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思想的作用是惊人的。在17、18世纪，科学思想的飞跃式发展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火车等相继出现，带动了社会体系的__________。西方步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19世纪，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等科学规律陆续被发现，新发明__________，人类进入了“电气时代”，这一时期技术突飞猛进，（       ），美国、德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成为新兴的超级大国。20世纪四五十年代左右，人类进入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这次工业革命的重大推动力量源自相对论、量子力学等重大科学理论的推动。科学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当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对人类文明的影响也愈加深远。

然而，在科学理论的系统研究方面，我国古代并不占先机。（       ）。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发明并不涉及“科学思想”层面。科学思想不彰无疑是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重要因素。如今，我国在以高铁、高速公路、大型桥梁、通信设备为标志的基础设施领域迅猛发展，技术水平在全世界上已__________。但是如果没有科学思想的深入研究和支撑，这一切很可能只是__________。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在科技复兴的道路上我们仍任重道远。

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最先把“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一个概念，并做了解释。他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社会经济形态演变的几个时代”，其中的“亚细亚的”指的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经济发展类型，它与西方社会中的“古代的”“封建的”是并存的经济发展类型。但与此不同的是，1938年，斯大林明确提出：“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这种观点成为关于这个问题的官方权威话语。在这种划分中，马克思说的“亚细亚的”被去掉了，东方与西方完全被合为一谈。

中国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证承接于苏联。由于相关著作整理翻译的不足，人们无法全面了解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的”的看法，许多人都相信“五阶段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所以就一定要在“五阶段”的概念序列中来解释“亚细亚的”的性质及东方社会。在一些人的意识里，中国若没有经过西方式的前四个阶段而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就有“缺陷”，就不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因此，1920年代后期之后的半个世纪，中国理论界关于“东方社会”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主流理解，基本上是在苏联人的思路的延长线上进行的。例如，郭沫若在1936年说，亚细亚生产方式指的是“奴隶制以前的一个阶段的命名”。他把“亚细亚的”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初形态，并把它放在了人类社会单线发展的链条上。胡秋原则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指的就是东方封建社会。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与“五阶段论”的头三段加以对位的思路与观点，长期以来都是学界的主流。其中的争论，大多围绕“亚细亚的”到底属于哪个阶段而展开，本质上都没有跳出“五阶段论”的固定思路。

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马克思译著的面世以及改革开放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相关讨论基本摆脱了此前的束缚。阅读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并结合史实便可发现，马克思的“亚细亚的”社会，不符合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的严格定义：它存在阶级划分，因而不原始；奴隶数量少且不主要从事生产，因而非奴隶制；它在政治上是相互分散、割据的，而非东方式的大一统的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因而不封建。我们终于得以澄清一个观念：“亚细亚的”是马克思针对资产阶级社会之前的东方国家专门提出的一个与西方社会发展诸类型并列共存的概念。“亚细亚的”或“亚细亚生产方式”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形态，就含有对社会性质、类型的判断，不必也不能再用“原始社会”等概念对位解释。

我国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探讨，不仅是政治经济学思想史的一部分，也是我国“理论东方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受时代局限，以往的论争者自觉“东方学”的理论不足，未能从东方学、东方社会理论的层面理解马克思的论述。“东方学”的特点，是将世界分为“东方—西方”二元，从而认识到东方与西方的差异、对照性。否则，就只能把“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无差别的、抽象的“人类社会”共同演进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现在，我们从“理论东方学”及“东方学”学术理论史的层面检视这段历史，将有助于启发我国今后如何调整研究思路，从人类社会“共通规律”论转向马克思“亚细亚的”特色论，去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存在的“亚细亚的”、东方的特性，并以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为中心，实事求是地寻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依据。

（摘编自王向远《中国“理论东方学”与“亚细亚生产方式”七十年定位定性之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一对亲密无间的朋友、战友和同志。在他们长达40年的漫长革命岁月中，始终如一地在工作上互相支持，生活上互相关心，结成了兄弟般的感情和同志式的友谊。这种兄弟般的情感和同志式的友谊，（     ）珍视友谊，热爱共同的事业是他俩弥合矛盾的根本密码。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结成深厚友谊的同志和战友，在共同的事业中，两人从________的文献资料中寻找社会发展的规律，在一次一次问题争辩中________，找到解决问题症结的办法；在处理因不幸遭遇的影响而导致感情裂痕上________，理智地陈述原委，检讨错误和过失，及时弥合矛盾。长相知，不相疑，肝胆相照，________，风雨同行。视友谊为生命，以事业为根基，经受住了漫长而复杂的革命斗争的血与火的考验，建立了具有坚实的阶级基础和共同理想、伟大事业的友谊。

