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①有效进入现代诗是一个值得普遍关注的问题。

②诗歌是高度浓缩的文体，颇有一锅牛奶熬制一克奶酪的特点。在有限的文字中常常省略与隐去许多东西，所以它必须“一以当十”，甚至“一以当百”。诗歌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特殊知识”，它拥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方法论。用布罗茨基的说法，就是需要拥有一套“感官加速器的装置”。不掌握它的特殊规律，往往只能望洋兴叹，苦无舟渡。

③单单是一份诗歌术语清单：陌生化、张力、含混、语感、智性、隐喻、换喻、畸联、反讽、戏剧性、变形、俳谐、空白、密度、戏拟、镶嵌……单单是这些必备的基础话语，就够你大大劳神，你究竟了解了多少？而如果更复杂一些的怎么办？

④长期以来盛行文本的宏观研究，文本细读与微观分析相当匮乏，孙绍振教授曾严声批评道：“有多少人能进入文本内部结构，揭示深层的话语的艺术的奥秘呢？就是硬撑着进入，无效重复者有之，顾左右而言他者有之，滑行于表层者有之。捉襟见肘者有之，张口结舌者有之，顾左右而言他者有之，洋相百出者有之，装腔作势，借古典文论和西方文论术语以吓人，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者更有之。”由此他引申说：微观分析才是过硬工夫，其特点就是细微处见精神，越是细微越是尖端，越是有学术水平。彻底的分析是无所畏惧的，不可穷尽的。

⑤那么，怎样进入现代诗，如何有效读解现代诗呢？

⑥其实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英美盛行的新批评，与中国崇尚的“印象感悟”“体验领悟”是两大通道。可以平行，也可以交错。

⑦众所周知，文本细读是新批评的文学主张之一。具体地说，“细读”是一种“细致的诠释”，不主张引入包括作者在内的“外部因素”，仅仅针对语言、结构、修辞、音韵等文本内部问题。它提倡注解每一个词的含义，重视语境与语义分析，发现词句之间的精微联系，挖掘词语的意象组织（选择、搭配、隐显程度），探究上下文关系及言外之意等，这样一来，读者仿佛是在用放大镜和显微镜阅读诗歌的每一条纹理。

⑧现代诗歌当然不要求像古诗那样字字落实，许多时候做大体把握就行，这样反而能留下更多“后理解”空间和格式塔未完型，未尝不是件好事。施蛰存先生曾经有个意见代表许多人的看法，他认为对诗既要求解，又要求不甚解，仿佛得之即可；读诗不要刨根问底，只要产生与诗人大体相近的感觉就行了。他强调“解诗”的原初感觉。

⑨蒋述卓先生则在古今文论交融点上提出三条原则：一是做整体的艺术把握，即把艺术看作一个有内在生命的有机整体，以生命感受生命。二是以喻象的方式接近对象，喻象方式虽然不是确指的、明晰的评价，但很符合艺术批评“言不尽意”与形象思维的特点。三是于会心处画龙点睛，道出精髓，点到枢机处。以此来光扬我们老祖宗的遗产。在本质上，现代诗是灵性与体验的产物，本能要排斥那些常态的、秩序化的“编程”，故在与它遭遇时，心灵上的体验领悟是高于一切的，至少是个前提。

⑩诗人兼批评家徐敬亚更有一番感性见解，他说：“阅读者是对另一生命精神留痕的进入，充分感受自身内在直觉的运行速度、体验面积及再生质量，进而激活生命原本的沉寂状态，并在阅读品的智慧空间之外享受自我生命的抚摸与扩展。”

领教诗歌，就是真正进入诗歌内部，起码条件是能够“感应”到属于诗歌本体性内部的各种要素，这是诗歌阅读的基本功。在通常情况下，结合各种方法论角度和本体性“钥匙”的配备，大致是可以进入诗歌门户的。诗歌本体性要素有很多，例如想象、感觉、意绪、语词、语感、意象、张力、智性、排列、节奏等等，都是诗歌发生与传达必不可少的“机关”。首先是要一眼中的，然后打开，从各个向度、别具一格地打开它。

