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在旷野里（节选）   

柳青

人们自豪地叫作“八百里秦川”的渭河平原，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摇篮。但是在整个悠久的历史上，这里是不光有过升平盛世和文物创造，而且到两年以前的解放为止，简直是充满了征战、掠夺、压迫、剥削、痛苦和饥饿……各种矛盾的现象好像是跟随着空气普遍到每一个村庄，以至于在老革命根据地生活过十几年的干部初来的时候，不禁为这个全国著名的小麦和棉花的出产地那么富足又那么贫困、那么凶狠又那么可怜而大吃一惊。

新上任的县委书记朱明山在他房里砖铺的潮湿的脚地上踱来踱去，考虑着吃饭时大家谈论的一个严重问题——渭河两岸的产棉区普遍发现了棉蚜虫。对于农业科学还远没有摸到边的朱明山，光听说在棉花生长的一个季节里，单性生殖的棉蚜虫每一个就可以繁殖到六万万亿，他就敏感地意识到这种害虫向刚刚翻身的棉农生活和新生国家的工业生产侵犯的危险性，好像他过去在营里听到敌人运动的侦察报告一样。一清早，县委秘书就跑来向他报告，深夜有两个区打电话来要求暂停征粮工作，集中力量治虫。早饭时，青年团县工委副书记李瑛又说，昨天晚上从渭北回来的农业工作站的一个人正在连夜给县政府赶写报告，说那里的四个区情况已经严重到不是少数喷雾器可以解决问题的了。当地干部反馈：“连个群众会都召集不起来，群众都说‘咳！人还能把那虫给治了？’”

“昨天又有两个村抬万人伞祭虫王爷……”

“翻了棉花地种晚包谷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了……”

“群众老远看到工作队的同志，就把香纸往袖筒或襟子底下藏着，像小偷儿一样鬼鬼溜溜地躲走了。”

“群众对干部们最好的态度就是灰心丧气地应付一两句‘日头爷高了，盯一盯回去吧。你们能有啥办法哩嘛’……”

“写什么报告？”朱明山不满地想着，“要是在军队里发生了紧急情况就这么搞，报告转来转去转到指挥员手里，也许早给包围了。我自己到农业工作站去。”

吃过早饭，朱明山就和区委书记骑车子到渭阳区三乡蔡家庄去了，那里是区的重点，有一个植棉能手蔡治良。蔡治良发现肥皂和蒸馍用的石碱都可以杀虫。人的智慧的确是经过劳动逐渐提高的：他们居然根据工业产品“硫磺石灰合剂”这个概念，创造了许多新的“合剂”——烟叶半斤、辣子半斤，加水四十斤熬好滤过；煤油六两、肥皂六两，加水八十斤溶化调匀；煤油四两、石碱四两，加水八十斤溶化调匀……这些“合剂”比单独一样东西杀虫的威力大得多。大家商讨后得出的结论是：科学最有力量的宣传是实验。

“所有这些新办法，都要在这几天里试验。”朱明山向其他干部嘱咐，“以后再提出来的法，也要试验。试验成功就请大家参观。”

李瑛报告：“药械已经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就出动。”

经过两三天在烈日底下的鏖战，渭北四个区的治虫工作就出现了新气象。

在大批干部下乡的第四天，从渭河北岸来到渭阳镇街上的人就带来了乡村里弥漫起来的新气象，好像土地改革的浪潮一样，变成人们谈论的话题。人们说有许多村子白天已经看不见几个人了，很多大门锁了，大门外面摆着盛药剂的水缸，有的甚至把水缸搬到棉花地边上。遍地都是男人、女人、老汉和小孩，端着盆子、瓢、大碗，用扫帚蘸着各种土制药剂刷着被棉蚜虫爬满的棉苗。人在随便哪条路上走，都看见路两旁一排一排戴草帽和笼头巾的人，青壮年二垄，老年人两垄，娃们一垄，互相帮助着往前刷……

