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之父”高锟

2009年10月6日凌晨3点，美国硅谷一座公寓里响起电话铃。对方说从瑞典打来，有个教授要与高锟先生通话。几分钟后，一年一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即将公布。高锟仍是睡眼惺忪，“什么？我！啊，很高兴的荣誉呢！”说完倒头大睡。

发表那篇著名论文《为光波传递设置的介电纤维表面波导管》——亦即光纤通信诞生之日——十年后，1976年，高锟拿到人生中第一个奖项——莫理奖。奖杯是一个水晶碗，以前被拿来装火柴盒，现在则盛满了贝壳，放在书柜上。十多年前的一张行星命名纪念证书，还贴在车库墙上，正下方是换鞋凳。最倒霉的是1979年爱立信奖奖牌，料想是被打扫房子的女工顺走了……爱立信奖颁奖礼规格与诺贝尔奖相当。

1959年激光发明，令人们开始畅想激光通信的未来，但实际研究困难重重。此时高锟就职于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设于英国的标准通讯实验室，他坚信激光通信的巨大潜力，潜心研究，致力于寻找足够透明的传输介质。

妻子黄美芸难以忘怀，那段时间高锟很晚回家，年幼的子女经常要在餐桌前等他吃饭，他哄她：“别生气，我们现在做的是非常振奋人心的事情，有一天它会震惊全世界的。”专家们起初认为，材料问题无法逾越。33岁的高锟在论文中提出构想，“只要把铁杂质的浓度降至百万分之一，可以预期制造出在波长0.6微米附近损耗为20dB/km的玻璃材料”，这一构想一开始并未引起世界关注。几年间，面对各种质疑，高锟不仅游说玻璃制造商制造“纯净玻璃”，更远行世界各地推广这一构想。1976年，第一代45Mb/s光纤通信系统建成，如今铺设在地下和海底的玻璃光纤已超过10亿公里，足以绕地球2.5万圈，并仍在以每小时数千公里的速度增长。

二创造力的火花早在生命萌芽期就不时闪现。高锟在上海度过15岁前的时光，晚上有私塾老师教他四书五经，白天则在霞飞路上的顶级贵族学校接受西式教育。西式学校透出的自由民主科学气息深深影响到了童年时的高锟。高锟幼年时就对科学充满兴趣，最热衷化学实验，曾自制灭火筒、焰火、烟花、晒相纸，经手的氰化物号称“足以毒害全城的人”。危险实验被叫停，他转而又迷上无线电，组装一部有五六个真空管的收音机不在话下。

1948年举家迁往香港，先是考上预科留英，工作后辗转英美德诸国，一步步走向世界。他说：“是孔子的哲学令我成为一名出色的工程师”，童蒙时期不明所以背诵的那句“读书将以穷理，将以致用也”，启发他独立思考，也让他受惠终生。

1987年，他被遴选为香港中文大学第三任校长，自认使命就是“为师生缔造更大发展空间”。他觉得，教职员只要有独立思想，就有创造性。面对学生抗议也是如此。一次，高锟正要致辞，有学生爬上台，扬起上书“两天虚假景象，掩饰中大衰相”的长布横额遮盖校徽，扰攘十多分钟后才被保安推下台。典礼后，一位记者问：“校方会不会处分示威的同学？”他平静地说：“处分？我为什么要处分他们？他们有表达意见的自由。”

三从中大退休后，63岁的高锟不甘寂寞，成立高科桥光纤公司，继续科研之路。《科学时报》记者采访他，接过的名片上只写着公司主席兼行政总裁的称谓，全无院士等荣誉称号——他曾先后当选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海外会员、英国工程学会会员、美国国家工程院会员、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问他何故，他笑笑说，“这就是在搞科技产业化。”

谦谦蔼蔼，光华内蕴。“教授就是任谁都可以向他发脾气的那种人”许多接触过高锟的人都这么说。黄美芸晚年评价高锟是“一个有着最可爱笑容的人”，她与高锟相识于同一家公司，从此携手60载。1960年代初正忙于那篇重要论文的他，还经常将换尿布等家务活全包。获得诺奖后，黄美芸用部分奖金推动阿兹海默公益事业，次年高锟慈善基金会即告成立。高锟逝世当天，黄美芸在媒体通稿中也特意提到基金会，称之为高锟的“最后遗愿”。

