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凉州

林庚

王之涣的《凉州词》里写了“黄河”和“孤城”，这曾引起过疑问，因为凉州城（今武威县城）离黄河还远，两者为什么会同在一起出现呢？最近又有人怀疑当时凉州所属是否有临近黄河的城。

凉州古来原是一个广泛的地区，并不是单指凉州城说的（当然凉州城也无妨称凉州），而且最早的凉州城也不在武威。两汉以来凉州本指当时陇右一带，《后汉书•卷三十三》，凉州刺史部下，就列有陇西郡、武都郡、金城郡、武威郡、张掖郡、敦煌郡等，当时凉州刺史治陇城，在黄河以东，所以凉州原来就是横跨黄河的。据《后汉书》所载，陇西郡有城十一，武都郡有城七，金城郡有城十，武威郡有城十四……全部凉州所属总计约八十城，城不可谓不多。三国以后凉州移治武威，而唐代又以河西幕府为重镇，因分为河西、陇右两道，河西道设凉州都督府仍治武威。《旧唐书》凉州都督府、姑藏（武威）条下，又载置有皋兰府、贺兰州等八州府。而《旧唐书》兰州条下则载：“贞观六年，又督西盐州，十二年，又督凉州。”兰州（金城郡）是黄河边上的重镇，又是陇西与河西的通道，所以与凉州关系密切。凉州都督置皋兰府，这说明凉州东南部是直达黄河边上的，而其东北部又置贺兰州，也是直临北部黄河西岸的，然则黄河西岸均属凉州府，岂非十分明显？这也就是所谓河西一带，而这里既设有州府，又岂能没有大小城堡，这是毋庸置疑的。

凉州一带说来即河西一带，而《凉州词》也就是泛写这一带边塞生活的歌词，它并不是专写凉州城的，唐人的许多《凉州词》都可以说明这个，虽然凉州城是凉州的中心，是河西幕府的所在地。至于唐诗中写这一带边塞时，其区域则往往更偏东些，首先陇西与河西就时常分而不清，这是由于古凉州原是横跨黄河的，而陇西一带又是古凉州的中心，长久以来即在边塞诗中出现，形成一种传统的概念。如王维的《陇西行》写陇西而远到了凉州的酒泉郡，而耿𣲗的《凉州词》歌凉州实际上是描写了陇西一带，然则唐代地理分区上虽划为陇右、河西两道，而陇西与凉州在人们传统的心目中则是近似的，陇西在河东，凉州在河西，诗人笔下的凉州因此并不是远离黄河的，薛逢的《凉州词》所以说“黄河九曲今归汉.塞外纵横战血流”。凉州与九曲黄河是同其命运的又岂止是某处沾上点边而已。至于当时的某些城堡，则可能不复存在。王之涣的诗大约是写在初入凉州境时，不禁会想象着整个凉州，因而提到玉门关，这仍是一个凉州的泛写。从诗中“一片孤城”的形容看来，城大约也不甚大，历史上不一定留下了记载，本身也不容易保存。究竟是哪一座城，这就难做具体的考证。但是《凉州词》之可以写黄河边上的风光景物以及城堡，则是无可怀疑的。

（选自《唐诗综论》，有删改）

他的生命就是一首诗

袁行霈

林庚先生逝世已经三年多了，他那特有的潇酒自如与宽容大度，仍然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总觉得他并没有离开我们，还生活在我们中间。

林庚先生自幼颖悟，北国的晴空，古都的文化以及家庭的教养，在他的心里埋下了诗的种子。林先生在大学期间就已致力于诗歌创作。最初热心于旧体诗词，语言浑成，意境高远。但林先生感到写旧体诗词难以跳出古人的窠臼，后来决定改写新诗。先后出版了《夜》《春野与窗》《北平情歌》等诗集。林先生写诗先是自由体，后来转向新格律诗。

抗日战争爆发后，林先生任教于厦门大学中文系。1938年1月，随厦门大学迁至闽西山区长汀，与外界几乎处于隔绝状态，这时才把主要精力放到古典文学研究上，并于1946完成《中国文学史》。1947年，林先生回到北京，任燕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除继续研究古典诗歌和文学史外，还在各报刊上发表新诗和有关新诗创作的文章。