朱明山在街上遛了个弯，带着满意的笑容这里听听，那里听听。回想起头一天到这街上人们一见他就躲避的情景，一种成功的喜悦使他浑身都感到轻快。

他到合作社去。买煤油、石碱和肥皂的人很多，他挤到台阶上去，见柜台上摆了许多竹篮子和瓶子。合作社的工作人员应接不暇，其盘珠子的声音、锤子敲石碱的声音和玻璃瓶子磕碰的声音在柜台后面混杂成一片。

“你们应该一个乡或一个村组织起来买，”朱明山望着柜台外面挤得满头大汗的农民们说，“你们那里的工作组没有帮助你们组织吗？”

“嘿！谁倒给你说没组织？一家一家来买，能把这房子挤塌。”一个眼睛一大一小的中年农民斜斜他的大眼睛，瞟了瞟看来很清闲的朱明山，把他当作一个说漂亮话的人碰了一句，然后把他的竹篮子又往前边推一推。

朱明山并不显得难堪，笑了笑走开了。

有月亮的夏天晚上，在渭河平原上的旷野里是这样令人迷恋，以至于可以使你暂时忘记内心的负担和失掉疲倦的感觉，而像一个娇儿一样接受祖国土地上自然母亲的爱抚。风把炊烟味和牛粪味带到路上来。农村气息时刻跟随着你，使你感觉到处处是在许多村庄的中间。要不然，路两旁的树丛挡住你的视线，笔直的白杨树顶着布满繁星的蓝天，野兔就在你面前从路这边的草丛跑到路那边的草丛里。

朱明山和县委副书记赵振国骑上自行车，在旷野上月牙照耀下的公路上飞奔，他们又要往渭河南岸去了。

（节选自柳青《在旷野里》，1953年，有删改）

10 .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下面小题。

1962年冬天，正是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

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是一幅多么严重的灾荒的景象呵！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困难，重重的困难，像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在这位新到任的县委书记的双肩。但是，焦裕禄是带着《毛泽东选集》来的，是怀着改变兰考灾区面貌的坚定信念来的。

第二天，他就到灾情最重的公社和大队去了解情况，观察灾情去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下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况摸透，亲自去掂一掂兰考的“三害”究竟有多大分量。

那时候，焦裕禄正患着慢性的肝病，许多同志担心他在大风大雨中奔波，会加剧病情的发展，劝他不要参加，但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同志们的劝告，他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几个月的辛苦奔波，换来了一整套又具体又详细的资料。

1963年秋季，兰考县一连下了13天雨，雨量达250毫米。大片大片的庄稼汪在洼窝里，渍死了。全县有11万亩秋粮绝收，22万亩受灾。焦裕禄组织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文章，鼓舞大家的革命干劲，和县委的同志们全力投入了紧急的生产救灾。

那时候，他的肝痛常常发作，有时疼得厉害，他就用一支钢笔硬顶着肝部。

焦裕禄，出生在山东淄博一个贫农家里，他的父亲在解放前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逼迫上吊自杀了。他从小逃过荒，给地主放过牛，扛过活，还被日本鬼子抓到东北挖过煤。自从参加革命一直到当县委书记以后，他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

1964年春天，正当党领导着兰考人民同涝、沙、碱斗争胜利前进的时候，焦裕禄的肝病也越来越重了。很多人都发现，无论开会、作报告，他经常把右脚踩在椅子上，用右膝顶住肝部。他棉袄上的第二和第三个扣子是不扣的，左手经常揣在怀里。

人们留心观察，原来他越来越多地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或者用一根硬东西顶在右边的椅靠上。日子久了，他办公坐的藤椅上，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他对自己的病，是从来不在意的。

县委的同志们劝他疗养，他笑着说：“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你压住他，他就不欺侮你了。”他真是全心全意投到改变兰考面貌的斗争中去了。

