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九歌》）自从屈原歌唱出这动人的诗句，它的鲜明的形象，影响了此后历代的诗人们，许多为人传诵的诗篇正是从这里得到了启发。如谢庄《月赋》说：“洞庭始波，木叶微脱。”至于王褒《渡河北》的名句“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则其所受的影响更是显然了。在这里我们乃看见“木叶”是那么突出地成为诗人们笔下钟爱的形象。

“木叶”是什么呢？按照字面的解释，“木”就是“树”，“木叶”也就是“树叶”，这似乎是不需要多加说明的。可是问题却在于：我们在古代的诗歌中为什么很少看见用“树叶”呢？一般的情况，大概遇见“树叶”的时候就都简称之为“叶”，例如说：“叶密鸟飞碍，风轻花落迟。”（萧纲《折杨柳》）这当然还可以说是由于诗人们文字洗练的缘故，可是这样的解释是并不解决问题的，因为一遇见“木叶”的时候，情况就显然不同起来。诗人们似乎都不再考虑文字洗练的问题，而是尽量争取通过“木叶”来写出流传人口的名句，例如：“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柳恽《捣衣诗》）可见洗练并不能作为“叶”字独用的理由，那么“树叶”为什么从来就无人过问呢？至少从来就没有产生过精彩的诗句。而事实又正是这样的，自从屈原以惊人的天才发现了“木叶”的奥妙，此后的诗人们也就再不肯轻易把它放过。于是一用再用，熟能生巧，而在诗歌的语言中，乃又不仅限于“木叶”一词而已。例如杜甫有名的《登高》诗中说：“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里的“落木”无疑的正是从屈原《九歌》中的“木叶”发展来的。按“落木萧萧下”的意思当然是说树叶萧萧而下，照我们平常的想法，那么“叶”字似乎就不应该省掉，然而天才的杜甫却宁愿省掉“木叶”之“叶”而不肯放弃“木叶”之“木”，这道理究竟是为什么呢？事实上，杜甫之前，庾信在《哀江南赋》里已经说过：“辞洞庭兮落木，去涔阳兮极浦。”这里我们乃可以看到“落木”一词确乎并非偶然了。古代诗人们在前人的创造中学习，又在自己的学习中创造，使得中国诗歌语言如此丰富多彩。

（节选自林庚《说“木叶”》，有删改）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唐代诗词中，许多“塞上”意象在作品艺术结构上生发出很强的统摄力，这是因为浸润了创作主体丰厚的生命体验。如王维《使至塞上》中，“出塞”情境构成全诗的核心，发挥着重要的艺术空间开掘功能。“征蓬出汉塞”出句不凡，汉塞作为典故，既隐喻现实中的军事堡垒，更是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确证符号，给中原士人们提供了深层的心理归属感、安全感和文化认同感。跨过这道屏障，中原士子们的生命体验必然是复杂的。本初的心灵的宁静和平衡状态即将被打破，两种相反相成的心理交互作用。一种是“胡天”所带来的新奇感、自由感和欣喜感，“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在很大层面上是这种生命体验的符号化；另一种是进入陌生异域所带来的孤独感和焦灼感，“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在很大层面上是这种生命体验的符号化。

从生命哲学角度来说，“塞上”意象最深层的审美意蕴，是在漫长的中国传统社会，它成了华夏英雄志士生命激情和生命活力释放的精神符码。生命活力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对生存和活动空间的超越。

作为社会的个体，其生命活力的释放往往受到社会伦理的规约，因此，其生命价值观的实现以强调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统一为标准。基于此，功业意识构成了历代文人生存伦理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汉代开始，随着汉帝国的日趋强盛，建功异域就成为许多人释放生命激情、实现个人价值的生命意识。《后汉书·班超传》就展现了班超的这一抱负，他曾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如果将《后汉书·班超传》与《史记·陈涉世家》对比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班超和陈涉作为英雄人物有一共性特点，就是有不甘沉沦于庸众的强烈进取心。但不同于陈涉的是，班超有一个明确的努力方向，那就是“立功异域，以取封侯”。颇为有趣的是，暮年的班超却表现出强烈的返乡意愿，《后汉书·班超传》言“超自以久在绝域，年老思土”，向皇帝上疏恳求回归故里，“臣超犬马齿歼，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弃捐”，陈说自己生命之脆弱和返回中原心理之迫切。

