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在云端舞蹈，我只想在地面行走。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

请运用上面的名言写一个200字以上的作文片段。

焦裕禄同志在兰考工作的475天里，始终把36万兰考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头，与群众一道抗风沙，治盐碱，除内涝。“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体现他为官一任、立德一方的高尚品格。（       ）。在焦裕禄同志身患肝病后，仍时刻不忘人民，右脚踩藤椅，右膝顶肝部，为百姓奔小康、期生存、求温饱的热望奔波。最后，积劳成疾的焦裕禄同志因肝病不治不幸逝世，年仅42岁。焦裕禄同志离开我们57年了，但他的崇高精神却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像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永远是鼓舞我们艰苦奋斗、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的强大思想动力，永远不会过时。作为与新时代共同前进的青年一代，更应学习、传承、弘扬焦裕禄同志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争做焦裕禄式青年，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谱写新时代实现中国梦的青春篇章。

苏黎世大学费尔教授和他的团队在做信任游戏时对参与者做了大脑活动扫描，发现脑部分泌出的催产素能抑制脑部两个区域的活动。第一是杏仁核区域：处理恐惧和危险的部位。催产素高，会降低防卫心和恐惧感。第二是纹状体区域：脑部凭着过去回馈而指引未来行为的部位。催产素多，可让人忘掉过去的痛苦，更相信他人。对有抑郁症和孤独症的人，催产素对他们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李佩：中国真正的“贵族”

从玉华

如今，知道李佩这个名字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

这位百岁老人的住所，就像她本人一样，颇有些年岁和绵长的掌故。中关村科源社区的“特楼”曾集中居住了一批新中国现代科学事业奠基者，钱学森、钱三强、何泽慧、郭永怀……如今，居住的已多是外来打工者。破败不堪的楼道里贴满了小广告，四处堆放着杂物。李佩先生60年不变的家，就像中关村的一座孤岛。

这座岛上，曾经还有大名鼎鼎的郭永怀先生。1956年，郭永怀、李佩夫妇应钱学森之邀，带着女儿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国。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为及时汇报我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研究的重要线索，在从兰州回北京途中遭遇飞机失事。被发现时，郭永怀和警卫员的尸体紧紧抱在一起，在他们胸部中间，一个保密公文包完好无损。得知噩耗的那个晚上，李佩完全醒着，躺在床上几乎没有任何动作，偶尔发出轻轻的叹息，克制到令人心痛。

“文革”结束，恢复工作时，李佩已经快60岁了。她筹建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英语系，培养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当时国内没有研究生英语教材，她就自己编写。她做英语教学改革，被美国专家称作“中国的应用语言学之母”。中国科学院大学党委副书记马石庄就是李佩博士英语班的学生。如今他在大小场合发言、讲课，也是模仿先生的样子，始终站着。李佩70多岁在讲台上给博士生讲几个小时的课，从来没有坐过，连靠着讲台站的姿势都没有。马石庄说，自己选择当老师，就是受了李先生影响，“从李先生身上，看到了教师就是这个社会的精神遗传基因”。马石庄感慨，李先生传授的不仅是知识，而且是“人学”，是人格的完善。在李佩眼里，没什么是不能舍弃的。国家授予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李佩把这枚奖章随手装在朋友的行李箱里，捐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个夏日午后，李佩让小她30多岁的忘年交李伟格陪着，捐给力学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各30万。没有任何仪式，就像处理一张水费、电费单一样平常。有后辈说她对待名利的样子，就像居里夫人把最大额的英镑当书签，把诺奖的奖牌随意给孩子当玩具。

当然，李佩先生也有发飙的时候，不管对面坐的是什么大人物。她反对大学扩招，反对现在大学减少英语课时，她反对人民大学办物理、化学学院，反对清华大学办医学院，反对“北大要把三分之一副教授筛选下去，改革进行不下去”的悲观论调。她主张教育“要坐得住，不要赶热闹”。

81岁那年，她创办中关村大讲坛。从1998年到2011年，每周一次，总共办了600多场，每场200多人的大会厅坐得满满当当。黄祖洽、资中筠、厉以宁等名家都登过这个大讲坛。请来这些大人物讲课，全都是免费的。“也只有李佩先生能请得动各个领域最顶尖的腕儿。”有人感慨。

如今，李佩先生逐渐老了，知道李佩这个名字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但每一个踏进李佩先生家的人都会很珍惜拜访的时间，大家都明白，多年后，这个家就是一个博物馆。

