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史记》是史传散文，《离骚》是抒情长诗，两者文体不同，形式各别。鲁迅先生能异中见同，一眼看出司马迁的《史记》就是一篇“无韵之《离骚》”。《史记》与《离骚》确实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首先，《史记》所表现的审美理想与《离骚》一脉相承。司马迁的审美观有着明显的尚奇倾向。尚奇的审美观，使他对历史上大量的奇人、奇事、奇功、奇计、奇言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从而影响到《史记》的取材和艺术风格。屈原的审美观也有着好奇的倾向。且不说他的穿戴与众不同，就是从《离骚》中所写的以鸷鸟自比，以精玉为粮，驱策龙凤，役使风云雷神等情节来看，已经够令人叹奇不止了。这些只是外在表现的不同，就精神实质而言，屈原与司马迁都称得上是悲剧诗人。他们的精神是相通的。屈原的《离骚》打上了艰巨斗争的烙印，显示出战国后期楚国历史上忠与奸、善与恶、美与丑相对抗、相斗争的深刻过程，因而富于悲剧的崇高美；司马迁的《史记》同样打上了艰巨斗争的烙印，显示了中国上下三千年间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相对抗、相迭代的深刻过程，因而也富于悲剧的崇高美。

其次，《史记》深得《离骚》的情韵，具有浓郁的抒情性。司马迁富于诗人气质，感情特别丰富。他说：“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意思是说：《离骚》是因情而生文的。他写历史，本不该夹带过多的主观感情，但由于受到《离骚》的感染，他以诗人的气质写史，于是使史文多带诗的情韵。刘熙载说：“学《离骚》得其情者为太史公。”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史记》与《离骚》在情韵上的内在联系。

再次，《史记》从《离骚》中吸取了讽喻当世的力量和反传统思想的精神。司马迁曾说：“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这一看法，说明他很推崇屈原讽谏、争义的胆气。《史记》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当代史，司马迁以屈原为榜样，不怕触犯忌讳，大胆地讽喻当世。

《史记》与《离骚》神合韵谐的情况，不是偶然的。司马迁所处的时代与屈原所处的时代虽然不同，但汉文化实际上是继承楚文化而来的。李长之先生曾把汉朝的建立说成是“楚文化的胜利”，李泽厚先生认为，对汉代文化艺术影响最大的是“屈骚传统”，这个见解十分深刻。

（摘编自吴汝煜《“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试释》）

材料二：

屈原是中国最早、最伟大的诗人。他“衣被词人，非一代也”。一个人对后世文艺起了这么深远的影响，确乎罕见。所以如此，正由于屈原的作品集中代表了一种根底深沉的文化体系。这就是充满浪漫激情、保留着远古传统的南方神话——巫术的文化体系。儒家把远古传统和神话、巫术逐一理性化，把神人化，把奇异传说化为君臣父子的世间秩序。例如“黄帝四面”（四面脸）被解释为派四个大臣去“治四方”，黄帝活三百年说成是三百年的影响……如此等等。在被孔子删定的《诗经》中再也看不见这种“怪力乱神”的踪迹。然而，这种踪迹却非常活泼地保存在以屈原为代表的南国文化中。

王夫之解释《九辩》时说：“辩，犹遍也。一阕谓之一遍。亦效夏启九辩之名，绍古体为新裁。可以被之管弦，其词激宕淋漓，异于风雅，盖楚声也。后世赋体之兴，皆祖于此。”这段话也很重要，它点明了好几个关键问题。第一，它指出楚辞是“绍古体”，并且“古”到夏初去了，足见源远流长，确乎是远古社会的遗风延续和模拟。第二，它可以“被之管弦”，本是可歌可舞的。近人考证也都认为，像《九歌》等，很明显是一种有关巫术礼仪的祭神歌舞和音乐。所以它是集体的活动而非个人的创作。第三，“其词激宕淋漓，异于风雅”，亦即感情的抒发爽快淋漓，形象想象丰富奇异，还没受到严格束缚，尚未承受儒家实践理性的洗礼，从而不像所谓“诗教”之类有那么多的道德规范和理智约束。相反，原始的活力、狂放的意绪、无羁的想象在这里表现得更为自由和充分。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它是汉代赋体文学的祖宗。