扬名异域意识在文学作品中也得到了呼应，如曹植《白马篇》里对游侠形象的塑造就体现了这一点，游侠“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在异族入侵时，他挺身而出，“边城多警急，胡虏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由此可见，效命边疆、建功立业的意识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

从历史文化和政治伦理角度来说，“塞上”意象的一个重要审美意蕴是对爱国精神的礼赞和对和平生活的维护与捍卫。边塞的文化地理学意义表征着中华民族中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两大族群对生存空间的争夺。对于这一争夺，无论是历史叙事还是文学表现，其主体是农耕族群的知识分子，这就决定了必然从肯定和颂扬角度来反映农耕族群这一群体在斗争中的行动，因为这反映了其共同体的整体利益，这就是“塞上”意象爱国精神审美意蕴的基源。

（摘编自陈鹏程、王腾可《“塞上”意象的生成、经典化及其审美蕴含》）

材料二：

唐人心中的西北历史文化的意象可作如下概括：陇上大漠，寒苦边愁；义气塞外，杀气雄边；背横朔野，魂逐飞蓬；塞客衣单，媚人泪尽。试想这样的寒苦之地如何能成为文化交流的通途？但历史诗意中的唐代西北边塞的确如此。原因何在？诗词意象的形成，是由诗人们所处环境的可意象性决定的。所谓可意象性是指区域地理环境中所蕴含的，对任何观察者都很有可能唤起强烈意象的特性。又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边塞诗的意象及其分野呢？

首先，西北地区所处的边塞地缘政治决定了其文化发展的基础。不同时期崛起于西北的各个游牧民族要向文明挺进、问鼎中原，无不以河陇地区为跳板，从而使其成为民族迁徙融合的舞台，并成为历代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战争夺的桥头堡。有唐一代，就分别与突厥、吐蕃等先后发生战争。这样的社会人文条件，对其历史文化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诗人们的意象正是这一社会现实的反映。

其次，西北干旱荒漠地区与中原内地自然景观的反差对边塞寒苦意象的强化。应当说，黄土高原与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关中平原环境的反差并不十分强烈，但蒙古高原西部的荒漠、戈壁地带与内地则有很大的差别。这巨大的落差不仅强烈地冲击着诗人们的视觉，也给诗人们的身心留下了不可治愈的创伤。在战争环境下，诗人们对此环境更有难以自遣的不适与恐怖。

其三，文学意象发展的历史积淀所致的先入为主的心理预期，为后来者的文学创作定下了基调。其过程与顾颉刚先生所提出的上古史层累地造成说有相同之处。如长城的“白骨”意象，陇头的“愁绝”意象，无不如此。另一方面文学创作所采用的夸张手法本身就有着对环境优劣对比的强化功能，更何况还不能完全排除那些以边塞戎马之旅为终南捷径的士人们心的别有用心。

其四，“他者”在区域文化塑造中的过客行为，对边塞诗意象的强化。从唐代诗人古籍的考证来看，真正文化底色形成期生活于此的边塞诗人为数非常有限，绝大多数都是以过客的心态踏上边塞土地的。与当地人怡然自得的生活态度相比，诗人们对异乡土地的那份挑剔异常强烈。边塞诗的意象分野正是上述诸要素空间耦合的不平衡性所导致的。

（摘编自李智君《诗性空间：唐代西北边塞诗意象地理研究》）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量词是一种对名词进行分类的词，它能够体现事物的形状、功能、材质等特征。量词的本质是事物具象特征类别的范畴化，在这样一个语言维度，不同文化，尤其是中文和英文，有很不相同的做法。

中文的量词采用具象思维。由于事物形象给人的感知姿态万千，因此擅于形象思维的中文，其量词类别十分丰富。例如有个体的量如“个”、集体的量如“双”、部分的量如“些”、容器的量如“壶”、度量的量如“尺”等等。中文量词强调对事物具体特征的捕捉，例如 甲 ，这与中国文化中的观物取象和整体思维传统一脉相承。这种思维区别于西方哲学对抽象范畴的偏好，更注重对现实经验的直观归类。

中文的许多量词都源于名词或形容词的隐喻，例如 乙 ，这种隐喻机制允许量词系统不断扩展，甚至创造临时量词，例如 丙 。中文量词在具象思维中的扩展，还得益于表意汉字的有力支持。一些在口语中并不细分的量词，在汉字书写时，受制于汉字的意象逻辑，对该量词包含的事物形象进一步具象分类，用新的字形创造出新的量词。