焦裕禄到地委开会，地委负责同志劝他住院治疗，他说：“春天要安排一年的工作，离不开！”

地委给他请来一位有名的中医诊断病情，开了药方，因为药费很贵，他不肯买。他说：“灾区群众生活很困难，花这么多钱买药，我能吃得下吗？”县委的同志背着他去买来三剂，强迫他服下了，但他执意不再服第四剂。

那天，县委办公室的干部张思义和他一同骑自行车到三义寨公社去。走到半路，焦裕禄的肝痛发作，疼得蹬不动车，两个人只好推着自行车慢慢走。刚到公社，大家看他气色不好，就猜出是他又发病了。

公社的同志说：“休息一下吧。”他说：“谈你们的情况吧，我不是来休息的。”公社的同志一边汇报情况，一边看着焦裕禄强按着肝区在作笔记。显然，他的肝痛得使手指发抖，钢笔几次从手指间掉了下来。汇报的同志看到这情形，忍住泪，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而他，看来还是神情自若的样子，说：“说，往下说吧。”

1964年的3月，兰考人民的除“三害”斗争达到了高潮，焦裕禄的肝病也到了严重关头。躺在病床上，他的心潮汹涌澎湃，奔向那正在被改造着的大地。他满腔激情地坐到桌前，想动手写一篇文章，题目是：《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但是，文章只开了个头，病魔就逼他放下了手中的笔，县委决定送他到医院治病去了。

临行那一天，由于肝痛得厉害，他是弯着腰走向车站的。他是多么舍不得离开兰考啊！一年多来，全县一百四十九个大队，他已经跑遍了一百二十多个。他把整个身心，都交给了兰考的群众，兰考的斗争。正像一位指挥员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离开炮火纷飞的前沿阵地一样，他从心底感到痛苦、内疚和不安。他不时深情地回顾着兰考城内的一切，他多么希望能很快地治好肝病，带着旺盛的精力回来和群众一块战斗啊！他几次向送行的同志们说，不久他就会回来的。在火车开动前的几分钟，他还郑重地布置了最后一项工作，要县委的同志好好准备材料，等他回来时，向他详细汇报抗灾斗争的战果。

那是个多么令人悲恸的日子呵！医生们开出了最后的诊断书，上面写道：“肝癌后期，皮下扩散。”医生怀着沉重的心情，低声说：“焦裕禄同志最多还有二十天时间。”

“医生，我求求你，我恳求你，请你把他治好，俺兰考是个灾区，俺全县人离不开他，离不开他呀！”在场的人都含着泪。

焦裕禄病危的消息传到兰考后，县上不少同志去郑州看望他。县上有人来看他，他总是不谈自己的病。先问县里的工作情况，他问张庄的沙丘封住了没有？问赵垛楼的庄稼淹了没有？问秦寨盐碱地上的麦子长得怎样？问老韩陵地里的泡桐树栽了多少？……

五月初，焦裕禄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县委的一位副书记匆匆赶到郑州探望他。当焦裕禄用干瘦的手握着他的手，两只失神的眼睛深情地望着他时，这位副书记的泪珠禁不住一颗颗滚了下来。

焦裕禄问道：“听说豫东下了大雨，雨多大？淹了没有？”

“是，没有淹！排涝工程起作用了。”副书记一面回答，一面强忍着悲痛给他讲了一些兰考人民抗灾斗争胜利的情况，安慰他安心养病。

副书记再也无法忍住自己的悲痛，他望着焦裕禄，鼻子一酸，几乎哭出声来。他带着泪匆匆地告别了自己的战友……

谁也没有料到，这就是焦裕禄同兰考县人民，同兰考县党组织的最后一别。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焦裕禄同志不幸逝世了。那一年，他才四十二岁。