【相关链接】

中关村大讲坛创办以来，每周五地下午，李佩先生就会准时地出现在大家面前，十几年如一日。讲坛的内容涉及科学、文学、健康、时事等领域。这个讲坛不仅是知识的学园，更是精神的殿堂。讲坛的影响已超越中关村的地缘环境，辐射到更远的地方。讲坛的受惠者不仅是老年人，还包括众多的年轻人。

（选自《一日看尽长安花》序言，有删改）

在徐志摩的故乡

张同吾

去年晚秋时节，在北方已是万木萧疏了，而在江南海宁却仍是杂花生树，层林尽染，浓浓的绿荫掩映着红顶楼房，一派幸福安详的景象。

海宁是个神奇的地方，我曾三次登临百里长堤观潮，白光耀眼，惊涛裂岸，声如万马奔腾，状若山倾海翻。我因而理解了：是海洋文化和潮文化，在海宁人聪颖细腻的文化性格中增添了大气、潇洒与果敢，所以这里才会诞生国学大师王国维、训诂大家朱启凤、语言学大家许国璋、书法大师张宗祥、佛学泰斗太虚、红学家吴世昌、金石家钱君匋、军事家蒋百里、电影艺术家史东山、诗人穆旦、作家金庸等。

海宁又是诗人徐志摩的故乡。他以博爱精神、青春气息和人性光彩谱写出情韵悠长的诗章，它们恒久的艺术魅力穿越时间的帐幔，至今仍辐射光芒。我来到位于硖石镇的徐志摩故居，重温他短暂而又潇洒浪漫的一生。

这座略带浅红的灰色楼房约600平方米，周围是一片美丽的草坪，围绕着铁铸栅栏，是典型的花园洋房。1926年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徐父尽管反对这桩婚事，却拧不过儿子的韧性，为之建筑了这座典雅的住宅。庭院和廊下均由名贵大理石铺就，一层厅堂是西式地板和吊灯，摆设着中式桌椅，二层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卧室则是一派西式陈设。徐志摩十分喜爱这座中西合璧的宅第，称其为“香巢”，又将他与陆小曼的起居室题名“眉轩”。每天清晨他都去买一束鲜花送给妻子，新婚燕尔娇宠之至。

徐志摩确是为爱而生、为爱而死的人，林徽因的清纯隽美、风华绝代，陆小曼的能歌善舞、柔美娇艳，都令他奋不顾身的追求，诚如他对恩师梁启超坦言：“我之甘冒世之不韪”“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灵魂得以救度，生命却殁于英年，他是为赶赴北京听林徽因讲演而在空中遇难的。一年之后他热恋的“徽徽”痛定思痛，写下这样的诗句：“别丢掉/这一把过往的热情，/现在流水似的，/轻轻/在幽冷的山泉底，/在黑夜，在松林，/叹息似的渺茫，/你仍要保存着那真！/一样是明月，/一样是隔山灯火，/漫天的星，/只有人不见，/梦似的挂起，/你向黑夜要回/那一句话——你仍得相信/山谷中留着/有那回音！”而唤作“眉”的小曼在多年之后有《为志摩扫墓》一诗：“肠断人琴感未消，此心久已寄云峤。年来更识荒寒味，写到湖山总寂寥。”两位才女，前者情深义切，后者痛断肝肠。瞻视橱柜中的种种实物和墙壁上的许多照片，眼前仿佛有朗朗新月冉冉升起。他是“新月派”的灵魂，那些沐浴过欧风美雨的才俊，胡适、闻一多、朱湘、孙大雨、邵洵美、林徽因、陈梦家、沈从文、卞之琳等都围绕着他，如群星拱月。徐志摩一生追求爱、美和自由，此亦是他诗歌美学的精髓。由于历史的倾斜和观念的偏颇，他在半个世纪中受到贬损，但其美丽的文学光焰无法遮拦。伴随着新时期的到来，他的诗又重暖人间。有人说他是过分西化的，殊不知他的文化之根植于中国沃土，他自书楹联“山高水长中有神悟，风朝雨夕我思古人”。因此他的诗才有优美的意境、鲜明的节奏、和谐的音韵和精湛的语言。一篇篇抒情短章广受读者的喜爱，那首仅有五行的《沙扬娜拉》堪称短诗极品，而他的代表作《再别康桥》更是家喻户晓、历久弥新：“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他走了，却把诗歌的精神财富和艺术财富留给了中国和世界。

站在徐志摩故居的庭院，仰望湛蓝的天空，我想起他乘飞机时的感言：这座飞机带着我的灵魂飞过高山，飞过大潮，飞在丛林间。我当时就希望这样飞出这空气的牢笼，飞到整个宇宙里去……着隔世的玄思和遐想，已成为现实，如今有多少诗的后继者，在更广阔的时空里飞翔。