我们来读一读流沙河的《就是那一只蟋蟀》

（一）

就是那一只蟋蟀

钢翅响拍着金风

一跳跳过了海峡

从台北上空悄悄降落

落在你的院子里

夜夜唱歌

（二）

就是那一只蟋蟀

在《豳风·七月》里唱过

在《唐风·蟋蟀》里唱过

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

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

在姜夔的词里唱过

劳人听过

思妇听过

（三）

就是那一只蟋蟀

在深山的驿道边唱过

在长城的烽台上唱过

在旅馆的天井中唱过

在战场的野草间唱过

孤客听过伤兵听过

（四）

就是那一只蟋蟀

在你的记忆里唱歌

在我的记忆里唱歌

唱童年的惊喜

唱中年的寂寞

想起雕竹做笼

想起呼灯篱落

想起月饼

想起桂花

想起满腹珍珠的石榴果

想起故园飞黄叶

想起野塘剩残荷

想起雁南飞

想起田间一堆堆的草垛

想起妈妈唤我们回去加衣裳

想起岁月偷偷流去许多许多

（五）

就是那一只蟋蟀

在海峡这边唱歌

在海峡那边唱歌

在台北的一条巷子里唱歌

在四川的一个乡村里唱歌

在每个中国人脚迹所到之处

处处唱歌

比最单调的乐曲更单调

比最谐和的音响更谐和

凝成水

是露珠

燃成光

是萤火

变成鸟

是鹧鸪

啼叫在乡愁者的心窝

（六）

就是那一只蟋蟀

在你的窗外唱歌

在我的窗外唱歌

你在倾听

你在想念

我在倾听

我在吟哦

你该猜到我在吟些什么

我会猜到你在想些什么

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

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耳朵

（选自陈仲义《现代诗歌的解读策略》）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许多人相信他们不能读抒情诗——尤其是现代抒情诗，他们认为这种诗读起来很困难，含糊不清又复杂无比，需要花上很多的注意力，自己要很努力才行，因此实在不值得花上这么多时间来读。我们要说两个观念：首先，抒情诗，只要你肯拿起来读，你会发现并不像你想的要花那么大的工夫；其次，那绝对是值得你花时间与精力去做的事。

我们并不是说你读诗时就不用花精神。 一首好诗可以用心研读， 一读再读，并在你一生当中不断地想起这首诗。你会在诗中不断地找到新点子、新的乐趣与启示，对你自己及这个世界产生新的想法。

阅读抒情诗的第一个规则是：不论你觉得自己懂不懂，都要一口气读完，不要停。这个建议与阅读其他类型书的建议相同，只是比起阅读哲学或科学论文，甚至小说或戏剧，这个规则对诗来说更重要。

事实上，许多人在阅读抒情诗时会有困难，因为他们并不知道阅读诗的第一个规则。面对“费解”的现代诗时，他们决定全神投入，但读了第一行或第一段之后便放弃了，他们没法立即了解这行诗，便以为整首诗都是如此了。他们在字谜间穿梭，想重新组合混乱的语法，很快他们放弃了，并下结论说：他们怀疑抒情诗对他们而言是太难理解了。

不光是抒情诗难懂，许多好诗用词都很复杂，而且牵涉到他们当时的语言与思想。此外，许多外表看起来很简单的诗，其实内在的架构都很复杂。

但是任何一首诗都有个整体大意。除非我们一次读完，否则无法理解大意是什么，也很难发现诗中隐藏的基本感觉与经验是什么。尤其是在一首诗中，中心思想绝不会在第一行或第一段中出现的，那是整首诗的意念，而不是在某一个部分里面。

阅读抒情诗的第二个规则是：重读一遍——大声读出来。你大声朗诵诗句，会发现似乎说出来的字句可以帮助你更了解这首诗；如果你朗诵出来，比较不容易略过那些不了解的字句，你的耳朵会抗议你的眼睛所忽略的地方，诗中的节奏或是有押韵的地方，能帮助你把该强调的地方突显出来，增加你对这首诗的了解。最后，你会对这首诗打开心灵，让它对你的心灵发生作用——一如它应有的作用。

