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李白《蜀道难》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两句写急流和瀑布在千山万壑间发出的巨大声响，强调蜀道的山高路险。

（2）屈原《离骚》中，表明自己追慕古代圣贤、宁死不失正义的句子是“_________，_________”。

（3）柳永《望海潮》中，“____________”一句描写百姓的戏玩之乐，“____________”一句描写杭州官员的宴酣之乐，从而展现出杭州的安乐和谐。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各题。

在中国古代，优美的抒情作品实在太多了，但像《离骚》这样的华丽的交响乐则太少。单从篇幅上讲，它就是               的，全篇三百七十二句两千四百九十余字，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一篇，几千年来没有人能打破这个记录。而其结构的繁复，主题的丰富，情感的深厚，更是令人               。作为抒情诗，它能展开如此宏大的篇章，不能不令人叹服屈原本人思想和个性精神的深度和广度。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第一位”，盖因他之前尚无称得上伟大的诗人，甚至连“诗人”也不易觅得。《诗经》中可考的作者也有多位，但我总觉得，《诗经》之伟大，乃是整体之伟大，如拆散开来，就每一首诗而言，可以说它们精致、艺术、有个性，但绝说不上“伟大”。“伟大的诗人”，须有绝大的人格精神，可以滋溉后人；须有绝大的艺术创造，可以自成格式，既垂范后人，又难以为继。在这两点上，屈原都是            的，就前一点而言，屈原已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他已是我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精神力量的来源之一。

是的，物理存在的屈原在公元前278年即已死去，但精神的屈原却永在生长，且日益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庇荫着吾国吾民的精神家园，滋养着我们的精神力量。

黍离

《诗经·王风》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被黍离离，彼稷之秘。行迈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在新媒介带来的文学新变中，网络文学的经典化一直是网络文学研究的热点。文学经典的概念及其建构本身是印刷文化的产物，这决定了经典的属性与网络文学形成了根本性的冲突。

文学经典指向的是客体、文本的观念。在这种观念下，常见的经典化手段就是编订选集，被选中的文本被看成经典，选集确认了经典的序列与新发展，也建立了传统经典与当下经典的历史联系。在网络文学的经典化过程中，同样延续了这种客体观念。比如，邵燕君主编的《中国网络文学二十年·典文集》《网络文学经典解读》等，其目的也是完成“主流文学的重建”。

但在印刷文学语境中，作者与读者是割裂的。这种割裂甚至成为艺术家的刻意追求，这是有效实现个人心灵独语、摆脱世界奴役的保证。这种孤独者的自我哲学，具有浓重的精英主义与先知者的自我想象，预设了读者的缄默与被动性。一些知识分子对网络文学不感兴趣，这是因为这些书面文化的读者无法复原网络文学的现场氛围，而这种氛围、互动与语境本身才是网络文学的重要目的。显然，文学经典化暗含的客体、文本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阉割了网络文学。

《文心雕龙》中对“经”的解释是：“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美国学者沃尔特·翁认为：“印刷术促成了一个封闭空间，文本里的东西已经定论，业已完成。”文学经典内在的要求是追求恒定性与不变性。

同时，文学经典也具有准确性——那些伟大古老的作品不仅包含了人类的精神食粮，这种高贵精神常反映时代，并与生俱来地与这些作品采用的语言形式紧紧联系在一起。

然而，从文学的存在论来说，网络文学永远是一种“草稿”形态。所以，部分学者认为网络文学似乎由于易变性而欠缺准确性。经典文本似乎能够反映现实，但它总是某一时空对现实的选择与捕捉，永远是部分的解决方案，这会让它日渐脱离现实。与之相比，网络文学的作者与读者能给它添加新的因素，显示出与人类存在模式极为相似的开放性与易变性。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正是由于电子文本的动态性，才导致了它的准确性。如果按照经典文学准确性的标准，而将网络文学转化为一种静态文本，必然让活力的现实变成了冻结的过去。

——（摘编自黎杨全《网络文学的经典化是个伪命题》）

材料二：

麦克卢汉认为从生产—分享机制和文学形态上看，与网络文学最具亲缘性的文学应该是口头文学。从《荷马史诗》到莎士比亚，从《诗经》到“说部”“聊斋”，这些口口相传的，更是即时互动网络文学的活源头。文学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因此考察网络文学经典性，不应直接套用纸质文学经典或口头文学的标准，而应关注经典性如何在不同媒介发展进程中，依托各自的媒介特性得以呈现。

