏见，用天平来衡量一下：在文明人中是不是美德多于邪恶？他们的美德给他们带来的好处，是不是比他们的邪恶给他们带来的害处多？在他们已经知道他们应当互相为善以后，他们的知识的进步是否足够弥补他们互相造成的伤害？最后，从总的方面来衡量，让我们评判一下：是处在既不担心别人对自己作恶，也不希望别人对自己为善的境地更幸福，还是处于全面依附的地位，全盘接受那些对他们不负有任何义务的人的指挥更幸福？

我们尤其不可像霍布斯那样，因为人没有任何善的观念，便认为人天生是恶人；因为人不知道什么是美德，便认为人是邪恶的；人从来不对他的同类效劳，因为他认为他对他们没有任何义务；人自认为他有取得自己所需之物的权利，因此便以为他自己是整个宇宙的唯一的主人。诚然，霍布斯看出了现今的人们对自然的权利所作的种种解释的缺点，然而从他自己所作的解释中得出的结论就可看出，他的解释的着眼点也是错误的。既然这位作者是根据他自己提出的原则进行推理的，他的论点就应该这样来表述：我们在自然状态中对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存的关心，是丝毫不妨碍他人对保护他自己的生存的关心的，因此这个状态是有利于和平的，是适合于人类的。然而他在书中所说的话却恰恰相反，因为他把为了满足许许多多欲望而产生的需要，与野蛮人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存而产生的需要混为一谈了；其实，这些欲望乃是社会造成的，而且，正因为人的欲望丛生，才使法律成为必需的东西。既然霍布斯认为恶人是一个强壮的孩子，那我们就要问：野蛮人是否也是一个强壮的孩子？如果我们承认他是一个强壮的孩子，那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如果这个人强壮的时候也像他柔弱的时候那样依赖他人，那么，什么过分的事他干不出来呢？他的母亲如果不及时喂他奶，他就会打她；如果他觉得他的弟弟招他讨厌，他就会掐死他；如果别人碰撞了他或打扰了他，他就会咬别人的腿。说自然状态中的人是强壮的，与说自然状态中的人需要依赖于人，这两种说法是矛盾的。人只有在处于依赖状态的时候才是柔弱的；如果他无拘无束，不依赖他人的话，他早就是很强壮的了。霍布斯没有看出：我们的法学家所说的阻碍野蛮人使用理智的原因，正好就是霍布斯本人所说的阻碍野蛮人滥用他们的官能的原因。因此，我们认为野蛮人之所以不是恶人，其原因恰恰在于他不知道什么是善，因为防止他们作恶的，既不是智慧的发达，也不是法律的约束，而是欲念的平静和对恶事的无知；他们从对恶事的无知中得到的益处，比别人从对美德的认识中得到的益处多得多。此外，霍布斯还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人天生就有一种不愿意看见自己同类受苦的厌恶心理，使他不至于过于为了谋求自己的幸福而损害他人，因而可以在某种情况下克制他的强烈的自尊心，或者在自尊心产生之前克制他的自爱心。我认为这是人类唯一具有的天然的美德；这一点，就连对人类的美德大加贬抑的人也是不得不承认的，因此，我不怕任何人提出反对的意见。我认为怜悯心是我们这样柔弱和最容易遭受苦难折磨的人最应具备的禀性，是最普遍的和最有用的美德；人类在开始运用头脑思考以前就有怜悯心了；……我们很欣慰地看到《蜜蜂的寓言》的作者已不得不承认人是一个有感情和同情心的生物。他以平淡和细致的笔调描述了一个动人的事例：一个被囚禁的人看见一头猛兽从一个母亲的怀抱里抢走了她的孩子，用尖锐的牙齿咬孩子的肢体，用爪子掏取他还在跳动的内脏。他看到的这件事情虽与他个人无关，但他心中的感受是何等悲伤啊；目睹这种情景，而自己却不能对晕过去的母亲和垂死的孩子一伸援手，他难道不难过吗？

