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当前，伴随低空飞行（有人或无人驾驶）关键技术突破、应用场景拓展、市场需求激活，低空经济正从“小众试验”走向“大众视野”。自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打造低空经济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来，国家发改委成立低空经济发展司，中国民航局成立通用航空和低空经济工作领导小组。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行动方案相继出台，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和政策牵引。据中国民航局预测，2025年我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将达1.5万亿元，到2035年有望突破3.5万亿元。

低空经济的爆发式增长，折射出国家对全球竞争新赛道的重视、市场对新质生产力新探索的乐观预期以及社会对新业态新发展的热烈期盼。在多种推力的共同作用下，未来低空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加快实现其高质量发展，须多措并举，在有序开放低空空域、完善低空基础设施建设、拓展低空经济场景应用等方面积极探索。

低空空域之于低空经济发展，就如同土地资源之于传统经济一样重要。①，科学有序开放低空空域是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从目前来看，我国部分省份已开始对低空空域实行分类管理，如江苏省发布《低空空域划设（提报）指南》，构建“三类空域+四级航线”管理体系。②，目前尚未形成统筹管理的低空空域管理格局。为此，应加强统筹，科学有序开放低空空域，合理规划低空航线，形成“一站式”空域申请平台，缩短航线审批周期，切实提高③。

低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发展低空经济便无从谈起。低空基础设施主要包括起降设施、飞行管理服务保障系统等。目前，我国起降设施数量仍不足，且分布不均衡，需要国家层面加快完善各类起降设施设计建设标准，省级层面可先行先试探索建设，依据需求增加低空起降设施数量，优化低空起降设施点位布局。在完善物理起降设施的同时，还应推进低空智能网联发展，建立通感一体的低空经济网络设施。比如，应用5G-A通感一体技术、北斗等新技术，建设集低空感知、导航定位等多功能于一体的飞行管理服务系统，以低空智能网联引领低空经济智慧发展。

拓展低空经济场景应用是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走向行业应用是低空经济发展的“最后一公里”。目前，低空场景应用主要包括低空运输、生产作业、公共服务、航空消费几大类。低空运输如快递、外卖行业，生产作业如农林植保、电力巡检，公共服务如应急救援、警用安防，航空消费如空中游览、无人机编队表演等。拓展低空经济场景应用，将有效提高生产效率与安全能力，更好满足多样化的生产生活需求。因此，通过“线上+线下”宣传推广、消费补贴、IP打造等方式不断激活低空经济应用场景，持续扩大“低空+”业态矩阵，将有力促进低空经济规模化、常态化发展，形成“天上飞”“地上热”的低空场景格局。

更为重要的是，低空经济的爆发式增长需要更多全产业链人才。应充分发挥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和社会培训等低空经济人才培养主体效能。各类学校依据实际情况，特别是低空经济产业链需求，开设低空经济相关专业，加强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校企合作，加快培养适配产业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撑。

值得一提的是，低空飞行是低空经济的核心，但随着无人机等低空飞行器技术门槛降低以及多样化产品的出现，“黑飞”扰航事件时有发生，日益增长的低空飞行需求也给飞行安全带来一定的挑战。因此，亟须健全低空安全管理制度与规范，多主体协同发力，通过制度与技术等方式维护低空飞行秩序，同时加大低空飞行器制造研发力度，提高低空运营服务水平，让低空经济飞得更稳更远。

（摘编自安培《让低空经济飞得更稳更远》）

材料二：

低空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综合性经济形态，带动了低空飞行保障的研发。8月4日，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坐落于中国科学院明珠科学园的广东空天科技研究院（简称广天院）内，我国首个专注低空飞行领域的复合型风洞正式落成启用。该风洞创新性地融合了航空级风洞和工业级风墙系统的优势，以48个风机编织出“城市风网”，为飞行汽车、无人机等低空飞行器模拟出最严苛的“空中考场”，填补了从实验室到真实场景验证之间的基础设施空白。

作为航空航天领域研发的核心基础设施，风洞被誉为“飞行器的摇篮”，在飞行器设计验证、气动布局优化、气动参数测量等环节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业内有“一代风洞，一代飞行器”的说法，意指风洞能力的代际跃升，是支撑新一代飞行器技术实现的前提。

风洞试验是低空飞行器研发、测试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主要用于验证气动性能、稳定性、操纵性及抗风能力。风洞闭口试验段的上壁板可以灵活打开，便于风洞设备的吊装搬运；风墙的48个风机每个都可以独立精准微调，结合后期对复杂风场的信息收集，尤其适用于低空飞行器在复杂风环境下的多工况评估。风洞的启用，为低空飞行器研发企业提供了高质量的安全验证场所，原来只能靠户外实飞试验的项目，如今都可以拿到风洞内进行试验。

除了低空飞行器风洞试验平台，广天院还有飞演指控中心、航电实验室、光学测试实验室和飞行器起降试验场等多个科学研究平台、公共服务平台，能无缝衔接，为低空飞行器提供从室内抗风性测试到室外试飞全链条服务，为科技创新、技术攻关、系统集成、应用示范、产业孵化等提供强力支撑。

（摘编自赵亦平全欣欣《位于地面的“空中考场”》）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近年来兴起的新大众文艺不仅在国内发展迅速，新的增长点和影响力不断扩大，出海并在全球产生巨大的影响更是其重要的成果。这种出海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的，进入到海外的普通公众生活之中的形态，它既是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一个重要方面，又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全球能见度的一个重要方面。新大众文艺出海在当下产生的影响力，可以说是历史上从未见过的。

无论是网络文学当下在海外的忠实拥趸，还是《黑神话：悟空》等新游戏的流行；无论是微短剧的全球流行，或是诸如泡泡玛特这样的“潮玩”品牌成为时尚；无论是《哪吒之魔童闹海》这样的已经居于全球电影票房前列的超级电影，或是一些中国代表性网络文化平台具有的影响力……这些其实都是当下新大众文艺出海的成果。海外许多媒体讨论的“酷中国”形象的基础，正是当下中国新大众文艺全球传播积极效应的体现。

新大众文艺的创造往往是在国内经过了本土受众的考验，是在中国受到欢迎、为公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也受到了国际受众的欢迎。这既潜移默化传播了中国文化，让世界更了解中国，又具有普遍意义，有效克服文化上的障碍和观念上的差异，让世界各国的公众从中体验到了文化创造所具有的真实的普遍性的吸引力。

（摘编自张颐武《新大众文艺出海，让世界看到“酷中国”》）

材料二：

当下，“新大众文艺”成为令人瞩目的重要现象。一些素人写作、网络文学、微短剧、草根音乐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不断受到人民的欢迎，正在强有力地昭示着一个“大众共创”时代的来临。互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的勃兴，使得文艺作品创作和传播的门槛大为降低。人民大众创作的可能性和积极性空前提高，普通人的生活情态和精神欲求得到更有力、更鲜活的表达。纸质印刷阅读、舞台展演观看的传统方式及其艺术区隔被打破，交互式、沉浸式等新的艺术参与形式使得以往被动的读者、观看者成为不同程度的创作者。这一切，都将显著地增强中国文艺的“人民性”。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和鲜明品格。文艺的“人民性”是指文艺服务于人民大众根本利益的属性，要求文艺致力于书写人民大众的生活，反映其思想、情感、愿望。“新大众文艺”在体现人民性上具有天然优势，但在今天新变剧烈的文艺环境下，这一优势也需要辩证看待和积极引导，以期“新大众文艺”行稳致远。

新大众文艺的“人民性”表达，是其作品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人们从那些成为爆款的新大众文艺佳作中，看到的是鲜活、质朴、清新的生活情状，健康活泼、积极向上的思想呈现，带着温度、诚意和体恤的情感表达，源自本真的、冲破算法茧房的多样化审美经验。人们所厌恶的是那些以夸饰的猎奇性获取一时流量、以矫揉造作的方式博得庸众眼球、以歪门邪道满足低级趣味的所谓“通俗文艺作品”，这些作品不是人们所真正需要的“新大众文艺”，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持久的生命力，不过是消费市场链条中低级的文化替代品而已。