（摘编自《南方人物周刊》2018年9月27日）

相关链接：

①“先生携光而来，也随光而去，留下的是穿梭不息的无限纤丝，创造的是不断向前的光明未来。”

（2018年9月23日，高锟逝世，网友留言悼念）

②1996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宣布，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高锟星”。

心系群众扎实苦干奋发作为无私奉献

——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报告摘登

材料一

李老师给村民上的第一堂课是剪枝。他把课堂就设在果园里，亲自动手，一会儿就把一棵果树的枝条，剪掉了三分之一。村民们心疼得不行，还有村民找到我家里。面对这些质疑，李老师就一句话：“明年果树如果挣了钱是大家的，如果损失了，算我的。”

为了推广“套袋”技术李老师买来了十六万个苹果袋，免费送给村民用。因为以前村民使用不成熟的套袋技术吃过亏，所以这次很多人死活都不敢用。李老师还是那句话：“损失了都算我的。”

李老师就这样一次次给村民们立着军令状推广新技术。第二年初见成效，第三年果园的面貌全变了，苹果长得细皮嫩肉，酸甜适口，一亩多卖了3000多元，带来效益900多万元。

他想方设法给村民办夜校、搞培训，建议借邢台农校“送教下乡”，让100名果农在家门口读了中专。后来，62名拿了大专文凭，现在都在考本科，191人获得国家颁发的果树工证书，《人民日报》报道说岗底是全国第一个“持证下田”的村庄。

现在，岗底村富了，村民人均收入三万一千元，村民都住上了楼房，做饭、取暖烧燃气，100多户买了小轿车。今天的岗底，山青了，水绿了人富了，生态美了，慕名而来的中外游客越来越多。

（摘自内丘县岗底村党总支书记杨双牛《我见不得老百姓穷》）

材料二

像许多夫妻一样，我们也很用心经营自己的家。不一样的是我们有三个家：一个是城市里的家，在保定河北农大家属院；一个是山里的家，在各个帮扶基地；还有一个是流动的家，就是常年穿梭在山地平原之间的那辆越野车。

近年来，精准扶贫战略实施后，慕名来找他的人越来越多，保国帮扶的地方也越来越多，常常开车奔走于各地，帮扶基地的家我们住得少了，在车上的日子越来越多了，一年行程约4万公里。他开车，我坐在旁边，替他接打电话，安排工作联系事情。有时看他累了，陪他聊聊天喝水、吃药、中午休息，都是在车里。一些常用物品，雨鞋、草帽、衣服、工具包等，把后备箱塞得满满的，车成了我们流动的家。

比较起来，在保定市里的那个家待得最短。2016年春节前，我俩回到保定的时候是腊月二十九，想准备准备年货，第二天过个年三十儿。可是我俩忙得都不知道，今年没有年三十儿，看着家里冰锅冷灶啥也没有，我心里一阵难受。最后，还是我们亲家打来电话，让我们去他们那里过了个除夕。

我想初一总不能还在人家过吧，就张罗着去买点肉馅想包顿饺子，可是附近卖菜卖肉的摊贩早就都回家过年去了。

三十多年来，我们在三个“家”之间来回奔波，结婚这么多年，保国因为太忙，常常顾不上家里的事。我前后两次做手术，他都不在身边，连手术签字都是同事代签的。去年在“燕赵楷模“发布厅录制现场，他对主持人说，这辈子最愧对的就是老婆和孩子！