…………

心地的温情，

是大自然把眼泪给予人类的同时

赠予人类的礼物。

曼德维尔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如果大自然不赋予人类以怜悯心来支持他的理性，那么，人类尽管有种种美德，也终归会成为怪物。但是，曼德维尔没有看到的是，人类的种种社会美德（曼德维尔否认人类有这种美德）全都是从这个品质中派生出来的。的确，人们所说的慷慨、仁慈和人道，如果不是指对弱者、罪人和整个人类怀抱的怜悯心，又指的是什么呢？其实，从深层次的意义上看，人们所说的善意和友谊，无非就是对某一个特定的对象所抱有的持久的怜悯之心而已，因为我们希望某一个人不受苦，不是希望他幸福，又是希望他什么呢？即使说怜悯心真的只不过是使我们设身处地地为受苦的人着想的一种感情（这种感情在野蛮人心中不明显，但甚强烈；而在文明人心中虽较明显，但很微弱）。这种说法，除了更加有力地证明我的论点符合真理以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可以肯定的是，怜悯心是一种自然的感情，它能缓和每一个人只知道顾自己的自爱心，从而有助于整个人类的互相保存。它使我们在看见别人受难时毫不犹豫地去帮助他。在自然状态下，怜悯心不仅可以代替法律、良风美俗和道德，而且还有这样一个优点：它能让每一个人都不可能对它温柔的声音充耳不闻。它能使每一个身强力壮的野蛮人宁可到别处去寻找食物，也不去抢夺身体柔弱的孩子或老人费了许多辛苦才获得的东西。在训导人们方面，它摒弃了“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样一句富于理性和符合公正原则的精辟格言，而采用“在谋求你的利益时，要尽可能不损害他人”这样一句出自善良天性的格言，尽管这句格言没有前一句格言完善，但也许更有用处。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们不应当在高深的理论中而应当在这种自然的感情中去寻找人即使没有受过教育的熏陶也不愿意做恶事的原因。虽然苏格拉底和具有他那种素养的人可以通过理性而获得美德，但是，如果人类的生存要依靠组成人类的人的推理的话，则人类也许早就灭亡了。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自然界事物纷纭错杂，人能不为之迷惑，赖有两种发现，一是条理，一是分寸。条理是联系线索，分寸是本末轻重。有了条理，事物才能分别类居，不相杂乱；有了分寸，事物才能尊卑定位，各适其宜。条理在大体上是纯理活动的产品，是偏于客观的；分寸的鉴别则有赖于实用智慧，常为情感意志所左右，带有主观的成分。别条理，审分寸，是人类心灵的两种最大的功能。一般自然科学在大体上都是别条理的事，一般含有规范性的学术如文艺、伦理、政治之类都是审分寸的事。这两种活动有时相依为用，但是别条理易，审分寸难。一个稍有逻辑修养的人大半能别条理，审分寸则有待于一般修养。它不仅是分析，而且是衡量；不仅是知解，而且是抉择。“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这件事本很琐细，但足见孔子心中所存的分寸，这种分寸是他整个人格的表现。

所谓审分寸，就是辨别紧要的与琐屑的，也就是有正确的价值意识。事物自身本无价值可言，其有价值，是对于人生有效用，效用有大小，价值就有高低。这所谓“效用”自然是极广义的，包含一切物质和精神的实益，不单指狭义功利主义所推崇的安富尊荣之类。作为这样的解释，价值意识对于人生委实是重要。人生一切活动，都各追求一个目的，我们必须先估定这目的有无追求的价值。如果根本没有价值而我们去追求，只追求较低的价值，我们就打错了算盘，没有尽量地享受人生最大的好处。

价值通常分为真善美三种。先说真，它是科学的对象。科学的思考在大体上虽偏于别条理，却也须审分寸。它分析事物的属性，必须辨别主要的与次要的；推求事物的成因，必须辨别自然的与偶然的；归纳事例为原则，必须辨别貌似有关的与实际有关的。苹果落地是常事，只有牛顿抓住它的重要性而发现引力定律，就一般学术研究方法说，提纲挈领是一套紧要的功夫，囫囵吞枣必定是食而不化。提纲挈领需要很锐敏的价值意识。

