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

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 。

许多做领导工作的人，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他恼火，请求调动工作，理由是“才力小，干不下”。这是懦夫讲的话。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一定要出门吗？也不一定，可以召集那些明了情况的人来开个调查会，把你所谓困难问题的“来源”找到手，“现状”弄明白，你的这个困难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摘编自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

材料二：

第一种：主观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我们的许多人却是相反，不去这样做。其中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摘编自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材料三：

“文章五诀”形、事、情、理、典，毛文是典范。不管论文、讲话、电稿等何种文体，他都能随手抓来一个形象，借典说理或借事言情，深入浅出。毛文开创了政论文从未有的生动局面。

他对群众语言、古典语言是那样热爱，对教条主义的语言、官僚主义的语言是那样憎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把文风与学风、党风并提，讨伐“党八股”，给它列了八大罪状，说它是对五四运动的反动，是不良党风的最后一个“防空洞”。他批评那些空洞的官样文字：“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1958年9月2日的一封信）他是一辈子都在与“党八股”的坏文风作斗争的。

文章是一门独立的艺术。细读毛泽东的文章，特别是他独特的语言风格，足可自立为一门一派。

（摘编自梁衡《文章大家毛泽东》）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宋宝伟：新诗无论是草创期还是发展期，都离不开对国外诗歌资源的汲取，只有以开放的姿态博取众家之长，方可获得与全球诗歌对话的权利和地位。但同时必须提高自身的消化能力，完成异域诗歌艺术经验的中国化，这是百年新诗成功确立的重要因素。您认为新诗与英美文学之间是怎样的关系，英美文学对新诗最大的推动表现在哪里?

罗振亚：中国新诗与英美文学的关系，我主要以“新批评”理论与中国新诗的发生作为切入点进行考察。“新批评”派的两位主将瑞恰兹、燕卜荪分别在1929年、1938年任教于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西方现代派诗歌与理论开始沉潜于广大学子的心智结构之中。冯至、卞之琳、叶公超、李广田等人系统、深入地研读阐释“新批评”理论，穆旦、辛笛、陈敬容、郑敏等人也在进行具有现代化倾向的诗歌创作，在众诗人的共同努力下，创建了中国式的现代主义诗学理论，实现了“新批评”理论的中国化与中国诗论的现代化。具体表现在，将瑞恰兹“包含的诗”的观念转化为中国新诗的反讽与智性品质；将具有文本中心主义弊端的“新批评”理论进行中国化处理，诗歌更注重文本和现实、历史、传统因素的关联。九叶诗人从方法论与思想维度吸纳瑞恰兹、艾略特诗歌理论，使中国新诗对西方诗歌诗学的接受由单纯的创作层面，向实践和理论并重的立体层面转换。尤其可贵的是，“新诗现代化”倡导者对中西两种诗学资源都有所扬弃和超越，努力弥合诗与现实、社会使命与艺术使命之间的鸿沟，创生出中国的真正具有“包含”意味的诗歌。可以肯定，对“新批评”派“包含”内蕴幅度、范围进行扩大、拓宽的中国化处理，是“新诗现代化”理论的独到贡献。但这种贡献也并非完美，自身潜藏着诸多遗憾。首先是理论研究的视野有限，无法涵盖新诗创作的所有区域。其次，移植而来的后期象征主义特别是“新批评”派理论，与中国诗坛的现实联系过于微弱，同时对西方诗学理论过于崇拜，进而产生很强的理论依赖，从而束缚了对问题的深入探究，所以整体上的创新气度还是明显不足，这些问题只能留待后来者进行继续探索和寻找新的突破。

宋宝伟：在您看来中国新诗成功的经验之一，是新诗在吸收中外诗歌精华和文学流派营养中发展成熟，中西诗学资源同等重要。但大多数人在对百年新诗的认知中，有一个较为固化的观念，就是新诗与传统之间是对立的，是反叛传统诗学资源并吸纳西方资源而创生发展的，新诗与古典诗歌分属两个独立系统。您如何评价这一观点？新诗发展到现在还需要古典诗歌资源吗?

罗振亚：的确，在新诗研究中有这样的观点，认为新诗当初是将旧体诗词视为“革命”对象的，其反叛姿态决定了新诗与旧体诗词、传统文化之间彻底绝缘，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应该予以澄清。有研究发现，马拉美、庞德的意象艺术，并非他们首创，而是源自中国古典诗歌的熏陶。新诗运用的意象艺术，被很多人认为吸纳西方的意象艺术，其实只是中国古典诗歌意象“借道”返回。俞平伯、闻一多、郭沫若、臧克家等新诗名家，为何在新诗方兴未艾之际转头创作古体诗？这些充分表明，传统文化、传统诗歌在新诗的“革命”面前不仅没有寿终正寝，其生命力反倒因外力的刺激愈发健壮。原因就在于传统文化的精神和艺术早已深入诗人骨髓，新诗与传统的断裂仅仅是语言和形式，而精神血脉始终是相通的。对新诗草创期那种严重偏颇的反传统做法，新月诗派和象征诗派的穆木天、王独清等人早已明白新旧诗歌绝非水火不容，可以共存，并在创作中不断修正、调适新旧诗歌的关系。后来的现代诗派、九叶诗派、台湾新诗乃至朦胧诗，均在持续寻找、平衡现代与传统的“和解”之道，双向完成外来诗歌本土化和古典传统现代化两个看似对立的任务。新诗进入21世纪，传统文化同样在“照亮”诗歌的前行之路，“激活”诗歌无限的创造潜力。主要表现在，传统诗歌关注现时现事的“及物”品格对21世纪诗坛是一种深度的唤醒。它敦促诗人调整诗歌和现实的关系距离，接受传统诗歌“当代性”品格的启示，加大介入现实真相和时代良知的力度，避免纯诗和神性诗歌等乌托邦抒情的凌空蹈虚。

（节选自罗振亚宋宝伟《在联系与“对话”中精准指认新诗》）

21世纪一系列外来重大事件唤醒了诗人蛰伏心底的悲悯与担当意识，秉承艺术良知，自觉加大________。同时，传统诗歌认真虔诚、精益求精的态度，在21世纪诗歌中出现大面积的反应和回响。因此，诗歌在当下乃至未来，都需要________，在进一步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与外来文化的中国化一道________。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濒危戏曲剧种作为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艺术，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一朵奇葩，更是特定地区宝贵的文化财富。振兴濒危戏曲剧种的必要性，不仅在于其“濒危”的标签，更在于其在当代社会仍具有重要的人文、历史和艺术传承价值。

随着推动传统文化振兴、增强文化自信的时代呼吁，传统戏曲似乎吸引到了一些观众，但他们更多是被戏曲的“新奇”所吸引，怀着猎奇的心理进行文化观赏，其持续性无法得到保证。而真正能使观众长久驻足戏曲领域的，则是其核心艺术魅力，即内容。特别是对扎根于特定地域的濒危戏曲剧种，更应该充分挖掘具有地域特色的戏剧故事，通过特色化的故事内容吸引本地区观众，实现剧种传播和地域文化传承的双向共振。