（摘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在信息化时代，体能与机械能不再成为生产的主要动力，智能成为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和权威性标准，而互联网的普及、人工智能的广泛运用则进一步将这种决定性与权威性推向顶峰。

信息是什么？通常的意思是音讯消息及其内容和意义。从本质上讲，信息是事物存在方式和运动状态的属性，是客观存在的事物现象，但是它必须通过主体的主观认知才能被反映和揭示。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看，信息与人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人的意识与客观世界之间的沟通。客观世界所包含的各种信息通过与人的感官的相互作用进入人的意识，并在人的大脑中进行加工和处理，被翻译成人与人之间可以交流的语言再现出来。人类语言成为这种被意识到的信息存在的唯一载体。因此，信息与人的关系的本质可以表述为，人是信息的主宰者，信息为人所控制，为人服务。然而，这种关系在信息化社会遭遇了或正在遭遇颠覆性的挑战。

从人的发展的角度来说，人们，包括大多数学者普遍认为信息化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有了这样的共识，人们放松而理所当然地沉醉于数字化信息带给我们的奇妙、自由、淋漓的快感。而恰恰是这种人对信息逐渐形成并且巩固的心理依赖，将信息与人的本质关系置于了深刻的矛盾之中。学科#网

如前所述，现实中的信息必须以人类语言作为自己的唯一载体。信息化时代诞生了一种特殊的语言，这种语言就是用以再现被人脑加工处理后的信息，并使之能够被认识、被理解、被获取、被保存、被利用以及被再造的计算机语言。计算机语言虽然也是人类创造，并且也逐渐被广泛使用，但是其背后支撑它的强大的计算机技术却掌握在少部分专业人士手中，公众被远远地甩到了高科技发展的边缘，他们只能按照少数人事先设定的程序和规则在仅有的范围内去选择，成为数字化产品的被动接受者。数字化信息及其技术形态越多地深入到我们的生活，我们就越严密地被少数人的思维所控制，且这种控制最终会表现为信息对人的控制。

现代信息及其技术形态能够广泛参与人类的知觉活动、概念活动甚至情感性活动，形成对人的智能的精确模拟，这使它得以摆脱对人的依赖性，成为与人对立的异己力量。这种科学技术与人的矛盾关系，是否意味着，随看信息化社会的发展，人及其社会的深刻信息化与人工智能超越人脑的对信息处理的强大功能，将把人类推向被奴役者的终极命运？

面对网络普及和信息泛滥，我们要从华丽的科技陷阱和繁杂的信息现象当中超拔出来，确立起人与科技和信息之间主体与对象、控制与被控制的合理关系。

（节选自张志宏《信息化时代人的精神困境与文化救赎》，有删改）

教授胡适

胡适的教授生涯始于北京大学。1917年初，《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向北京大学新任校长蔡元培力荐胡适，同时动员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学习哲学的胡适回国任教。当时正在紧张写作博士论文的胡适，还没等博士学位到手便回国了，于当年9月10日到北大就任教授，这时他刚刚二十六周岁。

初到北大任教的胡适，给哲学系一年级讲授“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是北大的老课了，在胡适之前由陈汉章讲授。陈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才讲到《尚书》的《洪范》篇。胡适授课却不管以前的课业，他发给学生的讲义一反前例。当时顾颉刚也选了这门课，他后来回忆说，胡适一开头就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直接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在他们学生眼里，这简直就是一场“思想造反”，有几个不安分的学生拉着傅斯年，策划“扳倒”老师——将这个比他们大不了几岁的年轻的留洋教授赶走。当时傅斯年在北大已赫赫有名，此前他就曾将教授《文心雕龙》的教授、章太炎的门生朱蓬仙成功逐出门外。他将朱的讲义一夜读完，勾出了三十多条错误，将了他一军。校长蔡元培看了，只得将朱辞退。但傅斯年“鉴定”完胡适的课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就这样，这件事才得以平息。第二学期，北大哲学系三年级恰好也有一门“中国哲学史”的课，由一位老教授任课。当时冯友兰正在哲学系读三年级。据冯友兰回忆，某次课上，这位老教授手里挥舞着胡适的讲义，冷嘲热讽地对学生说：“我说胡适不通，果然就是不通，只看他的讲义的名称，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的大纲，说中国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了吗？”好在胡适在学生那里基本站稳了脚跟，加之有校长蔡元培的鼎力相助，他在北大的教授位子也就此坐稳了。

除了在北大任教，胡适还先后担任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并长期兼任教育部国语讲习所兼职讲习，至于胡适在国内外大学的演讲、讲学，那就难以计数了。