其实，汉文化就是楚文化，楚汉不可分。尽管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方面，“汉承秦制”，刘汉王朝基本上是承袭了秦代体制。但是，在意识形态的某些方面，又特别是在文学艺术领域，汉却依然保持了它的南楚故地的乡土本色。汉起于楚地，刘邦、项羽的基本队伍和核心成员大都来自楚国地区。项羽被围，“四面皆楚歌”；刘邦衣锦还乡唱《大风》；西汉宫廷中始终是楚声作主导……都说明这一点。楚汉文化一脉相承，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其明显的继承性和连续性，而不同于先秦北国。楚汉浪漫主义是继先秦理性精神之后，并与它相辅相成的中国古代又一伟大艺术传统。它是主宰两汉艺术的美学思潮。不抓住这一关键，很难真正阐明两汉艺术的根本特征。

（摘编自李泽厚《楚汉浪漫主义：屈骚传统》）

有所思

〔汉〕佚名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

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妃呼豨！

秋风肃肃晨风飔，东方须臾高知之！

氓

诗经•卫风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

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桑之落矣，其黄而陨。

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2 . 阅读下面这首宋诗，完成下面小题。

书 愤

陆 游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

楼船雪夜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5 . 阅读下面这首唐诗，完成小题。

夜泊黄山闻殷十四吴吟^①

【唐】李白

昨夜谁为吴会吟，风生万壑振空林。

龙惊不敢水中卧，猿啸时闻岩下音。

我宿黄山碧溪月，听之却罢松间琴。

朝来果是沧洲逸，酤酒醍盘饭霜栗。

半酣更发江海声，客愁顿向杯中失。

【注】①吴吟：唱吴地歌曲。

3 .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文后题目。

材料一：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节选自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

材料二：

是时，庄宗在魏，数以劲兵压掞营，掞不肯出，而末帝又数促掞，使出战。庄宗与诸将谋曰：“刘掞学《六韬》，喜以机变用兵，本欲示弱以袭我，今其见迫，必求速战。”乃声言归太原命李存审守魏阳为西归而潜兵贝州。掞果报末帝曰：“晋王西归，魏无备，可击。”乃以兵万人攻魏城东，庄宗自贝州趋返击之。掞忽见晋军，惊曰：“晋王在此邪！”兵稍却，追至故元城，庄宗与李存审为两方阵夹之，掞为圆阵以御晋人。兵再合，掞大败，南奔，自黎阳济河，保滑州。末帝以为义成军节度使。明年，河朔皆入于晋，降掞亳州团练使。

（节选自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二十二》）

材料三：

宋太祖开宝六年四月，诏修梁、唐、晋、汉、周书。其五代史者乃后人总括之名也。七年闰十月，书成，凡一百五十卷，目录二卷。监修者为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薛居正。同修者为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刘兼、李穆、李九龄。皆本各朝实录为稿本。此官修之史也。其后，欧阳修私撰《五代史记》七十五卷藏于家。修没后，熙宁五年，诏求其书刊行。于是薛、欧二史并行于世。至金章宗泰和七年，诏止用欧史，于是薛史渐湮。惟前明《永乐大典》多载其遗文，然已割裂淆乱，非薛史篇第之旧。

恭逢我皇上开四库馆，命诸臣就《永乐大典》中甄录排纂，其缺逸者，则采宋人书中之征引薛史者补之。于是薛史复为完书，仍得列于正史，遂成二十三史之数。今覆而案之，虽文笔迥不逮欧史，然事实较详。盖欧史专重书法，薛史专重叙事，本不可相无，以四五百年久晦之书，一旦复出，俾考古者得参互核订，所以嘉惠后学，诚非浅鲜也。

（节选自赵翼《廿二史札记》）

乃声A言B归C太原D命李存审E守魏F阳G为西归H而潜I兵J贝州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秦王既没，余威震于殊俗。然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懮棘矜，非铦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何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之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节选自贾谊《过秦论》）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历史学家与文学家总是用不同的眼光打量同一事实。作为通俗的例子，我想到了美国的“西部片”。为这类影片所颂扬的英雄总是来自西部的荒野，而在他们对面为他们所轻蔑的，则是代表了软弱、怯懦、自私和妄自尊大的文明社会。情况像是，当历史学家选择了“文明”的地方，艺术家却一再地选择“野蛮”。你在处于“荒野”与“文明”之交的几乎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学艺术中，都不难遇到类似现象。这种对于“荒野”的留恋甚至令人疑心是出于潜隐的天性、人类的“荒野时期”的精神遗留——人类本来是打荒野中走出来的。