当前各戏曲剧种的消费市场大都面临用户群体青黄不接的现状，戏曲艺术只有争取到更多新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的关注和喜爱，才能长久地生存下去，实现持续性的文化传承。因此，濒危戏曲传播应将青年群体作为重点传播对象，借助“戏曲进校园”等活动，通过与校园文化建设相融合的方式来实现濒危戏曲剧种的深度“地方化”+“年轻化”传播。

（摘编自杨琳、刘胜华《非遗保护视域下濒危戏曲剧种当代振兴的传播理路》）

材料二：

“生存还是毁灭”？中国地方剧种生与死的严肃命题，再一次摆在了我们面前。带着种种疑问，笔者走访了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傅谨。

记者：我国地方戏曲剧种目前的存在状况是怎样的？

傅谨：近十年来，戏曲剧种锐减的趋势目前还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唯一令人欣慰的是，濒危剧种的生存环境比起十年前有了质的变化。十年前我提出“要像保护文物一样保护濒危剧种”的建议，提出戏曲的生存发展应该优先注重继承与保护的观点时，在戏剧界几乎得不到共鸣，而且还受到了激烈的批评。现在不同了，文化多样性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特别是那些可以与“审遗”相结合的地区，政府抢救与保护濒危剧种的热情空前高涨。不过，危机仍然存在，如果危机被这样高涨的热情遮蔽，那我们就很难真正找到抢救和保护濒危剧种的方法。

记者：那么您认为我们真正需要保护的是哪些剧种？

傅谨：我认为最需要保护的是那些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厚文化内涵的剧种。20世纪以来，曾经在中国戏剧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高腔逐渐衰落，南方的乱弹、北方的梆子有不少在晚近也进入低谷，而这些剧种往往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凝聚着中国舞台艺术的许多精华。保护和抢救应该以它们为主。与之对应，中国目前还有一部分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左右、正处于消亡边缘的剧种。曲六乙先生称这些剧种为“人为剧种”，将它们区别于那些中国戏剧发展史上自然形成的剧种；不能说所有的“人为剧种”都没有艺术与文化价值，但它们毕竟主要是当代人的人工产品，与那些因历史悠久而积淀了丰厚的、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的剧种不能同日而语。在这个意义上，与其不加区别地去抢救与保护所有濒危剧种，还不如只将那些真正拥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剧种，即有传统、值得继承的剧种作为抢救与保护的对象。

材料三：

随着文旅融合实践的快速发展，从旅游角度切入创新发展对深陷于传统市场困局的戏曲艺术是一种必然，也是一剂良药。但这又随之带来了一个核心问题，即戏曲如何和旅游结合呢？

显然，单纯的文旅融合并不完全适合以表演、故事、剧场等为核心元素的戏曲艺术。但文旅融合的思路让戏曲艺术的演出从传统的“物理剧场”转向了更为广阔的社会环境，能够建构一种“社会剧场”的状态。特别是戏曲与文化景观融合而形成的如“越剧小镇”“淮剧小镇”等新场域让戏曲实现了一种更为生活化、全景化的呈现。例如，浙江嵊州的“越剧小镇”，按照“中国戏曲朝圣地，华东文旅新地标”的定位进行建设，仿古戏台、越剧博物馆等越剧元素的全覆盖化，让“越剧小镇”不仅具有丰富的越剧剧种化特点，还成为文化旅游休闲的景观。

同时，数字技术的赋能也使观众所获得的视觉刺激和快感更为强烈。比如在“乌镇戏剧节”举办期间，戏剧创作者和游客都能够进入戏剧空间进行体验，这一空间可以同时为观众和游客提供全景式、高密度的视听景观。此外，充分利用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落户”浙江乌镇的契机，使用VR/AR虚拟场景、KOL直播互动等数字技术，为大量潜在的观众提供展播服务。

此外，以当地的文化景观或故事为基础创作戏剧曲目也是当下戏曲演出创作的一种创新形式。例如，锡剧现代戏《回家》直接以“宜兴的风土人情”作为故事的背景和题材进行创作，不仅讲述了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故事，也传递了人文关怀，以传统戏曲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诠释了“回家”的精神内涵，还在戏中融入了宜兴的美食、民俗文化以及紫砂壶制作工艺，在观众心中留下了美的涟漪。

由此可见，文旅融合思维为戏曲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思路，强化了“文旅+戏曲”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文化景观的戏曲化不仅延展了戏曲的剧场化演出的概念，可以通过丰富戏曲的故事题材和舞台呈现，让戏曲扎根当地文化景观，其传播力和影响力也可以让其以更贴近生活的方式进行社会化创新发展，实现全景化的实体戏曲世界建构。

（摘编自曾小燕《传统戏曲在文旅融合背景下的破圈突围》）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重大主题、专业表达、长篇叙事，构成了当前报告文学创作的基本风貌。报告文学在朝着这样“专”而“大”的路径发展时，纠缠在其周围的议论也愈加多重。直面、梳理、分析这些声音，对报告文学的繁荣发展殊为重要。

最为突出的是如何加强报告文学的读者接受。随着报告文学的长度不断增加，中短篇报告文学越来越不受重视。长篇巨制式的作品客观上限制了社会公众的接受，要知道一部报告文学书籍动辄近百元，读者还要花足够多的时间才能完成阅读，许多作品因为篇幅过长而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读者检验。作家在创作之初应有读者意识，一部报告文学作品不仅是为了给所写领域、地方、机构记录一段历史，提供一种有人物有故事的“年鉴”或“志书”，还要能满足社会公众对某一陌生领域、事件、人物热切及时的关注。这就意味着报告文学要从一味求大求全中跳出来，重新思考其作为轻骑兵的优势。

其次，如何厘清纪实与虚构的关系。这是一个老问题，近年来也面临着新情况。小说创作这些年出现纪实化的趋势，故事发生地有现实依据，使得纪实与虚构的界限更加模糊。这种情况下，报告文学如何凸显其纪实的特质？一些作品通过大量的人物对话，努力还原现场感，但试想，一部描写已经发生了半个多世纪的人物事件的报告文学，要想在对话上如实还原，是非常困难的，要面临着是否真实的质疑。可以说，在纪实与虚构的问题上，报告文学作家比小说家面对的难题更复杂，处理起来更棘手。

再次，报告文学的文学性问题。很多报告文学作家都希望并且必须将自己的作品作为文学作品来对待。这是文学意识和艺术性要求的体现，却经常被有意无意地忽略。评论家评价一部报告文学作品有许多方便简易的角度：题材是重大的，采访是艰苦的，表现是真实的，等等。而文学性往往成为一个看上去来不及探讨的“枝节”问题。事实上，文学性至关重要。应该对报告文学作品的文学质地给予特别评述，同时还应从理论上、从创作学的角度，对其文学性提出要求。不得不说，一些报告文学作品在叙述上没有特别用心，语言表达也不太讲究，细节化的描写不够丰富、精彩，求大求全的抱负盖过了对语言的追求，没有达到和主题高度相匹配的艺术高度。

