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但这个成就的取得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从文学史上说，西方很早就出现了史诗，而中国却没有史诗。《诗经》的《大雅》中就有反映周民族历史的诗歌，《生民》《公刘》《大明》等记载了周民族源起、发展的重要事件。但它们是祭歌，属于赞美歌的性质，叙事、描写只是粗陈梗概。如周武王伐殷攻取天下，其中战争场面在史诗中是可以写得有声有色的，但在《大明》中只用了短短的十四句就结束了。这表明中国的诗歌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抒情的道路，而不是叙事的道路。

就文学史而言，这的确是很大的损失，并且没有含有神话的悲剧和史诗，古代神话保留下来的自然也就较少。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得到是什么呢？那就是以十五国风为代表的抒情传统。

中国长篇叙事诗因此也出现得很晚，而且数量不多。即便有一些叙事诗，篇幅也不算长。西方的叙事诗动辄千行、几卷，而在中国，《长恨歌》就算是长的了，也不过一百二十行而已。中国真正可算是长篇叙事诗的作品到了明代才有，那就是鼓词和弹词。鼓词大多叙述历史兴亡、战争之事，弹词写爱情故事的多一些，也有写历史故事的，如《二十一史弹词》。鼓词、弹词都采用弹唱的形式。可是这类长篇叙事诗，篇幅越长，故事情节越多，诗意也就越少，只是具备了诗的形式而已，其实质是小说。可见中国的故事多是在小说发达以后才大量成长起来的。唐人的传奇几乎是不入戏曲的，这说明小说发展了叙事的特长，才带来了丰富的人物故事情节，于是才有了戏剧和长篇叙事诗。而小说又总是晚出的，中国如此，欧洲也是如此。不同之处在于，西方的诗歌在小说出现之前承担了一部分叙事的使命，而中国的诗歌一开始就以抒情为中心，等到小说发达时，抒情诗的传统早已充分发展，诗的国度也早已形成。

从这里，可以得出怎样的结论呢？这就是：中国的诗歌是依靠抒情的特长而存在和发展的，并不因为缺少叙事诗，诗坛就不繁荣。相反，正因为走了抒情的道路，中国才成为诗的国度。从文学史来说，付出的代价是无法补偿的，但就诗歌来说，这个路子走对了。

（摘编自林庚《漫谈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借鉴》）

材料二：

中国古典诗歌以抒情为核心的艺术特质，并非偶然形成，而是深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是民族文化心理、审美追求与表达习惯共同孕育的结果。这一传统历经三千年积淀，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成为“诗的国度”最鲜明的标识，也与中国诗歌自源头便确立的抒情道路形成深度呼应。

中华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理念，是抒情传统形成的核心文化根基。中国人历来主张人与自然的相融相通，不将自然视为单纯的客观客体，而是将其作为情感的投射载体。诗人见草木荣枯而感人生起落，观星月流转而念故土亲朋，借山水风物抒发内心情志，如《诗经》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以杨柳的柔婉牵出离别之绪；屈原《离骚》中“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以香草的芳洁喻自身的高洁。这种“物我相融”的表达，让诗歌的抒情摆脱了直白的宣泄，转而成为情景交融的含蓄抒写，也让抒情成为中国诗歌最自然的表达选择。

儒家的“诗教”思想，为抒情传统赋予了社会与精神内涵。《毛诗大序》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将诗歌的抒情与个人志向、社会民情相联结，主张诗歌不仅要抒发个人情感，更要“观风俗，知得失”。从《国风》中反映民间疾苦的怨叹，到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济世情怀，再到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的家国之思，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始终与时代、社会、民生紧密相连，形成了“寄情于志”的抒情特质。这种抒情并非囿于个人悲欢，而是兼具个人情志与家国情怀，让诗歌的抒情传统拥有了厚重的精神内核。

而中华民族含蓄内敛的文化心理，也塑造了诗歌抒情的表达风格。中国人历来崇尚“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境界，不主张情感的直露表达，而是追求“意在言外”的含蓄之美。这种心理反映在诗歌创作中，便形成了借景抒情、托物言志、比兴见意等多样的抒情手法。如李商隐的“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以朦胧的意象抒写复杂的身世之叹与相思之苦，情感藏于物象之后，需读者细细品味方能领会，这正是含蓄抒情的典型体现，也让中国诗歌的抒情更具韵味与张力。

时至今日，这一抒情传统并未因时代变迁而消亡，反而在当代得到了新的延续与发展。当代诗人依然以自然为载体、以含蓄为风格，抒写当代人的生活体验与情感追求；古典诗歌中的抒情意象、抒情手法，也被融入歌词、散文、短视频文案等当代表达之中。从《经典咏流传》中被重新谱曲的古典诗词，到当代文学中借山水抒怀的文字，抒情传统始终在以新的形式焕发生机。

（摘编自叶嘉莹《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与抒情》）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①古人所谓意象，尽管有种种不同的用法，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必须呈现为象。那种纯概念的说理，直抒胸臆的抒情，都不能构成意象。因此可以说，意象赖以存在的要素是象，是物象。

②物象是客观的，它不依赖人的存在而存在，也不因人的喜怒哀乐而发生变化。但是物象一旦进入诗人的构思，就带上了诗人主观的色彩。这时它要受到两方面的加工：一方面，经过诗人审美经验的淘洗与筛选，以符合诗人的美学理想和美学趣味；另一方面，又经过诗人思想感情的化合与点染，渗入诗人的人格和情趣。经过这两方面加工的物象进入诗中就是意象。诗人的审美经验和人格情趣即意象中那个意的内容。因此可以说，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

③一个物象可以构成意趣各不相同的许多意象。由“云”所构成的意象，例如“孤云”带着贫士幽人的孤高，陶渊明《咏贫士》：“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杜甫《幽人》：“孤云亦群游，神物有所归。”“暖云”则带着春天的感受，如罗隐《寄渭北徐从事》：“暖云慵堕柳垂条，骢马徐郎过渭桥。”“停云”却带着对亲友的思念，如陶渊明《停云》：“霭霭停云，濛濛时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同一个物象，由于融入的情意不同，所构成的意象也就大异其趣。

