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名实”之说，其来尚矣。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盖以名为治之始也。然名者实之宾也实立而后名从之故古之圣王先求其实而后命之以名。名之与实，犹影之于形，形端则影正，形枉则影曲。后世则不然，慕虚名而忘其实，争浮辞而弃其本，于是名实相违，而天下始乱矣。

昔者周公制礼作乐，垂范百王，非徒饰其名也，所以正其实也。及其衰也，礼崩乐坏，诸侯放恣，虽有其名而无其实，故孔子喟然而叹，欲以正名救之。夫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此治乱之所由分也。

（节选自《中说》）

材料二：

或问：“名实之辨，其有定乎？”曰：“名者，所以命实也。实者，名之所由生也。故实存则名存，实亡则名亦随之而亡。今夫虎，名为虎，实亦虎也；今夫牛，名为牛，实亦牛也。若以羊名虎，而指以为虎，人必不信，何则？其实非也。故君子之于名实，必求其真，不以其名而信其说，不以其言而昧其实。”

又问：“然则名之与实，孰先孰后？”曰：“实先而名后。譬之生子，先有其人，而后命之名；未有无其人而先立其名者也。故圣人制名，必因其实；王者立号，必考其德。苟实不副名，则名亦虚器耳。昔者桀、纣，名为天子，实为独夫，故天下畔之。此名实不副之患也。”

（节选自《尹文子》）

材料三：

苟卿子曰：“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夫名之与实，固非有必然之理也。然名立而实随之，实变而名亦因之。是故三代之盛，名实相符，天下以治；战国之乱，名实相违，天下以乱。今夫世之论者，或贵名而贱实，或务实而废名，二者皆非也。

昔公孙龙持“白马非马”之辩，析言破律，乱名改作，先王之法几废。彼不知名者，所以指实也；实者，名之所据也。离实而言名，则名无据；舍名以求实，则实无征。故君子之论名实，必兼取之，不使一偏。然则何以辨其真伪？曰：验之于实而已。名合于实则真，不合则伪。犹符节之相合，左契之相覆，不可毫厘差也。

且夫名实之相须，犹表之与影也。表立则影生，表去则影灭。故欲影之正者，先正其表；欲名之正者，先正其实。故曰：名者，实之华也；实者，名之本也。华而不实，君子耻之；实而不华，君子亦耻之。然则君子之于名实，固将兼尽之，而尤不敢以名掩实也。

（节选自《论衡·正名》）

材料一：

中国古琴是一种具有高度文化属性的古典乐器。“和雅”“清淡”是古琴追求的审美情趣，“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弦外之音”是古琴的深远意境。陶渊明“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白居易“入耳淡无味，惬心潜有情。自弄还自罢，亦不要人听”，都生动地表现了古琴高雅淡泊的审美境界。

“琴者，禁也。禁止于邪，以正人心也。”在儒家思想中，音乐的首要功能是教化。以清微淡远、平和雅正为意趣的古琴，被推为音乐中的典范。儒家认为琴乐能洗涤心灵，端正人心，禁止淫邪之念侵蚀内心。唐代薛易简在其所著《琴诀》中论述说：“琴为之乐，可以观风教，可以摄心魄，可以辨喜怒，可以悦情思，可以静神虑……此琴之善者也。”由此可见古琴美学思想与儒家思想的紧密关系。

道家崇尚自然，主张逍遥无为，认为音乐最理想、最崇高的境界是“大音希声”。庄子将音乐分为天籁、地籁和人籁三类，认为“天籁”是音乐的最高境界，提倡音乐应追求自然之趣。传统的古琴制作采用的是丝弦，声音很小，但夜深人静之时，却能弹出真正的天籁之音。琴声细腻、微妙，绕梁不绝，令人思绪无限。弹奏者在弹拨古琴时会陷入冥想，心灵在琴声中得到净化和升华，与万物合和，进入“弦外之境”。由此可见古琴美学思想中所渗透的道家哲学。