英文的量词采用抽象思维。由于英语擅于抽象，它在对事物形象类别的概括中舍弃得太多，所以英语中量词很少，不是piece，就是pair。例如：a piece of paper，a piece of bread，a piece of cake，a pair of trousers，a pair of chopsticks，a pair of bracelet（镯子）。要不索性就用a或an：a film，a hat，a flower。

量词对事物形状、功能和材质的概括，是客观的吗？其实不是。从表面上看，用什么量词是基于客体的样态，然而对客体样态的感受和认知，充满了人的主体意识，因此量词的选择往往在概括中有价值渗透，例如 丁 。量词的主体评价和价值渗透体现了语言对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编码。

中文的量词，我们常常能在它的使用中看出修辞的色彩来，表现出浓厚的主体性；而英文的量词，它的使用只是语法的安排，遵从严格的客体性。显然，中文的量词在范畴概括中决不满足于干巴巴地“白描”事物，更不会机械地单用诸如“不定冠词”去割断事物与主体的关联，而不对事物的形态“感同身受”。量词在英文中是一个冷漠的“白描”单位，在中文里是一个情意修辞单位，它鼓励言说者打破常规搭配，不断赋予语言格物新的活力，创造出“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英文量词带给人们的感觉是简单、直白而清晰的。它们机械、寡淡到几乎可以“视若无睹”。而在复旦大学的“语言与文化”课上，一位同学曾说：“张枣的《镜中》‘登上一株松木梯子’一句，‘一株’这个量词给人带来模糊感，让人觉得这既可能是树又可能是梯子，在模糊中获得了诗意。”

模糊性的确是中文量词的一个文化特征。它通过奇特的隐喻想象，非线性地扩大对事物感知的空间，在天马行空的意识流中凝聚诗意的感悟。这种模糊性并非指代不清，而是通过量词与名词的非常规搭配，在读者脑海中激发起多重意象的叠加与共鸣，从而极大地丰富了语言的意境。

中文擅长将抽象的情感、概念通过具象的量词来“实体化”，使其可感可触。这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立象以尽意”的哲学和美学传统。中文量词的选择往往不是严格的逻辑分类，而是基于形状、质感、动态等感官特征的相似性。这样一种意象思维，善于在不同事物间建立起通感联系，从而使量词的使用具有了西方语言难以想象的辞光声色。中文量词的模糊性显然不是缺陷，而是中文作为一种高度诗性语言的独特魅力所在。它让简单的词句承载了远超字面的丰厚意蕴。

我们把量词的文化考究放到更大的视野中，就会发现，中文和英文的量词虽然有鲜明的二元对立差异，但两种语言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对事物的形貌特征范畴化。这样的范畴化，其实是将事物运动中的某一状态抽象静止，就像“缕”静止了“风”，“斛”静止了“闲愁”。这就将一个在时间中流转的物象空间化了。我们可以说，空间性思维，是中英文量词共有的格物意识。

但同样是空间性思维，英文量词的物象静止“简单粗暴”，具有很强的切割性；而中文量词的物象静止，却尽可能贴近物象的自然形态，为每一种自如的物象“量身定制”专属量词、甚至临时性量词，充分尊重事物独特的自然形态。这就使中文的量词思维将空间性和时间性有机结合起来，时空一体，同时具有了空间性和时间性。

中文量词这诸多的特性，为理解留下了巨大的联想和再创造空间。一个个量词就像一个个开关，激活了中文名词背后潜藏的多重意象网络。情感和诗意就在这意象的叠加与碰撞中，款款而生。中文丰富的量词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语法现象。它植根于汉民族认知模式、历史文化与实践经验的深层结构，是中国文化“观物取象”、整体思维、主体思维的符号化结晶。深入理解这一点，认真研究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弄懂语言多样性背后的文明逻辑。

（节选自申小龙《中文量词的“情绪价值”》，有删改）

材料二：暗示性仿佛是概念的影子，常常躲在概念的背后，我们不留心就不会察觉它的存在。敏感而有修养的诗人们正在于能认识语言形象中一切潜在的力量，把这些潜在的力量与概念中的意义交织组合起来，于是成为丰富多彩、一言难尽的言说。它在不知不觉之中影响着我们，它之富于感染性启发性者在此，它之不落于言筌者也在此。而“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却正是具有着一般“木头”“木料”“木板”等的影子，这潜在的形象常常影响着我们会更多地想起了树干，而很少会想到了叶子，因为叶子原不是属于木质的，“叶”因此常被排斥到“木”的疏朗的形象以外去，这排斥也就是为什么会暗示着落叶的缘故。