④诗人在构成意象时，可以夸张物象某一方面的特点，以加强诗的艺术效果，如“白发三千丈”“黄河之水天上来”。也可以将另一物象的特点移到这一物象上来，如：“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这些诗都写到“心”，心本来不能离开身体，但李白的“愁心”却托给了明月，杜甫的“故园心”却系在了孤舟上。这些意象都具有了“心”原来并不具备的性质。

⑤诗人在构成意象时，还可以用某一物象为联想的起点，创造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李贺诗中的牛鬼蛇神大多属于这一类，火炬都是明亮的，李贺却说“漆炬迎新人”，阴间的一切都和人间颠倒着。“忆君清泪如铅水”，铅泪，世间也不存在。但既然是金铜仙人流的泪，那么当然可以是铅泪了。

⑥总之，物象是意象的基础，而意象却不是物象的客观的机械的模仿，从物象到意象是艺术的创造。

⑦在中国古典诗歌特别是近体诗和词里，意象可以直接拼合，无须中间的媒介。起连接作用的虚词，如连词、介词可以省略，因而意象之间的逻辑关系不很确定。一个意象接一个意象，一个画面接一个画面，有类似电影蒙太奇的艺术效果。一首诗从字面看是词语的联缀，从艺术构思的角度看则是意象的组合。如欧阳修的《蝶恋花》，它写少妇的孤独迟暮之感，其中有这样三句：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

⑧“门掩”和“黄昏”之间省去了关联词，它们的关系也是不确定的。可以理解为黄昏时分将门掩上（因为她估计今天丈夫不会回来了）。也可以理解为将黄昏掩于门外。又可以理解为：在此黄昏时分，将春光掩于门内，关住春光使它不要离去。或许三方面的意思都有，诗人本不想把读者的想象固定在一处，我们也就不必把它讲死。反正那少妇有一个关门的动作，时间又是黄昏，而这个动作正表现了她的寂寞、失望和惆怅。

⑨其他如“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这一类例子不胜枚举。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虽然可以直接拼合，意象之间似乎没有关联，其实在深层上却互相钩连着，只是那起连接作用的纽带隐蔽着，并不显露出来。这就是前人所谓峰断云连，辞断意属。也就是说，从象的方面看去好像是孤立的，从意的方面寻找却有一条纽带。这是一种内在的、深层的联系。意象之间似离实合，似断实续，给读者留下许多想象的余地和进行再创造的可能，因此读起来便有一种涵咏不尽的余味。

⑩例如杜甫的“钩帘宿鹭起，丸药流莺啭”，王安石奉为五字之楷模。它的好处就在于意象之间离合断续的关系。“钩帘”和“宿鹭起”一写自己，一写宿鹭，表面看来没有联系，其实不然。这是同时发生的两个动作，当诗人卷起帘子并把它钩上的时候，看到宿鹭飞起。也许是钩帘时惊动了宿鹭，也许不是。但帘的钩起和鹭的飞起难道没有一点类似的联想吗？“丸药”和“流莺啭”似乎也不相干，其实不然。诗人一边团药丸一边听到莺啼，团药丸时的触觉和莺啼圆啭的听觉，也有一点类似，表面看来互相孤立的意象，在深层的意义上就这样互相沟通着。四个意象看似零散，却因“钩帘”触发“鹭起”，“丸药”伴衬“莺啭”，瞬间构建出“人在屋中、景在窗外”的互动场景，让生活化细节与自然意趣无缝融合，勾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恬淡意境，像一幅留白充足的水墨画，清幽又耐品。

（节选自袁行霈《认识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有删改）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语言不可避免地要有概括作用或抽象作用。外界事物呈现无穷的细节，都可以反映到人的脑子里来，可是语言没法儿丝毫不漏地把它们全都表现出来，不可能不保留一部分，放弃一部分。比如现实世界的苹果有种种大小、种种颜色、种种形状、种种口味，语言里的“苹果”却只能概括所有苹果的共同属性，放弃各个苹果的特殊属性。概括之中还有概括，“水果”比“苹果”更概括，“食品”比“水果”更概括，“东西”比“食品”更概括。每一种语言都有一些这样高度概括的字眼，如“东西、事情、玩意儿”“做、干、搞”等等。

单词是这样，语句也是这样。比如“布鞋”，这里不光有“布”的意义、“鞋”的意义，这是字本身的意义；还有“是一种鞋而不是一种布”的意义，这是靠字序这种语法手段来表示的意义；还有“用……做成的……”的意义，这是在概括的过程中被放弃了的那部分意义。像“谢幕”那样的字眼，就放弃了很多东西，只抓住两点，“谢”和“幕”。说是“放弃”，并不是不要，而是不明白说出来，只隐含在里边。比如“苹果”，并不指一种无一定大小、颜色、形状、口味的东西；同样，“布鞋”“谢幕”也都隐含着某些不见于字面的意义。语言的表达意义，一部分是显示，一部分是暗示，有点儿像打仗，占据一点，控制一片。

暗示的意义，正因为只是暗示，所以有可能被推翻。比如说到某一位作家，我说“我看过他三本小说”，暗含着是看完的，可要是接着说，“都没有看完”，前一句暗示的意义就被推翻了。暗示的意义甚至能完全脱离显示的意义。比如“谁知道”，有时候是照字面讲（“谁知道？请举手”），有时候却等于“我不知道”（“你说他会不会同意？”“谁知道！”）。修辞学上所说“比喻”“借代”“反语”等等，都是这种“言在此而意在彼”的例子。就因为暗示的意义不太牢靠，所以法令章程所用的语言尽量依靠显示，尽量减少暗示，防备坏人钻空子。与此相反，诗的语言比一般语言更多地依赖暗示，更讲究简练和含蓄。

有时候暗示的意义可以跟显示的意义不一致而同时并存——一般是分别说给同时在场的两个人听的，这就是所谓一语双关。《芦荡火种》第九场刁德一审问沙奶奶，叫阿庆嫂去劝她供出新四军伤病员转移的地址。阿庆嫂对沙奶奶说：“你说呀。一说出来，不就什么都完了吗？”这里的“什么”，在刁德一听来，指的是沙奶奶如果不说就要面临的灾难；在沙奶奶听来，指的是伤病员的安全。

以上讲的都是语言本身的意义。我们说话的时候还常常有这种情形：有一部分意义是由语言传达的，还有一部分意义是由环境补充的。比如听见隔壁屋子里有人说“刀！”，你就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是刀”，或者“刀找着了”，或者“拿刀来”，或者“给你刀”，或者“小心刀”，或者别的什么。这种表达本身有歧义，只有环境能够决定它是什么意思。