（摘自河北农业大学研究员郭素萍《我和保国的三个家》）

材料三

作为李保国生前所在学校的同事，我目睹了解了李保国从一个学农爱农、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教师，逐步成长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山区综合治理专家，感受到他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报国情怀。李保国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30多年来，他始终坚持走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在服务人民中寻找和实现自身价值。李保国是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他常说，党把我培养成一个教授，就是让咱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干点事，我是一名党员，理应带头把事情做得更好。李保国是太行山人民的好儿子。35年来，他的足迹踏遍太行山所有山区县，身上沾满了泥土，心中装满了百姓。他把太行山人民当成亲人，农民也把他当成自家人。李老师去世后，他的骨灰，被太行山区不同地方的乡亲带走，撒在他生前为之奋斗、牵挂的太行山上，与巍巍太行相融，与山区人民相依。

（摘自河北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饶桂生《他是太行山的儿子》）

大侠转身，江湖再见

耄耋之年，金庸走了。

94岁的高龄，哪怕是有过鸟龙，哪怕前期有过铺垫，人们也难免为之触动。朋友圈迎来现象级刷屏，每个人的方式有别，但侠义情感相通.送别金庸，也就送别了一个时代。猛回头，才发觉江湖老了，青春散了。

他是一位真正的大侠。

金庸，本名查良镛，他出身于浙江海宁一个已经没落的大户人家，从小就喜欢读书的他，在学生时代就开始展现了写作方面的天赋.文笔极佳的他，工作后更是顺利进入到了上海《大公报》任职。1948年， 他被派往香港，从此便在那里定居下来，由于看不惯复杂又腐败的政治风气，查良镛和同学便自立门户，创办了《明报》.在发刊词中，时年35岁的金庸表达了《明报》的立场:维护公平与善良，而我们熟知的《神雕侠侣》最初就是在《明报》上发表并连载的。说起来有些意外，金庸最早写小说不是因为爱好，而是为了糊口。当时看梁羽生写小说挺受欢迎，可是梁羽生说自己写倦了，于是当时还在《新晚报》的金庸就在主编的鼓励下，开始创作小说。《明报》创立之初，花费了他大量的精力还有财力，为了维持下去，他只能不停地写作。除了写小说，他还要写社评，有时候来不及了，报纸的排字工就站在他旁边，等他一结束，立马把稿子拿走进行排版。从《书剑恩仇录》到《鹿鼎记》，谁能想到这一写，就是整整15部。

金庸的小说从不是单纯的情情爱爱，里面包含了太多国家大义和兄弟情义。这与当时金庸的创作环境分不开。60年代的香港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高了，对于精神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但当时社会秩序混乱，1967 年还发生了市民暴动，港英政府和民众之间矛盾非常尖锐。金庸作为一个心怀国家的文人，唯一的“武器”就是那支笔。《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无一不是将故事背景设定在国家兴亡的动乱年代。而这也是金庸小说和古龙小说的根本区别.古龙小说里的人物潇洒自如，来去无踪，着眼点在人性和友情上，但金庸的小说则强调正气，那句“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简简单单八个字，却道出金庸小说的精髓。

金庸笑傲江湖的过程中，也不免陷入江湖.人们总喜欢拿金庸与古龙比较，但事实上金庸却和梁羽生相互较量多年。梁羽生曾在一次研讨会上说，自己只是个开风气的人，“真正对武侠小说有很大贡献的，是今天在座的嘉宾金庸先生...他是中国武侠小说作者中，最善于吸收西方文化，包括写作技巧在内，把中国武侠小说推到一个新高度的作家。”

多年之后，在梁羽生的葬礼上，金庸以挽联的形式谦虚回应:同行同事同年大先辈，亦狂亦侠亦文好朋友。署名是:自愧不如者，同年弟金庸敬挽。

有人这样问过金庸，在你笔下的众多大侠角色里，你最像哪个?很多人会觉得是郭靖或者萧峰，武功盖世，但金庸却说自己是段誉。段誉是《天龙八部》里的人民币玩家，大理国镇南王之子，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没有任何武学基础的他，一身功夫竟全靠运气习来，闯入琅环福地却学会了凌波微步和北冥神功，后来又掌握了全套的六脉神剑，但最惹人关注的还是他的感情经历。事实上，感情生活也是金庸步入“知天命”后最受争议的一方面。在他和第二任妻子离婚后，金庸娶了比自己年轻29年的林乐怡为妻，即使知道要面对外人的指指点点，他也无法抗拒爱情的力量，轰轰烈烈地投入到这场真挚的爱情之中。