……

“木”不但让我们容易想起树干，而且还会带来“木”所暗示的颜色性。树的颜色，即就树干而论，一般乃是褐绿色，这与叶也还是比较相近的。至于“木”呢，那就说不定，它可能是透着黄色，而且在触觉上它可能是干燥的而不是湿润的。我们所习见的门闩、棍子、桅杆等，就都是这个样子，这里带着“木”字的更为普遍的性格。尽管在这里“木”是作为“树”这样一个特殊概念而出现的，而“木”的更为普遍的潜在的暗示，却依然左右着这个形象，于是“木叶”就自然而然有了落叶的微黄与干燥之感，它带来了整个疏朗的清秋的气息。

（节选自林庚《说“木叶”》）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盛唐气象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朝气蓬勃，而朝气蓬勃也是盛唐时代的性格。盛唐气象是思想感情，也是艺术形象，在这里思想性与艺术性获得了高度统一。有人认为，只有揭露黑暗才是有思想性的作品，这是不全面的，应该说属于人民的作品才是有思想性的作品，而属于人民的作品不一定总是描述黑暗。如屈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离骚》，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是强烈追求理想、追求光明，很少具体描述黑暗面。作者究竟是带着更多黑暗的重压，还是带着更多光明的展望来歌唱，这在形象上是不同的，这事实上正是一个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盛唐气象正是歌唱了人民喜爱的正面的东西，反映了时代中人民力量的高涨，这是盛唐气象所具有的时代性格特征。它是属于人民的，是与黑暗力量、保守势力相敌对的，这就是它的思想性。

盛唐时代是一个统一的时代，是一个生活和平、繁荣发展的时代，它不同于战国时代，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的惊险变化，因此在性情上也就更为平易开朗。《楚辞》比《国风》复杂得多、曲折得多，而唐诗与《国风》更为接近，这一深入浅出而气象蓬勃的风格，正是盛唐诗歌所独有的。

李白的《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如果单从字面上看，已经是“万古愁”了，感情还不沉重吗？然而正是这“万古愁”才够得上盛唐气象，才能说明它与“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气象可以匹敌，有着联系，才能说明盛唐的诗歌高潮比陈子昂的时代更为气象万千。我们如果以为“白发三千丈”“同销万古愁”仅仅是说愁之多、愁之长，也还是停留在字面之上，更深入理解，会发现这个形象的充沛饱满，这才是盛唐气象真正的造诣。

李煜《虞美人》中“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也是说愁多、愁长，也是形象的名句；然而这个形象绝不是盛唐气象，它说愁多、愁长，却说得那么可怜；它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与“黄河之水天上来”，在形象上简直是无法比拟的全然不同的境界。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也是典型的盛唐气象。盛唐气象是饱满的、蓬勃的，正因其生活的每个角落都是充沛的，它夸大到“白发三千丈”时不觉得夸大，它细小到“一片冰心在玉壶”时不觉得细小；正如一朵小小的蒲公英，也耀眼地说明了整个春天的世界。它玲珑透彻而仍然浑厚，千愁万绪而仍然开朗，它带来了如太阳一般丰富而健康的美学上的造诣，这就是历代向往的属于人民的盛唐气象。

盛唐气象是中国古典诗歌造诣的理想，因为它鲜明、开朗、深入浅出；那飞动的形象、丰富的想象、饱满的情绪，使得思想性与艺术性在这里统一为丰富无尽的言说。这也就是传统上誉为“浑厚”的盛唐气象的风格。

（摘编自林庚《盛唐气象》）

材料二：

唐朝继隋之后，经过太宗贞观之治，加速了南北文化的交融。南朝的“文”装点了北朝的“质”，北朝的“质”充实了南朝的“文”，“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一种融合了南北文化之长、与唐帝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相适应的新文化达到了成熟的地步。盛唐气象正是这种富有深厚内涵的新文化的升华。

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都会，居住着许多外国的王侯、供职于唐朝的外国人、留学生、求法僧，外国的音乐家、舞蹈家、美术家，以及大量外来的商贾，至于外国的使臣更是络绎不绝。在宗教方面，佛教之外，伊斯兰教、祆教、景教和摩尼教也都得以流行。音乐、舞蹈、美术等方面的交流也给盛唐社会注入新的气息。中外文化的交流，打开了盛唐人的眼界，开阔了他们的胸襟，这对气象的形成无疑起了积极作用。