这座楼（马克思故居）里保存最多的资料是马克思的各种手稿和著作的版本。

（          ）。《资本论》是一本最彻底地教人认识社会的巨著，全书160万字，马克思为它耗费了40年的心血，为了写作，前后研究书籍达1500种。在这之前谁也没有像他这样讲清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墓前说，马克思一生有两大发现：一是发现物质生产是精神活动的基础；二是发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规律。不只是这本书教人认清剥削，消灭剥削；还教人认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经济，组织经济。甚至它的光焰逼得资本家也不得不学《资本论》，不得不承认劳资对立，设法缓和矛盾。

《资本论》是一个海，人类社会的全部知识，经过了在历史河床上的长途奔流，又经过了在各种学科山林间的吸收过滤，最后都汇到了马克思的脑海里来，汇到了这本大书里来。

2019年6月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广电正式颁发5G牌照，批准四家企业经营“第五代数字蜂窝移动通信业务”，我国正式进入5G商用元年。华为官方微博发文表示，华为公司自2009年起着手5G研究，已实现全系列业界领先自研芯片的规模商用，包括全球首款5G基站芯片组天罡、5G终端基带芯片巴龙以及终端处理器芯片麒麟980，华为公司将凭借全面领先5G能力，全力支持中国5G建设。

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

对您的问题回答如下：

（1）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因此，这里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这种技术，照我们的观点看来，也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关系和奴役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等等。此外，在经济关系中还包括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才继续保存着），当然还包括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

如果像您所说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那么，科学则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整个流体静力学（托里拆利等）是由于16世纪和17世纪意大利治理山区河流的需要而产生的。关于电，只是在发现它在技术上的实用价值以后，我们才知道了一些理性的东西。可惜在德国，人们撰写科学史时习惯于把科学看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我们把经济条件看作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发展的东西。而种族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因素。不过这里有两点不应当忽视：

（a）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这并不是说，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而是说，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例如，国家就是通过保护关税，自由贸易、好的或者坏的财政制度发生作用的，甚至德国庸人的那种从1648—1830年德国经济的可怜状况中产生的致命的疲惫和软弱（最初表现为虔诚主义，而后表现为多愁善感和对诸侯贵族的奴颜婢膝），也不是没有对经济起过作用。这曾是重新振兴的最大障碍之一，而这一障碍只是由于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把慢性的穷困变成了急性的穷困才动摇了。所以，并不像人们有时不加思考地想象的那样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而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既定的、制约着他们的环境中,是在现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在这些现实关系中，经济关系不管受到其他关系――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多大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

（b）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既定社会内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的，正因为如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通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这里我们就来谈谈所谓伟大人物问题。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去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不论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人做了被本身的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没有拿破仑这个人，他的角色就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这一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凯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么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编纂学家则表明，人们已经在这方面作过努力，而摩尔根对于同一观点的发现表明，发现这一观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必定被发现。

历史上所有其他的偶然现象和表面的偶然现象都是如此。我们所研究的领域越是远离经济，越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就越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现象，它的曲线就越是曲折。如果您画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是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越是同后者平行而进。

在德国，达到正确理解的最大障碍，就是著作界对于经济史的不负责任的忽视。不仅很难抛掉学校里濯输的那些历史观，而且更难搜集为此所必需的材料。例如，老古·冯·居利希在自己的枯燥的材料汇集中的确收集了能够说明无数政治事实的大量材料，可是他的著作又有谁读过呢！

此外，我认为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一书中所作出的光辉范例，能对您的问题给予颇为圆满的回答，正是因为那是一个实际的例子。我还认为，大多数问题都已经在《反杜林论》第一编第九至十一章、第二编第二至四章和第三编第一章或导言里，后来又在《费尔巴哈》最后一章里谈到了。

