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汉代诗歌的新成就集中体现在汉乐府和汉末文人诗《古诗十九首》中。汉乐府继承了《诗经》反映现实的优秀传统，如《战城南》《十五从军征》等，写战争和兵役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有所思》《上邪》等，则歌咏了男女间诚挚坚贞的爱情；《陌上桑》赞美了平民女秦罗敷的美丽智慧，讽刺了贵族官僚的荒淫无耻；《孔雀东南飞》叙述了焦仲卿与刘兰芝共赴黄泉的悲剧，批判了封建家长制的冷酷无情。汉乐府民歌语言朴素真率，活泼生动；句式多样，以五言为主，是中国诗歌在语言形式上的一次创新。随着汉乐府的流行，文人开始仿作五言诗。到汉末便呈现出五言诗大兴，其中有十九首南朝梁萧统编入《文选》，当时代表了五言诗创作的最高成就。《古诗十九首》主要表现了夫妇、朋友的离情别思，官员、士人的仕途失意，有的作品还流露出感叹人生短促、及时行乐的消极情绪，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在东汉后期风雨飘摇的社会环境下知识分子的心态。后人把《古诗十九首》奉为五言抒情诗的典范，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如刘勰誉之为“五言之冠冕”。

屈原，你从汨罗江的波涛里悄然走来，几千年前的那朵浪花犹如一滴水彩，把中华大地染成粽叶式的青绿，从此每一条河川都回荡着振聋发聩的呐喊，每一个角落都弥漫着亘古不变的艾香。

8 . 阅读下面这首唐诗，完成下题。

古风五十九（其五十二）

李白

青春流惊湍，朱明^①骤回薄^②。

不忍看秋蓬，飘扬竟何托。

光风灭兰蕙，白露洒葵藿^③。

美人不我期，草木日零落。

[注]①朱明，夏天。②回薄，循环变化。③葵藿，野菜名。

2 .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各题。

材料一：

《离骚》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初事怀王，甚见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妒害其宠，谗之王，王怒而疏屈原。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是时周室已灭，七国并争。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国将危亡，忠诚之情，怀不能已，故作《离骚》。上陈尧、舜、禹、汤、文王之法，下言羿、浇、桀、纣之失以风。怀王终不觉寤，信反间之说，西朝于秦。秦人拘之，客死不还。至于襄王，复用谗言，逐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赋以风谏，卒不见纳，不忍浊世，自投汨罗。原死之后，秦果灭楚。其辞为众贤所悼悲，故传于后。

（节选自班固《<离骚>赞序》）

材料二：

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

（节选自《汉书·扬雄传》）

材料三：

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故智弥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识远。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

（节选自王逸《楚辞章句》）

材料四：

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原之为书，其辞旨虽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然皆生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虽其不知学于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独驰骋于变风、变雅之末流，以故醇儒庄士或羞称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妇抆泪讴吟于下而所天者幸而听之则于彼此之间天性民彝之善岂不足以交有所发？

（节选自朱熹《<楚辞集注>序》）

材料五：

李生曰：《离骚》，离忧也；《反离骚》，反其辞，以甚忧也。雄以世不足愤，其愤世也益甚；以俗不足嫉，其嫉俗愈深。以神龙之渊潜为懿德，而卑鄙世人。其视屈子为何物，而视世为何等乎？盖其深以为可惜，又深以为可怜，痛原转加，而哭世转剧也。夫有伯夷之行，则以饿死为快；有柳下惠之和，则以不见羞污为德：各从所好而已。若执夷之清而欲兼惠之和，有惠之和又欲并夷之清，则惠不成惠，夷不成夷，皆假焉耳。屈子者夷之伦，扬雄者惠之类，虽相反而实相知也，实未尝不相痛念也。

（节选自李贽《焚书·反离骚》）

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离骚》是中国最著名的诗歌之一，19世纪以来不断被翻译成多种西方文字。大部分译者都将“离”理解为“遭遇”，这当然不错，也有历史依据——班固在《离骚赞序》中明确指出：

屈原初事怀王，甚见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妒害其宠，谗之王，王怒而疏屈原。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

简而言之，“离”就是“罹”，“离骚”就是“遭忧”。

班固的解释不是最早的，在他前面还有司马迁：“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司马迁把“离骚”解释为“离忧”，实际上只解决了“骚”的问题，但体会“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上下文，意见应该和班固相近。后世如朱熹、段玉裁、王念孙等均持此说。这些解释，无疑是西方译者最可信赖的依据。