或许因为这样的原因，目前的报告文学界，总被其他一些概念所冲击。相对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似乎更侧重亲历者的追述，对过往人与事的回忆更值得采信；“非虚构”异军突起，“非虚构”的题材往往没有那么重大，描写却又比较深入，小人物小事件折射出时代潮流，更具文学性追求。留给报告文学的似乎就是以重大题材为主了。

（摘编自阎晶明《锻造报告文学的魅力》，《人民日报》2025年2月18日）

材料二：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精准扶贫到走向共同富裕，新的山乡巨变正在中国广袤的乡村社会生动蓬勃地发生着。报告文学，作为具有社会性与公共性等特征的文体，又一次被时代所选择，在“新山乡巨变”这一主题写作中显示出重要而独特的文体价值。作为“精准扶贫”首倡地，湖南的报告文学作家更多了一份得天独厚的写作资源，并自觉继承了《山乡巨变》作者周立波先生的创作精神，在这一跨越时代的主题呼应上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可供研究的文本。

周立波认为“报告文学者的写字间在整个社会”。同频时代、深度参与并书写时代主题，是报告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这在中国报告文学百年发展历程中已得到了充分实践和验证。在新时代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走共同富裕道路等一系列新农村建设国家战略实施的同时，报告文学同样以即时、在场的态度实践着自身的文体使命。湖南报告文学这种介入山乡巨变的写作态度更为自觉，也更加自信。

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为重点的报告文学乡土写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我们也必须指出这类创作存在的问题。如题材过度集中，写作者急躁、敷衍甚至是偏移的态度，为了赶任务抢时间等原因，使得写作周期短，造成了书写模式化、浅表化、同质化等问题，作品辨识度不高，作家自身风格更难以形成。这种千人一面的文本样貌会推远读者的阅读初心，最终对报告文学文体带来伤害。

新时代无疑是一个具有史诗性变革的时代。中国新时代乡村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到走向共同富裕，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而创造这一奇迹的正是深入一线扶贫的基层干部、返乡创业的农村青年、回报家乡的企业家，以及投身乡村建设的广大农民。他们也正是新时代山乡巨变中的典型人物，是值得书写的时代新人。新时代乡村新人很大程度上昭示着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时代必然性与未来可能性，塑造新人形象是一个从个人经验书写上升为时代整体性经验书写的有效实践。

新时代山乡巨变呼唤新的文学审美关系。面对新时代广阔丰富的创作资源，作家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真正做到为时代立传，为人民抒怀。《乡村国是》作者纪红建五年时间行走十多个省市202个村庄，这种与农民吃住在一起的情感连结，把文学写在大地上的虔诚，正是对周立波先生“报告文学者的写字间在整个社会”这句话的有力践行。湘西作家龙宁英则以主人公身份经历了湘西脱贫的真实过程，写下《逐梦——湘西扶贫纪事》，主题、人物、土地的关系自发天成，就避免了假大空的口号式宣传，也在客观展现现实情形的同时，巧妙地把握了文本的主体性。

（摘编自黄菲蒂《“新山乡巨变”写作中的湖南报告文学视野》，《湖南文学》2024年7期）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假如这里有一个胡桃，对它的认识可以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旁观，一种是实际行动。如果只看到胡桃是黄褐色的硬圆球，而不对其现状做任何改变，这就是旁观态度，你的认识也就仅限于此。即使有人说胡桃肉味美，我们也会将信将疑。而如果你敲开它、品尝它、栽种它，或者观察别人栽种它，一面改变它的现状，一面来认识它，这就是采取实际行动的态度，那你就能把它隐藏着的内容剖露出来，进而发现一定的规律，得到正确的认识。

人的实际行动，在哲学上称为“实践”，它对我们的认识具有决定作用。无论是感性认识还是理性认识，都必须以我们的实际行动为基础。实际行动使我们不断获得新的感性认识，并且能证明理性认识的正确性。实际行动，就是打破胡桃壳的行动，是改变事物的行动；它是要打破现状，而不是保守现状。

实际行动有两种：一种是改变自然的行动，如农人种地、工人工作；另一种是改变社会的行动，如推翻封建皇帝的统治，建立民主的新社会。在改变社会的行动中，不同的立场会带来不同的认识。抗战初期，有些人产生了“唯武器论”和“亡国论”的思想，因为他们眼中只有敌人的强大武装，对于广大人民在民族战争中的伟大力量缺乏感性认识，因此得出了“抗战必亡”的所谓的理性认识。而由于无产阶级亲身体验到群众的组织和团结力量，因此共产党相信，只要中国广大人民在统一战线之下组织和团结起来，就能最终战胜日寇。

从实际行动中获得的认识，对于一个深思者来说，必定会由感性上升为理性；而理性认识是否正确，又必将在实际行动中得到检验。在改变社会的行动中，只有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才有可能获得正确的理性认识，而且这样的认识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正确的理性认识使我们了解事物的规律，从而拥有先见之明，能够指导我们的行动，进一步获得理性认识。我们知道了胡桃有肉的规律，就去打破胡桃；我们明白了石头没有肉的规律，就不去打石头。这些行动都不会枉费精力，也不会出错。共产党针对日寇的疯狂侵略，提出了“持久战”的理性认识，其正确性在实际行动中得到了反复检验，它就成了指导抗战的纲领。

有了正确的理性认识，就有了正确的革命理论。正确的革命理论，就是“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也就是把群众中创造出来的好经验加以概括和集中，再推广开去，使之普遍化。这是正确认识事物的方法，也是领导革命工作的基本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革命的规律。

懂得了革命理论形成的方法，学习革命理论就不能简单地死记硬背，只做理论的留声机和传声筒。学习革命理论，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听人说胡桃肉味美”，如果不加验证就深信不疑，就容易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学习理论是为了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革命理论往往是理性认识中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体，我们学习外国革命家的理论，比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学到普遍的革命规律，但它只是所在国群众的实际革命经验的总结，反映了外国革命运动的规律，解决了外国的革命问题，不一定能解决中国革命的特殊问题。如果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能够活用书本上的理论，并有可能创造出适合中国革命的特殊理论。

（摘编自艾思奇《由胡桃说起》）

材料二：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思想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认识来源于实践。毛泽东指出，必须调查研究才能获得真知，而调查就是去解决问题。他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

“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这是调查研究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也就是说，调查研究不应当是事先抱定一种看法然后下去专门为自己找佐证。在调查研究中，不要怕听到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自己已经作出的判断和结论。一定要进行客观、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

毛泽东将调查研究与解决问题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这句话说明，调查的目的是解决问题。但毛泽东用的“十月”与“一朝”，还包含了另一层意思：既有时间长短的区别，更有事情难易的不同。毛泽东说过，调查研究做起来并不容易，认识客观世界也非易事。“我们的调查工作，是要有耐心地、有步骤地去作，不要性急。”要想解决问题，必须进行从历史到现状的系统的调查研究，既要分析又要综合，由表及里，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而且，对一个问题的认识，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而是经过多次反复才能够完成的。