早年央视一个访谈里，当主持人问到金庸如何看待他的作品被选作小学课文时，他说“创作文学(能)培养他一种正义感、是非感，很好，有什么不好”.金庸的武侠小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无可比肩的畅销书，其在征服了无数读者的同时也揪起学术界对其进行研究的热潮。

虽然金庸老爷子在《鹿鼎记》之后便封笔退出江湖，偶尔有他出席活动的消息，但江湖从未忘记他的名字，我们也没有忘记他的名字。

“今番良晤，豪兴不浅，他日江湖相逢，再当杯酒言欢。咱们就此别过。”大侠走好，江湖再见。

一代通儒饶宗颐

钱锺书说他是“旷世奇才”，季羡林说他是自己“心目中的大师”，金庸说“有了他，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国外把它誉为“东洲鸿儒”“汉学泰斗”“东方达·芬奇”，华人社会尊他为“整个亚洲文化的骄傲”。

他就是著名国学大师饶宗颐。

2018年2月6日凌晨，饶宗颐先生于香港仙逝，享年101岁。

饶宗颐先生出身书香名门，自学而成一代宗师。他是当代中国百科全书式的古典学者，学养广博而专精，其学问几乎涵盖国学的各个方面，且均取得显著成就，他还精通梵文。虽至百岁高龄，平日作诗词书画音律，仍笔墨挥洒不息。

饶先生最可贵的，如此高龄，本可闲适，但他并没有忘记肩上的重担，仍在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奔走呼吁。

他早早预言，21世纪将是我们国家踏上“文艺复兴”的新时代，并提出建立“新经学”。他说，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现在已不是科学或物质的问题了，近年我们这方面突飞猛进，物质生活甚至已有过犹不及的态势，有些人开始价值观混乱或扭曲了。

“新经学”中的“经”是经典的意思。饶宗颐认为，重温国学经典，有助于建立民族文化自尊心和自信心，有助于重新树立中国人传统的、正确的道德价值观，使之成为中国人做人做事的常道，以达到天人互益的境界。

饶先生从不吝啬表达自己的民族自豪感。“我们的历史，是世界上唯一的持续性文化，从没有间断过和转换过。”中华文化是一种传播交流型的大文化，它早就走出去了，“东学西渐”不是今天才开始的，古代就有。我们影响过欧洲的一些思想家，特别是法国的。

他说：“外国汉学家对我们的传统，兴趣大着呢！”最近的趋势是汉学全球化，我们的学者，应持平地、谦虚地、自信地与外国学者平等交流。“我一直说文化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东西，中华文化从上古至今就是如此。现在全球几乎每个角落都有华人，现在的关键是如何传播得更好。”

要想传播好，需要自身先精通。中国的传统学问重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要求学者做通人。饶先生尤其强调，做学问首先不要自我设限，应保持广泛的兴趣和强烈的求知欲，可先从一个小范围内的方面做起。

对如何寻求内心的充实与平静，饶宗颐有独特的治身之道。“一个人在世上，如何正确的安顿好自己，这是十分紧要的。”

饶宗颐先生的家位于香港跑马地，在赛马日从阳台望下去，可一览骏马竞逐的英姿。饶宗颐先生常在躺椅上看着，当休闲节目。他甚少出门，几乎不应酬，每天清晨四五点醒来，写字、看书、做研究，然后睡个“回笼觉”，中午就到附近一个潮汕饭馆用餐。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地，当我闭眼的时候，我就让自己的思想任意翱翔，可以想到几万年以前、几千里之外，此时我同天地融为一体，我已敲开了庄子的门。”他在自己的天地里，清静达观，身心愉悦，自然长寿。

饶宗颐先生曾写过一句广为人知的诗，“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以表明自己的人生态度和追求。他说，现在的人太困于物欲，“我们要从古人文化里学习智慧，不要‘天人互害’，而要制造‘天人互益’的环境，朝‘天人互惠’方向努力才是人间正道”。