1952年院系调整后他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在讲坛上才华横溢，名言隽语层出不穷。对整个中国文学的宏观认识，结合着对诗句的细密分析，再加上那诗人的风度，吸引着每一个听课的学生。在教学的同时，林先生出版了《中国文学简史》等享誉学术界的著作，直到90高龄，还出版了一部富有哲理性的诗集《空间的驰想》。

林庚先生写诗一方面致力于把握现代生活和现代汉语的新节奏；另一方面则追溯中国诗歌民族形式发展的历史经验和规律，并创造性地运用到新诗的写作中来。林先生力求以最自然的语言传达生活中最直接的感受，取得深入浅出明朗不尽的艺术效果。有的诗仿佛脱口而出，没有一点斧凿痕迹，是何等的透明，又是何等的蕴藉。，有的诗令人如痴如醉，一种少年的精神伴随着完美的节奏呈现在眼前，其新鲜的程度真如旦晚才脱笔砚者。有的诗表现的是现代意识，而诗的形式却又带着鲜明的民族特点。语言是那么浅显，含义却又那么深邃。

林庚先生首先是诗人，是以诗人为基点从事文学史研究的，他研究古典诗歌的目的是从中寻求创作的经验，以及诗歌形式发展的规律。他在诗坛上曾经辉煌过，经过岁月的淘洗，他的诗必将重新赢得新一代的读者。

正是因为他抱着这样的目的，并且对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艺术有敏锐的感受力，所以他的学术研究才能独具慧眼，并取得非凡的成就。就古典文学研究而言，林先生长于文学史的总体把握和宏观研究，他的《中国文学简史》高瞻远瞩，荦荦大端，有一种卓然不群的气象。他关于屈原和《楚辞》的考证独辟蹊径，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他关于李白的研究，融入了自己的人格。林先生标举“少年精神”“建安风骨”“盛唐气象”，赞扬创造力，给学术界留下一笔宝贵的遗产。

林庚先生的过人之处究竟何在？就在于他的诗歌、学问与人格的统一，诗歌魅力、学术魅力与人格魅力的交融。他为人清高，艺术趣味高雅，学风既严谨又灵活，有一股朴茂纯真的灵气贯注于其诗其学其人之间。林庚先生享年96岁，桃李满天下，直至晚年仍保持着青年人的朝气与活力。诗人的气质，学者的胸襟，二者在林庚先生身上完美地统一起来。古代知识分子的风骨，现当代知识分子的追求，二者在林庚先生身上完美地统一起来。他是中国近百年来文学史、学术史和教育史上的一位标志性人物，有了他，这段文学史、学术史和教育史，才显得完整。

林庚先生的生命就是一首诗，他的生命之消失也是一首诗。他离去得那么从容，没有痛苦，只有潇洒。如果说有一点遗憾的话，也只是想再看一次月圆，而没有看到。他仿佛是为诗而生的，为中国这个诗的国度而生的。他的一生，他所做的一切都指向一个境地，那就是青春、理想和美。我们都为物欲横流、精神苍白的某些现状而痛心，我还为缺少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而遗憾。在这种背景下，更觉得我们的老师林庚先生之可贵。愿更多的人了解他，尊敬他，学习他，愿他的精神经过我们而得以发扬光大。

9 . 阅读下面这两首宋诗，完成小题。

四时读书乐

翁森

夏

修竹压檐染四围，小斋幽敞明朱晖。

昼长吟罢蝉鸣树，夜深烬落萤入帏。

北窗高卧羲皇侣^①，只因素稔读书趣。

读书之乐乐无穷，瑶琴一曲来薰风。

秋

昨夜前庭叶有声，篱豆花开蟋蟀鸣。

不觉商意满林薄^②，萧然万籁涵虚清。

近床赖有短檠^③在，及此读书功更倍。

读书之乐乐陶陶，起弄明月霜天高。

[注]①羲皇侣：隐士，这里指诗人自己。②林薄；草木生长茂密之处。③短檠：一种油灯的代称。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我现在的见解以为：无论是语是句，凡是文字都不过是一种寄托某若干意义的符号。这符号因读者的经验能力的程度，感受不同。有的所感受的只是其百分之一二，有的或者能感受得更多一点，要能感受全体，那是难有的事。普通学生在读解正课以及课外读书中，对于一句或一语，误解的不必说了，即使正解，也决非全解，其所感受到的程度必是很浅。收得既浅，所发表的也自然不能不简单空虚。这在学生实在是可同情的事。

