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心理学家认为，人的第一感觉就是视觉，而对视觉影响最大的则是色彩。学者考古服饰文化发现，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在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中，特别是随着纯天然染色技术的发现与改进，服饰制度日渐完备。秦始皇信仰阴阳五行说，认为秦能够战胜周，应属水德，代表颜色就应该是黑色。秦朝崇尚黑色，以黑色为贵，其军服冷峻而严肃，始终充斥着严酷、硬朗的肃杀之风。而汉朝经过休养生息，以五数为制度基数，以黄色为贵。汉代儒家经典《礼记》中的“四时服”和《后汉书》中的“五时衣”，都与我国古代的历法与阴阳五行说关系密切。古人认为春、夏、秋、冬四时由金、木、水、火、土五行分主，所以“四时”亦称“五辰”。五行分配四时于三百六十日间，以木配春，以火配夏，以金配秋，以水配冬，以土则每时辄寄王十八日也。这些规则成为指导人们依照不同季节选择特定着装颜色的准则：春着万物复苏的青色衣，     ①     ，秋着硕果累累的黄色衣，冬着肃杀沉寂的黑色衣。

我国爱国诗人屈原主张服饰要注重“内美”与“修能”的协调统一。他在《离骚》中曾多处提到服饰，如“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原句中的“内美”     ②     ，而“修能”与“内美”相对应，是指外部美的修饰与容态，或是后天的学习与修养。两种解释都在强调加强修养，包括对个体的修饰。又如“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其中“木兰”在《本草》中被释为“皮似桂而香，状如楠树，高数仞，去皮不死”，“宿莽”是楚人对冬生不死，且芳香久固之草的称谓。又如“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蘅与芳芷”，“留夷”“揭车”皆为香草，“杜蘅”似葵而香，叶似马蹄形。再后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揽木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𫄥𫄥”，“木兰”“秋菊”“薜荔”和“胡绳”都是香花芳草，由此可见，古人当时就有佩香草的服饰习俗。或许有学者认为，屈原的服饰观，神秘典雅，浪漫多彩，对后人讲求服饰华丽高雅，影响至深。今天选取自然界的花草为胸针的配饰，未必不是在喧闹中借助花草来凸显服饰视觉美的体现。

《周易》赋予传统服饰中和之美，具体体现在不偏不倚的居中之美的认同观；服饰格局讲究思想意识上的对称之美，服饰境界中强调整体关照或系统意识的中和之美。传统服饰从“头衣”和“体衣”，再到“足衣”和配饰都有着整体的系统规范，服装和配饰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已经成为着装者身份、性格、学识、涵养等的外在体现，与衣者自身浑然一体。作为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服饰颜色，同样需要在整体的协调中彰显协调美，如客家借助其传统服饰纯艳的色彩、丰富的图符、粗犷的造型和实用的美德，传递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诗意情怀。

（摘编自张慧琴《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翻译协调美》）

材料二：

颜色、材质与“洁净”感的道德寓意

在《离骚》的服饰描写中，颜色与材质往往被赋予道德与精神的象征意义。素白、素净的色调常与清高、廉洁相联系，象征着对名利的超然与对正义的坚持；深色、华饰则多与情感的郑重、对旧有秩序的质问相连。颜色的对比、材质的选择，暗示着诗人对外界喧嚣的反思，以及对内心清明的坚持。衣袍的质感与纹饰的繁简，既映照出诗人对礼仪的重视，也呈现出其在逆境中的自我调适：繁复的饰物并非炫耀，而是对“礼”的庄重性的强调与对天地秩序的敬畏。

在这种叙述语境下，服饰的“洁净感”成为一种伦理美。《离骚》中的人物形象往往以“洁净”自居，而洁净不仅指衣着的整洁，更涵盖内心的纯正与对私欲的克制。洁净的衣饰作为外部呈现，与诗人内在的纯正心志相呼应，形成一种“内外合一”的美学理想。这种理念在文本中具有持续的驱动作用：它推动诗人坚持自我、维护道义，并以此抵御周遭环境对自我的侵蚀。

对比与批评的功能性作用

服饰描写在《离骚》中也承担了对比与批评的功能。对比一方面体现为“理想中的君子之风”和“现实中的流落苦境”之间的落差；另一方面体现为“华饰的表象”与“朴素的实质”之间的张力，诗人强调的是内在品性的稳定性胜于外在装饰的浮华。这种对比不仅揭示了社会中的虚伪与浮夸，也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审美与道德的判断标准：在乱世之中，若仍执着于内在的洁净与礼仪的完整，便能保持人格的完整性与精神的清醒。

在批评层面，服饰描写也提醒我们警惕：外在的整洁与内在的坚守并非总能得到世俗的理解与认可。《离骚》中的诗人正是在这种矛盾之中，坚持以服饰来表达自我与道德的观念，展现了一种“外表对内心的反映”的美学与伦理学思考。

（摘编自佚名《〈离骚〉中的服饰描写解析》）

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在唐以前的古代文学中，以忧患感为基调的作品是很多的。这些作品大致上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所体现的主要是对于自己及亲友的命运而引起的忧患感，如宋玉《九辩》。第二类则是内涵更为深广的忧世之作，例如《诗经》中的《载驰・正月》。这后一种倾向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文学中最优秀的传统之一，其代表人物是屈原。

屈原的作品，无一例外地蒙着一层浓重的忧患情调。关于《离骚》，诚如司马迁所云，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关于《九章》，从首章《惜诵》“惜诵以致愍分，发愤以抒情”，到末章《悲回风》“悲回风之摇蕙兮，心冤结而内伤”，忧患之感与《离骚》完全相同。屈赋对读者的强烈感染力主要来自它所蕴涵的忧患感，这种忧患感当然包含着诗人“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美人迟暮”的惆怅，但是更重要的则是诗人对于国家、人民的命运的危机感：“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

那么，在屈原的时代，楚国是不是已经岌岌可危了呢？据史书记载，它当时还是一个“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的强国。在屈原生前，楚国虽然在与秦国的战争中几次失利，但并未濒于灭亡的危险。屈原作品中那种仿佛大难已经迫在眉睫的气氛，与其说是反映了当时楚国的实际形势，倒不如说是反映了诗人心中基于对现实的预感而产生的忧患意识，而这种预感和忧患意识正来源于诗人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强烈的责任感。

屈原曾经被楚怀王委以重任，但是他不久就受到一连串的诬陷、疏远、放逐。在那个辩士四处奔走、朝秦暮楚的时代，屈原却情愿在“乃猿狖之所居”的流放地行吟泽畔，仍然以“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毅精神忍受着巨大的痛苦，时时刻刻把国家、人民的命运放在心上，仍然强烈地感到自己对于国家、人民的责任：“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甚至当他要想以身殉国时，仍念念不忘国家的政治，并以古代的贤臣作为自己的榜样：“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虽然屈原的忧世预言与历史的实际进程相符合的程度不一致，但是，他怀着对国家、人民的命运的巨大关切，具有对于现实生活的深邃的洞察力，因而能够极其敏锐地觉察到当时政治、社会中各种形式的隐患。这种对于历史演变的深刻预感和忧患感是难以为常人所理解的，所以屈原的忠谏始终不被楚王采纳。这样，他在当时就处于一种非常孤独的境地。屈原反复悲叹：“国无人莫我知兮”“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这种深沉的孤独感主要是由于拳拳忠忱和侃侃谠言不为朝廷所接受。只有对国家、人民的命运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对自己的事业、理想的正义性怀有强烈的自信心，才能产生足以抗拒这种孤独感的精神力量。

（摘编自程千帆、莫砺锋《忧患感和责任感》）

材料二：

《离骚》全诗可分为三段：正文可分为前、后两个部分，“《乱》曰”是全诗的尾声与总结。

从“帝高阳之苗裔兮”至“岂余心之可惩”为前半部分，是写“骚”，写“忧”，写诗人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斗争、矛盾、幽愤和痛苦。