请您不要过分推敲上面所说的每一句话，而要把握总的联系；

可惜我没有时间能像给报刊写文章那样字斟句酌地向您阐述这一切。

请代我……先生问好并代我感谢送来……，它使我十分高兴。

致以崇高的敬意。

您的弗·恩格斯

材料一

20世纪中国散文，其基本面貌与唐宋古文、晚明小品、桐城文章大不一样，最明显的特征莫过于使用“白话”而不是“文言”。借“文白之争”来理解这个世纪文章风格的嬗变，无疑是最直接也最简便的路径。从晚清到“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大大拓展了散文驰骋的天地。可“白话”的成功，不等于“美文”的胜利，这中间虽不无联系，却仍关山重重。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提倡“白话”反对“文言”发难，照理说得益最大的该是诗文；可革命的直接效果，却是“诗”的脱胎换骨，以及“文”的撤离中心。从梁启超提倡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到胡适、鲁迅以小说为学术课题，都是借助西方文学观念来改变中国原有的文类等级。伴随着小说的迅速崛起，散文明显失去昔日的辉煌。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散文的退居边缘，不一定是坏事，起码可以使得作家卸下替圣贤立言的面具，由“载道”转为“言志”。这其实与传统中国不同文类功能的界定有关——处于中心位置的“文章”，属于“经国之大业”，因而无权过分关注一已之悲欢。退居边缘，作家不必“搭足空架子”写“讲义体的文字”，小品文自然也就应运而生。架子的倒塌与戒律的瓦解，使得原本正襟危坐、目不斜视的“文章”，一转而变得最自由、最活跃，因而也最为充满生机。

脱离象征权力和责任的“中心”，走向寂寞淡泊的“边缘”，20世纪中国散文不但没有消沉，反更因其重个性、讲韵味、洒脱自然而突破明清之文的窠臼。可以说，现代中国散文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较好地完成了蜕变和转型，并重新获得了无限生机。

（取材于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有删改）

材料二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与小说、诗歌的大红大紫、亢奋热闹相比，散文创作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沉稳平静，甚至可以说是较为冷落萧条的。而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的散文创作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它善于在默默无闻中积蓄力量，在沉稳平静中奋起前进。

首先，是从“小美”到“大品”。“五四”时期那些著名的散文，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背影》，周作人的《乌篷船》，以及冰心、徐志摩、钟敬文等人的散文，基本上都是正宗的“美文”或“小品文”。20世纪60年代前后杨朔、刘白羽、秦牧等人的散文沿袭的也是“美文”的路子。但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这种“以小为美”，以抒情叙事、议论和文采取胜的格局逐渐被“大品”的散文取代。这里所谓的“大品”，指的是这一类散文不仅篇幅长，结构大，而且作者思考的都是各种关于生命、文化、民族等方面的大命题，且自始至终透出一种理性思辨的精神。自“五四”以来我国散文中的理性精神一直相对比较薄弱，而在九十年代，史铁生、韩少功、张承志、张炜、余秋雨等人的一些散文，却把这种理性精神的立足点上升到20世纪现代人文的哲学高度。

其次，是艺术思维的多元化和文体的解放。一方面是叙述方式的变化。在传统的散文中，一般采用第一人称的“我”展开叙述，而且这个建立在“真实”基础上的“我”具有不容动摇的牢固地位。而现在不少散文中的“我”竟消失了；或者在一篇散文中，在“我”之外又有其他叙述视角，如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祝勇的《永和九年的那场醉》等作品，就有这样的叙述特点。另一方面则是散文结构的开放性。九十年代以来的散文已经彻底告别了传统的“三段式”结构套路，而呈现出形态各异的结构状态，如周晓枫的《黑童话》、赵玖的《从这里到永恒》等散文，采用的都是以“情绪”“意象”为线索的结构方式。

总而言之，改革开放特别是九十年代之后，散文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而散文的这种变化，是时代生活的变化使然，也是散文家们不断更新散文观念的结果。

（取材于陈剑晖《四十年散文：走向阔大和遥远》，有删改）

材料三

改革开放后，台港澳文学在大陆的传播与接受逐渐形成一股热潮，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台湾当代散文既是对中国传统散文的继承，又是对“五四”新文化现代散文的延伸。它在中国当代散文领域的创新和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文化乡愁是台湾文学的一大母题。老一代作家如梁实秋、琦君、王鼎钧、余光中等人，缅怀故乡故土，营造精神家园，对台湾乡土散文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飘萍游牧的都市生活和异乡羁旅，催生了一批作家敏感心灵的寻根意识。文化乡愁作为台湾散文民族情感的核心内容，几经变迁和发展，折射出台湾作家从怀乡思亲到终于重回故土，乡情得以慰藉的心灵历程。