《离骚》不是单篇流传后世，而是作为《楚辞》中的一篇（当然是最重要的一篇）。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是今传《楚辞》的最早注本，他在“离骚”问题上的发言权未必低于两位史学大师：“屈原执履忠贞而被谗邪，忧心烦乱，不知所愬，乃作《离骚经》。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也就是说，“离骚”是离别的忧愁，这里“离”的意思是“离别”，不再是“遭受”，与班固、司马迁之说几乎正好相反。明代汪瑗《楚辞集解》、近人姜亮夫《重订屈原赋校注》均赞同此说。另外，1878年《离骚》最早被翻译成英文时，题目就是The Sadnessof Separation，译者庄延龄（E·H·Parker）给予王（逸）说有力的“海外支持”。

对于“离”的不同解释，各有各的道理，都能找到佐证。一方面，《离骚》中“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中的“离尤”就是“遭受责难”的意思；屈原另一篇作品《怀沙》中的“郁结纡轸兮，离愍而长鞠”中的“离愍”意思是“遭受悲哀”。另一方面，“离”作离别、分离讲，在现代汉语中最为常见，在古汉语中同样不少见，不说别的，《离骚》本身中的“余既不难夫离别兮”“纷总总其离合兮”都是适例。

“离”有两个意思，虽然相反，但是否可以在“离骚”中得到某种统一？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屈原遭遇不公正的待遇，满腹忧伤，于是决定离开是非之地，他希望通过上下求索去寻找新的理想和希望。“离”既说明了过去，也指向了未来。但离别对于屈原来说，绝不是“逝将去女，适彼乐土”那样简单直接干脆，而是“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离”既说明了外在的困境，也指向了内心的纠结。

一词多义，甚至同时含有两个相反的意思，是很多语言共有的现象。比如英语中ravel既有使纠缠、使混乱的意思，也有解除纠缠和混乱的意思；dust则既可以指除去灰尘，也可以指沾上灰尘。黑格尔曾傲慢地认为只有德语才能做到这一点，对此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一开头就以《论易之三名》予以迎头痛击：“黑格尔尝鄙薄吾国语文，以为不宜思辨；又自夸德语能冥契道妙……其不知汉语，不必责也；无知而掉以轻心，发为高论，又老师巨子之常态惯技，无足怪也。”

国外学者威廉姆斯研究《离骚》，认为严格从字面上兼顾“离”的两种解释几乎不可能，但可以把“离骚”翻译成Sublimating Sorrow。他认为屈原最终扬弃了世俗的情感——对君王和身边小人的怨恨、对楚国前途的担心以及自己无从施展政治抱负的失望，实现了自我的超越和升华。他甚至认为，屈原没有自沉汨罗，而是过上了隐居生活。

也许这个研究成果有些过于标新立异，但其合理性在于，诗歌创作（以及一切文艺）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一种超越和升华，写作无疑是屈原宣泄自己所遭受痛苦的最佳方式。另外，司马迁也指出过，包括《离骚》在内的杰作都是“发愤之所为”，是上古圣贤“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的结果。

钱锺书对于黑格尔“自夸”的批判，威廉姆斯也注意到了，但威廉姆斯没有深究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钱先生在“离骚”的理解上没有采取兼容并蓄，他既不赞成班固、司马迁的“遭忧”，也不认可王逸的“放逐离别，中心愁思”。针对后者他写道：

“离骚”一词，有类人名之“弃疾”“去病”或诗题之“遣愁”“送穷”；盖“离”者，分阔之谓，欲摆脱忧愁而遁避之，与“愁”告“别”，非因“别”生“愁”。

按照钱先生的意见，“离骚”用英语来表达就是Departing from Trouble，更通俗一点就是Saying Goodbye to Trouble。

和“离骚”这个题目一样，屈原最终的结局也是众说纷纭。威廉姆斯在他的论文中赞成隐居说，或许不无道理，《离骚》中“__________”句就有助于说明这一点。有种意见认为屈原所表达的是求贤君、求知己，但更合理的理解或许是他想远离庙堂，走向乡间。

