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说起来诗也是不平等的，说诗不平等不是指诗有优劣之分，而是说同样好的诗或同样坏的诗却有绝对不同的价值。也就是说诗除了内在的本值以外还有外在的附加值，这附加值往往还成了诗的主要价值。附加的价值自然来自附加的意义，而附加的意义则来自两件事物：一是时间，一是阅读。时间和阅读常常是比原作者更重要的创作者。我们读《诗经》就深切地感到了这一点。今天放在我们面前的《诗经》已同当年孔子面前的《诗经》不是一回事了。文字还是那些文字，但两千年的存放已大大改变了这些文字的品质。

时间首先就唤起了你的尊敬，远古的诗比当代的诗更能吸引你凝神关注，这就像是人们重视异乡情调而轻视本地风光，甚至与“远来和尚会念经”这些粗鄙的谚语也有几分理通之处，源于一种很难解释但又毋庸置疑的心理规律。比如说同样是说大话，身边侃爷的豪言壮语，你常常也不过就是那么一听，但《卫风·河广》中说道：“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这大话你听着就有几分惊心动魄了。

长长的时间隧道放大了古人的声音，远古的神秘与隔膜甚至使当时人们的街谈巷语对今人来说都带上点神祇的味道。人们对古代人的感觉是很复杂的：一方面带着子孙对宗祖的敬畏，带着生不满百年的过客在无法克服的时间面前必有的自谦，另一方面也带着几分现代人的优越感。敬畏和自谦使人们觉得古人深不可测，连举手投足都大有深意；而那种不能自禁的优越感则又使人们对古人的短处心怀宽容，对古人的一颦一笑都感到惊喜。当然，时间为古诗增添魅力还由于古今语言的奇妙差异。语言在时间的流逝中自然演变，古今的语言同中有异，这相似的影影绰绰是一种难以抵挡的诱惑。《诗经》的语言乍一看来实在是不解其详，但仔细推究又能够恍然大悟，这种掘土见泉、登山望景一样的过程使你有一种创造的喜悦，使你对自己终于获得的理解与欣赏备加珍惜，你无意之中变成了作者的同谋，你会从哪怕是平白无奇的句子中体味出无限深长的意味。

阅读在作品增值中所起的作用应该说仅次于时间。这两种因素还常常纠结在一起，作品存在的时间越长，所获得的阅读机会当然就越多，作品所积累的理解和意义也就越深厚。具体到《诗经》，重要的还不是这部作品受阅读的广泛程度，而是它在阅读中所处的地位。作品的阅读地位关系到它所产生的功能，这种功能又反过来改变着作品自身的状态。比如说一束光如果它没有为人照明它仅仅是一束光，而一旦它在黑暗中照亮了人们它就成为一盏灯；一束光和一盏灯的意义是不同的。

《诗》本来不过是田野的民谣、宴饮和祭祀的侑曲，《诗》最初是诗，在长期充当了经的角色之后就成了《诗经》。“诗”是它的本来面目，而“经”则是它的后来面目。《诗经》作为经所经历的阅读是一种神圣阅读，神圣阅读赋予它一种庄严性和绝对性，因而那些本来是偷情幽会的诗也就神圣起来了。

对于《诗经》，明代以后有一种思想解放运动，说要把《诗》就当成诗来读，现代批评家更是主张剥去了它作为经的光环。这种阅读立场非常正确，也非常益人心智；但这主张只说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诗经》还有另一方面，那就是它确实还同其他诗不一样。就因为它曾经充当过经，它的存在就已成为重要的历史事件，已成为我们民族生活与心理不可分割的构成部分，它的精神已进入我们的血液，我们的人格和灵魂在很大程度上就来自它的赋予；甚至它还是我们一个重要语源，我们今天许多日常的成语就来自《诗经》。因而我们今天读《诗经》不仅是由于对古人的好奇，而且还由于对自己的好奇；不仅是一种旁观，而且是一种自省。——就因为《诗》曾经被当成经来读，它于是就成了不折不扣的经，再也回不到纯粹诗的状态了。或者可以说把《诗》当诗来读是一种文人眼光，而把《诗》当经来读则是一种史家见识；作为一个读者你或者偏执一端，或者兼具手眼，那就看你的高兴了。

（摘编自李书磊《〈诗经〉辨》）

材料二：

甲骨文“美”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美学意识的萌芽，而且是与“善”联系在一起的。此后的传世文献《易经》《尚书》没有“美”字。《诗经》出现大量的“美”字，并且不再与“善”相关联，而是由更高的价值词“好”来统摄。这意味着中国美学意识从道德意识中独立出来，标志着中国美学意识的觉醒，这是中国美学思想的真正开端。

《诗经》所有“美”字都形容人，表明中国美学思想一开始就不是艺术美学，而是“人的美学”。这意味着中国美学意识的觉醒是人的觉醒，其内涵是人的情感的解放，尤其是男女爱情的自由表达。因此，《诗经》里的“美”字全部出现在《国风》中，这意味着中国美学意识首先出现在民众中，即并不是后儒解释的伦理政治思想。同时，《诗经》不仅开始具有诗歌艺术的诗学反思，而且开始具有诗歌艺术的美学反思，即是艺术美学思想的萌芽。

（摘编自黄玉顺《中国美学意识的觉醒——〈诗经〉美学思想研究》）

静女《诗经·邶风》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距离”一词的本义是对时间和空间而言的。如从此时到彼时、从此地到彼地之间隔着一个长度，人们就把这种时间、空间相隔的长度叫做距离。“心理距离”中说的“距离”，不是指时空相隔的长度，而是指心理的距离，这是指我们在观看事物时，在事物与我们自己实际利害关系之间插入一段距离，使我们能够换一种眼光去看世界。这种距离的插入，是靠自己的心理调整实现的，所以叫做“心理距离”。

古往今来，一切伟大的诗人、艺术家之所以能从寻常痛苦甚至丑恶的事物里发现美和诗意，就是因为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心理调整，将事物摆到一定的距离加以观照和品味。例如竹子，在一般人的眼里，它不过是可以架屋、造纸和当柴烧的寻常之物，但中国古代诗人面对竹子，却以另一种眼光，从它那里发现了一个又一个鲜活、动人、美丽、清新的世界。“寒天草木黄落尽，犹自青青君始知”（岑参），“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李白），“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杜甫），“始怜幽竹山窗下，不改清阴待我归”（刘长卿），“一节复一节，千枝攒万叶。我自不开花，免撩蜂与蝶”（郑燮）。这些诗人改变了看待事物的普通方式，所以普通的竹子在这些诗人的眼中已具有生命的颤动和美好的性格，竹子在诗人的“心理距离”的作用下，已进入了艺术世界，获得了美的意味。

审美体验中的“心理距离”是存在“内在矛盾”的。一方面，艺术作品能否感动我们，引起我们的“共鸣”，这与艺术作品所描绘的生活情景跟我们自身独特的生活经验、体会相吻合的程度有关。艺术作品中所描绘的生活情景与我们的个人经历愈是吻合，我们对艺术作品的领会就愈是深切入微，艺术作品就愈是能打动我们。另一方面，艺术作品所描绘的生活情景与我们的生活经历愈是贴近，我们就愈容易把作品的艺术世界与自身的生活经历混为一谈，也就愈容易从艺术世界退回到自身经历的现实世界。这样，愉快的审美鉴赏就可能变成痛苦的自伤身世了。上述两条规律似乎是不相容的。第一条规律强调欣赏时距离要小，第二条规律则强调欣赏时距离要大，所以称为“距离的内在矛盾”。