从媒介革命的角度出发，网络文学的核心特征就是其网络性。这种网络性是根植于消费社会的粉丝经济。网络文学的价值认证不再由学院与精英机构垄断，而是在相当程度上转移至大众粉丝手中，由其实时确认。网络文学的价值则更多地体现于粉丝的阅读、打赏、投票等即时反馈行为之中，一部作品能否获得认可，取决于它能否满足当下读者的情感需求与欲望投射，以及能否被同期作家模仿借鉴、在类型发展中留下印记。

所以网络性彻底瓦解了印刷时代“雅俗对立”的二元结构，若强行用精英标准筛选“网络经典”，本质上仍是精英本位思维的延续，必然陷入为网络文学辩护、论证其“次典”地位的尴尬。需要明确的是，承认经典文学的局限性并不意味着否定其重要价值，强调网络性也绝非否定网络文学存在优秀作品。恰恰相反，网络类型小说中诞生了大量承载时代精神、具有高度文学性与思想性的作品，它们完全可以形成自己的“网络类型经典”。

在媒介革命来临之际，要使人类文明得到良性继承，需要深通旧媒介“语法”的文化精英们以艺术家的警觉去了解新媒介的“语法”。具体到网络文学研究，研究者不能再扮演“超然”的裁决者，而是要“深深卷入”，从“象牙塔”转入“控制塔”，通过进入网络文学生产机制而发挥影响力。

——（摘编自邵燕君《网络文学的“网络性”与“经典性”》）

7 . 阅读下面这首诗，完成小题。

诗经·郑风·将^①仲子^②

将仲子兮，无逾^③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

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

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

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注】①将（qiāng）：请。②仲子：男子的名字。③逾：翻越。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一般青年都欢喜听故事而不欢喜读诗，一个人不欢喜诗，何以文学趣味就低下呢？因为一切纯文学都要有诗的特质。一部好小说或是一部好戏剧都要当作一首诗看。诗比别类文学较谨严，较纯粹，较精致。如果对于诗没有兴趣，对于小说戏剧散文等等的佳妙处也终不免有些隔膜。不爱好诗而爱好小说戏剧的人们大半在小说和戏剧中只能见到最粗浅的一部分，就是故事。

所以他们看小说和戏剧，不问他们的艺术技巧，只求它们里面有有趣的故事。他们最爱读的小说不是描写内心生活或者社会真相的作品，而是《福尔摩斯侦探案》之类的东西。爱好故事本来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如果要真能欣赏文学，一定要超过原始的童稚的好奇心，要超过对于《福尔摩斯侦探案》的爱好，去求艺术家对于人生的深刻的观照以及他们传达这种观照的技巧。第一流小说家不尽是会讲故事的人，第一流小说中的故事大半只像枯树搭成的花架，用处只在撑持住一园锦绣灿烂生气蓬勃的葛藤花卉。这些故事以外的东西就是小说中的诗。读小说只见到故事而没有见到它的诗，就像看到花架而忘记架上的花。要养成纯正的文学趣味，最好从读诗入手。能欣赏诗，自然能欣赏小说戏剧及其他种类文学。

如果只就故事说，陈鸿的《长恨歌传》未必不如白居易的《长恨歌》或洪昇的《长生殿》，元稹的《会真记》未必不如王实甫的《西厢记》，兰姆的《莎士比亚故事集》未必不如莎士比亚的剧本。但是就文学价值说，《长恨歌》《西厢记》和莎士比亚的剧本都远非它们所根据的或脱胎的散文故事所可比拟。读诗，须在《长恨歌》《西厢记》和莎士比亚的剧本之中寻出《长恨歌》《会真记》和《莎士比亚故事集》之中所寻不出来的东西。举一个很简单的例来说，比如贾岛的《寻隐者不遇》：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或是崔颢的《长干行》：

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

里面也都有故事，但是这两段故事为诗，并不在这两个故事，而在故事后面的情趣，以及抓住这种简朴而隽永的情趣，用一种恰如其分的简朴而隽永的语言表现出来的艺术本领。这两段故事你和我都会说，这两首诗却非你和我所做得出，虽然从表面看起来，它们是那么容易。读诗就要从此种看来虽似容易而实在不容易做出的地方下功夫，就要学会了解此种地方的佳妙。对于这种佳妙的了解和爱好就是所谓“趣味”。