新大众文艺的“人民性”表达，也是促成其作品从成功走向经典的重要元素。制约“新大众文艺”作品经典性提升的关键，在于思想性问题。而思想性问题在“新大众文艺”中的主要表现，就是人民性问题。“新大众文艺”创作群体，由于其生活经验和情感立场与人民的同一性，在表现人民性上具有优势，但由于自身反思意识的缺乏、思想认知的不足，无法长期保有对生存境遇的省察，尤其是处在流量经济等新媒介商业逻辑的裹挟中，极容易丧失自身原本携带的人民性，甚至脱离和祛除掉人民大众的生活经验，而在无意识中成为反对自身的文化力量。今天，一些基层作者或草根文艺家在尝到商业分成的甜头后，往往沉醉于此，不愿意或不屑于向经典性冲锋，甚至甘愿成为市场豢养的奴仆，被算法和流量所规训的“单向度的人”，不仅于创作经典作品无望，而且艺术生命也会过早终结。经典是精益求精、千锤百炼所成，文艺创作是一项需要文艺家甘于寂寞、孜孜以求的事业。这些颠扑不破的真理对于“新大众文艺”来说，仍然适用。

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少经典作品和文艺高峰是在民间文艺的沃土中诞生和崛起的。宋之词、元之曲、明清之白话小说，都有深厚的大众文艺渊源，而从大众文艺到文学经典，文人学士的介入与再创作是不可或缺的。文人学士对大众文艺的加工，不可避免地渗透进知识阶层的关怀和趣味，却赋予了大众文艺更加具有普遍性的利益诉求和艺术魅力。因为文人学士的关怀就其主导性倾向而言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民胞物与”“为生民立命”“再使风俗淳”“先天下之忧而忧”等，即这种倾向的表达；文人学士的趣味就其积极健康的主导性而言，与劳苦大众本无畛域，同样推崇刚健有为、自然活泼、真率至诚。中国现代文学中，“到民间去”的呼声在知识群体中持续回响。这一文化立场实践到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收到实效，《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等作品是当时的“新大众文艺”的经典，体现了高度的人民性。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新大众文艺正如源源不尽的一汪活水，携带着鲜活的人民经验和醇厚的人民性，“支撑新高峰、砥砺新经典”，激扬着新时代文坛，当仁不让地承担起新的文化使命。

（摘编自吕东亮《“新大众文艺”与文艺的人民性》）

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以及各种新技术的兴起，创作主体的人民性得以极大强化，人民大众可以更广泛地参与到各种文艺创作与活动之中，①_______，而不是单纯的欣赏者，这就是新大众文艺。文艺的发展与兴盛，同载体有关。过去几千年，文艺的传播，②_______、舞台与场地。现在，文学与艺术的传播方式，有了新的载体————数字化与网络。作者可以借助AI及其他人工智能，人机互动，文字与声、光、影互相映照，互相融合，既有文本视觉，③_______，构成一个全新的文艺场。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写生”作为中国美术的核心话语之一，其内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伴随历史语境持续演进。早期，它承载着“格物致知”与“气韵生动”的哲学与美学追求；步入20世纪，在“科学主义”的浪潮下，其范式转向社会现实介入与写实造型基础训练；及至当代，写生又面临影像技术与AI的挑战与机遇。

传统写生至少涵盖三方面核心：其一，以似为工，格物致知。写生需以客观对象为观察参照，精准描绘物象外在形态是首要命题，进而探究其生长规律与内在之“理”。其二，形神兼备，状物言意。写生需兼顾对物象形象的写实把握与生动姿态、神韵的捕捉，实现由物象描绘到境界追求的升华。其三，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传统写生反对以“形似”为最高标准，强调超越表面相似、追求内在意蕴与神韵。

当历史进入20世纪，西方科学主义思潮涌入中国，传统写生的“经验性感悟”逐渐转向以科学分析为核心的现代写生范式。徐悲鸿于1932年在《画范》序言中系统提出“新七法”，将“位置得宜”“比例准确”“黑白分明”等基于西方科学造型原则置于前端，将“性格毕现”“传神阿堵”等传统核心价值列于其后。这一排序不仅体现方法论转变，更预示艺术观照的范式转型。徐悲鸿主张“素描为一切造型艺术之基础”，其倡导的“师造化”是以素描为手段的“对景写生”或“在地写生”。

在清末民初的美术教育转型中，写生教学随专业艺术教育体系建立日益凸显重要性。写生从辅助性训练上升为核心教学内容，地位从“传统经验传承”转向“科学系统训练”。这一转变依托透视学、解剖学、色彩学等西方科学知识体系，建立以素描为中心的写生训练系统，超越传统“经验性写生”，重构“写生”的话语定位。

（节选自葛玉君《“写生”话语的范式转化与当代重构》，有删改）

材料二：

现代“写生”概念不同于古代。出现于五代、北宋时期的“写生”主要指花鸟画，那些能将花鸟描绘得栩栩如生的作品被冠以写生之名。近代日本用汉语“写生”一词翻译西文中的sketch（草图、速写）、drawing（素描），为“写生”注入新内涵。形成于日本的“写生”新语义在晚清传入中国，很快成为写生在现代的主要用法。

如果“忠实”是写生的要害，那么写生就要面对一个比它更忠实于物象的艺术媒介——摄影。1844年法国人于勒·埃及尔将摄影技术带入中国。自此，以摄影为参照，中国的“写生”概念生发出一个新含义：突出写生体现出的画家个人精神、思想等主观因素。民国部分艺术家相信，绘画可以有性灵、有灵魂，但摄影不能有。这一观念同样适用于写生。曾兆芹《写生和精神上的关系》（1920）认为写生应该是活泼、有精神的，反之则是机械、呆板的摄影。赵望云指出思想和技巧的重要性：“要知道，一张写生画决不是照准了一个对象，一点不变地硬描下来的，因为照相式的绘画是比不上一张照片来得真切；而艺术的作品，是要作者把思想和技巧参于其中的。”

到20世纪50年代，写生的意义开始转变为深入生活。1954年前后，写生被树立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创作方法的一部分。真正将深入生活落实为全国性的艺术实践是在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之后。应该怎样深入生活呢？中国美术家协会给出的方案是写生。1954年4月，中国美术家协会创作委员会组织北京地区的部分中国画家深入现实生活，具体来说，就是去黄山写生。这是画家的自由，画家要善于利用这种自由。

正是在“照相机夸功”的背景下，李可染提出了“不与照相机争功”的主张。李可染在《山水画教学论语》（1959）中说明了他对写生与照相机关系的看法：“山水画不是照片，也不是风景说明图，风景画要比自然更美”“我有一枚图章，叫做‘不与照相机争功’，画家比摄影师有更大的创造的自由，应该充分利用这个条件”。李可染喜欢拿“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来形容摄影照片的特点。拍照时，按透视原则，如果有一棵树甚至一片叶子距离镜头足够近，它就比泰山还要高大。李可染认为，艺术家的作用就是要绕过遮挡镜头的树，把所有有碍于画家表现对象的事物都剔除掉。“脱离真实不对，完全依靠真实也不对，艺术应比真实更高、更集中、更概括。”

（节选自吴雪杉《不与照相机争功：写生的现代意义》，有删改）

9 . 阅读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网络爆火的“I人E人”等相关话语到底指代什么？其实，“I人E人”出自MBTI人格类型测试。MBTI的全称为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简称MBTI），该指标基于荣格的心理类型理论将人格分为四个维度，并且每个维度呈现两种方向。分别为外向的（E）和内向的（I）、实感的（S）和直觉的（N）、理性的（T）和感性的（F）、判断的（J）和理解的（P），由此组合衍生出16种不同倾向的人格模式。人们可以通过MBTI测试，获得自己的人格类型指标。

