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从《诗经》的许多具体作品中，后人归纳出了所谓“赋、比、兴”的美学原则，影响达两千余年之久。最著名、流行最广的是朱熹对这一原则的解释：“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古人和今人对此又有颇为繁多的说明。因为“赋”比较单纯和清楚，便大都集中在比兴问题的讨论上。因为“比兴”与如何表现情感才能成为艺术这一根本问题有关。

中国文学（包括诗与散文）以抒情胜，然而并非情感的任何抒发表现都能成为艺术。主观情感必须客观化，必须与特定的想象、理解相结合，才能构成具有一定普遍必然性的艺术作品，产生相应的感染效果。所谓“比兴”正是这种使情感与想象、理解相结合而得到客观化的具体产物。

《文心雕龙》说，“比者，附也；兴者，起也”；“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钟嵘《诗品》说：“言有尽而意无穷，兴也；因物喻志，比也。”实际上，“比”“兴”经常连在一起，很难绝对区分。“比兴”都是通过外物、景象而抒发、寄托、表现、传达情感和观念，这样才能使主观情感与想象、理解结合在一起，而得到客观化、对象化，构成既有理智不自觉地干预而又饱含情感的艺术形象，使外物景象不再是自在的事物自身，而染上一层情感色彩；情感也不再是个人主观的情绪自身，而成为融合了一定理解、想象后的客观形象。这样，也就使文学形象既不是外界事物的直接模拟，也不是主观情感的任意发泄，更不是只诉诸概念的理性认识；相反，它成为非概念所能穷尽，非认识所能囊括，具有情感感染力量的艺术形象和文学语言。王夫之说：“《小雅·鹤鸣》之诗，全用比体，不道破一句。”（《姜斋诗话》）所谓“不道破一句”，一直是中国美学重要标准之一。司空图《诗品》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严羽《沧浪诗话》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等等，都是指的这种非概念所能穷尽、非认识所能囊括的艺术审美特征。这种特征正是通过“比兴”将主观情感与客观景物合而为一的产物。《诗经》在这方面作出了最早的范例，从而成为百代不祧之祖。明代李东阳说：“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盖正言直述，则易于穷尽，而难于感发。惟有所寓托，形容摹写，反复讽咏以俟人之自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则神爽飞动、手舞足蹈而不自觉，此诗之所以寄情思而壮实也。”（《怀麓堂诗话》）

这比较集中而清楚地说明了“比兴”对诗（艺术）的重要性，正在于它如上述是情感、想象、理解的综合统一体。“托物寓情”“神爽飞动”胜于“正言直述”，因为后者易流于概念性认识而言尽意尽。即使是对情感的“正言直述”，也常常可以成为一种概念认识而并不起感染作用，“啊，我多么悲哀哟”，并不成其为诗，反而只是概念。直接表达情感也需要在“比兴”中才能有审美效果。所以后代有所谓“以景结情”、所谓“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倍增其哀乐”（《姜斋诗话》）等等理论，就都是沿着这条线索而来的。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材料二：

中国古人讨论诗歌时常提及的“比兴”不仅是诗歌的创作手法，也是对审美思维方式的一种表述。比兴思维在审美想象的作用下实现物我交互，四时万物在激发人的情感的同时，又成为情感的寄托，物我相照，贯通交融。比兴思维不同于理性判断，它遵循“类”的规律和原则，实现物与物、情与物的联结。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物象都可起兴，任何一物都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联系到他物，起兴之物象和所咏之物象两者间存在着广泛的联系。但这样的联系并不是随意的，而是必须遵循“类”的原则，这一原则在比兴思维中有两方面的体现。

其一，主体基于对事物之间的相似性特征的感知，将此物与彼物联系在一起，此为以物喻物的基础。其二，两个事物虽然各不相同，甚至差异巨大，但是都具有能够与主体的某种情意产生共鸣的属性。这种属性是将物与情联系起来的关键，也是“取譬引类”与以类比逻辑为特征的理性思维之间的重要区别。如作为“岁寒三友”的松、竹、梅，在形貌上相去甚远，并没有相似性特征。但是，由于松树岁寒不凋、翠竹经冬不衰、梅花凌寒独放，三者共同拥有的耐寒属性与主体高洁坚韧的情志产生共鸣，因此使其成为人们联类讴歌、表情达意的对象。主体在审美活动中基于比兴思维展开的类比联想，是审美意象动态生成的一种表现。中国文化自古就有将天地万物视为一体的认识传统，在这个浑然为一的系统之中，物与物、物与情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而是强调彼此间的互相感应、转换与影响。

（摘编自何琪琦《论审美意象生成的心理过程》）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第一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我们找到了通向民族复兴的现实道路，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基石；“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进路问题。

“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不仅为我们走出“古今中西之争”的历史迷宫、破解百年困局提供了方法论钥匙，还深刻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经验，精准把握了中华文明发展演进的内在规律。“结合”不是取消主体，而是壮大主体，从而产生“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

文化意义上的“熔铸”，意味着让传统的符号、记忆、情感、伦理与当代的技术、叙事、场景等深度反应，产生新质文化成果。所谓“汇通”，是让中西在同一“问题域”里互相解锁，结出累累硕果。譬如，中国的“天人合一”与西方的“生态科学”，表面看是两种话语，一旦放进“气候危机”这一共享议题，两者的本质联系便显现出来——可生成“中国山水式生态城市”的新范式，既非传统园林的简单复刻，也非西方绿色技术的生硬移植，而是人类共通情感与共识理念的有效结合。

“熔铸古今、汇通中西”而生成的重要成果，一方面要在文明对话中产生可共享的新符号、可体验的新情感、可转化的新知识；另一方面要锻造新的文化主体，其衡量标准是自主的精神价值体系、自主的评判标准体系、自主的话语叙事体系、自主的知识生产体系。

（摘编自张允熠《开创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创造新局面》）

材料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蕴藏着许多对解决当代人类面临难题具有重要启示的思想文化元素，这是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和文明元素。“第二个结合”之所以可能、之所以必要，根本依据和内在逻辑正在于此。中华文明之所以经久不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历久弥新，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和拓展之所以产生重要影响，从根本意义上说就是因为中华民族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品质，构成了中华文明主体性元素。譬如，立德修身理念、家国一体情怀、崇尚整体思维，等等。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紧紧抓住这些文化基因和文明元素，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必将有力激发历史文化传统的强大活力，使其转化为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的强大力量。

（摘编自包心鉴《坚持“两个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和成功之道》）

材料三：

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诸如生态失衡、环境恶化、能源短缺等“全球性问题”。“全球性问题”的提出，意味着以工业文明为主导的发展理念遇到了深刻危机。从文化理念层面说，正是戡天役物的取向和人的欲望无度扩张，才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敌对性矛盾。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秉持“天人合一”的理念，这对于拯救现代技术带来的生存危机具有重要意义。现代技术本质上是“以人克天”的，古典技术则是“天人合一”的。倘能借鉴古典技术的文化品格来重建现代技术，也就是通过“天人合一”的理念，重新达成“技术”与“艺术”的统一，就有可能避免人对自然的“僭越”，为摆脱人类生存困境寻求可能的解决之道。