历史学家把奴隶制替代原始氏族社会坚定地看作历史进步，而不计及其间所付出的代价（比如道德意识变动），文学却往往用另一种尺度度量历史。你可以想到狄更斯、巴尔扎克以及整个18世纪、19世纪文学之上笼罩的浓重阴影，你更可以想到尤金·奥尼尔、卡夫卡和几乎全部西方现代文学。你绝不会轻率地把这看作文学对于历史的“反动”。因为文学正是在由自己的方面发现历史，发现矛盾着的历史的一个方面的真实，从而补了另一种眼光的偏蔽，而“历史真理”的确并非只有一个。不同于历史学的由历史总趋向及其总后果提出问题，文学因其本性始终更关心作为个体的人，人的命运、人性的完善等等。为历史学所忽略的东西，成为文学对生活思考的起点。

（摘自赵园《审美追求与社会历史思考》）

材料二；

文学的发生远比史的发生为早。可以说，人类诞生伊始，文学就发生了。为什么呢？因为文学的本质是人学。人是有意识，有感情的。意识、感情存于人体之内，外物感应、刺激人的大脑，人便会有喜怒哀乐表现出来。怎么表现？人类最便捷利用的就是语言、肢体动作，《诗大序》说：“诗者，志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我们不是比较史学与文学孰早孰晚，而是希望说明文学是什么，为什么史书撰写会用文学的手法。史官记事的目的，本就是为国家的活动做记录，让后人能够了解前人的历史，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事实上，史官若只遵守实录原则，不对文字进行加工，所反映的只能是生活真实的表面。

文学手法在策书中的表现主要是修辞，其夸饰、想象则表现在言语文辞和事件的叙述中，比如《尚书》所记诸圣王与贤臣的言辞，就运用了许多文学手法，如比喻、排比、夸饰等。但是文学的夸饰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反映的是真实的本质，这也就是艺术真实。

文学的本质是对人内心世界的描写和抒发，所谓内心世界则是客观外界的反映，人所观察和感受到的才是客观外界的本质真实。因此实录是对表象的描摹，既有优点，也有缺憾。优点是客观记录，能够如实地反映事件面貌，缺憾是不能反映本质性的内容。这种缺憾，就需要用文学性手段加以弥补。文学性不仅是为了好看、好听，它的手段如夸张、比喻、描绘，能够将实录史笔的先天不足弥补完备。此外，人们对事件的观察、思考、感受和总结，都必须使用非史笔手段来完成。

文学写作能够反映事件的本质，有无数的例证。由古至今，无论是帝王、政治家、思想家、历史学家，没有人轻视文学的作用。他们多有诗文写作，深知文学的教化作用和感动人心的作用。《诗大序》说：“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也因此，真正的历史学家，都会关注文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东汉末建安年间发生了大瘟疫，史辞的记录是：“是岁大疫。”这个记录只能说明事件发生的时间，至于大疫大到如何，伤害如何，都不能反映。而曹植《说疫气》称：“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始让后人知瘟疫感染之重，及时人感受之恐惧无奈之切痛，正所谓“动天地、泣鬼神”，这才是本质真实。

综上所述，文学的手段其实一直存在史家的书写之中，这也是书写本身的规律。书写本身就是文字技巧，文字技巧是为了更准确、贴切地表现和表达。上古史官其实深谙此道。孔子说：“文胜质则史。”史，宋代邢昺《论语注疏》认为是史官。是以史官记事出现了虚华无实的写作。这是说过分追求言语文字的修饰，会出现“文胜质”的现象。但是孔子并不反对文辞的加工，他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充分肯定了文辞的作用。只是孔子的理想是文质相符，所谓“文质彬彬”。因此上古史官的书写，对文字作加工，是书写的必然。

（摘自傅刚《史与诗：史书写作中文学的发生与作用》）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本一：

……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湿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

这女人编着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

但是大门还没关，丈夫还没回来。很晚，丈夫才回来。这年轻人不过二十五六岁，头戴一顶大草帽，上身穿一件洁白的小褂，黑单裤卷过了膝盖，光着脚。他叫水生，小苇庄的游击组长，党的负责人。今天领着游击组到区上开会去来。

女人抬头笑着问：“今天怎么回来得这么晚？”站起来要去端饭。

水生坐在台阶上说：“吃过饭了，你不要去拿。”