总之，在人们的语言活动中出现的意义是很复杂的。有语言本身的意义，有环境给予语言的意义；在语言本身的意义之中，有字句显示的意义，有字句暗示的意义。这种种情况从前人也都知道，所以才有“言不尽意”“意在言外”“求之于字里行间”这些个话。

语言的确是一种奇妙的、神通广大的工具，可又是一种不保险的工具。听话的人的了解和说话的人的意思不完全相符，甚至完全不相符的情形是常常会发生的。语言的地面是坎坷不平的。说话的人，尤其是写文章的人，要处处为听者和读者着想，竭力把话说清楚，不要等人家反复推敲。听者和读者要用心体会，不望文生义，不断章取义，不以辞害意。

（摘编自吕叔湘《语文常谈》）

材料二：

诗歌语言的暗示性是中国诗歌特有的，我们熟知的“柳”“南浦”“圆月”等意象都具有强烈的暗示性，带着独特的审美意蕴。如果把意象的字面义比作一轮明月，那么，暗示性就如轮外圆晕，晕外霞光，其浓淡大小随人、随时、随地而不同，变化莫测。

一般而言，暗示性与外在形象相关。有时只是单纯的外部形状、色彩等直接带来某种暗示性，如“柳”能代表春天的美好和情感的深切，这都与柳枝柔美绵长的形象相关；“鹧鸪”之所以常与离愁别绪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它的啼声听起来像“行不得也哥哥”，极容易唤起人们的羁旅愁绪；“月”能让人产生悲欢离合的感触，让人生发思念之情，象征高贵的品格，这些都与它的形象有关。但是，暗示性更多地存在于形象与人的思想感情的某种复杂隐微的相似中，或者说，产生于人的主观感情的对象化中。如“松柏”的后凋给人以铮铮铁骨的联想，“夕阳”的短暂易逝给人以美好将尽的感伤，“鸿雁”的南来北往给人以相思的抚慰……这种微妙的联系不是一时的，不是间断的，而是千百年来人们共同认可的，有着悠久传统的、渗入中国人基因的文化因子，是物象与心意的交融，是浪漫的中国诗。

暗示性语言的主要功能在于联想，它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学命题。宋代姜夔认为：“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善者也。”（《白石道人诗说》）正所谓“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欧阳修《六一诗话》）。因此，在诗歌鉴赏中，不仅要玩味语言的言内义，还要关注语言以外的意义。

（摘编自任改霞《依依之柳，唯美多情——诗歌语言暗示性的多元解读》）

①

②

③

④

从前有个笑话：有个富翁，左邻是铜匠，右邻是铁匠，成天叮叮咚咚吵得厉害。富翁备了一桌酒席，对他俩说：“请你们都搬家，离开现在的住处。”他们都答应了。赶到两家都搬过之后，叮叮咚咚还是照旧，原来是左边的搬到了右边，右边的搬到了左边。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唐代丝路沿线人文遗存与文人活动、文学创作与文化传播的关系研究，可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唐至北宋丝路沿线的各类遗存古迹对文人活动、文学创作与文化传播的影响。从共时性角度看，又可将此线路切分为三个单元。首先，关中古迹群对文人活动与文学创作的影响。关中古迹众多，其中尤以宫殿、帝陵和宗教遗迹最为有名。宫殿巨丽，与赋之精神相合，其中尤以杜牧《阿房宫赋》最为有名。这些赋作所书写的阿房宫、未央宫、大明宫等宫殿群的历史记忆或现实观照均属唐人的盛世文学书写范畴，包举天地之心，并烛见时代礼治精神。华清宫与兴庆宫则因白居易《长恨歌》在宫殿政治意蕴书写之外，展现出其浪漫唯美的一面。秦汉以来，长安迭为帝都，京城为帝陵环拥，形成别具特色的陵寝文化和陵邑文学圈，游离于京城与地方之间，成就了诸多诗人丰富的内在生命体验。华山、终南山是关中久负盛名的山川，与帝都在空间上形成巨大的张力。王维、李白、杜甫、韩愈等卓绝一代的大诗人在内心对其充满复杂感情，并借此成为他们叩问仙道与天人关系的重要载体和思考人生进退出处的重要场所。其次，河西走廊人文遗存的文学写作。“陇头”是河西走廊上最具影响的文学意象，由于其在人文地理层面富有特殊价值，故使“陇头诗”成为唐诗中的重要题材，也成为中国文学中征人、游子思乡恋家的精神寄托。就其内涵而言，书写内容主要包括边塞战事、征人思乡、大漠风光、陇头风俗等，分别展现出苍凉、悲壮和豪迈三种情感，体现了古代士人对待“家”与“国”的矛盾心理和忠孝观念的碰撞，并最终使其经典化为中国文学写作中的重要意象。最后，西域古迹群对文人活动与文学创作也有重要影响。西域辽阔，民族众多，文化多元。丝绸之路在天山南北两麓共分三条道路向西通行，也因此形成了西域文学创作的绿洲化，体现出交通路线的分异与文学创作和传播的差异。此外，唐代诗歌中大量存在着有关西域的地名、人物、器皿、民俗等，许多诗人都先后有从军西域的经历，但长期以来学界关注的焦点还主要停留在材料发掘与整理层面，而缺乏对其背后机制、关系的深入挖掘，这或许是日后此方面研究的重要抓手。

而另一方面，文学文本又具有主观性，表达出文本作者所理解的地方意义。英国学者迈克·克朗认为，“文学作品不能被视为对地方的简单描述，我们可借助文学作品了解人们想象中的地方……这些充满想象的描述可使读者认识到一个地方独特的风情或特色。由于人们可从各种媒介了解到不同的地方，所以多数人对一个地方的了解在亲眼所见之前就已经形成了”，所以人们透过对这些作品的阅读，可以读出作者对某一特定空间地域之地方性的理解。基于此点可知，唐代文人创作受到丝路沿线人文遗存的潜在影响和制约时，千万个行走其地的文学家也以作品或行动影响着丝绸之路的文学内涵。首先，再现地方典型的景观。例如轮台这一地名，汉“轮台”位于天山之南，而唐时治所则位于天山之北，汉唐轮台县治的巨大差异和唐代前后期统治区域的伸缩，使“轮台”在唐代文学的前后期创作中成为一个悲喜俱存的地理符号和文学意象。其次，文学写作重构丝路遗失的地方文化。楼兰是汉代丝路上的一个邦国，后为黄沙所掩，但唐人却通过反复吟咏书写“楼兰”，最终借助想象与回忆，建构起诗文中的“楼兰”意象，展现出对汉代国力强盛、英雄辈出的崇拜，体现出唐人强烈的功名意识、进取精神和对战争的态度与评价。