嵇康《琴赋》把古琴推崇为最适宜君子修身养性的器物，说“众器之中，琴德最优”。确实如此。古琴之音，既淳和淡雅又清亮绵远，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温柔敦厚，雅正平和，无过亦无不及。弹奏之人在古朴低缓而又沉静旷远的琴声之中，由躁入静，进而物我两忘。古琴所追求的高雅淡泊境界，是操琴者平和闲适的内心与清静的外部环境合而为一之后达到的“心物相合、心琴合一”的一种艺术境界，体现了古人修身悟道的德行。

中国古琴音乐是一门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内涵的艺术，它以独特的美学趣味，引人无限向往和追求。在人心易于浮躁的今时，急需古琴这般恬淡平和的乐器，让人心得以安然沉静，让人回归内心本真的精神世界。

（摘编自魏育林《〈听琴经〉释义》）

材料二：

“琴者，禁也”，是儒家古琴美学的主流思想。

“琴者，心也”，是道家古琴文化的主要命题。

中国古琴艺术与其他艺术一样，由“器”逐步归结到“道”的文化路途上，堪为大道流行的最佳载体。琴并不简单地是一门乐器，而是某种文化之“道”的转换策略。古琴出现功能上的历史位移。

《红楼梦》第八十六回“受私贿老官翻案牍 寄闲情淑女解琴书”中，黛玉道：“琴者，禁也。古人制下，原以治身，涵养性情，抑其淫荡，去其奢侈。”黛玉这番话集中体现了古琴文化内涵之一的正统琴道——儒家的“乐教”思想，蕴含了以乐成教的人文精神，以音乐的教化作用实现人生意义与人格完善的终极目标。

黛玉所称之古琴言“禁”，始自东汉桓谭的《新论·琴道》：“琴之言禁也，君子守以自禁也。”后被《白虎通》加以发展、深化，演变为教化、修身和正心的传统琴道，且由于儒家在中国古琴文化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而成为古琴美学的主流思想之一。在古代，琴被称为“圣人之作”，“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强调古琴的礼乐思想和修身之用这些经世致用的功能成为儒家古琴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如果格外注重音乐与其外部关系的研究，将之视为音乐的创作之本而忽视其艺术审美价值，就必然导致重德轻艺，就会使音乐异化，沦为实现功利目的的工具。汉代《白虎通》以后，琴人、琴论大多言琴必禁，且范围不断演变扩大。儒家“琴之言禁”的命题，正是以突出古琴的非艺术功能为目的，于音乐审美中划出诸多禁区，“禁”逐渐成为束缚古琴艺术发展的桎梏，并形成古琴美学中的非美倾向。在古琴从战国时家喻户晓的民间乐器到明清时知音者稀的变化中，“禁”起到极大的消极作用。

《红楼梦》中黛玉谈琴除强调儒家“中和之道”、君子之质的人格完善，又深入地描述了道家自然与人文交相辉映的人格修炼。“必择静室高斋，或在层楼的上头，在林石的里面，或是山巅上，或是水涯上”“天地清和”“风清月朗”“心不外想，气血和平”，可谓“与神合灵，与道合妙”（《红楼梦》第八十六回），如庄周梦蝶般“与天地俱化，与太虚同体”。古人抚琴，追求的是“操高山流水之音于曲中，得松风夜月之趣于指下”，林木扶苏，清风入弦，“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嵇康《赠兄秀才从军十八首》），从而产生心凝形释、包容天地、与万化冥合的心灵体验和空间感受。“琴者，心也”“独得其心而知其深也”“舒缓者音调自然舒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清人徐上瀛在《溪山琴况》中诠释的琴乐演奏与审美物证中的二十四个命题——二十四况，即儒道互补，兼容并蓄，承前代众琴家之长，共同化育为自成一家的“淡和”的精神气象。“发乎情，止乎礼”，入世与出世，道德风范与艺术品格，古琴为儒道两家“琴道”的二元弥合构筑起更为和谐的支点，完成了物质与精神、心理与生理、现象与本质、形式与内容的高度整合，以近于完美的“和谐”的存在，超越了一切时空和因果，走向艺术、人生的永恒与不朽。