那么如何来解决审美体验中的“距离的内在矛盾”呢？英国美学家、心理学家爱德华·布洛提出，“无论是在艺术欣赏的领域，还是在艺术生产中，最受欢迎的境界乃是把距离最大限度地缩小，而又不至于使其消失的境界”。这种“不即不离”的境界之所以是理想的艺术境界，在于它对“距离的内在矛盾”作了妥当的安排，既不因距离过远而无法理解，也不因距离消失而让实用动机压倒审美享受。这样，就使审美主体在面对审美客体之时，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就艺术创作而言，正如王国维所言，“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当然，在审美体验中，能不能获得“不即不离”的距离，不但与审美客体相关，也与审美主体的思想文化修养相关。对于思想文化极其低下的审美主体而言，无论面对多么优秀的艺术品，也会因“距离丧失”而想入非非。艺术创作中经常运用的诗化原则、陌生化原则、变形原则、程式化原则，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都是艺术家为了使其艺术品获得理想的审美心理距离所采取的艺术处理。

（摘编自童庆炳《中国古代诗学与美学》）

材料二：

种田人常羡慕读书人，读书人也常羡慕种田人。竹篱瓜架旁的黄粱浊酒和朱门大厦中的山珍海鲜，在旁观者所看出来的滋味都比当局者亲口尝出来的好。新奇的地方都比熟悉的地方美，东方人初到西方，或是西方人初到东方，都往往觉得面前景物件件值得玩味。本地人自以为不合时尚的服装和举动，在外地人看，却往往有一种美的意味。

这全是观点和态度的差别。持实用的态度看事物，它们都只是实际生活的工具或障碍物，都只能引起欲念或嫌恶。要见出事物本身的美，我们一定要从实用世界跳开，以“无所为而为”的精神欣赏它们本身的形象。总而言之，美和实际人生有一个距离，要见出事物本身的美，须把它摆在适当的距离之外去看。

我说“距离”时总不忘冠上“适当的”三个字，这是要注意的。“距离”可能太过，可能不及。艺术一方面要能使人从实际生活牵绊中解放出来，一方面也要使人能了解，能欣赏。距离不及，容易使人回到实用世界；距离太远，又容易使人无法了解欣赏。

艺术都是主观的，都是作者情感的流露，但是它一定要经过几分客观化。艺术都要有情感，但是只有情感不一定就是艺术。富于艺术材料的生活何以不能产生艺术呢？艺术所用的情感并不是生糙的而是经过反省的。蔡琰在丢开亲生子回国时决写不出《悲愤诗》，杜甫在“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时决写不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两首诗都是“痛定思痛”的结果。艺术家在写切身的情感时，都不能同时在这种情感中过活，必定把它加以客观化，必定由站在主位的尝受者退为站在客位的观赏者。一般人不能把切身的经验放在一种距离以外去看，所以情感尽管深刻，经验尽管丰富，终不能创造艺术。

（摘编自朱光潜《谈美》）

湘西凤凰，是沈从文先生的故乡。在外漂泊时，他多次提及故乡风景秀丽，民风淳朴，人们真诚友爱。1930年，沈从文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发现故乡已不是他一直想念的故乡了，社会黑暗，现代“文明”的精神污染，使湘西人古朴的人性发生了扭曲裂变，让他不寒而栗。他深刻地感悟到：唤醒一个民族重新做人的意识，实现人与人关系的重造是必需的。1934年，寄托其“美”与“爱”的美学理想追求的作品——《边城》由此诞生。

10 .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李山说，我们解读《诗经》的时候不是采取的观点越古越好，古人有很多看法，但由于历史局限性，其观点未必都是对的，今天我们在解读的时候一定要避免先入为主的观念，以免走偏。例如《关雎》，汉代人在解释的时候认为是讽谏周康王的，但是后人在读的时候觉得全诗没有提到周康王，因此这种解释是不对的。宋代学者在解释的时候认为这就是一首爱情诗，写的是“一个男孩碰到一个采荇菜的女孩，然后悄悄地爱上了她”，但李山教授认为，“理解诗歌，不能只看里边出现了男子和女子，就断定是爱情诗，这种想法是不对的”。首先，爱情诗常以第一人称的角度叙述，而不是本诗这样的第三人称；其次，钟、鼓、琴、瑟，是高级贵族家里才可使用的乐器。“它是一个典礼的歌唱，淑女与君子成为好配偶，是在典礼中完成的”。

“今天怎么读《诗经》？”李山认为，读《诗经》要把文化读法和文学读法相结合，了解一部经典，首先要知道这部经典产生的时代是否够宽阔够丰富，其次要知道这部经典是否为后续的文化创作发挥了作用，这不仅是在了解一部作品，也是在了解自己的精神历程。例如《伐檀》是反不公正的，这是我们在读《诗经》时应该读到的，也是一个民族真正的精神。把留存在文化中的活泼的民族生机转化成大家能看懂的语言，是学者应该做到的。

（摘编自陈雪《让〈诗经〉照进现代人的生活》）

材料二：

中国最早的现实主义诗歌总集《诗经》具有深刻的伦理意识。《诗经》讴歌上古时代人民的真挚、善良、美丽、勤劳、勇敢。于古代一直被奉为弘扬真善美的经典。孔子首开诗教理论，思无邪；《诗序》以礼说诗，褒贬美刺，推重君王后妃之德；朱子提出“养心劝惩”之说，注重《诗》对个人之内在陶冶。传统诗经学推重道德之义、王化之教，将《诗经》作为国家教育的校本。鸦片战争以后经学失尊，传统诗经学的重德教化传统被抛弃。近年来，学界开始重新认识《诗经》厚重的道德价值。正是《诗经》的道德教化作用，奠定了中国乃至东亚伦理道德与文化的基础。实际上，我们进行当代精神文明教育，三百篇中都可以找到针对性的篇章。如控诉分配不均和劳逸不均，反对暴虐损民，讽喻政治人物贪腐，揭露婚姻中的始乱终弃，宣扬孝亲敬老，即使是其中众多的爱情婚姻诗篇，对追求恋爱自由和婚姻幸福，树立正确恋爱观和婚姻观，在当代仍有现实意义。

《诗经》产生之后，以乐教或昌明义理的形式，启发人的善念。美深化了道德的情感基础，对善具有奠基和先发作用，因此可以作为道德建设的有效手段。《诗》使人在美的熏陶中乐此不疲地感发善念、通晓义理，从感情与理性出发，立德成善、和睦天下。因此，《诗》教既是美育，又是德育。

诗教熏陶、塑造了古代的君子人格，影响了中国人的伦理品格。《诗经》培养的个体，合于礼法、温和稳健、进退得宜。受《诗经》陶冶的社会，文而不弱，武而不暴，团结奋发，仁爱和睦。《诗经》对德操的陶冶虽是一个潜移默化的长期过程，但一旦对人的心灵世界产生影响，便可化为持久的人格魅力和稳定的国家风貌。

（摘编自李营营《〈诗经〉的伦理性》）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谏诤是典型的向上说服。自先秦时期起，中国古代的政治说服活动就以谏诤为主要表现形式。依据主体进行分类，谏诤可分为民谏与官谏。民谏是指以庶民为政治说服主体，向君王阐述为政得失、提出见解的一种形式。《战国策》中记载，“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其中“吏民”中的“民”，“谤讥于市朝”等所体现的是庶民的上谏渠道与制度安排。而官谏则指官员以规正君王不当决策或不妥行动为己任，向天子进献忠言的一种进谏形式。春秋战国以后，开始设立专职谏官。谏官是专职的政治说服者，其主要的说服对象是君主。

而在古代希腊，向下说服则是主要的说服模式。公民而非君主，往往才是说服的对象。“演说家无疑都是精英集团的成员，但其演说词大多是为了向普通受众——通常是大陪审团或公民大会——口头发表而写”，是“为了以某种特定方式劝说普通受众行动起来”，同时这样的演说也是雅典民众与精英之间展开沟通的最重要的形式。演说者想要达到自身目的，就必须赢得民众的赞同和支持。

