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后面的问题。

材料一：

“修辞立其诚”表现在做学问方面，要求我们做到“从实求知”，即费孝通“行行重行行”这样一种做学问的方式。“行行重行行”是到处去走，去看，去实践。费孝通的学问是到实地调查出来的，“不是空想，而是实际地看。看见具体事情，看出来意思，把意思说明白，再回到实际中去”。晚年的费孝通曾说：“要多跑多看。我这点东西就是跑出来的。行行重行行嘛！”1936年他在吴江开弦弓村做了一个多月的实地调研，带着材料去了英国留学，写成了成名作《江村经济》，后来有了条件，重访江村26次。改革开放后，费孝通以“行行重行行”的方式走过了除了中国台湾和西藏的祖国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出版了十多卷文集。

“行行重行行”需要求知者虔敬的诚心、精一的专心、纯粹的内心、坚定的恒心。这些即所谓的用心：用心做学问，用心写文章。“用心”这个词源自王阳明的《传习录》。他的一个学生问：“至善亦须有从事物上求者？”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就是说专一，纯粹的“专心”可以摒除外在的、浮华的、表面上的形式主义。比如奉养双亲，有些人“仪节”做得很到位，就像艺人严格按照剧本在表演一样，而且演得还非常真实，但他们却不是真心如此。这样能算至善吗？显然不能。这个例子劝导我们要通过知行合一才能达成“修辞立其诚”。

写作课其实与游泳课很像：教的东西再多，如果自己不下水，也是无法学会游泳的；开始写得可能不太好，但是慢慢你写得多了自然就会写好，你不去写的话，别人讲再多的道理都是没用的。写出来真正属于自己体会发现的东西，才能体现出“真”和“诚”。“知行合一”，就是在践行“修辞立其诚”。

我们在学习经典的过程中，看了很多文学经典、社会学经典，以及看待和分析世界的经典范式和方法。这一切有关修辞的东西，我们看得多了就会慢慢地沉淀成为习惯。我们还要认识到任何经典都有其局限，要看，更要活学活用。维特根斯坦作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他说只有诚实才能凝神听从直觉，只有直觉能够辨析和感知世界的真伪。所以我们的写作要跟个人的生命、群体的生活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关联起来，用恰当的语言描述真实的观察，拒绝空洞虚伪的模板式八股。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好文章是从真实生活的体验和感悟中“生长”出来的生命，而不是依据特定格式虚构出来的故事。

（摘编自陈心想、张磊《修辞与文风——写作务必“修辞立其诚”》）

材料二：

给一个样本，或者即便是开出一套方法来，都不能把它作为教条去照搬，而只能是从中得到某些启示。要知道任何一种社会调查的经验和方法，都是别人从彼时彼地的具体的社会调查中获得，并加以总结提高的。而接触到的客观事物、现象，各有其不同的内在联系，有着千变万化的发展过程，有不同的类型。所以，我们不能用某一个模式去硬套，也不能机械地搬用某种方法去分析具有不同特点的研究对象。

硬套和搬用本身，就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原理的。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要根据我国的特点，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我认为这也是社会调查的思想原则和根本出发点。我们学习马列主义应当学习它的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而不是局限于某些具体的结论。这就是说，我们要重视从过去历史经验中得出的规律性的东西，用以指导今后的认识过程；与此同时，我们更应强调在事物的不断发展中总结新经验，研究新问题，得出新东西。

社会调查所面对的是与我们同样的活生生的人，是处于一定历史时期、一定社会集团的“社会人”。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的立足点在哪里，态度是否诚恳，被调查者要先了解清楚了才能回答问题。

我常说起为什么毛泽东同志开了几个座谈会，到会的也不过是几个人，他就能写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解决了中国革命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这是因为他靠了两条：第一条是他出身于农村，并有意识地接近农民群众，亲身体验他们的生活，这就使他对农村经济状况、农民生活十分熟悉，并有直接的感受；第二条是他十分虚心地通过利益相同的农民去检验、核实自己的想法，使农民体会到他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因而取得了农民的信任，成了农民的知心朋友。