无法想象，在一个民生凋敝、战乱频仍、国家分裂的时代会有什么气象可言。关于盛唐经济繁荣的局面，文献不乏记载。“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元结《问进士》》“四方丰稔，百姓殷富……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郑綮《开天传信记》）从中宗神龙元年到玄宗天宝十四载，短短的五十年间，唐朝人口增幅达40%，人均粮食达到700斤。

在安定的局面下，儒、释、道三教得以并用，思想界出现比较自由的气氛。在思想比较自由的气氛中，诗人们可以从各方面汲取营养。李白信道，杜甫尊儒，王维崇佛。他们的不同信仰，对于形成各自的诗歌风格起了重要的作用。

唐朝实行抑制门阀士族的政策，以科举取士，打破了门阀士族垄断政治的局面，使大批中下层庶族文人登上政治舞台。与此同时，文化也从少数士族文人手中转移到中下层庶族文人手中。这批在唐朝建国后成长起来的新人，有丰富的生活阅历，比较了解社会的实际、政治的利弊和民生的疾苦。他们有抱负、有见识、有能力，敢于冲破旧的藩篱开拓新的局面。盛唐文化实际上主要是这批新人创造出来的，盛唐气象也就是这批新人的气象。

（摘编自袁行霈《盛唐诗歌与盛唐气象》）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吴均的《答柳恽》说：“秋月照层岭，寒风扫高木。”这里用“高树”是不是可以呢？当然也可以。曹植的《野田黄雀行》就说：“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这也是千古名句，可是这里的“高树多悲风”却并没有落叶的形象，而“寒风扫高木”则显然是落叶的景况了。前者正要借满树叶子的吹动，表达出像海潮一般深厚的不平，这里叶子越多，感情才越饱满；而后者却是一个叶子越来越少的局面，所谓“扫高木”者岂不正是“落木千山”的空阔吗？然则“高树”则饱满，“高木”则空阔，这就是“木”与“树”相同而又不同的地方。“木”在这里要比“树”更显得单纯，所谓“枯桑知天风”这样的树，似乎才更近于“木”；它仿佛本身就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这正是“木”的第一个艺术特征。

要说明“木”字何以会有这个特征，就不能不触及诗歌语言中暗示性的问题。这暗示性仿佛是概念的影子，常常躲在概念的背后，我们不留心就不会察觉它的存在。敏感而有修养的诗人们正在于能认识语言形象中一切潜在的力量，把这些潜在的力量与概念中的意义交织组合起来，于是成为丰富多彩、一言难尽的言说。它在不知不觉之中影响着我们，它之富于感染性启发性者在此，它之不落于言筌者也在此。而“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却正是具有着一般“木头”“木料”“木板”等的影子，这潜在的形象常常影响着我们会更多地想起了树干，而很少会想到了叶子，因为叶子原不是属于木质的，“叶”因此常被排斥到“木”的疏朗的形象以外去，这排斥也就是为什么会暗示着落叶的缘故。而“树”呢？它是具有繁茂的枝叶的，它与“叶”都带有密密层层浓荫的联想。所谓“午阴嘉树清圆”（周邦彦《满庭芳》），这里如果改用“木”字就缺少“午阴”更为真实的形象。然则“树”与“叶”的形象之间不但不相排斥，而且是十分一致的。也正因为它们之间太多的一致，“树叶”也就不会比一个单独的“叶”字多带来一些什么，在习于用单音词的古典诗歌中，因此也就从来很少见“树叶”这个词了。至于“木叶”呢，则全然不同。

（摘编自林庚《说“木叶”》）

材料二：

刘勰《文心雕龙·隐秀》篇：“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刘勰所谓词外之情即言外之意，这两句话可以说最简明扼要地概括了诗的语言的本质。中国传统诗论和传统哲学爱讲“言不尽意”“言有尽而意无穷”，这恰恰是重视诗的语言不同于一般非诗的语言的表现，恰恰说明了诗的语言乃是以说出的东西暗示出未说出的“无穷之意”。如果语言根本不能表意，那还有什么诗的艺术可言呢？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所以也特别重视发挥语言的诗性，重视用诗的语言表达无穷之意。