（摘编自顾钧《“离骚”的几种翻译方法》 ）

材料二：

反训是指用反义词解释词义的语言现象，常见于古汉语中兼具相反两义的词语。反训词可分为施受同词与美恶同词两类，需结合语境辨别正反义项。如“市”可解释买，也可解释卖；“颇”可表稍微或非常，“臭”可指香气或秽气。

（摘编自AI智能回答：什么是“反训”？）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唐以前的古代文学中，以忧患感为基调的作品是很多的。这些作品大致上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所体现的主要是由自己及亲友的命运而引起的忧患感，如宋玉《九辩》；第二类则是内涵更为深广的忧世之作，例如《诗经》中的《载驰•正月》。这后一种倾向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文学中最优秀的传统之一，其代表人物是屈原。

屈原的作品，无一例外地蒙着一层浓重的忧患情调。关于《离骚》诚如司马迁所云，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关于《九章》，从首章《惜诵》“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到末章《悲回风》“悲回风之摇蕙兮，心冤结而内伤”，忧患之感与《离骚》完全相同。屈赋对读者的强烈感染力主要来自它所蕴含的忧患感，这种忧患感当然包含着诗人“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美人迟暮”的惆怅，但是更重要的则是诗人对国家、人民的命运的危机感：“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

那么，在屈原的时代，楚国是不是已经岌岌可危了呢?据史书记载，它当时还是一个“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的强国。在屈原生前，楚国虽然在与秦国的战争中几次失利，但并未濒于灭亡的危险。屈原作品中那种仿佛大难已经迫在眉睫的气氛，与其说是反映了当时楚国的实际形势，倒不如说是反映了诗人心中基于对现实的预感而产生的忧患意识，而这种预感和忧患意识正来源于诗人对国家和人民的强烈的责任感。

屈原曾经被楚怀王委以重任，但是他不久就受到一连串的诬陷、疏远、放逐。在那个辩士四处奔走朝秦暮楚的时代，屈原却情愿在“乃猿狄之所居”的流放地行吟泽畔，仍然以“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毅精神忍受着巨大的痛苦，时时刻刻把国家、人民的命运放在心上，仍然强烈地感到自己对国家、人民的责任：“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甚至当他想要以身殉国时，仍念念不忘国家的政治，并以古代的贤臣作为自己的榜样：“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虽然屈原的忧世预言与历史的实际进程相符合的程度不一致，但是，他怀着对国家、人民的命运的巨大关切，具有对现实生活的深邃的洞察力，因而能够极其敏锐地觉察到当时政治、社会中各种形式的隐患。这种对历史演变的深刻预感和忧患感是难以为常人所理解的，所以屈原的忠谏始终不被楚王采纳。这样，他在当时就处于一种非常孤独的境地。屈原反复悲叹：“国无人莫我知兮”“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这种深沉的孤独感主要是由于拳拳忠忱和侃侃说言不为朝廷所接受。只有对国家、人民的命运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对自己的事业、理想的正义性怀有强烈的自信心，才能产生足以抗拒这种孤独感的精神力量。

(摘编自程千帆、莫砺锋《忧患感和责任感》)

材料二：

《离骚》全诗可分为三段：正文可分为前、后两个部分，“《乱》曰”是全诗的尾声与总结。

从“帝高阳之苗裔兮”至“岂余心之可惩”为前半部分，是写“骚”，写“忧”，写诗人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斗争、矛盾、幽愤和痛苦。

在前半部分中，诗人抒写着“灵修浩荡”“皇舆败绩”“众女谣诼”“芳泽杂糅”的政治乱象，又强烈地感受到“草木零落”“美人迟暮”的人生忧愁。政治斗争的严重挫败、现实与理想的悬殊背离，给屈原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深巨的幽愤。他抑制不住满腔的愤懑，反复诉说着自己无比失望、孤独、幽怨、狐疑的情绪，重重的忧郁、怨望、苦闷、彷徨，重重地压在心头。

前半部分的基本内容和感情基调，就是一个“骚”字，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忧愁幽思”。那么，出路在哪里?诗人将如何“离”开这无边的“忧”愁?于是，便进入了后半部分的描写。

从“女媭之婵媛兮”至“蜷局顾而不行”为后半部分。诗人紧承前半之“骚”和“忧”而写“离”，写为“离”开忧愁、解脱痛苦而“上下求索”的不懈奋斗，写为实现“美政”理想而“求帝”“求女”的幻想经历。

