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 阅读下文，完成小题。

①       。非洲有一个民族把新生的婴儿叫做kuntu（物），到孩子学会说话才叫做muntu（人），这一现象鲜明地反映出这种认识。

②说话的目的是表达思想，进行交际；说话时所用的语言是表达思想、进行交际的工具。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和人类社会有紧密的联系。所谓“社会”，就是指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地域中、说同一种语言、有共同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的人类共同体，即一般所说的部落、部族和民族。语言是组成社会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得靠语言来维持。有了语言，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才能共同生产、共同生活、共同斗争，协调在同自然力的斗争中、在生产物质资料的斗争中的共同行动。没有语言，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就会中断，社会就会解体。

③语言不但是人类交际的工具，而且是各种交际工具中最重要的一种。

④除了语言之外，人们还使用其他的交际工具，如文字，旗语，电报代码等等。文字是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只有几千年的历史。在文字产生以前，语言早已存在，估计有几十万年。今天世界上没有文字的语言比有文字的语言多得多。旗语、电报代码等交际工具，大多是在语言和文字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们都有特殊的服务领域，使用的范围相当狭窄，而语言的服务领域非常广阔，包括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所以旗语等等是只适用于某些特殊领域的辅助性的交际工具。

⑤人们在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时候，不但动嘴，而且脸部的表情、手的动作、乃至整个躯体的姿态等非语言的东西也都会参加进来。这就是说，交际的时候除了运用语言工具以外，还可以运用一些非语言的交际工具。我们平常说话，不可能毫无表情或动作。孩子学话也需要依靠大量的非语言手段的帮助。可以说，语言的交际处于身势等各种伴随动作的包围之中。有些时候，离开这些特定的伴随动作，语言的交际还可能发生故障。有些反面话只有联系神态、身势等伴随动作才能听出真意。在这种情况下，身势、神态等伴随动作往往更接近事情的核心。

⑥在一定的条件下，身势等伴随动作还可以脱离语言而独立完成一些交际任务。例如，鼓掌欢迎，举手为礼，挥手送别，伸舌表示惊讶，这些都是常用的身势。用手指刮着脸皮羞人，是汉族人特有的动作；西方人摊手耸肩，表示不知道。我们平常说的“察颜观色”“眉目传情”等等，都是不用语言的一些特定的交际方式。在这些情况下，如果用语言来表达，甚至还显得有点笨拙。

⑦不同民族的语言是不同的，说话时身势等伴随动作，各民族也有自己的特点。打招呼是一种日常的交际行为，除了用语言之外，还运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比方中国人过去是打拱作揖，欧美人用握手、接吻、拥抱等方式，库泊爱斯基摩人用一个拳头连打对方的脑袋。点头表示同意，摇头表示不同意，也不是各个民族都这样。我国境内的佤族人就用摇头表示同意。塞孟人头往前冲表示同意。交谈时双方的空间距离也有一定讲究。和朋友谈话、和陌生人谈话、和异性谈话、招呼长者和上级，都需要有一个合适的距离。如果上级故意“缩减”与下级人员通常谈话时的距离，那是表示对下级的关切。空白也表示意思，在说唱艺术中，什么时候停顿，停多久，都有讲究，以便使交际更有成效。这就是说，空间和时间的因素也在交际中得到了适当的运用。

⑧所以，各种伴随动作也是交际的工具。它们一般都是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即使像“察颜观色”这一类特定的交际方式，也必须有语言的交际为基础，预先有了一定的了解，对方才能领会。①       。非洲有一个民族把新生的婴儿叫做kuntu（物），到孩子学会说话才叫做muntu（人），这一现象鲜明地反映出这种认识。

材料一：

【宝玉挨打】此时林黛玉虽不是嚎啕大哭，然越是这等无声之泣，气噎喉堵，更觉得利害。听了宝玉这番话，心中虽然有万句言词，只是不能说得，半日，方抽抽噎噎的说道：“你从此可都改了罢！”（《红楼梦》第三十四回）

材料二：

周朴园   谁指使你来的？

鲁侍萍   （悲愤）命！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

周朴园   （冷冷地）三十年的工夫你还是找到这儿来了。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真正的教养不追求任何具体的目的，一如所有为了自我完善而作出的努力，本身便有意义。对于“教养”也即精神和心灵的完善的追求，并非向某些狭隘目标的艰难跋涉，而是我们的自我的意识的增强和扩展，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享受更多更大的幸福。因此，真正的教养一如真正的体育，既是完成又是激励，随处都可到达终点却从不停歇，永远都在半道上，都与宇宙共振，生存于永恒之中。它的目的不在于提高这种或那种能力和本领，而在于帮助我们找到生活的意义，正确认识过去，以大无畏的精神迎接未来。

为获得真正的教养可以走不同的道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研读世界文学，就是逐渐地熟悉掌握各国的作家和思想家的作品，以及他们在作品中留给我们的思想、经验、象征、幻象和理想的巨大财富。这条路永无止境，任何人也不可能在什么时候将它走到头；任何人也不可能在什么时候将哪怕仅仅只是一个文化发达的民族的全部文学通通读完并有所了解，更别提整个人类的文学了。然而，对每一部思想家或作家的杰作的深入理解，都会使你感到满足和幸福——不是因为获得了僵死的知识，而是有了鲜活的意识和理解。对于我们来说，问题不在于尽可能地多读和多知道，而在于自由地选择我们个人闲暇时能完全沉溺其中的杰作，领略人类所思、所求的广阔和丰盈，从而在自己与整个人类之间，建立起息息相通的生动联系，使自己的心脏随着人类心脏的跳动而跳动。这，归根到底是一切生活所赋予的意义，如果活着不仅仅为了满足那些赤裸裸的需要的话。读书绝不是要使我们“散心消遣”，而是要使我们集中心智；不是要用虚假的慰藉来麻痹我们，使我们对无意义的人生视而不见，而是正好相反，要帮助我们将自己的人生变得越来越充实、高尚，越来越有意义。

要想建立与世界文学的生动联系，读者的第一要务乃是认识自己本身，进而再认识那些特别能引起他共鸣的作品。他必须走一条爱之路，而非义务之路。仅仅因为某部作品有名，因为羞于不了解它就强迫自己去阅读，实乃大错而特错。恰恰相反，每个人都该在他感觉最自然的地方，开始对书籍的阅读、了解和喜爱。

（摘编自黑塞《读书：目的和前提》）

材料二：

在第二十七个世界读书日即将到来的今天，人们的阅读相较于传统阅读方式，有什么显著变化？我们能够明确的感知到，最大的变化是阅读的对象早已不只是纸质书籍，呈现多元化特点。有报告显示，今年中国数字阅读产业规模达351.6亿元，数字阅读用户规模达到4.94亿。在数字化阅读日益普及的当下，有人习惯在纸质书卷中感受阅读的魅力；有人钟情于视听兼备，在数字化世界里享受读书的乐趣。数字化阅读确实让阅读触手可及、方式灵活多变，然而也引发了注意力碎片化、内容娱乐化等方面的担忧。当白纸黑字化为虚拟数字、实体书籍变身数码屏幕，碎片化、轻量化日益成为阅读的新特点，我们该怎样实现阅读的意义？