要把一语的含义以及内容充分了解，这在言语的性质上，在人的能力上，原是万难做到的事。因为一事一物的内容本已无限，把这无限的内容用了一文字代替作符号，已是无可奈何的办法。要再想从文字上去依样感受它的内容，不用说是至难之事。除了学生自己的经验及能力以外，什么讲解、说明、查字典，都没有大用。夸张点说，这已入了“言语道断”的境地了！

真的！要从文字去感受其所代表事物的全部内容，这是“言语断道”之境。在这绝对的境界上，可以说，教师对于学生什么都无从帮助；因为教师自身，也并未能全体感受任何一文字的内容。其实，世间决没有能全体感受任何一文字的内容的人，所不同的只是程度之差罢了。数学者对于数理上的用语，所感受的当然比普通人多；法律学者对于法律上的用语，其解释当然比普通人来得精密。一般做教师的，特别是国文科教师，对于普通文字应该比学生有正确丰富的了解力。换句话说，对于文字，应有灵敏的感觉。姑且名这感觉为“语感”。

在语感敏锐的人的心里，“赤”不但只解作红色，“夜”不但只解作“昼”的反对罢。“田园”不但只解作种菜的地方，“春雨”不但只解作春天的雨罢。见了“新绿”二字，就会感到希望、自然的造化之功少年的气概等等说不尽的情趣。见了“落叶”二字，就会感到无常、寂寥等等说不尽的诗味罢。真的生活在此，真的文学也在此。

自己努力修养，对于文字，在知的方面、情的方面，各具有强烈锐敏的语感，使学生传染了，也感得相当的印象，为理解一切文字的基础。这是国文科教师基本的任务。并且在文字的性质上，人间的能力上看来，教师所能援助学生的，只此一事。这是我近来的个人的信念。

（摘编自夏丏尊《传染语感于学生》）

材料二：

文艺作品往往不是倾箱倒箧地说的，说出来懂得的只是一部分罢了，还有一部分谓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没有说出来，必须驱遣我们的想象，才能够领会它。如果拘于有迹象的文字，而抛荒了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至多只能鉴赏一半；有时连一半也鉴赏不到，因为那没有说出来的一部分反而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这里不说“言外”而说“言内”。这就是语言文字本身所有的意义和情味。如果对于语言文字的意义和情味不很了了，那就如入宝山空手回，结果将一无所得。

审慎的作家写作，往往斟酌又斟酌，修改又修改，一字一句都不肯随便。无非要找到一些语言文字、意义和情味同他的旨趣恰相贴合，使他的作品真能表达他的旨趣。我们固然不能说所有的文艺作品都能做到这样，可是我们可以说，凡是出色的文艺作品，语言文字必然是作者的旨趣的最贴合的符号。

作者的努力既是从旨趣到符号，读者的努力自然是从符号到旨趣。读者若不能透彻地了解语言文字的意义和情味，那就只看见徒有迹象的死板板的符号，怎么能接近作者的旨趣呢？所以，还得从透彻地了解语言文字入手。这件事看来似乎浅近，但这是最基本的。基本没有弄好，任何高妙的话都谈不到。

要了解语言文字，通常的办法是翻查字典辞典。这是不错的。不过字典辞典的解释，无非取比照的或是说明的办法，究竟和原字原辞不会十分贴合。例如“踌躇”解作“犹豫”，就是比照的办法；“情操”解作“最复杂的感情，其发作由于精神的作用，就是爱美和尊重真理的感情”，就是说明的办法。完全不了解什么叫做“踌躇”，什么叫做“情操”的人看了这样的解释，自然能有所了解。但在文章中间，该用“踌躇”的地方不能换上“犹豫”，该用“情操”的地方也不能拿说明的解释语去替代，可见从意义上、情味上说，原字原辞和字典辞典的解释必然多少有点距离。