说服主要是一种口头传播，有时伴随着强烈的表演性，需要运用语调、肢体动作等来协助表达。但这并不意味着口语是政治说服的唯一媒介。实际上，文字也是政治说服的重要媒介。相对于古希腊偏重于口语的口头说服，轴心时代的中国却更多地依赖文字媒介来进行政治说服。在口头说服之外，中国古代形成了一种更为强势的文字说服艺术，如上书或上奏君主。偏倚文字的政治说服体现了历史悠久的文字传统对口头传播的影响。

在进谏模式中，臣子向君主陈述自己的意见，或对君主有所规谏，身体到场的直言上谏固然重要，但并非所有的进谏都是当面陈说。相反，文字形态的“上书”更多地被使用，也更具说服效力。“臣子书谏”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大臣对君主、诸侯王，下级对上级以书面形式上呈规劝性、建议性文字，就是进谏公文，它至少在东周时期就已经产生，并定型于秦、汉，成为影响后世政治说服的重要模板。这种书面性的进谏文章在文体上有“奏”“疏”“表”“论”等不同的称谓，历史上也留传下来不少优秀作品，如李斯《谏逐客书》、诸葛亮《出师表》、李密《陈情表》、魏征《谏太宗十思疏》等。书谏虽然没法调动语调、表情和体态语言，也缺少了现场演说的即兴性和互动性，但文字说服却可以克服时空的局限，进行跨时空的交流；也可以使进言者措辞周密，最大程度地保障不说错话，确保自身的安全。

反观古代希腊，政治说服却始终和口语表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些政治演讲稿虽然以书面的形式流传下来，但也完全是口语化的。古希腊的政治说服是一种偏倚口语的传播活动，在辩论家的眼中，口头表达比书面表达更强有力。古希腊演说者在说服过程中十分注重与听众关系的维护、表演的技巧与情感的传达。正是因为古希腊的政治说服主要依赖于口头表达，因此体态语就显得十分重要。而在中国古代的说服理论中，很少有表演或体态语这方面的总结和论述。

事实上，不同的媒介偏倚与传播取向也塑造了不同的说服文化。专注于口语演说，重视情感与表演的说服方式导致古希腊的说服技巧更为偏向实践中的即兴表演层面，说服文化呈现出移情的和参与式的、集体和趋同的而非疏离的特征。而在古代中国，则更重视书面言辞的论辩作用与论证逻辑的严密，对于口头语言远不及希腊人重视，“大辩若讷”“希言自然”“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主张屡被诸子百家提及。诉诸文字、程序严明的进谏上奏强化了说理缜密、言辞谨慎的说服技巧。

（摘编自潘祥辉、杜颖卉《谏诤与演说：轴心时代东西方政治说服模式的比较研究》）

材料二：

说服可能通过以下两种途径中的一种发生作用。当人们在某种动机的引导下，并且有能力全面系统地对某个问题进行思考的时候，他们更多地使用说服的中心途径，也就是关注论据。如果论据有力且令人信服，那么人们就很可能被说服。如果信息包含无力的论据，思维缜密的人会很快注意到这一点并且进行反驳。

但有时论据的有力与否并不重要。有时候我们完全不可能在某种动机的引导下去仔细地思考。如果我们忙于其他的事情而没有专注于信息，那我们就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去仔细推敲信息所包含的内容。此时我们会使用说服的外周途径，也就是关注那些可能令人不假思索就接受的外部线索，而不考虑论据是否令人信服。当人们转移了注意力或者没有足够的动机去思考的时候，熟悉易懂的表达比新异的表达更具有说服力。

在《影响：科学和实践》一书中，说服研究者恰尔迪尼提出了强调人类相互关系和影响的六大原则：权威性——人们会听从可信的专家；偏好——人们对自己所喜欢事物的反应更加积极；社会证明——人们利用他人的例子来证实怎样思考、感觉和行动；互惠性——人们感觉自己应该去回报所得到过的东西；一致性——人们倾向于遵守自己公开做出的承诺；珍奇性——物以稀为贵。

（摘编自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

材料一：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烛之武退秦师》

材料二：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答司马谏议书》

材料三：王大夫也不解何意，起身说道：“世兄这症乃是急痛迷心。此亦痰迷之症，系急痛所致，不过一时壅蔽，较诸痰迷似轻。”贾母道：“你只说怕不怕，谁同你背药书呢。”王太医忙躬身笑说：“不妨，不妨。”贾母道：“果真不妨？”王太医道：“实在不妨，都在晚生身上。”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式园林好“曲”，是晚唐五代以来私家小园的重要特色，及至明清，这种倾向则更为明显。曲曲的小径，斗折萦绕的回廊，起伏腾挪的云墙，婉转绵延的溪流，虬曲盘旋的古树，等等。景贵乎深，不曲不深也，曲成了中式园林的妙道。

日本室町时代的《山水并野形图》说：“有谚云：‘万木以一见。’有何深意，答案如下：庭内所植众木，应使一眼可瞥全貌。即使良木，也不可皆近植于屋旁，令远处小木隐而不见。”这“万木一见”的哲学，在日本庭园中得到很好的贯彻。“庭院深深深几许”的中式园林却不是万木一见，而是万木皆隐。

初视中式园林，人们常常会觉得建筑并不是它的叙述重心，因为建筑多掩映在丛林里。这与突出建筑语汇的意大利古典园林、法式园林等有根本区别。贝聿铭先生谈到中国园林时说：“你永远不会直接地、清楚地看到尽头，永远看不到全貌。你走进去，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你的注意力，就会停下来，那可能是一棵树、一块石头，或者是一线天光。你可以走在小径上，也可以穿过小桥，道路曲曲折折，这样总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这是一个变换空间尺度的问题，增加许多个焦点，就带来了欣喜——还有探索的乐趣。”含蓄，对于空间逼仄的小园来说非常关键，它提升了景物的包孕度和深邃感，“曲折奥旷兼，远近心目放”，让人流连忘返。

曲线与直线相对。优美的弧线，在僵硬质实的世界里融进柔性力量，将灵动带入直线统治的世界。直线的世界，清晰，可预测，可计量，有规则，也可复制。直线的世界，还意味着一种控制感：大道通天的轴线（这在西方园林中很常见），隐约体现出人间的威势，演绎着管制的条文。中式园林通过曲线解构这种控制性，将小园变成柔和、耐人吟味的可亲近的世界。曲线更带来运动的感觉，因为有曲线，一切都流动起来。“端方中须寻曲折，到曲折处还定端方，相间得宜，错综为妙”，曲折赋予园林以特别的节奏韵律。

唐代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诗云：“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都寂，但馀钟磬音。”咀嚼这诗意，就可以发现，“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不光是对山路弯弯的状态描写，而更重在心灵的缱绻往复。其实中国人说“曲径通幽”，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是从形式美感上看，它属视觉空间问题。曲折可以增加景物的深邃感，先抑后扬，会产生丰富的观赏效果。二是从生存智慧上看，它是体验性的，属于存在论问题。曲径通幽，不是去发现曲折小路尽头的景观，而是强化人与万物一体的态度——与物缱绻，物我款款相合，从而超越形式。

就中国园林多曲线、少直线的形式表现而言，直线与力感、秩序、知识、对称等相联系，而曲线又与优美相联系，西方的形式美学尤其强调这一点（如荷加斯《美的分析》）。但在中国传统美学观念中，重视曲线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强调“委运顺化”的生命态度，明末吴亮有诗谈止园“曲径”一景时说：“野竹通幽径，松溪曲曲行。古来无直道，有悉世人情。”曲已经不是简单的形式美感追求，而被上升为一种生存智慧、一种生命态度。

从形式美感上的曲，上升到生存智慧的曲，建立一种委运顺化的生命态度，这是中式园林重“曲”的根本原因。

（摘编自朱良志《中式园林萧散的空间原则》）

材料二

中国古人依时而行的生产方式、视时而动的政治原则、顺时相随的思维方法、与时偕行的人生准则，共同铸就了中国古典哲学“时间地看待世界”的显著特征，受此影响，中国艺术在处理艺术中的时空关系时，更重视展现空间结构中的节奏韵律，强调以时间统率空间，以此赋予宇宙以流转不已的生命气韵。