次说美，它是艺术的对象。艺术活动通常分欣赏与创造。欣赏全是价值意识的鉴别，艺术趣味的高低全靠价值意识的强弱。趣味低，不是好坏无鉴别，就是欢喜坏的而不了解好的。趣味高，只有真正好的作品才够味，低劣作品可以使人作呕。艺术方面的爱憎有时更甚于道德方面的爱憎，行为的失检可以原谅，趣味的低劣则无可容恕。至于艺术创造更步步需要谨严的价值意识。

再次说善，它是道德行为的对象。人性本可与为善，可与为恶，世间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可知为恶易而为善难。但是世间终有人为履行道德信条而不惜牺牲一切者，即深切地感受到善的价值。“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孔子醇儒，向少做这样侠士气的口吻，而竟说得如此斩截者，即本于道重于生命一个价值意识。古今许多忠臣烈士宁杀身以成仁，也是有见于此。

（摘编自朱光潜《谈价值意识》）

材料二：

作为一种探索性和思考性的新闻形式，深度报道的写作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审美实践。在报道实践中，深度报道不仅要满足信息传递与客观呈现的基本信息价值，也需要遵守一定的新闻美学准则。“真善美”作为新闻美学内容的主要构成部分，在新闻作品中是有机统一的。

在新闻中，“真”是美的前提。作为美的灵魂之真，追求真实既能揭示事物的本质，满足受众对真相的渴求，也是新闻实现审美传播的必要条件。新闻的真实性是其收获信任、吸引读者的根本条件。深度报道承担着揭示社会真实面貌、挖掘事实本质的使命。尽管新闻写作手法和观念逐渐走向多元和开放，但对新闻真实性的要求始终不变。

深度报道内容应当保持“整体真实”，要用客观的态度陈述事实。把新闻素材的必要元素尽可能全面地呈现给受众，不以自身的取向为标准。叙述事件时也需遵循逻辑性和合理性，避免为追求美学效果而滥用抒情手法，影响报道的准确性。编辑部发稿时对报道中涉及的事项描述不应报道未经核实的客观事实，回避主观推测。尽量避免因个人视角的局限性而产生主观臆断或“合理想象”现象，以确保报道内容更具客观性、中立性和完整性。

一篇报道是否具有美学价值，关键在于“善”。它是新闻美的综合体现，是借助独特的表达形式，向社会传递有益的信息、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一种具体的意识形态。新闻的善不仅是一种道德追求，更是一种社会责任。因此，作为向社会公众传播各种价值宣传的重要手段的深度报道应该肩负起社会责任，展示美好的事物并积极传播。

优秀的深度报道往往能够在传递“善”的价值观的同时揭露社会问题、提供思考方向。无论是通过传播积极的价值观，还是揭示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深度报道均能有效引导公众对社会、公正、道德等议题形成理性认知与独立思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治理制度优化。如此，深度报道才能在传递事实的基础之上实现价值引导，使新闻报道真正成为促进社会良性运行的重要推动力。

一篇新闻是否“美”，“真”是基础，“善”是关键。“美”是“真”与“善”的统一体，是新闻美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缺少美学价值的新闻就会失去对读者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只有坚持真实性原则和善意的原则，新闻报道才能真正展现出其美学价值。深度报道应发现新闻事件的美学价值，新闻工作者要以积极的审美态度去观察社会，捕捉那些富有美感和价值的新闻素材，并以符合美学标准的方式展现出来。在呈现内容时要灵活运用写作手法，增强报道的逻辑性和条理性，使信息表达更加清晰流畅、层次分明。

（摘编自郭桂萍《“真善美”：深度报道中的新闻美学实践》）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①沉浸式新闻是5G技术支撑下的信息传输新形态，在主流媒体构筑媒介化社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②沉浸式新闻可助力主流媒体重构互通渠道，加强人、信息、情感的网状联结。由于5G技术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人作为社会独立个体和作为社会一份子之间的矛盾，因而当人作为社会独立个体的信息差异性需求与作为社会一份子的信息集体供给产生分裂时，主流媒体的传统互动渠道就往往难以应对，这就需要沉浸式新闻来发挥平衡沟通、填缝罅隙的功能，促使人、信息、情感之间形成网状联结，深化社会沟通。