（摘编自王伟《丝路人文遗存与唐代文学的西域书写》）

材料二：

西域文化丰富了唐代诗歌创作的内容，西域风光、歌舞、人物、服饰、用具都进入唐代诗人的视野。岑参的70多首边塞诗出现“沙碛、沙、碛”37次，“轮台”18次，“火山”11次，“白草”11次，“热海”4次，“雪海”3次，“胡虏”29次。他两次西北军幕供职，活动地域广阔，超过以往任何一位边塞诗人。这样的经历决定了他的诗中对西域地名多有记录。沟通与防御成为西域历史文化产生时代差异的驱动力。战争与和平成为唐代西域诗歌的两大主题。在战争主题之下，唐代西域诗歌意象主要表现为辽阔苍茫、严寒冰冻、萧瑟荒凉、苍凉悲壮的特点。

从总体上看，边塞诗的战地风光描写，陌生事物出现的多，熟悉的东西相对少些。写入陌生事物使作品带有奇异、浪漫的色彩，熟悉的因素出现诗中则增加亲切感。二者各具艺术魅力，彼此补充，相得益彰。陌生的事物是诗人在边塞才见到的，故冠以“胡”“虏”等字。边塞诗中汉和胡、虏对举的句子，往往都是把熟悉和陌生的两类事物加以比较。“弓弦抱汉月，马足践胡尘”“胡霜如剑锷，汉月似刀环。”汉月是熟悉的事物，胡尘、胡霜则属于陌生类。“蒸沙砾石然虏云，沸浪突波煎汉月。”《天山歌送萧治归京》：“能兼汉月照银山，复逐胡风过铁关。”“汉月垂乡泪，胡沙费马蹄。”和虏云、胡风、胡沙相对的都是汉月，前三者作为陌生事物出现，汉月则是作者熟悉的对象。以熟悉的意象写陌生的环境，表达的是心理定势与对家乡的眷恋；在熟悉与陌生的比较中，以倍增其哀乐。

（摘编自郭院林《唐诗中的西域意象及其文化意蕴》）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量词是一种对名词进行分类的词，它能够体现事物的形状、功能、材质等特征。量词的本质是事物具象特征类别的范畴化，在这样一个语言维度，不同文化，尤其是中文和英文，有很不相同的做法。

中文的量词采用具象思维。由于事物形象给人的感知姿态万千，因此擅于形象思维的中文，其量词类别十分丰富。例如有个体的量如“个”、集体的量如“双”、部分的量如“些”、容器的量如“壶”、度量的量如“尺”等等。中文量词强调对事物具体特征的捕捉，例如 甲 ，这与中国文化中的观物取象和整体思维传统一脉相承。这种思维区别于西方哲学对抽象范畴的偏好，更注重对现实经验的直观归类。

中文的许多量词都源于名词或形容词的隐喻，例如 乙 ，这种隐喻机制允许量词系统不断扩展，甚至创造临时量词，例如 丙 。中文量词在具象思维中的扩展，还得益于表意汉字的有力支持。一些在口语中并不细分的量词，在汉字书写时，受制于汉字的意象逻辑，对该量词包含的事物形象进一步具象分类，用新的字形创造出新的量词。

英文的量词采用抽象思维。由于英语擅于抽象，它在对事物形象类别的概括中舍弃得太多，所以英语中量词很少，不是piece，就是pair。例如：a piece of paper，a piece of bread，a piece of cake，a pair of trousers，a pair of chopsticks，a pair of bracelet（镯子）。要不索性就用a或an：a film，a hat，a flower。

量词对事物形状、功能和材质的概括，是客观的吗？其实不是。从表面上看，用什么量词是基于客体的样态，然而对客体样态的感受和认知，充满了人的主体意识，因此量词的选择往往在概括中有价值渗透，例如 丁 。量词的主体评价和价值渗透体现了语言对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编码。

中文的量词，我们常常能在它的使用中看出修辞的色彩来，表现出浓厚的主体性；而英文的量词，它的使用只是语法的安排，遵从严格的客体性。显然，中文的量词在范畴概括中决不满足于干巴巴地“白描”事物，更不会机械地单用诸如“不定冠词”去割断事物与主体的关联，而不对事物的形态“感同身受”。量词在英文中是一个冷漠的“白描”单位，在中文里是一个情意修辞单位，它鼓励言说者打破常规搭配，不断赋予语言格物新的活力，创造出“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英文量词带给人们的感觉是简单、直白而清晰的。它们机械、寡淡到几乎可以“视若无睹”。而在复旦大学的“语言与文化”课上，一位同学曾说：“张枣的《镜中》‘登上一株松木梯子’一句，‘一株’这个量词给人带来模糊感，让人觉得这既可能是树又可能是梯子，在模糊中获得了诗意。”

模糊性的确是中文量词的一个文化特征。它通过奇特的隐喻想象，非线性地扩大对事物感知的空间，在天马行空的意识流中凝聚诗意的感悟。这种模糊性并非指代不清，而是通过量词与名词的非常规搭配，在读者脑海中激发起多重意象的叠加与共鸣，从而极大地丰富了语言的意境。

中文擅长将抽象的情感、概念通过具象的量词来“实体化”，使其可感可触。这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立象以尽意”的哲学和美学传统。中文量词的选择往往不是严格的逻辑分类，而是基于形状、质感、动态等感官特征的相似性。这样一种意象思维，善于在不同事物间建立起通感联系，从而使量词的使用具有了西方语言难以想象的辞光声色。中文量词的模糊性显然不是缺陷，而是中文作为一种高度诗性语言的独特魅力所在。它让简单的词句承载了远超字面的丰厚意蕴。