认识自己，是人类千百年来永恒思考的经典话题。诚然，一个人只有充分地了解自我、全面地认识自我，才能知晓如何去发展自己，才能知晓自己又如何融入和促进社会的发展。“内卷青年”“躺平青年”等标签，本身带有一定的污名化意味，而由MBTI测 试产生的如“I人E人”“ENFP”“ISTJ”等标签则是中性的，并且与MBTI测试相配套的测试结果解读不仅十分详细，有一定科学理论支撑，而且在结论导向上往往是积极的。因此，MBTI既满足了青年认识自我的强烈需求，又容易在情感上获得青年的接受和认同。

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群体的归属与认同是基于一定的社会联系而产生的。在过往“乡土中国”时代的传统社会，人们往往是基于地缘和血缘的关系，找到群体归属和形成情感纽带。但在“数字中国”时代的今天，互联网及通信技术的高速发展和网络用户终端的普及，使得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交往的方式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受此影响，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找寻归属、认同的方式较之以往发生了显著变化，比如当下青年群体流行的进各种“圈子”、找各种“搭子”的社交现象。“圈子”“搭子”的形成不再是以传统的地缘或血缘为联系基础，而是以“趣缘”或“信缘”为交往纽带。青年人基于共同的爱好、乐趣或基于共同的信息交流集散地、信息交流方式来建立密切联系，在共同话题、共同场域、共同信息交流方式的交往中生成群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MBTI正是一种集“趣缘”和“信缘”为一体的交往纽带，是青年获得群体归属感和认同感的新载体。从“趣缘”看，MBTI 满足了青年认识自己和他人的兴趣，基于MBTI衍生的话题和二次创作则提供了青年社交的乐趣。从“信缘”看，各大互联网社交平台不仅有MBTI的总话题、总讨论群（组），还有对应MBTI各个测试结果的分话题、分讨论群（组），这提供了信缘群体形成的信息互联场所。

整个社会的节奏加速，驱动着每个社会成员工作、生活步调的加速。在这样的加速社会下，青年人往往处在一种“节奏快”“并行多”“协同杂”的生活状态，经常产生“时间都去哪了”的共鸣。“加速社会”快节奏的生活状态，自然也影响着青年的社交行为。MBTI能够在青年群体中流行，是因为MBTI具有帮助青年进行高效社会交往的功能。一方面，MBTI可以方便青年快速认识他人；另一方面，MBTI 还可以帮助青年处理好人际关系，提升工作效率。

营销学专家乔纳·伯杰指出，当某种事物成为一种谈资，可供人们谈论和娱乐，并且参与其中可以使参与者获得更加时尚、更有品位等积极心理感觉时，这种事物便可称为“社交货币”。“社交货币”并不是用来购买现实的商品，而是用来获得他人与群体对货币使用者的正向认可和积极评价。从“社交货币”的理论角度审视，MBTI 测试便是一种新型的社交货币。有青年人说：“        ”由此可见，MBTI在这种情况下，已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心理学的人格测试工具，而是一种助力青年融入潮流、找到归属、开启话题的“社交货币”。

（摘编自游志纯《I人，E人？：青年“MBTI热”现象的分析与审思》）

材料二：

面对MBTI的流行，有人担心：简单将所有人分为16个类型，会加剧年轻人给他人“贴标签”的不良习惯，使他们忽视人性的丰富与复杂。MBTI人格测试如此方便、如此宜人，难免令人怀疑：在心理学领域，这东西到底有多少科学性？大众对MBTI的追捧，又是否会滑坡为一种盲从、盲信的“新玄学”？

一方面，这种担忧确实不无道理。每个人的性格都是由千千万万个不同细节组成的，不可能仅靠四个字母完全定义，MBTI类型一致的人，可能大不相同，MBTI类型“不搭”的人，也未必不能投缘。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在个体认知外界、认知自我的过程中，“贴标签”式的分类法并非一无是处。很多时候，只有先把接触到的人与事划分到熟悉的框架中，我们才能找到更进一步认知信息的切入口。我们当然无法被4个字母精准定义，但这4个字母有时可以成为自我认知的起点，找到性情相知的“同类”。

（摘编自杨鑫宇《年轻人爱上MBTI，是心理学还是“新玄学”》）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过程中，中国已经从依靠户籍制度建立的定居型社会转变成要素自由流动的迁居型社会，从依靠血缘、地缘的熟人社会转变成业缘化的生人社会，从低流动、被动流动的乡土中国转变成高流动、全方位、多元化、主动流动的迁徙中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流动人口总量达到3.76亿，较2010年增长了69.73%。其中，省内流动人口为2.51亿，较2010年增加了1.16亿人，增长了85.70%；跨省流动人口为1.25亿，较2010年增加了3896万人，增长了45.37%。人口流动参与度大幅度提高，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可以看出，乡土中国向迁徙中国形态转变业已形成。

常态化的迁移流动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空间位置，更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社会交往方式、内在文化乃至社会治理理念。在由乡土中国向迁徙中国转变的过程中，以下三个方面的改变是确定无疑的。

迁徙转变必然导致人际交往的异质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随着部分追求经济动机的农村人口离开熟悉的亲属网络、职业网络以及乡土网络流动到城市中，农民之间不再具有共同的身份、进行共同的生活或劳动，农民内部之间出现了分化。外出的农民与村庄之间的联系削弱，村庄的向心力与凝聚力衰退。接受城市文明的流动人口的生产、生活以及交往方式逐渐向城市人口靠近，且随着流动人口的代际传递，传统的农耕文明、“乡愁本色”逐渐褪去，而留守农村的人口仍然遵循着传统的乡土交往习俗。其次，城市社区居民的交往也同样经历着从同质化到异质化的过程。社区人口的户籍化转变为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混居，同一社区内部人群的社会地位差异较大，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从以情感联系为主转向以市场交换为主。与此同时，在社区居民的逐渐陌生人化过程中，不同人群的服务需求、行为方式等也存在差别，趋于多元化和复杂化。

几千年来，农民被土地束缚，世代定居于乡村，形成了天然的稳定性以及自我延续的静文化。“安土重迁”的习俗不仅支配着个体的生活与社会交往，同时也影响着个体的认知和思维方式。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镇化在吸引农民从农村向城市自由流动的同时，也使得中国传统的静文化发生转型。迁徙中国的大规模、高水平、主动的人口流动，实际上伴随着静文化的退化以及动文化的建构。在此过程中，一方面，农民冲破土地的限制，告别了过密化的农业，血缘、亲缘关系形成的差序格局不断松散，由此瓦解了传统意义上乡土中国的乡村社会共同体与文化基础，导致根植于生产、生活以及交往方式的静文化逐渐退场；另一方面，随着人口流动规模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较多到巨大，流动原因趋于多元化，社会主体、社会空间、社会网络以及社会关系不再受限，自由流动的文化观念逐渐取代传统的静文化观念。

乡土中国的社会治理理念具有浓厚的乡土伦理，以乡村为基，历代相习、积久而成。首先，乡土伦理具有内生性，乡村秩序在村落中自然形成并依靠礼俗规则加以维持和延续；其次，乡土伦理具有习得性，无须专门学习，村民便可以在日常交往中学习并遵守。乡土中国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习惯、礼仪等变化缓慢，世代积累的经验足以维持和保障社会秩序，因此乡土中国是一种礼治社会。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相关政策的松绑，人口的空间位置变化导致社会交往的异质化、信息渠道的多样化、文化观念的动态化，这种转变打破了熟人社会的秩序。传统礼治的约束力日趋弱化，走向式微，法治成为迁徙中国的秩序主导。契约关系代替伦理关系成为社会治理的基础。理性化、法治化、公共性是迁徙中国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推进社会文明的支撑力量。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要以法治为基础。