③一方面，沉浸式新闻本来就拥有独特的大众讯息智能化表达方式，5G技术赋能的大数据系统又进一步强化了沉浸式新闻的吸引力，既能实现用户需求匹配基础上的信息内容精准、高效分发，提升信息流动效率，同时也会吸附不同圈层间的相互注意，成为圈层间建立横向连接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在传统新闻流动框架中，受众的新闻选择主要受信息内容获取需求的驱动，而沉浸式新闻出现后，用户对“体验”和“共情”的需求逐步增强。基于此，新闻生产者的任务从单纯的“事实呈现”，开始转变为搭建配套技术、给用户重现新闻场景，帮助其以“第一人称”视角去体验和理解新闻。受众除了获取表层的信息本体外，还能进入一个浸入式的虚拟内容空间，同时实现视觉、听觉、触觉的立体感知，并在“参与”新闻的过程中，获取更多、更新、更真实、更逼真的信息体验和情感体验，从而在人、信息、情感层面形成新认知，深化传播者、媒介、受传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④主流媒体生产的沉浸式新闻依托庞大的5G信息技术系统，能构建出强烈的用户“在场幻觉”，通过沉浸式场景体验带来人与信息表层、人与人的情感、人与信息背后情感的网状共振，进而构筑社会关系认同。因而，从此层面上看，沉浸式新闻实质上是一种跨文化的共情传播，对于主流媒体构筑媒介化社会具有巨大助推作用。

⑤沉浸式新闻助力主流媒体加速“破圈”，在泛众化格局中推进媒介融合。在传统媒体时代，主流媒体的新闻无论在制作还是消费层面，大都以文字、语言、图片为叙事文本，其间隐藏着一种精英化的表达逻辑，由此也曾一度因传播渠道“失灵”而与受众和市场脱节。

⑥5G技术的发展使得这一困局有了解决的机会。沉浸式新闻将5G与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相互融合，将“场景”嵌入到新闻创作要素当中，把受众的体验真实作为新闻真实的重要参考指标，从而让新闻的表达者——媒体退居其后，从“讲述者”变为新闻场景的构建者、呈现者、服务者。随着新闻消费用户上升为传播格局中的主角，泛众化的时代特质被进一步深化。以新闻内容属性为划分标准的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主流媒体与大众媒体、专业媒体与社会化媒体的边界趋于模糊。在此语境中，主流媒体开始提速“破圈”，主动适应泛众化传播格局，积极升级运营模式，推进媒介融合，加快了媒体与媒体之间的联结，为媒介化社会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⑦沉浸式新闻推动主流媒体深化市场资源竞合，超越信息传播创设连接意义。5G技术促使媒体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主流媒体的职责定位已不再拘囿于内容创作与生产，数据、服务、用户等都是其关注的因素。未来主流媒体的发展离不开技术、资本等市场资源的支持，沉浸式新闻就是5G背景下媒体与市场资源耦合的产物。

⑧在传统的新闻生产制作流程中，主流媒体只需对信息采集、生产、流通等环节进行把控。而5G技术条件下的沉浸式新闻生产与传播，从大的层面看，需要对网络信息技术、虚拟技术、传播技术的发展状况进行全面考量，综合施策；从小的方面看，则要考虑到受众需求，为用户配置可视化头盔、眼镜等设备；这种繁琐的新闻生产与运作流程仅凭主流媒体的一己之力无法完成，必须要强化市场资源整合。同时，信息技术的发展让以社交链接属性和资讯聚合属性为基础的商业平台，成为信息管理枢纽，然而其内容生产专业性的缺位、传播价值导向的缺失等负面问题日渐严重。此外，部分公众由于缺乏媒介素养，容易被智能推荐算法等信息传播技术裹挟，从而消耗其主体认知和思维能力，沉溺于碎片化、浅层化、娱乐化的信息接收方式中，甚至无视、解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内容与价值，增加了正确网络舆情引导内容的传播难度。由于技术与商业联合打造的沉浸式新闻能够敦促新闻工作者履行媒介责任，因此主流媒体与商业平台也必须形成“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