我们把量词的文化考究放到更大的视野中，就会发现，中文和英文的量词虽然有鲜明的二元对立差异，但两种语言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对事物的形貌特征范畴化。这样的范畴化，其实是将事物运动中的某一状态抽象静止，就像“缕”静止了“风”，“斛”静止了“闲愁”。这就将一个在时间中流转的物象空间化了。我们可以说，空间性思维，是中英文量词共有的格物意识。

但同样是空间性思维，英文量词的物象静止“简单粗暴”，具有很强的切割性；而中文量词的物象静止，却尽可能贴近物象的自然形态，为每一种自如的物象“量身定制”专属量词、甚至临时性量词，充分尊重事物独特的自然形态。这就使中文的量词思维将空间性和时间性有机结合起来，时空一体，同时具有了空间性和时间性。

中文量词这诸多的特性，为理解留下了巨大的联想和再创造空间。一个个量词就像一个个开关，激活了中文名词背后潜藏的多重意象网络。情感和诗意就在这意象的叠加与碰撞中，款款而生。中文丰富的量词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语法现象。它植根于汉民族认知模式、历史文化与实践经验的深层结构，是中国文化“观物取象”、整体思维、主体思维的符号化结晶。深入理解这一点，认真研究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弄懂语言多样性背后的文明逻辑。

（节选自申小龙《中文量词的“情绪价值”》，有删改）

材料二：暗示性仿佛是概念的影子，常常躲在概念的背后，我们不留心就不会察觉它的存在。敏感而有修养的诗人们正在于能认识语言形象中一切潜在的力量，把这些潜在的力量与概念中的意义交织组合起来，于是成为丰富多彩、一言难尽的言说。它在不知不觉之中影响着我们，它之富于感染性启发性者在此，它之不落于言筌者也在此。而“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却正是具有着一般“木头”“木料”“木板”等的影子，这潜在的形象常常影响着我们会更多地想起了树干，而很少会想到了叶子，因为叶子原不是属于木质的，“叶”因此常被排斥到“木”的疏朗的形象以外去，这排斥也就是为什么会暗示着落叶的缘故。

……

“木”不但让我们容易想起树干，而且还会带来“木”所暗示的颜色性。树的颜色，即就树干而论，一般乃是褐绿色，这与叶也还是比较相近的。至于“木”呢，那就说不定，它可能是透着黄色，而且在触觉上它可能是干燥的而不是湿润的。我们所习见的门闩、棍子、桅杆等，就都是这个样子，这里带着“木”字的更为普遍的性格。尽管在这里“木”是作为“树”这样一个特殊概念而出现的，而“木”的更为普遍的潜在的暗示，却依然左右着这个形象，于是“木叶”就自然而然有了落叶的微黄与干燥之感，它带来了整个疏朗的清秋的气息。

（节选自林庚《说“木叶”》）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盛唐气象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朝气蓬勃，而朝气蓬勃也是盛唐时代的性格。盛唐气象是思想感情，也是艺术形象，在这里思想性与艺术性获得了高度统一。有人认为，只有揭露黑暗才是有思想性的作品，这是不全面的，应该说属于人民的作品才是有思想性的作品，而属于人民的作品不一定总是描述黑暗。如屈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离骚》，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是强烈追求理想、追求光明，很少具体描述黑暗面。作者究竟是带着更多黑暗的重压，还是带着更多光明的展望来歌唱，这在形象上是不同的，这事实上正是一个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盛唐气象正是歌唱了人民喜爱的正面的东西，反映了时代中人民力量的高涨，这是盛唐气象所具有的时代性格特征。它是属于人民的，是与黑暗力量、保守势力相敌对的，这就是它的思想性。

盛唐时代是一个统一的时代，是一个生活和平、繁荣发展的时代，它不同于战国时代，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的惊险变化，因此在性情上也就更为平易开朗。《楚辞》比《国风》复杂得多、曲折得多，而唐诗与《国风》更为接近，这一深入浅出而气象蓬勃的风格，正是盛唐诗歌所独有的。

李白的《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如果单从字面上看，已经是“万古愁”了，感情还不沉重吗？然而正是这“万古愁”才够得上盛唐气象，才能说明它与“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气象可以匹敌，有着联系，才能说明盛唐的诗歌高潮比陈子昂的时代更为气象万千。我们如果以为“白发三千丈”“同销万古愁”仅仅是说愁之多、愁之长，也还是停留在字面之上，更深入理解，会发现这个形象的充沛饱满，这才是盛唐气象真正的造诣。

李煜《虞美人》中“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也是说愁多、愁长，也是形象的名句；然而这个形象绝不是盛唐气象，它说愁多、愁长，却说得那么可怜；它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与“黄河之水天上来”，在形象上简直是无法比拟的全然不同的境界。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也是典型的盛唐气象。盛唐气象是饱满的、蓬勃的，正因其生活的每个角落都是充沛的，它夸大到“白发三千丈”时不觉得夸大，它细小到“一片冰心在玉壶”时不觉得细小；正如一朵小小的蒲公英，也耀眼地说明了整个春天的世界。它玲珑透彻而仍然浑厚，千愁万绪而仍然开朗，它带来了如太阳一般丰富而健康的美学上的造诣，这就是历代向往的属于人民的盛唐气象。

盛唐气象是中国古典诗歌造诣的理想，因为它鲜明、开朗、深入浅出；那飞动的形象、丰富的想象、饱满的情绪，使得思想性与艺术性在这里统一为丰富无尽的言说。这也就是传统上誉为“浑厚”的盛唐气象的风格。

（摘编自林庚《盛唐气象》）

材料二：

唐朝继隋之后，经过太宗贞观之治，加速了南北文化的交融。南朝的“文”装点了北朝的“质”，北朝的“质”充实了南朝的“文”，“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一种融合了南北文化之长、与唐帝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相适应的新文化达到了成熟的地步。盛唐气象正是这种富有深厚内涵的新文化的升华。

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都会，居住着许多外国的王侯、供职于唐朝的外国人、留学生、求法僧，外国的音乐家、舞蹈家、美术家，以及大量外来的商贾，至于外国的使臣更是络绎不绝。在宗教方面，佛教之外，伊斯兰教、祆教、景教和摩尼教也都得以流行。音乐、舞蹈、美术等方面的交流也给盛唐社会注入新的气息。中外文化的交流，打开了盛唐人的眼界，开阔了他们的胸襟，这对气象的形成无疑起了积极作用。