（节选自《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有删改）

【背景资料】1965年12月穆青和新华社记者冯健来到中原，得知焦裕禄的事迹，在采访中被现场看到的、听到的故事深深震撼，先后七易其稿，确认真实准确，写下这篇通讯。1966年2月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新华社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焦裕禄这个名字传遍了全国各地，震撼了千千万万颗心灵。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新华网北京3月17日电       据新华社“新华视点”微博报道，春暖花开时节，中原大地充满生机。习近平17日来到他在第二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的联系点——河南兰考县。兰考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工作过的地方。一下车，他就直接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2009 年4月，习近平曾来兰考参观焦裕禄事迹展，并种下一棵泡桐。

参观过程中，总书记认真听取讲解。在焦裕禄半身铜像、“十条工作方法”电子屏、“干部十不准”图示、办公桌和旧藤椅等展品前，他仔细察看。遇到前来参观学习的河南省中牟县的党员、干部，总书记说：“我们来是同一个目的，我也是来学习的。”

总书记说，虽然焦裕禄离开我们50年了，但焦裕禄精神是永恒的。焦裕禄精神和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一样，体现了共产党人精神和党的宗旨，要大力弘扬。只要我们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要我们还是共产党，这种精神就要传递下去。党中央号召全党继续学习焦裕禄精神。

材料二：

为与风沙、盐碱、内涝“三害”抗争，1963年，焦裕禄亲手栽下一棵泡桐，这棵树被兰考人民亲切地称为“焦桐”。如今的“焦桐”挺拔伟岸，亭亭如盖。兰考人民沿着当年焦书记开辟的道路，种下一株株泡桐。如今，已广栽在兰考大地上，被制作成一件件美妙的乐器、一件件精美的家具，成为兰考人民重要的致富奔小康的产业。他用生命凝聚的精神，鼓舞我们艰苦奋斗、执政为民，激励我们求实务真、开拓进取，成为了亿万人们心中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这是兰考最高的一棵泡桐树，它长在兰考1116平方公里的大地上，生长了近60年！它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亲手栽下的一棵树，人们亲切地称其为“焦桐”。“焦桐”，仿佛一座精神丰碑，矗立在兰考，矗立在神州大地，矗立在亿万中国人心中。

60年前（1962年）的12月6日，是焦裕禄同志到兰考上任报到的日子。“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是一幅多么严重的灾荒的景象啊！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此时，“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10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

东坝头镇张庄村是当年兰考最大的风口，也是焦裕禄治沙的试验点。该村党支部书记申学风感慨，当时最高的沙丘有9.9米。正是在这里，焦裕禄找准了治理“三害”的良策。今年82岁、曾陪同焦裕禄查看风口和沙丘的张庄村原会计卞九灵说：“焦书记就靠着一辆自行车和一双铁脚板，对兰考所有的风口、沙丘和河渠逐个丈量、编号、绘图，吃透了‘三害’演变的特点和趋势。”

“沙区没有林，有地不养人；造林防沙，百年大计；育草封沙，当年见效；翻淤压沙，立竿见影。”焦裕禄将这套治沙的办法叫作“贴膏药”“扎针”。用淤泥黏土封住沙是“贴膏药”，再种上树是“扎针”，形成在平原沙区“农桐间作”的治理模式，闯出了工程治理和生态治理融合的新路子，彻底改变了兰考的生态环境和地貌景观。①“栽上树，岂不是成了一片好绿林，把一片白变成一片青”，魏善民仍记得焦裕禄当年说的话。

在兰考焦裕禄干部学院对面，“焦桐”巍然屹立，被一棵棵新种的泡桐簇拥。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一代又一代泡桐生生不息，在兰考大地茁壮成长。一棵一棵种，一代一代传，泡桐树种上了，沙丘固住了，30多万亩风沙盐碱地被全部改造成良田。兰考县林业局原局长李仙海说：“到1984年，兰考农桐间作达20万亩，被评为中国泡桐之乡、全国绿化模范县。”如今，行车在兰考沿线公路及黄河大堤兰考段，那一望无际的农田、大片大片纵横成网的泡桐林，让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当年不见树木而举目黄沙茫茫的荒凉景象。