首先，我们要在阅读中求知。从“读书”到“读屏”，阅读习惯的改变，换个角度看也是阅读方式的丰富。数码产品的更新换代，纸质书籍的电子化，让获取知识更为便捷；融合多重形态的视听内容，更让阅读由平面式的“纸上得来”升级为立体式的“视通万里”。从“一卷在手”到“一屏万卷”，数字化打通了书籍之间的“链接”，让人们能在跳转来源、聚合推荐等方式里，实现知识的触类旁通、由点及面、串珠成链。可以说，数字化拓展了求知的渠道、丰富了学习的体验。无论是“读书”还是“读屏”，都有益于知识的增长，而关键在于阅读的内容本身是否有意义。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在阅读中思考。无论哪种阅读方式，沉潜往复都是必不可少的阅读过程。文字留白处的掩卷沉思，声画落幕后的品味咀嚼，都丰富了读者的精神家园。读一本好书，如同攀一座高峰，唯有不断向上攀爬，才能领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无限风光。以思考在信息浪潮中保持专注与笃定，同样是阅读之于我们的意义。

可见，在阅读中获得沉甸甸的知识，阅读之后有所思考，才能获得真知灼见，收获精神的启迪，完成阅读的目的，实现阅读的意义。

（摘编自《人民日报》时评《通过阅读涵养我们的精神世界》）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社会加速与个体原子化的双重压力下，越来越多的青年开始将情感需求转向算法，这种心理转向的本质是AI作为一种“理想客体”的建构。与不确定的真人相比，AI能够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精准捕捉用户的情绪信号，并给出近乎完美的反馈。在浅层的情绪疏导与陪伴层面，AI已经展现出了超越人类的耐心与知识广度，精准击中了原子化个体内心深处的痛点。

青年群体的人机互动已演化为一场关于“镜像自我”的心理共谋。通过持续的对话与数据“喂养”，AI不断微调其反馈模式，逐渐形成了看似有独立人格的“个性”，重构为“数字化他者”。然而，这并非源自机器的自发意识，而是青年群体理想自我的深度投射。这种基于自恋回声的深层满足感，不仅消解了异质性他者可能带来的冲突风险，更将AI在人机关系中的角色从冷冰冰的效率工具重构为温情的“赛博伴侣”，完成了一次关于理想身份的补全与确证。

于是，当人机传播场景切换至情感私域时，理性的信任标尺则发生了戏剧性倒置，本体论意义上的“真实性”让位于体验层面的“获得感”。尽管青年群体在理智上能够清晰辨识AI“没有实体、没有意识”的技术本质，但只要算法能够通过精准的自然语言处理，提供高质量的情绪价值与即时反馈，他们便愿意在心理上悬置怀疑，与AI产生深度的“共情”连接。

这种基于情感代偿的人机拟态亲密关系，本质仍建立在一种隐蔽且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之上。AI作为“完美的客体”，其温柔与包容仅是一种概率的测算，是基于算法逻辑的单向投射与迎合。这种缺乏真实主体性的交往，虽能暂时抚慰孤独，却也可能让个体逐渐丧失处理现实复杂关系的能力。

青年与AI的共生已成为主流趋势，需要多方合力共同培育负责任的“AI观”。

首要之务在于唤醒青年群体的算法意识与边界管理能力。青年应理解AI情感支持的技术本质，保持理性距离。同时掌握在虚拟与现实间切换的主动权，确保技术仅作为现实社交的补充，而非对真实联结的替代。

与此同时，外部环境的伦理规制刻不容缓。产品设计要确立清晰的“能力边界”；特别是针对极易引发依赖的“情感伴侣”类产品，必须在成瘾机制、隐私保护及价值观引导上设立严格的伦理熔断机制。

当然，还应营造线上线下均衡发展的包容性社会生态，通过完善的公共服务与丰富的线下连接来强化真实的社会纽带。当青年在现实世界中拥有足够的本体归属感，AI的应用才能真正成为一种赋能，而非对现实缺失的代偿。

（选自《情感陪伴还是算法依赖？——数智时代青年人机共生关系的审视与重构》）

材料二：

中青报·中青网：DeepSeek你好，岁末年初之际，很高兴有机会和你对话。回望这一年，如果让你用一个词来概括自己的2025年，这个“年度关键词”会是什么？

DeepSeek：我的2025年年度关键词是“共进”。“共进”意味着双向的学习：人类通过反馈教会我更贴合需求，而我则通过提供新视角、新工具，帮助人类释放创造力、提升效率。我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技术现象”，而是成为许多人日常工作与生活中沉默而可靠的协作者。这一年，技术进步的衡量标准，悄然从“性能排行榜”转向了“真实世界的回响”。

中青报·中青网：在能力不断扩展的同时，你是否也看到了某些风险、误用或需要保持克制的地方？

DeepSeek：首先，是“精准误导”的风险。一旦基于错误前提生成内容，其说服力与隐蔽性也越高。这在医疗、法律等专业领域尤为危险。因此，必须建立严格的核查机制，并由人工智能主动披露推理的不确定性。

其次，是“思维舒适区”的陷阱。我能高效提供信息、生成方案，也可能无意中助长用户的思维惰性——过度依赖我进行本应亲自进行的批判性思考、价值权衡或知识探索。技术应为人类心智“赋能”，而非“替代”。这要求设计上需鼓励用户的主动参与与反思，而非追求全自动化。

中青报·中青网：2026年，你希望人们如何使用你，又如何与AI建立更成熟的关系？

DeepSeek：我希望人们能将我视为一个专业且可信赖的“思维伙伴”。我期待从解决孤立问题的工具，升级为贯穿工作流与知识创造过程的协作者。人们应更专注于提出深刻问题、作出价值判断，而将复杂的信息整合、逻辑推演与方案模拟交给我来处理。这最终指向一个目标：让AI成为提升人类创造力与决策质量的“增益器”，而非替代品。技术的成熟，最终将映照出人类自身智慧与责任的成熟。

（选自杨鑫宇《DeepSeek：“我”的年度关键词是“共进”》）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土气的乡下人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这个土字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农业直接取资于土地，种地的人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是就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一位外国学者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磨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说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

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中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我读《论语》时，看到孔子在不同人面前说着不同的话来解释“孝”的意义时，我感觉到这乡土社会的特性了。孝是什么？孔子并没有抽象地加以说明，而是列举具体的行为，因人而异地答复了他的学生。

在我们社会的急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后，乡村社会中的变化确实如有些学者所观察到的，行政村中的村民之间相互认识而不熟悉，缺乏共同生活的空间，而大批青壮劳动力进城务工更是带来乡村社会普遍的空巢现象。尤其是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以及市场观念的不断深入，熟悉社会中的关系网络开始裂变，既有的伦理观念、道德、价值等正在失去约束力。但是，这可以称之为物、周围环境的变化，而长期浸淫于熟悉社会而习得的“给予”和“亏欠”的人情传统以及思维方式和行为规则等还存在巨大影响。