（摘编自祁冰《古韵幽兰——古琴的文化内涵与〈红楼梦〉中黛玉琴心之探微》）

材料三：

黛玉道：“琴者，禁也。古人制下，原以治身，涵养性情，抑其淫荡，去其奢侈。若要抚琴，必择静室高斋，或在层楼的上头，在林石的里面，或是山巅上，或是水涯上。再遇着那天地清和的时候，风清月朗，焚香静坐，心不外想，气血和平，才能与神合灵，与道合妙。所以古人说‘知音难遇’。若无知音，宁可独对着那清风明月，苍松怪石，野猿老鹤，抚弄一番，以寄兴趣，方为不负了这琴。还有一层，又要指法好，取音好。若必要抚琴，先须衣冠整齐，或鹤氅，或深衣，要如古人的像表，那才能称圣人之器，然后盥了手，焚上香，方才将身就在榻边，把琴放在案上，坐在第五徽的地方儿，对着自己的当心，两手方从容抬起，这才心身俱正。还要知道轻重疾徐，卷舒自若，体态尊重方好。”宝玉道：“我们学着顽，若这么讲究起来，那就难了。”

（节选自《红楼梦》第八十六回）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一段时间以来，县域文学成为互联网短视频平台的流量话题。年轻的都市漂泊者迷恋上的“县城感”，不过是“怀旧”的另一个名字，大城市的高压和快节奏令人开始怀念90年代那从容、鲜活的小县城生活。

从文学的角度看，这种怀旧情绪由来已久，不过这一次，怀旧对象从乡土迁移到了县城。然而，“县域”并不是一个确切稳定的概念，我们可用“县域”一词涵括古今中国的县、郡、邑、镇这类行政区划范畴。在当代社会语境中，县域是城市与乡村的中间地带，是传统礼俗熟人社会通往现代秩序社会的过渡地段。长期以来，城市和乡村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两大取景框，而总体体量庞大的县域却往往在文学表达中被弱化。不过，对70、80后作家而言，城市不再是需要眺望的巨大“他者”，乡村也不再是束缚他们的地方，便捷的交通使成长阶段的他们自如地穿梭于城乡之间。背靠祖辈生存的乡村、随父辈生活于县镇、试图挤出人潮前往城市扎根，已经成为这代人成长中颇具代表性的空间轨迹。县域在他们的人生经历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成为他们书写的对象。

对于当下县域作家而言，县域是可供怀旧情绪充分展开的空间。县域是他们出生成长的地方，是他们走向大都市的中介。在大城市的焦虑中回头遥望时，县域就显得舒缓，浪漫，温情脉脉。在蔡崇达小说《转学》中，幼时家庭的不幸使许安康拼命挣脱东石镇，可立足北京后的他投资惨败，于是携带妻儿回到东石镇。在重逢同样失意的儿时好友后，小镇的温柔回忆纷至沓来：每次开学母亲都会陪着他报到，学校荣誉墙上自己的照片，镇上亲朋邻居的理解与包容……可供怀旧的温情县域在他折返后的回望中诞生，使他最终从下海创业的失败中走了出来。

出生在厦门鼓浪屿的龚万莹以第一人称视角书写自己的岛屿记忆。岛屿有着稳定熟人社会的慢节奏，同样被纳入县域的范畴。在其作品《出山》中，小菲在熟人社会的亲密氛围中长大。而当她留学后再度回到小岛时才发现，儿时买书的地方、迷路的地方、租漫画的地方、偷吃麻辣烫被妈妈抓到的地方，都变了……她突然发现自己想不起来岛屿原来应该是什么样子……怀旧情绪化为那种失去了真实自我的心理体验，那种找不到场景从而失去家园时的茫然。县域（岛屿）在这里被设想为一片最后的回忆自留地，主人公想回归县域以疗愈身处异国他乡的怀乡病，却发现县域只是存留回忆的空壳，一切温情都在现代性浪潮中悄然发生改变——怀旧仅仅是一种美好的想象，更多时候，它徒有其表，徒留感伤。