各人的天资不同，有些人生来对于诗就感觉到趣味，有些人生来对于诗就丝毫不感觉到趣味，也有些人只对于某一种诗才感觉到趣味。但是趣味是可以培养的。真正的文学教育不在读过多少书和知道一些文学上的理论和史实，而在培养出纯正的趣味。这件事实在不很容易。培养趣味好比开疆辟土，须逐渐把本非我所有的变为我所有的。记得我第一次读外国诗，所读的是《古舟子咏》，简直不明白那位老船夫因射杀海鸟而受天谴的故事有什么好处，现在回想起来，这种蒙昧真是可笑，但是在当时我实在不觉到这诗有趣味。后来明白作者在意象音调和奇思幻想上所做的工夫，才觉得这真是一首可爱的杰作。这一点觉悟对于我便是一层进益，而我对于这首诗所觉到的趣味也就是我所征服的新领土。我学西方诗是从十九世纪浪漫派诗人入手，从前只觉得这派诗有趣味，讨厌前一个时期的假古典派的作品，不了解法国象征派和现代英国的诗；因为这些诗都和浪漫派诗不同。后来我多读一些象征派诗和英国现代诗，对它们逐渐感到趣味，又觉得我从前所爱好的浪漫派诗有好些毛病，对于它们的爱好不免淡薄了许多。我又回头看看假古典派的作品，逐渐明白作者的环境立场和用意，觉得它们也有不可抹煞处，对于他们的嫌恶也不免减少了许多。在这种变迁中我又征服了许多新领土，对于已得的领土也比从前认识较清楚。对于中国诗我也经过了同样的变迁。最初我由爱好唐诗而看轻宋诗，后来我又由爱好魏晋诗而看轻唐诗。现在觉得各朝诗都各有特点，我们不能以衡量魏晋诗的标准去衡量唐诗和宋诗。它们代表几种不同的趣味，我们不必强其同。

对于某一种诗，从不能欣赏到能欣赏，是一种新收获；从偏嗜到和他种诗参观互较而重新加以公平的估价，是对于已征服的领土筑了一层更坚固的壁垒。学文学的人们的最坏的脾气是坐井观天，依傍一家门户，对于口胃不合的作品一概藐视。这种人不但是近视，在趣味方面不能有进展；就连他们自己所偏嗜的也很难真正地了解欣赏，因为他们缺乏比较资料和真确观照所应有的透视距离。文艺上的纯正的趣味必定是广博的趣味；不能同时欣赏许多派别诗的佳妙，就不能充分地真确地欣赏任何一派诗的佳妙。趣味很少生来就广博，好比开疆辟土，要不厌弃荒原瘠壤，一分一寸地逐渐向外伸张。

（摘编自朱光潜《谈读诗与趣味的培养》）

材料二：

文学作品在艺术价值上有高低的分别，鉴别出这高低而特有所好，特有所恶，这就是普通所谓趣味。辨别一种作品的趣味就是评判，玩索一种作品的趣味就是欣赏，把自己在人生自然或艺术中所领略到的趣味表现出就是创造。趣味对于文学的重要于此可知。文学的修养可以说是趣味的修养。趣味是一个比喻，由口舌感觉引申出来的。它是一件极寻常的事，却也是一件极难的事。虽说“天下之口有同嗜”而实际上“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它的难处在没有固定的客观的标准，而同时又不能完全凭主观的抉择。说完全没有客观的标准吧，文章的美丑犹如食品的甜酸，究竟容许公是公非的存在；说完全可以凭客观的标准吧，一般人对于文艺作品的欣赏有许多个别的差异，正如有人嗜甜，有人嗜辣。在文学方面下过一番功夫的人都明白文学上趣味的分别是极微妙的，差之毫厘往往谬以千里。极深厚的修养常在毫厘之差上见出，极艰苦的磨练也常在毫厘之差上做功夫。

（节选自朱光潜《文学的趣味》）

培养文学趣味切忌坐井观天，不可只偏爱某一流派，而应________。作者最初偏爱浪漫派诗，后来接触多了象征派诗，便________，对浪漫派诗的认知也更客观。这说明，趣味的提升离不开________，唯有这样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作品。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楚辞的美是一唱三叹的美，往复回环的美，迷离恍惚的美。楚辞的格调是忧郁的，《离骚》者，犹离忧也。骚人墨客的“骚”，就有多愁善感的意思，是一种惆怅自怜。楚辞具有浓厚的感伤色彩。感伤的格调，敏感的情怀，多思的心胸，楚辞中倾泻着诗人对宇宙人生的热情和焦虑。

