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对报告文学纪实性的认识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以往研究者将人脑视作一台录像机，作者的观察与书写过程就是对客观存在对象的真实记录：“拍摄” 和无剪辑播放过程。事实上，即便是 “拍摄”，一开始也是建立在作者过往经验与感性冲动、理性思考的综合作用之下，无法实现纯然的客观。因此，作者无论如何努力让自己保持纯然中立，都很难摆脱其再现的只是部分真实的情况。但首先要肯定的是，报告文学的书写对象必须是客观存在物。这是一切讨论的基础和前提。只是客观存在物一旦经过人脑就无法保持纯粹的客观，或者说，真人真事便有了各种不同的客观形态。

以往研究者强调报告文学书写者要坚守书写真人真事的底线，要查阅资料并进行多方采访，但忽略了多数情况下所谓 “真人真事” 往往是经过当事者或相关人士的主观回忆。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真实不是固化、一成不变的，‘即时性’与‘回忆性’的错位，也使散文不可能在绝对的意义上做到‘完全真实’。” 散文书写如此，报告文学亦是如此。无论如何强调真实性与纪实性，报告文学也是一种 “回忆性文体”。只是散文书写者往往自身就是书写内容的回忆者，而报告文学书写者与回忆者常常由多人构成。首先，充当报告文学回忆者身份的便是受访者，且通常不止一个。受访者讲述的是记忆中的事件与人物，与作为客观存在的 “真人真事” 之间难免存在偏差。这种偏差受到主客、内外多方面因素影响。即便是受访者亲历的事件，在其接受采访时，事件的真相也已成为回忆，经历了一系列编码、存储、提取、解码和口述等复杂的心理活动过程。有的甚至是受访者极力想忘记的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不能将对经验真实或经验记忆的关注限定于受访群体，书写者的经验记忆也不容忽视。换言之，书写者的书写过程是再现主观选择和构思后的报告对象的过程。首先，书写主体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主观经验出发，发现报告对象的不同之处或值得报道的角度；其次，对各种资料从梳理和查证，再到书写，书写者进行的是一种不断回忆、寻找事件发展逻辑的心理和思维活动。因此，书写者最终呈现的 “事实” 必然带有主观意识。

一般说来，报告文学必须综合 “文学的真实” 和 “历史的真实”。“文学的真实” 是作者经由个人理解与体悟后，提出的由诠释与批判构成的价值体系；“历史的真实” 是资料与个人体验的真实性。虽然报告文学的取材不像散文那般都与作者有直接关联，或来源于作者个人的生活经历，但报告文学书写者面对事件本身和访问记录、相关资料时，其个人经验的浮现和对书写对象的 “干预” 是建立在自身已有的经历记忆，以及对经历总结后的情意记忆和理性认知记忆基础上的。与此同时，书写主体将受访者的记忆内化后呈现，既是受访者记忆的再记忆过程，也是从口头文化向书面文化的过渡，或者说是从体化实践向刻写实践过渡的过程。就书写主体层面来说，报告文学是受访者记忆与书写主体记忆的交织，融合得越真实就越像真实，也符合二者的经验真实。在多数报告文学作品中，书写者并不刻意隐瞒受访者作为回忆者身份的事实。即便书写者以事件发生的自然顺序，以明确的时间和场景描写不断强化文本的现场感，读者也十分清楚作品的回忆性。就此而言，报告文学的回忆性质也存在于文体的本质特征中。

文学作品中都不乏回忆书写，但虚构文学偏重建立文学的真实感，非虚构文学侧重于确立历史的真实性。宇文所安在分析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时明确指出 “诗意不在于记起的场景，不在于记起它们的事实”，而是通过语词 “使失落的痛苦凝聚成形，可是又做出想要掩盖它们的模样”。这种 “欲盖弥彰”，增强了诱惑力。简言之，诗歌艺术并不着意于回忆的具体内容，而是强调回忆营造的朦胧的、间接的和情感性的氛围，最终指向情感共鸣，这是诗歌艺术独特的魅力。报告文学的回忆场景则是开门见山，绝不含糊。书写者将文本所欲表达的情感性和思想性直接呈现于具体历史事件与人物，突出报告对象的真实性与明确性。