女人就又坐在席子上。她望着丈夫的脸，她看出他的脸有些红涨，说话也有些气喘。她问：“他们几个呢？”

水生说：“还在区上。爹哩？”

“睡了。”

“小华哩？”

“和他爷爷去收了半天虾篓，早就睡了。他们几个为什么还不回来？”

水生笑了一下。女人看出他笑得不像平常，“怎么了，你？”

水生小声说：“明天我就到大部队上去了。”

女人的手指震动了一下，想是叫苇眉子划破了手。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

——节选自孙犁《荷花淀》

文本二：

《荷花淀》以白洋淀明媚如画的风景当作背景，用细腻的笔触刻画了水生嫂等一群劳动妇女的生动形象。作者没有刻意安排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而是选取日常生活中的平凡场景——夫妻话别、寻夫遇敌、成长为游击队战士，将人物的心灵世界层层展开。小说语言清新朴素，对话简洁传神，如“怎么了，你？”这种倒装句式，既符合水乡口语习惯，又传神地刻画出水生嫂敏锐、温婉的性格。

孙犁曾言：“文学必须取信于人，首先要从感情上取信于人。”白洋淀派小说淡化故事冲突，以诗化笔法书写战争中的真善美，让残酷的战争背景与美好的人性形成张力，这正是其超越时代的美学价值。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她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编辑的期刊，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销行一向就甚为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够相信真有所谓“在天之灵”，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而已。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鲁迅离开我们十二年了！论说十二年并不是一个太短的时间，可是非常奇怪，我们并没觉得像其他死去的人一样，死去一天，就遥远一天；反而觉得他时时在我们的身旁，指导我们，领导我们。这个原因，并不是由于鲁迅有三头六臂，也不是由于鲁迅那支所谓“绍兴师爷”的厉害的笔，更不是根据什么策略，有什么人在鼓动；其实很简单，只因为鲁迅的要求是时代的要求，鲁迅的愿望是时代的愿望。时代是什么？时代就是大多数人所感觉得的。大多数人是谁呢？就是人民。

世界上没有奇迹，也没有神秘。所谓奇迹，或者神秘，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明白底细。世界上只有平凡，可是平凡就是真理。人人要吃饭，这太平凡了。但是这就是真理。一部文化史，是人类吃饭的方式和关系的历史。就是所谓复杂的国际关系，也不过是大部分人要吃饭问题合理化，而少部分人——目前却还有着力量——要阻挠这个合理化。据说中国国内的问题，是国际问题的一环，如果从刚才这个意义看，我们是可以同意的。平凡的事实就是真理。

鲁迅所说的话，现在看来都像预言，鲁迅的确是伟大的。可是这不是奇迹或神秘。如果我们认为奇迹或神秘，那只是证明我们平日太忽略了人民的要求的缘故，也是证明我们平日太忽略了人类其他的先觉者的一般言论的缘故。鲁迅的道路，是平平凡凡，踏踏实实，人类所必须走的道路。“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论语·雍也》）我们对于鲁迅的指示，就是这样感觉。

至于有人认为鲁迅是有一支“绍兴师爷”的厉害的笔，所以有这样大的势力，这是错误的。我们不否认这一支笔厉害，但更重要的是他这一支笔是在为人民服务。我们也不否认因为这一支笔，人民的要求可以喊得更响亮些，然而主要的是人民的要求使这支笔有着活力，有着生命，使它没有生锈，没有烂掉。单以白话文论，周作人的早期白话文不能算坏，汪精卫、陈公博的白话文也不坏，可是怎么样呢？这些东西不是有血气的青年都憎恶着么？