不了解一个字一个词的意义和情味，单靠翻查字典辞典是不够的。必须在日常生活中随时留意，得到真实的经验，对于语言文字才会有正确丰富的了解力，换句话说，对于语言文字才会有灵敏的感觉。这种感觉通常叫做“语感”。

譬如作者在作品中描写一个从事劳动，末了说那个人“感到了健康的疲倦”，这是很生动很实感的说法。但是语感欠敏锐的人就不觉得这个说法的有味，他想：“疲倦就疲倦了，为什么加上‘健康的’这个形容词呢？难道疲倦还有健康和不健康的分别吗？”另外一个读者却不然了，他自己有过劳动的经验，觉得劳动后的疲倦确然和一味懒散所感到的疲倦不同：一是发奋的、兴奋的，一是萎缩的、萎靡的，前者虽然疲倦但有快感，后者却使四肢百骸都像消融了那样地不舒服。这另外一个读者自然是语感敏锐的人了。他的语感为什么会敏锐？就在乎他有深切的生活体验，他知道同样叫做疲倦的有性质上的差别，他知道劳动后的疲倦怎样适合于“健康的”这个形容词。

看了上面的例子，可见要求语感的敏锐，不能单从语言文字上揣摩，而要把生活经验联系到语言文字上去。一个人即使不预备鉴赏文艺，也得训练语感，因为这于治事接物都有用处。

（摘编自叶圣陶《训练语感》）

谈审美移情

所谓移情，通俗地说，就是指人面对天地万物时，把自己的情感移置到外在的天地万物身上去，似乎觉得它们也有同样的情感。当自己心花怒放时，似乎天地万物都在欢笑；苦闷悲哀时，似乎春花秋月也在悲愁。当然，天地万物不会欢笑，春花秋月也不会悲愁，是人把自己的悲欢移置到了它们身上。描绘此种移情现象的第一人是庄子。《庄子·秋水》篇中，庄子看见鱼儿“出游从容”，于是把自己在出游中体验到的快乐之情移置到鱼身上，觉得鱼在出游时也是快乐的。庄子所述，是典型的审美移情现象。

然而，对移情现象作出真正的理论概括是晚近的事。最早把移情作为一种美学观念提出来的是德国学者费舍尔父子。他们认为，我们对周围世界的审美观照，是情感的自发的外射作用。也就是说，审美观照不是主体面对客体时的感受活动，而是外射活动，即把自己的感情投射到我们的眼睛所感知到的人物和事物中去。在费舍尔父子那里，移情观念已大体上确定了，但通过形而上的论证把移情说提高到科学形态的则是德国美学家立普斯。因为移情说的影响巨大，以至于有人把立普斯誉为美学界的达尔文。

审美移情作为一种审美体验，其本质是一种对象化的自我享受。这就是说，审美体验作为一种审美享受，所欣赏并为之感到愉快的不是客观的对象，而是自我的情感。在审美享受的瞬间，是人把自我的情感移入到一个与自我不同的对象(自然、社会、艺术中的事物）中去，并且在对象中玩味自我本身。

审美移情的基本特征是主客消融物我两忘、物我同一、物我互赠。移情和感受不同。在感受活动中，主体面对客体，主客体是分离的，界限是清楚的。但在移情活动中，主体移入客体，客体也似乎移入主体，主客体融合为一，已不存在界限。对主体而言，他完全地沉没到对象中去，在对象中流连忘返，进入忘我境界；对客体而言，它与生命颤动的主体融合为一，实现了无情事物的有情化，无生命事物的生命化。也就是说，在移情之际，不但物我两忘、物我同一，而且物我互赠、物我回还。清代大画家石涛在描述自己创作的心理状态时所说的“山川脱胎于予，予脱胎于山川”“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就是审美移情中的物我互赠、物我回还的情境。