胡适的课讲得好，这在所有听过他课的学生那里，基本上是公认的。1917年考入预科的田炯锦回忆说：“诸师长中，我最喜欢听胡先生的课，他不但有许多新颖的见解，而且擅长表达。”曾就读于北大的朱海涛回忆说：“适之先生在校中开的课是中国文学史和传记研究……文学史则是一门极叫座的课。他讲《诗经》，讲诸子，讲《楚辞》，讲汉晋古诗，都用现代的话来说明，逸趣横生，常常弄到哄堂大笑。”

胡适讲的课，内容大多比较新颖，他特别注重运用他那套所谓“科学的方法”，尤其是杜威的实验主义方法，来分析和解释中国的典籍，有断制，新见迭出。在教学方法上，胡适推崇研究性教学，在教学中“往往把我不能解决的问题做题目，叫同学来研究”。胡适说自己并不喜欢上大课，而更喜欢上小型的研讨课，因为“班次太大；不能大家互相讨论研究”。

胡适的日记、笔记中多有对学生学习情况的记载和分析。1931年8月28日阅完“中古思想史”试卷后，对75位学生按分数排队，排出“皆有希望成才”“尚有几分希望”“中人之资”“绝无希望”的，甚至还依次“卜其人的终身”。

常有同事向胡适讨教讲课的奥秘，他的回答是：“一小时的课，必须有四小时至八小时的准备。”杨亮功说：“胡先生做学问不苟且，教书也是不苟且的。”这也就是胡适自己所说的以“做小学生”的态度去对待教学。对胡适这样一位“大牌”教授来说，他在教学工作中能够这样“不苟且”，难能可贵。

(选自周川《教育家胡适：行动与思想》，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的同时，胡适以自己的博士论文为基础，改写成《中国哲学史大纲》讲义，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该书由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亲自作序，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用近代学术观点和方法整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专著，出版后立即风行海内，不到3年就再版7次，影响空前。

(有删改)

②1916年，胡适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适以为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故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

(有删改)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在旷野里（节选）   

柳青

人们自豪地叫作“八百里秦川”的渭河平原，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摇篮。但是在整个悠久的历史上，这里是不光有过升平盛世和文物创造，而且到两年以前的解放为止，简直是充满了征战、掠夺、压迫、剥削、痛苦和饥饿……各种矛盾的现象好像是跟随着空气普遍到每一个村庄，以至于在老革命根据地生活过十几年的干部初来的时候，不禁为这个全国著名的小麦和棉花的出产地那么富足又那么贫困、那么凶狠又那么可怜而大吃一惊。

新上任的县委书记朱明山在他房里砖铺的潮湿的脚地上踱来踱去，考虑着吃饭时大家谈论的一个严重问题——渭河两岸的产棉区普遍发现了棉蚜虫。对于农业科学还远没有摸到边的朱明山，光听说在棉花生长的一个季节里，单性生殖的棉蚜虫每一个就可以繁殖到六万万亿，他就敏感地意识到这种害虫向刚刚翻身的棉农生活和新生国家的工业生产侵犯的危险性，好像他过去在营里听到敌人运动的侦察报告一样。一清早，县委秘书就跑来向他报告，深夜有两个区打电话来要求暂停征粮工作，集中力量治虫。早饭时，青年团县工委副书记李瑛又说，昨天晚上从渭北回来的农业工作站的一个人正在连夜给县政府赶写报告，说那里的四个区情况已经严重到不是少数喷雾器可以解决问题的了。当地干部反馈：“连个群众会都召集不起来，群众都说‘咳！人还能把那虫给治了？’”

“昨天又有两个村抬万人伞祭虫王爷……”

“翻了棉花地种晚包谷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了……”

“群众老远看到工作队的同志，就把香纸往袖筒或襟子底下藏着，像小偷儿一样鬼鬼溜溜地躲走了。”

“群众对干部们最好的态度就是灰心丧气地应付一两句‘日头爷高了，盯一盯回去吧。你们能有啥办法哩嘛’……”

“写什么报告？”朱明山不满地想着，“要是在军队里发生了紧急情况就这么搞，报告转来转去转到指挥员手里，也许早给包围了。我自己到农业工作站去。”

吃过早饭，朱明山就和区委书记骑车子到渭阳区三乡蔡家庄去了，那里是区的重点，有一个植棉能手蔡治良。蔡治良发现肥皂和蒸馍用的石碱都可以杀虫。人的智慧的确是经过劳动逐渐提高的：他们居然根据工业产品“硫磺石灰合剂”这个概念，创造了许多新的“合剂”——烟叶半斤、辣子半斤，加水四十斤熬好滤过；煤油六两、肥皂六两，加水八十斤溶化调匀；煤油四两、石碱四两，加水八十斤溶化调匀……这些“合剂”比单独一样东西杀虫的威力大得多。大家商讨后得出的结论是：科学最有力量的宣传是实验。