社会调查要有一个制订研究计划、方案的阶段。计划的制订不能靠关在屋子里苦思冥想，那种像电影里表现的指挥官对着地图想出来的作战方案，在实战中未必行得通，多半要吃败仗。因此，计划阶段的首要任务，就是深入实际，对具体的研究对象做仔细详尽的观察，从一点或几个点的经验来做计划的依据。这叫作探索性的调查，即先探探路子，为大规模的正式调查做先导。江苏的小城镇研究至今没有全面铺开，我们所做的只是在苏南、苏北等地区选点做了观察。在此基础上，现正在设计一套合理可行的指标。我们的探索调查搞了两年，可见订出研究计划并不容易。

（摘编自费孝通《社会调查自白》）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写文章就是说话，也就是想心思。思想、语言、文字，三样其实是一样的。若说写文章不妨马虎，那就等于说想心思不妨马虎。想心思怎么马虎得？养成了习惯，随时随地都马虎地想，非但自己吃亏，甚至影响到社会，把种种事情弄糟。向来看重“修辞立其诚”，目的不在乎写成什么好文章，却在乎绝不马虎地想。想得认真，是一层。运用相当的语言文字，把那想得认真的心思表达出来，又是一层。两层功夫合起来，就叫做“修辞立其诚”。

修改文章不是什么雕虫小技，其实就是修改思想，要它想得更正确，更完美。想对了，写对了，才可以一字不易。光是个一字不易，那不值得夸耀。翻开手头一本杂志，看见这样的话：“上海的住旅馆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廉价的房间更难找到，高贵的比较容易，我们不敢问津的。”什么叫作“上海的住旅馆”？就字面看，表明住旅馆的原来是人。从此可见这个话不是想错就是写错。如果这样想：“在上海，住旅馆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那就写对了。不要说加上个“在”字去掉个“的”字没有多大关系，只凭一个字的增减，就把错的改成对的了。推广开来，几句几行甚至整篇的修改也无非要把错的改成对的，或者把差一些的改得更正确，更完美。

（摘自叶圣陶《谈文章的修改》）

材料二：

我们说“修辞”，好像只是文字上的修饰，其实不是。《易经·乾卦·文言》说“修辞立其诚”。什么叫做修辞？不是指那种花花草草的涂抹装饰，而是你要找到一句最合适的话传达你自己。不管写人写物写情，你要把那句最能够传达你感情的话、最恰当的字找到。所以杜甫虽然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但是他最重要的一点是“修辞立其诚”。他惊人的语句，跟他内心的感情能够相配合。而后世的人，他们只注重外表的用字，而不能够很好地配合感情，因为他们没有杜甫那么丰厚的感情，他们都是用脑，不是用心。我不是说这些人绝对不好。而韩愈这个人呢，是很有才的，他有丰富的语汇，运用语法的能力也强。我们把白居易也说一下。白居易有一封给朋友的信——《与元九书》。元九就是元稹元微之，当时元白两人并称，他们所提倡的，白居易这封信里就写了，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说你写文章，要为这个时代而作，要看这个时代的需要，你的歌诗要反映社会上的一些真实事件。这也是受了杜甫的影响。杜甫是个写实的、对社会关怀的诗人，他的诗是流自肺腑。韩愈、白居易这些人，是用脑用才来写诗，而杜甫是用感情来写诗。元微之跟白居易写了一大堆反映现实的作品，叫作新乐府。他们是找题目来写的。而杜甫不是，杜甫写诗是因为他的经历，他眼中所见，这完全是不同的。

（摘自叶嘉莹《诗圣遗泽广远绵长——中唐以后几大诗歌派别的演变均受杜甫影响》）

材料三：

所谓“修辞立其诚”，诚者，实也，真也，“立其诚”即是坚持真实性。文章由这句话展开论述，提出发言著论写文章都应坚持“立其诚”的原则，告诫人们要“说真话、讲实话”，做真人。时至今日，对于文章发表后近二十年的今天，张岱年先生的观点仍然显得熠熠生辉。