（摘编自段成荣《由“乡土中国”向“迁徙中国”形态转变业已形成》）

材料二：

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转型日益凸显，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冲击下，中国社会从乡土性进入后乡土性。这意味着在乡土结构依然留存的情况下，由于社会经济与文化观念都已经受到现代化的渗透，中国的乡土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现代性的特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村落依然还是相对于城市而存在的，但是聚居在村落的人们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乡土性本质特征的变化，新农村的建设必须加快步伐。

费孝通先生在对农村社会乡土特征的分析和高度概括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农村发展模式的理论，这充分体现了“志在富民”“以民为本”的思想。只有以农民需求为导向进行新农村建设才为真正的建设。后乡土社会里，大量农民涌入城市，频繁地四处流动，更换职业，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正是因为主体需求的问题。新农村建设首先要解决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其次要解决现代化过程中农业结构性问题；最后要加大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教育事业的投入，尤其重视教育的投资。

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建设新农村仍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后乡土社会农村的建设问题，并不是单纯的国家问题，也并非单纯的农民问题，更不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问题，所以只依靠任何一方单纯的努力都是不够的，只有各方形成合力，建设新结构、新主体和新功能的新农村这一目标才有实现的可能性。

（摘编自朱珠《浅析中国的新农村建设》）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宋代文学一个较典型的特征，是哲学的艺术化与艺术的哲学化。在宋学兴盛的背景下，士大夫文人对“性命”“心源”“情性”“道德”等人之生命的发生原理与终极意义的领会，以及对自身道德涵养的极高要求，决定了其人格精神更易于流向纯粹的诗性和审美，并成为推动宋词雅化的原动力，体现着形而上的人格精神对宋代审美与艺术活动的影响。

宋词雅化在北宋已有较高的完成度，特别是“东坡范式”的创生，对词史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而从当时的历史环境看，无论是苏轼，还是他之前的文坛领袖欧阳修，以及后来者黄庭坚，他们对词表达功能的拓展都与政治影响下个人际遇的改变密切相关。这实际上是北宋士人在党争和贬谪语境下的一种自我保护方式。穷达之际如何自处，进退之间如何在精神上达成真正的平静和自由，是他们始终关注的修养课题。

“清风明月”是欧阳修中后期的典型词境：“无风水面琉璃滑”，“行云却在行舟下，空水澄鲜”，“天容水色西湖好，云物俱鲜”，“风清月白偏宜夜，一片琼田”，“西南月上浮云散，轩槛凉生”，目之所见，也是心之所向，是作者主观审美偏好的反映，这种澄明之境恰是欧阳修清明自适的内心世界的镜像。

苏轼和欧阳修在对词的认识和审美个性等方面都存在差异，但在对词的雅化上，又不约而同地沿着扩大词表现功能的道路前进，创作了大量雅词，共同塑造着宋代士人的人格意象。

苏轼有着和“清风明月，幸属于闲人”相近的体悟，可概之为对“适”的精神境界的追求。“酒阑不必看茱萸，俯仰人间今古”，“尘心消尽道心平，江南与塞北，何处不堪行”，“相逢一醉是前缘，风雨散，飘然何处”，“且陶陶，乐尽天真”，“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小舟从此去，江海寄余生”……这些词句中流露出顺化自然、随缘放旷的生命情调，同样带有一种人生沧桑感。这种“适”和欧阳修的“闲”一样，都是经历过人生沧桑的士大夫试图以静观外物、身与物游的方式来明辨思理，达成主体精神绝对自由的境界。

欧阳修的“清风明月，幸属于闲人”，是他在贬谪后的沉淀；苏轼的“也无风雨也无晴”，是他在乌台诗案后痛定思痛的体悟；而黄庭坚在经历《神宗实录》案风波后，则锤炼出“断虹霁雨”的词境：“断虹霁雨，净秋空，山染修眉新绿。”“断虹霁雨”词境不免令人联想到黄庭坚关于人格气象的诗性喻说——“光风霁月”。《濂溪诗序》云：“（周敦颐）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这句话经南宋理学家李侗点出，“为善形容有道者气象”，遂成形容人格气象的经典表述。“光风”是雨雪初晴之时吹拂云开雾散的风；“霁月”是雨雪止息、天空放晴后明净的月色。“光风霁月”形容的是雨雪放晴后天地清朗、万物澄净的状态，以此形容人格气象，既显示了悟透人生的通脱感和释然感，又蕴含了厚重的人生沧桑感。从这个意义上说，“断虹霁雨”的词境可作为“光风霁月”的人格气象在文学创作上的参证，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宋代士大夫文人在文学与道德层面通而为一的同构。

宋词雅化实质上是宋代士人遵从正统文化秩序、恪守道德伦理、完善人格修养而做出的审美价值判断。宋代士人将经过人生波折的洗礼而达成的人格精神，以艺术化、审美化的方式展现于创作实践，诗意展现了宋代士人努力探索精神出路的复杂情感变迁。

（摘编自陈莹《从“清风明月”到“断虹霁雨”——北宋雅词中士大夫人格精神的诗性表达》，有删改）

材料二：

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手段是“以诗为词”。所谓“以诗为词”，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将诗的有关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即创作技法方面的要求；二是倡导小词出诸“诗人之雄”，即针对创作主体方面的要求。所谓“诗人之雄”，就是士大夫固有的志向，包括体现传统儒学所倡导的道德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苏轼呼唤“诗人之雄”，就是要求词人像诗人一样，以词言志。以诗为词的实质，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依赖于音乐传播的歌词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或者说把“歌者之词”变为“诗人之词”。

由此看来，关于苏轼对词的雅化，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认识：首先，是创作技法上的雅化。苏轼将诗的创作技法引入词中，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增加了词的抒情性，使词具有了诗般典雅庄重的语言。其次，是词体的雅化。这包含紧密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创作心理的雅化。他倡导小词出诸“诗人之雄”，改变晚唐五代以来传统的出于戏谑、娱乐的心理而作词的状况，而以士大夫固有的志向、浓重的道德责任感与真挚的历史使命感取代之。二是创作内容的雅化。苏轼将诗中经常表现的政治、历史、道德、哲理的内容带入词中，纠正了传统艳词片面追求词的形式美的偏颇，使词文学第一次达到了真（历史、哲理）善（政治教化、伦理道德）美（娱乐）的比较完美的统一，达到了个体价值（审美、抒情价值）与社会价值（真、善）的比较完美的统一，这实际上是对儒家诗教很大程度上的回归。

苏轼以具体的创作实践，履行了自己的词学主张，实际上已经倡导了南宋词坛的雅化精神，为南宋词坛从文化层面的深度崇雅贬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词的雅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摘编自高云斌《从唐宋词雅化进程看雅词的内涵》，有删改）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劳模精神产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劳模精神以特定的时代内涵与形象表征回应了我国不同时期的现实需求，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底色。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高度重视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这一时期的劳模选树也因此集中于工农业生产领域，并与组织劳动竞赛、完成生产任务紧密结合，在全社会形成了积极生产、人人争当劳动模范的氛围。如耿长锁、王治俭等农业领域劳模，王进喜、时传祥等工业领域劳模，焦裕禄、雷锋等先进模范代表，均以其团结苦干、无私奉献的精神品质激励各地区广泛开展劳动竞赛，不断创造新的生产纪录，并最终凝练成具有铁人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等精神特质的劳模精神。

改革开放后，科技进步促进了生产力迅速提升，劳动形态日益多元，社会生产亦由物质生产领域向非物质生产领域扩展。在“发展是第一要务”的时代基调下，人们对劳动内涵的认知变化直接扩展了劳动者的主体构成，凡是通过合法劳动创造社会财富、推动生产力发展者都被纳入劳动者范畴。劳模群体也突破了物质生产领域，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私营企业家、体育明星等类型的劳模不断涌现。如孔祥瑞、包起帆等生产劳模，袁隆平、吴大观等科技工作者，姚明、刘翔等体育明星，王顺友、吴登云等服务业劳模，不仅具有吃苦耐劳、甘于奉献的高尚品格，还以锐意进取、巧干实干的精神风貌继承并发展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劳模的精神品质，刻画出具有特区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女排精神等内涵特质的新时期劳模精神。