要说鲁迅的受人爱戴，是因为政治的策略，那更笑话。政治策略如果违反了人民的意志，是决没有力量的。满清政府的策略何尝不在消灭我们的民族意识？可是消灭了两三个世纪，还是枉然。从前我在一个教会学校念书，学校当局在每一个学生的桌子底下放上一本《圣经》，每周有一次人生修养的课（其实是传教），这何尝不是策略？可是我们真正成了教徒的很少，反而我在那时是种下强烈的无神论的思想的种子。策略没有用！靠策略是傻子！我回想最初喜欢鲁迅，是因为文章。我们读得忘了睡觉，并不是有人督促，也不是有人在设计，故意使我们牺牲睡眠之类。后来喜欢鲁迅，是因为他始终监督我们的青年，始终保护我们，免得入了旧势力的圈套。同时，他所要讥讽的，也就恰是我们所认为可恨或可笑的人物或事件，他替我们出了气。最近爱鲁迅，却是因为逐渐发觉他是非常严肃，非常郑重；他骂人，同时就是提出正面主张；他的杂感，其实就是堂皇的论文；他对社会，的确有正确的了解，他知道现在是到了哪一个阶段；他的确是实际的战士，他的目标丝毫不错，理论和实践，在他合而为一。他不但给人指示，告诉人战斗的方法，而且身为模范，是具体的战斗的一员。就是从修养方面说，他时时在克服自己的思想和意识，严格地批评自己，在求进步。有些人认为鲁迅不认错，这是不对的，我们看那一封讨论翻译的信（在《二心集》里），他非常虚心。至于他不放过的人物，都是有意或无意轻视人民的人物。现在事实证明，那些有意或无意轻视人民的人物，便有意或无意地走上反动的阵营了！这已经是一个铁样的律则了！起初好像高超，自己也觉得高超，可是一跌，就跌入阻挠人类吃饭问题合理化的人们的怀抱里了！

人民决不是愚蠢的。不要认为一个没在大学里学些无用的知识的人就可欺骗。我举一个小例子。我因为早上八点有课，来不及在家吃早点，就在街上吃老豆腐，或者豆浆。我听听那些在摊头儿上围坐的粗人的谈话，就常觉得比一般上流人高明。在金圆券刚发行的时候，有些东西好像贱，可是那个卖老豆腐的就说：“这就叫明落暗涨！”我真佩服他这四个字那么中要害，比任何大报的社论也高，比任何经济学专家教授之流的谈话也高，御用学者的狂吠是更不用说了。又一回是，一个工人模样的人，拿钱时拿错了，算不清账，他便笑嘻嘻地说：“就是赵匡胤也能有错！”可是现在试问知识分子中有多少人能发现“就是赵匡胤也能有错”的呢？这都是真正老百姓的话，多么有内容！

爱人民的人才能为人民所爱，敬重人民的人才能为人民敬重。爱青年的人才能为青年所爱，敬重青年的人才能为青年敬重。鲁迅之受人敬爱，原因就在这里。

（摘编自李长之《鲁迅和我们——在北平师大鲁迅纪念会上讲》）

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编辑的期刊，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销行一向就甚为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

待到偏安于宗帽胡同，赁屋授课之后，她才始来听我的讲义，于是见面的回数就较多了，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

谁曾想到，相隔万里、相差两千岁的孟子与卢梭竟然是知音。一个主张“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个提出“怜悯是人的天性”，二者关于怜悯之心的看法 A 。一是都（       ①       ），怜悯之心不是某个人独有的情感，任何人在看到无辜者受苦的情况下，这种怜悯之心都会 B 。二是都着重阐发了这种情感的原发性，它不是人后天习得的，（     ②       ）。除此之外，孟子还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将其视为人性道德的本源；卢梭也说怜悯心是“人类唯一具有的天然的美德”，可见，（     ③     ）。

两人虽都推崇怜悯之心的道德意义，但在其对于理想政治的意义这一重要问题上看法却 C 。孟子生活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战国时期，作为新兴阶层的代表，他将恻隐之心作为善端，主张从“不忍人之心”发展出“不忍人之政”，即作为其理想政治体制的“仁政”。生活在法国十八世纪大革命时代，作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先驱的卢梭，则反思了怜悯心可能造成的“恶”，从而认为政法体制必然建立在对自然情感优越性的克服之上。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①“修辞立其诚”，是《易传·文言》的一句话。这句话虽然是两千年以前讲的，现在仍应加以肯定，仍应承认这是发言著论写文章的一个原则。“立其诚”即是坚持真实性。诚者，实也，真也。现代所谓真，古代儒家谓之为“诚”。

②“立其诚”可以说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名实一致，二是言行一致，三是表里一致。

③名实一致即是言辞或命题与客观实际的一致。一般言辞的内容包括许多命题。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都可称为理论命题，理论命题符合于客观实际，就是真理的揭示。文学不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然而也必须对于事物现象的本质有所显示，才能够感动人心。

④言行一致亦即理论与实践一致，思想与行动一致。浅言之，即一个人的言论与他的行为一致；深言之，即学说理论与社会实践一致。古语说“听其言而观其行”，听一个人的言论还要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他的言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与社会实践相符合的，才能称为真理。