无法想象，在一个民生凋敝、战乱频仍、国家分裂的时代会有什么气象可言。关于盛唐经济繁荣的局面，文献不乏记载。“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元结《问进士》》“四方丰稔，百姓殷富……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郑綮《开天传信记》）从中宗神龙元年到玄宗天宝十四载，短短的五十年间，唐朝人口增幅达40%，人均粮食达到700斤。

在安定的局面下，儒、释、道三教得以并用，思想界出现比较自由的气氛。在思想比较自由的气氛中，诗人们可以从各方面汲取营养。李白信道，杜甫尊儒，王维崇佛。他们的不同信仰，对于形成各自的诗歌风格起了重要的作用。

唐朝实行抑制门阀士族的政策，以科举取士，打破了门阀士族垄断政治的局面，使大批中下层庶族文人登上政治舞台。与此同时，文化也从少数士族文人手中转移到中下层庶族文人手中。这批在唐朝建国后成长起来的新人，有丰富的生活阅历，比较了解社会的实际、政治的利弊和民生的疾苦。他们有抱负、有见识、有能力，敢于冲破旧的藩篱开拓新的局面。盛唐文化实际上主要是这批新人创造出来的，盛唐气象也就是这批新人的气象。

（摘编自袁行霈《盛唐诗歌与盛唐气象》）

7 . 阅读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传统诗词中，“浊酒”是一个频繁出现而让人难以忽视的意象。唐诗宋词到明清诗歌再到近代诗歌中，时有“浊酒”出现。何谓“浊酒”，它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有哪些意蕴，在文学的经典化过程中又扮演着什么角色？

农耕时代，随着生产力提高，粮食在满足人们日常饮食需要之外，还有富余。人们在用果子酿酒的基础上，开始用谷物酿酒。用黍和稻等糯性较高的原料，蒸煮，加曲发酵，最后压榨酿造成的谷物酒呈黄色，通常没有经过过滤和沉淀，里面存留部分酒渣，看上去较为浑浊，因此被称为“黄酒”或“浊酒”。在唐诗中，浊酒还有“蚁浮”“浮蚁”“醪”等别称。浊酒酿造工艺简单，相对寡味，一般百姓家庭即可酿造，陆游诗中有“农家腊酒”，即浊酒。与浊酒相对应的是清酒，它由小米、玉米等糯性低的粮食酿制、蒸馏而成，酒精浓度高，糖分少，色泽相对清透，饮用时无须过滤。酿造清酒的工艺复杂，清酒醇香甘洌，价格不菲，在古代通常为贵族享用。

甲骨文时代就有了酒的记载，《周礼》是较早记录浊酒的典籍，《周礼》将酒分为“五齐三酒”，其中的“五齐”是相对于“清酒”而言的“浊酒”。酒最早用于祭祀，随着时代的发展，更多的文化意义附着其上，最后形成一种酒文化。众多文人参与到酒文化的构建和推介过程中，其中，“浊酒”作为一种意象，比起清酒更能代表一种大众趣味和平民气质。诗歌中的“浊酒”意象也更为读者所熟悉，诸多带有“浊酒”意象的诗歌因此成为文学经典而被广泛传播。

最早让“浊酒”一词为人们所重视并不断引用的，应该是陶渊明。陶渊明一生嗜酒，在诗文中多次提到浊酒，如“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己酉岁九月九日》），“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饮酒》）。在陶渊明的诗中，浊酒体现了他安贫乐道的精神追求。

可以说，中国诗酒文化中的“浊酒”意象，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相生相伴。诗人在创作诗文之时，将“浊酒”意象融入其中，从而在文学史的长河中，使得带有“浊酒”气息的诗文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学氛围，既表达一种个人情绪，也呈现一种家国情怀，慢慢发酵进而使得诗文逐渐经典化。个人命运的坎坷、国家命运的起伏，都透过诗歌中的“浊酒”意象得以呈现。个人情绪和家国情怀在一壶浊酒里相逢，酝酿，发酵，最终便凝结成沉郁顿挫的诗文风骨，也淬炼出深厚凝重的家国情怀。而这些文学作品，以酒为纽带，呈现出一种经典的中国美学风格，传承至今，影响深远，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思考。

（摘编《为何是“一壶浊酒”——诗文中的“浊酒”意象》，有删改）

材料二：

在古代诗词中，“酒”这个意象经常出现。酒代表了豪情壮志，代表了羁旅离愁，代表了家国情怀，代表了闲情逸致，代表了孤寂忧愤……酒能抒情，酒能解忧，酒能助兴，酒能会友，酒能壮胆，酒能忘我……

无论是文人墨客、江湖侠客、沙场将士，还是商人旅客、富家豪族，在灵感迸发之时、离别伤感之时、失意落魄之时、豪情万丈之时、喜上眉梢之时、知音畅谈之时，都会有酒相伴。

古人饮的酒，大多是浊酒。魏晋时期的名士嵇康淡泊名利，隐逸山中不愿出仕，好友山涛劝他做官，嵇康便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说：“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嵇康以此表明自己不贪慕荣华富贵，有简单的物质享受，能够和亲人安享天伦之乐即可。

浊酒是一种普通的酒，质量不是很好，简单易做，价格便宜。因而浊酒成了物质生活简单的象征，古代文人在古诗词中用“浊酒”这个意象来表现自己不同的志趣和品质。“浊酒”这个意象，一可以用来抒发身处困境的悲壮情怀，二可以用来反映文人并不因为浊酒普通而减少雅致意趣的开阔心境，三可以用来寄托高洁品质和慨叹美好不再，等等。

（摘编《“浊酒”——在诗词中所蕴含的情感》）

材料三：

写酒的古诗文中，情感蕴含最丰富、使用最频繁的意象非“浊酒”莫属。

早在《诗经》中已出现被视为浊酒的“醴”，如“曾孙维主，酒醴维醹”，“酒”指清酒，“醴”即色浊味重的甜酒，二者用于接待宾客和祭祀，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至西汉，邹阳《酒赋》中曰：“清者圣明，浊者顽騃……庶民以为欢，君子以为礼。”酒之清浊在被赋予政治意味时，也有了贵贱之别。曹魏时期，有以“清酒”为圣人、“浊酒”为贤人的称呼。

嵇康将“浊酒”“弹琴”并举，意在表达傲世避俗之志趣。后人仰慕魏晋风流，文士表达风流自赏时，亦以琴酒为标物。因“浊酒”只是竹林名士言说志趣的媒介，并未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所以嵇康之浊酒在后世并未产生经典化的影响。