世界上所有的文明都无法回避一个根本矛盾，即人的欲望的无限可能性同满足欲望对象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中国文化秉持中庸之道，采取限欲主义方法，既反对人为地诱发和放大人的欲望的纵欲主义，也拒绝人为地剥夺和压抑人的欲望的禁欲主义，所谓“无过无不及”。这种对待人的欲望的中庸态度，有助于约束欲望的人为制造，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人的“虚假需要”对自然界的过度占有。

（摘编自王岩的相关文章）

材料四：

与西方文化将作为客体的自然视作主体征服、改造的对象不同，对于中国人来说，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是统摄一切的、最核心的哲学理念。中华文明之所以能绵延5000年而不衰，一个重要历史原因是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世界是不可割裂的有机整体。把这种宇宙观，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基因发掘出来，有助于克服全球性生态危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开掘出富有生机活力的东方源头。

与西方文化强调主体征服、支配客体的单主体性观念和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的价值主张不同，中国文化蕴含着“仁者爱人”的多元主体性基因。这种文化基因的核心要义在于不仅承认自己是人，具有主体性，是目的，而且承认别人也是人，也具有主体性，也是目的，二者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主主平等普惠”。在处理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时，中国文化特有的多元主体观强调“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多元主体观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文化中强调主体征服、支配客体的单主体观和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的价值主张，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价值支撑。

（摘编自王先鹏《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基因》）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为小说选择一个视角可能是你要做的最重要的决策之一。但是，许多作者，甚至那些已有作品出版的作家，面对视角问题也经常一头雾水，一知半解。掌握好视角是所有小说作者必备的技能，因为它跟冲突与悬念关系密切，是小说成功最需要的东西。

可供你选择的视角有两种：第一人称视角和第三人称视角。在第一人称的下面还有两个选项：现在时和过去时。在第三人称的下面也有两个选项：有限的第三人称视角和无限的第三人称视角（全知视角）。

你或许会想：“怎么把第二人称给落下了呢？”是的，有的小说家确实用过第二人称视角。我的建议是你不要跟风这样做。假如你真的非要这样做，那么请记住这条建议：

你坐在自己的书桌前，然后以第二人称视角开始创作。这似乎是你拓展自己文学风格的好办法。你知道这会减少你的作品出版的机会，而且大多数读者会发现这部小说是令人难以卒读的。但是，你还是决心要把它统统弄明白，然后再用它创作，看看效果如何。你希望自己有个好运气。

无限第三人称视角又是怎么回事？顾名思义，它的意思是知道一切，所以无限第三人称视角有时候也被称为“准上帝视角”。叙事者可以随心所欲地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任何时候都可以洞悉任何人物的心灵深处（即便两者同处一个场景之内）。

这种全知的口吻可以评论世间百态，比如作者可以发出“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样的感慨；或者，他也可以保留自己的看法，超然物外。既然这个视野源于“上帝之眼”，作者可以灵活自如地把主观看法强加于人物，其主观程度可高可低。

如今，无限第三人称视角叙事已经很少见了，可是对于某些风格的长篇小说，尤其是长篇史诗性小说来说，这个视角还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它允许作者向读者灌输大篇幅的背景信息。但是，如果你不知节制地运用这个视角，那么你的小说就会变得拖沓冗长。对于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来说，作者未必非得使用无限第三人称视角。

有时候你在一个章节的开端也可以使用无限第三人称视角，等写到后面再恢复原来的视角。我说的是下面的意思：

“村民们早就知道舍伍德的密林是一个有点儿阴森可怖的地方。里面可能躲藏着强盗，他们在那儿等待着没有警惕性的马车夫。从马厩到酒馆，这样的故事流传很广。小心，别被坏人抢劫了，说来说去，故事的主题就是让人们防患未然。

罗宾·洛士利站在那棵远近闻名的大橡树下，长弓在手。这种感觉很好，而且显得很强大。他心里想，我要把信送给约翰王子。”

第一段给读者呈现出广阔的视野，随后又回到了视角人物身上。此后就一直停留在人物身上了。

注意，全知口吻的运用不能剑走偏锋，就是说你不能极端到画外音的程度，使用19世纪的那种风格。谁会在乎一个作者对于时代有什么看法？把视角交给人物就行了。你可以把视角当作一架摄像机，牢牢架在主角（或某个人物）的肩膀上。这种有限的第三人称视角仅限于焦点人物能感知到的一切：他看到、听到、想到、感受到的。他不知道其他角色的内心，除非对方说出来或表现出来。它能够捕获观众可以看到的场景。下面这个片段摘自达希尔·哈米特的《马耳他之鹰》：

“斯佩德一屁股坐进了转椅中，转了小半圈，对着她礼貌地微笑着。他笑不露齿，这让脸上的皱纹都拉长了。

埃菲·佩雷恩在打字机上轻敲键盘的啪啪声和换行的铃声从关着的门背后隐约传来，偶尔还能听到隔壁办公室里一台电动机器枯燥的震动声。在斯佩德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个满是烟蒂的黄铜烟灰缸，里面一个被捻扁的烟屁股还在冒烟。”

这是摄像机的视野。假如我们是在斯佩德的脑子里，那么他就不能看到自己脸上的皱纹拉长的情形。我们也无法捕捉到斯佩德的所思所想。注意，这里还描述了斯佩德办公桌上的香烟，仿佛镜头在逐渐移近被拍摄的对象。

最后一点，在有些文学类型——比如推理小说中，作者越是公然使用自己的声音，效果或许越好。

在道格拉斯·亚当斯的《银河系漫游指南》中，作者的声音就一览无遗。正如作者在这个五部曲之四《再见，谢谢所有鱼》的前言中所说：

“在银河系西侧旋臂那个并不漂亮的末端，有一片未曾标明的漩涡星系，在其深处悬挂着一颗不被人注意的小小的黄色恒星。

距离这颗星球大约9800万英里之外，有一颗更加无足轻重的蓝绿色行星围绕它旋转。在这个小行星上面，猿猴后裔的生命形态神奇而原始，他们仍然认为数字手表是一个非常棒的想法。”

同样，乔·哈尔德曼的短篇科幻推理小说《海明威骗局》令人耳目一新，作者在小说的开头对读者作了这样的开场白：

“我们的故事开始于佛罗里达最南端旅游区基维斯特的一家破败失修的酒吧，距今也没有多少年。这个酒吧并非海明威喝过酒的那个酒吧，也不是自称海明威曾在此喝酒的那家酒吧，因为那两家酒吧不仅非常奢华，而且游人如织。这家酒吧位于小镇上更加有趣的地方，是一个颇具古巴特色的所在。它既算不上窗明几净，也谈不上灯火辉煌，不过，这里却有冰镇啤酒和上佳的古巴咖啡。它的迷人之处在于其低廉的价格和下里巴人的特色，这让学者与百无聊赖的游客走到了一起。”

（摘编自詹姆斯·斯科特·贝尔《冲突与悬念：小说创作的要素》，王著定译）

①我竟沦落到跟这样一班人为伍，内心隐藏的痛苦，真是无法用言语表达。

（选自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

②玛丝洛娃看着烟囱，想到他对她说过，当他从监狱出来时，他们将如何结婚，如何住在烟囱附近的村舍里，她想着想着，不觉苦笑了一下。

（选自托尔斯泰《复活》）

③“这个女人已经丧失生命了。”他心里想……昨晚迷惑过聂赫留朵夫的魔鬼，此刻又在他心里说话，又竭力阻止他思考该怎样行动，却让他去考虑他的行动会有什么后果，怎样才能对他有利。……她沉默了一会儿，考虑着怎样利用他弄到些好处。