（摘编自冯蕙《〈反对本本主义〉在毛泽东思想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中国传统社会崇文重教。一批又一批才华横溢的文人雅士，把创作激情投向自然、历史、人文，当然也包括建筑。他们登高望远，往往“游目骋怀、包罗万物”，抒发对人生的感悟和思索。士人们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与建筑相关的文学名篇，有的甚至身体力行，直接参与建筑营造。他们建立了文学与建筑的耦合性，为文学融入建筑创造了主体条件。

王羲之的名作《兰亭集序》，书法造诣固然无与伦比，然而，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它体现出的造园思想丝毫不亚于书法。“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于是，曲水流觞成为中国山水园林的营造范式，流传至今并传播“出海”。

相比其他传统建筑，介入程度最深、取得成就最大的传统建筑是园林建筑，就连“园林”一词，也源自诗作。早在西晋张翰的《杂诗》中，就有“暮春和气应，白日照园林”一说，从此以后，园、苑、囿等建筑称谓逐渐被“园林”一词替代，并传播到海外，成为中国式山水建筑的通用叫法。英国园艺学家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曾著书《中国：世界园林之母》，记录了他在中国考察的见闻，其中“中国乃世界园林之母”的观点得到世界园艺界的广泛认同。

园林建筑是在文人的直接参与下营造的，从一开始，就自带诗情画意等文学基因。白居易建造了履道里宅园，和它相距不远的，是唐朝宰相裴度的集贤里庄园，两人为同道中人，因而“履道集贤来往频”“百余步地更相亲”。王维建造的辋川别业，可以说是唐代最出名的“民宿”，这是一个集住宿、餐饮、采摘、垂钓、游览于一体的多功能休闲庄园。王维还专门写了一本诗集——《辋川集》，介绍自己的别墅之景。王维同母亲在辋川别业生活了14年，且最终葬于这绿水青山环绕的风水宝地。唐中期名臣李德裕设计的平泉山居，是他的心灵家园，他一生遗留的数百首诗中，有八十几首提到平泉山居，足见该园在他心中的位置。后来，有些文人干脆“跨界下海”，成为职业的造园师，如明代杭州的陆叠山、上海县的张南阳、松江的张南垣，以及著名的造园家计成、李渔等。其中上海豫园出自张南阳之手。张南垣生养四子，都能传父术，其中张然最为知名，曾被聘为清朝皇家总园林师。

（摘编自张军利《中国传统建筑与文学》）

材料二：

赵丽宏：我认为，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客观形象地反映现实生活、抒发心灵感受的艺术，文学体裁多样，包括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而文学作品的风格，更是因人而异，千姿百态。能够代表一个时代智慧高度的两个标识：一是文学，二是建筑。文学展现了一个时期或几代人的生活与内心情感；而建筑则是一门综合艺术，其精美能成为时代的里程碑。文学和建筑，是人类的智慧之花。

宋建良：简单地说，建筑是指人们用土、石、木、钢、玻璃等一切可以利用的材料，建造完成的构筑物。因为建筑的本身不是目的，所以我给建筑师下的定义是：能够帮助人们实现建筑理想并付诸实施的人。伟大的建筑师是为全人类实现建筑理想，实现建筑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我认为，建筑与文学是密不可分的，没有文化的建筑是没有生命力的。

余志成：赵老师，记得你曾经写过一篇散文——《我向往的城市之美》，______？

赵丽宏：那是一个秋天的黄昏，我骑着自行车，沿复兴中路由东往西。无意中抬头远望，视野中出现的美妙景象使我吃了一惊。一轮已经失去耀眼光芒的落日，像一个巨大的火球，喷射着暗红色的光焰，静静地悬挂在天地之间。天空是蓝灰色的，有几缕金色的云霞飘浮在落日周围。使我吃惊的美妙，是落日下的城市轮廓。建筑犹如层叠的山峦，犹如起伏的波澜，让人产生遐想。

我在《我向往的城市之美》中就提到过，一个有魅力的城市，最好是依山傍水。依山，自然是靠山而建，我到过很多有山的城市，譬如重庆、桂林、杭州，城在山里，山在城里，街道盘旋起伏，房屋层层相叠，入夜之后，城市的灯火和天上的星月交融为一体。傍水，当然是指江海湖泊与城市为伴。水是生命的源头，也是城市活力的源泉。没有水的地方，不可能有城市。城市如果建在海边，那是得天独厚，大连、青岛、烟台和威海这样的城市，沐浴在海风中，视野开阔，景色清朗。

宋建良：我想对于建筑师而言，“研究城市”是必做的功课。我们每到一个城市，会先打一辆的士，花一天半天的时间，让出租车司机带着我们去亲近这个城市，看最好的街，观最好的楼，走最好的小巷，住最好的酒店，在最大的广场、最有名的特色建筑与古迹转过一圈后，我们设计的方案与这城市的建筑风格会融为一体，会达到这个城市的建筑水准，体现这个城市的气韵，展现这个城市的亮点。

建筑设计，重要之处不是解决这个城市“有什么”，而是研究这个城市“缺什么”。我们的设计就要尊重传统，吸取经典，增添优秀。一句话，合适这个城市的建筑，才是好建筑。

（摘编自余志成、赵丽宏、宋建良《人类的智慧之花：文学与建筑》）

任何建筑都不是单一和孤立的，它______；任何建筑______，它是一个城市文脉的延续。任何建筑，都应是发展城市，而不是改变城市。因此建筑设计，不是______，设计师如果过分强调自我风格，是对一个城市的曲解，会破坏一个城市的美感和气韵。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和“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两个主题的阐述来看，“生态文明话语”和“绿色现代化话语”这两种话语理论在当代中国实现了历史性交汇。它们所意指的构建目标和所依托的现实环境其实也是近似或共同的。

在核心理念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生态文明话语体系所建基于的“本体论基础”只有恪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理念价值，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的其他原则才能在理论和逻辑上得以成立，也才能在实践中得到贯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及其实践）的五个突出表征之一，而且这二者相结合构成了一个理论意涵更为丰富而深刻的概念术语，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也就是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独特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需要指出，就像“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原则包含着深刻的哲学本体论意蕴一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或“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统领性的生态世界观方法论。

在未来社会愿景上，生态文明话语分别从“永续发展”和“美丽”、“中国（中华民族）”和“世界”的双重维度做了勾勒描绘。也就是说，同时致力于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建设一个山川秀丽的中国与清洁美丽的世界。这需要强调和处理好的两重关系是，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中国（中华民族）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前者严格说来是在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概念话语之下，即同时包含着生态、经济与社会文化可持续性的全面协调发展，但现实中的内部矛盾冲突仍将长期广泛存在；后者并不简单是国内与国际层面需要（利益）的平衡考量问题，而是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如何真正做到全球思考、地方行动的问题，这对于国际影响不断扩大中的当代中国来说尤为重要。生态文明话语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未来社会愿景，就其现实所指或近期前景而言也是共通的或相近的。