自杜甫的《登高》出世后，浊酒成为后世诗词曲抒写风尘旅思、家愁国恨的常用意象，首先要归因于杜甫的文学地位和文化影响自宋以后日趋走高；其次，也与杜甫《登高》一诗在明清时备受关注和推崇有关。虽然学人对其尾联评价不一，或讥其卑弱，惜其板对，或曰“结凄壮”（何焯《义门读书记》），但这种争议客观上更加扩大了诗句的流传和影响。

（摘编自《说“浊酒”》）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吴均的《答柳恽》说：“秋月照层岭，寒风扫高木。”这里用“高树”是不是可以呢？当然也可以。曹植的《野田黄雀行》就说：“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这也是千古名句，可是这里的“高树多悲风”却并没有落叶的形象，而“寒风扫高木”则显然是落叶的景况了。前者正要借满树叶子的吹动，表达出像海潮一般深厚的不平，这里叶子越多，感情才越饱满；而后者却是一个叶子越来越少的局面，所谓“扫高木”者岂不正是“落木千山”的空阔吗？然则“高树”则饱满，“高木”则空阔，这就是“木”与“树”相同而又不同的地方。“木”在这里要比“树”更显得单纯，所谓“枯桑知天风”这样的树，似乎才更近于“木”；它仿佛本身就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这正是“木”的第一个艺术特征。

要说明“木”字何以会有这个特征，就不能不触及诗歌语言中暗示性的问题。这暗示性仿佛是概念的影子，常常躲在概念的背后，我们不留心就不会察觉它的存在。敏感而有修养的诗人们正在于能认识语言形象中一切潜在的力量，把这些潜在的力量与概念中的意义交织组合起来，于是成为丰富多彩、一言难尽的言说。它在不知不觉之中影响着我们，它之富于感染性启发性者在此，它之不落于言筌者也在此。而“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却正是具有着一般“木头”“木料”“木板”等的影子，这潜在的形象常常影响着我们会更多地想起了树干，而很少会想到了叶子，因为叶子原不是属于木质的，“叶”因此常被排斥到“木”的疏朗的形象以外去，这排斥也就是为什么会暗示着落叶的缘故。而“树”呢？它是具有繁茂的枝叶的，它与“叶”都带有密密层层浓荫的联想。所谓“午阴嘉树清圆”（周邦彦《满庭芳》），这里如果改用“木”字就缺少“午阴”更为真实的形象。然则“树”与“叶”的形象之间不但不相排斥，而且是十分一致的。也正因为它们之间太多的一致，“树叶”也就不会比一个单独的“叶”字多带来一些什么，在习于用单音词的古典诗歌中，因此也就从来很少见“树叶”这个词了。至于“木叶”呢，则全然不同。

（摘编自林庚《说“木叶”》）

材料二：

刘勰《文心雕龙·隐秀》篇：“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刘勰所谓词外之情即言外之意，这两句话可以说最简明扼要地概括了诗的语言的本质。中国传统诗论和传统哲学爱讲“言不尽意”“言有尽而意无穷”，这恰恰是重视诗的语言不同于一般非诗的语言的表现，恰恰说明了诗的语言乃是以说出的东西暗示出未说出的“无穷之意”。如果语言根本不能表意，那还有什么诗的艺术可言呢？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所以也特别重视发挥语言的诗性，重视用诗的语言表达无穷之意。

诗的语言不能像平常说话或科学的逻辑论证那样铺陈展开，它要求用尽量少的语言表达尽量多的内涵，所谓“言约旨远”“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为了要含蓄不露，暗示较大的未说出的东西的空间，诗中的言辞一定要量少而含金量大，否则，就成为无诗意的散文了。王力先生曾以杜甫《春日忆李白》中的两联为例具体说明了诗的语言的这一特征：“例如杜甫的《春日忆李白》中两联：‘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若依散文的语法看，这四句话是不完整的，但是诗人的意思已经完全表达出来了。李白的诗，清新得像庾信的诗一样，俊逸得像鲍照的诗一样。当时杜甫在渭北（长安），李白在江东，杜甫看见了暮云春树，触景生情，就引起了甜蜜的友谊的回忆来。这个意思不是很清楚吗？假如增加一些字，反而令人感到是多余的了。”

（摘编自张世英《语言的诗性与诗的语言》）

材料三：

诗的多义性与词汇学上所谓词的多义性有相通的地方，诗歌可以借助词的多义性以取得多义的效果，然而它们并不是一回事。

按照词汇学的解释，词义是客观事物或现象在人们意识中的概括的反映，是由使用这种语言的群体在使用过程中约定俗成的。由于语言中词的数量有限，不可能一对一地表示复杂的客观事物和现象，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多义词。然而，不管一个词有多少种意义，这些意义都是确定的，可以在词典里一一注明。而且这些意义都是社会性的，为社会所公认的。而诗的多义性与词汇学上所说的词的这种多义性不同。诗人不仅要运用词语本身的各种意义来抒情状物，还要艺术地驱使词语以构成诗的形象，在读者头脑中唤起种种想象和联想，激起种种情感的波澜。诗人写诗的时候往往运用艺术的手法，部分地强调着或者改变着词语的意义，赋予它们以诗的情趣，使一个本来具有公认的、确定的意义的词语，带上复杂的意味和诗人主观的色彩。而读者在读诗的时候，他们的想象、联想和情感，以及呈现在他们脑海里的形象，虽然离不开词义所规定的范围，却又因人因时而有所差异。生活经验、思想境界、心理气质和文艺修养互不相同的读者，对同一句诗或一句诗中同一词语的意义，可以有不同的体会。同一读者在不同的时候读同一首诗，体会也不完全一样。可见，诗歌的多义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一首含义丰富的诗歌，好像一颗多面体的宝石，从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到光的不同折射和色的不同组合。

另外，在词汇学里讲词的多义性，是把同一个词在不同语言环境中的不同意义加以总结，指出它的本义和引申义。如果孤立地看，一个词固然有多种意义，但在具体的时候，一般说来，一次只用其一种意义，歧义是一般情况下使用语言时需要特别避免的毛病。但是在诗歌里，恰恰要避免词义的单一化，总是尽可能地使词语带上多种意义，以造成广泛的联想，取得多义的效果。中国古典诗歌的耐人寻味，就在于这种复合的作用。“诗无达诂”这句话，如果理解为诗是不能解释的，那么这句话当然是错误的。如果从诗的多义性上理解，这句话倒也不无道理，由于中国古典诗歌具有多义性，读诗的时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们有不同的体会和理解，这是很自然的。