香港大屿山有一处游览胜地，38株巨木镌刻着斗大的《心经》全文。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户外木刻《心经》简林，是饶宗颐先生在2002年创作的，他说，要为香港开启智慧。

如今，斯人已逝，巨木犹茂。在当前生机蓬勃的多元社会，饶宗颐先生的智慧和学问，不断给人以启迪。

（有删改）

我不想在云端舞蹈，我只想在地面行走。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

请运用上面的名言写一个200字以上的作文片段。

焦裕禄同志在兰考工作的475天里，始终把36万兰考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头，与群众一道抗风沙，治盐碱，除内涝。“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体现他为官一任、立德一方的高尚品格。（       ）。在焦裕禄同志身患肝病后，仍时刻不忘人民，右脚踩藤椅，右膝顶肝部，为百姓奔小康、期生存、求温饱的热望奔波。最后，积劳成疾的焦裕禄同志因肝病不治不幸逝世，年仅42岁。焦裕禄同志离开我们57年了，但他的崇高精神却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像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永远是鼓舞我们艰苦奋斗、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的强大思想动力，永远不会过时。作为与新时代共同前进的青年一代，更应学习、传承、弘扬焦裕禄同志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争做焦裕禄式青年，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谱写新时代实现中国梦的青春篇章。

苏黎世大学费尔教授和他的团队在做信任游戏时对参与者做了大脑活动扫描，发现脑部分泌出的催产素能抑制脑部两个区域的活动。第一是杏仁核区域：处理恐惧和危险的部位。催产素高，会降低防卫心和恐惧感。第二是纹状体区域：脑部凭着过去回馈而指引未来行为的部位。催产素多，可让人忘掉过去的痛苦，更相信他人。对有抑郁症和孤独症的人，催产素对他们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李佩：中国真正的“贵族”

从玉华

如今，知道李佩这个名字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

这位百岁老人的住所，就像她本人一样，颇有些年岁和绵长的掌故。中关村科源社区的“特楼”曾集中居住了一批新中国现代科学事业奠基者，钱学森、钱三强、何泽慧、郭永怀……如今，居住的已多是外来打工者。破败不堪的楼道里贴满了小广告，四处堆放着杂物。李佩先生60年不变的家，就像中关村的一座孤岛。

这座岛上，曾经还有大名鼎鼎的郭永怀先生。1956年，郭永怀、李佩夫妇应钱学森之邀，带着女儿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国。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为及时汇报我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研究的重要线索，在从兰州回北京途中遭遇飞机失事。被发现时，郭永怀和警卫员的尸体紧紧抱在一起，在他们胸部中间，一个保密公文包完好无损。得知噩耗的那个晚上，李佩完全醒着，躺在床上几乎没有任何动作，偶尔发出轻轻的叹息，克制到令人心痛。

“文革”结束，恢复工作时，李佩已经快60岁了。她筹建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英语系，培养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当时国内没有研究生英语教材，她就自己编写。她做英语教学改革，被美国专家称作“中国的应用语言学之母”。中国科学院大学党委副书记马石庄就是李佩博士英语班的学生。如今他在大小场合发言、讲课，也是模仿先生的样子，始终站着。李佩70多岁在讲台上给博士生讲几个小时的课，从来没有坐过，连靠着讲台站的姿势都没有。马石庄说，自己选择当老师，就是受了李先生影响，“从李先生身上，看到了教师就是这个社会的精神遗传基因”。马石庄感慨，李先生传授的不仅是知识，而且是“人学”，是人格的完善。在李佩眼里，没什么是不能舍弃的。国家授予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李佩把这枚奖章随手装在朋友的行李箱里，捐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个夏日午后，李佩让小她30多岁的忘年交李伟格陪着，捐给力学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各30万。没有任何仪式，就像处理一张水费、电费单一样平常。有后辈说她对待名利的样子，就像居里夫人把最大额的英镑当书签，把诺奖的奖牌随意给孩子当玩具。