在前半部分中，诗人抒写着“灵修浩荡”“皇舆败绩”“众女谣诼”“芳泽杂糅”的政治乱象，又强烈地感受到“草木零落”“美人迟暮”的人生忧愁。政治斗争的严重挫败，现实与理想的悬殊背离，给屈原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深巨的忧愤。他抑止不住满腔的愤懑，反复诉说着自己无比失望、孤独、幽怨、狐疑的情绪，重重的忧郁、怨望、苦闷、彷徨，重重地压在心头。

前半部分的基本内容和感情基调，就是一个“骚”字，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忧愁幽思”。那么，出路在哪里？诗人将如何“离”开这无边的“忧”愁？于是，便进入了后半部分的描写。

从“女婆之婵媛兮”至“蜷局顾而不行”为后半部分。诗人紧承前半之“骚”之“忧”而写“离”，写为“离”开忧愁、解脱痛苦“上下求索”的不懈奋斗，写为实现“美政”理想而“求帝”“求女”的幻想经历。

当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现实世界“无路可走”之时，矢志不渝的诗人将他不屈的目光、深邃的思绪，投向了幻想的天际。诗人不顾“女婆”的劝说，否定明哲保身的逃避，而满怀虔诚的期冀，踏上上下求索的征程。但是“求帝”“求女”的不遇，不仅宣告了实现“美政”理想的无望，同时也宣告了“离骚”的失败。欲“离骚”而“骚”难“离”，忧患犹在，痛苦依然。

接下去，诗人又幻想着向灵氛、巫咸求助，灵氛、巫咸劝诗人去国远游，而诗人准备离去之时，远远地望见了故国的大地，“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自己根本无法离开生长于斯的旧乡故土！

一篇《离骚》之诗，本为“离骚”而设，却历尽千回百折，数经心力交瘁，仍然是“骚”而未“离”，“忧”而未“解”。长达二千五百言的正文已经结束了，但此时的主人公，“骚”仍未“离”。茫茫环宇，何处是归程？

“《乱》曰”部分总结全诗，点明主题：“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是终极意义上的“离骚”，是全部忧怨、痛苦的最高形式的解脱。

“《乱》曰”五句呼应诗题，点明了全诗“离骚”的基本线索：“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是“骚”，“又何怀乎故都”是“离”；“既莫足与为美政兮”是“骚”，“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是“离”。

既不能去，又不能忍，这样就把矛盾推向高峰，“死”的问题便被尖锐地提出来了。《乱》的“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最终表明要追随殷代贤臣彭咸而投水而死。“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是终极意义上的“离骚”，是全部忧怨、痛苦的最高形式的解脱。

（摘编自何新文、彭安湘《离去现实忧患、解脱生命痛苦》）

链接材料：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姱以羁兮，謇朝谇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茝。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总结近年来的文化潮流，绝对绕不开“国风崛起”。从汉服热“破圈”，到音乐创作刮起古风，从李子柒们走红全网，到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大受追捧，传统文化正在深刻影响着当代人的审美与生活。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语言作为文化最重要的载体，社会上对汉语传承的担忧却不减反增。最近看到有媒体盘点汉语字词章句之美，不由得产生联想，今天需要以怎样的方式打开汉语，如何重拾汉语之美。

抛开人文底蕴，汉语之美无从谈起。很多古风歌曲不知所云，更像是在堆砌辞藻，却偏偏能够受到追捧。还有不久前，网上盛传一首“杜甫笔下最美唐诗”，其中不乏“你我暮年，闲坐庭院”等现代表述。类似的伪诗博得大量点赞转发，通过对比，伪诗与杜诗笔力和意境相去甚远。更令人怀疑，读者是不是从未接触过杜甫暮年坦陈心迹的《秋兴》《阁夜》，抑或是温馨闲适的《江村》《江畔独步寻花》，在探索美的过程中错过了太多更美、更值得推敲品鉴的锦绣文章。换言之，如果不辨妍媸不分朱紫，那么所谓的推崇传统文化，只会让人们离传统文化之美越来越远，使创作日益虚浮。

要让更多人理解汉语之美，还是要通过自身与外界的努力。看到文言文就犯憷，其实是把它想得过于复杂了。好比钱镠墓被盗时，一提钱镠写过“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大家都耳熟能详，这句话一点也不难理解。或许今天人们可以更进一步，试着理解这句话美在何处，钱镠是在何种背景下写出来的。当看到《洛神水赋》的表演，大家都知道灵感源于洛神的传说与曹植文采飞扬的《洛神赋》，但不妨找来原文，看看“八斗之才”究竟是如何施展的，这背后又对家与国怀有怎样的情感寄托。读书的乐趣往往就在于，从一处联系到另一处，从一点推开一面，最后塑造起人的知识架构与审美情操。

至于来自外界影响，中国诗词大会等节目以及网上很多读书类音视频都能够起到弘扬和引导的作用，但语文课堂仍然至关重要。梁实秋曾回忆梁启超讲授《箜篌引》如何让他追忆了二十余年。这其实启发今天的语文教育，可以努力讲述得更加细致、准确而生动，讲出文章的美好，激发学生兴趣，而非只是讲讲名词解释、考考全文默写。语文终究和其他学科不同，教授的不仅仅是知识，更是在传承国家与民族的文脉与风骨。

今天，增强文化自信成为至关重要的课题。无论是追忆过去，还是书写当下，乃至创造未来，都离不开汉语功底，离不开汉语之美。或许，不妨就从阅读开始，重拾汉语之美。

（摘编自王梓佩《从阅读开始，重拾汉语之美》）

材料二：

每年都有大量流行语轰轰烈烈地出现，又默默无闻地消失。“yyds”“emo”等字母词更是让许多人大呼“看不懂”，对汉语表达“被污染”而忧心忡忡。其实经历时间的选择之后，大浪淘沙，那些真正有价值的词才最终留下来，所以我们无需担心流行语会对汉语之美有所损害。《咬文嚼字》编辑部从2008年开始评选年度十大流行语，是国内最早做流行语评选的机构。其评选标准是什么呢？作为《咬文嚼字》的主编，我从“选什么”与“如何选”两个角度来解析。

人们所使用的交流手段，其实是一个由并非单一、纯粹的成分构成的圈层结构。这个圈层结构分成三层：第一层“核心层”，由规范纯粹的母语成分构成，符合母语的内在结构规律，也符合我们社会的文明道德规范；第二层“混杂层”，混杂着源自母语但偏离母语内在结构规律的成分（如“十动然拒”），价值递减趋零的谐音词（如“蚌埠住了”），源于母语及源于外语的未被社会广泛接受的字母词（如“emo”），数字、符号、字母混合体（如“9494”）；第三层“边沿层”，由颜文字、表情包甚至眼神、手势等组成。《咬文嚼字》评选“流行语”无疑应该把选择范围局限在由规范母语成分组成的“核心层”。

再说“怎么选”。《咬文嚼字》评选年度“流行语”的标准——坚持语言学价值、社会学价值原则。“语言学”当然是针对我们的母语汉语说的；“价值”的含义是，我们评选“流行语”要对我们母语汉语作出贡献，能推动汉语的健康发展，能为汉语增光添彩。“社会学价值”，主要考虑流行语必须反映时代特征，为一年的社会生活留下印记。

在对新词新语新用法做价值判断时，我们要把握好两点：首先，用好“语法规则”这把尺子；其次，用好“社会准则”这把尺子。社会各界要引起足够重视，自觉抵制不健康语言成分的侵蚀，增强“语言免疫力”。