在战略实施构想上，生态文明话语强调的是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基本方略，即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党和政府政治议事日程的日益突出位置，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相比之下，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明确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由此可见，虽然二者在侧重点上有所不同，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都被置于一种基本方略或战略中枢的关键性地位。

无可讳言，作为两种话语理论表述形式，“生态文明话语”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之间，确实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差别，甚至可以说是一定程度的“张力”，需要给予足够的关注与重视。

“生态文明话语”指向或思考的“聚焦点”，是逐渐创建一种全新的生态文明或促成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生态化话语。因而，一方面，这一话语理论的生态革新意涵更多是源自一种自我反思性认知或内敛型行为选择的“生态文明”概念，即如何通过人类自身的主动改变来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或文明化生存。另一方面，这一话语理论的生态革新意涵还源自对世界主导性现代化认知、价值和模式的生态否定，并致力于探索一种根本不同于西方主导观念与实践的新型经济、社会和文化体系。

相形之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指向或思考的“聚焦点”，是逐渐发现并遵循推进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目标的合理进程安排与适当路径形式，努力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与发展。因此，需要审慎面对的是，一方面，人们很可能将不得不接受那些基于历史现实经验和国际比较基础上的现代化认知与战略。另一方面，人们很可能将会有意无意地采纳或遵循那些现实中有效或主流性的但却未必是真正代表未来的所谓绿色现代化做法或经验。可见，作为构词主语的“现代化”，可能因其霸权性的历史遗产而成为人们推进关于当代社会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考的某些限制或掣肘。

（摘编自郇庆治《生态文明的现代化革新与实践超越性性》）

针对这两种话语理论，目前，中国学界更为关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理论，但相比之下，可以说，________无疑是更为根本性、更具前瞻性的。我们还需特别关注和重视，这两个话语理论之间________，存在着明显的差别。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________将会转移，从“现代化”转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中国式”。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茅盾对战时中国的政治格局和社会愿景的思考，主要在重庆与延安的双向叙事中展开，重庆与延安形成了“对照、补充关系”。重庆与延安形象的构设常常以风景来加以装饰，风景成了茅盾构设战时中国形象不可或缺的存在。茅盾对风景的处理方式，与大后方一般作家不同，不是作为生命信仰、自然崇拜或“乡间的美”而存在，而是被充分地意识形态化了。他的重庆想象，善于由风景的书写引向对重庆的批判，或者以特殊的修辞把风景政治化。他的延安想象，同样频繁地以风景的书写来“补助”事件和人物的背景，增强地方色彩和美感。本文使用的“风景”概念，涵括了自然景色、乡村风光、地理气候之意，把山石、河流、树林、田园、高原、峡谷、月光、黄沙、浓雾、寒暑等皆看作“风景”。风景的书写，在茅盾的重庆和延安想象中与其说是背景、环境，不如说是地方形象本身。风景的书写，影响了茅盾的战时中国形象建构，从中可以洞悉茅盾想象战时中国的姿态和策略。

茅盾不是为了写风景而写风景，而是“把政治寓于风景之中”。在其作品中，风景联系着特定的地方和人物，“一片风景就是一个空间，或者是一个地方的景色”，风景与地方、人物关联后暗示出：“在某种地方与社会便非发生某种事实不可。”茅盾正是利用风景的地方色彩构设政治寓言。他总是由地方风景的书写，引向对民族精神、延安形象或党国政治的想象，以此描绘以延安为中心的战时中国地图。风景中的国都重庆，茅盾从未当作民族国家的象征来书写，反而在《雾中偶记》《“雾重庆”拾零》等作品中把重庆当作民众、战士、民族解放、寒冷中国的对立面加以批判，由此把战时国都贬低为失道寡助的“地方性”城市。而风景中的延安，则在叙述中由“地方”升格为民族的象征。《风景谈》《白杨礼赞》《大地山河》都是写西北、延安的风景，由地方风景引申出对民族精神的礼赞。延安风景的书写隐含了这样的意味：西北黄土高原、延安边区代表了战时中国，是民族抗战的希望所在。通过“把政治寓于风景之中”，茅盾确立了延安在战时中国的中心地位，构设了代表民族国家的延安形象。

风景中的战时延安形象是乡土的，牧歌的，崇高的。在延安，来自都市的青年人经历了乡土化的过程，他们原有的身份、趣味在农业生产中被改变，生成崭新的集体劳动者身份。《风景谈》中的延安风景具有凝聚民族、创造新人的功能。“生产归来”的风景剪影中所描绘的说七八种方言的一队人，表明了延安对全国青年的吸引力。这些青年有画画的、搞雕刻的、拉提琴的、写文章的，他们在延安变成普通的劳动者，手上起了老茧。风景与人相互映衬，共同构设了延安边区的精神写照。

（摘编自李永东《风景与茅盾的战时中国形象建构》）

材料二：

“化”是文明所到之处，“化外”指文明未及之地，也就是野蛮落后的地区。因永贞革新运动的失败，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离开长安，离开文明的中心地区，来到文明的边缘地区，亦即当时人眼中的“化外”之地。古代的评论曾指出，《游黄溪记》《袁家渴记》的开头模拟了《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书·西南夷传》，而这也同时表明了作者视永州为“夷狄”的态度；另外，“永州八记”里也有称永州为“夷”“夷狄”之处。由此推测，柳宗元确实是把永州当作“化外”之地来看待的。

一般读者、学者看“永州八记”，是看它如何表现了柳宗元的思想情怀，它的风景描写是如何的出色，失意文人如何通过风景来安慰自己……但假如我们把它放在风景变迁的历史长河中来看，就会发现一些别样的东西，那就是柳宗元对“化外”风景的强势心态，其中充满了象征“盛唐气象”的“征服”意识。

通读“永州八记”，会发现柳宗元的写法是有套路的，他对“化外”风景的表现，大致由以下三部曲组成：发现、整顿（或改造）、接受。

柳宗元在永州陆续发现了西山，西山西边的钴鉧潭，钴鉧潭西边的小丘，小丘西边的小石潭，以及袁家渴、石渠、石涧、小石城山等八处“幽丽奇处”，它们大都具有不同于“化内”风景的“怪特”特征。

这些极具特色的风景描写，既归功于柳宗元的别具慧眼和生花妙笔，也是由于“化外”风景的“怪特”特征所致——“西南夷”的风景确实不同于长安——后者却常常被人们忽略了。

然而，“化外”的风景，“化外”之人却未必有眼光去发现，反而有待于来自中原的“化内”之人。作者所喜欢的水潭，原主人却视为包袱（《钴鉧潭记》）；原主人眼中的“弃地”，却是作者心中的宝贝（《钴鉧潭西小丘记》）。这是因为来自中原的“化内”之人，熟悉更“高级”的“化内”风景，能透过“化外”风景的“怪特”表象，看到其潜在的“归化”后的价值。