（摘编自陈想、袁勇麟《纪实与想象：作为记忆书写的报告文学》）

材料二：

报告文学之所以无可替代，在于它与生俱来的求真意志，在于它天然而有效地介入现实的实践性品格，在于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从一个更具宏观性的视野来看，报告文学是现实主义传统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一种文学形态，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典型文体形式。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是如实地表现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如高尔基所言：“对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各种情况，进行真实的赤裸裸的描写，谓之现实主义。” 但这种 “如实地表现” 或 “真实的赤裸裸的描写”，又绝不仅仅是对现实简单、平面、机械地反映或复制，而是要深入社会现象和社会实践中，直面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直面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的诸多可能性，并提出某种更合理的人性参照对象和构建模式，创造出一种崇高的审美理想和精神境界，来照亮通往自由王国的道路，鼓舞人们去创造一个更好更美的世界。报告文学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有着强烈的在场感，不像虚构文学那样，将审美理想建造在一个虚构的或想象的领域里。这种虚构性一旦处理得过于简单、低劣，往往意味着此岸世界的缺席，意味着反映现实、穿透现实的威力大打折扣。尽管报告文学创作同样需要丰富的想象力，但因为它基于现实的土壤，并直面现实的直接实存对象，因而有着更为厚重的、为忧患而坦荡的人文情怀。

（摘编自苏勇《该给报告文学 “补补钙” 了》）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问一：在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后的88年，电影《南京照相馆》的上映再次带领观众重温这段不容抹杀的历史。拍摄这部电影的念头是如何萌生的？

申奥：《南京照相馆》的创作缘起是我对这个题材太有感触。我的姥爷参加过新四军，我从小就听姥爷讲述关于正义与和平的故事。大概12岁的时候，我看了反映南京大屠杀的第一部国产电影《屠城血证》，在心底埋下种子。

问二：《南京照相馆》从一个小切口着手，呈现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的全貌。你们是如何找到这个叙述角度的？

申奥：每次创作我都非常依赖文献、纪录片、回忆录、采访等资料。《南京照相馆》是以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真实罪证影像为载体拍摄的，为此我们搜集了正式出版物、纪录片等大量资料。2024年6月，我和几位主创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调研。尽管此前我们已经了解不少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但真实历史的惨痛令人发指，一次次让我们震惊。我们还参考了华东照相馆、秦淮照相馆这两个原型故事。当时南京有一条街道叫贡院街，秦淮照相馆就在这条街的正当中。那时候，一张照片就是一个家族永远可以流传下去的历史，照相馆可以连接起不同的人群。我个人对胶片也有一份情结所在，相机在我心中有如图腾一般的存在。

问三：全片以七个生活在南京的普通百姓的视角展开，他们最初只为活下去，但面对亲手洗出的罪证，面对日军耀武扬威的暴行、同胞的惨痛遭遇、民族存亡的紧迫，这群小人物做出了每个中国人都会做的选择。为什么要刻画这几个人物？

申奥：我们把主角设定为邮差，从邮差开始讲，对当代人会更有代入感。老金一家，代表在这场战争中受到迫害的千千万万个家庭。反面人物王广海，代表在大时代背景下的投机分子。我们在搜集老照片的时候发现，当时除了抗日标语和海报，出现最多的就是“抓汉奸，杀汉奸”的标语横幅。军警则代表典型的抗战军人。看了那么多历史资料之后，我们发现，在那一辈人身上有一种非常可敬的、崇高的，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就是信念。而大量有信念的普通人并没有在历史课本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南京照相馆》讲述了他们的抗争。