诗的语言不能像平常说话或科学的逻辑论证那样铺陈展开，它要求用尽量少的语言表达尽量多的内涵，所谓“言约旨远”“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为了要含蓄不露，暗示较大的未说出的东西的空间，诗中的言辞一定要量少而含金量大，否则，就成为无诗意的散文了。王力先生曾以杜甫《春日忆李白》中的两联为例具体说明了诗的语言的这一特征：“例如杜甫的《春日忆李白》中两联：‘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若依散文的语法看，这四句话是不完整的，但是诗人的意思已经完全表达出来了。李白的诗，清新得像庾信的诗一样，俊逸得像鲍照的诗一样。当时杜甫在渭北（长安），李白在江东，杜甫看见了暮云春树，触景生情，就引起了甜蜜的友谊的回忆来。这个意思不是很清楚吗？假如增加一些字，反而令人感到是多余的了。”

（摘编自张世英《语言的诗性与诗的语言》）

材料三：

诗的多义性与词汇学上所谓词的多义性有相通的地方，诗歌可以借助词的多义性以取得多义的效果，然而它们并不是一回事。

按照词汇学的解释，词义是客观事物或现象在人们意识中的概括的反映，是由使用这种语言的群体在使用过程中约定俗成的。由于语言中词的数量有限，不可能一对一地表示复杂的客观事物和现象，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多义词。然而，不管一个词有多少种意义，这些意义都是确定的，可以在词典里一一注明。而且这些意义都是社会性的，为社会所公认的。而诗的多义性与词汇学上所说的词的这种多义性不同。诗人不仅要运用词语本身的各种意义来抒情状物，还要艺术地驱使词语以构成诗的形象，在读者头脑中唤起种种想象和联想，激起种种情感的波澜。诗人写诗的时候往往运用艺术的手法，部分地强调着或者改变着词语的意义，赋予它们以诗的情趣，使一个本来具有公认的、确定的意义的词语，带上复杂的意味和诗人主观的色彩。而读者在读诗的时候，他们的想象、联想和情感，以及呈现在他们脑海里的形象，虽然离不开词义所规定的范围，却又因人因时而有所差异。生活经验、思想境界、心理气质和文艺修养互不相同的读者，对同一句诗或一句诗中同一词语的意义，可以有不同的体会。同一读者在不同的时候读同一首诗，体会也不完全一样。可见，诗歌的多义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一首含义丰富的诗歌，好像一颗多面体的宝石，从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到光的不同折射和色的不同组合。

另外，在词汇学里讲词的多义性，是把同一个词在不同语言环境中的不同意义加以总结，指出它的本义和引申义。如果孤立地看，一个词固然有多种意义，但在具体的时候，一般说来，一次只用其一种意义，歧义是一般情况下使用语言时需要特别避免的毛病。但是在诗歌里，恰恰要避免词义的单一化，总是尽可能地使词语带上多种意义，以造成广泛的联想，取得多义的效果。中国古典诗歌的耐人寻味，就在于这种复合的作用。“诗无达诂”这句话，如果理解为诗是不能解释的，那么这句话当然是错误的。如果从诗的多义性上理解，这句话倒也不无道理，由于中国古典诗歌具有多义性，读诗的时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们有不同的体会和理解，这是很自然的。

（摘编自袁行霈《中国古典诗歌的多义性》）

中国建筑的“文法”

梁思成

一个民族的建筑有它自己的构造规则或组合方式，如同语言的“文法”。中国建筑就具有特殊的“文法”。

我们的祖先在选择了木料之后逐渐了解了木料的特长，创始了骨架结构初步方法——中国系统的“梁架”。这以后他们发现了木料性能上的弱点。当水平的梁枋将重量转移到垂直的立柱时，在交接的地方会产生极强的剪力，那里梁就容易折断。于是他们用许多斗形木块的“斗”和臂形短木的“拱”，将上面的梁枋托住，使它们的重量一层一层递减集中到柱头上来。梁柱间过渡部分的结构减少了剪力，消除了梁折断的危机。这是一种“文法”，而斗、拱、梁、枋、椽、檩、楹柱、棂窗等，就是主要的“语汇”了。

斗和拱组合而成的组合物，近代叫做“斗拱”。至迟在春秋时代，斗拱已很普遍地应用。它不仅可以承托梁枋，而且可以承托出檐，增加檐向外挑出的宽度。《孟子》里就有“榱题数尺”之句，意思说檐头出去之远。这种结构同时也成为梁间檐下极美的装饰。可能在唐以前，斗拱本身各部已有标准的比例尺度，但要到宋代，我们才确实知道斗拱结构各种标准的规定。全座建筑物中无数构成材料的比例尺度都以一个拱的宽度作度量单位，以它的倍数或分数来计算。宋时把每一构材的做法，把天然材料修整加工到什么程度的曲线，榫卯如何衔接等都规格化了，形成了类似“文法”的规矩。