（摘编自邵毅平《文学题材的历时演变——中国文学中风景的变迁》）

空气非常清冽，朝霞笼住了左面的山，我看见山峰上的小号兵了。霞光射住他，只觉得他的额角异常发亮，然而，使我惊叹叫出声来的，是离他不远有一位荷枪的战士，面向着东方，严肃地站在那里，犹如雕像一般。晨风吹着喇叭的红绸子，只这是动的，战士枪尖的刺刀闪着寒光，在粉红的霞色中，只这是刚性的。

（茅盾《风景谈》）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青铜器的铸造方法主要是两大类，一类是制作相对复杂造型常用的失蜡法；另一类是运用最广泛的范铸法。

先说范铸法：“铸”好理解，这个“模范”的“范”是啥意思？简单来讲，在铸造青铜器之前，先用陶土做出这个青铜器的形状，这个东西就是“模”；再用陶土从模上翻印一个外壳出来，这就是“范”。所谓“范铸法”，这就是用泥范来铸造青铜器的技术。

具体怎么个铸造方法呢？大致分为六个步骤。

首先是选料。

因为模和范的要求和功能不同，所以用料也有差别，做内模的泥料要求有较低的收缩性和变形性，目的是保持器物的形状和尺寸，同时方便脱模和清理。而做外范用的泥料则要求有比较高的强度、硬度、耐火性和透气性，这样才能承受住熔融金属的压力和温度，同时能排出气体和杂质，防止铸件出现缺陷。

所以，做内模的泥料要经过反复的揉搓、摔打，以及较长时间的浸润、醒土，这样泥料才具有韧性。而做外范用的泥料，通常是由土、砂、植物纤维、草木灰、熟料等物质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制成。

料选好以后，接下来就是第二个步骤：塑模。就是用泥土把青铜器的基本形状塑造出来，如果上面需要纹饰或者是铭文，就先把样式的轮廓给雕出来，需要凸出来的部分另外做纹饰造型贴在泥模上，需要凹下去的部分就直接把它刻出来。

第三步是翻范。翻范是铸造技术的基础，也是青铜器铸造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前面我们讲的“模范”一词就是由此而来。

做这一步，需要准备好一些细致一点的泥土，把它们紧紧地按贴在泥模的表面，其目的是要让雕塑出来的泥模外形样式能够反印在泥片上面。

接下来到第四步，合范。

到了这一步，要把翻好的范分块取下来，阴干，然后烧成陶范，再把这些陶范拼成要做的青铜器外腔的形状，这就叫作“外范”。

但是，一般的青铜用具基本上都有盛装的作用，如果只有外范，那浇筑出来的青铜器不就是个实心的东西吗？所以，还得有个“内范”，也就是青铜器的内芯。芯跟模的样子一致，只是略小些，跟外范组装的时候，芯在里、范在外，外范和内范之间就形成了空腔，这个空腔用来浇筑金属熔液，厚度就等于是青铜器的厚度。

那这个“内范”是怎么做成的呢？

方法之一，是在已经做好的外范的内面贴一层泥片，贴好之后，再把外范整体合好，往里面填充芯料。这样就翻制出了内芯。

接着，把“内范”倒过来，再把内外范合在一起，这样，内外范之间就有了空隙。合好以后，上面加一个封闭的范盖，在范盖上留下浇筑孔，青铜熔液就可以浇注进来。

          ？目的是让排气孔和铜液中的杂质集中在器物底部，这样就能确保器物的表面光泽无瑕、花纹清晰。

万事俱备，第五步，就是浇注了。先把铜锡铅的合金熔化成液体，再把液体从事先留好的空隙里浇注到陶范里等待降温凝固。等熔液凝固后，打碎陶范，就得到了你要铸造的金灿灿的青铜器。

最后就是修整。刚成型的青铜器比较毛糙，这时候就需要工匠们拿出打磨工具进行打磨，之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青铜器终于铸造完成。

说完范铸法，我们说说失蜡法。

第一个问题，这个蜡是什么蜡呢？中科院研究员华觉明认为，中国的传统蜡料的成分包括了蜂蜡，或者是虫臼蜡、石蜡，也包括了松香，还包括动物油或植物油，按照不同的配比做成。

第二个问题，失蜡法是怎么操作的呢？

首先，把你想要铸造的东西，用蜡做一个形状一模一样的出来，这个和范铸法的称呼一样，也叫做“模”。

其次，用陶泥一类耐热材料，把这个做好的模严丝合缝地包起来，除了留几个便于流动的孔洞，不要有一丝空隙，然后加热，让泥巴干燥硬化。

然后，进一步加热，把蜡熔化掉，让蜡从留好的孔洞里倒出来，这样，这一团泥中间就留出了一个和蜡模形状、大小完全一致的空腔，这个空心泥壳也叫作“范”。

最后，把金属熔化后注到这个范里，凝固以后，把范敲掉，你得到的金属铸件就和蜡模一模一样了。

这个，就是最简单的失蜡法。

有人可能会问，博物馆里的青铜器那么多，我怎么区分我看到的青铜器到底是用哪一种方法做出来的呢？最重要的一个方法是看“范缝”，啥意思？失蜡法是整体包裹，而范铸法都是拼接而成，只要是拼接，就会产生缝隙，这个就是最简单的区分方式。

当然，失蜡法也会留下痕迹，比如所谓的“净放线”，也就是在蜡模被烧完以后留下来的一条或者多条黑色的印迹，说白了就是烟灰。

下面，我们说一说两种铸造方法的优点和缺点。

范铸法的优点，是模具做好之后可以多次使用，所以，可以批量生产很多相同形状的器物，节省了材料和时间。缺点是有范缝和垫片的痕迹，不利于表现精细的纹饰和镂空的效果。所以它适合制作大型、简单、规整、重复性高的器物，比如鼎、钟、簋等等。

相比之下，失蜡法没有范缝和垫片的痕迹，可以表现精细的纹饰和镂空的效果，丰富了器形的视觉要素。缺点是每个器物都要用掉一个蜡模和一个范，不能批量生产，成本较高。相对也更适合制作小型、复杂、精致、独特性高的器物，如尊、盘、禁一类。

最后一个问题，中国的青铜器既然成就那么高，为什么秦汉以后，青铜器就逐渐走向了衰败？

原因有很多，包括政治斗争、国家分裂、外族侵扰、青铜器功能的变化等等。铁器对于青铜器的冲击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古代的青铜器地位非常重要，以范铸法和失蜡法为代表的工艺也催生了大量的杰作，并形成了中国青铜器独特的传统，但是，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青铜器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亡之路，更好看、更好用、更容易造、更便宜的替代品终将成为主流。