（摘编自黄安靖《流行语无损汉语之美》）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地理、故事与我们

地理带来人群之间的差异，异质性人群的互动带来历史演化的动力；故事则带来认同，大容量故事在异质性人群中构造出同质性，让他们能够共存。

地理空间在相当程度上规定着我们的命运，其骨架由大山勾勒出来。大山的存在会阻碍水汽流动，放大纬度所导致的气候差异。差异化的气候，在古代就会造成大不相同的生活方式、组织逻辑、伦理观念等，从而形成异质性的人群，农耕、游牧、渔猎、商贸，各有生境。异质性人群彼此间的交往，是驱动历史演化最重要的动力来源。所谓交往，包括贸易往来，包括文化传播，也包括刀兵相见。在很多时候，战争甚至是异质性人群彼此交往、相互学习的一种更有效率的方式。同质性人群之间的交往，发生的是物理反应，往往带来重复；异质性人群之间的交往，发生的是化学反应，才会带来演化。

所以，山，带来差异，带来交往的动力。然而，能够阻碍水汽流动、带来气候差异的大山，又会大到阻碍交往。所幸，只要山足够大，就一定会形成水，由山巅流淌下江河。天长日久，水会在大山中切割出一条条通道，沟通大山的两边。所以，水，带来连通，带来交往的可能。水在山中切割出的通道，两端各有一个出口，在两个出口上会历史性地各自形成一个重镇，留下被后世记忆的人物、故事、战争。现代很多城市，都是这些古代政治地理的遗产。

遥远的古早往事，与今天的你我，都有着草蛇灰线般的关联；河、山，则是串起这些关联的线索。我们和古人共享着同一个地理空间，虽然技术进步让空间的意涵发生了某些变化，但有些底层逻辑一直绵延到今天。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的地理空间结构，塑造着我们的历史，塑造着我们的命运。

然而，地理空间只能决定人类命运的一半，还有一半要由人类自主地去把握和创造。

人与动物的区别之一，就在于人的行为不完全由物质所决定。人会拒绝嗟来之食，人会选择舍生取义；因为人会觉得，有些东西是超越于物质，乃至比生命更重要的。超越于物质世界、比生命还要重要的价值，来自超越性的信念。信念则来自我们所认同的故事，各种宗教、各种信仰都属于广义的故事。人与动物相分离的一刻，就是人类拥有语言能力，开始能够讲故事的那一刻。彼此间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也会因为共享的故事而彼此认同，进而形成超血缘群体的大规模合作。人类有了讲故事的能力之后，就在生物基因之外，又有了一重文化基因；生物基因会驱动你去保护跟自己共享血缘的人，文化基因会驱动你去保护跟自己共享故事的人。

人类在历史上发展出的故事有很多，每一种故事都能带来信众的凝聚力，让他们团结起来，与其他故事的信众竞争。可以说，人类的历史又是各种故事的竞争史。故事间的竞争，比拼的关键是各自的故事容量。哪个故事能动员起更多的人，它就有更大的机会获胜。但故事在讲出来后并非僵死不变，而是会被人重新阐释、重新构造。如果一个故事能在重构中不断地扩充容量，它便有机会在竞争中长期地存续下去。真实的历史，以地理空间作为展演的舞台，以人们所讲的故事作为精神驱动。地理中的山水关系构成大地的经纬，人们所讲的故事构成人性的经纬，双重坐标系共同勾勒出我们的历史脉络，塑造着今天的你我。

现代技术的诞生，以整个地球为山，以整个大洋为水，驱动着人类这个物种的整体历史演化，也逼问着人类这个物种所能共享的故事的极限；亚欧大陆两端在此过程中发生了剧烈的碰撞，也催生出更高维度的故事，影响直贯当下。眺望未来的前提，是回望过去。在山与水之间的回望，在大地与星空之间的沉思，大概是人类在每一个历史十字路口的必须。

（摘编自施展《河山·序》）

材料二：

星际幻想：什么才是一个文明的真正容量

时任哈佛大学天文系主任阿维·洛布有一个大胆的想象。

他说，如果有一个文明，发现自己所处恒星系统的母星，也就是孕育这个文明的“太阳”，将在几百万年后发生超新星爆炸，到那个时候，这个星系中的一切都将荡然无存。这个文明为了延续，便把自己的文明种子打包，做出千百万份，每颗种子都配上一个巨大光帆，然后用火箭把它们运送到星系边缘。几百万年后，超新星爆发，文明所在的行星瞬间汽化，但超新星爆发出的巨大能量，会把这些种子一下吹散到整个宇宙中去。它们就像蒲公英的种子，在宇宙中飘荡上百万年、几千万年，其中总会有几颗种子遇到合适的环境，找到适合的星球，重新开花结果。洛布说，如果一个文明能给自己储备如此宏大的后备方案，其耐心或奢侈必然达到当下的人类文明完全无法企及的高度。

如此的想象力、执行力和星际格局，这将会是怎样的一种文明容量？

暂且停下思绪的彻底放飞，回看我们自身。东亚大陆有着地球上最为复杂的山川地理，塑造了这片土地上最为跌宕的空间命运。任何人都是通过他者来看清自我，一个国家也是一样。小国的他者就是大国，大国的他者就是命运。只有面对命运，看清自己的极限，才会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

山川展开如此辽阔的格局，让中国通达全世界。这些山川，这种格局，必须要有足够的文明容量，才能拥有配得上它的精神世界，能够自信而不傲慢，强大而不暴虐，开放而不放纵，包容而不失原则，真正地获得谦卑与敬畏之心，真正地担当起自己应该担当的责任。这样的文明容量，这样的精神世界，需要在历史的起伏中来孕育。

（摘编自施展《河山·跋》）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重大主题、专业表达、长篇叙事，构成了当前报告文学创作的基本风貌。报告文学在朝着这样“专”而“大”的路径发展时，纠缠在其周围的议论也愈加多重。直面、梳理、分析这些声音，对报告文学的繁荣发展殊为重要。

最为突出的是如何加强报告文学的读者接受。随着报告文学的长度不断增加，中短篇报告文学越来越不受重视。长篇巨制式的作品客观上限制了社会公众的接受，要知道一部报告文学书籍动辄近百元，读者还要花足够多的时间才能完成阅读，许多作品因为篇幅过长而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读者检验。作家在创作之初应有读者意识，一部报告文学作品不仅是为了给所写领域、地方、机构记录一段历史，提供一种有人物有故事的“年鉴”或“志书”，还要能满足社会公众对某一陌生领域、事件、人物热切及时的关注。这就意味着报告文学要从一味求大求全中跳出来，重新思考其作为轻骑兵的优势。

其次，如何厘清纪实与虚构的关系。这是一个老问题，近年来也面临着新情况。小说创作这些年出现纪实化的趋势，故事发生地有现实依据，使得纪实与虚构的界限更加模糊。这种情况下，报告文学如何凸显其纪实的特质？一些作品通过大量的人物对话，努力还原现场感，但试想，一部描写已经发生了半个多世纪的人物事件的报告文学，要想在对话上如实还原，是非常困难的，要面临着是否真实的质疑。可以说，在纪实与虚构的问题上，报告文学作家比小说家面对的难题更复杂，处理起来更棘手。

再次，报告文学的文学性问题。很多报告文学作家都希望并且必须将自己的作品作为文学作品来对待。这是文学意识和艺术性要求的体现，却经常被有意无意地忽略。评论家评价一部报告文学作品有许多方便简易的角度：题材是重大的，采访是艰苦的，表现是真实的，等等。而文学性往往成为一个看上去来不及探讨的“枝节”问题。事实上，文学性至关重要。应该对报告文学作品的文学质地给予特别评述，同时还应从理论上、从创作学的角度，对其文学性提出要求。不得不说，一些报告文学作品在叙述上没有特别用心，语言表达也不太讲究，细节化的描写不够丰富、精彩，求大求全的抱负盖过了对语言的追求，没有达到和主题高度相匹配的艺术高度。