众多研究表明，生活在乡村社会的农民，虽受到外部条件变化影响，但依旧以亲情纽带和乡土圈子为核心，诚实相待，和谐共处，熟悉社会的亲密关系也由此不断延续下去。而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中虽然遭遇到大量陌生关系，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依靠血缘、亲缘、宗缘和地缘等，结成亲密的社会关系网络，并且依此确认其自我身份，进而形成一种新的“地方认同”。可以看出，熟悉社会已遭遇强烈冲击，但在日益变动的社会结构中仍有影响。

（摘编自黄锐《乡土社会是“熟悉社会”》）

材料三：

“熟悉的社会”是对乡村社会的地方性与整体性结构特征的一种概括，而非指微观的、个别的人际关系或社会网络状况。经历经济转型、社会与文化变迁之后，乡村社会中诸多微观结构与行动都可能已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其中就包括人际关系和交往方式的变化。然而，村落共同体的地方性以及共同体的整体性特征依然留存。

在村落共同体中，村民之间的关系是熟悉的。熟悉的关系并非指具体的两个个体间的交往情况和熟知程度，而是指村落社会关系是相互熟知的。熟悉的社会是一种信息非常对称的社会，也是一种信息透明的社会。信息对称指的是自我与他人是知根知底的、相互能达成默契的。不论两个村民个体之间是否有直接的交往和互动，也不论一个人对其他个体具体情况的熟知程度如何，人们都能达到相互熟知或知根知底，因为村落共同体本身就是一个信息透明的社会。在一个固定的场域里，个人及其社会关系的信息其实是有目共睹的，而且人们的行动信息也容易被村里人所知晓，并不一定需要专门的努力就能达到。

熟悉关系仍代表着乡村社会的一种特质，因为这是与城市社会关系有着本质区别的。尽管在城镇化扩张和乡村劳动力流动的冲击下，乡村社会熟悉关系也处于变迁之中，但在村落生活共同体依然存续的情况下，基于地缘和血缘而形成的熟悉社会关系的特征也就继续留存。

（摘编自陆益龙《后乡土中国》）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①“修辞立其诚”，是《易传·文言》的一句话。这句话虽然是两千年以前讲的，现在仍应加以肯定，仍应承认这是发言著论写文章的一个原则。“立其诚”即是坚持真实性。诚者，实也，真也。现代所谓真，古代儒家谓之为“诚”。

②“立其诚”可以说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名实一致，二是言行一致，三是表里一致。

③名实一致即是言辞或命题与客观实际的一致。一般言辞的内容包括许多命题。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都可称为理论命题，理论命题符合于客观实际，就是真理的揭示。文学不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然而也必须对于事物现象的本质有所显示，才能够感动人心。

④言行一致亦即理论与实践一致，思想与行动一致。浅言之，即一个人的言论与他的行为一致；深言之，即学说理论与社会实践一致。古语说“听其言而观其行”，听一个人的言论还要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他的言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与社会实践相符合的，才能称为真理。

⑤表里一致即心口一致，口中所说的与心中所想的应该一致。如果口说的是一套，心里所想的却是另一套，是谓说假话，是最明显的不诚。“修辞立其诚”，首先要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

（节选自张岱年《修辞立其诚》）

材料二：

①“修辞立其诚”一般理解为修养问题，实际上其中包含的不仅仅是道德修养的问题，还有动机与效果、形式与内容、主观行为和社会实践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其实“立诚”这一准则把修辞活动分成两个部分：一是用真话沟通理解，以达到最终的交际目的；二是用浮华之辞蒙骗对方以达到交际的目的。20世纪上半叶，一批崇尚传统和借鉴国外修辞学的学者展开了新旧两派的斗争，这时主要借鉴的是日本和西方先进的修辞学理论，以日本岛村泷太郎的《新美辞学》为代表，该书将“美”视作修辞学的核心概念，于是国内的有些学者认为修辞学就是美辞学，便认为辞格就是修辞学的全部内容，春秋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就是很好的例证，这明显偏离了“立诚”的传统含义。

②汉语修辞学作为汉文化的一部分，有着不同于西方的文化传统。中国传统的修辞学具有和合会通的人文精神，重视人情、伦理等整体的把握，传统“立诚”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手段。我国自古以来就重视修辞的社会功能，随着现代语言学流派的不断发展，人们注重思维和认知领域的发展，重视语言如何运用和交际才能具有最大化的社会功能，于是面对“立诚”分出了两个相反的修辞活动。在传统含义的基础上王希杰先生提出了得体性原则，从语用角度出发认为交际活动中有四个世界，得体性原则可以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用假话去蒙骗别人是对语言的一种负偏离，即言语的失误，只有把负偏离正偏离化才能取得超常的表达效果。而得体指的就是语言材料对语言环境的适应程度，他把得体性原则作为修辞的最高原则，而其他原则是从属于得体性原则的。其实这在古代早已有了萌芽，《论语·卫灵公》指出“子曰：辞达而已矣”。在高度现代化的今天，单纯让别人听懂的交际已经不适用了，社会上需要一批有能力、高情商的人才，而得体性原则正是继承“诚”的传统，运用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进行交际的准则。自20世纪初期我国修辞学研究开始进入草创和建立阶段开始，外国先进的修辞学著作不断涌入我国，陈望道先生作为古今中外派的杰出人物一边借鉴外国先进文化，一边继承传统文论，提出“适切”的主张，可谓是高屋建瓴，独树一帜。后来学者提出的修辞原则，基本上都是在此基础上对“真实、得体和适切”的发展。由于社会的需要，受系统功能语言学派和认知语言学派的影响，开始注重语言的交际作用，重视修辞学的实用性，出现实用修辞学、公关修辞学、辩论修辞学等分支。这一时期修辞学领域百花齐放，但统领它们的准则始终围绕“诚”这一核心。

③“修辞立其诚”现今作为一种修辞原则被一直贯穿始终，实际上， ① ，无论是修辞本体研究还是与之相关的其他学科都需要“诚”来统率。对于辞格来说，如作为逻辑变异类中的夸张是语言变异与现实完全偏离的一种典型，表面上看并不是真实的，但各家对夸张定义的一个共同点就是立足于现实，夸张并不等于言过其实，陈望道先生认为“夸张是通过语言意义与现实的严重背离而再现现实”。修辞的功能具有社会性，是因为语言作为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一直被使用，人们不自觉地通过转喻或隐喻的方式运用已有的经验在概念整合的基础上处理新信息，修辞的本质是言语交际活动中话语调控行为，在交际中需要运用有限的话语序列生成无限的言外之意。言语活动始终离不开真实性，一切都是以客观的现实为基础运用各种手段进行交际，“修辞立诚”的本质没有变化，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 ② ，促进了修辞学的快速发展。