（选自托尔斯泰《复活》）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在唐以前的古代文学中，以忧患感为基调的作品是很多的。这些作品大致上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所体现的主要是对于自己及亲友的命运而引起的忧患感，如宋玉《九辩》。第二类则是内涵更为深广的忧世之作，例如《诗经》中的《载驰・正月》。这后一种倾向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文学中最优秀的传统之一，其代表人物是屈原。

屈原的作品，无一例外地蒙着一层浓重的忧患情调。关于《离骚》，诚如司马迁所云，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关于《九章》，从首章《惜诵》“惜诵以致愍分，发愤以抒情”，到末章《悲回风》“悲回风之摇蕙兮，心冤结而内伤”，忧患之感与《离骚》完全相同。屈赋对读者的强烈感染力主要来自它所蕴涵的忧患感，这种忧患感当然包含着诗人“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美人迟暮”的惆怅，但是更重要的则是诗人对于国家、人民的命运的危机感：“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

那么，在屈原的时代，楚国是不是已经岌岌可危了呢？据史书记载，它当时还是一个“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的强国。在屈原生前，楚国虽然在与秦国的战争中几次失利，但并未濒于灭亡的危险。屈原作品中那种仿佛大难已经迫在眉睫的气氛，与其说是反映了当时楚国的实际形势，倒不如说是反映了诗人心中基于对现实的预感而产生的忧患意识，而这种预感和忧患意识正来源于诗人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强烈的责任感。

屈原曾经被楚怀王委以重任，但是他不久就受到一连串的诬陷、疏远、放逐。在那个辩士四处奔走、朝秦暮楚的时代，屈原却情愿在“乃猿狖之所居”的流放地行吟泽畔，仍然以“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毅精神忍受着巨大的痛苦，时时刻刻把国家、人民的命运放在心上，仍然强烈地感到自己对于国家、人民的责任：“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甚至当他要想以身殉国时，仍念念不忘国家的政治，并以古代的贤臣作为自己的榜样：“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虽然屈原的忧世预言与历史的实际进程相符合的程度不一致，但是，他怀着对国家、人民的命运的巨大关切，具有对于现实生活的深邃的洞察力，因而能够极其敏锐地觉察到当时政治、社会中各种形式的隐患。这种对于历史演变的深刻预感和忧患感是难以为常人所理解的，所以屈原的忠谏始终不被楚王采纳。这样，他在当时就处于一种非常孤独的境地。屈原反复悲叹：“国无人莫我知兮”“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这种深沉的孤独感主要是由于拳拳忠忱和侃侃谠言不为朝廷所接受。只有对国家、人民的命运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对自己的事业、理想的正义性怀有强烈的自信心，才能产生足以抗拒这种孤独感的精神力量。

（摘编自程千帆、莫砺锋《忧患感和责任感》）

材料二：

《离骚》全诗可分为三段：正文可分为前、后两个部分，“《乱》曰”是全诗的尾声与总结。

从“帝高阳之苗裔兮”至“岂余心之可惩”为前半部分，是写“骚”，写“忧”，写诗人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斗争、矛盾、幽愤和痛苦。

在前半部分中，诗人抒写着“灵修浩荡”“皇舆败绩”“众女谣诼”“芳泽杂糅”的政治乱象，又强烈地感受到“草木零落”“美人迟暮”的人生忧愁。政治斗争的严重挫败，现实与理想的悬殊背离，给屈原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深巨的忧愤。他抑止不住满腔的愤懑，反复诉说着自己无比失望、孤独、幽怨、狐疑的情绪，重重的忧郁、怨望、苦闷、彷徨，重重地压在心头。

前半部分的基本内容和感情基调，就是一个“骚”字，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忧愁幽思”。那么，出路在哪里？诗人将如何“离”开这无边的“忧”愁？于是，便进入了后半部分的描写。

从“女婆之婵媛兮”至“蜷局顾而不行”为后半部分。诗人紧承前半之“骚”之“忧”而写“离”，写为“离”开忧愁、解脱痛苦“上下求索”的不懈奋斗，写为实现“美政”理想而“求帝”“求女”的幻想经历。

当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现实世界“无路可走”之时，矢志不渝的诗人将他不屈的目光、深邃的思绪，投向了幻想的天际。诗人不顾“女婆”的劝说，否定明哲保身的逃避，而满怀虔诚的期冀，踏上上下求索的征程。但是“求帝”“求女”的不遇，不仅宣告了实现“美政”理想的无望，同时也宣告了“离骚”的失败。欲“离骚”而“骚”难“离”，忧患犹在，痛苦依然。

接下去，诗人又幻想着向灵氛、巫咸求助，灵氛、巫咸劝诗人去国远游，而诗人准备离去之时，远远地望见了故国的大地，“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自己根本无法离开生长于斯的旧乡故土！

一篇《离骚》之诗，本为“离骚”而设，却历尽千回百折，数经心力交瘁，仍然是“骚”而未“离”，“忧”而未“解”。长达二千五百言的正文已经结束了，但此时的主人公，“骚”仍未“离”。茫茫环宇，何处是归程？

“《乱》曰”部分总结全诗，点明主题：“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是终极意义上的“离骚”，是全部忧怨、痛苦的最高形式的解脱。

“《乱》曰”五句呼应诗题，点明了全诗“离骚”的基本线索：“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是“骚”，“又何怀乎故都”是“离”；“既莫足与为美政兮”是“骚”，“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是“离”。

既不能去，又不能忍，这样就把矛盾推向高峰，“死”的问题便被尖锐地提出来了。《乱》的“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最终表明要追随殷代贤臣彭咸而投水而死。“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是终极意义上的“离骚”，是全部忧怨、痛苦的最高形式的解脱。

（摘编自何新文、彭安湘《离去现实忧患、解脱生命痛苦》）

链接材料：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姱以羁兮，謇朝谇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茝。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说起来诗也是不平等的，说诗不平等不是指诗有优劣之分，而是说同样好的诗或同样坏的诗却有绝对不同的价值。也就是说诗除了内在的本值以外还有外在的附加值，这附加值往往还成了诗的主要价值。附加的价值自然来自附加的意义，而附加的意义则来自两件事物：一是时间，一是阅读。时间和阅读常常是比原作者更重要的创作者。我们读《诗经》就深切地感到了这一点。今天放在我们面前的《诗经》已同当年孔子面前的《诗经》不是一回事了。文字还是那些文字，但两千年的存放已大大改变了这些文字的品质。

时间首先就唤起了你的尊敬，远古的诗比当代的诗更能吸引你凝神关注，这就像是人们重视异乡情调而轻视本地风光，甚至与“远来和尚会念经”这些粗鄙的谚语也有几分理通之处，源于一种很难解释但又毋庸置疑的心理规律。比如说同样是说大话，身边侃爷的豪言壮语，你常常也不过就是那么一听，但《卫风·河广》中说道：“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这大话你听着就有几分惊心动魄了。