或许因为这样的原因，目前的报告文学界，总被其他一些概念所冲击。相对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似乎更侧重亲历者的追述，对过往人与事的回忆更值得采信；“非虚构”异军突起，“非虚构”的题材往往没有那么重大，描写却又比较深入，小人物小事件折射出时代潮流，更具文学性追求。留给报告文学的似乎就是以重大题材为主了。

（摘编自阎晶明《锻造报告文学的魅力》，《人民日报》2025年2月18日）

材料二：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精准扶贫到走向共同富裕，新的山乡巨变正在中国广袤的乡村社会生动蓬勃地发生着。报告文学，作为具有社会性与公共性等特征的文体，又一次被时代所选择，在“新山乡巨变”这一主题写作中显示出重要而独特的文体价值。作为“精准扶贫”首倡地，湖南的报告文学作家更多了一份得天独厚的写作资源，并自觉继承了《山乡巨变》作者周立波先生的创作精神，在这一跨越时代的主题呼应上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可供研究的文本。

周立波认为“报告文学者的写字间在整个社会”。同频时代、深度参与并书写时代主题，是报告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这在中国报告文学百年发展历程中已得到了充分实践和验证。在新时代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走共同富裕道路等一系列新农村建设国家战略实施的同时，报告文学同样以即时、在场的态度实践着自身的文体使命。湖南报告文学这种介入山乡巨变的写作态度更为自觉，也更加自信。

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为重点的报告文学乡土写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我们也必须指出这类创作存在的问题。如题材过度集中，写作者急躁、敷衍甚至是偏移的态度，为了赶任务抢时间等原因，使得写作周期短，造成了书写模式化、浅表化、同质化等问题，作品辨识度不高，作家自身风格更难以形成。这种千人一面的文本样貌会推远读者的阅读初心，最终对报告文学文体带来伤害。

新时代无疑是一个具有史诗性变革的时代。中国新时代乡村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到走向共同富裕，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而创造这一奇迹的正是深入一线扶贫的基层干部、返乡创业的农村青年、回报家乡的企业家，以及投身乡村建设的广大农民。他们也正是新时代山乡巨变中的典型人物，是值得书写的时代新人。新时代乡村新人很大程度上昭示着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时代必然性与未来可能性，塑造新人形象是一个从个人经验书写上升为时代整体性经验书写的有效实践。

新时代山乡巨变呼唤新的文学审美关系。面对新时代广阔丰富的创作资源，作家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真正做到为时代立传，为人民抒怀。《乡村国是》作者纪红建五年时间行走十多个省市202个村庄，这种与农民吃住在一起的情感连结，把文学写在大地上的虔诚，正是对周立波先生“报告文学者的写字间在整个社会”这句话的有力践行。湘西作家龙宁英则以主人公身份经历了湘西脱贫的真实过程，写下《逐梦——湘西扶贫纪事》，主题、人物、土地的关系自发天成，就避免了假大空的口号式宣传，也在客观展现现实情形的同时，巧妙地把握了文本的主体性。

（摘编自黄菲蒂《“新山乡巨变”写作中的湖南报告文学视野》，《湖南文学》2024年7期）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求实即秉笔直书，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经世致用也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早在中国史学开始兴起的时期，秉笔直书就成为史家的崇高美德而受到称赞。尤其是孔子因晋国史官董狐的“书法无隐”而称他是“古之良史”，以及《左传》作者记述了齐国太史、南史氏为书“崔杼弑其君”而不惜以死殉职，这种秉笔直书的精神境界就成为史家遵循的传统。

唐代刘知几撰《史通》，有《直书》《曲笔》两篇，指出了史学上“直书”与“曲笔”的对立，分析了它们的利害。认为“直书”“直词”是实录的前提，而“曲笔”“诬书”则会造成实录难求。刘知几正是从历史撰述是否是“实录”这一根本点上，来划清“直书”与“曲笔”的界限的。这种求实的精神自司马迁《史记》被誉为“实录”之后，便成为大多数史家追求的目标而形成优良的传统。曲笔作史危害很大，造成的史事上的错误也不少，但在整个史学上毕竟只占少数。这是因为绝大多数史家是以董狐、南史、司马迁为效法的楷模，存实录、写信史成为他们追求的目标；从史学发展的连贯性来看，任何得计于一时的曲笔作史，终究要为后人所揭露和纠正。

从史学的社会作用来说，求实，也是史学经世致用的基础。刘知几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中国古代史学之求实的传统和经世的传统在总的发展方向上的一致性，可以从《史记》《资治通鉴》等各类有代表性的著作中看得很真切。《资治通鉴》意在“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而附以《考异》30卷，使其所记、所论有经得起检验的历史事实为基础。历代盛赞《资治通鉴》者极多，金朝女真族统治者金世宗的话或许更有深意，他说：“近览《资治通鉴》，编次累代废兴，甚有鉴戒，司马光用心如此，古之良史无以加也。”

在中国古代史学上，有的统治者或有的史家，为着某种需要而掩盖历史真相或篡改已经写出的史书，这种现象是存在的，但这跟史学的经世致用并不是一回事，其间界限不可混淆。这种曲笔作史的行为，只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的支流，而且总是遭到后人的唾弃和鄙视。求实的传统和经世的传统，以及它们之间在总的趋向上的一致性，乃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主流。

（摘编自瞿林东《说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

材料二：

以史学为经世工具的认识，由历代学人不断加以阐发，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深刻。汉初的贾谊把取鉴于历史作为国家施政的要务看待，他说：“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致用”与“求真”大多数情况下是统一的，是相得益彰，互相促进的。“求真”即秉笔直书。古人知道，用真实的历史为现实提供有益的借鉴从而产生积极的社会作用，是理想的史学局面，也是优秀史著拥有久远生命力的关键所在。因此，史学既要关注社会需要，又要严格对自身的写实要求，这是二而一之事。

当然它们之间有时也会出现矛盾冲突，古人采取了他们认为适当的方式。从董狐直笔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对“直”的理解。《左传》记载了赵穿杀灵公之事后，接着写：“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董狐写的并不是直接的历史事实，而是在强调赵盾所应承担的历史责任，如果没有后来的解说，读者会误认为杀死灵公的人真的是赵盾。可当事人赵盾和后来的评判者孔子以至以后的读者，都认为董狐是在秉笔直书，是书法不隐。显然在这里客观史实与主观认定已出现了一定的间隔。

《论语·子路》中孔子有一段与叶公的对话。文曰：“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注：偷窃）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躬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个“直”与客观事实拉开了更大的距离。在孔子看来，“直”的把握是有限度的，违反了人性的“直”是不足取的。也就是说面对人伦亲缘等必要的社会要求，“直”应当有一定的弹性，应当包含更丰富的内涵。儒家是以人伦为出发点建立起社会结构与运行理论的，在他们看来，亲缘关系的松弛会直接导致君臣关系等上下等级制度的不稳定，所以破坏了伦理秩序，就会危及社会的安定。这是对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阐述，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从史学上贯彻孔子的思想，就产生了适当牺牲客观事实而求得伦理意义上的“直”这样的处理原则。说得直白点就是为了“致用”而让“求真”做出适当让步，也就是说在“求善”与“求真”之间，“求善”是占压倒优势的。把“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作为一条重要的原则，体现的就完全是“求真”服从于伦理的政治考虑了。近代以来这类所谓的《春秋》笔法为人所诟病，也正是为此。但在古代的思想背景下，这个原则是为人们所认同，并赞赏的。

（摘编自许殿才《古代史学的“求真”与“致用”传统》）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近日，《水浒》相关内容是否应该从中小学课文和课外读物中删除的讨论成了热点话题。有家长认为《水浒》有毒，足以毁灭“三观”，中小学生不应该读。