在阅读抒情诗时，前面这两个规则比什么都重要。我们认为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不能读诗，只要能遵守前面这两个规则来读，就会发现比较容易一些了。一旦你掌握住一首诗的大意时，就算是很模糊的大意，你也可以开始提出问题来，就跟论说性作品一样，这是理解之钥。对论说性作品所提出的问题是文法与逻辑上的问题，但是对抒情诗的问题却通常是修辞的问题，或是句法的问题。你无法与诗人达成共识，但是你能找出关键字；你不会从文法中分辨出来，而是从修辞上找到。为什么诗中有些字会跳出来，凝视着你?是因为节奏造成的?还是押韵的关系?还是这个字一直在重复出现?如果好几段谈的都是同样的概念，那么彼此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你找出的答案能帮助你了解这首诗。

在大部分好的抒情诗中，都存在着一些冲突，有时是对立的两方——或是个人，或是想象与理想的象征——出场了，然后形容双方之间的冲突。如果是这样的写法，就很容易掌握。但是通常冲突是隐藏在其中，没有说出口的，譬如大多数的伟大抒情诗——或许最主要的都是如此，所谈的都是爱与时间、生与死、短暂的美与永恒的胜利之间的冲突，但是在诗的本身，却可能看不到这些字眼，而这些字眼可能提示主题。

有人说过，所有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都是在谈他所谓的“贪婪的时间”造成的毁坏。有些诗确实是如此，因为他一再地强调出来：

我曾窥见时间之手的残酷

被陈腐的岁月掩埋就是辉煌的代价

这是第64首十四行诗，列举了时间战胜了一切，而人们却希望能与时间对抗。他说：

断垣残壁让我再三思量

岁月终将夺走我的爱人

而在同样有名的第138首十四行诗中，开始时是这么写的：

我的爱人发誓她是真诚的

我真的相信她，虽然我知道她在说谎

谈的同样是时间与爱的冲突，但是“时间”这两个字却没有出现在诗中。

关于阅读抒情诗，还有最后的一点建议。一般来说，阅读这类书的读者感觉到他们一定要多知道一点关于作者及背景的资料，其实他们也许用不上这些资料。我们太相信导论、评论与传记——但这可能只是因为我们怀疑自己的阅读能力。只要一个人愿意努力，几乎任何人都能读任何诗。任何有关作者生活与时代的资讯，只要是确实的都有帮助，但是关于一首诗的大量背景资料并不一定保证你能了解这首诗。

阅读任何伟大的抒情诗是一生的工作，因为伟大的抒情诗值得再三玩味，而在放下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对这首诗所有的体会，可能更超过我们的认知。

(摘编自[美]莫提默·J·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阅读故事、戏剧与诗的一些建议》)

材料二：

如何读一首现代诗?读一首现代诗至少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细读”，与“粗读”不同，与一般性的赏析也不同，这两者大多是一种随意的蜻蜓点水式的阅读，而“细读”是进入文本内部，对其词句、语调等内在“肌理”进行剖析，让思绪在诗的文本里走动，揣摩、跟踪语词的流脉和气息。另一方面是把作品放在它产生时的历史语境中，放到作者本人创作的总体格局里，即不是孤立、抽象、封闭地对一首诗进行读解，而是尽量把它上下左右周边的关系、因素引进来，也就是增强它生成的“历史感”和“方位感”，以便更清晰地把握它的构成和线索。当然，现代诗的一个特点是：每一首诗就是这“一首”，从内容到形式、从主题到结构，是自成一体的，也是不可复制的。因此同样地，读一首现代诗就有读这首诗的独特方式，也许可以相互借鉴，但不能完全照搬读其他诗的办法。

(摘编自张桃洲《如何读一首现代诗》)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式园林好“曲”，是晚唐五代以来私家小园的重要特色，及至明清，这种倾向则更为明显。曲曲的小径，斗折萦绕的回廊，起伏腾挪的云墙，婉转绵延的溪流，虬曲盘旋的古树，等等。景贵乎深，不曲不深也，曲成了中式园林的妙道。

日本室町时代的《山水并野形图》说：“有谚云：‘万木以一见。’有何深意，答案如下：庭内所植众木，应使一眼可瞥全貌。即使良木，也不可皆近植于屋旁，令远处小木隐而不见。”这“万木一见”的哲学，在日本庭园中得到很好的贯彻。“庭院深深深几许”的中式园林却不是万木一见，而是万木皆隐。