当然，李佩先生也有发飙的时候，不管对面坐的是什么大人物。她反对大学扩招，反对现在大学减少英语课时，她反对人民大学办物理、化学学院，反对清华大学办医学院，反对“北大要把三分之一副教授筛选下去，改革进行不下去”的悲观论调。她主张教育“要坐得住，不要赶热闹”。

81岁那年，她创办中关村大讲坛。从1998年到2011年，每周一次，总共办了600多场，每场200多人的大会厅坐得满满当当。黄祖洽、资中筠、厉以宁等名家都登过这个大讲坛。请来这些大人物讲课，全都是免费的。“也只有李佩先生能请得动各个领域最顶尖的腕儿。”有人感慨。

如今，李佩先生逐渐老了，知道李佩这个名字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但每一个踏进李佩先生家的人都会很珍惜拜访的时间，大家都明白，多年后，这个家就是一个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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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大讲坛创办以来，每周五地下午，李佩先生就会准时地出现在大家面前，十几年如一日。讲坛的内容涉及科学、文学、健康、时事等领域。这个讲坛不仅是知识的学园，更是精神的殿堂。讲坛的影响已超越中关村的地缘环境，辐射到更远的地方。讲坛的受惠者不仅是老年人，还包括众多的年轻人。

（选自《一日看尽长安花》序言，有删改）

在徐志摩的故乡

张同吾

去年晚秋时节，在北方已是万木萧疏了，而在江南海宁却仍是杂花生树，层林尽染，浓浓的绿荫掩映着红顶楼房，一派幸福安详的景象。

海宁是个神奇的地方，我曾三次登临百里长堤观潮，白光耀眼，惊涛裂岸，声如万马奔腾，状若山倾海翻。我因而理解了：是海洋文化和潮文化，在海宁人聪颖细腻的文化性格中增添了大气、潇洒与果敢，所以这里才会诞生国学大师王国维、训诂大家朱启凤、语言学大家许国璋、书法大师张宗祥、佛学泰斗太虚、红学家吴世昌、金石家钱君匋、军事家蒋百里、电影艺术家史东山、诗人穆旦、作家金庸等。

海宁又是诗人徐志摩的故乡。他以博爱精神、青春气息和人性光彩谱写出情韵悠长的诗章，它们恒久的艺术魅力穿越时间的帐幔，至今仍辐射光芒。我来到位于硖石镇的徐志摩故居，重温他短暂而又潇洒浪漫的一生。

这座略带浅红的灰色楼房约600平方米，周围是一片美丽的草坪，围绕着铁铸栅栏，是典型的花园洋房。1926年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徐父尽管反对这桩婚事，却拧不过儿子的韧性，为之建筑了这座典雅的住宅。庭院和廊下均由名贵大理石铺就，一层厅堂是西式地板和吊灯，摆设着中式桌椅，二层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卧室则是一派西式陈设。徐志摩十分喜爱这座中西合璧的宅第，称其为“香巢”，又将他与陆小曼的起居室题名“眉轩”。每天清晨他都去买一束鲜花送给妻子，新婚燕尔娇宠之至。