中国建筑的“文法”还包括关于砖石、墙壁、门窗、油饰、屋瓦等方面，称做“石作做法”“小木作做法”“彩画作做法”和“瓦作做法”等。

屋顶属于“瓦作做法”。它是中国建筑中最显著、最重要、庄严无比、美丽无比的一部分。瓦坡的曲面，翼状翘起的檐角，檐前部的“飞椽”和承托出檐的斗拱，给予中国建筑以特殊风格和无可比拟的杰出姿态，这都是内中木构使然，因为坡的曲面和檐的曲线，都是由于结构中的“举架法”的逐渐垒进升高而成。盖顶的瓦，每一种都有它的任务，有一些是结构上必需的部分，略加处理便同时成为优美的瓦饰，如瓦脊、脊吻、重脊、脊兽等。

油饰本是为保护木材而用的。在这方面中国工匠充分地表现出创造性。他们使用各种颜色在梁枋上作妍丽繁复的彩绘，但主要的却用属于青绿系统的“冷色”而以金为点缀，所谓“青绿点金”。柱和门窗则只用纯色的朱红或黑色的漆料。这样，建筑物直接受光面同檐下阴影中彩绘斑斓的梁枋斗拱，更多了反衬的作用，加强了檐下的艺术效果。

至于建筑物之间的组合，即对于空间的处理，我们的祖先更是表现了无比的智慧。院落组织是中国建筑在平面上的特征，无论是住宅、官署、寺院、宫廷、商店、作坊，都是由若干主要建筑物，如殿堂、厅舍，加以附属建筑物，如厢耳、廊庑、院门、围墙等周绕联络而成一院，或若干相连的院落。这种庭院事实上是将一部分户外空间组织到建筑范围以内。这样便适应了居住者对于阳光、空气、花木的自然要求，供给生活上更多方面的使用，增加了建筑的活泼和功能。数千年来，无论贫富，在村镇或城市的房屋没有不是组成院落的。一样，在一个城市部署方面，我们祖国的空间处理同欧洲系统的不同，主要也是在这种庭院的应用上。

这种“词汇”和“文法”到底是什么呢？归根说来，它们是从世世代代的劳动人民在长期建筑活动的实践中所累积的经验中提炼出来的，经过千百年的考验，而普遍地受到承认而遵守的规则和惯例。它是智慧的结晶，是劳动和创造成果的总结。它不是一人一时的创作，它是整个民族和地方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下的产物。

由这“文法”和“词汇”组织而成的这种建筑形式，既经广大人民所接受，为他们所承认、所喜爱，虽然原先是从木材结构产生的，但它们很快地就越过材料的限制，同样运用到砖石建筑上去，以表现那些建筑物的性质，表达所要表达的情感。这说明为什么在中国无数的建筑上都常常应用原来用在木材结构上的“词汇”和“文法”。这条发展的途径，中国建筑和欧洲希腊、罗马的古典建筑体系，乃至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建筑体系是完全一样的，所不同者，是那些体系很早就舍弃了木材而完全代以砖石为主要材料。在中国，则因很早就创造了先进的科学的梁架结构法，把它发展到高度的艺术和技术水平，所以虽然也发展了砖石建筑，但木框架同时也被采用为主要结构方法。这样的框架实在为我们的新建筑的发展创造了无比有利的条件。

在这里，我打算提出一个各民族的建筑之间的“可译性”的问题。

如同语言和文学一样，为了同样的需要，为了解决同样的问题，乃至为了表达同样的情感，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时代是可以各自用自己的“词汇”和“文法”来处理它们的。简单的如台基、栏杆、台阶等等，所要解决的问题基本上是相同的，但许多民族创造了许多形式不同的台基、栏杆和台阶。例如热河普陀拉的一个窗子，就与无数文艺复兴时代窗子的“内容”完全相同，但是各用不同的“词汇”和“文法”，用自己的形式把这样一句“话”说出来了。又如天坛皇穹宇与罗马的布拉曼提所设计的圆亭子，虽然大小不同，基本上是同一体裁的“文章”。又如罗马的凯旋门与北京的琉璃牌楼，巴黎的一些纪念柱与我们的华表，都是同一性质，同样处理的市容点缀。这许多例子说明各民族各有自己不同的建筑手法，建筑出来各种各类的建筑物，如同不同的民族使用不同的文字所写出来的文学作品和通俗文章一样。