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创新驱动，必须以科技创新为抓手，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为实现中国梦奠定基础，为人类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此背景下，劳动内涵进一步更新和拓展，不仅需要辛勤劳动、诚实劳动，还需要创造性劳动。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大会评选出包括一线工人、企业技术人员、农民工、科教等专业技术人员、科级以下干部等多个群体，基本涵盖了各个行业领域，劳模队伍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由“工匠精神”“企业家精神”“科学家精神”等特定劳模群体凝塑的精神品质进一步丰富了劳模精神的时代内涵，形成了以精益求精、创新创造为表征的新时代劳模精神，激励着各行各业的劳动者。

总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劳动内涵的认识逐渐深入，劳动形态日益多元，劳模精神的具体内涵也在新的历史主题下被赋予相应的时代元素，但其基本内涵与精神所指却始终如一。

（摘编自崔延强、孟亚男《劳模精神的时代传承与当代高校劳动教育路径创新》）

材料二：

“5月是结婚旺季，各位小姐姐们一定要在最美的时节做最美丽的新娘……”

4月16日，一场名为“星婚庆星耀眼”的直播在进行，这次“带货”的两位主播均是劳模。在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劳模直播已不是新鲜事，镜头中的他们服务贴心、带货可靠，被网友们称为“劳模天团”。

从80年代的“劳模服务”到如今的“劳模带货”，在南京新百，老典型群星璀璨，新劳模层出不穷，唯一不变的是劳模们在平凡岗位上守正笃实、锐意创新。

“劳模天团”的带头人正是2020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的吕雪瑾。

“我能成为劳模，都是向商场里的劳模师傅们学习的。”吕雪瑾笑着传授经验。

南京新百善“出”劳模。1983年，陶佩芬被评为全国劳模。柜台里有300多种小商品，白天忙，她就把商品的价格、品名、产地、用途等抄下来带回家背，业余时间到牙膏厂、肥皂厂和口腔医院向专业人士请教专业知识。功夫不负有心人，陶佩芬成了洗化用品行家，蒙住眼睛的她随便拿块香皂一闻，就能准确地报出其品牌、产地、价格和特征。

陶佩芬时常将自己的服务秘诀讲述给同事听。在她的传帮带下，大批从业人员懂得了什么是“匠心”。陶佩芬还组织编写《新百劳模服务艺术》手册，帮助青年员工找到通往劳模舞台的“钥匙”。

2018年7月，吕雪瑾省劳模创新工作室成立，6位一线劳模共同探索新零售时代变化下的创新服务营销方式。经过一年的摸索，逐步探索出“老字号商业信誉+劳模品牌资源+场景化购物体验”的新型服务模式。

确实，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每一代劳模都有着自己的使命。

陶佩芬工作的20世纪80年代初，没人在意服务态度，她自己买东西时遭过“白眼”。当上营业员后，她温暖的笑容、处处为顾客考虑的态度让顾客如沐春风。

迈入新时代，一批年轻劳模脱颖而出，劳模精神也被赋予更多内容，一方面要将专业化做到极致，另一方面还要能把握时代脉搏。

吕雪瑾深知光靠之前的“两把刷子”在当下已行不通。她开始带着工作室的小伙伴们试水“直播带货”。如今，“劳模带货”已发展成“全员直播”，在劳模的垂范作用下，南京新百的每一位营业员都拥有了直播带货的能力。

“我看到网上有人说劳模已经过时了，我不这么认为。”吕雪瑾说。

劳模精神永远不会过时。

（摘编自苏雁、王菲《南京新百的“劳模天团”》）

7 . 阅读下列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杨素秋老师在《花了6个月，我们在西安市中心建了一所不网红的图书馆》这篇文章里提到：“我在高校讲课，每年面对三五百人，但图书馆触及未知数量的读者。”城市公共文化的灵魂，在于“公共”二字，她坦言，那段短暂的挂职经历使她走出知识分子的圈层，也因此耳闻目睹地见证了文化资源对于许多普通人而言是不易得的。她在《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里写到，也在几次采访里提到“立体书”的案例。“立体书”是形态特殊的绘本，打开封面就是打开一个参差斑斓的小世界。比如太空主题的立体书，翻开后能看到，通过特别设计的夹层，星辰大海在孩子的手里慢慢旋转。这类书精工细作，售价昂贵，且容易破损，书店开架展示通常不拆塑封。对于许多贫困家庭的孩子而言，如果没有图书馆，他们很难有机会接触到这类读物。类似的还有大部头的百科全书和专著，比如，有位文艺理论博士推荐了《剑桥科学史》，这套书的出版周期长，十几年里陆续出了四卷，每本定价480元，杨素秋第一次看到这套书时，被价格吓到，而对方回应：“所以应该图书馆来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图书馆是消除差异的空间，公共文化的存在和改善平衡了文化资源落差。

杨素秋认为“为大众选书、买书，不是把书拉到地方就行”。不同个体、不同家庭、不同圈层之间，不仅文化资源有差异，“信息差”同样是需要填补的。如汉译外国文学的版本差异，仅以《安徒生童话》为例，叶君健译《海的女儿》，开篇：“在海的远处，水是那么蓝，像最美丽的矢车菊花瓣。同时又那么清，像最明亮的玻璃。然而它很深很深，任何锚链都达不到底……”而某潦草译本的开头是这样：海王有个美丽善良的女儿小人鱼。对书籍版本、译本的甄选，需要专业的审美能力，需要敬业的职业伦理，同时，如何把这些知识层面的资讯有效地分享给公众，促成“人与书的相遇”，这是公共文化建设中更重要的使命。

碑林区图书馆建成对外开放不多久，杨素秋时常看到附近的中学生们在阅览区自习，埋头刷题；有时候，有家长循着校内的“课外阅读书单”按图索骥式地寻书，但严格遵循书单，应试之外俱是“不务正业的闲书”；以及在大学校园里，杨素秋看到太多的学生把图书馆当作考研考公的自习室。这让她经常感到惋惜：“他们为什么不能抬头看一看呢？为什么他们眼里看不到在那么多的书里存在着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世界？”

这些让她深感遗憾的现实，也促使她思考，图书馆的作用不止于促成“人与书的相遇”，还有书籍促成的“人与人的相遇”——读书，不是让个体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原子化”，而是从盲目的、单一的价值体系中挣脱出来，在阅读中，以及更广义的公共文化中，找到当代生活的精神层面的“社区”。因为通过书籍产生的生命经验的交流，总是具有光彩的。就像她在《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后记中说：人与人像宇宙间散落的文字，因为相逢连缀成词句和诗歌。

（摘编自柳青《图书馆和读书成就精神层面的社区》中国青年网，2024年03月18日）

材料二：

为获得真正的教养可以走不同的道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研读世界文学，就是逐渐地熟悉掌握各国作家和思想家的作品，尤其是他们在作品中留给我们的思想、经验和理想的巨大财富。对于我们来说，问题不在于尽可能地多读、多思考，而在于自由地选择我们个人闲暇时完全沉浸其中的杰作，领略人类所思、所求的广阔和丰盈，从而在自己与整个人类之间，建立起息息相通的生动联系，使自己的心脏随着人类心脏的跳动而跳动。这，归根到底是一切生活的意义，如果活着不仅仅是为着满足那些赤裸裸的需要的话。读书绝不是要使我们“散心消遣”，倒是要使我们集中心智；不是要用虚假的慰藉来麻痹我们，使我们对无意义的人生视而不见，而是正好相反，要帮助我们将自己的人生变得越来越充实、高尚，越来越有意义。