楚辞的悲，不是西方传统意义上的悲剧，它是一种淡淡的忧愁，似淡若浓，似有若无，绵长幽咽。就像游子于途中，当秋风萧瑟之夜，冷雨凄迷，苍林呼号，凄婉之意如影影绰绰的光影，别有一种缠绵悱恻的意韵。它不是呢呢儿女之语，也不是慷慨悲凉之声，而是如怨如诉的衷曲。

屈骚的传统，包含着一种永恒的期待精神，一种杜鹃啼血式的期待，虽不能实现，却在心中永远地呼唤。就像李商隐《锦瑟》诗所说的“望帝春心托杜鹃”。相传蜀帝杜宇，号望帝，死后其魂化为杜鹃。杜鹃啼血，是一种永不止息的希望和期待。有希望才会去等待，在等待中永不泯灭地期望。

楚辞中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情感，充满了无可奈何的美。楚辞中所展现的是一个芳菲世界，却是一个寂寞的芳菲世界。寂寞的怀抱，幽咽的怨情，两分细腻，三分无奈，充盈于楚辞之中。楚辞的格调是凄迷萧瑟的，芦荻无花秋水长，淡云微雨是潇湘。这萧瑟的景致，是寂寞的天地，这寂寞的天地中有特殊的美感。

翁方纲评《九章》说“极尽迷离”，不知迷离正是楚骚本色，或谓之有镜花水月的美。迷离微茫能产生比清晰直露更好的美感。这不是简单的模糊不清，而是意绪的微茫难明，似有还无，若存若失。

（摘编自朱良志《中国美学十五讲》）

材料二：

《诗》产生于西周初至春秋中叶，其主题无论颂扬祖先业绩，歌咏农事，抑或吟唱爱情，表现战乱，无一不反映着当时的社会现实，抒发着诗人们当时的情怀。《骚》产生于几百年之后的战国中后期，表现着的乃是一位曾一度身居高位的楚国贵族知识分子对当时那个特定时代、特定国度内自己所闻所感的咏叹和情怀，因此与《诗》相伴，其主题和情怀也是“当代”的。如果说在主题的“当代”性上《诗》《骚》并无二致，那么在通过什么题材来表现各自的主题这一点上，《诗》《骚》却分道扬镳，有了巨大的区别。

《诗》的题材也是“当代”的，是取诸作者身边的。无论是农夫对一年周而复始的农业生活的“铺陈其事”，还是平民通过“以彼物比此物”对缠绵悱恻的男女之情的讴歌，还是贵族依靠“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对政治隐晦曲折的慨叹，其赋、比、兴无一不采撷自身边常见之物、习遇之事。所谓“参差荇菜，左右采之”，“采采卷耳，不盈顷筐”，既是对这种“当代”题材绝妙的证明，亦可视为对这种以“当代”题材表现“当代”主题方式形象的描绘。《诗》中诚然不乏非“当代”题材的作品，如《大雅·生民》《商颂·玄鸟》一类。但它们却往往拨去那本应笼罩诗中的神秘氛围，转而围绕农业、民族生存而铺叙，从而在格调上失去了初民那种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天籁之音。且人神之际、后裔祖宗之间，乃判然有分，其间鸿沟，不可逾越。从人对神，后裔对祖宗毕恭毕敬之态投射而出的，仍然是活生生的现实生活的需要和愿望。

与《诗》相较，《骚》却走上了离“经”叛“道”之途。由于《骚》的作者历史、文化涵养丰厚，因而藉以表达其情怀、展示其主题的题材，并不完全取于“当代”，还采撷自历史、神话。诗人“当代”的思维和道德判断乃通过洪荒时代的天神地祗至传说中三皇五帝的种种表现，云蒸霞蔚一般折射而出。现实中的诗人既可被望舒、飞廉、鸾皇、雷师、飘风、云霓等前导后随，杂然纷陈地簇拥着走向天帝之门，亦可与先祖重华遨游于昆仑瑶圃……题材与主题在时空上出现了巨大的反差。我们可以把这种题材与主题上时空的反差用一个专门的术语命名之，称为“悬隔”。