⑤表里一致即心口一致，口中所说的与心中所想的应该一致。如果口说的是一套，心里所想的却是另一套，是谓说假话，是最明显的不诚。“修辞立其诚”，首先要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

（节选自张岱年《修辞立其诚》）

材料二：

①“修辞立其诚”一般理解为修养问题，实际上其中包含的不仅仅是道德修养的问题，还有动机与效果、形式与内容、主观行为和社会实践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其实“立诚”这一准则把修辞活动分成两个部分：一是用真话沟通理解，以达到最终的交际目的；二是用浮华之辞蒙骗对方以达到交际的目的。20世纪上半叶，一批崇尚传统和借鉴国外修辞学的学者展开了新旧两派的斗争，这时主要借鉴的是日本和西方先进的修辞学理论，以日本岛村泷太郎的《新美辞学》为代表，该书将“美”视作修辞学的核心概念，于是国内的有些学者认为修辞学就是美辞学，便认为辞格就是修辞学的全部内容，春秋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就是很好的例证，这明显偏离了“立诚”的传统含义。

②汉语修辞学作为汉文化的一部分，有着不同于西方的文化传统。中国传统的修辞学具有和合会通的人文精神，重视人情、伦理等整体的把握，传统“立诚”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手段。我国自古以来就重视修辞的社会功能，随着现代语言学流派的不断发展，人们注重思维和认知领域的发展，重视语言如何运用和交际才能具有最大化的社会功能，于是面对“立诚”分出了两个相反的修辞活动。在传统含义的基础上王希杰先生提出了得体性原则，从语用角度出发认为交际活动中有四个世界，得体性原则可以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用假话去蒙骗别人是对语言的一种负偏离，即言语的失误，只有把负偏离正偏离化才能取得超常的表达效果。而得体指的就是语言材料对语言环境的适应程度，他把得体性原则作为修辞的最高原则，而其他原则是从属于得体性原则的。其实这在古代早已有了萌芽，《论语·卫灵公》指出“子曰：辞达而已矣”。在高度现代化的今天，单纯让别人听懂的交际已经不适用了，社会上需要一批有能力、高情商的人才，而得体性原则正是继承“诚”的传统，运用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进行交际的准则。自20世纪初期我国修辞学研究开始进入草创和建立阶段开始，外国先进的修辞学著作不断涌入我国，陈望道先生作为古今中外派的杰出人物一边借鉴外国先进文化，一边继承传统文论，提出“适切”的主张，可谓是高屋建瓴，独树一帜。后来学者提出的修辞原则，基本上都是在此基础上对“真实、得体和适切”的发展。由于社会的需要，受系统功能语言学派和认知语言学派的影响，开始注重语言的交际作用，重视修辞学的实用性，出现实用修辞学、公关修辞学、辩论修辞学等分支。这一时期修辞学领域百花齐放，但统领它们的准则始终围绕“诚”这一核心。

③“修辞立其诚”现今作为一种修辞原则被一直贯穿始终，实际上，“立诚”始终是修辞的核心内容，无论是修辞本体研究还是与之相关的其他学科都需要“诚”来统率。对于辞格来说，如作为逻辑变异类中的夸张是语言变异与现实完全偏离的一种典型，表面上看并不是真实的，但各家对夸张定义的一个共同点就是立足于现实，夸张并不等于言过其实，陈望道先生认为“夸张是通过语言意义与现实的严重背离而再现现实”。修辞的功能具有社会性，是因为语言作为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一直被使用，人们不自觉地通过转喻或隐喻的方式运用已有的经验在概念整合的基础上处理新信息，修辞的本质是言语交际活动中话语调控行为，在交际中需要运用有限的话语序列生成无限的言外之意。言语活动始终离不开真实性，一切都是以客观的现实为基础运用各种手段进行交际，“修辞立诚”的本质没有变化，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促进了修辞学的快速发展。

（节选自梁悦《“修辞立其诚”的传统含义及时代内涵》）

在柏拉图《人应当坚持正义》一文中，苏格拉底面对越狱的建议，坚守正义原则，其核心主张可概括为：“我不能仅因自己遭遇不幸，就抛却曾经信守的誓言与原则。如果经过理性判断，认定一种行为是正义的，那么无论后果如何，我们都应当去践行它，而不是在逆境中轻易背弃。否则，我们伤害的不仅是城邦的法律，更是自己灵魂的和谐与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