我想知道上帝怎样创造了这个世界，对这样或那样的具体现象我不太感兴趣。我想知道世界的内在规律，其余则是细枝末节。

——爱因斯坦

童年的两件趣事极大地丰富了我对世界的理解力，并且引导我走上成为一个理论物理学家的历程。

……

童年时的第二件事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八岁时曾听过一个故事，此后它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记得我的中学老师给班里讲了一个已故伟大科学家的故事。他们极其崇敬地讲到他，称他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他们说很少有人能够理解他的思想，但是他的发现却改变了整个世界和我们周围的一切。我不理解他们想告诉我们的许多东西，但是最使我对此人感兴趣的是他未能完成自己的伟大发现就撒手人寰。他们说他多年潜心于这个理论，但是他死之后，他的未完成的论文仍然摆放在他自己的办公桌上。

我被这个故事迷住了。对于一个孩子，这是很神秘的。他未完成的工作是什么？他桌上论文的内容是什么？什么问题可能会如此难以解决而又非常重要，值得如此伟大的科学家把他的有生之年花费在这种研究之中？由于好奇，我就决定学习我能学到的关于爱因斯坦的一切以及他未完成的理论。我记得，我花了好多时间静静阅读我能够找到的关于这个伟人和他的理论的每一本书。这种记忆到现在仍然温暖如春。我读完当地图书馆的书之后，就开始在全市搜寻图书馆和书店，急切地查找有关线索。不久我就知道这个故事比任何神秘谋杀故事更加激动人心，也比我曾想象的任何事情都重要。我决定要对这一秘密刨根究底，纵然为此而必须成为一名理论物理学家也在所不辞。

不久，我就知道爱因斯坦未完成的论文就是他企图构造的所谓的统一场论。这个理论能解释所有的自然规律，从细小的原子到浩瀚的星系。然而，作为一个孩子，我却不能理解，畅游在茶园池水中的鲤鱼和爱因斯坦桌上未完成的论文可能存在着某种联系。对于用更高的维数可能是解决统一场论的关键这一点我不理解。

后来，在高中阶段，我看完了许多地方图书馆中这方面的书，并且常常造访斯坦福大学的物理学图书馆。在那里，我发现爱因斯坦的工作使一种称之为反物质的新型物质成为可能。这种物质的作用形式与普通物质一样，但与普通物质接触之后它们将会湮没，并且猛然释放出能量。我也知道科学家已经建造了一些大型仪器，或者说是“原子对撞机”，这种仪器可以在实验室里产生微量的这种奇异物质，即反物质。

年轻人的一个优点就是不会由于世俗的约束而畏葸不前，而这种约束对于大多数成年人而言通常似乎又很难超越。没有考虑所要涉及的困难，我就开始着手建立我自己的原子对撞机。

首先，我购买了少量的钠22，然后我建造了一个云室。紧接着，我找遍周边地区大量的电子仓库，装配必须的硬件设备，在我的车间建造一个230万电子伏特的电子感应加速器，这个加速器完全有能力产生一束反电子。为了产生电子感应加速器所必需的巨大磁场，我说服我的父母亲让他们帮助我在我读高中的那个学校的足球场中缠绕22英里（1英里=1.61千米）长的钢线。

当最后建成时，这个300磅重、6千瓦的电子感应加速器耗掉了我屋子中所产生的每一点能量。当我接通它后，通常总是烧断每一根保险丝，屋子变得漆黑一团。在屋子周期性陷入黑暗的同时，妈妈常常在摇头。（我想，妈妈对于她不能有一个在棒球场或篮球场玩耍、反而有一个在汽车间建造一架巨大的电子仪器的儿子而困惑不解。）使我感到欣慰的是，仪器成功产生了比地磁场强两万多倍的磁场，而这正是加速一束电子所必需的。

（节选自人教版必修3加来道雄《一名物理学家的教育历程》）

【双调】大德歌·冬景^①

关汉卿

雪粉华，舞梨花，再不见烟村四五家。

密洒堪图画。看疏林噪晚鸦。

黄芦掩映清江下，斜缆着钓鱼艖^②。

【注】①大德：元成宗年号。此曲是关汉卿晚年漂泊在外时所作。②艖：木筏，小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