长长的时间隧道放大了古人的声音，远古的神秘与隔膜甚至使当时人们的街谈巷语对今人来说都带上点神祇的味道。人们对古代人的感觉是很复杂的：一方面带着子孙对宗祖的敬畏，带着生不满百年的过客在无法克服的时间面前必有的自谦，另一方面也带着几分现代人的优越感。敬畏和自谦使人们觉得古人深不可测，连举手投足都大有深意；而那种不能自禁的优越感则又使人们对古人的短处心怀宽容，对古人的一颦一笑都感到惊喜。当然，时间为古诗增添魅力还由于古今语言的奇妙差异。语言在时间的流逝中自然演变，古今的语言同中有异，这相似的影影绰绰是一种难以抵挡的诱惑。《诗经》的语言乍一看来实在是不解其详，但仔细推究又能够恍然大悟，这种掘土见泉、登山望景一样的过程使你有一种创造的喜悦，使你对自己终于获得的理解与欣赏倍加珍惜，你无意之中变成了作者的同谋，你会从哪怕是平白无奇的句子中体味出无限深长的意味。

阅读在作品增值中所起的作用应该说仅次于时间。这两种因素还常常纠结在一起，作品存在的时间越长，所获得的阅读机会当然就越多，作品所积累的理解和意义也就越深厚。具体到《诗经》，重要的还不是这部作品受阅读的广泛程度，而是它在阅读中所处的地位。作品的阅读地位关系到它所产生的功能，这种功能又反过来改变着作品自身的状态。比如说一束光如果它没有为人照明，它仅仅是一束光，而一旦它在黑暗中照亮了人们，它就成为一盏灯；一束光和一盏灯的意义是不同的。

《诗》本来不过是田野的民谣、宴饮和祭祀的侑曲，《诗》最初是诗，在长期充当了经的角色之后就成了《诗经》。如两汉经学为汉王朝的国家治理提供学理支撑，以三百篇为谏书，赋予《诗经》政治经典性地位，从辨风知政、补察民情的王道之作逐渐被解读为言颂美先王、讽刺昏庸的衽席之说。汉代今传毛诗的立意，便是寻求诗篇的施用功能，将之确定为美或刺，并将之系于时世。“诗”是它的本来面目，而“经”则是它的后来面目。《诗经》作为经所经历的阅读是一种神圣阅读，神圣阅读赋予它一种庄严性和绝对性，因而那些本来是偷情幽会的诗也就神圣起来了。

对于《诗经》，明代以后有一种思想解放运动，说要把《诗》就当成诗来读，现代批评家更是主张剥去了它作为经的光环。这种阅读立场非常正确，也非常益人心智；但这主张只说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诗经》还有另一方面，那就是它确实还同其他诗不一样。就因为它曾经充当过经，它的存在就已成为重要的历史事件，已成为我们民族生活与心理不可分割的构成部分，它的精神已进入我们的血液，我们的人格和灵魂在很大程度上就来自它的赋予；甚至它还是我们一个重要语源，我们今天许多日常的成语就来自《诗经》。因而我们今天读《诗经》不仅是由于对古人的好奇，而且还由于对自己的好奇；不仅是一种旁观，而且是一种自省。就因为《诗》曾经被当成经来读，它于是就成了不折不扣的经，再也回不到纯粹诗的状态了。或者可以说把《诗》当诗来读是一种文人眼光，而把《诗》当经来读则是一种史家见识；作为一个读者你或者偏执一端，或者兼具手眼，那就看你的高兴了。

（摘编自李书磊《〈诗经〉辨》）

材料二：

甲骨文“美”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美学意识的萌芽，而且是与“善”联系在一起的。此后的传世文献《易经》《尚书》没有“美”字。《诗经》出现大量的“美”字，并且不再与“善”相关联，而是由更高的价值词“好”来统摄。这意味着中国美学意识从道德意识中独立出来，标志着中国美学意识的觉醒，这是中国美学思想的真正开端。

《诗经》所有“美”字都形容人，表明中国美学思想一开始就不是艺术美学，而是“人的美学”。这意味着中国美学意识的觉醒是人的觉醒，其内涵是人的情感的解放，尤其是男女爱情的自由表达。因此，《诗经》里的“美”字全部出现在《国风》中，这意味着中国美学意识首先出现在民众中，即并不是后儒解释的伦理政治思想。同时，《诗经》不仅开始具有诗歌艺术的诗学反思，而且开始具有诗歌艺术的美学反思，即是艺术美学思想的萌芽。

（摘编自黄玉顺《中国美学意识的觉醒——〈诗经〉美学思想研究》）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①“修辞立其诚”，是《易传·文言》的一句话。这句话虽然是两千年以前讲的，现在仍应加以肯定，仍应承认这是发言著论写文章的一个原则。“立其诚”即是坚持真实性。诚者，实也，真也。现代所谓真，古代儒家谓之为“诚”。

②“立其诚”可以说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名实一致，二是言行一致，三是表里一致。

③名实一致即是言辞或命题与客观实际的一致。一般言辞的内容包括许多命题。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都可称为理论命题。理论命题符合于客观实际，就是真理的揭示。文学不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然而也必须对于事物现象的本质有所显示，才能够感动人心。

④言行一致亦即理论与实践一致，思想与行动一致。浅言之，即一个人的言论与他的行为一致；深言之，即学说理论与社会实践一致。古语说“听其言而观其行”，听一个人的言论还要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他的言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与社会实践相符合的，才能称为真理。

⑤表里一致即心口一致，口中所说的与心中所想的应该一致。如果口说的是一套，心里所想的却是另一套，是谓说假话，是最明显的不诚。“修辞立其诚”，首先要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

（摘编自张岱年《修辞立其诚》）

材料二：

①“修辞立其诚”一般理解为修养问题，实际上其中包含的不仅仅是道德修养的问题，还有动机与效果、形式与内容、主观行为和社会实践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其实“立诚”这一准则把修辞活动分成两个部分：一是用真话沟通理解，以达到最终的交际目的：二是用浮华之辞蒙骗对方以达到交际的目的。20世纪上半叶，一批崇尚传统和借鉴国外修辞学的学者展开了新旧两派的斗争，国内的有些学者认为修辞学就是美辞学，便认为辞格就是修辞学的全部内容，春秋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就是很好的例证，这明显偏离了“立诚”的传统含义。

②汉语修辞学作为汉文化的一部分，有着不同于西方的文化传统。中国传统的修辞学具有和合会通的人文精神，重视人情、伦理等整体的把握，传统“立诚”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手段。我国自古以来就重视修辞的社会功能，随着现代语言学流派的不断发展，人们注重思维和认知领域的发展，重视语言如何运用和交际才能具有最大化的社会功能，于是面对“立诚”分出了两个相反的修辞活动。在传统含义的基础上王希杰先生提出了得体性原则，从语用角度出发认为交际活动中有四个世界，得体性原则可以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用假话去蒙骗别人是对语言的一种负偏离，即言语的失误，只有把负偏离正偏离化才能取得超常的表达效果。而得体指的就是语言材料对语言环境的适应程度，他把得体性原则作为修辞的最高原则，而其他原则是从属于得体性原则的。其实这在古代早已有了萌芽，《论语·卫灵公》指出“子曰：辞达而已矣”。在高度现代化的今天，单纯让别人听懂的交际已经不适用了，社会上需要一批有能力、高情商的人才，而得体性原则正是继承“诚”的传统，运用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进行交际的准则。