当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现实世界“无路可走”之时，矢志不渝的诗人将他不屈的目光、深邃的思绪，投向了幻想的天际。诗人不顾“女媭”的劝说，否定明哲保身的逃避，而满怀虔诚的期冀，踏上上下求索的征程。但是“求帝”“求女”的不遇，不仅宣告了实现“美政”理想的无望，同时也宣告了“离骚”的失败。欲“离骚”而“骚”难“离”，忧患犹在，痛苦依然。

接下去，诗人又幻想着向灵氛、巫咸求助，灵氛、巫咸劝诗人去国远游，而诗人准备离去之时，远远地望见了故国的大地，“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自己根本无法离开生长于斯的旧乡故土！

一篇《离骚》之诗，本为“离骚”而设，却历尽千回百折，数经心力交瘁，仍然是“骚”而未“离”，“忧”而未“解”。长达二千四百五十五言的正文已经结束了，但此时的主人公，“骚”仍未“离”。茫茫环宇，何处是归程?

“《乱》曰”部分总结全诗，点明主题：“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是终极意义上的“离骚”，是全部忧怨、痛苦的最高形式的解脱。

“《乱》曰”五句呼应诗题，点明了全诗“离骚”的基本线索：“已矣哉！ 国无人莫我知兮”是“骚”，“又何怀乎故都”是“离”：“既莫足与为美政兮”是“骚”，“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是“离”。

既不能去，又不能忍，这样就把矛盾推向高峰，“死”的问题便被尖锐地提出来了。《乱》的“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最终表明要追随殷代贤臣彭咸投水而死。

(摘编自何新文、彭安湘《离去现实忧患、解脱生命痛苦》)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科技与人文和谐发展，科技创新与人文创新互动互促，是两汉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一特征反映在人才个体上，就是出现了一批在科技与人文两大领域都有所建树，又能融通“两大科学领域”的跨学科人才。张衡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人物。

张衡在天文学、气象学、地震学、数学、机械制作以及文学艺术等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崔瑗说他“道德漫流，文章云浮。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郭沫若为张衡墓碑题词道：“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见。万祀千龄，令人景仰。”

张衡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后汉书·张衡列传》称：“衡少善属文”，“遂通《五经》，贯六艺。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他善于写诗、赋、文、铭、赞、诰、诔、书、疏等各体韵散文辞。他写的赋，在中国文学史上更有着独特的地位和价值，后人把他与司马相如、班固、扬雄并称为“汉赋四杰”。

张衡是中国古代伟大的人文精神践行者。他在人文科学中表现出人文精神。《应闲赋》中说：“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这充分表达出张衡作为一个科学家渴求知识、敢于和鄙弃知识的社会愚昧思想作斗争的崇高精神。在中国古代，认识天象、掌握天象规律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修订历算，以指导农业生产。为此，张衡仔细研究扬雄著的《太玄经》，而逐渐从文学创作转向天文哲学研究。《灵宪》就是他有关天文思想的代表作，从哲学和科学的高度全面阐述了天地的生成、宇宙的演化、天地的结构、日月星辰的本质及其运动等诸多重大课题，将我国古代的天文学水平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使我国当时的天文学研究居世界领先水平，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科技活动中他也表现出人文精神。张衡很重视科技在国计民生中的作用，东汉时期，经常发生地震，祸患极大。为了掌握自然规律，尽快了解地震发生的情况，减轻地震给人民带来的灾害，张衡经过长期的探索、艰苦的努力，终于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台测定地震方位的地动仪。地动仪安置在京城洛阳。公元138年二月初三，地动仪朝向西方的一个龙嘴里的铜球突然吐出。没过几天，信使来报，距洛阳以西700里的陇西确实发生了一次较强的地震。

张衡是人类史上将科学与艺术完美结合的第一人。唐代的《历代名画记》将张衡排为东汉六个著名画家之首。龙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图腾，在张衡之前，龙的造型是随意的，张衡在规范中华民族龙的外在造型上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地动仪上的龙，身体共弯曲五波，完全符合中国古老的“五数崇拜”。他把一个科学仪器的造型设计完全艺术化了，那似酒樽的外壳里面是机械，是结构科学。而樽外八条含铜珠的龙及龙头下面设置相应的蟾蜍，则引人进入审美的境界。张衡运用形象思维将传统的造型和审美的语汇法则进行了科学量化。