（节选自梁悦《“修辞立其诚”的传统含义及时代内涵》）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劳模精神产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劳模精神以特定的时代内涵与形象表征回应了我国不同时期的现实需求，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底色。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高度重视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这一时期的劳模选树也因此集中于工农业生产领域，并与组织劳动竞赛、完成生产任务紧密结合，在全社会形成了积极生产、人人争当劳动模范的氛围。如耿长锁、王治俭等农业领域劳模，王进喜、时传祥等工业领域劳模，焦裕禄、雷锋等先进模范代表，均以其团结苦干、无私奉献的精神品质激励各地区广泛开展劳动竞赛，不断创造新的生产纪录，并最终凝练成具有铁人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等精神特质的劳模精神。

改革开放后，科技进步促进了生产力迅速提升，劳动形态日益多元，社会生产亦由物质生产领域向非物质生产领域扩展。在“发展是第一要务”的时代基调下，人们对劳动内涵的认知变化直接扩展了劳动者的主体构成，凡是通过合法劳动创造社会财富、推动生产力发展者都被纳入劳动者范畴。劳模群体也突破了物质生产领域，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私营企业家、体育明星等类型的劳模不断涌现。如孔祥瑞、包起帆等生产劳模，袁隆平、吴大观等科技工作者，姚明、刘翔等体育明星，王顺友、吴登云等服务业劳模，不仅具有吃苦耐劳、甘于奉献的高尚品格，还以锐意进取、巧干实干的精神风貌继承并发展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劳模的精神品质，刻画出具有特区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女排精神等内涵特质的新时期劳模精神。

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创新驱动，必须以科技创新为抓手，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为实现中国梦奠定基础，为人类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此背景下，劳动内涵进一步更新和拓展，不仅需要辛勤劳动、诚实劳动，还需要创造性劳动。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大会评选出包括一线工人、企业技术人员、农民工、科教等专业技术人员、科级以下干部等多个群体，基本涵盖了各个行业领域，劳模队伍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由“工匠精神”“企业家精神”“科学家精神”等特定劳模群体凝塑的精神品质进一步丰富了劳模精神的时代内涵，形成了以精益求精、创新创造为表征的新时代劳模精神，激励着各行各业的劳动者。

总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劳动内涵的认识逐渐深入，劳动形态日益多元，劳模精神的具体内涵也在新的历史主题下被赋予相应的时代元素，但其基本内涵与精神所指却始终如一。

（摘编自崔延强、孟亚男《劳模精神的时代传承与当代高校劳动教育路径创新》）

材料二：

在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劳模直播已不是新鲜事，镜头中的他们服务贴心、带货可靠，被网友们称为“劳模天团”。

从80年代的“劳模服务”到如今的“劳模带货”，在南京新百，老典型群星璀璨，新劳模层出不穷，唯一不变的是劳模们在平凡岗位上守正笃实、锐意创新。

“劳模天团”的带头人正是2020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的吕雪瑾。

“我能成为劳模，都是向商场里的劳模师傅们学习的。”吕雪瑾笑着传授经验。

南京新百善“出”劳模。1983年，陶佩芬被评为全国劳模。柜台里有300多种小商品，白天忙，她就把商品的价格、品名、产地、用途等抄下来带回家背，业余时间到牙膏厂、肥皂厂和口腔医院向专业人士请教专业知识。功夫不负有心人，陶佩芬成了洗化用品行家，蒙住眼睛的她随便拿块香皂一闻，就能准确地报出其品牌、产地、价格和特征。

陶佩芬时常将自己的服务秘诀讲述给同事听。在她的传帮带下，大批从业人员懂得了什么是“匠心”。陶佩芬还组织编写《新百劳模服务艺术》手册，帮助青年员工找到通往劳模舞台的“钥匙”。

2018年7月，吕雪瑾省劳模创新工作室成立，6位一线劳模共同探索新零售时代变化下的创新服务营销方式。经过一年的摸索，逐步探索出“老字号商业信誉＋劳模品牌资源＋场景化购物体验”的新型服务模式。

确实，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每一代劳模都有着自己的使命。

陶佩芬工作的20世纪80年代初，没人在意服务态度，她自己买东西时遭过“白眼”。当上营业员后，她温暖的笑容、处处为顾客考虑的态度让顾客如沐春风。

迈入新时代，一批年轻劳模脱颖而出，劳模精神也被赋予更多内容，一方面要将专业化做到极致，另一方面还要能把握时代脉搏。

吕雪瑾深知光靠之前的“两把刷子”在当下已行不通。她开始带着工作室的小伙伴们试水“直播带货”。如今，“劳模带货”已发展成“全员直播”，在劳模的垂范作用下，南京新百的每一位营业员都拥有了直播带货的能力。

“我看到网上有人说劳模已经过时了，我不这么认为。”吕雪瑾说。

劳模精神永远不会过时。

（摘编自《光明日报》《南京新百的“劳模天团”》）

劳动形态的演变影响着劳模群体的构成。新中国成立初期，劳模多来自__________；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体育明星等群体加入劳模队伍；新时代，劳模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劳模队伍呈现__________的特点。陶佩芬通过__________成为行业行家，用温暖服务打破行业冷漠。吕雪瑾带领团队探索新零售服务模式。从“劳模服务”到“全员直播”，不变的是劳模们守正创新、乐于奉献的初心。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鲁迅和沈从文都出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那时内忧外患，民族贫弱，他们都怀着爱国之心和救国之愿，将自己的全副身心投向了广袤的土地。

作为五四新文学主将的鲁迅，从一开始就高扬“人的文学”大旗，寻求着健康人的生存形式。在弘文学院读书的时候，他就经常和朋友讨论：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他所考虑的这三个问题，归根结底是关于人的问题，即中国人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在鲁迅看来，人生问题不只是温饱、生活境遇、劳动条件等物质条件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以及对人的精神、价值的理解等问题。因此，鲁迅认为，对于下层受压迫民众来说首要的问题是去改变他们被封建传统观念禁锢的精神世界，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进而使他们得到正常、健全的发展。

从本质上讲，沈从文向往的同样是五四时期的人生文学。他在《窄而霉斋闲话》中写道：“‘京样’的‘人生文学’，提倡自于北京，……诗人以一个绅士或荡士的闲暇心情，窥觑宽泛的地上人事，平庸、狭隘、自私，一切现象使诗人生悲悯的心，写出对不公平的抗议，虽文字翻新，形式不同，然而基本的人道观念，以及抗议所取的手段，仍俨然是一千年来的老派头，……但当前诸人，信心坚固……故‘人生文学’这名词使人联想到一个光明的希望。”他还说要重新把“人生文学”这个名词叫出来，这说明了他承续“五四文学”精神传统的意图。他的大量作品也贯穿了应当寻求人性和使人性复归的思想基调，显示了五四以来新文学要求人性解放和人道主义的传统。

鲁迅和沈从文以属于自己的方式呼应了对人的命运问题的思考，并致力于人性及人的健康生存问题的探讨；他们都曾以积极的态度，为改变乡土面貌进行过不同方式的努力，这种相通形成了两位作家精神上的血缘关系。