在古代园林中，对节律美的追求突出体现为对“良辰”（时）与“美景”（空）之和谐相融所造成的曲折、回环、往复、幽深之意境美的高度提倡。俞樾建“曲园”，取《老子》“曲则全”之意，又作诗云：“曲园虽褊小，亦颇具曲折。达斋认春轩，南北相隔绝。花木隐翳之，山石复漾掬。……右有曲水亭，红栏映清冽。左有回峰阁，阶下石凹凸。循此石径行，又东出自穴。依依柳阴中，编竹补其缺。”（《曲园记》）诗中所描绘的曲园在结构布局上曲折多变，在审美情趣上则是“曲”中求“通”，求“达”，求“畅”。正所谓：回廊多曲折，闲馆致幽深。山穷水尽处，豁然开朗时——时空之流转在这种节律美中得到很好的体现。中国园林结构创造的要义在于：注重运用各种构景要素于迂回曲折中形成渐进的空间序列；通过视点的推移彰显出空间变化的节奏感；利用障景营造“路转溪头忽见”的景观效果；注重“移竹当窗，分梨为院”的虚实节奏的变化。这是中国古代园林大多遵循的构园理念，其核心则是追求空间变化中的节律美。

正是这种刻意追求铺陈舒展，讲究空间序列的起承转合、关联照应以求得统一和谐之总体效果的“曲折”结构理念使中国园林迥异且雄立于世界三大园林体系之列。黑格尔在其《美学》中曾对中国园林的这种以“曲折”为美的结构创造理念进行过批评，在他看来，“因为错综复杂的迷径，变来变去的蜿蜒形的花床，架在死水上面的桥，安排得出人意外的高惕式小教堂，庙宇，中国式的亭院……之类都只能使人看了一眼就够了，看第二眼就会讨厌。”这种基于西方中心主义心态的批评实际是过度重视园林艺术中整齐一律的形式美法则，而忽视了中国园林艺术对空间上的循环往复、峰回路转、无穷无尽、含蓄蕴藉之境界追求，也忽视了古代中国人偏重于平缓、含蓄、深沉、流畅、连贯的审美心理节奏。

（摘编自黄念然《中国古代艺术时空观及其结构创造》）

一面说，一面走，忽见青山斜阻。转过山怀中，隐隐露出一带黄泥墙，墙上皆用稻茎掩护。有几百枝杏花，如喷火蒸霞一般。里面数楹茅屋，外面却是桑、榆、槿、柘各色树稚新条，随其曲折，编就两溜青篱。篱外山坡之下，有一土井，旁有桔棉辘转之属；下面分畦列亩，佳蔬菜花，一望无际。贾政笑道：“倒是此处有些道理。虽系人力穿凿，却入目动心，未免勾引起我归农之意。我们且进去歇息歇息。”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国潮”作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下潮流相融合的中国原创产品，以时尚表达进入全球年轻人的视野和生活，已然成为中华文化传播的有效途径。近年来，国潮产品在海外收获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在此背景下，国潮代表的不仅仅是怀旧，更是对未来的期待和自我探索的旅程。全面提升国潮产品的全球消费体验与文化认同，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途径。

科文融合“培本”，以品质力提高国潮认知度。国潮一头承续中华文脉，一头连接时代审美，二者有机融合成就了国潮的不断创新“出圈”。特别是潮流化的创新表达，“传统+时尚+科技”的新设计、新营销，赋予国潮品牌新活力，让越来越多的海内外消费者喜欢上中华传统文化，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2024年中国国潮经济发展状况及消费行为调查报告》显示，2023年中国国潮经济市场规模为2.05万亿元，同比增长9.44%，预计2028年将突破3万亿元。该报告指出，年轻一代逐渐成为国潮消费主力军，更具时尚感和独特的文化内涵成为消费者购买国潮产品的主要动因。

社群传播“扎根”，以情感力提高国潮认可度。当今的年轻人正以全新的方式玩转国潮，展现出他们独特的情感表达和文化认同。很多年轻人从时尚、音乐到生活方式，甚至是消费选择，都越来越倾向于体现一种“回归”的姿态。他们偏爱国风元素，不仅仅是为了追求独特的审美，更是借传统文化寄托自己的某种情感。2012年起，比亚迪推出王朝系列，以“秦”“汉”“唐”等中国朝代命名汽车，巧妙地将中国龙文化融入其中，并借鉴毛泽东《沁园春·雪》，使品牌文化与中国文学的魅力相得益彰。

中华文化“立帜”，以价值力提高国潮认同度。游戏《原神》，以“国风”构建了一个具有全球文化身份的开放世界，其细腻的画面质感、逼真的光影效果、动人的音乐旋律，体现出多元共生、交流互鉴的“全球化”意味，让身处不同文化的玩家都能从中感知到一种微妙的文化认同。《原神》配乐《神女劈观》，在玩家中掀起京剧热潮，全球总播放量达1.5亿，微博话题阅读量4亿，相关二创视频多达15000多个，让更多人意识到音乐背后中式美学的魅力。

（摘编自梁媛《用国潮风尚讲好中国文创故事》，《学习时报》2024年12月6日）

材料二：

讲故事是具有全球共识的一种文明对话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故事具有意义赋予和观念生产的功能，是跨越不同地域和文化族群且最具大众性的传播技术载体。中西方都具有悠远的叙事传统，荷马史诗、伊索寓言等成为西方文明的精彩篇章，而以盘古开天、女娲造人登场的一幕幕精彩的中国民间故事，则构成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脉。因此，讲故事可视为拓展中外文明对话、推动全球文明倡议落地的路径与桥梁。

讲故事不等同于直白的抒情和说理，要避免“直抒胸臆”、观点先行。应通过具象元素和空间的营造催生现场感，将中华文明的价值表达内蕴在温暖而质朴的场景、细微而生动的情节、鲜活而真切的人物中。特别是要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贯通起来，把中国和中国人的元素融合起来，把中国和世界联结起来，既要激活中华五千年源远流长、灿烂辉煌的历史文脉，又要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既要有对壮阔中国的宏大烛照，又要有对一张张鲜活中国面孔的具体聚焦；既要刻画中国为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不懈拼搏与奋进，又要突出中国对全球发展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

文明对话不是文明独白，讲好中国故事不能唱独角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在讲好中国故事过程中，应当充分尊重彼此文明价值，加强双向沟通，实现文明的触动、交流和关联，唤醒彼此的历史记忆，激发共同的文明情怀，提炼最大公约数，缩小距离感，进而生成共同的价值空间和意义秩序。从“你来我去，我来你去”升至“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从“各美其美”跃升为“美人之美”，终至“美美与共”。

我们应当善于以立体、具象、生动的中国故事呈现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气象，呈现多样精彩的世界文明图谱，诠释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树立当代中国良好形象。同时，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不同文明和合共生，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世界和平发展。

（摘编自钟悠天《以讲好中国故事参与全球文明对话》，《人民日报》2025年7月15日）

Mark：小华，你给我讲一个中国故事吧。

小华：好的，Mark。我就给你讲嫦娥奔月的故事。嫦娥奔月是中国远古时代的一个神话故事。嫦娥是后羿的妻子。有一天，后羿从西王母那儿得到了不死之药，就交给嫦娥保管，没想到嫦娥偷偷地把药给吃了，于是飞到了月宫，成为月宫中的仙女。后羿听说后，痛不欲生。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①按照文学史的一般看法，现代小说是从传统叙事诸形式中脱胎而来，同时也构成了对传统叙事的扬弃，并逐渐形成了一种全新的话语装置。现代小说在兴起发展的过程中，固然一直在不断地从传统叙事中汲取养分，但作为一种全新的装置，它与传统文类的区别和差异也让人一目了然。