问四：自1987年《屠城血证》上映以来，至今有超过10部相关题材的电影问世。这段历史值得一讲再讲，今天再拍，如何具有当下性，给观众带来新的思考和认知？

申奥：的确，最主要的是与当下的连接。剧本策划看完剧本后，向我提出了一个概念：侵华日军在中国发起的不仅是一场热战，更是一场舆论战、文化战。在那个信息匮乏的年代，一张照片就是一种非常强烈的信号。电影要传递的是，第一要筛选哪些信息是真的，哪些是假的；第二要分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我们在影片中把“朋友”两个字提到很高的维度，并且反复提及。其中一句重要的台词就是，“我们不是朋友”。侵华日军妄图震慑你、战胜你，最终是要奴役你，电影借“朋友”两个字揭露其伪善与欺骗的本质。

问五：你们怎么去处理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

申奥：要平衡二者的关系。我们要体现那一代人的精神和信念。作为电影，一定有戏剧的部分，在艺术上需要个体情绪的爆发和观众在观影情绪上的高潮。要扣人心弦，也要保证绝不能歪曲历史。建组之初，我们要求所有工作人员都以严肃专业的态度面对创作，一定要避免历史虚无主义，避免细节上的纰漏。在我看来，电影是目前传播力度最大、覆盖面最广的艺术媒介。电影作品也是“活”的历史教科书。我们了解一个时代，了解一个时代的人文风貌，最直接的方式是去看看那个时代的电影。

问六：“愤慨、痛心、清醒”……观众用这些词表达自己的观影感受。你希望观众带着怎样的感受走出电影院？”

申奥：好的创作，把虚构的东西拍得像真的一样；不够好的创作，真实也会被拍得像虚构的。我希望这部电影在引发大家的讨论之后，形成一种有凝聚力的精神力量。我们在创作当中一直反复提醒自己，这部电影必须肃穆，必须尊重历史。我希望观众从这部电影受到启发，对真正的历史感兴趣，通过学习和搜集相关资料，主动探寻历史的真相。

问七： ？

申奥：当年国际社会关注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对整个事件的走向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因为国际社会对于日军的施压，才导致南京大屠杀停滞下来。作为创作者，我非常感激当年那些无私奉献的勇士，那些选择留在南京安全区域委员会的外国人。他们是可以选择撤退的，但是他们选择留下来，并且选择记录下来，所以才会有越来越多的影像被找到、被公布。是若干的人组成了这个历史真相，而不只是一个国家的人，或者一个胶卷、一本底片。放到今天来看，我希望这部电影可以让我们与国际上有一个更好的沟通，让更多人清醒地认识到，反法西斯是全人类对于和平的共同期待，和平的成果需要我们共同守护。

（选自《对话<南京照相馆>导演申奥：以真实笔触还原硝烟中的人性群像图》）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已经是旧历四月中旬了，上午四点过一刻，晓星才从慢慢地推移着的淡云里面消去，蜂房般的格子铺里的生物已经在蠕动了。

“拆铺啦！起来！”穿着一身和时节不相称的拷绸衫裤的男子，像生气似地呼喊。“芦柴棒，去烧火！还躺着，猪猡！”

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猪猡”。跟着这种有威势的喊声，在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的空气里面，她们很快地就像被搅动了的蜂窝一般骚动起来。打呵欠，叹气，寻衣服，穿错了别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叫喊，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成人期女孩所共有的那种害羞的感觉，在这些被叫做“猪猡”的生物中间，已经很迟钝了。半裸体地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会公然地在男人面前换衣服。

那男人虎虎地在起得慢一点的“猪猡”身上踢了几脚，回转身来站在不满二尺阔的楼梯上面，向着楼上的另一群生物呼喊：

“揍你的！再不起来？懒虫！等太阳上山吗？”