徐志摩确是为爱而生、为爱而死的人，林徽因的清纯隽美、风华绝代，陆小曼的能歌善舞、柔美娇艳，都令他奋不顾身的追求，诚如他对恩师梁启超坦言：“我之甘冒世之不韪”“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灵魂得以救度，生命却殁于英年，他是为赶赴北京听林徽因讲演而在空中遇难的。一年之后他热恋的“徽徽”痛定思痛，写下这样的诗句：“别丢掉/这一把过往的热情，/现在流水似的，/轻轻/在幽冷的山泉底，/在黑夜，在松林，/叹息似的渺茫，/你仍要保存着那真！/一样是明月，/一样是隔山灯火，/漫天的星，/只有人不见，/梦似的挂起，/你向黑夜要回/那一句话——你仍得相信/山谷中留着/有那回音！”而唤作“眉”的小曼在多年之后有《为志摩扫墓》一诗：“肠断人琴感未消，此心久已寄云峤。年来更识荒寒味，写到湖山总寂寥。”两位才女，前者情深义切，后者痛断肝肠。瞻视橱柜中的种种实物和墙壁上的许多照片，眼前仿佛有朗朗新月冉冉升起。他是“新月派”的灵魂，那些沐浴过欧风美雨的才俊，胡适、闻一多、朱湘、孙大雨、邵洵美、林徽因、陈梦家、沈从文、卞之琳等都围绕着他，如群星拱月。徐志摩一生追求爱、美和自由，此亦是他诗歌美学的精髓。由于历史的倾斜和观念的偏颇，他在半个世纪中受到贬损，但其美丽的文学光焰无法遮拦。伴随着新时期的到来，他的诗又重暖人间。有人说他是过分西化的，殊不知他的文化之根植于中国沃土，他自书楹联“山高水长中有神悟，风朝雨夕我思古人”。因此他的诗才有优美的意境、鲜明的节奏、和谐的音韵和精湛的语言。一篇篇抒情短章广受读者的喜爱，那首仅有五行的《沙扬娜拉》堪称短诗极品，而他的代表作《再别康桥》更是家喻户晓、历久弥新：“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他走了，却把诗歌的精神财富和艺术财富留给了中国和世界。

站在徐志摩故居的庭院，仰望湛蓝的天空，我想起他乘飞机时的感言：这座飞机带着我的灵魂飞过高山，飞过大潮，飞在丛林间。我当时就希望这样飞出这空气的牢笼，飞到整个宇宙里去……着隔世的玄思和遐想，已成为现实，如今有多少诗的后继者，在更广阔的时空里飞翔。

（摘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在信息化时代，体能与机械能不再成为生产的主要动力，智能成为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和权威性标准，而互联网的普及、人工智能的广泛运用则进一步将这种决定性与权威性推向顶峰。

信息是什么？通常的意思是音讯消息及其内容和意义。从本质上讲，信息是事物存在方式和运动状态的属性，是客观存在的事物现象，但是它必须通过主体的主观认知才能被反映和揭示。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看，信息与人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人的意识与客观世界之间的沟通。客观世界所包含的各种信息通过与人的感官的相互作用进入人的意识，并在人的大脑中进行加工和处理，被翻译成人与人之间可以交流的语言再现出来。人类语言成为这种被意识到的信息存在的唯一载体。因此，信息与人的关系的本质可以表述为，人是信息的主宰者，信息为人所控制，为人服务。然而，这种关系在信息化社会遭遇了或正在遭遇颠覆性的挑战。

从人的发展的角度来说，人们，包括大多数学者普遍认为信息化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有了这样的共识，人们放松而理所当然地沉醉于数字化信息带给我们的奇妙、自由、淋漓的快感。而恰恰是这种人对信息逐渐形成并且巩固的心理依赖，将信息与人的本质关系置于了深刻的矛盾之中。学科#网

如前所述，现实中的信息必须以人类语言作为自己的唯一载体。信息化时代诞生了一种特殊的语言，这种语言就是用以再现被人脑加工处理后的信息，并使之能够被认识、被理解、被获取、被保存、被利用以及被再造的计算机语言。计算机语言虽然也是人类创造，并且也逐渐被广泛使用，但是其背后支撑它的强大的计算机技术却掌握在少部分专业人士手中，公众被远远地甩到了高科技发展的边缘，他们只能按照少数人事先设定的程序和规则在仅有的范围内去选择，成为数字化产品的被动接受者。数字化信息及其技术形态越多地深入到我们的生活，我们就越严密地被少数人的思维所控制，且这种控制最终会表现为信息对人的控制。

现代信息及其技术形态能够广泛参与人类的知觉活动、概念活动甚至情感性活动，形成对人的智能的精确模拟，这使它得以摆脱对人的依赖性，成为与人对立的异己力量。这种科学技术与人的矛盾关系，是否意味着，随看信息化社会的发展，人及其社会的深刻信息化与人工智能超越人脑的对信息处理的强大功能，将把人类推向被奴役者的终极命运？