⑨沉浸式新闻助力主流媒体重拾话语主权，构建新型社会沟通模式。在新媒体发展初期，自媒体、社交媒体依靠流量时代的规则红利，一度在舆论阵地对主流媒体的主导权形成冲击。5G技术使信息传播方式迎来了根本性变革，大数据所带来的个体观照可以辐射到用户的生理状态及情感体验中，沉浸式技术促进用户反馈升级，信息的“场景”意义将逐渐取代“流量”价值。作为5G技术与新闻相结合的产物，沉浸式新闻描绘出了以用户为核心的信息传播图景，促使主流媒体步入全新的舆论阵地，并关注到个体与社会的情感沟通、群体间认知差异的弥合、社会价值共同体的构建等公共话题，不仅满足了大数据时代新闻的社交性需求，还在此过程中重拾了自身的话语主权，构建了一种全新的社会沟通模式。

（摘编自李明德、王晴《5G技术条件下主流媒体参与沉浸式新闻生产研究》）

与传统新闻生产制作流程不同，沉浸式新闻生产与传播具有________，但是这仅凭主流媒体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要________。与此同时，作为信息管理枢纽的________，在新闻生产专业性和传播价值导向等主流媒体的优势方面存在日趋严重的负面问题。为了更好地履行媒介责任，二者可以优势互补，形成“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昆仑石刻”甫一公布，就引发了广泛讨论，我认为，石刻有三个方面尚存的疑点。

首先是秦代石刻之罕见。现已知秦代石刻，主要是秦始皇巡游天下时所立，包括峄山、泰山、琅琊台、芝罘、东观、碣石、会稽等7处。秦代石刻屈指可数，先秦时期的石刻也很罕见。根据考古资料，中国最早的古代石刻文字出现在商代，即殷墟石簋铭，但还只是器物上的题刻。秦国较早制作文字铭刻，但也只有秦公大墓石磬铭、石鼓文、诅楚文等少数石刻闻名于世。如果秦代有大量摩崖石刻存在，北宋时就会被金石学家收录，但事实恰恰相反。

其次是“昆仑石刻”的缺损。“昆仑石刻”右下角有明显缺损，且十分平整，似是同一时期脱落的。而我们从释文来看，第一行为“皇帝”两字，第二行为“使五”两字，“五”字可与第三行“大夫”构成固定词组，这说明石刻雕刻之时，“五”字下方已有缺损。第三行为“大夫臣翳”，释读者之所以补“翳”字，一是“臣”字之下，确实有残缺笔画；二是根据后文两次出现“翳”字推断，此处当是“翳”字，可见石刻雕刻之时，“臣”字下方是完好的。同样的时间段、同样的疆域内，石刻的风化程度应该差不多。如果此刻为真，按正常自然风化，不应该像现在这么平整。此可疑者二也。

最后是“昆仑石刻”的行文。“昆仑石刻”的文字，有学者提出，将“廿六”释为“卅七”，回应了之前学者对石刻年代的质疑，但似未注意到石刻行文的问题。从称谓上看，“昆仑石刻”短短三句话中，“翳”这个自称竟然出现了三次，与古代汉语中常省略主语的用法大相径庭。

（摘编自李豪《“昆仑石刻”的三个疑点》）

材料二：

近日，有关部门认定刻石为秦代刻石，定名为“尕日塘秦刻石”。文字刻凿壁面总长82厘米，最宽处33厘米。刻石全文共37字，文字风格属秦篆，保存较完整的文字信息为“皇帝/使五/大夫臣□/将方□/采樂□/険翳以/卅七年三月/己卯車到/此翳□/前□可/□百五十/里”。专家通过现场调查、科学分析，获取了刻石的科学研究数据，并调集石质文物研究与保护、秦汉考古、古籍文献和书法篆刻等领域专业人员集中科研攻关，形成考古调查报告。