②在我看来，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与史诗、神话、民间故事的记叙相比，现代小说显著地增加了它的“社会性”或“社会意识”，也就是说，现代小说将“现实的”社会生活作为了自己的主要描述对象。第二，传统的文类往往从历史、传说、传奇、道听途说乃至街谈巷议中寻找叙事的材料，而现代小说则大多依靠自己的社会经历和个人经验来创作。第三，现代小说致力于描述个人在社会现实中的精神或情感处境，进而提出自己的问题，与读者展开交流、沟通与对话。

③如果我们将以上三个方面的特征归纳起来，也可以这样说，现代小说侧重于描述个人心灵与社会性存在之间的关系。在英国学者雷蒙·威廉姆斯看来，“个人”这个概念，几乎是与“社会”这个名词一起出现的。也就是说，正是日益复杂、紧张的社会性存在，导致了个人意识的苏醒与泛滥。一旦个人意识与社会性存在之间出现了某种“裂隙”，一旦个人情感在面对社会生活时遭遇痛苦、疑问和不适，它必然会试图去调适个人在现实中的位置，进而重新寻找自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写作成了现实生活中最为敏感的触须之一。作家们通过写作，在个体与他人的心灵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与不同层次的读者展开交流并寻求认同。

④在这方面，列夫·托尔斯泰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⑤在现代小说史上，很少有人像列夫·托尔斯泰那样，创造了如此众多、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描述了如此广阔、深邃的社会生活。也很少有人像列夫·托尔斯泰那样，通过阅读浩如烟海的经典与著作，试图与古往今来的无数心灵寻求沟通。

⑥今天，人类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复杂化，劳动分工也越来越细密化。个人生存本身也日益碎片化、同质化和原子化，现代科学和技术，尤其是传媒技术飞速发展，知识生产的密集与膨胀，为我们提供了越来越便捷的生活方式、越来越丰富的交流途径和手段，但并没有让人与人之间心灵靠得更近。甚至在某些方面，人们对各类知识纷至沓来的无所适从，反而加剧了交流的困难。意见、观点和观念的表达，反而更有排他性，并日趋狭窄化。在这方面，文学作为一种心灵交流的特殊方式，在今天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⑦我们知道，现代小说很少会在作品中直接表达“专断性”的声音。说到底，小说不过是一个“隐喻”。换句话说，小说通过作品中的人物、事件和命运的呈现，邀请它的读者在一个宽阔得多的领域参与进来，彼此之间寻求沟通、对话或认同的可能性。

⑧瓦尔特·本雅明在谈到小说叙事和信息叙事的差异时，曾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观点：从表面上看，小说和信息都在讲故事，但两者之间的显著不同是，信息在被消费之后往往耗尽自身，而优秀的小说在被阅读后，仍然留有“剩余”。小说与其说提供了某种意见和观念，还不如说，它所提供的是一个包含着大量不同意见的广阔空间。在真正优秀的作家那里，不同类型的读者都可以参与到这个空间中，或隐或显地展开心灵之间的交流，由于这个广阔空间的存在，你会为作家笔下的人物及其命运，一洒同情之泪。

⑨而从写作层面来看，作家的创作，有些类似于在黑暗的丛林中开辟道路。在很多情况下，写作者其实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获得了某种先在的、一成不变的、非此即彼的观念和见解。恰恰是经由写作，通过与想象中的读者之间的交流，写作意图才会逐渐清晰、明朗起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写作中寻找心灵上的知音，进而理解社会生存，领悟生命的意义，一直是文学最古老的秘密之一。

——格非《现代小说与心灵》（有删改）

材料二：

魏微的《烟霞里》以普通人田庄的人生轨迹为线索，将个人命运嵌入改革开放后的时代变迁中。她让“心灵向生活敞开”，田庄的痛苦与坚韧，不仅源于个人情感的挫折，更来自城乡差距、传统伦理崩塌、市场经济冲击等结构性压力。

小说采用编年史式叙事，在婆媳矛盾、邻里纠纷、下岗潮等日常细节中，展现了“个人”与“时代”的隐秘共振。当田庄在债务危机中挣扎时，她的困境既是个体选择的结果，也是90年代乡镇企业转型阵痛的缩影。魏微的创作证明，现代小说的心灵书写不必局限于精英视角，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的精神褶皱，同样能折射出社会变迁的复杂光谱。通过田庄这一人物，读者看到了一个平凡人在大时代浪潮下，不断与生活碰撞、妥协又坚守的心灵历程，感受到个人心灵与社会性存在之间紧密而微妙的联系，这种联系不再是抽象的，而是具化为生活里的柴米油盐、家长里短和梦想与现实的落差。

——《心灵向生活敞开——读魏微的<烟霞里>》（节选）

如今，我对世事已有足够了解，因而几乎对任何事物都不再引以为怪了。好端端一个极有才华、观察力强、热情聪明、敏感机灵的孩子，突然身心两伤……没有一个人出来为我说一句话，于是在我十岁那年，我就成了谋得斯通-格林比货行的一名小童工了……就着亮光检查这些瓶子，扔掉破裂的，把完好的洗刷干净。摆弄完空瓶子，就往装满酒的瓶子上贴标签……这全是我的活儿。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凡是文章，都假想有读者的，写作的态度和方法因读者的不同而变换。说话也是这样，同是一场演说，对中学生讲和对社会大众讲，内容尽可不变，可是用的深浅、引例的难易以及口吻、神情等等都该不一样才对。

书信的读者是限定的特殊的个人，作者自己和这个人的关系，写作的时候须加以注意。写给老朋友的信和写给未曾见面的陌生人的信应该不同，写给长辈的信和写给平辈或晚辈的信也应该不同。言语上的一切交际礼仪，在书信中差不多完全适用。

从一方面说，书信比言语更要注意礼仪。因为我们当面对人说话的时候，除了声音以外，还有举动、神情、态度等等帮助。学生拿了本书对先生说：“给我解答一个问题！”这明明是命令口气，但那学生如果是鞠着躬、用着请求的态度说的，先生听了绝不会动气。在书信里就不然了，书信是用文字写成的，除了文字以外没有举动、神情、态度等等帮助，一不小心就失了礼仪，使读者不快。所以“给我解答这个问题”这一句话，在书信里非改作“请给我解答这个问题”不可。历来书信多用敬语，原因就在这上面。

书信里的称呼向来是很复杂的。称对方的有“仁兄大人”“阁下”“足下”“执事”“台端”“左右”等等，自称的有“愚弟”“鄙人”“不佞”等等。现在改得简单了，除彼此有特殊称呼的（如母舅和外甥、表兄和表弟、叔叔伯伯和侄子等）以外，一般的尊称是“先生”，知友称“兄”，自称是“鄙人”或“弟”。“我”字向来是不常用的，现在不妨用了。“你”字有“你”“您”两个，称同辈以上该用“您”，称同辈以下不妨用“你”。

书信通常用请安问好作结，署名下常用“顿首”“敬启”“拜启”“敬上”等字样。这种敬语，在最初也许是表示真实的情意的，流传下来，成了习惯，就是一种礼仪的虚伪了。在可能的范围内，这等地方应该力求简单合理。

书信在文章以外，还有许多事项应该注意，如书写的行款、信笺的折法、信封的写法以及邮票的粘贴方位等等都是。这些事项大概可以依从一般的习惯，而且与文章本身无关，所以这里不多说了。

（摘编自夏丏尊、叶圣陶《书信与礼仪》）

材料二：

秦观说：“驿寄梅花，鱼传尺素。”这里的尺素，就是书信的别称。李清照说：“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这里的雁字，也是用来暗指书信的。古人借助书信来沟通心灵、交流情感和传递讯息。那些手写的家信、情书、柬帖等等，带着温度和情谊，非常动人。连雁字、鱼书、尺素、书翰、手札、鸿雁、寸楮等等别称，也充满文化色彩，典雅优美，别具一格。