限制阅读不是个新鲜事，书籍作为传播思想的载体，在人类历史上不时会被视为洪水猛兽。但大范围限制阅读的主张往往存在争议。有趣的是，禁止儿童和青少年阅读一些书籍的做法却似乎更容易取得多方——尤其是家长——的共鸣。保护孩子，是很多限制阅读主张的初衷。

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谢尔·西尔弗斯坦的《给予树》，甚至莫里斯·桑达克的《野兽国》，都因为或描写了青春期叛逆，或因为成年人担心它宣扬了一种不健康的、片面的爱和给予，或因为“鼓吹”儿童的恶作剧和不良行为等原因，在某些时代某些学校被禁止。

不可否认，书籍对青少年的信仰、价值观和态度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但那种认为一本书足以摧毁孩子“三观”的主张，其实是把一本书的作用脱离开了孩子的整体阅读体验，把阅读体验脱离开了孩子的家庭环境，把家庭环境脱离开了社会文化。个人的“三观”形成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化过程，在塑造“三观”的过程中，很多因素都时时刻刻在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包括家庭背景、社会文化、个人经历和教育、哲学思想等等。

书籍与儿童行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阅读对行为产生的影响往往深远而长期，近几十年以来的众多研究，都无法找到两者之间一锤定音的因果关联。此外，每个看书的孩子都是带着自己性格特点在阅读，但是，正如著名的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所说“我们消费的暴力娱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我们面临的血腥死亡风险却从未如此之低”。这个推论或许可以消弭一些成年人的焦虑。

当然，认为《水浒》有毒，中小学生不应该阅读的成年人，出发点是为了保护孩子。那么怎样才是合理保护孩子。

在《娇惯的心灵：“钢铁”是怎么没有炼成的》这本书中，美国心理学家格雷格·卢金诺夫和乔纳森·海特批判了现代美国大学文化，特别是“溺爱”或过度保护学生和回避有争议的问题的趋势，而这种现象绝非仅仅是大学生特有，这种保护主义至上的养育方式，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就早已开始了。两位作者认为，这种教育方式是由三个错误的假设造成的：假设一，学生是脆弱的，他们的情感健康非常重要；假设二，世界是极其危险和有害的；假设三，我们应该让孩子避免任何思想上的争议、挑战或困难。

那些主张禁看《水浒》的成年人对这三个假设是否似曾相识两位作者在书中有力地论证了这种过度保护的弊端——它直接导致言论和知识多样性的匮乏，让孩子与真实世界缺乏链接，减少了接触新思想和新观点的机会，导致青少年抗压能力和应对技能下降，增加了焦虑和抑郁的比例。而限制阅读的初衷恰好完美地体现了这种保护主义至上的原则。就像每个成年人一样，青少年应该有权利阅读，甚至应该自己决定所读的内容，即使书中所表达的思想和观点可能存在争议。与其限制阅读，不如展开建设性的对话和辩论。

（节选自凤凰网资讯，原题《是〈水浒〉有毒，还是脑子有毒》）

材料二：

《水浒》内容能被选入教材，主要有以下三点考虑：

第一，《水浒》文学价值巨大。《水浒》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长篇小说，开创了白话章回体小说的先河。书中很多创新之处被后世文学争相模仿，仅从文法角度来说，全书“行文如行兵”，谋篇布局非常纯熟，将草蛇灰线法运用得淋漓尽致。中学生通过阅读，可以从文本的语言、人物塑造和情节设计等方面赏析作品，提升语言技能和鉴赏水平。

第二，《水浒》是批判性阅读的好载体。目前并没有证据表明当代青少年误入暴力犯罪深渊与《水浒》有直接的因果关联。堵不如疏，疏不如引，惟有理性地引导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应该让学生理解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精华”和“糟粕”，以理性的态度来解读它，通过解读，实现解“毒”。

第三，《水浒》蕴含着丰富的教育价值。这其实是前面两点的延伸。《水浒》没有给我们展现一个“正确”的世界，而是一个多样的世界：有善，有恶，有善与恶之间的种种不得已，幻想、隐忍、挣扎、妥协、反抗……我们读故事、读人物、读社会、读人性，还可以进行专题探究，如“庙堂失序与江湖理想”“个体失路的偶然与必然”“快意恩仇与暴力滥杀”“水浒女性的是是非非”“侠义与忠义”“江湖聚义的善与恶”“反叛与归顺”……

重要的不在于你“读了什么书”，而在于你“怎样把每本书读好”。有针对性地指导孩子阅读，让他们学会判断，在经典书籍（包括《水浒》）中吸取精华，才能真正让阅读为学生打好精神底色。

（节选自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回复网友“《水浒》有毒应该从教材和课外读物中删除”的留言）

材料三：

我们都喜欢文学作品的思想性，我想说的是，思想性这个东西时常靠不住。思想性的传递需要作家的思想，其实更需要作家的艺术才能。没有艺术才能，一切都是空话。在美学上，说空话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席勒化”，把思想性落实到艺术性上，也有一个专业名词，叫“莎士比亚化”。对于林冲这个人物，如果施耐庵只是拍案而起、满腔热忱地“安排”林冲“走”上梁山，我们说，这就叫“席勒化”。相反，由白虎堂、野猪林、牢城营、草料场、雪、风、石头、逃亡的失败再到柴进指路，林冲一步一步地按照小说的内部逻辑自己“走”到梁山上去了，这才叫“莎士比亚化”。在“莎士比亚化”的进程当中，作家有时候都说不上话。但写作就是这样，作家的能力越小，他的权力就越大，反过来，他的能力越强，他的权力就越小。

（节选自毕飞宇《小说课〈“走”与“走”——小说内部的逻辑与反逻辑〉》）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古建筑油漆彩绘实际上就是古代人们在建筑物上利用一定的物质材料绘制的装饰画，不但增加了建筑物的观赏价值，而且还具有一定的防水性能，一定意义上也增加了建筑物的使用期限。作为中华文明的标志和象征之一的古建筑油漆彩绘，在我国境内不但分布广泛而且历史悠久，从上古时期绘画出现之后，勤劳勇敢、富有智慧的古代中国人就开始了绘画与建筑艺术的融合，在凝固的时光中展现他们对过往生活的回忆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

古建筑油漆彩绘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人们对美的精神追求，更是古代劳动人民对建筑的实用价值意义的无限追求。古代中国，木质结构是当时建筑物的主要结构形式，而木质结构建筑材料在经历较长时间后容易出现受潮或者虫蛀等情况，于是人们开始在木材表面涂以厚重的红色或黑色油料来加以解决，进而增加了其实用价值和观赏价值，实现了实用和美观的有机结合，这也是古建筑油漆彩绘的雏形。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文献中就有“山节藻棁”的记载，是说在大斗之上涂饰山状纹样，在短柱之上涂饰藻类的图案。到汉代建筑雕梁画栋，隋唐建筑更加绚烂，元代彩绘风格豪放，明代呈现规律化、装饰化特征。清代进一步程式化、制度化，大量使用蓝色调，彩绘更加华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古建筑油漆彩绘见证了古代中华民族文明发展与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种标志和象征，也记载了人们对过去生活的回忆，是我们中国具有东方美学特征的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建筑油漆彩绘的象征意义主要体现在其绘画的形式上，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古建筑油漆彩绘作为封建统治者权力和地位的象征，龙和凤的图腾是其宫殿建筑的突出代表，也是古代中国历朝历代皇家建筑的专属和标志，更是封建统治者进行装饰不可替代的题材。另一方面，由于人们对幸福生活的不懈追求和向往，而建筑彩绘通过图案寓意吉祥和美好，作为祥和如意的象征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的喜爱和欢迎。