（摘编自袁行霈《中国古典诗歌的多义性》）

中国建筑的“文法”

梁思成

一个民族的建筑有它自己的构造规则或组合方式，如同语言的“文法”。中国建筑就具有特殊的“文法”。

我们的祖先在选择了木料之后逐渐了解了木料的特长，创始了骨架结构初步方法——中国系统的“梁架”。这以后他们发现了木料性能上的弱点。当水平的梁枋将重量转移到垂直的立柱时，在交接的地方会产生极强的剪力，那里梁就容易折断。于是他们用许多斗形木块的“斗”和臂形短木的“拱”，将上面的梁枋托住，使它们的重量一层一层递减集中到柱头上来。梁柱间过渡部分的结构减少了剪力，消除了梁折断的危机。这是一种“文法”，而斗、拱、梁、枋、椽、檩、楹柱、棂窗等，就是主要的“语汇”了。

斗和拱组合而成的组合物，近代叫做“斗拱”。至迟在春秋时代，斗拱已很普遍地应用。它不仅可以承托梁枋，而且可以承托出檐，增加檐向外挑出的宽度。《孟子》里就有“榱题数尺”之句，意思说檐头出去之远。这种结构同时也成为梁间檐下极美的装饰。可能在唐以前，斗拱本身各部已有标准的比例尺度，但要到宋代，我们才确实知道斗拱结构各种标准的规定。全座建筑物中无数构成材料的比例尺度都以一个拱的宽度作度量单位，以它的倍数或分数来计算。宋时把每一构材的做法，把天然材料修整加工到什么程度的曲线，榫卯如何衔接等都规格化了，形成了类似“文法”的规矩。

中国建筑的“文法”还包括关于砖石、墙壁、门窗、油饰、屋瓦等方面，称做“石作做法”“小木作做法”“彩画作做法”和“瓦作做法”等。

屋顶属于“瓦作做法”。它是中国建筑中最显著、最重要、庄严无比、美丽无比的一部分。瓦坡的曲面，翼状翘起的檐角，檐前部的“飞椽”和承托出檐的斗拱，给予中国建筑以特殊风格和无可比拟的杰出姿态，这都是内中木构使然，因为坡的曲面和檐的曲线，都是由于结构中的“举架法”的逐渐垒进升高而成。盖顶的瓦，每一种都有它的任务，有一些是结构上必需的部分，略加处理便同时成为优美的瓦饰，如瓦脊、脊吻、重脊、脊兽等。

油饰本是为保护木材而用的。在这方面中国工匠充分地表现出创造性。他们使用各种颜色在梁枋上作妍丽繁复的彩绘，但主要的却用属于青绿系统的“冷色”而以金为点缀，所谓“青绿点金”。柱和门窗则只用纯色的朱红或黑色的漆料。这样，建筑物直接受光面同檐下阴影中彩绘斑斓的梁枋斗拱，更多了反衬的作用，加强了檐下的艺术效果。

至于建筑物之间的组合，即对于空间的处理，我们的祖先更是表现了无比的智慧。院落组织是中国建筑在平面上的特征，无论是住宅、官署、寺院、宫廷、商店、作坊，都是由若干主要建筑物，如殿堂、厅舍，加以附属建筑物，如厢耳、廊庑、院门、围墙等周绕联络而成一院，或若干相连的院落。这种庭院事实上是将一部分户外空间组织到建筑范围以内。这样便适应了居住者对于阳光、空气、花木的自然要求，供给生活上更多方面的使用，增加了建筑的活泼和功能。数千年来，无论贫富，在村镇或城市的房屋没有不是组成院落的。一样，在一个城市部署方面，我们祖国的空间处理同欧洲系统的不同，主要也是在这种庭院的应用上。

这种“词汇”和“文法”到底是什么呢？归根说来，它们是从世世代代的劳动人民在长期建筑活动的实践中所累积的经验中提炼出来的，经过千百年的考验，而普遍地受到承认而遵守的规则和惯例。它是智慧的结晶，是劳动和创造成果的总结。它不是一人一时的创作，它是整个民族和地方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下的产物。

由这“文法”和“词汇”组织而成的这种建筑形式，既经广大人民所接受，为他们所承认、所喜爱，虽然原先是从木材结构产生的，但它们很快地就越过材料的限制，同样运用到砖石建筑上去，以表现那些建筑物的性质，表达所要表达的情感。这说明为什么在中国无数的建筑上都常常应用原来用在木材结构上的“词汇”和“文法”。这条发展的途径，中国建筑和欧洲希腊、罗马的古典建筑体系，乃至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建筑体系是完全一样的，所不同者，是那些体系很早就舍弃了木材而完全代以砖石为主要材料。在中国，则因很早就创造了先进的科学的梁架结构法，把它发展到高度的艺术和技术水平，所以虽然也发展了砖石建筑，但木框架同时也被采用为主要结构方法。这样的框架实在为我们的新建筑的发展创造了无比有利的条件。

在这里，我打算提出一个各民族的建筑之间的“可译性”的问题。

如同语言和文学一样，为了同样的需要，为了解决同样的问题，乃至为了表达同样的情感，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时代是可以各自用自己的“词汇”和“文法”来处理它们的。简单的如台基、栏杆、台阶等等，所要解决的问题基本上是相同的，但许多民族创造了许多形式不同的台基、栏杆和台阶。例如热河普陀拉的一个窗子，就与无数文艺复兴时代窗子的“内容”完全相同，但是各用不同的“词汇”和“文法”，用自己的形式把这样一句“话”说出来了。又如天坛皇穹宇与罗马的布拉曼提所设计的圆亭子，虽然大小不同，基本上是同一体裁的“文章”。又如罗马的凯旋门与北京的琉璃牌楼，巴黎的一些纪念柱与我们的华表，都是同一性质，同样处理的市容点缀。这许多例子说明各民族各有自己不同的建筑手法，建筑出来各种各类的建筑物，如同不同的民族使用不同的文字所写出来的文学作品和通俗文章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