“所有这些新办法，都要在这几天里试验。”朱明山向其他干部嘱咐，“以后再提出来的法，也要试验。试验成功就请大家参观。”

李瑛报告：“药械已经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就出动。”

经过两三天在烈日底下的鏖战，渭北四个区的治虫工作就出现了新气象。

在大批干部下乡的第四天，从渭河北岸来到渭阳镇街上的人就带来了乡村里弥漫起来的新气象，好像土地改革的浪潮一样，变成人们谈论的话题。人们说有许多村子白天已经看不见几个人了，很多大门锁了，大门外面摆着盛药剂的水缸，有的甚至把水缸搬到棉花地边上。遍地都是男人、女人、老汉和小孩，端着盆子、瓢、大碗，用扫帚蘸着各种土制药剂刷着被棉蚜虫爬满的棉苗。人在随便哪条路上走，都看见路两旁一排一排戴草帽和笼头巾的人，青壮年二垄，老年人两垄，娃们一垄，互相帮助着往前刷……

朱明山在街上遛了个弯，带着满意的笑容这里听听，那里听听。回想起头一天到这街上人们一见他就躲避的情景，一种成功的喜悦使他浑身都感到轻快。

他到合作社去。买煤油、石碱和肥皂的人很多，他挤到台阶上去，见柜台上摆了许多竹篮子和瓶子。合作社的工作人员应接不暇，其盘珠子的声音、锤子敲石碱的声音和玻璃瓶子磕碰的声音在柜台后面混杂成一片。

“你们应该一个乡或一个村组织起来买，”朱明山望着柜台外面挤得满头大汗的农民们说，“你们那里的工作组没有帮助你们组织吗？”

“嘿！谁倒给你说没组织？一家一家来买，能把这房子挤塌。”一个眼睛一大一小的中年农民斜斜他的大眼睛，瞟了瞟看来很清闲的朱明山，把他当作一个说漂亮话的人碰了一句，然后把他的竹篮子又往前边推一推。

朱明山并不显得难堪，笑了笑走开了。

有月亮的夏天晚上，在渭河平原上的旷野里是这样令人迷恋，以至于可以使你暂时忘记内心的负担和失掉疲倦的感觉，而像一个娇儿一样接受祖国土地上自然母亲的爱抚。风把炊烟味和牛粪味带到路上来。农村气息时刻跟随着你，使你感觉到处处是在许多村庄的中间。要不然，路两旁的树丛挡住你的视线，笔直的白杨树顶着布满繁星的蓝天，野兔就在你面前从路这边的草丛跑到路那边的草丛里。

朱明山和县委副书记赵振国骑上自行车，在旷野上月牙照耀下的公路上飞奔，他们又要往渭河南岸去了。

（节选自柳青《在旷野里》，1953年，有删改）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在旷野里（节选）

柳青

人们自豪地叫作“八百里秦川”的渭河平原，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摇篮。但是在整个悠久的历史上，这里不光有过升平盛世和文物创造，而且到两年以前的解放为止，简直是充满了征战、掠夺、压迫、剥削、痛苦和饥饿……各种矛盾的现象好像是跟随着空气遍布到每一个村庄，以至于在老革命根据地生活过十几年的干部初来的时候，不禁为这个全国著名的小麦和棉花的出产地那么富足又那么贫困、那么凶狠又那么可怜而大吃一惊。

新上任的县委书记朱明山在他房里砖铺的潮湿的地上踱来踱去，考虑着吃饭时大家谈论的一个严重问题——渭河两岸的产棉区普遍发现了棉蚜虫。对于农业科学还远没有摸到边的朱明山，光听说在棉花生长的一个季节里，单性生殖的棉蚜虫每一个就可以繁殖到六万万亿，他就敏感地意识到这种害虫向刚刚翻身的棉农生活和新生国家的工业生产侵犯的危险性，好像他过去在营里听到敌人运动的侦察报告一样。一清早，县委秘书就跑来向他报告，深夜有两个区打电话来要求暂停征粮工作，集中力量治虫。早饭时，青年团县工委副书记李瑛又说，昨天晚上从渭北回来的农业工作站的一个人正在连夜给县政府赶写报告，说那里的四个区情况已经严重到不是少数喷雾器可以解决问题的了。当地干部反馈：“连个群众会都召集不起来，群众都说‘咳！人还能把那虫给治了？’”