一方面，“立其诚”应从“修辞”始。正如作者所言，发言著论都须注重诚伪问题，讲究真实性，坚持名与实，即言辞与客观实际即相一致的属性，我们也应注意自己的言论是否符合事实。这不仅是对自己的负责，是作为一名堂堂正正的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要求，更是当代自媒体高度发达，网络联系日益紧密的社会实际的客观需求。现实社会，科技发展迅猛，社媒、自媒平台层出不穷，“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能当主角”。然而，有人却为了博眼球、获关注、赚流量而在网络上发布或夸大其词，或随意臆造不实言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一些商家动辄“跳楼”“甩卖”，实则暗藏猫腻；一些无良博主终日把“跪求”“哭晕”当作口头禅；一些“标题党”文章，或言过其实，或子虚乌有，不仅误导读者与消费者，更易造成故弄玄虚的不良社会风气，实不可取。“假作真时真亦假”，当一个社会被各种假言谬论充斥，形成社会风气时，其真实表述也不会为人们所相信了。

我们做人做事，立身处世也应该坚持“立其诚”原则，向“真”靠拢。正如作者所提醒，人们应当注重言行、心口的一致性。有的人说一套做一套，久而久之遭人识破，被身边的人疏远。一个人如果不讲真诚、信实，则将失去立身之基，寸步难行。现实社会中，有明星学术造假，堂堂“博士”不识知网，而引起全网公愤；有艺考生借助父母职权，将“往届生”改为“应届生”，被人发现，取消资格。弄虚作假必将遭到社会公众的抵制与唾弃，唯有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学做真人方是正道。

（摘自黄俊尧《新时代应继续发扬“修辞立其诚”精神》有删改）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立其诚”可以说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名实一致，二是言行一致，三是表里一致。

名实一致即是言辞或命题与客观实际的一致。一般言辞的内容包括许多命题。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可称为理论命题，理论命题符合于客观实际，就是真理的揭示。文学不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然而也必须对于事物现象的本质有所显示，才能够感动人心。

言行一致亦即理论与实践一致，思想与行动一致。浅言之，即一个人的言论与他的行为一致；深言之，即学说理论与社会实践一致。古语说“听其言而观其行”，听一个人的言论还要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他的言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与社会实践相符合的，才能称为真理。

表里一致即心口一致，口中所说的与心中所想的应该一致。如果口说的是一套，心里所想的却是另一套，是谓说假话，是最明显的不诚。“修辞立其诚”，首先要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

（摘编自张岱年《修辞立其诚》）

材料二

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的“文如其人”命题，往往具有“实然”“应然”双重意义，既在于儒家思想及文人普遍观念对“文”之反映、认识功能的信赖，也在于儒道两家共同标举的“贵真”理想。

在中国古代“文如其人”说的支持者中，于“实然”认定外，尚赋予该命题“应然”意义者，比比皆是。叶燮所说的“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如此，“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心声心画，吾辈正赖有此留天地间互相参验者”亦如此。在这里，笔者更为关心的是，上述“实然”“应然”的判断是如何产生的？回答此问题，我们需要对两者的思想基础分别进行追寻。