初视中式园林，人们常常会觉得建筑并不是它的叙述重心，因为建筑多掩映在丛林里。这与突出建筑语汇的意大利古典园林、法式园林等有根本区别。贝聿铭先生谈到中国园林时说：“你永远不会直接地、清楚地看到尽头，永远看不到全貌。你走进去，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你的注意力，就会停下来，那可能是一棵树、一块石头，或者是一线天光。你可以走在小径上，也可以穿过小桥，道路曲曲折折，这样总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这是一个变换空间尺度的问题，增加许多个焦点，就带来了欣喜——还有探索的乐趣。”含蓄，对于空间逼仄的小园来说非常关键，它提升了景物的包孕度和深邃感，“曲折奥旷兼，远近心目放”，让人流连忘返。

曲线与直线相对。优美的弧线，在僵硬质实的世界里融进柔性力量，将灵动带入直线统治的世界。直线的世界，清晰，可预测，可计量，有规则，也可复制。直线的世界，还意味着一种控制感：大道通天的轴线（这在西方园林中很常见），隐约体现出人间的威势，演绎着管制的条文。中式园林通过曲线解构这种控制性，将小园变成柔和、耐人吟味的可亲近的世界。曲线更带来运动的感觉，因为有曲线，一切都流动起来。“端方中须寻曲折，到曲折处还定端方，相间得宜，错综为妙”，曲折赋予园林以特别的节奏韵律。

唐代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诗云：“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都寂，但馀钟磬音。”咀嚼这诗意，就可以发现，“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不光是对山路弯弯的状态描写，而更重在心灵的缱绻往复。其实中国人说“曲径通幽”，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是从形式美感上看，它属视觉空间问题。曲折可以增加景物的深邃感，先抑后扬，会产生丰富的观赏效果。二是从生存智慧上看，它是体验性的，属于存在论问题。曲径通幽，不是去发现曲折小路尽头的景观，而是强化人与万物一体的态度——与物缱绻，物我款款相合，从而超越形式。

就中国园林多曲线、少直线的形式表现而言，直线与力感、秩序、知识、对称等相联系，而曲线又与优美相联系，西方的形式美学尤其强调这一点（如荷加斯《美的分析》）。但在中国传统美学观念中，重视曲线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强调“委运顺化”的生命态度，明末吴亮有诗谈止园“曲径”一景时说：“野竹通幽径，松溪曲曲行。古来无直道，有悉世人情。”曲已经不是简单的形式美感追求，而被上升为一种生存智慧、一种生命态度。

从形式美感上的曲，上升到生存智慧的曲，建立一种委运顺化的生命态度，这是中式园林重“曲”的根本原因。

（摘编自朱良志《中式园林萧散的空间原则》）

材料二

中国古人依时而行的生产方式、视时而动的政治原则、顺时相随的思维方法、与时偕行的人生准则，共同铸就了中国古典哲学“时间地看待世界”的显著特征，受此影响，中国艺术在处理艺术中的时空关系时，更重视展现空间结构中的节奏韵律，强调以时间统率空间，以此赋予宇宙以流转不已的生命气韵。

在古代园林中，对节律美的追求突出体现为对“良辰”（时）与“美景”（空）之和谐相融所造成的曲折、回环、往复、幽深之意境美的高度提倡。俞樾建“曲园”，取《老子》“曲则全”之意，又作诗云：“曲园虽褊小，亦颇具曲折。达斋认春轩，南北相隔绝。花木隐翳之，山石复漾掬。……右有曲水亭，红栏映清冽。左有回峰阁，阶下石凹凸。循此石径行，又东出自穴。依依柳阴中，编竹补其缺。”（《曲园记》）诗中所描绘的曲园在结构布局上曲折多变，在审美情趣上则是“曲”中求“通”，求“达”，求“畅”。正所谓：回廊多曲折，闲馆致幽深。山穷水尽处，豁然开朗时——时空之流转在这种节律美中得到很好的体现。中国园林结构创造的要义在于：注重运用各种构景要素于迂回曲折中形成渐进的空间序列；通过视点的推移彰显出空间变化的节奏感；利用障景营造“路转溪头忽见”的景观效果；注重“移竹当窗，分梨为院”的虚实节奏的变化。这是中国古代园林大多遵循的构园理念，其核心则是追求空间变化中的节律美。