从文艺学的角度判断，没有悬隔的文学作品在创作方法上，是写实的。如《诗》，诚如其《豳风·七月》，“所言皆农桑稼穑之事，非躬亲陇亩，久于其道，不能言之亲切有味也如是”。《七月》固然如是，他诗亦如此。即如《周南·汉广》《秦风·蒹葭》这样在今人看来充满了朦胧意识，令诵者常常产生无穷遐想的诗歌，其诗在当初虽然未必确切如《诗小序》所说，就是歌颂文王之化行乎江汉之域，表现人们“无思犯礼”，或者讽刺秦襄公“未能用周礼”，但汉水游女也好，蒹葭白露也罢，却都是当时人们生活中习见习闻之物之人，主题与题材之间并未形成悬隔。

而《骚》主题与题材之间的巨大悬隔正好决定其写作的非写实性。神话和历史传说纷纷被诗人驱遣至诗歌之中。诗人之意本在表现自身“当时”的情怀，但是诗中纷至沓来的神灵、欢歌达旦的祭祀，却真的起到了“五色令人目迷、五音令人耳聋”的作用。所谓“五音纷兮繁会”“观者兮忘归”，一时之间，读者似乎真的忘却了诗人所欲传达的“当代”主题，而徜恍迷离于深沉久远的历史追溯和五光十色的原始宗教氛围中。

（摘编自李诚《〈诗〉〈骚〉异同简论》）

10 . 阅读下面这首诗，完成下面小题。

有所思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

何用问遗^①君，双珠玳瑁簪。

用玉绍缭^②之。

闻君有他心，拉杂^③摧烧之。

摧烧之，当风扬其灰！

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

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

妃呼豨^④！

秋风肃肃晨风飓^⑤，东方须臾高^⑥知之！

【注】①问遗（wèi）：馈赠。②绍缭：缠绕。③拉杂：撕碎或堆积。④妃呼豨（xī）：叹息声，或以为表声文字。⑤晨风飓（sī）：晨风，鸟名，或以为 雉；飓，急风。⑥高（hào）：同“皓”，天亮之意。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诗经>记录的先秦爱情与民俗》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诗经》距离我们不可谓不远，但如果回到生活， ① 。我们日常挂在嘴边的‘独领风骚’‘逃之夭夭’‘泾渭分明’这些词语便出自《诗经》的诗篇，我们时常赞美的夫妻和睦、上下和乐等都在《诗经》中有着深刻的体现。”此段文字中说“独领风骚”出自《诗经》，是值得商榷的。“风骚”一词确实与《诗经》有关。 ② ，“骚”指屈原的《离骚》，后用“风骚”借指诗文。然而《离骚》的问世时间远远晚于《诗经》成书时间，因此《诗经》的诗篇中不可能出现“风骚”一词，更不要说“独领风骚”了。“独领风骚”到底从何而来呢？

清代赵翼的《论诗》中说：“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③ ，所以应用历史发展眼光来看，各个时代都有其标领文坛的人物，不必唯古人是从。其中“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成为广为传颂的千古名句。或许，“独领风骚”是仿这里的“各领风骚”而来。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叙事作品面对的是一个相对客观的“事”，因对象的产生、发展具有历时性特征，叙事作品在表达上自然体现出历时性特征，而抒情作品关注的不是客观之事，而是主体的情绪、情感，它具有瞬时性、不稳定性，因而作品更注重把握那个特定的时间点或片段，在表达上就会呈现出共时性特征。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历时性特征表现不突出，叙事中往往蕴含着浓郁的情感，甚至事随情化，事件为情绪所裹挟，历时性的流程叙述在不知不觉中转化为共时性的场景呈现。这样，古代叙事诗难以达到“纯粹”叙事形态，而具有鲜明的“亚叙事”特征。

《诗经》中的叙事诗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富于民族意味的“亚叙事”特征。《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叙事性突出，如《绵》“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乃立冢土，戎丑攸行”，描绘了古公亶父率领族人迁岐之后开辟土地、兴建宫室的景象，构成周族先民壮丽的创业画卷。这一组周族史诗的真正意图并不是要叙述周民族的发展史，而是要表达对祖先的崇敬之情，所以这些诗歌没有顺着时间线来叙述周族产生发展的情节，而是着力于刻画某些宏大的场面，来歌颂祖先的英雄业绩，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

《诗经》中民歌的“共时性”特征表现得更为鲜明而突出。其中，一些带有叙事性因素的短诗一般不具备完整的叙事轮廓，多选取生活中的某一场景，描述事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断面，而略去情节的历时性发展流程，这就相对削弱了诗篇的叙事性，使其方便地向抒情转化。