审美移情发生的原因是同情感与类似联想。谷鲁斯等人认为引起移情的原因是人的生理活动，移情源自于人的“内模仿”。但立普斯的观点更可信。他认为，审美移情起源于人的类似联想。人都有一种自然倾向或愿望，要把类似的东西放在同一个观点下去理解，所以总是按照切身经验的类比，去看待身外发生的事件。这就是说，审美的人都具有同情心，以自己体验到的某类情感，去类比、理解周围看起来是同类的事物。这种同情，不但及于他人，也及于其他生物及无生物。

审美移情的功能是人的情感的自由解放。尽管移情不一定伴随美感，但美感则必定伴随移情。因为审美移情能给人以充分的自由。人的不自由常常来自人自身。自身是有限的，它是自由的牢笼。可是在审美移情的瞬间，自身的牢笼被打破了，“自我”可以与天地万物相往来，获得了自由伸张的机会。“自我”与天地万物的界限消失了，人的情感也就从有限扩大到了无限。

（选自童庆炳《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与美学》，有删改）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九歌》）自从屈原歌唱出这动人的诗句，它的鲜明的形象，影响了此后历代的诗人们，许多为人传诵的诗篇正是从这里得到了启发。如谢庄《月赋》说：“洞庭始波，木叶微脱。”至于王褒《渡河北》的名句“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则其所受的影响更是显然了。在这里我们乃看见“木叶”是那么突出地成为诗人们笔下钟爱的形象。

“木叶”是什么呢？按照字面的解释，“木”就是“树”，“木叶”也就是“树叶”，这似乎是不需要多加说明的。可是问题却在于：我们在古代的诗歌中为什么很少看见用“树叶”呢？一般的情况，大概遇见“树叶”的时候就都简称之为“叶”，例如说：“叶密鸟飞碍，风轻花落迟。”（萧纲《折杨柳》）这当然还可以说是由于诗人们文字洗练的缘故，可是这样的解释是并不解决问题的，因为一遇见“木叶”的时候，情况就显然不同起来。诗人们似乎都不再考虑文字洗练的问题，而是尽量争取通过“木叶”来写出流传人口的名句，例如：“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柳恽《捣衣诗》）可见洗练并不能作为“叶”字独用的理由，那么“树叶”为什么从来就无人过问呢？至少从来就没有产生过精彩的诗句。而事实又正是这样的，自从屈原以惊人的天才发现了“木叶”的奥妙，此后的诗人们也就再不肯轻易把它放过。于是一用再用，熟能生巧，而在诗歌的语言中，乃又不仅限于“木叶”一词而已。例如杜甫有名的《登高》诗中说：“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里的“落木”无疑的正是从屈原《九歌》中的“木叶”发展来的。按“落木萧萧下”的意思当然是说树叶萧萧而下，照我们平常的想法，那么“叶”字似乎就不应该省掉，然而天才的杜甫却宁愿省掉“木叶”之“叶”而不肯放弃“木叶”之“木”，这道理究竟是为什么呢？事实上，杜甫之前，庾信在《哀江南赋》里已经说过：“辞洞庭兮落木，去涔阳兮极浦。”这里我们乃可以看到“落木”一词确乎并非偶然了。古代诗人们在前人的创造中学习，又在自己的学习中创造，使得中国诗歌语言如此丰富多彩。

（节选自林庚《说“木叶”》，有删改）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九歌》

自从屈原歌唱出这动人的诗句，它的鲜明的形象，影响了此后历代的诗人们，许多为人传诵的诗篇正是从这里得到了启发。如谢庄《月赋》说：“洞庭始波，木叶微脱。”陆厥的《临江王节士歌》又说：“木叶下，江波连秋月照浦云歇山。”至于王褒《渡河北》的名句“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则其所受的影响更是显然了。在这里我们乃看见“木叶”是那么突出地成为诗人们笔下钟爱的形象。