尽管在具体表达时，“文如其人”命题往往也包含对“文”的审美形态的描述，但它主要的阐释目的，终归在于肯定“文”承载创作者人品、思想情感或个性气质等信息的有效性。而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诸多根深蒂固的观念中，恰有一种与此息息相关，那就是承认并重视“文”，尤其是自作之文的反映、认识功能。儒家诗学经典文献中的相关表述，可谓该观念的典型体现。《毛诗序》中的“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等判断，至少是在认定，诗能够反映创作者的思想情感。除此之外，孟子的被众多后学奉为圭臬的认识方法——“以意逆志”，实际上也包含着上述事实判断。孟子认为，解读诗的人不要拘于文字而误解词句，也不要拘于词句而误解原意，要用自己切身的体会去推测作者的本意。这一观点无疑有对正确发挥解读者主观能动性的肯定与期待；此外，还有一点比较隐蔽，那就是对语言文字的反映、认识功能的认可。因为在对该方法的表述中，孟子否定的仅仅是认知主体不恰当的理解方式，而绝不是作品承载“志”的真实性——“以意逆志”成立的前提之一，正是“志在文中”；若非如此，即便解读者“知人”能力再强，也是无处应用的。当然，除了上述儒家经典文献，在古人其他常见表达中，“文”的这类功能也一再被确认。众所周知，所谓“读其书，想见其为人”是被古人多次重复的心愿，这其中潜藏的，是对作品能够承载作者情志、个性的肯定。而《汉书·司马迁传》所载《报任安书》中的“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则不单关注着“文”对德性或声名的传播，还表达出对“文”之展示自我情感、个性的信赖。在这类观念中，具备上述功能的“文”已不仅是一种认知工具，更是异代之人有所感而相通的桥梁、创作者精神永存的保证。显而易见，将“文”等同于反映、认识创作者个人信息的可靠媒介，乃是被经典著作及文人反复确认的真理性认识。既然如此，“文如其人”命题能够得到长久的拥护，绝非偶然。

除“客观事实认定”一端外，在“人”与“文”的“应然”层面，“文如其人”命题同样存在深厚的思想基础。在这个层面，“文如其人”表达的是一种“贵真”的理念，即文、人一致是理应追求的境界，而“真”正是古代文论一以贯之的价值尺度。总体来说，中国古代文艺观中的“真”，一方面要求作家真诚地表达真实的思想情感，一方面要求作品具备完满呈现作者真情实感的水平。如果说后者是对作品客观效果的考虑，其实现程度尚不完全取决于作者的主观愿望；那么前者就是对创作者主观动机的要求，即要求作家无论创作水准怎样，至少理应保证内容的真实、表达态度的真诚。这两点原则上人人皆可实现，若不能做到，为人为文就均不足取。就文论史事实来看，《易传·文言》中的“修辞立其诚”，《礼记·表记》中的“情欲信，辞欲巧”，就已包含了对“真”原则的自觉确认。而在后世，即便是格外重视形式风格的文人，也是决不背弃该原则的。不难看出，当“真”成为古代文人立身、为文的普遍追求时，在他们心中，同样标举该理想的“文如其人”也就必具有“应然”意义了。

综上所述，即便存在“言不尽意”说这类对立观念，“文如其人”命题仍具备坚实的思想基础。

（摘编自徐楠《“文如其人”命题探微》）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①“修辞立其诚”，是《易传·文言》的一句话。这句话虽然是两千年以前讲的，现在仍应加以肯定，仍应承认这是发言著论写文章的一个原则。“立其诚”即是坚持真实性。诚者，实也，真也。现代所谓真，古代儒家谓之为“诚”。

②“立其诚”可以说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名实一致， 二是言行一致， 三是表里一致。

③名实一致即是言辞或命题与客观实际的一致。一般言辞的内容包括许多命题。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都可称为理论命题。理论命题符合于客观实际，就是真理的揭示。文学不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然而也必须对于事物现象的本质有所显示，才能够感动人心。

④言行一致亦即理论与实践一致，思想与行动一致。浅言之，即一个人的言论与他的行为一致；深言之，即学说理论与社会实践一致。古语说“听其言而观其行”，听一个人的言论还要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他的言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与社会实践相符合的，才能称为真理。

⑤表里一致即心口一致，口中所说的与心中所想的应该一致。如果口说的是一套，心里所想的却是另一套，是谓说假话，是最明显的不诚。“修辞立其诚”，首先要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

⑥“修辞立其诚”，包含端正学风的问题。据《汉书·儒林传》记载，齐诗的经师辕固曾对公孙弘说：“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所谓“曲学阿世”即是哗众取宠，曲解经典的原义以讨好于时尚，也就是背离了原则而顺风转舵，这就违反了追求真理的学术宗旨。“修辞立其诚”应是端正学风的首要准则。汉代经师所尊崇的是儒家的原则，我们今天则应强调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节选自张岱年《修辞立其诚》)