（摘编自林珠龙《关于中国古建筑油漆彩绘的研究》）

材料二：

汉代漆器设计在图案上有自然景象，在造型上有自然界的动物，在理念上也有自然之思想。也就是说，汉代漆物的创作离不开自然。自然不仅是汉代工匠的教科书，还是汉代漆器设计者的范本。

从美学层面看，汉代造物艺术观是如何对待自然，如何将自然纳入设计的审美视野的？《淮南子·泰族训》：“夫物有以自然，而后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斫金，巧冶不能铄木。”从设计学角度看，这段文字论述了一个关于“工巧”与“材美”关系的问题。俗语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巧工有“米”造物也难成，这是因为设计材料具有相对性与适应性。良匠为什么不能斫金？巧冶为什么不能铄木？这是因为“金之势不可斫，而木之性不可铄也”。也就是说，物质材料的自然性具有使用或设计的相对性。其实，“夫物有以自然”，在汉代设计艺术中的含义是丰富的。它不仅指设计材料的自然性，还表现为自然化。“自然化”是指在设计中将自然物转化为审美对象或表现对象。自然化既是一个设计的过程，也是一个设计的结果。譬如汉代漆器“三鱼纹耳杯”，杯内用红漆绘三鱼，三鱼首尾嬉戏，围绕着形象规整的四叶纹，图案设计鲜活而富有生趣。其中作为自然物的鱼、叶，经过巧工点化而形成“三鱼纹耳杯”图案。自然化是一种艺术化与技术化的形式，也是巧工干预的结果。从装饰和造物的技法看，它就是一种艺术的典型化。“三鱼纹耳杯”中的图案可谓三鱼一世界、四叶成宇宙。

另外，汉代造物艺术中的自然概念还表现为非人为干预的天工开物的形态。张衡《灵宪》：“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自然相生，莫之能纪。”当然，自然相生并非绝对。曾侯乙墓出土的漆木鹿便是一例，整体上看，它属于真实仿造，但局部上看，鹿头上的鹿角却是一对真鹿角。可谓“有象可效，有形可度”，这种将自然仿生与真实自然相结合的设计，同样是自然相生的设计典范。

汉代漆物仿生设计非常普遍。譬如昆明羊甫村发掘的西汉羊甫头墓出土了大量模仿动物的漆木雕，有兔头、水鸟、牛头、犬头、猴头、猪头、鹰爪、鹿头等形象。再如许多汉代灯具、漆器等日常生活器具，也是仿生设计思想作用下的产物。这些生活器具的造型设计原则是“顺物自然”，其设计灵感来源于对自然的体悟和对生活的感受。工匠们运用丰富的艺术想象，将自然界中生动的动植物形象作为设计的参照对象和摹本，而用现代设计语言来说，这种设计是仿生型设计。汉代漆器的很多设计灵感来源于自然，直接从现实生活中汲取丰富的养料。广西罗泊湾一号墓漆器器型多模仿自然植物，如漆铜蒜头扁壶，其壶口为六瓣蒜头形。这种将自然仿生与真实使用相结合的设计，是仿生设计的典范之作，也是人化自然的杰作。

（摘编自潘天波《汉代漆物的文化品格：美学的视角》）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纵观历史，戏曲艺术一向善于借助新的传播方式再焕生机。在互联网时代，以戏曲为代表的传统艺术应当有充分的文化自信借力互联网思维和传播手段，推动自身繁荣发展。

自幼成名的京剧女老生王珮瑜借助互联网新媒体，红出了戏曲圈，红遍大江南北。年轻时尚的王珮瑜成为“戏曲网红”，不但维系了原有的京剧戏迷，还培养了大量新粉丝。这是新媒体时代传统戏曲艺术借助新传播方式宣传戏曲艺术、扩大戏曲受众的新途径、新手段。

20世纪以来，戏曲艺术的传播方式就先后经历过“戏曲+电影”“戏曲+广播”“戏曲+电视”和“戏曲+互联网”四个阶段。可以看出，戏曲艺术从来没有自甘保守，总能借助和利用新的传播方式进行推广和宣传。如今，无论是戏曲演员、戏迷还是戏曲院团、各演出场所，都在积极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建立自媒体，第一时间发布戏曲动态信息，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戏曲知识、交流戏曲心得，数不胜数的移动网络平台成为戏曲资讯和戏曲知识的“集散地”。这种即时性、平等性、共享性的信息交流，改变了戏曲艺术此前的传播途径、传播速度和传播规模。

互联网文化也进而直接对戏曲艺术创作产生影响，比如网络资源成为戏曲创作题材来源，戏曲艺术借助已经走红的网络IP吸引新的戏曲观众。“越剧王子”赵志刚早在2002年就把网络小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搬上越剧舞台，网红小说《甄嬛传》也被上海越剧院搬上戏曲舞台。此外，专业戏曲创作者将经典折子戏或名家名剧设计改编成动漫艺术在互联网上传播，将戏曲的触角伸向年轻时尚的动漫受众，吸引网络观众关注戏曲。在艺术创作之外，互联网还能推动戏曲相关产业的诞生和发展。如一些商业化戏曲公众号运营平台，借助资本力量，寻求围绕戏曲消费的可能商机。

当前，已经普及的互联网技术正在为以戏曲艺术为代表的传统艺术提供难得的传播与发展机遇。传统艺术需借助新的传播手段激话生机与活力，也应当有充分文化自信，能用好互联网手段，为自身的发展繁荣增添助力。一方面，戏曲人在以戏曲艺术为本体的前提下，积极开疆拓城，为古老戏曲不断培养年轻观众群体，为传统艺术注入新的时代特质；另一方面，广大文艺工作者也可积极返归传统艺术，从中汲取与当代审美契合的文化要素，创作出有传统味道的新的大众文艺。而作为文艺批评与大众文化研究者，亦可关注这一新现象，及时为创作者提供理论支撑与适时指引。

（摘编自李小菊《把最传统“传播”成最时尚——从“戏曲网红”谈起》）

材料二：

中国戏曲作为最能代表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一种艺术形式，面临着后继人才匮乏、一些优秀的传统剧目濒临失传等种种困境。这和拆北京老城的道理是一样的，拆掉它很容易，可再想建立起来，却永无可能。丢掉了传统以及建立在传统之上的民族的文化艺术，就是失掉了一个民族的灵魂。

对于传统文化来说，只有当国民普遍认识到自己的文化是精粹、值得世界关注时，传统文化才能得到普及；同理，对戏曲来说，只有当大众认识到戏曲是精粹，值得今天的人们去欣赏、去了解时，戏曲艺术才能得以弘扬。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保存和发展各自的优秀传统，如何使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有效地参与到当代社会发展进程之中，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外来西方文化的严重挑战，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如何在吸收西方科学精神的同时做到保存、发扬自己，是许多志士仁人努力的目标，以梅兰芳大师为代表的戏曲工作者出色地完成了表演艺术领域的转换，适时地保存、弘扬并发展了古典戏曲中的传统人文精神。今天，作为舞台艺术的戏曲，要走的仍然是“经典化”的道路。戏曲工作者的任务也是使戏曲艺术继续走“精致典雅”的道路，而不是在所谓“市场价值”的哄抬下，降低它的艺术品格和古典趣味。与此同时，我们更要做到“继承创新，雅俗共赏”。中国戏曲是中华传统艺术的杰出典范，其文化品位和文化内涵是博大精深的。我们要把戏曲作为一种文化来提倡和发扬，使其活在舞台上、活在人们的心中，而不是陈列在博物馆里。

艺术有形，文化无形。左右着戏曲艺术兴衰存废的无形之手，不仅在于戏曲自身的文化底气，更在于它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戏曲是前辈艺术家创新的积累和结晶，不断创新是古典戏曲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鼓励和保护戏曲的传承与创新，实现古典戏曲的发展与创新，不仅对于中国文化，对于世界文化的多样化发展，也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历史证明：任何一种优秀的文化传统，只有随着时代前进，不断地扬弃和更新，才能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并给现实生活以永不枯竭的推动力。