卞九灵说：“拍摄影片《焦裕禄》时，在兰考已难觅沙丘，外景地只好选在了千里之外的陕北榆林。”东坝头镇建筑队队长王庆“叫苦”：“过去兰考沙多成灾，现在沙子难觅。盖房子，得去几百里外买沙子。”兰考县曾经申报一个国际援助防风治沙项目，评审专家在兰考考察几天，连风沙影子都没看到，项目自然泡了汤。

“看到泡桐树，想起焦裕禄。”没想到，焦裕禄带领群众种下的泡桐树，竟然成为兰考人民脱贫致富的“绿色银行”。如今的兰考，农桐间作46万亩；活立木蓄积量116万立方米，是我国重要的桐木生产基地之一，逐步形成以桐木民族乐器、桐木家具、桐木板材等为主的泡桐经济产业链，年产值100多亿元，带动就业4万多人。现代家居制造及木业加工产业已成为兰考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年产值突破320亿元，有500多家企业，带动就业8万人。

“风沙小了，生态好了，粮食也是连年丰收。”兰考盐碱地上成长起来的著名育种科学家沈天民说，“1962年，兰考的风沙盐碱地上小麦亩产仅12公斤，如今已超过730公斤。曾被‘三害’‘逃荒’标注了几十年的兰考，今天已成为全国最大的高产小麦育种基地。”李明俊说：“目前，兰考森林覆盖率和环境达标率均居全省前列，GDP增速连续多年位居省直管县第一，很好地诠释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绿色GDP’战略部署，也是焦裕禄精神在兰考大地上的生动实践。”

如今的“焦桐”，环抱4.33米，高24.6米，华盖如云，傲然挺立。谁能想到，当年的它却是一棵差点被遗弃的小树苗。“那一天在风沙最大的胡集大队种树，当天种了50亩泡桐生态林。活干完了，路边还剩下一棵小泡桐苗。一般的泡桐苗有3米，但这棵泡桐苗不到2米，短了一大截。”魏善民说，“焦书记看到后，把小泡桐苗捡了起来，创个坑种上了。②他说这棵泡桐苗个子矮，但是根好。如果长起来了，比其他树长得还快，扔了可惜。”几十年过去了，这棵小泡桐苗已成为一棵长在兰考人民心中之树！

魏善民表示：“父亲魏宪堂在义务守护‘焦桐’8年后，于1971年把守护‘焦桐’的责任交给了我。只要身体允许，我就把这棵树看护下去。以后我年纪大了，来不了了，就让孩子过来守护……”魏善民守护的不仅仅是一棵精神之树，更是一棵所有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为人民的初心之树。

从2009年至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五年内三次来到兰考指导工作，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焦裕禄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

（摘编自屈艳枝、卢浩然《兰考那棵树》）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1962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困难，重重的困难，像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在这位新到任的县委书记的双肩。但是，焦裕禄是带着《毛泽东选集》来的，他想，要想战胜灾害，必须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详尽地掌握灾害的底细，了解灾害的来龙去脉，然后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部署。

焦裕禄从困难中看到希望。在他的倡议和领导下，一个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被制订出来。他带领干部调查研究，生产救灾，与兰考人民同甘共苦，开展“三害”斗争。兰考面貌在不断改变，然而他的肝癌病情却加重了。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不幸逝世。他倡导制订的改造兰考的蓝图，经过三年艰苦努力，已经变成了现实。1965年，兰考县粮食初步自给。

焦裕禄同志，你没有辜负党的希望，你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你的任务，兰考人民将永远忘不了你！你不愧为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起来的好党员，不愧为党的好干部，不愧为人民的好儿子！你是千千万万在严重自然灾害面前，巍然屹立的共产党员和贫下中农革命英雄的代表。你没有死，你将永远活在千万人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