③自20世纪初期我国修辞学研究开始进入草创和建立阶段开始，外国先进的修辞学著作不断涌入我国，陈望道先生作为古今中外派的杰出人物一边借鉴外国先进文化，一边继承传统文论，提出“适切”的主张，可谓是高屋建瓴，独树一帜。后来学者提出的修辞原则，基本上都是在此基础上对“真实、得体和适切”的发展。由于社会的需要，受系统功能语言学派和认知语言学派的影响，开始注重语言的交际作用，重视修辞学的实用性，出现实用修辞学、公关修辞学、辩论修辞学等分支。这一时期修辞学领域百花齐放，但统领它们的准则始终围绕“诚”这一核心。

④“修辞立其诚”现今作为一种修辞原则被一直贯穿始终，实际上，“立诚”始终是修辞的核心内容，无论是修辞本体研究还是与之相关的其他学科都需要“诚”来统率。对于辞格来说，如作为逻辑变异类中的夸张是语言变异与现实完全偏离的一种典型，表面上看并不是真实的，但各家对夸张定义的一个共同点就是立足于现实，夸张并不等于言过其实，陈望道先生认为“夸张是通过语言意义与现实的严重背离而再现现实”。修辞的功能具有社会性，是因为语言作为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一直被使用，人们不自觉地通过转喻或隐喻的方式运用已有的经验在概念整合的基础上处理新信息，修辞的本质是言语交际活动中话语调控行为，在交际中需要运用有限的话语序列坐成无限的言外之意。言语活动始终离不开真实性，一切都是以客观的现实为基础运用各种手段进行交际，“修辞立诚”的本质没有变化，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促进了修辞学的快速发展。

（节选自梁悦《“修辞立其诚”的传统含义及时代内涵》）

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量了一回，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说着，便用帕拭泪。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崇高的书写向来是与宏大叙事紧密联系的。书写崇高，需要宏观思维和整体视野。只有在对历史、现在、未来史诗般的全景观照中，在对时代、国家、社会宏大脉动的整体把握中，崇高的意义才能得到有效凸显。

事实上，宏大叙事与细节叙事之间不是有你无我、水火不容，而往往是相互交融、并行不悖。一些凸显崇高的宏大叙事作品，如《平凡的世界》《额尔古纳河右岸》《三体》之所以屡屡掀起阅读热潮，与其丰富的内容、真实生动的细节是分不开的。细节叙事具有凸显崇高的独特作用，可以与宏大叙事相辅相成，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细节叙事本身所具有的超清视野和常人视角。

细节饱含着现实生活的汁液，连接着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细节叙事从人物的心理和生活等平常细节入手，塑造有血有肉的常人形象，展现普通个体在面对矛盾冲突时所爆发的伟大力量。在这种平常与伟大的对比中，崇高的故事已经从人们的日常生活记忆和经验中唤醒了巨大的力量，因而更能够冲击人的心灵。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家利奥塔强调：“崇高不是简单的满足，而是因努力而满足。”细节叙事可以展现这种努力的过程，因而更能够凸显崇高。

正如康德所说，崇高“是通过对生命力的瞬间阻碍及紧跟而来的生命力的更为强烈的涌流之感而产生的”。这意味着，对生命力的阻碍矛盾越激烈，紧跟而来的生命力涌流越强烈。正是故事中贯穿着的深刻矛盾，使读者因为感受矛盾冲突积累了深深的痛感，当故事人物做出选择、完成转变或者取得胜利时，这种痛感才能瞬间释放，转化成崇高的精神愉悦。因此，作者对矛盾的刻画越逼真，读者的痛感越强，对崇高的感受就越充分。在这方面，细节叙事常常更具有独特的作用。微小细节的精致点缀，调动着读者的感官，在点滴间氤氲出真实的氛围，在读者的脑海中投射下清晰的形象，并将矛盾展现得淋漓尽致。

《谁是最可爱的人》作者魏巍就善用细节刻画矛盾。如在讲到一支志愿军部队的战斗时，他描写道：“敌人为了逃命，用了32架飞机、10多辆坦克发起集团冲锋，向这个连的阵地汹涌卷来，整个山顶的土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这个阵地烧红了。”精确的数字细节、形象的情景细节使人身临其境，直观感受到志愿军战士所面对敌我矛盾之激烈，为凸显其后战士们英勇斗争的崇高意义蓄足了劲。

在用什么样的细节方面，作家需要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把握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反映中华民族的千年巨变，揭示百年中国的人间正道。在如何用好细节方面，作家需要掌握好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分清历史发展的主流与支流、整体与局部，正确对待历史中的成功与失误、经验与教训。作家需要真诚观照人民的现实生活，用光明的细节帮助人们驱散黑暗，用美善的细节鼓励人们战胜丑恶。

（摘编自沈壮海、蒋从斌《细节何以彰显崇高》）

材料二：

有时作品中的几句话，就可能构成一个绝妙的细部。余华的小说《活着》里，福贵从儿子有庆的坟前来到村口，悲伤难掩。余华在这里只写了一句话：“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在这里，仅一个“盐”字，便足以构成隐喻，内心的伤口被盐渍涂抹而产生的疼痛感与撕裂感被书写殆尽。没有伤痛欲绝，却悲凉彻骨。这样的细部深描，令人叹服不已。所以，细部是生活的纹理。好的细部描摹，蕴含着浓厚的生活气息，洞悉了岁月的沧桑和人情的幽微。透过细部、细节，人物细腻的情感与事物、背景之间暗含的隐秘关系若隐若现。

细部不仅仅是一种叙述修辞，也是作家个人经验的升华，更是作家情感在文字中的延展和外化。细部修辞的力量，可能来自一个小说人物的表情或动作，来自一个有着特别氛围的场景，来自生活中的一件琐碎小事，来自一段充满浓郁的日常性、哲理性的话语。或许它就是一段类似“闲笔”的不经意叙述。细节也好，细部也罢，都必然是文学叙事的精要所在，是触动心灵的切实要素或原点。

一个好的叙述，精华之处一定在细部。仔细想想，任何一部杰出的作品，都是无数个精彩细部浑然天成的组合。当然，细节、细部都经过了精心打磨和设计，细部所产生的力量覆盖人物、情节、故事本身，而且它所提供的生活经验、生命体验和艺术含量，彰显出一个杰出作家的美学理想和写作抱负，也能够体现出一个作家的哲学涵养和生活态度。平凡、平实、平淡，朴素、诚挚、温情，才可能是一部作品熠熠生辉的根本和底色。从基本、普通、细致的生活着眼，进入实实在在的生活之中的文字才更加令人信服，不故弄玄虚、掩人耳目地制造悬疑的叙述才更加耐人咀嚼。这样的文学，才会有绵延不绝的艺术力量。