正是这种刻意追求铺陈舒展，讲究空间序列的起承转合、关联照应以求得统一和谐之总体效果的“曲折”结构理念使中国园林迥异且雄立于世界三大园林体系之列。黑格尔在其《美学》中曾对中国园林的这种以“曲折”为美的结构创造理念进行过批评，在他看来，“因为错综复杂的迷径，变来变去的蜿蜒形的花床，架在死水上面的桥，安排得出人意外的高惕式小教堂，庙宇，中国式的亭院……之类都只能使人看了一眼就够了，看第二眼就会讨厌。”这种基于西方中心主义心态的批评实际是过度重视园林艺术中整齐一律的形式美法则，而忽视了中国园林艺术对空间上的循环往复、峰回路转、无穷无尽、含蓄蕴藉之境界追求，也忽视了古代中国人偏重于平缓、含蓄、深沉、流畅、连贯的审美心理节奏。

（摘编自黄念然《中国古代艺术时空观及其结构创造》）

一面说，一面走，忽见青山斜阻。转过山怀中，隐隐露出一带黄泥墙，墙上皆用稻茎掩护。有几百枝杏花，如喷火蒸霞一般。里面数楹茅屋，外面却是桑、榆、槿、柘各色树稚新条，随其曲折，编就两溜青篱。篱外山坡之下，有一土井，旁有桔棉辘转之属；下面分畦列亩，佳蔬菜花，一望无际。贾政笑道：“倒是此处有些道理。虽系人力穿凿，却入目动心，未免勾引起我归农之意。我们且进去歇息歇息。”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闻一多在诗歌创作领域中采取的办法是承接传统并借力传统，实行中西诗歌的传统汇流，以博采众长、兼容并蓄的姿态见长。首先，他深受中国传统诗歌及其文化的滋养。中国古典诗歌是闻一多创作的源泉：前期，诗人就发表了《律诗的研究》，提出中国的律诗是“最合艺术原理的抒情诗文”，又说“均齐是中国的哲学、伦理、艺术的天然的色彩，而律诗则为这个原质的结晶”，并在此基础上开启了中国新诗的格律化运动；后期，诗人通过钩沉神话、《诗经》《楚辞》和唐诗等文化瑰宝，在挖掘古典文学宝藏的同时，进行了创新性和创造性探索，期望培植能够深耕于现代国家的民族传统精神。其次，他是有选择性地对西方诗歌传统进行采纳学习。闻一多在诗歌形式的创作上对西方唯美主义的借鉴学习比较明显，比如济慈“艺术纯美”的思想。在追求“诗的格律”时期，王尔德的“生活模仿艺术”的观念对闻一多的影响也很大，一如他在《诗的格律》中对王尔德“自然的终点便是艺术的起点”之语的肯定。当然，闻一多对西方诗歌传统的借鉴不仅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而且也延续到他的诗论作品中，如其诗论文章《〈女神〉之地方色彩》便鲜明地提出了“自然的不都是美的，美不是现成的。其实没有选择便没有艺术，因为那样便无以鉴别美丑了”的观点。他的系列诗论观点，将草创时期中国新诗的发展推向了“中西交融”的方向，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源头和新的路径。

闻一多在探索新诗向何处去的关键十字路口，不管是纵向继承，还是横向借鉴，都实现了辩证统一。他追求“不要作纯粹的本地诗，但还要保存本地的色彩”，然而也“不要做纯粹的外洋诗，但又尽量地吸收外洋诗的长处”，因为“他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这汇聚到闻一多的诗歌创作理论上，则表现为注重诗音与诗形。

其一是“诗的三美”主张，呈现了中西文化的交融和发展。在创建格律体时，闻一多提出了具体的主张，就是诗歌创作的“三美”原则。他在《诗的格律》中提出的核心观点便是“三美”观点，明晰地指出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和绘画的美，并且还有建筑的美。其中音乐的美在于音节，专指诗歌从听觉方面来表现的美，包括节奏、押韵、停顿等要素的美，要求语音和谐、声音流畅，且符合诗人的情绪；而绘画的美在于辞藻，指诗歌的词汇应该尽力去表现颜色和现实，表现一幅幅色彩浓郁的想象画面；建筑的美则立足空间，指诗歌每节之间应该匀称、各行诗句的字数长短需要均齐，形成一种外形匀称、均齐的格律诗形。闻一多的诗的“三美”主张，借鉴消化了中外传统的诗和诗的传统，并对中国文字重意、诗歌依托吟诵等民族传统精神的艺术元素进行了充分吸收和改进，从而引发读者听觉、视觉上的双重诗美体验。