为获取刻石的详细文字信息，采用了高精度信息增强技术。该项技术能够提取出清晰的文物本体的原始图像、纹饰以及文字信息。再通过对采集数据的分析、处理、应用，可将清晰度提高40%-90%。比如，刻石中“卅七”原释为“廿六”。经分析信息增强处理后的笔画，可见原释读为“廿”字的中间存在一竖，应释为“卅”；原释为“六”字左侧竖向笔画应为岩体剥落边界，而非刻字笔画，应释为“七”。

通过信息采集和提取，专家们获取了尕日塘秦刻石的正射影像图、高清数字线图、高清电子拓片和高清渲染图。在此基础上，他们逐一对刻石文字进行提取分析，并采用微距摄影技术，对刻痕微观特征进行了数据采集。根据文字提取结果，刻石文字具有显著的“因形布字”特点，文字风格统一，属典型秦篆。

专家们还调查了刻石所在地的地理地貌、地层岩性、气候环境等，并对刻石周边的文物遗存进行了田野调查。从尕日塘刻石的岩体结构、岩面平整程度，以及岩体附近地面与微气候环境等因素看，在该区域内，只有刻石所处的2号岩体具备人类避风停留进行刻凿，且有利于刻石长期留存的自然环境与气候条件，这点体现出古人在刻石选址方面的智慧。

刻石本体岩性为“中细粒长石石英砂岩”，属高磨蚀性岩石，有自然风化痕迹。刻石未检出钨、钴等金属元素，排除利用现代合金工具凿刻的可能。检测结果表明，刻字表面和刻石表面非刻字区均含有绿泥石、伊利石等风化次生矿物，证明刻字区域和非刻字区域均经历了漫长的风化作用，形成了成分和结构类似的风化层，据此可排除其为现代新刻的可能。

北大李零教授认为刻石的内容大致意思为：秦始皇派五大夫翳率方技等去昆仑采药，翳乘坐卅七年三月己卯日的车到这里，翳计算来程约250里。他认为刻石的最后一句“可/□百五十/里”尤为重要。他说，“可”字的用法是非常典型的秦汉古书里的用法，意思是“能够达到”。

（摘编自李韵《青海秦刻石“验明正身”》）

材料三：

东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车骑将军窦宪率军北伐匈奴，一直打到燕然山，大获全胜，随军的班固写了《燕然山铭》，刻石摩崖，以表窦氏之功、宣大汉之威。这段历史在《后汉书·窦宪传》中有详细记载。然而长期以来，该石刻的具体地点一直无人知晓。直到1990年，两位牧民在蒙古国中戈壁省杭爱山一支脉南麓避雨时发现一处汉字摩崖，其间有关专家也进行了研究，但一直未能成功释读。2017年7月下旬，蒙古国成吉思汗大学和内蒙古大学专家组成多学科专家联合考察队，对该摩崖进行实地考察。8月15日，考察队宣布该摩崖即班固所作《燕然山铭》。文字为典型汉隶，内容和《后汉书·窦宪传》基本相同，仅存在一些异文。至此，消失近两千年的燕然山铭原刻才为世所知。

（摘编自吴毅强《辨伪与述真——从“昆仑石刻”谈起》）

自6月以来，昆仑石刻的消息引发热议。①_______，有人则怀疑石刻是现代人伪造。近日，基于一系列科学检测和严谨论证，有关部门给出了有力的结论。其技术考证过程表现在：经高精度信息增强技术提取分析，从字体来看，②_______；经矿物和元素分析，排除了利用现代合金工具凿刻的可能；刻痕内部和刻石表面均含有风化次生矿物，经历了长期风化作用，排除了现代新刻的可能。可见，在这场争论中，③_______，为“尕日塘秦刻石”的真实性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支撑。

如果秦代有大量摩崖石刻存在，北宋时就会被金石学家收录，但事实恰恰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