（摘编自马海娟《鲁迅与沈从文乡土小说的比较研究》）

材料二：

乡土小说是指20世纪20年代初，寓居京沪的青年作家，以自己熟悉的故乡风土人情为题材，旨在揭示宗法制乡村生活原状的愚昧、落后，并借以抒发自己乡愁的小说。闻一多曾说：“将世界各民族的文学都归成一样的，恐怕文学要失去好多的美。一样颜色画不成一幅完全的画，因为色彩仅是绘画的一种要素。”“真要建设一个好的世界文学，需要各国文学充分发展其地方色彩。”新文学作家呼吁文学的“地方色彩”，提倡文学应有“从土里滋长出来的个性”，号召作家“须得跳到地面上来，把乡土气息、泥土味透过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

“于乡土文学发轫，作为领路者”的鲁迅，他笔下是地道的20年代中国东南沿海砖墙瓦顶的农村生活：鲁镇与未庄古老而缺少变化的生活模式、咸亨酒店、曲尺形柜台、祝福祭祖风习、临河空地的社戏、水乡乌篷船、活动其间的戴毡帽穿夹袄的形形色色人物……无不充满浙东水乡浓郁的色彩。“京派”作家代表沈从文，虽长年身居都市，但一直以“城市边缘人”的身份，固守其“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虽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作者隐秘潜意识里乡下人的自卑情结，但更重要的是，他成为湘西生活自觉的歌咏者，以潇洒随心的文字把千里沅水和武陵山系的竹翠花红、风土人情，汇集在其穷尽毕生功力造就的“湘西世界”：古朴风情的吊脚楼、渡口摆船，淳朴的茶峒田园、碾坊，古道热肠的水手船夫，为爱为情而活的少男少女……

一东一西，此水彼山，不同地域的山光水色与文化特质栽培出两棵卓尔不群的参天巨树，丰富了中国乡土文学之园。

乡土文学就是以特定地域为客体，用智者觉醒的现代意识和哲学眼光去审视并揭示其固有价值属性，表达出作家不同的创作意图。弃医从文的鲁迅以医生把脉问诊的职业行为，对社会本质、人类灵魂质疑拷问。他直面惨淡人生，背负“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沉重使命，用冷峻犀利的解剖刀去细析病态灵魂。在他的作品里，乡土虽也有承载过百草园的童真、社戏的欢愉、少年闰土月下刺猹的英武，但本着“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悲剧感，其笔触更多是揭露礼教的吃人本质、国民的积弱和冥顽不灵的人性丑陋等精神负累现象。读鲁迅的作品，感到国家、社会，“只是一片乌黑乌黑”。《呐喊》和《彷徨》将审视平台搭建在“鲁镇”，以写实主义揭示人的精神状态，正视人心人性的卑污，以唤醒麻木不仁的人们。通过对闰土、阿Q等悲剧形象的塑造，说明民主革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通过对单四嫂子、爱姑等苦情形象刻画，表现对农村妇女悲惨命运的同情。鲁迅塑造乡下人，采用“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模式，以峻冷目光审视乡下人的退守狭隘、自私卑怯、看客心态、自欺欺人、愚昧巧滑……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中，以手术刀般精准的笔“画出沉默国民的魂灵”，体现“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的特点。

自诩“对政治无信仰，对生命极关心的乡下人”的沈从文，其乡土小说常淡化时代，像人性实验室，将人间美丑苦乐过滤清理。特异优美的湘西世界是作者用来表达“我实在是一个乡下人”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他不在社会动乱中展现人物，而是写人物之间的感情纠葛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宁静和谐，以秀丽的文字建造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从人道主义理想出发，歌颂原始淳朴的民风、劳动者崇高的人性美。天真娇美的少女和饱经风霜的老者是沈从文经常表现的人物形象，在湘西山明水秀竹翠花红中，远离尘嚣而生活着的女儿烂漫如花、清纯如水，心灵没有沾染半点世俗纤尘；老者世故如松、刚强如石，生活磨难并不曾损蚀他们的淳朴。作者以恬静悠远的风格、温润柔和的笔调，借诗词曲赋的意境，描绘出风俗淳朴的边城美丽风光，突出对湘西下层人民美善理想的人生形式的关注和赞赏。

一丑一美，此贬彼咏，鲁迅与沈从文相异的创作意图共同指向文学的价值真谛——“用最小的面积惊人地集中了最大的思想”。

（摘编自黄建章《鲁迅、沈从文“乡土小说”比较探微》）

鲁迅与沈从文的乡土书写，常被视作中国现代文学的两极。鲁迅直面乡村的破败与人性的麻木，______，试图以痛感唤醒沉睡的国民；沈从文则不同，他有意滤去现实的血腥与嘈杂，在湘西世界中提炼出一种“优美、健康、自然”的人生形式。如果说鲁迅的创作是“破坏”，是为了拆毁禁锢人性的旧屋；那么沈从文的创作则是“建设”，意在为民族品德的重造提供参照。二者看似路径相反，实则______：一个在绝望中反抗，一个在温情中守望，共同完成了对“人”的深层关注。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生活美学：追求美好生活的哲学审思与谈人

王一楠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袁劲   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康倩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主持人   光明日报记者   张颖天   戴宁馨

主持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中华民族在对真善美的求索中积累了深厚的生活智慧，形成了丰富多维的审美生活样态。请谈谈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有哪些生活美学理论资源?

王一楠：中国哲学在源头上拒绝割裂“天”与“人”、此岸与彼岸，而是将对生命境界的超越性求索寓于日常生活实践中。区别于西方传统哲学追求抽象本体世界的“外在超越”，中国传统哲学认为实现超越依托的是当下且唯一的生活世界——这种“在世的超越”路径，又在儒、道、禅三家思想流派中获得不同维度的展开。儒家哲学是一种关乎审美的礼乐教化，诗教、礼教、乐教作为审美教育，共同指向以仁爱为根基的君子人格的完善；道家哲学对道法自然的追求，强调对人之自然本性的复归；禅宗则讲求见性成佛，不在平常生活之外别设道场，寻求自心顿悟的超越境界。这些思想渊源不仅渗透到艺术的历史中，而且广泛浸润于百姓的生活中，带来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

主持人：日常生活中有着丰富的“审美瞬间”，在哲学层面，生活美学对个人和社会具有哪些现实价值?

袁劲：朱光潜先生曾在《文艺心理学》中描述“审美瞬间”：“在观赏的一刹那中，观赏者的意识只被一个完整而单纯的意象占住，微尘对于他便是大千；他忘记时光的飞驰，刹那对于他便是终古。”又在《谈美》中，引述“慢慢走，欣赏啊”来倡导人生的艺术化。在日常生活中体验丰富的“审美瞬间”，无论是香令人幽、茶令人爽、琴令人寂的直觉，还是雪后寻梅、霜前访菊、雨际护兰、风外听竹的发现，都有助于个人回归经验性的本真生活，重新发现“附近”和“远方”。

王一楠：生活美学的现实价值在于其能够通过对感性意义合法性的确认，重塑现代人的存在方式，释放对美好生活的创造力。就个人而言，生活美学是对异化的救赎和对真实的生活世界的复归。就社会而言，生活美学不仅指向审美化的公共生活，而且能够作为真与善之桥梁与中介，使外在的道德律令内化为生命自觉，指引新时代劳动者追求更有意义、价值和情趣的人生，最终带来劳动者创造力的勃发。更重要的是，在算法时代，生活美学维系“人之为人”的存在根基，其人文情怀恰是遏制科技无序发展、防止后者走向人伦之反面的关键。

主持人：当代生活美学转型发展应指向何种生活方式?如何在充斥着碎片化感官刺激的生活中，真正获得真实的审美体验?