其二是借传统之力，让诗歌创作具有难度，筑牢诗歌艺术门槛。闻一多早年热心于新诗的创作与理论研究，欲引领一种诗的风气，从《红烛》到《死水》，薄薄的两本诗集以倡导新格律诗而开一代诗风。《诗的格律》中提出的重要观点是新诗格律化追求，提出“做诗的趣味就是在一种规定的格律之内出奇制胜”。格律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优秀传统，要求作者必须有很厚的积累才能收放自如，一如杜甫所言“晚节渐于诗律细”。闻一多对新格律诗的提倡，在新诗白话化运动的发展过程中独树一帜，三个原点也构成一种稳定关系：“律诗永远只有一个格式，但是新诗的格式是‘量体裁衣’、层出不穷的；律诗的格律与内容不发生关系，新诗的格式是根据内容的精神制造成的；律诗的格式是别人替我们定的，新诗的格式可以由我们自己的意匠来随时构造。”

事实上，从《红烛》到《死水》，闻一多一步步将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合二为一，做到了我们今天所常说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最终使得新诗摩擦出了中外诗歌交锋融汇的火花。

（摘编自颜同林   何婷《闻一多：传统的诗与诗的传统》）

材料二：

闻一多称得上是现代中国的英雄。当他看到动荡的社会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时，他便认识到了和平、民主和正义是他更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它们是比学术研究更高层次的理想。于是，他从书斋走向了社会，参加了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斗争。而当他一旦置身于为民主的斗争中，他那种正气凛然、无所畏惧的精神品质便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他不怕吗？不怕。为什么？因为“为人民”是一项至善的事业。闻一多在“为人民”的事业中是不可战胜的——他可能会牺牲，但他不会失败；即使牺牲，精神也会永存。他挑战的权威，不再是他以前所面对的诗坛明星和学界名流，而是国民党政权。他反对内战，要求民主与和平，更是喊出了人民的心声。他就这样在“为人民”中找到了伟大的精神力量。就闻一多投入到民主斗争时所保持的无所畏惧、不怕牺牲的精神而言，可以说他就是一个诗人，一个伟大的信仰者。

现有的材料表明，闻一多的“最后一次讲演”，不是原先计划中安排的，而是因为他看到李公朴追悼会上又晃动着特务的身影，他感到愤怒才拍案而起。他在演讲中所用的大气磅礴的祈使句式和不容置疑的语气，展示的是代表正义的自信，是作为忧国忧民的道德担当，是一个超脱世俗的有自信的诗人对黑暗现实的宣判。他说：“我们的光明就要出现了。我们看，光明就在我们的眼前，而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历史学家凭理性预测前景，闻一多进行这样的展望，更多的是依靠一种信念。这一信念自有其历史的依据，但它更多的是依据信念本身所作的宣告。

闻一多用这样的方法来证明前景的光明，表明他更多的是作为一个诗人，怀着热烈的感情，表达对未来朴素而美好的期望。他确信自己在正义的一方，而正义的一方一定会有光明的未来。他由此找到了牺牲的价值，超越了对死亡的恐惧。

（摘编自陈国恩《“诗”的闻一多》）

一句话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以及女性主义影响力的扩大，当代女性不仅追求经济上的独立，在精神层面的需求也高度觉醒，即进一步追求男女平等，追求自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实现。在这些因素的影响或驱动下，在社会观念、价值观念、文化传承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文艺作品，开始突破男性叙事策略，转向女性叙事策略，多维度呈现女性困境、女性生活，逐渐消解传统男权社会赋予女性的种种刻板印象，塑造女性榜样，推动女性走向独立的自我，走向更开放、更缤纷的新社会。