我们知道，写信有一些特别的讲究，比如称呼、敬语、问候语及措词要适合特定的收信人，要注意开头结尾的固定格式，要选用整洁的信纸或稿纸，字迹也要书写得正确、工整和清楚，另外还不能选用红色的笔墨，因为红色的信代表不敬或绝交。这些特别的讲究，代表着一种特别的诚恳、特别的真挚、特别的庄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就中家在蓬山下，一日堪凭两寄书”“别后黄花两度残，天涯彼此寄书难。几行雁字斜阳里，聊当平安一纸看”等等诗句，抒发了前人对书信的种种特殊情感。“信”，是情感的载体，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用于人际交往的应用文书。杜甫为什么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因为家书捎来的是亲人的深情和平安的讯息啊。手写的墨迹使普通的信笺有了动人的芬芳，有了“见字如面”的亲切感，有了鲜活的生命和滚烫的情怀。

上世纪末以来，伴随着电话、手机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手写的书信则渐渐少了起来。人们可以通过视频、电邮、短信、微信等等现代方式沟通交流，但是手写书信的使用，则越来越稀缺了。一纸鱼书，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收信如心。倘若有时间，我还是建议读者朋友们不妨拿起纸笔，给亲友写上一两封手写的书信。现代通信工具虽然便捷和通畅，但是总觉得少了一点手写书信的温度和气息。不能让书信这一古老的文化传统，在我们的手中慢慢消失啊。

“记着给家里写信……”过去每次离家的时候，母亲常常这样叮咛我。但是近年来，我却很少给亲人和朋友们写信，也很少接到亲友们的来信了。数点一下，我接到的最近的书信，也只有母亲写来的一些文字了。只在这纸叠的花园里，母亲寄给我一片温馨。读着开头亲切的呼唤，我读出她春天的眼神，就像走在雪花里的阳光，摇摇晃晃暖透我的心。继续读她的各种叮咛，我读出她热切的表情，就像永远沉重的夜空，挤满了思念的星星。最后读那慈爱的落款，我又读出了她的白发，在秋风里疲倦地飘扬，像老槐树纷飞的落花。母亲的信就像温暖的手，静静地抚摩着我的双肩。那沾满深情的手掌啊，一伸开就是最美的诗篇……

（摘编自高昌《信，是有温度的》）

你们几次写来要钱的信，我们早就收到了。实话跟你们说，今年我们厂效益很不好，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所以，没有钱还债。如果你们一定要我们还，只能把我们厂里的存货折款抵押给你们，否则我们还不出来。请你们行行好，给以谅解。

B厂财务处

2026年1月20日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濒危戏曲剧种作为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艺术，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一朵奇葩，更是特定地区宝贵的文化财富。振兴濒危戏曲剧种的必要性，不仅在于其“濒危”的标签，更在于其在当代社会仍具有重要的人文、历史和艺术传承价值。

随着推动传统文化振兴、增强文化自信的时代呼吁，传统戏曲似乎吸引到了一些观众，但他们更多是被戏曲的“新奇”所吸引，怀着猎奇的心理进行文化观赏，其持续性无法得到保证。而真正能使观众长久驻足戏曲领域的，则是其核心艺术魅力，即内容。特别是对扎根于特定地域的濒危戏曲剧种，更应该充分挖掘具有地域特色的戏剧故事，通过特色化的故事内容吸引本地区观众，实现剧种传播和地域文化传承的双向共振。

当前各戏曲剧种的消费市场大都面临用户群体青黄不接的现状，戏曲艺术只有争取到更多新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的关注和喜爱，才能长久地生存下去，实现持续性的文化传承。因此，濒危戏曲传播应将青年群体作为重点传播对象，借助“戏曲进校园”等活动，通过与校园文化建设相融合的方式来实现濒危戏曲剧种的深度“地方化”+“年轻化”传播。

（摘编自杨琳、刘胜华《非遗保护视域下濒危戏曲剧种当代振兴的传播理路》）

材料二：

“生存还是毁灭”？中国地方剧种生与死的严肃命题，再一次摆在了我们面前。带着种种疑问，笔者走访了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傅谨。

记者：我国地方戏曲剧种目前的存在状况是怎样的？

傅谨：近十年来，戏曲剧种锐减的趋势目前还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唯一令人欣慰的是，濒危剧种的生存环境比起十年前有了质的变化。十年前我提出“要像保护文物一样保护濒危剧种”的建议，提出戏曲的生存发展应该优先注重继承与保护的观点时，在戏剧界几乎得不到共鸣，而且还受到了激烈的批评。现在不同了，文化多样性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特别是那些可以与“审遗”相结合的地区，政府抢救与保护濒危剧种的热情空前高涨。不过，危机仍然存在，如果危机被这样高涨的热情遮蔽，那我们就很难真正找到抢救和保护濒危剧种的方法。

记者：那么您认为我们真正需要保护的是哪些剧种？

傅谨：我认为最需要保护的是那些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厚文化内涵的剧种。20世纪以来，曾经在中国戏剧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高腔逐渐衰落，南方的乱弹、北方的梆子有不少在晚近也进入低谷，而这些剧种往往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凝聚着中国舞台艺术的许多精华。保护和抢救应该以它们为主。与之对应，中国目前还有一部分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左右、正处于消亡边缘的剧种。曲六乙先生称这些剧种为“人为剧种”，将它们区别于那些中国戏剧发展史上自然形成的剧种；不能说所有的“人为剧种”都没有艺术与文化价值，但它们毕竟主要是当代人的人工产品，与那些因历史悠久而积淀了丰厚的、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的剧种不能同日而语。在这个意义上，与其不加区别地去抢救与保护所有濒危剧种，还不如只将那些真正拥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剧种，即有传统、值得继承的剧种作为抢救与保护的对象。

材料三：

随着文旅融合实践的快速发展，从旅游角度切入创新发展对深陷于传统市场困局的戏曲艺术是一种必然，也是一剂良药。但这又随之带来了一个核心问题，即戏曲如何和旅游结合呢？

显然，单纯的文旅融合并不完全适合以表演、故事、剧场等为核心元素的戏曲艺术。但文旅融合的思路让戏曲艺术的演出从传统的“物理剧场”转向了更为广阔的社会环境，能够建构一种“社会剧场”的状态。特别是戏曲与文化景观融合而形成的如“越剧小镇”“淮剧小镇”等新场域让戏曲实现了一种更为生活化、全景化的呈现。例如，浙江嵊州的“越剧小镇”，按照“中国戏曲朝圣地，华东文旅新地标”的定位进行建设，仿古戏台、越剧博物馆等越剧元素的全覆盖化，让“越剧小镇”不仅具有丰富的越剧剧种化特点，还成为文化旅游休闲的景观。

同时，数字技术的赋能也使观众所获得的视觉刺激和快感更为强烈。比如在“乌镇戏剧节”举办期间，戏剧创作者和游客都能够进入戏剧空间进行体验，这一空间可以同时为观众和游客提供全景式、高密度的视听景观。此外，充分利用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落户”浙江乌镇的契机，使用VR/AR虚拟场景、KOL直播互动等数字技术，为大量潜在的观众提供展播服务。

此外，以当地的文化景观或故事为基础创作戏剧曲目也是当下戏曲演出创作的一种创新形式。例如，锡剧现代戏《回家》直接以“宜兴的风土人情”作为故事的背景和题材进行创作，不仅讲述了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故事，也传递了人文关怀，以传统戏曲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诠释了“回家”的精神内涵，还在戏中融入了宜兴的美食、民俗文化以及紫砂壶制作工艺，在观众心中留下了美的涟漪。

由此可见，文旅融合思维为戏曲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思路，强化了“文旅+戏曲”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文化景观的戏曲化不仅延展了戏曲的剧场化演出的概念，可以通过丰富戏曲的故事题材和舞台呈现，让戏曲扎根当地文化景观，其传播力和影响力也可以让其以更贴近生活的方式进行社会化创新发展，实现全景化的实体戏曲世界建构。