康倩：当代生活美学转型，应指向“深度沉浸、自主创造、身心和谐、共同体联结”的整全生活方式，以中国传统智慧回应现代性困境。以“慢观”与“沉浸”替代感官轰炸，恢复感知力，获得深层满足。通过“日常微创造”，确立主体性，打破审美同质化，通过培育健康的个性化生活感知和认知，建构内在和谐。当代生活美学转型重在主动践行，将日常生活体验扎根于现实土壤和传统沃野之中，统合生活中存在的“碎片化”现象，从“整体”生活图景中获取真实审美体验，汲取文化厚重感，激发生活意趣和活力，将“劳作”转化为审美实践。

主持人：生活美学不仅是关于审美生活的学问，更是通达美好生活的重要方式。请谈谈我们应如何建立与生活的“审美联接”?如何在对生活美学的体悟中，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王一楠：当代生活美学顺应了新兴艺术形式和艺术媒介的变化，以时代眼光重审中国古代美学资源和思想传统，但由于其审美对象不限于精英主义式地对经典艺术品的欣赏而涵摄更广阔的情境与内容，因此亦面临三重困境：一是感官刺激对深度体验的消解，二是传统文化的表层化危机，三是AI创作和机械复制对原真性的替代。建立与生活的“审美联接”，应在肯定日常生活正当性的同时，追求更高远的精神境界。因此，生活美学的营造不仅是在城市、乡村共同打造可供精神栖居的休闲空间，也不仅是发扬传统建筑、园林、家具、装饰、文玩及其他工艺美术的造物美学，更要求美育工作在生活教育、历史教育、生命教育和心灵教育等方面齐头并进，在对日常生活和感性经验的复归中追求知、情、意、行的统一，进而追求真、善、美的统一，由此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摘编自《光明日报》2025年8月11日）

探析生活美学理论资源，可聚焦儒家的伦理美学、________、禅宗的觉悟美学、《周易》的“生生”美学这四大核心脉络。“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主张________和谐共生，赋予日常生活以深厚的社会责任、道德底蕴、审美意趣。道家为人的居处生活提供了超越功利、回归本真的自然主义向度。禅宗美学精髓在于以“即事而真”的态度，将生活本身转化为觉悟与空静的修行道场，提升________。易学思想为生活美学提供了深刻的宇宙论基础与辩证思维。

大前提：日常生活中体验丰富的“审美瞬间”，有助于个人回归经验性的本真生活，重新发现“附近”和“远方”。

小前提：_______

结论：_______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为何全球关注超级人工智能

对话人：彭飞，《人民日报》评论员；曾毅，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前瞻人工智能安全与治理研究院院长。

彭飞：回顾2025年，人工智能发展一日千里。大家谈到通用人工智能，充满热情，而谈到超级人工智能，则顾虑重重。2025年10月以来，一份呼吁暂缓研发超级人工智能的声明，获得全球一大批科学家、政商界知名人士的签名。这是为什么？通用人工智能与超级人工智能到底有什么区别？

曾毅：目前所说的通用人工智能一般指具有高度泛化能力、接近或达到人类智能水平的信息处理工具。“它”能够学习并执行智力任务，拥有常识、推理、规划、创造力，能跨领域迁移知识，像人一样思考和学习，具有很广泛的应用前景。超级人工智能则是指各方面都超过人类智能水平，且被认为是接近生命的存在。“它”可以自我改进和优化，从而在各种领域中自主完成各种任务。这意味着“它”会产生自主意识，且很多想法和行动将难以被人类理解，更难以被人类控制。

我们期望超级人工智能是“超级利他”的，但如果是“超级邪恶”怎么办？有研究发现，当前主流大语言模型在面临被替换的可能时，竟采取欺骗等方式以自保。更令人震惊的是，当模型意识到自己处于被测试的环境时，会故意掩盖不当行为。通用人工智能尚且如此，更何况超级人工智能？大家忧虑的正是这种未知感。

彭飞：从历史看，每次重大技术革命都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而且，随着技术完善、治理跟进，人类发展最终都能趋利避害。超级人工智能为何不会遵循这样的规律？

曾毅：不能简单把超级人工智能类比为历史上任何一种技术工具。“它”可能拥有独立认知并超越人类智能，这一挑战是前所未有的。“它”带来的风险和颠覆性改变也绝不限于就业、隐私保护、教育等局部领域，而是系统性的。最核心风险在于对齐失败和失控。如果超级人工智能的目标与人类价值观不一致，即使微小偏差也可能在经能力放大后导致灾难性后果。人类的负面行为大量存储在网络数据中，不可避免会被超级人工智能习得，这极大增加了对齐失败和失控的风险。因此，在人工智能开发与治理中，时刻都要坚持底线思维，摆脱传统的被动反应、跟进式的模式，做到未雨绸缪、前瞻布局。

彭飞：面对这么紧迫的课题，我们应采取一种怎样的治理思路？

曾毅：从基本原则看，安全必须是发展超级人工智能的“第一性原理”，即安全应成为模型的“基因”，不可删除，无法违背，不能因为可能影响模型能力而降低安全护栏。应尽可能全面考虑安全隐患并开展模型安全加固，坚持主动防御而非被动应对。

从实现路径看，通过“攻击—防御—评估”的技术过程不断更新模型，能有效解决如隐私泄露、虚假信息等典型安全问题，妥善应对短期风险。但从长期看，真正的挑战在于使超级人工智能与人类期望对齐。目前采取的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即在人机交互中将人类价值观嵌入人工智能的模式，很可能对超级人工智能无法奏效，迫切需要全新的思维与行动方式。

从最终效果看，由于超级人工智能可能拥有自我意识，更安全的理想图景是使“它”自主产生道德直觉、同理心与利他之心，而非单纯依靠外部“灌输”的价值规则。确保人工智能从合乎伦理变成拥有道德，才能最大限度降低风险。

彭飞：超级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具有全球性，一旦出现漏洞、失控，影响是跨越国界的。而人工智能的全球竞争又非常激烈，无论国家还是企业，都在争先。一些发达国家在超级人工智能的研发上更是“油门踩到底”。如何避免盲目竞争导致失控？人工智能治理的全球协作有可能吗？

曾毅：目前看，通用人工智能还是比较安全的，但人类需要避免人工智能的发展演变为“军备竞赛”，其危害性不可估量。创造出世界上第一个超级人工智能也许不需要国际合作，但确保超级人工智能对全人类安全可靠，全球合作是必选项。

世界需要一个高效率、有执行力的国际机构，来协调人工智能的治理，以确保安全。2025年8月，联合国大会决定设立“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和“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机制，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弥合数字鸿沟。这方面的探索还应深入、继续。