要想建立与世界文学的生动联系，读者的第一要务乃是认识自己，进而认识那些特别能引起共鸣的作品，而不要遵循任何的模式或者教学大纲！他必须走一条爱之路，而非义务之路。仅仅因为某部作品有名，因为羞于不了解它就强迫自己去阅读，实乃大错而特错。恰恰相反，每个人都该在他感觉最自然的地方，开始对书籍的阅读、了解和喜爱。有的人在学生时代已早早发现自己对优美诗歌的爱好，也有人更爱好历史和乡土传说；有的人也许喜欢民歌，还有人觉得阅读那种细致考察我们心灵的感受并给予高度理性解释的作品，更加富有魅力和令人欣喜。阅读之路有千万条。可以从小学课本和日历出发，而终结于莎士比亚、歌德或者但丁。一本别人称赞而我们也试图阅读却引不起我们兴趣的作品，一本令我们反感、无法读进去的作品，千万别强迫自己耐着性子硬往下读，应该干脆放弃。所以也不要过分地鼓励和规劝小孩子和年轻人去读某一专门范围内的书；否则，会搞得他们终生厌恶那些最优美的著作，是的，甚至厌恶读书本身。让每个人凭自己的爱好去开始阅读，读一部文学作品或者一首诗，或者一则报道、一篇论文，以此为出发点，然后再扩而大之。

（节选自黑塞《读书：目的和前提》）

7 . 阅读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传统诗词中，“浊酒”是一个频繁出现而让人难以忽视的意象。唐诗宋词到明清诗歌再到近代诗歌中，时有“浊酒”出现。何谓“浊酒”，它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有哪些意蕴，在文学的经典化过程中又扮演着什么角色？

农耕时代，随着生产力提高，粮食在满足人们日常饮食需要之外，还有富余。人们在用果子酿酒的基础上，开始用谷物酿酒。用黍和稻等糯性较高的原料，蒸煮，加曲发酵，最后压榨酿造成的谷物酒呈黄色，通常没有经过过滤和沉淀，里面存留部分酒渣，看上去较为浑浊，因此被称为“黄酒”或“浊酒”。在唐诗中，浊酒还有“蚁浮”“浮蚁”“醪”等别称。浊酒酿造工艺简单，相对寡味，一般百姓家庭即可酿造，陆游诗中有“农家腊酒”，即浊酒。与浊酒相对应的是清酒，它由小米、玉米等糯性低的粮食酿制、蒸馏而成，酒精浓度高，糖分少，色泽相对清透，饮用时无须过滤。酿造清酒的工艺复杂，清酒醇香甘洌，价格不菲，在古代通常为贵族享用。

甲骨文时代就有了酒的记载，《周礼》是较早记录浊酒的典籍，《周礼》将酒分为“五齐三酒”，其中的“五齐”是相对于“清酒”而言的“浊酒”。酒最早用于祭祀，随着时代的发展，更多的文化意义附着其上，最后形成一种酒文化。众多文人参与到酒文化的构建和推介过程中，其中，“浊酒”作为一种意象，比起清酒更能代表一种大众趣味和平民气质。诗歌中的“浊酒”意象也更为读者所熟悉，诸多带有“浊酒”意象的诗歌因此成为文学经典而被广泛传播。

最早让“浊酒”一词为人们所重视并不断引用的，应该是陶渊明。陶渊明一生嗜酒，在诗文中多次提到浊酒，如“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己酉岁九月九日》），“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饮酒》）。在陶渊明的诗中，浊酒体现了他安贫乐道的精神追求。

可以说，中国诗酒文化中的“浊酒”意象，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相生相伴。诗人在创作诗文之时，将“浊酒”意象融入其中，从而在文学史的长河中，使得带有“浊酒”气息的诗文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学氛围，既表达一种个人情绪，也呈现一种家国情怀，慢慢发酵进而使得诗文逐渐经典化。个人命运的坎坷、国家命运的起伏，都透过诗歌中的“浊酒”意象得以呈现。个人情绪和家国情怀在一壶浊酒里相逢，酝酿，发酵，最终便凝结成沉郁顿挫的诗文风骨，也淬炼出深厚凝重的家国情怀。而这些文学作品，以酒为纽带，呈现出一种经典的中国美学风格，传承至今，影响深远，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思考。

（摘编《为何是“一壶浊酒”——诗文中的“浊酒”意象》，有删改）

材料二：

在古代诗词中，“酒”这个意象经常出现。酒代表了豪情壮志，代表了羁旅离愁，代表了家国情怀，代表了闲情逸致，代表了孤寂忧愤……酒能抒情，酒能解忧，酒能助兴，酒能会友，酒能壮胆，酒能忘我……

无论是文人墨客、江湖侠客、沙场将士，还是商人旅客、富家豪族，在灵感迸发之时、离别伤感之时、失意落魄之时、豪情万丈之时、喜上眉梢之时、知音畅谈之时，都会有酒相伴。

古人饮的酒，大多是浊酒。魏晋时期的名士嵇康淡泊名利，隐逸山中不愿出仕，好友山涛劝他做官，嵇康便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说：“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嵇康以此表明自己不贪慕荣华富贵，有简单的物质享受，能够和亲人安享天伦之乐即可。

浊酒是一种普通的酒，质量不是很好，简单易做，价格便宜。因而浊酒成了物质生活简单的象征，古代文人在古诗词中用“浊酒”这个意象来表现自己不同的志趣和品质。“浊酒”这个意象，一可以用来抒发身处困境的悲壮情怀，二可以用来反映文人并不因为浊酒普通而减少雅致意趣的开阔心境，三可以用来寄托高洁品质和慨叹美好不再，等等。

（摘编《“浊酒”——在诗词中所蕴含的情感》）

材料三：

写酒的古诗文中，情感蕴含最丰富、使用最频繁的意象非“浊酒”莫属。

早在《诗经》中已出现被视为浊酒的“醴”，如“曾孙维主，酒醴维醹”，“酒”指清酒，“醴”即色浊味重的甜酒，二者用于接待宾客和祭祀，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至西汉，邹阳《酒赋》中曰：“清者圣明，浊者顽騃……庶民以为欢，君子以为礼。”酒之清浊在被赋予政治意味时，也有了贵贱之别。曹魏时期，有以“清酒”为圣人、“浊酒”为贤人的称呼。

嵇康将“浊酒”“弹琴”并举，意在表达傲世避俗之志趣。后人仰慕魏晋风流，文士表达风流自赏时，亦以琴酒为标物。因“浊酒”只是竹林名士言说志趣的媒介，并未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所以嵇康之浊酒在后世并未产生经典化的影响。

自杜甫的《登高》出世后，浊酒成为后世诗词曲抒写风尘旅思、家愁国恨的常用意象，首先要归因于杜甫的文学地位和文化影响自宋以后日趋走高；其次，也与杜甫《登高》一诗在明清时备受关注和推崇有关。虽然学人对其尾联评价不一，或讥其卑弱，惜其板对，或曰“结凄壮”（何焯《义门读书记》），但这种争议客观上更加扩大了诗句的流传和影响。

（摘编自《说“浊酒”》）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博弈论思想古已有之，在20世纪初期逐渐演变为一门学科。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冯·诺依曼才正式证明了博弈的基础原理，并在此基础上宣告博弈论诞生。

简单来说，博弈的基本构成要素分为决策人、对抗者、局中人、策略、次序等。

所谓决策人，指的是在博弈的赛局中率先做出选择的一方，决策人往往会根据自己的经验、自身在对局中的感受、自身的状态等，率先做出一种具有方向性的选择。

二人博弈对局中的对抗者，往往是选择滞后的那个人。他需要做出与决策人的行为相反的选择。这个对抗者的选择几乎是被动的，他的行为和动作是落后的，但是这将可能成为他最后的优势。简单来说，他所做的选择极有可能是基于决策者的劣势而做出的，具有空间优势。这样看来，对抗者往往会成为二人博弈中占优势的一方。