面对网络普及和信息泛滥，我们要从华丽的科技陷阱和繁杂的信息现象当中超拔出来，确立起人与科技和信息之间主体与对象、控制与被控制的合理关系。

（节选自张志宏《信息化时代人的精神困境与文化救赎》，有删改）

教授胡适

胡适的教授生涯始于北京大学。1917年初，《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向北京大学新任校长蔡元培力荐胡适，同时动员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学习哲学的胡适回国任教。当时正在紧张写作博士论文的胡适，还没等博士学位到手便回国了，于当年9月10日到北大就任教授，这时他刚刚二十六周岁。

初到北大任教的胡适，给哲学系一年级讲授“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是北大的老课了，在胡适之前由陈汉章讲授。陈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才讲到《尚书》的《洪范》篇。胡适授课却不管以前的课业，他发给学生的讲义一反前例。当时顾颉刚也选了这门课，他后来回忆说，胡适一开头就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直接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在他们学生眼里，这简直就是一场“思想造反”，有几个不安分的学生拉着傅斯年，策划“扳倒”老师——将这个比他们大不了几岁的年轻的留洋教授赶走。当时傅斯年在北大已赫赫有名，此前他就曾将教授《文心雕龙》的教授、章太炎的门生朱蓬仙成功逐出门外。他将朱的讲义一夜读完，勾出了三十多条错误，将了他一军。校长蔡元培看了，只得将朱辞退。但傅斯年“鉴定”完胡适的课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就这样，这件事才得以平息。第二学期，北大哲学系三年级恰好也有一门“中国哲学史”的课，由一位老教授任课。当时冯友兰正在哲学系读三年级。据冯友兰回忆，某次课上，这位老教授手里挥舞着胡适的讲义，冷嘲热讽地对学生说：“我说胡适不通，果然就是不通，只看他的讲义的名称，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的大纲，说中国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了吗？”好在胡适在学生那里基本站稳了脚跟，加之有校长蔡元培的鼎力相助，他在北大的教授位子也就此坐稳了。

除了在北大任教，胡适还先后担任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并长期兼任教育部国语讲习所兼职讲习，至于胡适在国内外大学的演讲、讲学，那就难以计数了。

胡适的课讲得好，这在所有听过他课的学生那里，基本上是公认的。1917年考入预科的田炯锦回忆说：“诸师长中，我最喜欢听胡先生的课，他不但有许多新颖的见解，而且擅长表达。”曾就读于北大的朱海涛回忆说：“适之先生在校中开的课是中国文学史和传记研究……文学史则是一门极叫座的课。他讲《诗经》，讲诸子，讲《楚辞》，讲汉晋古诗，都用现代的话来说明，逸趣横生，常常弄到哄堂大笑。”

胡适讲的课，内容大多比较新颖，他特别注重运用他那套所谓“科学的方法”，尤其是杜威的实验主义方法，来分析和解释中国的典籍，有断制，新见迭出。在教学方法上，胡适推崇研究性教学，在教学中“往往把我不能解决的问题做题目，叫同学来研究”。胡适说自己并不喜欢上大课，而更喜欢上小型的研讨课，因为“班次太大；不能大家互相讨论研究”。

胡适的日记、笔记中多有对学生学习情况的记载和分析。1931年8月28日阅完“中古思想史”试卷后，对75位学生按分数排队，排出“皆有希望成才”“尚有几分希望”“中人之资”“绝无希望”的，甚至还依次“卜其人的终身”。

常有同事向胡适讨教讲课的奥秘，他的回答是：“一小时的课，必须有四小时至八小时的准备。”杨亮功说：“胡先生做学问不苟且，教书也是不苟且的。”这也就是胡适自己所说的以“做小学生”的态度去对待教学。对胡适这样一位“大牌”教授来说，他在教学工作中能够这样“不苟且”，难能可贵。

(选自周川《教育家胡适：行动与思想》，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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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的同时，胡适以自己的博士论文为基础，改写成《中国哲学史大纲》讲义，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该书由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亲自作序，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用近代学术观点和方法整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专著，出版后立即风行海内，不到3年就再版7次，影响空前。

(有删改)

②1916年，胡适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适以为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故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