蓬头、赤脚，一边扣着钮扣，几个睡眼惺忪的“懒虫”从楼上冲下来了。自来水龙头边挤满了人，用手捧些水来浇在脸上。“芦柴棒”着急地要将大锅里的稀饭烧滚，但是倒冒出来的青烟引起了她一阵猛烈的咳嗽。她十五六岁，除了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脚瘦得像芦棒梗一样，于是大家就拿“芦柴棒”当作了她的名字。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问一：在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后的88年，电影《南京照相馆》的上映再次带领观众重温这段不容抹杀的历史。拍摄这部电影的念头是如何萌生的？

申奥：《南京照相馆》的创作缘起是我对这个题材太有感触。我的姥爷参加过新四军，我从小就听姥爷讲述关于正义与和平的故事。大概12岁的时候，我看了反映南京大屠杀的第一部国产电影《屠城血证》，在心底埋下种子。

问二：《南京照相馆》从一个小切口着手，呈现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的全貌。你们是如何找到这个叙述角度的？

申奥：每次创作我都非常依赖文献、纪录片、回忆录、采访等等资料。《南京照相馆》以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真实罪证影像为载体，我们搜集了正式出版物、纪录片等大量资料。2024年6月，我和几位主创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调研。尽管此前我们已经了解不少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但真实历史的惨痛令人发指，一次次让我们震惊。我们还参考了华东照相馆、秦淮照相馆这两个原型故事。当时南京有一条街道叫贡院街，秦淮照相馆就在这条街的正当中。那时候，一张照片就是一个家族永远可以流传下去的历史，照相馆可以串联起很多人群。我个人对胶片也有一份情结所在，相机在我心中有如图腾一般的存在。

问三：全片以七个生活在南京的普通百姓的视角展开，他们最初只为活下去，但面对亲手洗出的罪证，面对日军耀武扬威的暴行、同胞的惨痛遭遇、民族存亡的紧迫，这群小人物做出了每个中国人都会做的选择。为什么要刻画这几个人物？

申奥：我们把主角设定为邮差，从邮差开始讲，对当代人会更有代入感。老金一家，代表在这场战争中受到迫害的千千万万个家庭。反面人物王广海，代表在大时代背景下的投机分子。我们在搜集老照片的时候发现，当时除了抗日标语和海报，出现最多的就是“抓汉奸，杀汉奸”的标语横幅。军警则代表典型的抗战军人。看了那么多历史资料之后，我们发现，在那一辈人身上有一种非常可敬的、崇高的，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就是信念。而大量有信念的普通人并没有在历史课本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南京照相馆》讲述了他们的抗争。

问四：自1987年《屠城血证》上映以来，至今有超过10部相关题材的电影问世。这段历史值得一讲再讲，今天再拍，如何具有当下性，给观众带来新的思考和认知？

申奥：的确，最主要的是与当下的连接。剧本策划看完剧本后，向我提出了一个概念：侵华日军在中国发起的不仅是一场热战，更是一场舆论战、文化战。在那个信息匮乏的年代，一张照片就是一种非常强烈的信号。电影要传递的是，第一要筛选哪些信息是真的，哪些是假的；第二要分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我们在影片中把“朋友”两个字提到很高的维度，并且反复提及。其中一句重要的台词就是，“我们不是朋友”。侵华日军妄图震慑你、战胜你，最终是要奴役你，电影借“朋友”两个字揭露其伪善与欺骗的本质。

问五：你们怎么去处理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

申奥：要平衡二者的关系。我们要体现那一代人的精神和信念。作为电影，一定有戏剧的部分，在艺术上需要个体情绪的爆发和观众在观影情绪上的高潮。要扣人心弦，也要保证绝不能歪曲历史。建组之初，我们要求所有工作人员都以严肃专业的态度面对创作，一定要避免历史虚无主义，避免细节上的纰漏。在我看来，电影是目前传播力度最大、覆盖面最广的艺术媒介。电影作品也是“活”的历史教科书。我们了解一个时代，了解一个时代的人文风貌，最直接的方式是去看看那个时代的电影。