《邶风·静女》截取青年男女城隅幽会的片段加以描述，但确切地说，带有叙事成分的仅限于前面几句：“静女其妹，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娈，我彤管。”以下事件的历时性流程便被截断，转入了反复的情感抒发：“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主人公端详把玩手中的爱情信物，表现出对幸福的全力沉浸与陶醉，早已经把编织情节、刻画人物的叙事职责置之脑后。造成此种叙事抒情化的“亚叙事”特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民歌结构中的复沓形式实际上加强了这种叙事抒情化的转向。

汉乐府的叙事诗中，“事”占比较大，但是，诗歌也往往由“历时性”的叙事转向“共时性”的场景呈现。比如《木兰诗》对事件的叙述往往一笔带过，对能表现木兰情感的场景——如开篇“木兰当户织”、木兰夜宿等情景——极力地刻画。其中，最特殊的莫过于《孔雀东南飞》。从“事”的角度看，事件的展开完整且具体，从“情”的角度看，诗前小序明白指出：“时人伤之，为诗云尔。”结尾处又强调：“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情感的表达是清晰的，而且赞美与悲悯相融合的情感几乎渗透到每一个细节，只是这种共时性呈现并未打断历时性叙述而彼此混融成为一体，但叙事的抒情化也是非常明显的。

（摘编自熊江梅《论中国古代叙事诗的“亚叙事”特征》）

材料二：

《诗经》中的叙事诗具有很强的官方色彩。《诗经》的收集和编选，历代说法众多，主要有“王官采诗”“公卿献诗”“孔子删诗”三种观点。不论是“王官”“公卿”还是“孔子”，都透露出了这些诗歌在收集、编选过程中的官方色彩。儒家重视“史”，要求“以诗存史”“诗心史笔”。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诗经》被确立为经典，儒家的“诗史”的观念得到了强化。从汉代直至清代，文人主要以“诗史”的观念去阐释解读《诗经》。因此，这些叙事诗无论其诞生的初衷如何，在漫长的经典阐释过程中，都以官方的形式对中国诗歌史产生了巨大影响。

而汉乐府大部分作品都曾在民间长期传唱，且多数未经官方修订、阐释，故较多地保留了其原生状态。现存汉乐府大概有一百余首，叙事诗占比多达三分之一。与《诗经》中的叙事诗相比，汉乐府中的叙事诗在内容上更具有故事性、戏剧性、传奇性，在功能上更具有娱乐性。汉乐府与《诗经》构成了中国叙事诗的两大源头。

乐府诗重视诗歌的故事性，比如《孤儿行》中记述父母双亡、被兄嫂虐待的孤儿，在家要忙活做饭、喂马、打水、采桑等各种各样的家务，还被驱使收瓜，瓜车行到半路时不幸翻覆。情节十分丰富，甚至还写到瓜车翻覆后，路上行人“助我者少，啖瓜者多”的细节。乐府中往往采用对话的方式，来增强故事的戏剧性。如《上山采蘼芜》中女主人公与故夫的对答，《东门行》中因家贫而铤而走险的丈夫与妻子的争论，《陌上桑》中罗敷对太守无理要求的反击。这种对话的方式加强了矛盾冲突，使听众或读者身临其境。汉乐府还表现出极强的传奇性，比如，《战城南》中已死去的将士与前来啄食尸体的乌鸦对话的情节，传奇色彩浓郁。这些特点和乐府诗来自民间，与听众要求更生动曲折的情节、更戏剧化的矛盾冲突、更鲜明具体的人物形象是分不开的。

乐府诗的创作者用戏剧性、传奇性的情节来吸引听众，满足大众一定的猎奇心态，同时也满足大众的审美（包括道德审美）取向，从而起到娱乐的效果。后世文人认为汉乐府与《诗经》一样都具有教化功能，但其实汉乐府的道德价值，并不是创作者有意为之，这与后世文人拟作的乐府诗完全不同，因为这些大众接受的娱乐艺术自身就蕴含着当时民间纯朴健康的道德价值，正如北京大学钱志熙教授所言，“乐府诗的伦理功能是依附于娱乐的。从接受者的角度来说，是在娱乐活动中自然而然进入文本意义系统中，自然而然地得到教益”。

值得指出的是，这里的娱乐性不仅包括“喜”，也包括“悲”的方面，如《孤儿行》中对身世的悲叹，《战城南》中对战争惨状的控诉。汉乐府的娱乐性是一种对观众情绪的正向引导，除了让听众得到欢喜愉悦外，也让听众的悲伤、愤怒、郁结得以宣泄。

（摘编自辛晓娟《中国古代叙事诗的乐府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