（摘编自杨云超《后全球化语境与当下青年写作的县域想象》）

材料二：

很多县域文学作家都提到过情感在其创作中的重要性，情感是县域文学作家精神印记的一部分。从情感角度入手，可将县域文学细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以怀旧、思念的方式，书写曾经生活过的县域。县域文学作家中以70后为主，包括少部分80后，他们普遍成长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县域，其童年生活自然成为写作的基本素材与灵感来源。他们擅长以深情的笔触、略带感伤的姿态来讲述小城生活，注重县域空间中人情、传统的书写，以及对县域文化、精神内核的发掘，以此窥探人性、洞察时代，重点突出县域空间的“慢”与“不变”，以时间的缓慢来对冲社会转型带来的巨变，把怀念小城作为抵御现代都市生活思想困境的一种方式。

这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学作家有很大不同。鲁迅等人在面对县域空间时，虽然也有抒情式的怀念，但更多的是站在都市的视角批判乡村或县域空间的愚昧，以对国民性的改造来实现文学启蒙的目的。从创作的角度来说，鲁迅在小说中更愿意将都市作为模糊的背景，其中的县域空间及其叙事，只是为完成创作主旨而临时借用的道具，不会对人物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即使鲁迅的小说是在“城—镇—乡”彼此交织重叠的空间中展开，但在其小说架构中，县域空间与乡土空间呈现出一定的趋同性，甚至只是乡土空间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其笔下的鲁镇或未庄与其说是乡土中国的浓缩，不如说是乡镇中国的典型写照。

二是表现出前后矛盾、进退两难的思想困境。从创作倾向来看，县域文学中的主人公向往大都市的繁华，希望步入现代轨道，但后来发现，特殊的社会环境与人生际遇使他们很难突破困局，最后无奈退守家乡一隅。不断在出走与寻找、梦想与现实之间徘徊，是小说主人公的常态，他们或者在通往城市的道路上艰难爬行，或者在城市中苦苦挣扎，难以立足。

三是将县域小城作为精神回归、解决思想疑难的“家园”。写作就是回故乡。70后、80后作家，大都已人到中年，对人生的体悟，再也不是少年时期的一往无前。现实社会的转型，在作家思想上留下印记，促使他们反观自身、回归本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县域文学一方面发现了被时代忽视的平凡人物的光芒与情感结构；另一方面，作家们通过“精神还乡”，重新定义了县域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位置与精神图谱，这在文学史上是比较重要的突破。县域以它自身的生命力，昭示了另一种生活的魅力与可能。其作为作家创作的精神动力源，也有助于县域文学作家摆脱精神困境，达到自我与他者、个人与时代、人生与创作之间的平衡。

（摘编自朱建国《空间、情感与城镇中国——县域文学批评的三重视野》）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的观念。无论是小说，是戏剧，总是一个美满的团圆。有一两个例外的文学家，要想打破这种团圆的迷信，如《石头记》的林黛玉不与贾宝玉团圆，如《桃花扇》的侯朝宗不与李香君团圆；但是这种结束法是中国文人所不许的，于是有《后石头记》《红楼圆梦》等书，把林黛玉从棺材里掘起来好同贾宝玉团圆；于是有顾天石的《南桃花扇》使侯公子与李香君当场团圆！这种“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作书的人明知世上的真事都是不如意的居大部分，他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颠倒是非，便是生离死别，他却偏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偏要说善恶分明，报应昭彰。他闭着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剧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写天公的颠倒惨酷，他只图说一个纸上的大快人心。这便是说谎的文学。

更进一层说：团圆快乐的文字，读完了，至多不过能使人觉得一种满意的观念，决不能叫人有深沉的感动，决不能引人到彻底的觉悟，决不能使人起根本上的思量反省。例如《石头记》写林黛玉与贾宝玉一个死了，一个出家做和尚去了，这种不满意的结果方才可以使人伤心感叹，使人觉悟家庭专制的罪恶，使人对于人生问题和家族社会问题发生一种反省。若是这一对有情男女竟能成就“木石姻缘”团圆完聚，事事如意，那么曹雪芹又何必作这一部大书呢？这一部书还有什么“余味”可说呢？故这种“团圆”的小说戏剧，根本说来，只是脑筋简单，思力薄弱的文学，不耐人寻思，不能引人反省。