（摘编自杨学涛《青铜器是怎样炼成的?》）

曾侯乙尊盘上的纹饰细密复杂，_________，浑然一体，而古代没有机床，无法对青铜直接进行雕刻，因此只能采用中介物质石蜡，也就是“失蜡法”。“失蜡法”顾名思义，以蜡做模，进行雕刻，随后内外用稀泥填充加固，待干后形成坚硬的外壳。_________，而这就形成了可以铸模的空腔。最后堵住排蜡口，灌入铜水，一份“外酥里嫩”的制品就“烤制”完成，_________，就能够得到与蜡模相同的器具了。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列宁还在一九○五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因此，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

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我们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而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正在这里。有许多同志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摘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材料二：

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文艺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

第一，人民需要文艺。人民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必须抓好文化建设，增加社会的精神文化财富。物质需求是第一位的，但是，这并不是说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就是可有可无的，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是有精神需求的，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存在。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对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文化产品的质量、品位、风格等的要求也更高了。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以及民间文艺、群众文艺等各领域都要跟上时代发展、把握人民需求，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创作生产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让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不断迈上新台阶。

还有，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他们想了解中国，想知道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等。而文艺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在这方面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让外国民众通过欣赏中国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来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

第二，文艺需要人民。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列宁说：“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它必须在群众中间唤起艺术家，并使他们得到发展。”人民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李绅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等等，也都是深刻反映人民心声的作品和佳句。文艺只有植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才能发展繁荣；只有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才能充满活力。

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

第三，文艺要热爱人民。如果不爱人民，那就谈不上为人民创作。鲁迅就对人民充满了热爱，表露他这一心迹最有名的诗句就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做人民的孺子牛。

热爱人民不是一句口号，要有深刻的理性认识和具体的实践行动。对人民，要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就要深深懂得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道理，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

文艺的一切创新，归根到底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民。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鲁迅如果不熟悉辛亥革命前后底层民众的处境和心情，就不可能塑造出祥林嫂、闰土、阿Q、孔乙己等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

（摘自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将近九十年过去了，夏衍的《包身工》一文仍深受读者喜欢，影响深远。我们今天读此文，依然为包身工的悲惨遭遇而震撼，依然能体会作者“灵魂的震动”。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①文学与美术、音乐的关系是各种各样的、复杂的。有时诗从绘画、雕刻或音乐中汲取灵感。正如自然界的事物和人是诗的主题一样，其他的艺术品也可以成为诗的主题。诗人描写雕刻、绘画甚至音乐作品，一如描写别的事物一样，并没有任何特别的理论要遵循。蒂博代说，马拉美的《牧神的午后》就是诗人在伦敦国家美术馆看了布歇的一幅画后受到启发创作的。诗人们，特别是雨果、戈蒂埃等19世纪的诗人都曾以某些绘画为主题写过诗。反过来，文学显然也可以成为绘画与音乐的主题，特别是声乐和标题音乐的主题。

②然而，文学有时确实想要取得绘画的效果，成为文字绘画，或者想要取得音乐的效果而变成音乐。有时，诗歌甚至想成为雕刻似的。白璧德在他的《新拉奥孔》中那样为艺术类型的彼此混淆而悲伤，但人们确实无法否认各种艺术都力图互相转借效果，并在相当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当然，人们可以否认这样的可能性，即诗歌从形式上完全转变成雕刻、绘画或音乐。

③尽管许多人都认为诗歌可以取得音乐的效果，但这仍然是大可怀疑的。仔细分析起来，诗中的“音乐性”与音乐中的“旋律”是根本不同的东西：这种音乐性的意思是指诗中语音模式的某种布局、避免辅音的累积。当然，也有这样的情况，即诗人写诗时就明确表示该诗是为入乐而写的。在很少的情况下，诗人与作曲家是同一个人，但很难证明，音乐与歌词的创作是一个同时进行的过程。

④音乐与那些真正伟大的诗作之间的关系似乎极为淡薄，这只要看那些能够谱曲的最成功的诗作所提供的证据就可以明白。可以肯定，诗歌与音乐之间的合作是存在的，但最好的诗歌很难进入音乐，而最好的音乐也不需要歌词。

（摘编自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

材料二：

①鲁迅语言的一大特点，就是它的音乐性。他的语言音乐性是直接来自对汉字的特殊感悟和驾驭能力，这其中就有骈文的影响。周作人曾经提倡“混合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的文章”，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就是鲁迅。老师们不妨去读读鲁迅的《<淑姿的信>序》，那就是一篇带有游戏性的骈文。许广平回忆说，鲁迅写完以后，自己也十分欣赏，并且和她一起朗读，全篇铿锵入调，鲁迅显然为文字里的音韵、节奏陶醉了。这对我们的鲁迅作品教学也是一个重要启示：鲁迅作品不能只是默看，而必须通过朗读来体会。我曾经说过，鲁迅作品里的韵味，那种浓烈而又千旋万转的情感，那些可意会不能言传的东西，都需要通过朗读，才能体会并触动心灵。这也是我多年从事鲁迅作品教学的一个经验：靠朗读引导学生进入情境，捕捉感觉，产生感悟，这是接近鲁迅的艺术和他的内心世界的入门通道。这背后是有一个语文教育理念的：阅读鲁迅作品和文学作品，首先不是分析，而是进入情境，获得感觉和感悟。

②全班性的集体朗读，会给学生带来巨大的情感的冲击和心灵的震撼。我清楚地记得，读着读着，学生的眼睛都亮起来了。后来，一位学生还特地写了一篇诵后感，我给这位学生的诵后感，写了这样的评语：“通过朗读，感悟到了鲁迅语言魅力的许多重要方面：奇峻的想象，后现代的画面，受伤的力量的感性表达”，这是比我们课堂上的许多分析和借题发挥的解说，更直抵心灵和文学的根本：这是一种情感和生命的“高峰体验”。在阅读教育学和心理学里，这样的“高峰体验”是不可多得的；特别是在生命成长的起始阶段，有时只要有一次，两次，三次，就可能成为终身难忘的记忆，影响一生。这样的能够激发高峰体验的文本，是并不多的：这也是鲁迅作品教学的特殊功能和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

③鲁迅语言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镜头感。鲁迅很喜欢电影，对电影艺术有深刻的理解，他的许多作品，都是由一个一个的镜头组成的，是很适合于拍成电影短片的。比如《野草》里的《求乞者》和《彷徨》里的《示众》都是很好的范例。用分镜头的方法分析鲁迅作品是一个有意思的思路。

④《记念刘和珍君》是教材里的篇目，有一次一位老师来信问我，讲这篇课文，有没有可能另辟蹊径。这一回这位老师又给我出了个难题。于是，我反复阅读文本，突然有了发现：《记念刘和珍君》其实是可以转化为一个个由画面、色彩和声音组成的场景的。比如开头就是这样的场景——

（追悼会场外）

鲁迅独在徘徊。

后景中可以看见刘和珍的灵堂。

女学生程君：“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君写了一点什么没有？”

鲁迅：“没有。”