（摘编自曾小燕《传统戏曲在文旅融合背景下的破圈突围》）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心理学家认为，人的第一感觉就是视觉，而对视觉影响最大的则是色彩。学者考古服饰文化发现，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在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中，特别是随着纯天然染色技术的发现与改进，服饰制度日渐完备。秦始皇信仰阴阳五行说，认为秦能够战胜周，应属水德，代表颜色就应该是黑色。秦朝崇尚黑色，以黑色为贵，其军服冷峻而严肃，始终充斥着严酷、硬朗的肃杀之风。而汉朝经过休养生息，以五数为制度基数，以黄色为贵。汉代儒家经典《礼记》中的“四时服”和《后汉书》中的“五时衣”，都与我国古代的历法与阴阳五行说关系密切。古人认为春、夏、秋、冬四时由金、木、水、火、土五行分主，所以“四时”亦称“五辰”。五行分配四时于三百六十日间，以木配春，以火配夏，以金配秋，以水配冬，以土则每时辄寄王十八日也。这些规则成为指导人们依照不同季节选择特定着装颜色的准则：春着万物复苏的青色衣，     ①     ，秋着硕果累累的黄色衣，冬着肃杀沉寂的黑色衣。

我国爱国诗人屈原主张服饰要注重“内美”与“修能”的协调统一。他在《离骚》中曾多处提到服饰，如“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原句中的“内美”     ②     ，而“修能”与“内美”相对应，是指外部美的修饰与容态，或是后天的学习与修养。两种解释都在强调加强修养，包括对个体的修饰。又如“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其中“木兰”在《本草》中被释为“皮似桂而香，状如楠树，高数仞，去皮不死”，“宿莽”是楚人对冬生不死，且芳香久固之草的称谓。又如“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蘅与芳芷”，“留夷”“揭车”皆为香草，“杜蘅”似葵而香，叶似马蹄形。再后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揽木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𫄥𫄥”，“木兰”“秋菊”“薜荔”和“胡绳”都是香花芳草，由此可见，古人当时就有佩香草的服饰习俗。或许有学者认为，屈原的服饰观，神秘典雅，浪漫多彩，对后人讲求服饰华丽高雅，影响至深。今天选取自然界的花草为胸针的配饰，未必不是在喧闹中借助花草来凸显服饰视觉美的体现。

《周易》赋予传统服饰中和之美，具体体现在不偏不倚的居中之美的认同观；服饰格局讲究思想意识上的对称之美，服饰境界中强调整体关照或系统意识的中和之美。传统服饰从“头衣”和“体衣”，再到“足衣”和配饰都有着整体的系统规范，服装和配饰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已经成为着装者身份、性格、学识、涵养等的外在体现，与衣者自身浑然一体。作为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服饰颜色，同样需要在整体的协调中彰显协调美，如客家借助其传统服饰纯艳的色彩、丰富的图符、粗犷的造型和实用的美德，传递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诗意情怀。

（摘编自张慧琴《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翻译协调美》）

材料二：

颜色、材质与“洁净”感的道德寓意

在《离骚》的服饰描写中，颜色与材质往往被赋予道德与精神的象征意义。素白、素净的色调常与清高、廉洁相联系，象征着对名利的超然与对正义的坚持；深色、华饰则多与情感的郑重、对旧有秩序的质问相连。颜色的对比、材质的选择，暗示着诗人对外界喧嚣的反思，以及对内心清明的坚持。衣袍的质感与纹饰的繁简，既映照出诗人对礼仪的重视，也呈现出其在逆境中的自我调适：繁复的饰物并非炫耀，而是对“礼”的庄重性的强调与对天地秩序的敬畏。

在这种叙述语境下，服饰的“洁净感”成为一种伦理美。《离骚》中的人物形象往往以“洁净”自居，而洁净不仅指衣着的整洁，更涵盖内心的纯正与对私欲的克制。洁净的衣饰作为外部呈现，与诗人内在的纯正心志相呼应，形成一种“内外合一”的美学理想。这种理念在文本中具有持续的驱动作用：它推动诗人坚持自我、维护道义，并以此抵御周遭环境对自我的侵蚀。

对比与批评的功能性作用

服饰描写在《离骚》中也承担了对比与批评的功能。对比一方面体现为“理想中的君子之风”和“现实中的流落苦境”之间的落差；另一方面体现为“华饰的表象”与“朴素的实质”之间的张力，诗人强调的是内在品性的稳定性胜于外在装饰的浮华。这种对比不仅揭示了社会中的虚伪与浮夸，也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审美与道德的判断标准：在乱世之中，若仍执着于内在的洁净与礼仪的完整，便能保持人格的完整性与精神的清醒。

在批评层面，服饰描写也提醒我们警惕：外在的整洁与内在的坚守并非总能得到世俗的理解与认可。《离骚》中的诗人正是在这种矛盾之中，坚持以服饰来表达自我与道德的观念，展现了一种“外表对内心的反映”的美学与伦理学思考。

（摘编自佚名《〈离骚〉中的服饰描写解析》）

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在唐以前的古代文学中，以忧患感为基调的作品是很多的。这些作品大致上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所体现的主要是对于自己及亲友的命运而引起的忧患感，如宋玉《九辩》。第二类则是内涵更为深广的忧世之作，例如《诗经》中的《载驰・正月》。这后一种倾向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文学中最优秀的传统之一，其代表人物是屈原。

屈原的作品，无一例外地蒙着一层浓重的忧患情调。关于《离骚》，诚如司马迁所云，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关于《九章》，从首章《惜诵》“惜诵以致愍分，发愤以抒情”，到末章《悲回风》“悲回风之摇蕙兮，心冤结而内伤”，忧患之感与《离骚》完全相同。屈赋对读者的强烈感染力主要来自它所蕴涵的忧患感，这种忧患感当然包含着诗人“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美人迟暮”的惆怅，但是更重要的则是诗人对于国家、人民的命运的危机感：“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

那么，在屈原的时代，楚国是不是已经岌岌可危了呢？据史书记载，它当时还是一个“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的强国。在屈原生前，楚国虽然在与秦国的战争中几次失利，但并未濒于灭亡的危险。屈原作品中那种仿佛大难已经迫在眉睫的气氛，与其说是反映了当时楚国的实际形势，倒不如说是反映了诗人心中基于对现实的预感而产生的忧患意识，而这种预感和忧患意识正来源于诗人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强烈的责任感。

屈原曾经被楚怀王委以重任，但是他不久就受到一连串的诬陷、疏远、放逐。在那个辩士四处奔走、朝秦暮楚的时代，屈原却情愿在“乃猿狖之所居”的流放地行吟泽畔，仍然以“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毅精神忍受着巨大的痛苦，时时刻刻把国家、人民的命运放在心上，仍然强烈地感到自己对于国家、人民的责任：“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甚至当他要想以身殉国时，仍念念不忘国家的政治，并以古代的贤臣作为自己的榜样：“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虽然屈原的忧世预言与历史的实际进程相符合的程度不一致，但是，他怀着对国家、人民的命运的巨大关切，具有对于现实生活的深邃的洞察力，因而能够极其敏锐地觉察到当时政治、社会中各种形式的隐患。这种对于历史演变的深刻预感和忧患感是难以为常人所理解的，所以屈原的忠谏始终不被楚王采纳。这样，他在当时就处于一种非常孤独的境地。屈原反复悲叹：“国无人莫我知兮”“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这种深沉的孤独感主要是由于拳拳忠忱和侃侃谠言不为朝廷所接受。只有对国家、人民的命运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对自己的事业、理想的正义性怀有强烈的自信心，才能产生足以抗拒这种孤独感的精神力量。