（摘编自尚长荣《戏曲现代化：一个永恒命题》）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悲剧产生于社会的矛盾、两种社会力量的冲突。冲突双方分别代表着真与假、善与恶、新与旧等对立的两极，却总是以代表真、善、新等美好的一方的失败、死亡、毁灭为结局。他们是悲剧的主人公。因为他们的力量还比较弱小，还无法与强大的旧势力或邪恶力量抗衡，正义的要求不能实现，于是形成了悲剧。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指出，悲剧描写了比现实中更美好同时又是“与我们相似的”人物，通过他们的毁灭“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感情得到陶冶”，即产生净化的作用。

然而，悲剧不仅表现冲突与毁灭，而且表现抗争与拼搏，这是悲剧具有审美价值的最根本的原因。鲁迅说过：“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种毁灭是抗争、拼搏以后的毁灭，抗争与拼搏体现了人的一种精神。

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为了人类从天上盗取火种，触怒了主神宙斯，被锁在高加索山崖上，每日遭神鹰啄食肝脏，但普罗米修斯毫不屈服，最后坠入深渊。罗丹的大理石雕塑《马身人首》中，人臂绝望地扑向一个它所抓不到的目标，而马足则陷于尘土不能自拔，表现出人性与兽性的冲突，象征着灵与肉的斗争，具有强烈的悲剧性。可以说，没有抗争就没有悲剧，冲突、抗争与毁灭是构成悲剧的三个主要因素。

悲剧的审美价值的载体只能是文学艺术。因为人生有价值的东西、美好事物的毁灭是令人伤悲的，因此现实中的悲剧不能作为直接的审美对象来欣赏，否则人就是泯灭了人性的人了。

（摘编自王晓旭《美的奥秘》）

材料二：

戏剧冲突作为戏剧中推动情节发展和刻画人物的重要手段，按照冲突的具体表现形态，可以划分为三种主要类型，分别是性格与环境的冲突、性格与性格的冲突以及性格内部的冲突。这三类冲突侧重的方向有所不同，但在交代背景、刻画人物、推动情节发展、彰明主题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

环境指的是剧中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主流的思想意识形态，是社会的某个横截面的具象化。剧中人物都有各自所处的独特环境，当人物的性格与主流大环境发生某种奇妙的碰撞时，冲突才得以产生，戏剧情节也随之不断向前运动、发展。因而剧中的人物必定会在不同程度上与个人所处的环境发生冲突，冲突的激烈程度则取决于人物性格和环境之间的具体关系。

如曹禺先生的剧作《雷雨》中，周朴园与鲁侍萍之间的矛盾，其源头在于周三十年前对鲁的抛弃。这一抛弃的行动是在家族的压迫下做出的，是源于当时社会上“门当户对”的主流思想观念。个人的力量在时代背景的浪潮下显得无比渺小，微不足道。也正是因为这一次抛弃，鲁侍萍另嫁鲁贵，才有了四凤的出生和后面的那一场不伦之恋，并在最终酿成了悲情的苦果。

若只从这一点来进行分析，则《雷雨》中悲剧的根源在于大环境对个体的压迫与裹挟，这一论断显然失之偏颇——只重视对社会大环境的分析而忽略了剧本之中的人性塑造。而在创作剧本的过程中，对剧中人性的挖掘和人物性格的塑造恰恰是一个剧本成功的关键所在。性格与性格的冲突是戏剧冲突中最基本和最常用的方式。性格与性格的冲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这是刻画人物性格、勾勒人物形象最重要的手段。同样是《雷雨》之中，周朴园逼蘩漪喝药的一段戏，通过人物短短的几句对话和几个戏剧动作，将人物之间的关系和人物自身的性格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周朴园与蘩漪两个人之间爆发的矛盾看似简单，只是喝药与否的问题，实际上是周朴园借着喝药这一件事在树立他在整个周家的权威，他要蘩漪“替孩子做个服从的榜样”，咄咄逼人，最后甚至逼迫周萍用下跪的方式劝蘩漪吃药。蘩漪只好步步后退，最终在喝了药之后“哭着跑下”。而周冲之前想把学费分出一半的想法也被立即掐灭。在这一段兔起鹘落的冲突中，周朴园作为一家之主的独断、周萍的软弱、蘩漪的辛酸无助赤裸裸地展现在读者和观众面前。

性格内部的冲突实际可以理解为人物内心的思想斗争。如莎士比亚名剧《哈姆莱特》中“复仇的王子”哈姆莱特一角，当他证实了叔父杀父仇人的身份、决心复仇之后，却因为对方正在祈祷的行为而犹豫不决，最终与仇人同归于尽。那段有关“生存还是毁灭”的著名独白，昭示了人物性格内部的激烈斗争，最终使他成为了一个“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莎翁设计的这种人物的“延宕”，站在今天的现实角度是不合理的，但站在当时的创作背景和剧作者想表达的思想来看，却又是最合理不过的。

（摘编自纪超《从人物与冲突看戏剧的本质——以〈雷雨〉〈哈姆莱特〉为例》）

人文主义的核心是对人的尊重。人文主义文学是文艺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文主义者通过对艺术形象的描绘，颂扬人的理性和力量、价值与尊严，尤其强调人性的善良。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是人文主义文学的代表。哈姆莱特曾经对人类有着高度的赞美：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材料一：

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方位词是汉语基本词汇中最常见的一种。中国历史悠久，民族文化底蕴深厚，方位词东、西、南、北不仅表达空间概念，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蕴含。

古人很早就赋予“东”“西”“南”“北”四个方位词尊卑内涵。古人对空间方位的感知和认识，首先是与人们对太阳的观察和感受相联系的。对绝大多数原始民族来说，四方中最先产生的方位概念应是东和西。确定的标准就是太阳的升起和落下。东方是太阳升起的方向，太阳给人们带来光明和温暖，给万事万物带来希望，东就意味着温暖、光明和新生；西方则是日落之处，日落意味着一天结束，万事万物将面临黑暗、阴冷，常常令人想到死亡和不祥。于是东方主导着生命和吉祥、西方意味着死亡与灾祸的观念就形成了。这正是“东尊西卑”的方位伦理意义的源头。因此，东西相对时，往往以“东”为尊、为大。《史记索隐》：“列甲第在帝城东，故云东第也。”甲第在帝城东，次第在帝城西，这是东尊西卑的观念在居住区上的反映。古代宫中以东宫为首，太子、太后居住于此，因此东宫也代指太子、太后。而古代帝王的嫔妃居住的地方叫“西宫”，地位明显低于“东宫”，是卑微的体现。这种尊东的观念一直影响至今，在农村，父母子女同住三间房时，父母一般居住在东边的房间，成家的子女住在西边的房间，这也是尊长的意思。在宴席上，座次另有讲究。宾主之间相对，则宾东向，主西向。

万物生存离不开太阳，日照充足的地方草木茂盛，日照不充足的地方则不利于草木生长。先民观察到山的南北坡草木之差距，所以对南方也产生了和东方一样的崇拜心理和向往喜爱之情，并把南面称为“阳面”，北面称为“阴面”，南面为尊，北面为卑。《素问》：“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古代帝王皆面南而坐，尊贵者朝南方意味着吸取天地精华，拥有更强的力量来掌管万事万物，这都是南方主掌生长观念的体现。帝王之位南向，故称居帝位为“南面”，因此把称王、称帝叫作“南面为王”“南面称孤”，如贾谊《过秦论》：“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与此相反，“北面”则泛指晚辈臣下之位。古代礼仪，臣拜君，幼拜长，皆面向北行礼，所以有“面北称臣”之说。