此外，从自我感悟出发，通过对人生和自然的观察思索，表达深刻、隽永的情思，这种饱含诗情和哲理的散文，是台湾当代散文创作的主体。不少散文名家的作品多是充满了对现实人生的悉心体察和卓越见地。而这方面比较有特色的是林清玄。他在艺术追求上熔铸了更为丰厚的东方美学，正由于他这种独特的审美观念，使灵与肉、历史与现实、瞬间与永恒，在其作品中得到清晰、有机的辩证统一。

杂文也是台湾当代散文中很活跃的类型。这种集议论、说理、思辨为一体的随笔、小品散文，非常令人瞩目。作家们承续并进一步发挥了鲁迅杂文的特色，针砭社会弊端，揭示人生百态，平和中带有辛辣，令人思味。

海峡两岸的文学是中华民族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了发扬光大包括散文在内的民族文化传统，两岸文学的交流与传播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取材于许剑铭《台湾当代散文透视》，有删改）

材料一：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代表了一种不偏不倚又包容大度的处世智慧，和而不同既是一种世界现，也是一种治国理政、为人处世的价值现，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基因，进入新时代，“和而不同是一切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强调“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指出“要秉持和而不同理念”，赋予和而不同崭新的时代意蕴。当今世界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和多种宗教，孕育出各具特色、异彩纷呈的文明。不同文明具有各自独特的文化和历史，不同民族有着自己的思维方式和发展道路，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一切文明均有其价值，都应该被尊重。放下文明优越论，以包容和平等的心态看待一切文明，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只有承认文明的平等性、多样性，才能进行有效的交流互鉴；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互鉴，对话，才能让人类文明更为丰富多彩、充满活力，文明的差异并不一定会带来冲突，相反，不同文明相互借鉴、相互交流恰恰是世界文明活力的源泉，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各国各民族各种文明只有加强交流合作、深化互学互鉴，不断发掘、利用人类已经积累和正在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共同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有效应对挑战与难题，开创世界和平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的美好未来。

（摘编自董卫国《彰显和而不同的时代意蕴》）

材料二：

“文明冲突论”把世界划分为八个文明版块，预测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冲突将在这些文明之间进行，各文明交界的“断层线”地区尤其可能爆发剧烈的冲实，世界将呈现文明间集团对抗的情况。

作为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当然知道国际冲突都与利益有关，他提出“文明冲突论”的目的是要找到利益冲突背后的原因，强调“价值、文化和体制深刻地影响国家如何界定它们的利益……具有类似文化和体制的国家会看到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用文化差异解释国际冲突的做法或许不无道理，但也并不新鲜，“文明冲突论”的特点是将文化差异的作用推到极致，强调不仅文明差异将成为国际冲突的深层原因，而且文明版块内部将形成国家集团并与其他文明对抗。

由于“文明冲突论”的基础是文明差异性，因此亨廷顿坚决否认文明共同性的存在及其意义，应该说，亨廷顿否定西方价值普世主义并没有错，但是，由于他完全从冲突论的视角来看世界，所以看不到日益强化的以和平与发展为核心的人类共同价值追求，进而忽略了作为国际关系常态和主流的国际合作，任何国际关系理论，只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才是积极的和建设性的，否则就是消权的和破坏性的，“文明冲突论”就是这样一种错误的理论。

（摘编自田德文《“文明冲突论”错在哪里》）

材料三：

文明是冲突的，还是能够和谐共存、交融互鉴？

在国际形势复杂演变的今天，在封闭和开放、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交织的时刻，这一问题再次成为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爱琴海岸，此次中希两个文明古国携手对话，意义深远。

“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生机勃勃，又要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半年前，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习近平主席这样给出了答案，帕夫洛普洛斯总统对此深为赞赏。在11月11日的会谈中，帕夫洛普洛斯总统再次强调：“一个国家用‘文明冲突论’来制定国家政策将是十分荒谬和非常有害的，无论是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还是当今中国日益开放、进步、发展的事实，中国都有力地回击了‘文明冲突论’和‘国强必霸论’。”

此前，外界已关注到中希关系中的“不寻常”——希腊在欧盟国家中较早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文件，希腊总理两次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今年4月，来华出席第二届论坛的希腊时任总理齐普拉斯说，共建“一带一路”是个伟大的倡议，既包含中国古代哲学的智慧，又充满对世界前途的思考，希腊作为和中国一样的文明古国，能够从历史长河的角度理解“一带一路”，从一开始就积极支持并参与。