（摘编自程千帆、莫砺锋《忧患感和责任感》）

材料二：

《离骚》全诗可分为三段：正文可分为前、后两个部分，“《乱》曰”是全诗的尾声与总结。

从“帝高阳之苗裔兮”至“岂余心之可惩”为前半部分，是写“骚”，写“忧”，写诗人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斗争、矛盾、幽愤和痛苦。

在前半部分中，诗人抒写着“灵修浩荡”“皇舆败绩”“众女谣诼”“芳泽杂糅”的政治乱象，又强烈地感受到“草木零落”“美人迟暮”的人生忧愁。政治斗争的严重挫败，现实与理想的悬殊背离，给屈原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深巨的忧愤。他抑止不住满腔的愤懑，反复诉说着自己无比失望、孤独、幽怨、狐疑的情绪，重重的忧郁、怨望、苦闷、彷徨，重重地压在心头。

前半部分的基本内容和感情基调，就是一个“骚”字，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忧愁幽思”。那么，出路在哪里？诗人将如何“离”开这无边的“忧”愁？于是，便进入了后半部分的描写。

从“女婆之婵媛兮”至“蜷局顾而不行”为后半部分。诗人紧承前半之“骚”之“忧”而写“离”，写为“离”开忧愁、解脱痛苦“上下求索”的不懈奋斗，写为实现“美政”理想而“求帝”“求女”的幻想经历。

当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现实世界“无路可走”之时，矢志不渝的诗人将他不屈的目光、深邃的思绪，投向了幻想的天际。诗人不顾“女婆”的劝说，否定明哲保身的逃避，而满怀虔诚的期冀，踏上上下求索的征程。但是“求帝”“求女”的不遇，不仅宣告了实现“美政”理想的无望，同时也宣告了“离骚”的失败。欲“离骚”而“骚”难“离”，忧患犹在，痛苦依然。

接下去，诗人又幻想着向灵氛、巫咸求助，灵氛、巫咸劝诗人去国远游，而诗人准备离去之时，远远地望见了故国的大地，“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自己根本无法离开生长于斯的旧乡故土！

一篇《离骚》之诗，本为“离骚”而设，却历尽千回百折，数经心力交瘁，仍然是“骚”而未“离”，“忧”而未“解”。长达二千五百言的正文已经结束了，但此时的主人公，“骚”仍未“离”。茫茫环宇，何处是归程？

“《乱》曰”部分总结全诗，点明主题：“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是终极意义上的“离骚”，是全部忧怨、痛苦的最高形式的解脱。

“《乱》曰”五句呼应诗题，点明了全诗“离骚”的基本线索：“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是“骚”，“又何怀乎故都”是“离”；“既莫足与为美政兮”是“骚”，“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是“离”。

既不能去，又不能忍，这样就把矛盾推向高峰，“死”的问题便被尖锐地提出来了。《乱》的“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最终表明要追随殷代贤臣彭咸而投水而死。“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是终极意义上的“离骚”，是全部忧怨、痛苦的最高形式的解脱。

（摘编自何新文、彭安湘《离去现实忧患、解脱生命痛苦》）

链接材料：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姱以羁兮，謇朝谇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茝。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总结近年来的文化潮流，绝对绕不开“国风崛起”。从汉服热“破圈”，到音乐创作刮起古风，从李子柒们走红全网，到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大受追捧，传统文化正在深刻影响着当代人的审美与生活。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语言作为文化最重要的载体，社会上对汉语传承的担忧却不减反增。最近看到有媒体盘点汉语字词章句之美，不由得产生联想，今天需要以怎样的方式打开汉语，如何重拾汉语之美。

抛开人文底蕴，汉语之美无从谈起。很多古风歌曲不知所云，更像是在堆砌辞藻，却偏偏能够受到追捧。还有不久前，网上盛传一首“杜甫笔下最美唐诗”，其中不乏“你我暮年，闲坐庭院”等现代表述。类似的伪诗博得大量点赞转发，通过对比，伪诗与杜诗笔力和意境相去甚远。更令人怀疑，读者是不是从未接触过杜甫暮年坦陈心迹的《秋兴》《阁夜》，抑或是温馨闲适的《江村》《江畔独步寻花》，在探索美的过程中错过了太多更美、更值得推敲品鉴的锦绣文章。换言之，如果不辨妍媸不分朱紫，那么所谓的推崇传统文化，只会让人们离传统文化之美越来越远，使创作日益虚浮。

要让更多人理解汉语之美，还是要通过自身与外界的努力。看到文言文就犯憷，其实是把它想得过于复杂了。好比钱镠墓被盗时，一提钱镠写过“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大家都耳熟能详，这句话一点也不难理解。或许今天人们可以更进一步，试着理解这句话美在何处，钱镠是在何种背景下写出来的。当看到《洛神水赋》的表演，大家都知道灵感源于洛神的传说与曹植文采飞扬的《洛神赋》，但不妨找来原文，看看“八斗之才”究竟是如何施展的，这背后又对家与国怀有怎样的情感寄托。读书的乐趣往往就在于，从一处联系到另一处，从一点推开一面，最后塑造起人的知识架构与审美情操。

至于来自外界影响，中国诗词大会等节目以及网上很多读书类音视频都能够起到弘扬和引导的作用，但语文课堂仍然至关重要。梁实秋曾回忆梁启超讲授《箜篌引》如何让他追忆了二十余年。这其实启发今天的语文教育，可以努力讲述得更加细致、准确而生动，讲出文章的美好，激发学生兴趣，而非只是讲讲名词解释、考考全文默写。语文终究和其他学科不同，教授的不仅仅是知识，更是在传承国家与民族的文脉与风骨。

今天，增强文化自信成为至关重要的课题。无论是追忆过去，还是书写当下，乃至创造未来，都离不开汉语功底，离不开汉语之美。或许，不妨就从阅读开始，重拾汉语之美。

（摘编自王梓佩《从阅读开始，重拾汉语之美》）

材料二：

每年都有大量流行语轰轰烈烈地出现，又默默无闻地消失。“yyds”“emo”等字母词更是让许多人大呼“看不懂”，对汉语表达“被污染”而忧心忡忡。其实经历时间的选择之后，大浪淘沙，那些真正有价值的词才最终留下来，所以我们无需担心流行语会对汉语之美有所损害。《咬文嚼字》编辑部从2008年开始评选年度十大流行语，是国内最早做流行语评选的机构。其评选标准是什么呢？作为《咬文嚼字》的主编，我从“选什么”与“如何选”两个角度来解析。

人们所使用的交流手段，其实是一个由并非单一、纯粹的成分构成的圈层结构。这个圈层结构分成三层：第一层“核心层”，由规范纯粹的母语成分构成，符合母语的内在结构规律，也符合我们社会的文明道德规范；第二层“混杂层”，混杂着源自母语但偏离母语内在结构规律的成分（如“十动然拒”），价值递减趋零的谐音词（如“蚌埠住了”），源于母语及源于外语的未被社会广泛接受的字母词（如“emo”），数字、符号、字母混合体（如“9494”）；第三层“边沿层”，由颜文字、表情包甚至眼神、手势等组成。《咬文嚼字》评选“流行语”无疑应该把选择范围局限在由规范母语成分组成的“核心层”。

再说“怎么选”。《咬文嚼字》评选年度“流行语”的标准——坚持语言学价值、社会学价值原则。“语言学”当然是针对我们的母语汉语说的；“价值”的含义是，我们评选“流行语”要对我们母语汉语作出贡献，能推动汉语的健康发展，能为汉语增光添彩。“社会学价值”，主要考虑流行语必须反映时代特征，为一年的社会生活留下印记。

在对新词新语新用法做价值判断时，我们要把握好两点：首先，用好“语法规则”这把尺子；其次，用好“社会准则”这把尺子。社会各界要引起足够重视，自觉抵制不健康语言成分的侵蚀，增强“语言免疫力”。

（摘编自黄安靖《流行语无损汉语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