问六：“愤慨、痛心、清醒”……观众用这些词表达自己的观影感受。你希望观众带着怎样的感受走出电影院？

申奥：好的创作，把虚构的东西拍得像真的一样，不够好的创作，真实也会被拍得像虚构的。我希望这部电影在引发大家的讨论之后，形成一种有凝聚力的精神力量。我们在创作当中一直反复提醒自己，这部电影必须肃穆，必须尊重历史。我希望观众从这部电影受到启发，对真正的历史感兴趣，通过学习和搜集相关资料，主动探寻历史的真相。

问七：？

申奥：当年国际社会关注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对整个事件的走向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因为国际社会对于日军的施压，才导致南京大屠杀停滞下来。作为创作者，我非常感激当年那些无私奉献的勇士，那些选择留在南京安全区域委员会的外国人。他们是可以选择撤退的，但是他们选择留下来，并且选择记录下来，才会有越来越多的影像被找到、被公布。是若干的人组成了这个历史真相，而不只是一个国家的人，或者一个胶卷、一本底片。放到今天来看，我希望这部电影可以让我们与国际上有一个更好的沟通，让更多人清醒地认识到，反法西斯是全人类对于和平的共同期待，和平的成果需要我们共同守护。

（选自《人民日报·对话<南京照相馆>导演申奥：以真实笔触还原硝烟中的人性群像图》）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随着《人民文学》等刊物不断推出有关历史或现实的纪实性作品，近些年来，“非虚构写作”开始引人注目。学界广泛热议，试图探讨它的文体边界和特质。所谓“虚构”和“非虚构”，从本质上说，是以“真实”作为区分彼此的标准，而文学上的“真实”是一种艺术真实，不能用纯粹的客观真实来比照。即使是各种非虚构的作品，在经过作家的叙事处理之后，呈现出来的也都是一种艺术上的真实。因此，“非虚构”与其说是一种文体概念，还不如说是一种写作姿态，是作家面对历史或现实的介入性写作姿态。

纵观文坛近年来的“非虚构写作”，其叙事内容主要向两个维度展开：一是沉入历史记忆的深处，主要通过史料的重新发掘、梳理和辨析，揭示各种史海往事的内在真相，或反思某些重要的人物与事件，像陈徒手的《故国人民有所思》、齐邦媛的《巨流河》等；二是置身复杂的现实生活内部，重在对人们关注的一些重要社会现象进行现场式的呈现与思考，如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彼得·海斯勒的《江城》等。无论是回巡历史，还是直面现实，这些作品都体现出一种鲜明的介入性写作姿态。在这类作品中，作家的身影通常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他们时而观察，时而缅想，时而喟叹，时而思考，不断地构建各自的故事，明确地彰显了作家的主体意识。作家们在叙事中的自我介入是直击式的，不是经验转述式的，还通过叙事本身不断强化自身的情感体验、历史质询或真相推断，从而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作品的真实感，使作品体现出一种灵活而开放的审美特征。

“非虚构写作”带着鲜明的问题意识——无论是现实还是历史，作家在选择叙事目标时，都有着某种“跨界”探索的冲动，希望传达文学在审美之外的某些社会学或历史学价值。作为一种介入性的写作，“非虚构写作”既不回避创作主体的主观意图，亦不掩饰作家自己的现场感受和体验，甚至对各种相互抵牾、前后矛盾的史料所作的判断和取舍，都进行如实的交代。这种开放性的写作姿态，表明作家们已不满足于纯粹想象的写作，而更愿意积极地沉入历史或现实内部，直面各种复杂的生存逻辑与伦理秩序，彰显自己的精神姿态和理想作为，也为人们了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独特的审美载体。