材料二：

①“修辞立其诚”一般理解为修养问题，实际上其中包含的不仅仅是道德修养的问题，还有动机与效果、形式与内容、主观行为和社会实践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其实“立诚”这一准则把修辞活动分成两个部分：一是用真话沟通理解，以达到最终的交际目的；二是用浮华之辞蒙骗对方以达到交际的目的。20世纪上半叶，一批崇尚传统和借鉴国外修辞学的学者展开了新旧两派的斗争，这时主要借鉴的是日本和西方先进的修辞学理论，以日本岛村泷太郎的《新美辞学》为代表，该书将“美”视作修辞学的核心概念，于是国内的有些学者认为修辞学就是美辞学，便认为辞格就是修辞学的全部内容，春秋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就是很好的例证，这明显偏离了“立诚”的传统含义。

②汉语修辞学作为汉文化的一部分，有着不同于西方的文化传统。中国传统的修辞学具有和合会通的人文精神，重视人情、伦理等整体的把握，传统“立诚”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手段。我国自古以来就重视修辞的社会功能，随着现代语言学流派的不断发展，人们注重思维和认知领域的发展，重视语言如何运用和交际才能具有最大化的社会功能，于是面对“立诚”分出了两个相反的修辞活动。在传统含义的基础上王希杰先生提出了得体性原则，从语用角度出发认为交际活动中有四个世界，得体性原则可以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用假话去蒙骗别人是对语言的一种负偏离，即言语的失误，只有把负偏离正偏离化才能取得超常的表达效果。而得体指的就是语言材料对语言环境的适应程度，他把得体性原则作为修辞的最高原则，而其他原则是从属于得体性原则的。其实这在古代早已有了萌芽，《论语·卫灵公》指出“子曰：辞达而已矣”。在高度现代化的今天，单纯让别人听懂的交际已经不适用了，社会上需要一批有能力、高情商的人才，而得体性原则正是继承“诚”的传统，运用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进行交际的准则。自20世纪初期我国修辞学研究开始进入草创和建立阶段开始，外国先进的修辞学著作不断涌入我国，陈望道先生作为古今中外派的杰出人物一边借鉴外国先进文化，一边继承传统文论，提出“适切”的主张，可谓是高屋建瓴，独树一帜。后来学者提出的修辞原则，基本上都是在此基础上对“真实、得体和适切”的发展。由于社会的需要，受系统功能语言学派和认知语言学派的影响，开始注重语言的交际作用，重视修辞学的实用性，出现实用修辞学、公关修辞学、辩论修辞学等分支。这一时期修辞学领域百花齐放，但统领它们的准则始终围绕“诚”这一核心。

③“修辞立其诚”现今作为一种修辞原则被一直贯穿始终， 实际上，“立诚”始终是修辞的核心内容，无论是修辞本体研究还是与之相关的其他学科都需要“诚”来统率。对于辞格来说，如作为逻辑变异类中的夸张是语言变异与现实完全偏离的一种典型，表面上看并不是真实的，但各家对夸张定义的一个共同点就是立足于现实，夸张并不等于言过其实，陈望道先生认为“夸张是通过语言意义与现实的严重背离而再现现实”。修辞的功能具有社会性，是因为语言作为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一直被使用，人们不自觉地通过转喻或隐喻的方式运用已有的经验在概念整合的基础上处理新信息，修辞的本质是言语交际活动中话语调控行为，在交际中需要运用有限的话语序列生成无限的言外之意。言语活动始终离不开真实性，一切都是以客观的现实为基础运用各种手段进行交际，“修辞立诚”的本质没有变化，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促进了修辞学的快速发展。

(节选自梁悦《“修辞立其诚”的传统含义及时代内涵》)

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量了一回，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说着，便用帕试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