张衡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在科学技术、文学、历史、艺术等方面的珍贵遗产，更重要、更宝贵且永恒不衰的是他所留给我们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以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完美结合。

（摘编自王春《科技与人文双领风骚的张衡》）

材料二：

科学与人文有各自独立的价值与功能。科学以客观事物为对象，以实证和逻辑为方法，以构建普遍必然的客观规律为目标。科学是求真，是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认识体系，研究它们可作量化的一面，独立于人的精神世界之外。科学关注“是什么”和“为什么”。

科学研究“物化”，人文学科则着眼于“人性”，人文所关注的理想、德行、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等问题，着重于人所不能被量化的一面，以维护人作为人的自由和尊严。人文所追求的是满足个人与社会需要的终极关怀——求善。人文不同于科学，它不仅是一个知识、认识体系，还是同人的精神世界密切相关的，是一个价值、伦理体系。它关注的是“应该是什么”和“应该如何做”。

由此可见，科学与人文彼此协调、交融，既要符合自然规律，又要符合社会利益。科学是求真，但科学本身不能保证其发展与应用有利于人类进步，它需要人文的导向；人文是求善，但人文活动也不能保证其本身能建筑在客观规律基础之上，它需要科学的奠基。

（摘编自张首丽、钱建荣《新世纪科技与人文的融合》）

材料三：

当今世界，科学与技术已经内化为人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元宇宙”概念在2021年横空出世，反映出虚拟性日益成为现实世界的一个重要维度；ChatGPT在2023年现象级走红，表明自然语言与人工智能的高度融合开启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时代。技术迭代正推动人类社会快步进入“智能化”时代。然而，科技的发展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以“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为标志的科技进步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技术红利”；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在诸多领域展现出的超凡能力又使人们陷入“后人类主义”的恐慌。科技勇猛精进，而人文却稳重保守，如何跳出思维前见与学科分野，去思考科技与人文之间交互、融合的可能性、挑战及前景成为重要议题。文章认为，科技是工具性的，人文是本质性的；科技是外生性动力，人文是内生性动力，二者同为人类精神文化的重要表征，其深度融合可为人类社会发展赋能。因此，以社会规约与人文关怀去消解科技发展可能产生的安全隐患、认知偏见、伦理危机等负面影响，赋予人工智能以“温度”，使之成为以人文精神为内核、以科技发展为动力的“人文智能”，不失为科技与人文有效融通的发展方向。

（摘编自吴攸《从“人工智能”到“人文智能”——论科技与人文融合的问题与前景·摘要》）

科学与人文共筑人类精神文化，但各有其价值和功能：科学聚焦客观世界，以实证与逻辑揭示普遍必然的客观规律，探寻“是什么”与“为什么”，①__________；人文立足人性本质，以价值伦理维护人的自由和尊严，关注“应该是什么”与“应该如何做”，它是本质性的内生动力。科学求真，②__________；人文求善，需科学奠定根基：③__________，为人类社会发展赋能。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唐以前的古代文学中，以忧患感为基调的作品是很多的。这些作品大致上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所体现的主要是对于自己及亲友的命运而引起的忧患感，如宋玉《九辩》。第二类则是内涵更为深广的忧世之作，例如《诗经》中的《载驰·正月》。这后一种倾向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文学中最优秀的传统之一，其代表人物是屈原。

屈原的作品，无一例外地蒙着一层浓重的忧患情调。关于《离骚》诚如司马迁所云，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关于《九章》，从首章《惜诵》“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到末章《悲回风》“悲回风之摇蕙兮，心冤结而内伤”，忧患之感与《离骚》完全相同。屈赋对读者的强烈感染力主要来自它所蕴涵的忧患感，这种忧患感当然包含着诗人“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美人迟暮”的惆怅，但是更重要的则是诗人对于国家、人民的命运的危机感：“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

那么，在屈原的时代，楚国是不是已经岌岌可危了呢？据史书记载，它当时还是一个“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的强国。在屈原生前，楚国虽然在与秦国的战争中几次失利，但并未濒于灭亡的危险。屈原作品中那种仿佛大难已经迫于眉睫的气氛，与其说是反映了当时楚国的实际形势，倒不如说是反映了诗人心中基于对现实的预感而产生的忧患意识，而这种预感和忧患意识正来源于诗人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强烈的责任感。