“非虚构写作”限制了创作主体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由于过度强调作家自身的所见所闻，或受制于各种既定的史料支撑，在具体叙事中，作家们必须更多地顾及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和常识，必须尊重各种生活应有的内在逻辑，因此，作家的主体意识很难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张扬，也很难拥有像鲁迅所说的“天马行空”式的精神境界，叙事受到特定对象的限制，无法向生活的可能性方向挺进。

（摘编自洪治纲《论非虚构写作》）

材料二：

非虚构写作的具体内容不是凭借一般文学创作中作者的想象，而是立足于真实的现实事件，但这种写作就其实质而言依然是文学，它所具有的本质性特征理所当然地还是审美，而审美则必然对具体的现实形成一种艺术特有的超越。遗憾的是，大多探讨非虚构写作的文章虽然也强调这种写作的文学性，但对此种文学性的探讨分析却主要局限于文学的形式主义艺术特征上，从而对文学之为文学的审美本质或多或少形成一种遮蔽。

近年来，关于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问题成为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洪治纲曾指出：“我们如此热衷于讨论现实主义文学，还不如认真地探讨一下：我们的作家为什么缺少托尔斯泰式的情怀和思想？我们为什么面对现实总是忍气吞声而无法飞翔？说到底，文学终究要以审美的方式击穿现实的表象，回应人类此岸生活的困顿与伤痛，寻找彼岸生存的理想与诗意。如果动辄就将文学弄成一种地方史或山川志之类的东西，看似‘现实主义’了，但它却丧失了文学应有的灵性和诗意，不太可能成为真正优秀的作品。”

文学之所以在纷繁复杂的现实面前丧失了其应该有的担当，不是因为其没有以现实中的真实事件为题材，而是它缺乏超越现实的灵性与诗意以及托尔斯泰式的情怀和思想。虚构性文学如此，非虚构写作亦然。可以说，文学的真实性不仅是虚构写作的核心，也是非虚构写作的关键。

王富仁先生曾指出：“文学的真实性是被心灵感受出来的，而不是被理性认识到的；认识到的文学的真实性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文学的真实性，只有被心灵直感到的真实性才是文学的真实性。”一个最为显著的事例就是2015年阿列克谢耶维奇以其一系列非虚构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委员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言：“她的独创即在于她有能力让人说出他们最痛苦的经历，也在于她的才华，能够把海量的原始素材塑造成各种性格鲜明的人物独白，有着感人肺腑的力量。”心灵感受到的真实依然是通过活生生的具体事物的真实来加以体现的，只是这种真实并不必然建立在现实具体的真实上。

（摘编自晏红《文学的真实性与真实的文学性——关于文学的虚构与非虚构》）

（目睹带工老板虐待芦柴棒等女工后）看着这种饲养小姑娘营利的制度，我禁不住想起孩子时候看到过的船户养墨鸭捕鱼的事了。和乌鸦很相像的那种怪样子的墨鸭，整排地停在舷上，它们的脚是用绳子吊住了的，下水捕鱼，起水的时候船户就在它的颈子上轻轻地一挤！吐了再捕，捕了再吐，墨鸭整天地捕鱼，卖鱼得钱的却是养墨鸭的船户。但是，从我们孩子的眼里看来，船户对墨鸭并没有怎样虐待，而现在，将这种关系转移到人和人的中间，便连这一点儿施与的温情也已经不存在了！

在这千万被饲养者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没有法律，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20世纪的烂熟了的技术、机械、体制和对这种体制忠实服役的16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

黑夜，静寂得像死一般的黑夜，但是，黎明的到来，是无法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首，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

——节选自夏衍《包身工》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已经是旧历四月中旬了，上午四点过一刻，晓星才从慢慢地推移着的淡云里面消去，蜂房般的格子铺里的生物已经在蠕动了。

“拆铺啦！起来！”穿着一身和时节不相称的拷绸衫裤的男子，像生气似地呼喊。“芦柴棒，去烧火！还躺着，猪猡！”