程君：“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君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⑤接着，镜头就转向第二个场景：深夜，“老虎尾巴”里，鲁迅独坐，手里拿着一枝烟。然后，随着鲁迅内心的思绪，不断响起“画外音”，不断出现各种“幻景”，随着鲁迅的回忆，又“闪回”许多的画面镜头。

⑥最后，镜头又闪回到“刘和珍的灵堂，遗像逐渐拉近，她微笑着，向着我们每一个人”。

⑦我们知道，现在的学生，对电影、电视，以及游戏机上的镜头，都极其熟悉，这样的分镜头分析，必然引起他们的强烈兴趣。我们可以将课文的文字文本转换为电影、电视镜头，学生的阅读也从被动的接受，变成主动的参与，而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势必要反复阅读鲁迅的文本，在多少带有游戏性的阅读活动中，也会受到鲁迅特有的文笔、文风和思想感情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摘编自钱理群《和中学老师谈鲁迅作品教学》）

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从创作主题上看，它们可以互相成为表现的题材，例如绘画可以描绘文学故事，____________。从创作方法上看，文学也常主动借鉴其他艺术的独特美感，如追求语言的音乐性以增强感染力，____________以营造画面感。然而，这种借鉴并非没有边界。正如《文学理论》所提出的观点：____________。因此，在教学中运用跨艺术方法，其根本目的在于搭建一座桥梁，引领学生回归并深潜于文学语言的本身。

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旧寓里，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

（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鲁迅的杂文多为社会文明的批判，以冷峻为主。《记念刘和珍君》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断入选中学语文课本。有关的解读文章也不胜枚举，但是质量普遍较低。究其原因，诚如钱理群先生所指出的，就是过分把文章当作社会历史的反映（见钱理群的《由文字到电影场景的转换》）。我想与此有关，不过还有一点，就是对文本的抒情特点缺乏直接的分析。真正要把《记念刘和珍君》这篇文章的特点弄清楚，需要从它抒情的特点来分析。关键是不要以为抒情文章都是一样的，鲁迅这篇文章的抒情有不同于其他抒情文章之处，即它的抒情是杂文式的抒情。

在鲁迅这篇文章的开头，作者似乎并不把感情作强化宣泄，而是某种程度的弱化，尽可能地收敛。鲁迅对刘和珍的死是很悲愤的，为文就是要纪念刘和珍，故思绪滔滔。作为杂文，鲁迅追求的是深邃、犀利，而作为艺术，又不能径情直遂、一览无余，因此，藏匿锋芒，深化思绪于曲折的层次中，思绪在曲折的逻辑中推演，就成了鲁迅杂文的一大创造。《记念刘和珍君》的抒情就这样带上了杂文式抒情的特点。鲁迅不屑于浪漫主义新诗那种感情倾泻之美，而是倾向于散文的情感抑制之美，因抑制而深沉之美。

鲁迅反反复复抒写的感情，从性质上来说，是悲痛、悲愤、悲凉和悲哀的郁积。从表现形式来说，力避径情直遂，而是让情思在曲折中展现。这种曲折还是多重的，写得沉郁顿挫、回肠荡气。

鲁迅的丰富就在于，思绪总是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是强调忘却的轻松，不忘却的沉重；另一方面又强调不忘却，正视现实的惨烈，不但是哀痛的，而且是幸福的。鲁迅展示了他抒情的另一个空间，那就是感情渗入叙事之中。以叙事的惨烈，隐含情感的强烈。

就是在直接抒情之中，也表现出鲁迅情感的深邃。“这是真的”，“有尸骸为证”，好像是多余的，既然已经引用了，还要加上这一句，说明自己难以置信，又不能不相信。这里，不但有正面的揭露，而且有反讽，如“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鲁迅的深邃不但由于抒情，而且在抒情基础上提炼象征的形象：“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前面的细节毕竟只是细节，只是个别的场景，而到这里，就变成了普遍现实和历史的象征。不但把前面的细节统一起来，而且把具体场景以外相关联的事象，不但是此时的，而且是异时的，不但是中国的，而且是外国的，都凝聚到这个统一的形象中，一方面是“脸上有着血污”，另一方面是自得地“昂起头来”——超越了具体的时间和空间，而显得有很强的概括力度。

在多层次的曲折和转化中，在激情和理性的曲折交融中，鲁迅的情感在紧缩中张扬，时而引而不发，时而张扬蹈厉，张弛有度，游刃有余。这正是鲁迅杂文成熟的风格，可以用杜甫形容自己诗作的“沉郁顿挫”来形容他在本文中的抒情。这就是鲁迅杂文式的散文具有超越时空的艺术感染力的奥秘。不从文本去分析内在情志的曲折、矛盾，单纯从社会现实方面去评价，只能看到时代背景的普遍性，而不能洞察鲁迅杂文式散文的美学。

（摘编自孙绍振《杂文式抒情》）

材料二：

像鲁迅这样的文学家、艺术家，在他那里，存在着两个转化过程：首先是将历史事件转化成个人心理事件，然后又将个人心理转化为文学艺术（意象、画面、色彩、声音等等）。

长期以来，我们都把文学作品，包括鲁迅的作品，看作是对历史事件的简单摹写，于是就出现了简单化、表面化的解读，在我看来是非文学的解读。就拿中学语文教材里的《记念刘和珍君》来说，多数老师都是根据教学参考书的说法，大讲鲁迅的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军阀的残忍，御用文人的无耻，表现了爱国青年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等等。这样一说，就和新闻报道、评论没有什么区别了。文学之所以是文学，或者说我们之所以需要文学，就因为它关注的始终是人，是人的心灵。鲁迅写《记念刘和珍君》，并不是要记录、再现历史事实，而是要抒写“三一八”惨案对他心灵的冲击，即他的心理反应。因此，文章是围绕着面对血腥的屠杀，“说”还是“不说”的矛盾、困惑展开的。

在“说（写）”还是“不说（不写）”之间徘徊，往返起伏，构成了整篇文章内在的心理线索，也形成了“文气”的跌宕。这篇文章，就其本质而言，是一首心灵的诗。

但作为一个有强烈艺术感的文学家，鲁迅还要把这“心灵的诗”外化为画面、色彩、声音。《记念刘和珍君》正是由许多的画面、特写和声音组合的，全篇的文字可以转化为这样的一些场景：

（幻景一）

画面：

刘和珍在宗帽胡同听鲁迅讲课，“微笑着，态度很温和”……

刘和珍君在读鲁迅主编的《莽原》，依然“微笑着”……

特写：

刘和珍在鲁迅和其他师长面前，黯然至于泣下……

画外音：

“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幻景二）

（幻景三：执政府前，刘和珍、张静淑、杨德群等人请愿示威，被枪弹射杀。）

画面：

刘和珍和她的同伴们“欣然前往”……刘和珍突然倒下——子弹“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张静淑想扶起她，“中了四弹”，“立仆”……

特写：

刘和珍的尸骸……

画外音：

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摘编自钱理群《由文字到电影场景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