南尊北卑的观念还体现在建筑布局上。早在距今约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房屋的基本走向就是坐北面南。封建社会中，不仅历代都城、皇宫殿堂、宗庙等是南向的，就连百官府衙、寺庙道观乃至民居小宅皆坐北朝南。古代建筑中将东房隔为南北两边，北面的一半朝北开门，直通后院是为北堂。古代妇女的社会地位卑微，所以，北堂是妇女日常起居活动的地方，如韩愈《示儿》：“主妇治北堂，膳服适戚疏。”

汉语方位词承载了汉民族的空间认知体验，除了表示自然的空间概念，还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要想真正懂得汉语方位词的含意，一定要探究其背后的文化背景。

（改编自谷素萍《浅谈汉语方位词“东、西、南、北”的文化蕴含》）

材料二：

按一般人的理解，北京中轴线起于南边城墙的永定门，沿子午线一直往北，越过紫禁城、景山而到达鼓楼，止于钟楼。根据谐音，钟楼的“钟”字就暗含终点之意。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这是站在朝觐者的角度来看待中轴线的方位终始点，并不是中轴线产生、形成所蕴含的文化本质意义。实际上，整个京师都是围绕皇宫西苑和中心台来展开总体布局、确定中轴线的，尤其是中心台，地位十分特殊、重要。以中心台的钟楼为坐标点，向南延展，直达最南端的永定门，充分表现出“南面文化”的传统精神。

古籍《易经·说卦传》：“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在方位上，靠北面南成为礼制惯例。不但皇宫，就是一般房屋民舍都要坐北向南，并由此衍生出“左东右西”，以东方为贵。故而，从方位意义论，中华文化又称“南面文化”。这赋予了方位深刻的文化内涵。这种文化观的形成不仅与中华大地的气候、地形、地貌等自然环境有关，也与农耕文明及相应产生的易经阴阳哲学有渊源。

而在规划布局上，古人所绘制的总平面及地图与今天则大不一样，方向也完全相反。古代的地图和表示方位的绘图如河图洛书、太极图等，都是下北上南，就是因为古人在绘图、看图时是背北面南的状态，往前俯视则近处在下，即为北，远处在上，即为南，这便是南面文化的表现之一。

由此，即可理解北京中轴线钟楼和鼓楼前后置于中轴线上的定位安排。虽同处中心台地段，但钟楼是司晨的“晨钟”，表示一天生活的开始，天亮了就象征着城市活力的开启，这就是一切活动行为的起点，必然位于中心台北端。而鼓楼乃是“暮鼓”，此时来到黄昏，阳光将被黑暗代替，鼓楼自然应位于中心台的南端，从而形成中轴线走向，再不断向南延续去扩展城市。

所以，这条中轴线以钟楼为起点，以神圣至上的“天机之数”15里为长度，向南延伸至整个城市的最南城墙位置处，便戛然而止，并在此建南大门城楼，即永定门，作为中轴线的终点。

（摘编自李先逵《北京中轴线文化内涵与哲理意蕴探秘》）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20世纪以来，中国新诗人自我意识越来越鲜明，新诗也呈现出主体性强化的倾向。

主体性是指人在认识与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自主、能动、自由、有目的活动的特性。诗歌创作的主体即诗人，与一般认识的主体有共同的属性，但又有自己的特殊性：诗的创作主体不是一般人，而是具有系统的审美观点的诗人，他有着不同于科学家，不同于画家、音乐家，也不同于小说家、戏剧家的特殊的心理气质、美学理想。传统的小说、剧本侧重于客观世界的真实再现，尽管它们所描写的对象也照样渗透着创作主体的美学追求与鲜明爱憎，但是主体一般总要隐藏到情节和场景的后面。诗歌则不然。诗歌，尤其是抒情诗，诗人总是以自身的生活经验、意志情感等作为表现的对象。抒情诗当然也有对客观现实的描写，但它不是一种照相式的模拟，客观现实在诗歌中不再是独立的客体，而是渗透着、浸染着诗人的个性特征，成为诗人主观情感的依托物了。

诗歌主体性的理论，在“五四”时代的新诗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在胡适眼里，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有一项极其相似之点，那便是一种对人类解放的要求。把个人从传统的旧风俗、旧思想和旧行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胡适把新诗的发生与人的解放联系起来的观念，得到了“五四”时代其他诗人的热烈回应。此后在新诗发展过程中，诗的主体性常常被强调。

但是强调诗歌的主体性，以诗人的主观世界为表现对象，并不意味着诗人不同层次的情感都值得入诗。抒情诗以表现诗人的情感为主，但这种情感不应是褊狭、妄诞的，不应与民族精神脱离，而要经过理智的思考。

诗的主体性要求诗人真诚地展示自己的内心，因而优秀的诗篇是最富于个性色彩的。然而抒情诗是否只是纯个性，纯偶然性，而毫无普遍意义呢？不是的。优秀的诗人在创作时绝不是不负责任地自由倾泻，而要根据时代的要求、民族的特征以及自己的哲学与美学观点对之进行审视，进行加工。真正伟大的诗篇，既是高度个性化的，又涵括广泛的普遍性，也就是说在诗人唱出的具体的特定的歌声中，包含着超越诗人个人的，具有那一时代特色的，反映出民族性的人民的心声。为什么主体真实地袒露自己的内心，往往会带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呢？这是由于抒情主体是一个单个的人，但同时也是处于一定时代、一定民族、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是人类共同性中某些特征的体现者。普希金说过：“我永远正直的声音，是俄罗斯人民的回声。”对诗人来说，自我与时代、与人民是一致的，因为诗人本身就生活在这个时代，是人民的一员。伟大的诗人往往有一种涵盖一切的气魄：我是人民！人民是我！因此要做一个真正的诗人就要自觉地把自己与人民、与时代融合在一起，让自己的胸膛中流着民族的热血，让自己的脉搏和着时代的脉搏而跳动。这样，他的诗越是个性的，就越有普遍的价值。

（摘编自吴思敬《中国新诗理论的现代品格》）

材料二：当前，中国新诗出现了令人尴尬的局面，一方面，自称诗人的人越来越多，写诗似乎也越来越容易，越来越随意。诗坛内热热闹闹，诗坛外冷冷清清，广大读者对新诗已由不满、失望到弃之而去。

从诗的内容方面来讲，当代的诗存在着反崇高、反共性、反意义等现象，而代之以虚拟、玩世、丑陋、庸俗等。境界是诗歌的灵魂，也是价值的最终所在，它并不浮出诗歌的表层，但却以它那不可触摸的光辉照亮全诗，没有境界的诗如珠玉失去光泽。现在有些诗不但缺乏境界，甚至以庸俗、低劣、丑恶入诗。伪道德、假崇高自然应该遭到批评，但若因此舍弃以“真善美”作为生命价值的导航，那实在是一种本质性的误导。

在全球化的今天，即使发生在遥远的天涯海角的变故，也会对全球、全人类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信息时代人们的命运比以往任何历史时代都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因此，敏感的诗人不会像一只工蚁只忙碌着经营自己的巢穴，而不预见人类共同命运的走向。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新诗，转向以个人的日常生活和非常个人化的情绪的描述为主题。个人感情的抒发是诗歌的本能，但关键在于不同高度的观察引出不同高度的情感，至少诗人不应该将自己紧闭在狭小的天地间。抒发强烈的个人色彩之情并非诗歌的全部，尤其当这种感情缺乏时代感时。因此，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诗人应当将自己的目光转向世界形势的发展，多关心自己的国家和几千年的古老文化所可能面临的种种问题，像古今中外的许多伟大诗人一样写下对人类的生存和命运有着深远意义的诗，用自己的作品回答什么是诗、什么是诗人的责任这样重要的问题。

（摘编自章燕《中国新诗的发展进程及其出路——诗人郑敏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