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猪猡”。跟着这种有威势的喊声，在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的空气里面，她们很快地就像被搅动了的蜂窝一般骚动起来。打呵欠，叹气，寻衣服，穿错了别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叫喊，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成人期女孩所共有的那种害羞的感觉，在这些被叫做“猪猡”的生物中间，已经很迟钝了。半裸体地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会公然地在男人面前换衣服。

那男人虎虎地在起得慢一点的“猪猡”身上踢了几脚，回转身来站在不满二尺阔的楼梯上面，向着楼上的另一群生物呼喊：

“揍你的！再不起来？懒虫！等太阳上山吗？”

蓬头、赤脚，一边扣着钮扣，几个睡眼惺忪的“懒虫”从楼上冲下来了。自来水龙头边挤满了人，用手捧些水来浇在脸上。“芦柴棒”着急地要将大锅里的稀饭烧滚，但是倒冒出来的青烟引起了她一阵猛烈的咳嗽。她十五六岁，除了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脚瘦得像芦棒梗一样，于是大家就拿“芦柴棒”当作了她的名字。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对于报告文学来说，读者关心的是事实和真相。作者应该表达自己鲜明的倾向和爱憎，但是必须将其寓于事实之中。作者不能把他的哭泣或欢笑照直地倾吐出来，而是要渗透在、凝结在那使人哭泣或欢笑的形象里。要令读者在字面上看不见他的哭泣或欢笑，但形象本身使读者不能不哭泣，不能不欢笑。只有这样，作品才能充分显示出它的力量。

报告文学要求真实，却又不同于新闻报道。________。和其他文学形式一样，报告文学同样需要展开想象的翅膀，运用适当的表达方式和表现手法。从《包身工》可以看出，夏衍并不因为报告文学强调新闻性而在写作手法上显得拘谨。①他能放开手笔，②灵活地通过具体形象的描写、精辟有力的议论、细腻感人的抒情等表达方式，③借助比喻、借代等修辞手法，④生动地描绘包身工的生活，⑤使人们读来，⑥即使感到真实可信，又牵动神魄。

我国的报告文学是在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发展起来的。此后其数量虽然逐渐增多。但多数作品是新闻的成分多，文学的意味少；直观的报道多，睿智的探究少。直到《包身工》发表后，才让报告文学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包身工》在题材与主题方面都有新的开拓，艺术水平也达到当时报告文学前所未有的高度，因而标志着报告文学这一新兴文体在我国已发展到成熟的程度。周立波当时曾热情赞扬道：“夏衍的《包身工》是今年关于产业工人的一篇材料丰富、情真意挚的报告文学，在报告文学刚刚萌芽、工人文学非常缺乏的现在，它有双重的巨大的意义。”作为我国报告文学的第一块基石，《包身工》是（     ）的。

记者要采写出有较高新闻价值的新闻，就要注意选择新闻角度。但现实中，有些记者在采写新闻时，不顾事件本身的性质，把心思放在揣摩编辑的心理上，投其所好定角度；有些记者采访的事件无个性、无特点，千篇一律，是“你用我用大家用”的角度；有些记者采用想当然的做法，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到别人的身上；还有些记者则完全不顾及事件自身的内在联系，不顾及事件与事件之间的有机联系，表面看来好似在对事件进行挑选，实则却是对事实进行歪曲，夸大甚至虚构。

中华环保世纪行2019年宣传活动6月11日在京启动。从1993年开始的中华环保世纪行主题宣传活动，是影响广泛、社会关注的“老品牌”，为推动我国环境与生态保护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本年度宣传活动分三个阶段组织媒体记者分别赴长江沿线的省份进行深入的采访报道，并邀请牵头提出过相关议案建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参加，对采访活动给予指导并接受媒体采访。据了解，中华环保世纪行2019年宣传活动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牵头，中宣部、生态环境部等10多个部门共同主办，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台等多家新闻媒体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