“昨天又有两个村抬万人伞祭虫王爷……”

“翻了棉花地种晚包谷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了……”

“群众老远看到工作队的同志，就把香纸往袖筒或襟子底下藏着，像小偷儿一样鬼鬼溜溜地躲走了。”

“群众对干部们最好的态度就是灰心丧气地应付一两句‘日头爷高了，盯一盯回去吧。你们能有啥办法哩嘛’……”

“写什么报告？”朱明山不满地想着，“要是在军队里发生了紧急情况就这么搞，报告转来转去转到指挥员手里，也许早给包围了。我自己到农业工作站去。”

吃过早饭，朱明山就和区委书记骑车子到渭阳区三乡蔡家庄去了，那里是区的重点，有一个植棉能手蔡治良。蔡治良发现肥皂和蒸馍用的石碱都可以杀虫。人的智慧的确是经过劳动逐渐提高的：他们居然根据工业产品“硫磺石灰合剂”这个概念，创造了许多新的“合剂”——烟叶半斤、辣子半斤，加水四十斤熬好滤过；煤油六两、肥皂六两，加水八十斤溶化调匀；煤油四两、石碱四两，加水八十斤溶化调匀……这些“合剂”比单独一样东西杀虫的威力大得多。大家商讨后得出的结论是：科学最有力量的宣传是实验。

“所有这些新办法，都要在这几天里试验。”朱明山向其他干部嘱咐，“以后再提出来的法，也要试验。试验成功就请大家参观。”

李瑛报告：“药械已经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就出动。”

经过两三天在烈日底下的鏖战，渭北四个区的治虫工作就出现了新气象。

在大批干部下乡的第四天，从渭河北岸来到渭阳镇街上的人就带来了乡村里弥漫起来的新气象，好像土地改革的浪潮一样，变成人们谈论的话题。人们说有许多村子白天已经看不见几个人了，很多大门锁了，大门外面摆着盛药剂的水缸，有的甚至把水缸搬到棉花地边上。遍地都是男人、女人、老汉和小孩，端着盆子、瓢、大碗，用扫帚蘸着各种土制药剂刷着被棉蚜虫爬满的棉苗。人在随便哪条路上走，都看见路两旁一排一排戴草帽和笼头巾的人，青壮年二垄，老年人两垄，娃们一垄，互相帮助着往前刷……

朱明山在街上遛了个弯，带着满意的笑容这里听听，那里听听。回想起头一天到这街上人们一见他就躲避的情景，一种成功的喜悦使他浑身都感到轻快。

他到合作社去。买煤油、石碱和肥皂的人很多，他挤到台阶上去，见柜台上摆了许多竹篮子和瓶子。合作社的工作人员应接不暇，算盘珠子的声音、锤子敲石碱的声音和玻璃瓶子磕碰的声音在柜台后面混杂成一片。

“你们应该一个乡或一个村组织起来买，”朱明山望着柜台外面挤得满头大汗的农民们说，“你们那里的工作组没有帮助你们组织吗？”

“嘿！谁倒给你说没组织？一家一家来买，能把这房子挤塌。”一个眼睛一大一小的中年农民斜斜他的大眼睛，瞟了瞟看来很清闲的朱明山，把他当作一个说漂亮话的人碰了一句，然后把他的竹篮子又往前边推一推。

朱明山并不显得难堪，笑了笑走开了。

有月亮的夏天晚上，在渭河平原上的旷野里是这样令人迷恋，以至于可以使你暂时忘记内心的负担和失掉疲倦的感觉，而像一个娇儿一样接受祖国土地上自然母亲的爱抚。风把炊烟味和牛粪味带到路上来。农村气息时刻跟随着你，使你感觉到处处是在许多村庄的中间。要不然，路两旁的树丛挡住你的视线，笔直的白杨树顶着布满繁星的蓝天，野兔就在你面前从路这边的草丛跑到路那边的草丛里。

朱明山和县委副书记赵振国骑上自行车，在旷野上月牙照耀下的公路上飞奔，他们又要往渭河南岸去了。

（节选自柳青《在旷野里》，1953年，有删改）

材料二：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穆青   冯建   周原

焦裕禄深深地了解，理想和规划并不等于现实，这涝、沙、碱三害，自古以来害了兰考人民多少年啊！今天，要制伏“三害”，要把它们从兰考土地上像送瘟神一样驱走，必须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付出高昂的代价。