实际上，这不仅仅是一个艺术、技术层面的问题，也是一个作家价值观、生活观、美学观的问题。对细部的迷恋和重视，至少说明这个作家回到了具体的事物，回到了事物的本体，回到了生活的原点，没有凌空蹈虚般凌驾在基本的“生活流”之上。从一定程度上讲，细节也是作家聚焦生活和人心不可或缺、意味深长的重要元素。虽然在文学叙事中，细节也常常被一些作家忽视，代之以“心理流”“意识流”，但是这些同样离不开人性、人情外化的心理场景。只要有情景和情境，便无法离开细节的存在。

发现生活的细节，书写精彩的细节，需要的是一个作家的平常心和朴素的审美情怀。发掘或提炼细部的光芒，平常心是一种大境界。那是一种不刻意的叙述心境或者写作心态，修炼出阅尽人间生命万象之后的坦然、坦荡和虔诚。可以相信，任何好的细部书写和叙述，都是从这样的叙事心态出发的。其实，这也是考验每一位作家、艺术家的哲学问题。无论是叙事性文本，还是影视创作，莫不如此。

（摘编自张学昕《好的叙述，精华之处在细部》）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诗仙李白的诗歌以其丰富的想象、极度的夸张、生动的比喻和雄奇飘逸的风格，吸引着历代文人雅士。千百年来，人们采用笺、注、疏、解、通等方式，校理文辞，疏解意旨，彰显其艺术神韵，创造了诸多阐释李白诗歌的经典之作。明代画家沈周却另辟蹊径，以图像为载体，通过飘逸灵动的线条、匠心独运的构图，将《蜀道难》中的巍峨山川、幽深林木具象化为一幅设色山水画——《蜀道难图》。这幅图画承载着画家对李白诗歌的认识、对自我人生际遇的感怀、对中华文化的理解等丰富内涵，是考察李白诗歌传播与接受状况的重要资料之一。

《蜀道难图》是画家根据诗歌绘制的图画，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诗歌的内容，但它并不是诗歌内容的完全再现，这和诗、画两种艺术的不同特性有关。诗歌的语言高度凝练，具有抽象性，除了符号理性意义之外，还积累了相关的文化记忆，可以激发人的情感。即使是描绘性的静态名词，所包含的义项也不止一个，但在诗意画中，图像却只能表现出其中的某一个侧面，因为“图像的不透明性，决定了它在使诗意绽开的同时也会屏蔽另外的部分”。图像作为表意符号，表现的是静态的瞬间性，并且依靠视觉展现和接受，通过色彩、线条、构图等具体可观的元素来表达画家的个性。比较而言，诗歌除了有具象的“境”，还有抽象的“意”，语言符号可以表现动态的叙述性，还可以超越视觉，通过描摹听觉、嗅觉和触觉意象等多重途径表达诗意。语言符号和图像符号的不同特点，造成了诗意画对诗歌语象的再现有不同程度的游离。

（摘编自罗丹《沈周〈蜀道难图〉的诗意再现与游离》）

材料二：

李白的《蜀道难》与沈周的《蜀道难图》虽为不同艺术形式的视觉呈现，却都凝聚着作者对同一主题的深刻理解和情感投射，成为其艺术意旨“凝固”与“外化”的具象符号。然而，两者的载体在本质上有所区别：诗歌以语言为媒介，其抽象、凝练的特性使其能够展现动态的叙述流程，甚至超越视觉限制，深入揭示和表达情感意旨；而画作则依赖于视觉的直观呈现与接收，以线条、色彩、构图等“可视”元素为载体，将主体情感意旨具象化于静态瞬间之中。正是这种媒介的差异性，导致沈周在转换李白《蜀道难》语象的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依附与游离。这不仅体现出原诗与衍生图像的内在关联，更在呈现、遮蔽、增值等维度上，展示了两种艺术形式间复杂微妙的“互文”关系。

在沈周的《蜀道难图》中，不难发现，诗歌中某些语象的特殊性，使得图像难以完全再现其精髓。比如，《蜀道难》开篇即通过神话故事如“蚕丛”“鱼凫”“五丁开山”“六龙回日”等，极尽渲染蜀山自古即险阻难越之能事。这些语象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情节和动态性，具有观念上的流动性，远非单一瞬间景象所能囊括。然而，图像作为静态的视觉艺术，难以表现具有连续时间性的内容；这些神话故事的复杂情感与意境，在沈周予以图像呈现的过程中，难免被部分遮蔽。再者，图像无法直接传达听觉、嗅觉等体验，这也是沈周面临的一大挑战。比如，诗歌中“悲鸟号古木”“子规啼夜月”等听觉描绘，为全诗增添了丰富的情感色彩，然而，这些声音蕴含的情感在图像中却难以精准表现，即便尝试描绘发声物象，也会因绘画的局限性而无法充分传达声音的悲戚之感，这使得读者在观赏图像时，难以感受到诗歌中那种强烈的听觉冲击。这样一来，沈周在图绘《蜀道难》时，面对诗歌中复杂多变、富含情感的语象，不可避免地会舍弃呈现相关内容，从而使得图像与诗歌之间构成部分的“遮蔽”关系。

然而，在沈周的艺术创作中，他巧妙利用图像的构图审美与瞬间视觉性特征，不仅忠实于《蜀道难》的文本精髓，更融入个人的独特理解，使得《蜀道难图》在视觉形象上实现了“增值”。画面中，骑驴旅人、道店歇息、童仆饲驴、驿馆楼阁等生动细节纷纷涌现，共同描绘了一个充满浓郁生活气息的世界。沈周为何要如此“无中生有”地增加这些诗歌中原本未有的内容呢？从画卷的整体观感来看，这些新增形象色彩对比鲜明，构图布局精巧多变，不仅丰富了画面的层次感，还凭借“寸马豆人”的细致描绘，巧妙衬托出蜀山的巍峨险峻。这种疏密相间、繁简有致的笔墨运用，使得全卷画面更为“悦目”，令人陶醉。从叙事策略角度看，沈周的这一安排为幽深艰险的深山环境增添了几分世俗生活的烟火气息，使得诗中与外界隔绝的蜀地，展现出历史变迁的痕迹；在传说中的古蜀道、李白笔下的蜀道以及沈周想象的蜀道之间，巧妙地建构了微妙的联系，使得“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与琐细的生活世界相互呼应，形成一种内在的情感节奏。这种情感节奏与沈周笔墨的节奏发生共鸣，产生了美妙的“和声”。这种“和声”不仅与李白原诗的韵律遥相呼应，更共同构建了一个具有文化认同、观念认同特征的“文图互文”的艺术世界。《蜀道难》图像传播史上的经典佳作，亦由此而诞生。

（摘编自罗建新《沈周对李白〈蜀道难〉的图像呈现》）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和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虽在表面上不一致，却十分协调地统一在中国传统文学创作之中。造成这种状况有多方面的原因。朱自清先生说“诗言志”是中国文学批评“开山的纲领”，这同时也是决定传统文学创作特色的一个根本纲领。其所以能如此，是由于“志”这个字所包含的丰富内涵，其中最主要的是“情感”和“思想”两部分。后人正是从此出发，引出了两个更为明确的命题：“诗缘情”“文明道”。既是缘情，必然偏重情感的抒发，这导致了表现说；既是明道，必然强调现实内容，这导致了致用观。