屈原曾经被楚怀王委以重任，但是他不久就受到一连串的诬陷、疏远、放逐。在那个辩士四处奔走、朝秦暮楚的时代，屈原却情愿在“乃猿狄之所居”的流放地行吟泽畔，仍然以“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毅精神忍受着巨大的痛苦，时时刻刻把国家、人民的命运放在心上，仍然强烈地感到自己对于国家、人民的责任：“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甚至当他要想以身殉国时，仍念念不忘国家的政治，并以古代的贤臣作为自己的榜样：“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虽然屈原的忧世预言与历史的实际进程相符合的程度不一致，但是，他怀着对国家、人民的命运的巨大关切，具有对于现实生活的深邃的洞察力，因而能够极其敏锐地觉察到当时政治、社会中各种形式的隐患。这种对于历史演变的深刻预感和忧患感是难以为常人所理解的，所以屈原的忠谏始终不被楚王采纳。这样，他在当时就处于一种非常孤独的境地。屈原反复悲叹：“国无人莫我知兮”“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这种深沉的孤独感主要是由于拳拳忠忱和侃侃说言不为朝廷所接受。只有对国家、人民的命运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对自己的事业、理想的正义性怀有强烈的自信心，才能产生足以抗拒这种孤独感的精神力量。

（摘编自程千帆莫砺锋《忧患感和责任感》）

材料二：

《离骚》全诗可分为三段：正文可分为前、后两个部分，“《乱》曰”是全诗的尾声与总结。

从“帝高阳之苗裔兮”至“岂余心之可惩”为前半部分，是写“骚”，写“忧”，写诗人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斗争、矛盾、幽愤和痛苦。

在前半部分中，诗人抒写着“灵修浩荡”“皇舆败绩”“众女谣诼”“芳泽杂糅”的政治乱象，又强烈地感受到“草木零落”“美人迟暮”的人生忧愁。政治斗争的严重挫败，现实与理想的悬殊背离，给屈原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深巨的忧愤。他抑止不住满腔的愤懑，反复诉说着自己无比失望、孤独、幽怨、狐疑的情绪，重重的忧郁、怨望、苦闷、彷徨，重重地压在心头。

前半部分的基本内容和感情基调，就是一个“骚”字，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忧愁幽思”。那么，出路在哪里？诗人将如何“离”开这无边的“忧”愁？于是，便进入了后半部的描写。

从“女婆之婵媛兮”至“蜷局顾而不行”为后半部分。诗人紧承前半之“骚”之“忧”而写“离”，写为“离”开忧愁、解脱痛苦“上下求索”的不懈奋斗，写为实现“美政”理想而“求帝”“求女”的幻想经历。

当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现实世界“无路可走”之时，矢志不渝的诗人将他不屈的目光、深邃的思绪，投向了幻想的天际。诗人不顾“女婆”的劝说，否定明哲保身的逃避，而满怀虔诚的期冀，踏上上下求索的征程。但是“求帝”“求女”的不遇，不仅宣告了实现“美政”理想的无望，同时也宣告了“离骚”的失败。欲“离骚”而“骚”难“离”，忧患犹在，痛苦依然。

接下去，诗人又幻想着向灵氛、巫咸求助，灵氛、巫咸劝诗人去国远游，而诗人准备离去之时，远远地望见了故国的大地，“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自己根本无法离开生长于斯的旧乡故土！

一篇《离骚》之诗，本为“离骚”而设，却历尽千回百折，数经心力交瘁，仍然是“骚”而未“离”，“忧”而未“解”。长达二千五百言的正文已经结束了，但此时的主人公，“骚”仍未“离”。茫茫环宇，何处是归程？

“《乱》曰”部分总结全诗，点明主题：“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是终极意义上的“离骚”，是全部忧怨、痛苦的最高形式的解脱。

“《乱》曰”五句呼应诗题，点明了全诗“离骚”的基本线索：“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是“骚”，“又何怀乎故都”是“离”；“既莫足与为美政兮”是“骚”，“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是“离”。

既不能去，又不能忍，这样就把矛盾推向高峰，“死”的问题便被尖锐地提出来了。《乱》的“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最终表明要追随殷代贤臣彭咸而投水而死。“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是终极意义上的“离骚”，是全部忧怨、痛苦的最高形式的解脱。

（摘编自何新文彭安湘《离去现实忧患、解脱生命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