“木叶”是什么呢？按照字面的解释，“木”就是“树”，“木叶”也就是“树叶”，这似乎是不需要多加说明的。可是问题却在于：我们在古代的诗歌中为什么很少看见用“树叶”呢？其实“树”倒是常见的，例如屈原在《橘颂》里就说：“后皇嘉树，橘徕服兮。”而淮南小山的《招隐士》里又说：“桂树丛生兮山之幽。”无名氏古诗里也说：“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可是为什么单单“树叶”就不常见了呢？一般的情况，大概遇见“树叶”的时候就都简称之为“叶”。例如说：“叶密鸟飞碍，风轻花落迟。”（萧纲《折杨柳》）“皎皎云间月，灼灼叶中华。”（陶渊明《拟古》）这当然还可以说是由于诗人们文字洗练的缘故，可是这样的解释是并不解决问题的，因为一遇见“木叶”的时候，情况就显然不同起来。诗人们似乎都不再考虑文字洗练的问题，而是尽量争取通过“木叶”来写出流传人口的名句。例如：“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柳恽《捣衣诗》）“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沈全期《古意》）可见洗练并不能作为“叶”字独用的理由，那么“树叶”为什么从来就无人过问呢？至少从来就没有产生过精彩的诗句。而事实又正是这样的，自从屈原以惊人的天才发现了“木叶”的奥妙，此后的诗人们也就再不肯轻易把它放过，于是一用再用，熟能生巧，而在诗歌的语言中，乃又不仅限于“木叶”一词而已。例如杜甫有名的《登高》诗中说：“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是大家熟悉的名句，而这里的“落木”无疑正是从屈原《九歌》中的“木叶”发展来的。按“落木萧萧下”的意思当然是说树叶萧萧而下，照我们平常的想法，那么“叶”字似乎就不应该省掉。例如我们无妨说“无边落叶萧萧下”，岂不更为明白吗？然而天才的杜甫却宁愿省掉“木叶”之“叶”而不肯放弃“木叶”之“木”，这道理究竟是为什么呢？事实上，杜甫之前，庾信在《哀江南赋》里已经说过：“辞洞庭兮落木，去涔阳兮极浦。”这里我们乃可以看到“落木”一词确乎并非偶然了。古代诗人们在前人的创造中学习，又在自己的学习中创造，使得中国诗歌语言如此丰富多彩，这不过是其中的小小一例而已。

从“木叶”发展到“落木”，其中关键显然在“木”这一字，其与“树叶”或“落叶”的不同，也正在此。“树叶”可以不用多说，在古诗中很少见人用它；就是“落叶”，虽然常见，也不过是一般的形象。原来诗歌语言的精妙不同于一般的概念，差一点就会差得很多，而诗歌语言之不能单凭借概念，也就由此可见。从概念上说， “木叶”就是“树叶”，原没有什么可以辩论之处。可是到了诗歌的形象思维之中，后者则无人过问，前者则不断发展。像“无边落木萧萧下”这样大胆地发挥创造性，难道不怕死心眼的人会误以为是木头自天而降吗？而我们的诗人杜甫，却宁可冒这危险，创造出那千古流传、形象鲜明的诗句。这冒险，这形象，其实又都在这一个“木”字上，然则这一字的来历岂不大可思索吗？

（取材自林庚《说“木叶”》）

6 . 阅读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人工智能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近年来引发广泛讨论。有人认为，人工智能的“创作”本质是对海量文本的模仿与重组，缺乏真实的情感体验与社会洞察，难以诞生直击灵魂的作品。但也有人指出，人工智能技术能突破人类思维定势，提供新颖的表达视角，甚至辅助作家完成技巧性工作。例如，某些人工智能程序可基于关键词生成诗歌，其意象的组合虽略显生硬，但偶尔亦有________之妙。

值得注意的是，技术革新从未停歇，而文学的灵魂始终在于对“人”的深刻体察。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中以“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致敬先驱，其文字的力量源于对时代命运的悲悯与反思；李白笔下“仰天大笑出门去”的豪情，亦是个体生命力的迸发。这些经典之作之所以流传，正因为它们承载了创作者独一无二的精神世界。

当然，我们不必对人工智能过度忧心忡忡，或一味排斥。正如古人云“________”，工具的价值取决于运用之人的智慧。若作家能借助人工智能突破创作瓶颈，读者通过算法发现契合心意的作品，岂非美事？但需警惕的是，若过度依赖技术，可能使文学创作沦为流水线生产，失去其应有的温度与锋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