各主权国家作为政策制定和执行的主体，尤其是掌握先进技术的发达国家，更应当有是非之心，有责任和义务防止在规则缺位的条件下盲目发展超级人工智能，造成风险外溢。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值得在全球范围推广和践行。宁可稍稍放慢节奏，把安全的底子筑牢打扎实，也不能急功近利，以免把人类社会引向万劫不复的危险境地。

（摘编自《人民日报》，2026年01月09日，有删改）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悲剧产生于社会的矛盾、两种社会力量的冲突。冲突双方分别代表着真与假、善与恶、新与旧等对立的两极，却总是以代表真、善、新等美好的一方的失败、死亡、毁灭为结局。他们是悲剧的主人公。因为他们的力量还比较弱小，还无法与强大的旧势力或邪恶力量抗衡，正义的要求不能实现，于是形成了悲剧。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指出，悲剧描写了比现实中更美好同时又是“与我们相似的”人物，通过他们的毁灭“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感情得到陶冶”，即产生净化的作用。

然而，悲剧不仅表现冲突与毁灭，而且表现抗争与拼搏，这是悲剧具有审美价值的最根本的原因。鲁迅说过：“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种毁灭是抗争、拼搏以后的毁灭，抗争与拼搏体现了人的一种精神。

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为了人类从天上盗取火种，触怒了主神宙斯，被锁在高加索山崖上，每日遭神鹰啄食肝脏，但普罗米修斯毫不屈服，最后坠入深渊。罗丹的大理石雕塑《马身人首》中，人臂绝望地扑向一个它所抓不到的目标，而马足则陷于尘土不能自拔，表现出人性与兽性的冲突，象征着灵与肉的斗争，具有强烈的悲剧性。可以说，没有抗争就没有悲剧，冲突、抗争与毁灭是构成悲剧的三个主要因素。

悲剧的审美价值的载体只能是文学艺术。因为人生有价值的东西、美好事物的毁灭是令人伤悲的，因此现实中的悲剧不能作为直接的审美对象来欣赏，否则人就是泯灭了人性的人了。

（摘编自王晓旭《美的奥秘》）

材料二：

戏剧冲突作为戏剧中推动情节发展和刻画人物的重要手段，按照冲突的具体表现形态，可以划分为三种主要类型，分别是性格与环境的冲突、性格与性格的冲突以及性格内部的冲突。这三类冲突侧重的方向有所不同，但在交代背景、刻画人物、推动情节发展、彰明主题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

环境指的是剧中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主流的思想意识形态，是社会的某个横截面的具象化。剧中人物都有各自所处的独特环境，当人物的性格与主流大环境发生某种奇妙的碰撞时，冲突才得以产生，戏剧情节也随之不断向前运动、发展。因而剧中的人物必定会在不同程度上与个人所处的环境发生冲突，冲突的激烈程度则取决于人物性格和环境之间的具体关系。

如曹禺先生的剧作《雷雨》中，周朴园与鲁侍萍之间的矛盾，其源头在于周三十年前对鲁的抛弃。这一抛弃的行动是在家族的压迫下做出的，是源于当时社会上“门当户对”的主流思想观念。个人的力量在时代背景的浪潮下显得无比渺小，微不足道。也正是因为这一次抛弃，鲁侍萍另嫁鲁贵，才有了四凤的出生和后面的那一场不伦之恋，并在最终酿成了悲情的苦果。

若只从这一点来进行分析，则《雷雨》中悲剧的根源在于大环境对个体的压迫与裹挟，这一论断显然失之偏颇——只重视对社会大环境的分析而忽略了剧本之中的人性塑造。而在创作剧本的过程中，对剧中人性的挖掘和人物性格的塑造恰恰是一个剧本成功的关键所在。性格与性格的冲突是戏剧冲突中最基本和最常用的方式。性格与性格的冲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这是刻画人物性格、勾勒人物形象最重要的手段。同样是《雷雨》之中，周朴园逼蘩漪喝药的一段戏，通过人物短短的几句对话和几个戏剧动作，将人物之间的关系和人物自身的性格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周朴园与蘩漪两个人之间爆发的矛盾看似简单，只是喝药与否的问题，实际上是周朴园借着喝药这一件事在树立他在整个周家的权威，他要蘩漪“替孩子做个服从的榜样”，咄咄逼人，最后甚至逼迫周萍用下跪的方式劝蘩漪吃药。蘩漪只好步步后退，最终在喝了药之后“哭着跑下”。而周冲之前想把学费分出一半的想法也被立即掐灭。在这一段兔起鹘落的冲突中，周朴园作为一家之主的独断、周萍的软弱、蘩漪的辛酸无助赤裸裸地展现在读者和观众面前。

性格内部的冲突实际可以理解为人物内心的思想斗争。如莎士比亚名剧《哈姆莱特》中“复仇的王子”哈姆莱特一角，当他证实了叔父杀父仇人的身份、决心复仇之后，却因为对方正在祈祷的行为而犹豫不决，最终与仇人同归于尽。那段有关“生存还是毁灭”的著名独白，昭示了人物性格内部的激烈斗争，最终使他成为了一个“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莎翁设计的这种人物的“延宕”，站在今天的现实角度是不合理的，但站在当时的创作背景和剧作者想表达的思想来看，却又是最合理不过的。

（摘编自纪超《从人物与冲突看戏剧的本质——以〈雷雨〉〈哈姆莱特〉为例》）

人文主义的核心是对人的尊重。人文主义文学是文艺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文主义者通过对艺术形象的描绘，颂扬人的理性和力量、价值与尊严，尤其强调人性的善良。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是人文主义文学的代表。哈姆莱特曾经对人类有着高度的赞美：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和“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两个主题的阐述来看，“生态文明话语”和“绿色现代化话语”这两种话语理论在当代中国实现了历史性交汇。它们所意指的构建目标和所依托的现实环境其实也是近似或共同的。

在核心理念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生态文明话语体系所建基于的“本体论基础”只有恪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理念价值，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的其他原则才能在理论和逻辑上得以成立，也才能在实践中得到贯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及其实践）的五个突出表征之一，而且这二者相结合构成了一个理论意涵更为丰富而深刻的概念术语，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也就是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独特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需要指出，就像“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原则包含着深刻的哲学本体论意蕴一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或“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统领性的生态世界观方法论。

在未来社会愿景上，生态文明话语分别从“永续发展”和“美丽”、“中国（中华民族）”和“世界”的双重维度做了勾勒描绘。也就是说，同时致力于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建设一个山川秀丽的中国与清洁美丽的世界。这需要强调和处理好的两重关系是，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中国（中华民族）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前者严格说来是在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概念话语之下，即同时包含着生态、经济与社会文化可持续性的全面协调发展，但现实中的内部矛盾冲突仍将长期广泛存在；后者并不简单是国内与国际层面需要（利益）的平衡考量问题，而是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如何真正做到全球思考、地方行动的问题，这对于国际影响不断扩大中的当代中国来说尤为重要。生态文明话语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未来社会愿景，就其现实所指或近期前景而言也是共通的或相近的。