（摘编自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曲改良》）

材料二：

中国人深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恶报应不在今生，就在来世。好人遭逢不幸，也被认为是前世作了孽，应当受谴责的总是遭难者自己，而不是命运。

中国人既然有这样的伦理信念，自然对人生悲剧性的一面就感受不深。对人类命运的不合理性没有一点感觉，也就没有悲剧，不愿承认痛苦和灾难有什么不合理性。此外，中国人的文学受到道德感的束缚，对他们来说，文艺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纯想象和虚构的文学作品那么少，戏剧发展得那么晚。

事实上，戏剧在中国几乎就是喜剧的同义词。中国的剧作家总是喜欢善得善报、恶得恶报的大团圆结尾。戏剧情境当然常常穿插着不幸事件，但结尾总是大团圆。中国戏剧的关键往往在亚里士多德所谓“突变”的地方，很少在最后的结尾。随便翻开一个剧本，不管主要人物处于多么悲惨的境地，你尽可以放心，结尾一定是皆大欢喜，有趣的只是他们怎样转危为安。剧本给人的总印象很少是阴郁的。

（摘编自朱光潜《悲剧心理学》）

材料三：

“贵和尚中”的思想积淀于民族心灵深处，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习性。这种强大的文化习性也走进了中国人的审美意识领域，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转化为中华美学观念中的重要审美心理定势，从而对中国古典戏曲产生深远的影响。作为审美接受主体的剧作家，在这种审美心理结构的指导下，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设计着一个又一个大团圆的故事。即使是创作悲剧，结尾也要安排一个光明的尾巴。因为以“中和为美”的社会审美观念体现在戏剧中，就是强调悲剧因素和喜剧因素的对立统一。观众在戏曲的开头看到好人蒙冤、有情人离散，内心就会不和谐。观众追求“中和之美”的心理没有得到满足，就会产生压抑苦闷的感觉。只有安排一个大团圆结局，才能达到“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审美效果，用充满喜乐情绪的大团圆结局把作家和观众的心理机制带回到和谐、中庸的状态。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典型的道德伦理型社会，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就是戏剧作家往往以强烈的伦理责任感切入艺术领域，倡导在戏剧作品中展现最淳朴的人性，故而在叙述悲惨凄凉的情节时也不忘惩恶扬善，给观众以一线光明。在这种观念教导下，下层民众也形成了一种伦理信仰，他们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相信“正义必胜，邪恶必败”，而且，观众会始终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世界和自我。中国悲剧主要是赞颂美好和控诉罪恶，肯定道德价值，它反映了中国人美好的伦理信念，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只有善的才是美的。

中国古代社会专制势力过于强大，百姓在现实社会中地位低下。他们亲身体验了地痞流氓的专横作恶、高利贷者的贪婪无度、贪官污吏的草菅人命，等等，本已是备尝艰辛。尽管他们在内心深处一直充满着对公平与正义的殷切期盼，但低微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无力改变现状。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尖锐冲突只能通过欣赏文艺作品获得想象的满足。生活中无法得到的团圆可以在文艺作品中得以实现，也就是通过戏剧之“圆”弥补生活之“缺”，戏剧充当了普通百姓艰辛生活的心理调节剂。

（摘编自李志琴《大团圆结局的文化意蕴》）

对于中国古典戏曲中大团圆结局的成因，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解释。从思想观念看，中国人深信①_______，这种伦理信念使得人们对人生的悲剧性感受不深；从审美心理看，“贵和尚中”的文化习性使观众追求②_______，大团圆结局能让观众的心理回归和谐状态；从社会现实看，底层百姓在现实中无力改变命运，便通过欣赏文艺作品③_______，戏剧充当了心理调节剂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