我们知道一场竞赛会由多位参与者组成，而在博弈中，这些有决策权力的参与者，则被称为博弈赛局中的局中人。人们参加较为正规的比赛，在遵守规则的前提下，还会为自己制订一定的计划或者策略，帮助自己取胜，博弈亦是如此。在一场博弈赛局中，任意一个局中人都会制订自己在实际情况中所要施行的计划或者策略，简单来说，局中人的方案与计划并不只是针对某一个阶段，而是针对整个对局过程，这个计划被称为局中人的策略。假设在一个博弈赛局中，局中人的策略是有限的，此博弈便被称为有限博弈，反之则被称为无限博弈。

比赛次序有先后，博弈策略亦是如此。博弈中的决策方在一个赛局中需要做出多次决策，此时便会出现决策的次序问题。在此过程中，如果决策的次序不同，信息结构不对称，即使其他要素相同，其博弈结果也不相同。

根据博弈双方的关系，我们可以将其大致分为两类，即通常意义上的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二者的最大差别在于参与博弈的人有没有达成一个相对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假设有协议可以参照，便是合作博弈；反之，则是非合作博弈。

若以时间顺序为基准，博弈也可以分为两类：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前者是指在博弈中，所有的参与者共同选择或者非同时做出选择，但是所有的后参与者对此并不知情，即后参与者不知道最初的参与者做出了怎样的决策和实际行动。后者是指在博弈中，所有的参与者采取的具体行动有先后之分，而且后来加入的参与者能够非常清晰地看到前面参与者的具体行动。简单来说，囚徒困境^①属于静态博弈，而棋牌类的博弈，或者那些行动、决策有先后的博弈则是动态博弈。

（摘编自《冯·诺依曼〈博弈论〉前言》）

材料二：

为了让读者能够更加直观地看到博弈中的逻辑推理，冯·诺依曼先构造出一个概念，其包含了所有参与者的策略选择。通俗意义上说，参与者的一个策略选择就是一套简单的行动法则，是提供给参与者所有可能情况下的行动指导。假如任意一名参与者都能遵循给定的各种正确的策略，那么所有参与博弈的人在博弈结束时，能够获得的收益就是确定的。

按照作者冯·诺依曼的观点，博弈论是最适合研究经济问题的数学方法。策略能精准建模决策互动，因而博弈论成为分析经济斗争的理想工具。博弈论研究的是斗争，所以在无数斗争的场景中，我们都有可能通过使用博弈论来解决相关的技术问题。例如人对自然灾害的抵抗、军事上的斗争等。

冯·诺依曼在《博弈论》中对多人博弈中的个体利益最大化问题进行了论证。例如，研究如何用固定长度篱笆围出最大面积就是一个典型的个体利益最大化问题，我们只需要利用代数或微积分知识便可给出答案。在多人博弈中，当两个理性头脑为了同一个目标产生冲突的时候，最终的答案总是会同时依赖于两者的决定，所以这时整个事件的形势与个人利益最大化问题的形势便不再相同。比如两个人一起玩井字棋，如果甲方先行，且行棋方式完全正确，那么乙方将永远无法击败他；同样，若乙方先行且行棋正确，甲方也永远无法击败他。此例属于完美信息博弈，证明多人博弈结局由双方策略互动决定。

冯·诺依曼还通过猜硬币与下象棋的案例分析二人零和博弈。他用这个经典的博弈向我们证明了他的理论：参与这个零和博弈的人都试图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于是他们都想尽可能地使对方的利益最小化。在零和博弈中，因双方利益完全对立，参与者需采用随机策略以防止被预判。

要判断一条铁链的强度，我们首先要知道它最弱的一环；要判断一个木桶能盛多少水，首先要知道它的短板在哪里。在最坏的情况下，最可能获得的收益取决于最脆弱的一点。这个时候，参与者可以立足于这种最坏的情况，采用一种随机策略来最大化自己的收益。例如在扑克牌博弈中，玩家能够在信息不透明或对抗性强的博弈中，采用随机策略，通过概率分布打破对手的可预测性，使对手无法通过针对性策略获利，同时也避免自己的单一策略被对手利用，从而在最坏情况下实现利益最大化。这种随机策略也常常出现在考试中，一个老师在为学生出考试题时会随机从教科书中抽取内容，这样一来，就可以促使学生复习整本教科书来保证自己考到最优的分数。

《博弈论》一书既包含了对博弈数学理论的细致说明，又包含了对该理论多方面的应用与实践。博弈论的最终归宿应该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上，利用它可以进一步证明：不管是平行利益问题和相反利益问题、完全信息问题和不完全信息问题，还是自由合理的决定、机会影响问题等等，都能够用一个精确的策略来解决。

（摘编自《冯·诺依曼〈博弈论〉译者序》）

【注】①囚徒困境用于描述在一种博弈情境下，个体之间可能面临的合作与背叛之间的冲突，反映个人最佳选择并非团体最佳选择。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生活美学：追求美好生活的哲学审思与谈人

王一楠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袁劲   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康倩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主持人   光明日报记者   张颖天   戴宁馨

主持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中华民族在对真善美的求索中积累了深厚的生活智慧，形成了丰富多维的审美生活样态。请谈谈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有哪些生活美学理论资源?

王一楠：中国哲学在源头上拒绝割裂“天”与“人”、此岸与彼岸，而是将对生命境界的超越性求索寓于日常生活实践中。区别于西方传统哲学追求抽象本体世界的“外在超越”，中国传统哲学认为实现超越依托的是当下且唯一的生活世界——这种“在世的超越”路径，又在儒、道、禅三家思想流派中获得不同维度的展开。儒家哲学是一种关乎审美的礼乐教化，诗教、礼教、乐教作为审美教育，共同指向以仁爱为根基的君子人格的完善；道家哲学对道法自然的追求，强调对人之自然本性的复归；禅宗则讲求见性成佛，不在平常生活之外别设道场，寻求自心顿悟的超越境界。这些思想渊源不仅渗透到艺术的历史中，而且广泛浸润于百姓的生活中，带来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

主持人：日常生活中有着丰富的“审美瞬间”，在哲学层面，生活美学对个人和社会具有哪些现实价值?

袁劲：朱光潜先生曾在《文艺心理学》中描述“审美瞬间”：“在观赏的一刹那中，观赏者的意识只被一个完整而单纯的意象占住，微尘对于他便是大千；他忘记时光的飞驰，刹那对于他便是终古。”又在《谈美》中，引述“慢慢走，欣赏啊”来倡导人生的艺术化。在日常生活中体验丰富的“审美瞬间”，无论是香令人幽、茶令人爽、琴令人寂的直觉，还是雪后寻梅、霜前访菊、雨际护兰、风外听竹的发现，都有助于个人回归经验性的本真生活，重新发现“附近”和“远方”。

王一楠：生活美学的现实价值在于其能够通过对感性意义合法性的确认，重塑现代人的存在方式，释放对美好生活的创造力。就个人而言，生活美学是对异化的救赎和对真实的生活世界的复归。就社会而言，生活美学不仅指向审美化的公共生活，而且能够作为真与善之桥梁与中介，使外在的道德律令内化为生命自觉，指引新时代劳动者追求更有意义、价值和情趣的人生，最终带来劳动者创造力的勃发。更重要的是，在算法时代，生活美学维系“人之为人”的存在根基，其人文情怀恰是遏制科技无序发展、防止后者走向人伦之反面的关键。

主持人：当代生活美学转型发展应指向何种生活方式?如何在充斥着碎片化感官刺激的生活中，真正获得真实的审美体验?