照亮历史的文明对话，也在一次次照鉴未来。作为东西方古老文明的发源地和传承者、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肩负运用文明智慧、解决当下世界难题、应对全球挑战，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在文明上的相知、相亲和相互尊重使中希超越了政治制度、国家规模以及社会传统的差异，成为不同国家之间和平相处、合作共赢的典范，正在为当今世界持续提供着智慧和启示。

（摘编自《人民周刊》（2019年第22期））

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因此，这里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这种技术，照我们的观点看来，也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关系和奴役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等等。此外，在经济关系中还包括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才继续保存着），当然还包括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

我们把经济条件看作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发展的东西。而种族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因素。不过这里有两点不应当忽视：

（a）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这并不是说，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而是说，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例如，国家就是通过保护关税、自由贸易、好的或者坏的财政制度发生作用的，甚至德国庸人的那种从1648—1830年德国经济的可怜状况中产生的致命的疲惫和软弱（最初表现为虔诚主义，而后表现为多愁善感和对诸侯贵族的奴颜婢膝），也不是没有对经济起过作用。这曾是重新振兴的最大障碍之一，而这一障碍只是由于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把慢性的穷困变成了急性的穷困才动摇了。所以，并不像人们有时不加思考地想象的那样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而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既定的、制约着他们的环境中，是在现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在这些现实关系中，经济关系不管受到其他关系——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多大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

（b）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既定社会内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的，正因为如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通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这里我们就来谈谈所谓伟大人物问题。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去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不论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人做了被本身的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没有拿破仑这个人，他的角色就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这一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凯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

对您的问题回答如下：

（1）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因此，这里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这种技术，照我们的观点看来，也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关系和奴役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等等。此外，在经济关系中还包括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才继续保存着)，当然还包括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

如果像您所说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那么，科学则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整个流体静力学(托里拆利等)是由于16世纪和17世纪意大利治理山区河流的需要而产生的。关于电，只是在发现它在技术上的实用价值以后，我们才知道了一些理性的东西。可惜在德国，人们撰写科学史时习惯于把科学看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我们把经济条件看作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发展的东西。而种族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因素。不过这里有两点不应当忽视：

(a)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这并不是说，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而是说，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例如，国家就是通过保护关税、自由贸易、好的或者坏的财政制度发生作用的，甚至德国庸人的那种从1648一1830年德国经济的可怜状况中产生的致命的疲惫和软弱(最初表现为虔诚主义，而后表现为多愁善感和对诸侯贵族的奴颜婢膝)，也不是没有对经济起过作用。这曾是重新振兴的最大障碍之一，而这一障碍只是由于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把慢性的穷困变成了急性的穷困才动摇了。所以，并不像人们有时不加思考地想象的那样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而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既定的、制约着他们的环境中,是在现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在这些现实关系中，经济关系不管受到其他关系――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 多大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

(b)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既定社会内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的，正因为如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通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这里我们就来谈谈所谓伟大人物问题。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去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不论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人做了被本身的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没有拿破仑这个人，他的角色就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这一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凯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么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编纂学家则表明，人们已经在这方面作过努力，而摩尔根对于同一观点的发现表明，发现这一观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必定被发现。

历史上所有其他的偶然现象和表面的偶然现象都是如此。我们所研究的领域越是远离经济，越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就越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现象，它的曲线就越是曲折。如果您画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是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越是同后者平行而进。

在德国，达到正确理解的最大障碍，就是著作界对于经济史的不负责任的忽视。不仅很难抛掉学校里灌输的那些历史观，而且更难搜集为此所必需的材料。例如，老古·冯·居利希在自己的枯燥的材料汇集中的确收集了能够说明无数政治事实的大量材料，可是他的著作又有谁读过呢!

此外，我认为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一书中所作出的光辉范例，能对您的问题给予颇为圆满的回答，正是因为那是一个实际的例子。我还认为，大多数问题都已经在《反杜林论》第一编第九至十一章、第二编第二至四章和第三编第一章或导言里， 后来又在《费尔巴哈》最后一章里谈到了。

请您不要过分推敲上面所说的每一句话，而要把握总的联系；可惜我没有时间能像给报刊写文章那样字斟句酌地向您阐述这一切。

请代我……先生问好并代我感谢送来……它使我十分高兴。

致以崇高的敬意。

您的弗·恩格斯

（摘编自恩格斯《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