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谈得最多的也许要算“温柔敦厚”和“比兴”了。温柔敦厚从社会的、伦理的、切实的、致用的方面来要求作者，从精神上影响创作；比兴则要求作者通过想象，借助象征，含蓄地表现出来，从手法上影响创作。中国传统文学创作一个完善的要求是“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文心雕龙·辨骚》）其中“真”与“实”是作品的骨干，是创作精神的体现；“奇”与“华”是作品的仪表，是创作手法的体现。如果说，古希腊的艺术家擅长通过视觉艺术来摹写理想的世界，那么古代中国作家正好相反，擅长通过听觉艺术来表现现实的世界。故希腊人的思想感情，往往淹没在理想美之中；而中国人对现实的态度，则充分体现在个人的情感表现之中。

周末随着政治上列强争雄的局面消失，学术思想上百家争鸣的状况也同归于尽。以后真正还能影响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唯有儒、道两家。儒家思想是入世的、进取的，立足于现实，着眼在人生，教人如何在这人世中实际、有效地实现自己的愿望，获得自己应有的地位；而道家思想总的说是遗世的、消极的，叫人摆脱眼前实际的利害，去追求一种理想中的完全的人格。就人世间绝大多数未能脱俗的、利欲心极强的恋世者来说，当然更乐意接受儒家思想。由此，在对待人生的基本态度上，在影响中华民族的精神思想上，儒家始终占着统治地位。但是，儒家重道轻器，重礼轻技，而以庄周为代表的道家则“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庄子·养生主》）。一部《庄子》，里面就有不少关于技艺的出色的论述。尽管这并不是创作谈，但艺术表现手法毕竟也是一种技，其间有相通之处、可供借鉴之处，故道家在这上面就占了上风。而《庄子》一书的表现手法，一般都认为是浪漫主义的。这种儒、道两家或从精神实质、或从表现手法上同时并行的、双重的影响，对促成中国传统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浪漫主义手法，也起了巨大的作用。

（摘编自黄珅《现实主义精神，浪漫主义手法——论中国传统文学的创作特色》）

材料二：

《诗》产生于西周初至春秋中叶，其主题无一不反映着当时的社会现实，抒发着诗人们当时的情怀，其主题无疑是“当代”的。《骚》产生于几百年之后的战国中后期，表现的乃是一位曾一度身居高位的楚国贵族知识分子对当时那个特定时代、特定国度内自己所闻所感的咏叹和情怀，因此与《诗》相似，其主题和情怀也是“当代”的。但在通过什么题材来表现主题这一点上，《诗》《骚》却有了巨大的区别。

与其所表现主题之“当代”性相伴随，《诗》的题材也是“当代”的，是取自作者身边的。与《诗》相较，《骚》却走上了离“经”叛“道”之途，题材与主题在时空上出现了巨大的反差。我们可以用一个专门的术语命名这种反差，即“悬隔”。

因此，是否存在“悬隔”，导致了《诗》《骚》之间若干迥异面貌。

从文艺学的角度判断，没有悬隔的文学作品在题材上是写实的。即如《周南·汉广》《秦风·蒹葭》这样的诗歌，在今人看来充满了朦胧意识，令诵者常常产生无穷遐想。但汉水游女也好，蒹葭白露也罢，却都是当时人们生活中习见习闻之人、之物，主题与题材之间并未形成悬隔。而《骚》主题与题材之间的巨大悬隔正好决定其写作的非写实性。神话和历史传说纷纷被诗人驱遣至诗歌之中，诗人之意本在表现自身“当时”的情怀，但是诗中纷至沓来的神灵、欢歌达旦的祭祀，却真正起到了“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的作用。

从伦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判断，没有悬隔的文学作品有着强烈的群体意识。以《诗》而论，尽管都写个体，但其中无不流露着融洽的群体意识。即使《风》《雅》中难免的怨忧之作，也多以群体意识出发舒忧伸怨，那忧怨之声仿佛并不来自某一个怀念征夫或戍边思家的个体，而是来自某些思妇戍卒以及由这些思妇戍卒所联系着的群体。与上述情形形成巨大反差的正是那些主题与题材存在着悬隔的作品。诚然，《离骚》开篇，诗人即强调自己的贵族血统与出身，流露出浓厚的宗族血缘意识。然而家国之爱却并不等于群体意识，诗人的家国乡邦之爱恰恰是通过强烈的个体意识体现出来的。“朕”“余”等人称代词固然即这种个体意识的明显体现，而《骚》中屡屡列举的比干、子胥、伯夷等亦无不是与当时的群体相触忤的形象。诗人竭力想说明并非这些个体拒绝了群体，而是群体抛弃了这些个体；可群体的安稳必须通过这些特殊的个体来实现，而诗人自己就是这样特殊的个体。

（摘编自李诚《诗骚异同简论》）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修辞本来是一个极熟的熟语，自从《易经》上有了“修辞立其诚”一句话以后，“修”“辞”便常常连着用，分拆不开，但是解说起来，终究还是修是修、辞是辞的，被人当作两个单词看，直到现在讲修辞的还是如此。

而各人对于这两个单词的解说，又颇不一致，大体各可分为广狭两义：（甲）狭义，以为修当作修饰解，辞当作文辞解，修辞就是修饰文辞；（乙）广义，以为修当作调整或适用解，辞当作语辞解，修辞就是调整或适用语辞。

我们从修辞的观点来观察使用语辞的实际情形，觉得无论口头或书面，尽可分作下列的三个境界：

（甲）记述的境界——以记述事物的条理为目的，在书面如一切法令的文字，科学的记载，在口头如一切实务的说明谈商，便是这一境界的典型。

（乙）表现的境界——以表现生活的体验为目的，在书面如诗歌，在口头如歌谣，便是这一境界的典型。

（丙）糅合的境界——这是以上两界糅合所成的一种语辞，在书面如一切的杂文，在口头如一切的闲谈，便是这一境界的常例。

内中（甲）（乙）两个境界对于语辞运用的法式，可谓截然不同。用修辞学的术语来说，便是（甲）所用的常常只是消极的手法，（乙）所用的常常兼有积极的手法。

所谓积极手法，约略含有两种要素：（1）内容是富有体验性、具体性的；（2）形式是在利用字义之外，还利用字音、字形的。形式方面的字义、字音、字形的利用，同内容方面的体验性、具体性相结合，把语辞运用的可能性发扬张大了，往往可以造成超脱寻常文字、寻常文法以至寻常逻辑的新形式，而使语辞呈现出一种动人的魅力。消极手法是以明白精确为主，对于语辞常以意义为主，力求所表现的意义不另含其他意义，又不为其他意义所淆乱。但求适用，不计华质和巧拙。（甲）一境界清真的语辞，实际都是单独用消极的手法。（丙）一境界的语辞，清真的部分也是单用消极的手法，这是古话所谓“质”的部分。此外古话所谓“文”的部分，如（乙）的全体及（丙）的另一部分，实际消极方面也不能不参用消极手法，而求语辞的精确明白。

而实际，正如王安石《上人书》所说：“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华巧并不算是修辞的唯一标的。这用古话来说便是所谓“文”外还有所谓“质”。用我们的术语来说，便是积极的修辞手法之外，还有消极的修辞手法。