在战略实施构想上，生态文明话语强调的是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基本方略，即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党和政府政治议事日程的日益突出位置，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相比之下，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明确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由此可见，虽然二者在侧重点上有所不同，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都被置于一种基本方略或战略中枢的关键性地位。

无可讳言，作为两种话语理论表述形式，“生态文明话语”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之间，确实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差别，甚至可以说是一定程度的“张力”，需要给予足够的关注与重视。

“生态文明话语”指向或思考的“聚焦点”，是逐渐创建一种全新的生态文明或促成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生态化话语。因而，一方面，这一话语理论的生态革新意涵更多是源自一种自我反思性认知或内敛型行为选择的“生态文明”概念，即如何通过人类自身的主动改变来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或文明化生存。另一方面，这一话语理论的生态革新意涵还源自对世界主导性现代化认知、价值和模式的生态否定，并致力于探索一种根本不同于西方主导观念与实践的新型经济、社会和文化体系。

相形之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指向或思考的“聚焦点”，是逐渐发现并遵循推进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目标的合理进程安排与适当路径形式，努力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与发展。因此，需要审慎面对的是，一方面，人们很可能将不得不接受那些基于历史现实经验和国际比较基础上的现代化认知与战略。另一方面，人们很可能将会有意无意地采纳或遵循那些现实中有效或主流性的但却未必是真正代表未来的所谓绿色现代化做法或经验。可见，作为构词主语的“现代化”，可能因其霸权性的历史遗产而成为人们推进关于当代社会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考的某些限制或掣肘。

（摘编自郇庆治《生态文明的现代化革新与实践超越性性》）

针对这两种话语理论，目前，中国学界更为关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理论，但相比之下，可以说，________无疑是更为根本性、更具前瞻性的。我们还需特别关注和重视，这两个话语理论之间________，存在着明显的差别。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________将会转移，从“现代化”转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中国式”。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当前，伴随低空飞行（有人或无人驾驶）关键技术突破、应用场景拓展、市场需求激活，低空经济正从“小众试验”走向“大众视野”。自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打造低空经济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来，国家发改委成立低空经济发展司，中国民航局成立通用航空和低空经济工作领导小组。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行动方案相继出台，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和政策牵引。据中国民航局预测，2025年我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将达1.5万亿元，到2035年有望突破3.5万亿元。

低空经济的爆发式增长，折射出国家对全球竞争新赛道的重视、市场对新质生产力新探索的乐观预期以及社会对新业态新发展的热烈期盼。在多种推力的共同作用下，未来低空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加快实现其高质量发展，须多措并举，在有序开放低空空域、完善低空基础设施建设、拓展低空经济场景应用等方面积极探索。

低空空域之于低空经济发展，就如同土地资源之于传统经济一样重要。①，科学有序开放低空空域是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从目前来看，我国部分省份已开始对低空空域实行分类管理，如江苏省发布《低空空域划设（提报）指南》，构建“三类空域+四级航线”管理体系。②，目前尚未形成统筹管理的低空空域管理格局。为此，应加强统筹，科学有序开放低空空域，合理规划低空航线，形成“一站式”空域申请平台，缩短航线审批周期，切实提高③。

低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发展低空经济便无从谈起。低空基础设施主要包括起降设施、飞行管理服务保障系统等。目前，我国起降设施数量仍不足，且分布不均衡，需要国家层面加快完善各类起降设施设计建设标准，省级层面可先行先试探索建设，依据需求增加低空起降设施数量，优化低空起降设施点位布局。在完善物理起降设施的同时，还应推进低空智能网联发展，建立通感一体的低空经济网络设施。比如，应用5G-A通感一体技术、北斗等新技术，建设集低空感知、导航定位等多功能于一体的飞行管理服务系统，以低空智能网联引领低空经济智慧发展。

拓展低空经济场景应用是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走向行业应用是低空经济发展的“最后一公里”。目前，低空场景应用主要包括低空运输、生产作业、公共服务、航空消费几大类。低空运输如快递、外卖行业，生产作业如农林植保、电力巡检，公共服务如应急救援、警用安防，航空消费如空中游览、无人机编队表演等。拓展低空经济场景应用，将有效提高生产效率与安全能力，更好满足多样化的生产生活需求。因此，通过“线上+线下”宣传推广、消费补贴、IP打造等方式不断激活低空经济应用场景，持续扩大“低空+”业态矩阵，将有力促进低空经济规模化、常态化发展，形成“天上飞”“地上热”的低空场景格局。

更为重要的是，低空经济的爆发式增长需要更多全产业链人才。应充分发挥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和社会培训等低空经济人才培养主体效能。各类学校依据实际情况，特别是低空经济产业链需求，开设低空经济相关专业，加强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校企合作，加快培养适配产业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撑。

值得一提的是，低空飞行是低空经济的核心，但随着无人机等低空飞行器技术门槛降低以及多样化产品的出现，“黑飞”扰航事件时有发生，日益增长的低空飞行需求也给飞行安全带来一定的挑战。因此，亟须健全低空安全管理制度与规范，多主体协同发力，通过制度与技术等方式维护低空飞行秩序，同时加大低空飞行器制造研发力度，提高低空运营服务水平，让低空经济飞得更稳更远。

（摘编自安培《让低空经济飞得更稳更远》）

材料二：

低空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综合性经济形态，带动了低空飞行保障的研发。8月4日，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坐落于中国科学院明珠科学园的广东空天科技研究院（简称广天院）内，我国首个专注低空飞行领域的复合型风洞正式落成启用。该风洞创新性地融合了航空级风洞和工业级风墙系统的优势，以48个风机编织出“城市风网”，为飞行汽车、无人机等低空飞行器模拟出最严苛的“空中考场”，填补了从实验室到真实场景验证之间的基础设施空白。

作为航空航天领域研发的核心基础设施，风洞被誉为“飞行器的摇篮”，在飞行器设计验证、气动布局优化、气动参数测量等环节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业内有“一代风洞，一代飞行器”的说法，意指风洞能力的代际跃升，是支撑新一代飞行器技术实现的前提。

风洞试验是低空飞行器研发、测试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主要用于验证气动性能、稳定性、操纵性及抗风能力。风洞闭口试验段的上壁板可以灵活打开，便于风洞设备的吊装搬运；风墙的48个风机每个都可以独立精准微调，结合后期对复杂风场的信息收集，尤其适用于低空飞行器在复杂风环境下的多工况评估。风洞的启用，为低空飞行器研发企业提供了高质量的安全验证场所，原来只能靠户外实飞试验的项目，如今都可以拿到风洞内进行试验。

除了低空飞行器风洞试验平台，广天院还有飞演指控中心、航电实验室、光学测试实验室和飞行器起降试验场等多个科学研究平台、公共服务平台，能无缝衔接，为低空飞行器提供从室内抗风性测试到室外试飞全链条服务，为科技创新、技术攻关、系统集成、应用示范、产业孵化等提供强力支撑。

（摘编自赵亦平全欣欣《位于地面的“空中考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