他想，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不管做什么工作，必须首先了解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想战胜灾害，单靠一时的热情，单靠主观愿望，事情断然是办不好的。即使硬干，也要犯毛主席早已批评过的“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的错误。要想战胜灾害，必须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详尽地掌握灾害的底细，了解灾害的来龙去脉，然后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部署。

他下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况摸透，亲自去掂一掂兰考的“三害”究竟有多大分量。

根据这一想法，县委先后抽调了120名干部、老农和技术员，组成一支三结合的“三害”调查队，在全县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的调查研究工作。焦裕禄和县委其他领导干部都参加了这场战斗。那时候，焦裕禄正患着慢性的肝病，许多同志担心他在大风大雨中奔波，会加剧病情的发展，劝他不要参加，但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同志们的劝告，他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他不愿意坐在办公室里依靠别人的汇报来进行工作，说完就背着干粮，拿起雨伞和大家一起出发了。

每当风沙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带头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他认为这是掌握风沙、水害规律最有利的时机。为了弄清一个大风口、一条主干河道的来龙去脉，他经常不辞劳苦地跟着调查队，追寻风沙和洪水的去向，从黄河故道开始，越过县界省界，一直追到沙落尘埃，水入河道，方肯罢休。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县委书记焦裕禄简直变成一个满身泥水的农村“脱坯人”了。他和调查队的同志们经常在截腰深的水里吃干粮，有时夜晚蹲在泥水处歇息……

（选自《县委书记——焦裕禄》中“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本一：

把心挂在胸膛外面

何香久

寨子村口大槐树上，挂着一口钟。一队队长双盛把出工的钟敲响了。

社员们陆陆续续来集合，双盛站在粪堆上，开始派活儿：“大伙儿听着，今天上午县委焦书记要带除三害调查队到咱们寨子大队来检查春播，大家把耧备上，到西洼耩地去，调查队就从那里过。”

豹子说：“双盛队长，队里的种子早就让你们吃光了，拿啥耩？耩土坷垃？”

双盛说：“告诉你，豹子，你别捣乱！让你去你就去，胡说八道扣你的工分！”社员们纷纷议论起来。

双盛大声说：“咱今天把话说在前头，谁坏了队里的事，我就让他没好日子过！”大田里，一片耧铃响动。

焦裕禄带着调查队的干部走过来，他们看到了耩地的人们。

双盛忙迎过来：“焦书记，领导们都来了，咱们到大队去，喝碗水，俺们再汇报工作。”焦裕禄说：“你们耩地啦，我们看看去。”双盛的脸色就变了。焦裕禄走到一个扶耧的社员身旁：“大哥，歇歇，我来耩两趟。”那个社员拦挡着：“不，别……”焦裕禄说：“大哥你放心，种庄稼我可是老把式。”他接过耧杖，一看，吃了一惊：耧斗是空的。

他把耩地的耧看了一遍，几十架耧原来都是走空趟，摆样子。

焦裕禄问：“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耧是空的？”双盛脸色涨红，支支吾吾。豹子说：“焦书记，俺队的种子都让双盛他们几个队干部吃光了。他们卖了种子，到城里下馆子。还让俺们用耩空耧来糊弄县里来的领导。”

焦裕禄愤怒了：“咱兰考有句话，‘饿死爹娘，留着种粮’，种子对于农民，那就是命根子！社员们连白水煮冻红薯都吃不上，你们倒好，把群众的命根子卖了换酒喝。我问问你长了一副啥心肠，能吃得下去、喝得下去。这样的队干部，要你们做什么？”

傍晚，焦裕禄和程县长、李林来到了豹子家。豹子的老娘为难地问豹子：“你说焦书记、程县长真在咱家吃派饭？咱给人家吃啥呀？”

焦裕禄、程世平、李林在院子里洗脸，听见豹子两个十来岁的儿子说话。哥哥说：“小二，你饿吗？”弟弟：“饿，哥你呢？”哥哥：“饿得不中哩。告诉你个办法，饿了你就喝碗水，再饿了再喝碗水。我都喝三碗了。”

焦裕禄三人为之动容。豹子拿了毛巾到院子里，说：“焦书记，程县长，你们看看，俺家这日子过得……”程世平说：“你们吃啥我们吃啥！”

豹子从房梁上摘下一个悬挂的干粮篮子，里边有些碎干粮，一小块一小块的，也许是时间放久了，上面生了一层绿色的霉丝。豹子说：“焦书记，这些是俺老娘要饭要来的。从一入冬，咱村里多数人家吃的是红薯干和蒸干红薯叶，这百家干粮是有客来才拿出来的。”