消极修辞、积极修辞虽然同是依据题旨情境调整语辞的手法，却也不是毫无侧重：

（1）消极手法侧重在应合题旨，积极手法侧重在应合情境；（2）消极手法侧重在理解，积极手法侧重在情感；（3）积极手法的辞面子和辞里子之间又常常有相当的离异，不像消极手法那样的密合。我们遇到积极修辞现象的时候往往只能从情境上去领略它，用情感去感受它，又须从本意或上下文的连贯关系上去推究它，不能单看辞头，照辞直解。如见“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一句中的“秋”字，作“年”字解，不能望文生义，直把“秋”字解作夏后冬前的“秋”。

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

我们知道切实的自然的积极修辞多半是对应情境的：或则对应写说者和读听者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即双方共同的经验，因此生在山东的常见泰山，便常把泰山来喻事情的重大；生在古代的常见飞矢，便常把飞矢来喻事情的快速……种种权变，无非随情应境随机措施。

总之，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不应是仅仅语辞的修饰，更不应是离开情意的修饰。凡是成功的修辞，必定能够适合内容复杂的题旨，内容复杂的情境，极尽语言文字的可能性，使人觉得无可移易。

（摘编自陈望道《修辞学发凡》）

材料二：

学说、言论、文章，都有一个诚伪问题。

哲学与科学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理，追求对于世界的正确认识。人在观察现象的时候，往往表现一定的主体性，在认识中含有一定的主观因素。但是，追求真理就应力求避免主观的干扰。《管子》书的《心术上》提出所谓“静因之道”。《心术上》说：“因也者，无益无损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这是说，在认识外物的时候不要对于外物有所损益，力求认识外物的本来面目。列宁论“辩证法的要素”，举出十六条，第一条是“观察的客观性”，这是唯物主义方法的基本原则。

多年以来，人们强调主体性的重要，这是正确的。但是，发挥主体性，应以认识的客观性为前提。这里有一个改造世界与认识世界的关系问题。人类的主体性，主要在于能改造世界，但改造世界应以正确的认识为依据。只有正确地认识世界，才能有效地改造世界。有时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也能加深对于世界的认识，但是对于世界的正确认识还是改造世界的基本条件。

“修辞立其诚”，包含端正学风的问题。据《汉书·儒林传》记载，齐诗的经师辕固曾对公孙弘说：“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所谓曲学阿世即是哗众取宠，曲解经典的原义以讨好于时尚，也就是背离了原则而顺风转舵，这就违反了追求真理的学术宗旨。“修辞立其诚”应是端正学风的首要准则。汉代经师所尊崇的是儒家的原则，我们今天则应强调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揭示客观真理确非容易，但是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应该并非难事。然而，千百年来，由于世事的错综纷繁，说真话、讲实话，却不是容易做到的。人们常常把真实的思想感情隐藏起来。这是复杂的不正常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人心的扭曲。然而，把自己的真实见解表达出来，这应是“修辞立其诚”的起码要求。

应该承认，“修辞立其诚”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原则。唯物主义肯定事实，肯定客观真理。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敢于把自己的思想见解亮出来。虽然在今天的世界上唯心主义比较流行，我还是相信，唯物主义是科学研究的真实基础。

（摘编自张岱年《修辞立其诚》）

不要让我们的眼泪，成为地球上最后一滴水。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由此看来，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理论来。

这里有两个要点必须着重指明。第一个，在前面已经说过的，这里再重复说一说，就是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的问题。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哲学史上有所谓“唯理论”一派，就是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觉的经验是靠不住的，这一派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事实。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

第二是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我这里不来说经验只是所谓内省体验的那种唯心的经验论），但它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了的认识，相反，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庸俗的事务主义家不是这样，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摘自毛泽东《实践论》）

材料二：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这里说“只能”“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摘自《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材料三：

《实践论》阐释了实践在认识中的重要地位、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认识运动的规律和真理发展的规律。此前每次读到文中引用的斯大林“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这句话时，仿佛就已经把《实践论》内涵都吃透了。但事实上，毛泽东接下来用一个设问句，引出了《实践论》最后一部分重要内容，但也是常常为人所忽略的一部分内容。“说到这里，认识运动就算完成了吗？我们的答复是完成了，又没有完成。”原来，“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并“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都不算真正完成了认识运动。“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

运用既有理论改造世界，远远不够。这飞速变化的世界，推动我们不断改造理论、创新理论，不断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开创新的局面。“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真理的道路。”可见，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未要求人们不管何时都要原封不动地将他们的理论作为实践准绳。我们面对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世界，时代不断给我们抛出新课题、提出新诉求。若我们僵化固守既成理论，无视新情况新问题，那我们便只能成为“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的人。

（摘编自曹达华《开新局、谋变局——重读<实践论><矛盾论>的启发》）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文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努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对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也觉得不可理解。因此，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摘编自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材料二：

在这里讲讲我这个主张：要有智慧，就必须懂得并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观察分析客观世界的事物。

首先要说明什么叫智慧。我们常常说这个孩子聪明，那个青年机灵。但聪明和机灵是说对客观世界的事物反应比较快，比较敏捷，那是指对一般日常事物而言，比如学生学习中的课堂提问等。这种智能是有方法培养锻炼的，但这类方法出不了智慧。智慧是人脑更高层次的活动。聪明、机灵以及所谓智力、智能都是在低层次，比智慧低一个或几个层次。所以对青少年学生进行智力教育、智力竞赛测试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但还远不能用以敲开智慧的大门。

为什么这样讲？中国有句老话——“大智若愚”，真正有智慧的人，看上去好像还有点迟钝。这是因为他用智慧去考虑深邃的问题，对一般问题反而不感兴趣，不愿去花心思。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智慧并不仅仅是有知识，不是有了知识就自然而然地有智慧了。这里还有一个运用知识的问题，中国从前就笑话那些“老学究”，因为他们有知识不会用，也不能达到智慧的高度。

目前，关于人的智慧的描述和议论还有很多，但说来说去，都没有能够真正从智慧的本质上去探讨培养智慧的切实可行的有效途径。

要解决这个问题，第一步应该回答的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智慧是天生的吗？如果是天生的话，那小娃娃就能有智慧了，这在历史上还没有记载。智慧是神授的吗？我们也不信这种鬼话。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搞唯心主义，只能搞唯物主义，而且是辩证唯物主义。人的主观可以通过实践去认识客观世界，掌握了解客观规律。人又可以主观能动地影响和改造客观世界。这就是我们的立场。

第二步要回答的是用什么观点。我在这里建议用系统科学这个现代化的观点。智慧作为现象，不可能是孤立于一切事物之外的，它也一定是与其他事物有关联的。智慧要靠知识，特别是活的而不是死的知识。所以我们应该考虑智慧与知识的体系，即系统化了的、有合理结构的人类知识之间的关系。这样就把问题推向什么是系统化了的、有合理结构的人类知识。我的答案就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体系。这里讲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有两个特征：一是它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最高概括，二是开放、不断生长发展。

以上所说的科学技术体系，包括了人类现在所认识到的客观世界规律的全部精华，它就是智慧的泉源，而这个科学技术体系的最高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难道还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吗？因此结论是：要有智慧翫必须懂得并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观察分析客观世界的事物。

（摘编自钱学森《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