康倩：当代生活美学转型，应指向“深度沉浸、自主创造、身心和谐、共同体联结”的整全生活方式，以中国传统智慧回应现代性困境。以“慢观”与“沉浸”替代感官轰炸，恢复感知力，获得深层满足。通过“日常微创造”，确立主体性，打破审美同质化，通过培育健康的个性化生活感知和认知，建构内在和谐。当代生活美学转型重在主动践行，将日常生活体验扎根于现实土壤和传统沃野之中，统合生活中存在的“碎片化”现象，从“整体”生活图景中获取真实审美体验，汲取文化厚重感，激发生活意趣和活力，将“劳作”转化为审美实践。

主持人：生活美学不仅是关于审美生活的学问，更是通达美好生活的重要方式。请谈谈我们应如何建立与生活的“审美联接”?如何在对生活美学的体悟中，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王一楠：当代生活美学顺应了新兴艺术形式和艺术媒介的变化，以时代眼光重审中国古代美学资源和思想传统，但由于其审美对象不限于精英主义式地对经典艺术品的欣赏而涵摄更广阔的情境与内容，因此亦面临三重困境：一是感官刺激对深度体验的消解，二是传统文化的表层化危机，三是AI创作和机械复制对原真性的替代。建立与生活的“审美联接”，应在肯定日常生活正当性的同时，追求更高远的精神境界。因此，生活美学的营造不仅是在城市、乡村共同打造可供精神栖居的休闲空间，也不仅是发扬传统建筑、园林、家具、装饰、文玩及其他工艺美术的造物美学，更要求美育工作在生活教育、历史教育、生命教育和心灵教育等方面齐头并进，在对日常生活和感性经验的复归中追求知、情、意、行的统一，进而追求真、善、美的统一，由此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摘编自《光明日报》2025年8月11日）

探析生活美学理论资源，可聚焦儒家的伦理美学、________、禅宗的觉悟美学、《周易》的“生生”美学这四大核心脉络。“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主张________和谐共生，赋予日常生活以深厚的社会责任、道德底蕴、审美意趣。道家为人的居处生活提供了超越功利、回归本真的自然主义向度。禅宗美学精髓在于以“即事而真”的态度，将生活本身转化为觉悟与空静的修行道场，提升________。易学思想为生活美学提供了深刻的宇宙论基础与辩证思维。

大前提：日常生活中体验丰富的“审美瞬间”，有助于个人回归经验性的本真生活，重新发现“附近”和“远方”。

小前提：_______

结论：_______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如今，大家一提工匠精神，一般都先想起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殊不知，自古以来，工匠精神就是“中国气质”之一。工匠在古代的社会地位不算高，但有很多匠人名垂青史。如先秦的鲁班、李冰是以心灵手巧而成就事业的标杆人物。

中国古代各类手工匠人以精湛的技艺为社会创造价值，为中华文明的形成与繁荣做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贡献。工匠们往往以打造精品为追求。朱熹对《论语·学而》中谈到的“如琢如磨”做了注解。他说：“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这是对工匠精神的精彩解说，阐释了“中国气质”。

精品的产出当然需要制度作保障。中国很早就形成了标注制造者姓名的制度，如秦国很早就实行了“物勒工名”制度，要求制造者把名字刻在制作的产品上。到后来秦朝建立，国家还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系统的技术与产品质量管理机构。有这样的制度，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秦朝能够制造出精湛的铜车马、兵马俑等代表“中国气质”的艺术品了。

在中国历史上，工匠制度的传承发展，渐渐形成了特有的工匠文化和工匠理念，体现了特有的“中国气质”，对工匠的行为有很强的约束力。官窑生产的好产品呈给皇家，出现次品就要砸掉。陶瓷界有实力的厂家都坚守一个传统：仿品不能当正品出售。

正是有“精益求精”的精神，有制度做保证，中国历朝历代才能不断产出名扬四海的精品，铸就东方文明古国的灿烂文化。在当代中国产业界和其他行业都应当弘扬，或者说找回“精益求精”的精神。全社会也要尊重能工巧匠的创造力和贡献，让“中国制造”成为精致美好、质量信得过的标签，创造出新时代的“中国气质”。

（摘编自张柏春《工匠精神自古就是“中国气质”》）

材料二：

为什么有人否认“工匠精神”一直深藏在民族文化中？

“工匠精神”曾在古代中国人的生活中扎根生长。千百年来，“大国工匠”们用他们的双手和智慧，创造了令西方仰止的古代科技文明，由他们凝聚起来的“工匠精神”，也不断酝酿、发酵，直至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重要的精神支柱之一。

无论在庙堂上还是江湖间，每一个时代，那些巧思运筹的工匠们亦成为那个时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由他们生发出来的“工匠精神”亦成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之一。韩非子《五蠹》中提到的率先民“构木为巢”的有巢氏和“钻燧取火”的燧人氏，均是因为拥有了独门技艺而得以“王天下”。唐代后期的敦煌文献《二十五等人图并序》这样描述传统工匠：“工人者，艺士也……虽无仕人之业，常有济世之能，此工人之妙矣。”这是对能工善工者的歌颂，对“工匠精神”的至高认同。而在民间，工匠文化同样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与尊重。正是出于这种朴素的认知，民众愿意学手艺，愿意将手艺练得越来越精湛，潜移默化中也孕育了中国工匠独特的敬业精神。

随着“工匠精神”的蔚然成风，“工匠精神”的内涵和要义，也在历代人的推敲中逐渐显现出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本是《诗经》里描述工匠制作骨器、象牙、玉石的，宋代理学家朱熹对其进行了更高层次的阐述，“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精益求精，这在现代语境中，被认为是对“工匠精神”核心和精髓的表述，首次出现在历史文丛中。再后来，清代赵翼在《瓯北诗话七言律》中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大概日趋于新，精益求精，密益加密，本风会使然。”待到民国时期，孙中山将其扩展到近代工业，概括提炼出“精益求精”精神，这成为当代技术道德的重要规范。

精益求精、心无旁骛地专注于手下世界的“工匠精神”，被不断内化、延伸至更广的领域。古人们还将“工匠精神”延伸至文化创作领域，于是，就有了“匠心独运”的说法。文化创作中无论是“打磨”“勾画”，还是“描摹”“推敲”，都是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文化创造中的对位呈现。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在新时代语境下，从古老而朴素的文化源头重新出发，“工匠精神”正成为新的时代热词，而热度的背后是一场新的出发，“工匠精神”正返本开新，开创着全新的天地。

（摘编自公晓慧《“工匠精神”是深藏于中华民族基因中的精神密码》）

材料三：

要想重建中国的“工匠精神”，需要我们深入探讨中国“工匠精神”所需要的制度保障、信仰支撑以及文化支撑。

“工匠精神”需要用制度做保障，而传统上这个制度便是行会。首先，行业组织具有团结行业同仁、增强行业同仁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作用。为维护行业同仁的共同利益，行会都会通过共同信仰，将行业同仁组织起来，增强抗风险能力。其次，行会还具有制定行规、整合行帮内部秩序的作用。每个行业内部都会有自己的“行规”。第三，行业组织还具有对外调节各行业及同行业内不同行帮间社会矛盾的功能。为维护各行业利益，行业间还有许多共同的“游戏规则”，如各行业间“不得跨业”“不得跳业”，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恶性竞争，即所谓“生行莫入，熟行莫出”。在同行业不同行帮间，也讲究各有各的地盘，不得相互侵吞，以免造成行帮间的无序竞争。

作为传统，“工匠精神”需要用信仰做支撑。一个行业要想维系其自身的稳定，通常当人管不了人的时候，便会创造一个神，让神来管理，对某种神的信仰在行会秩序维系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作为传统，“工匠精神”同样需要用文化做支撑。俗话说：“家有万贯，不如一技在身。”在匠人眼中，技艺就是财富。为避免“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师傅在选徒时都非常留心徒弟的人品。而一旦收徒，师傅又会努力营造出一种家族氛围，与徒弟建立起一种形同父子般的具有宗法制特征的人际关系文化。

（摘编自苑利《为什么需要“工匠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