晚饭端上来，是泡发的干红薯叶烩碎干粮。碎干粮上的绿霉丝虽然让开水烫去了，可仍有一股酸涩的霉味儿。焦裕禄、程世平和李林大口大口吃着。

豹子却蹲在地上“呜呜”哭起来。焦裕禄忙拉起豹子：“你这是咋啦？”

豹子哽咽着说：“焦书记，我对不起你，让你们吃这长了霉的百家干粮。”

夜深了，焦裕禄、程世平还在同豹子聊村上的事。豹子说：“咱们寨子大队呀，灾害最重了。焦书记、程县长，你们号召‘除三害’，咱寨子，三害之外又多一害，就是那些黑吃种粮的队干部。”

焦裕禄说：“老程啊，‘三害’把人们害苦了。‘除三害’先要有个好的干部队伍，干部不领，水牛掉井。不解决干部问题，‘除三害’还不是一句空话？明天晚上，咱们召集全村党员和村干部开个会，让大伙儿把寨子受穷的根源挖一挖。小李啊，你明天先给农林局打电话，让他们赶紧想办法给寨子调拨种子。”

晚上，焦裕禄组织全村党员、干部到队部来开会。焦裕禄说：“小鸡凭一双爪子刨食吃还饿不死呢，我们有党的领导，有两只手，还治不了灾，养活不了自己？重要的是看我们有没有自力更生的精神，有没有生产自救的决心。只要我们发扬挖山不止的愚公精神，就一定能拔掉寨子的穷根。”

这天下午，焦裕禄与村支书刘北来到九队，看到老队长正带着一群男女社员编筐。焦裕禄问：“老队长，这筐是自己用还是去卖？”老队长说：“自己用的早就备好了，这是拿去卖的。用这些筐卖的钱，买上几辆架子车，到时改造咱的风沙地，到农闲时又可以跑运输挣钱。咱们虽然遭了灾，可只要咱腰杆挺着，多大的灾也不能把人压趴下！”

焦裕禄说：“老队长，你说得好呀！这销路啊，包在我身上了。”他对支书刘北说：“看看我们这些群众，他们盼什么？盼干部领着他们往奔好日子的路上走。干部不领，水牛掉井。只要咱腰杆挺着，多大的灾也不能把人压趴下。”“

焦裕禄在寨子住了四五天，联系了县供销社，让他们把九队的土筐调配出去。农林局调配的种子也很快就拉来了。另外，公社党委派干部对寨子干部队伍的情况进行了调查，撤掉了双盛的队长职务，豹子当了队长。

刘北说：“焦书记，俺服气你了，咱寨子的干部群众都服气你了。”焦裕禄说：“我有啥值得服气的？”刘北说：“大伙儿服气你把心挂在胸膛外边了。”

（节选自长篇小说《焦裕禄》）

文本二：1962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10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史的最低水平。

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

但是，焦裕禄是带着《毛泽东选集》来的，是怀着改变兰考灾区面貌的坚定决心来的。在这个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看来，这里有36万勤劳的人民，有烈士们流血牺牲解放出来的90多万亩土地。只要加强党的领导，一时就有天大的艰难，也一定能杀出条路来。

（节选自《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9 . 阅读《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选段，完成各题。

“我们的好书记，你是为俺兰考人民，硬给活活地累死的呀。困难的时候你为俺贫农操心，跟着俺们受罪，现在，俺们好过了，全兰考翻身了，你却一个人在这里……”

这是兰考人民对自己亲人、自己战友的痛_____（dào），也是兰考人民对一个为他们的利益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的最高     ①     （嘉奖/奖赏）。

焦裕禄去世后的这一年，兰考县的全体党员，全体人民，用眼泪和汗水     ②     （浸润/灌溉）了兰考大地。三年前焦裕禄倡导制订的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经过三年艰苦努力，已经变成了现实。兰考，这个豫东历史上缺粮的县份，1965年粮食已经初步自给（     ）了。全县2574个生产队，除300来个队是棉花、油料产区外，其余的都陆续自给，许多队还有了自己的储备粮。1965年，兰考县连续旱了68天，从1964年冬天到1965年春天，刮了72次大风，却没有发生风沙打死庄稼的灾害，19万亩沙区的千百条林带开始把风沙锁住了。这一年秋天，连续下了384毫米暴雨，全县也没有一个大队受灾。

【甲】。这是一篇人颜欢笑的文章，是一篇闪烁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兰考人民笑那起伏的沙丘“贴了_____（gāo）药，扎了针”，笑那滔滔洪水乖乖地归了河道，笑那连茅草都不长的老碱窝开始出现了碧绿的庄稼，笑那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压在人们头上的大自然的暴君，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不能再任意摆布人们的命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