文艺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历经嬗变。

其一，从突破与保守间的矛盾者、被压迫与束缚的受害者，向自我意识觉醒的女性角色转变。在以往的一些文艺作品中，创作者习惯性地将女性角色塑造成突破与保守间的矛盾者、被压迫与束缚的受害者。然而，随着女性主义影响广度的扩展、影响深度的延伸，女性意识在文艺创作中得到进一步重视，而且这种重视直接反映在文艺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塑造上，自我意识逐渐觉醒的女性角色大量涌现。

其二，从“弱女子”等依附型女性形象，向独立且奋发的女性角色转变。女性在参与更多社会活动后，一定程度上觉醒了自我意识，懂得争取就业、受教育等方面的权益。但受以前男权思想的影响，一些文学作品习惯性地将女性角色塑造成依附于家庭或依附于男性的“弱女子”等形象，忽视了女性的独立性以及女性在家庭或社会中的贡献。随着女性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女性自我意识的进一步觉醒，专注塑造“弱女子”等依附型女性形象的文艺作品愈发不受女性观众青睐，类似女性形象在其他题材的文艺作品中的出现频率也有所下降。在当下，大多数文艺作品更加关注独立、奋进型女性形象的塑造。

其三，从单一刻板的女性角色，向丰富多元的女性角色转变。在女性主义的影响下，文艺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变得更加多元、丰富。一方面，文艺作品更加注重典型人物的塑造。近十年来，不管是单纯的女性题材，还是都市题材、乡土题材等其他题材的文艺作品，都不再拘泥于对传统女性群体的记录，而是将观照视野放大，进一步关注社会变迁下涌现出来的新兴女性形象，如独当一面的女性领导者、扎根于驻村一线的女性干部、追逐梦想的自由女青年等，通过对这些典型人物的记录，体现新时代女性群体的发展现状。另一方面，文艺作品更加注重边缘女性群体的呈现。女性主义推动文艺工作者将更多镜头转向处于社会边缘的一部分女性群体，如外来打工妹、单身母亲等，并在展现她们生活现状时融入更多的人文关怀，让广大女性受众在更全面了解底层人民生存现状的同时，进一步觉醒自我意识。此外，文艺作品更加注重多面化女性人物的塑造。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叙事策略中，女性角色的性格特征、表现面相等往往被单一化、标签化，如顺从隐忍的家庭妇女、柔弱温婉的大家闺秀。但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文艺作品中女性人物的性格更加多元，更加贴近现实中的人，而不是精致的“花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绿幕”，更不是呆滞的“背景板”。

（摘编自王洋《文艺作品应塑造多样而真实的女性形象》）

材料二：

“娜拉”的塑造者、著名剧作家易卜生曾在信中写道：“我笔下的一切，虽然不一定都是我个人经历的，却都与我的生活有着密切关系。我的每部作品的主旨都在于促使人类在精神上得到解放和感情上得到净化，因为每个人对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这段话转引率很高，因为它不仅传递了作家的使命意识，而且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身负重任。易卜生的文学抱负也随娜拉这一经典形象一道进入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促使乡土文学将部分重心转为关心女性命运、促进女性解放。妇女解放本身被纳入民族解放运动，成为现代性追求的重要内容。

早期现代文学中那些凄苦无助的女性形象至今在我们脑海流连，如鲁迅笔下的子君、祥林嫂、单四嫂子，沈从文笔下的萧萧，柔石笔下的《为奴隶的母亲》，艾青笔下的《大堰河——我的保姆》，萧红笔下被折磨致死的年纪轻轻的童养媳，《家》中投湖的鸣凤，《雷雨》中的侍萍、四凤乃至蘩漪……她们无声地诉说着社会的黑暗、不公、惨无人道。这一系列女性形象共同构成了新文学精神中闪光的部分，有力地激励大家为平等和自由而战、为有尊严的人生而战。试想如果剥离了这一部分，现代文学的成就难免会大打折扣。关心女性的独立、成长与自我实现，促成男女平等，是世界进步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曾将女性的解放程度看成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是在为那些“被侮辱者”和“被损害者”的心灵存照。鲁迅塑造祥林嫂、单四嫂子，将中国旧女性没有自己的名字、没有自己的语言的困境深刻地表达出来；同时通过子君的悲剧将中国新女性解放任务之艰巨刻画出来。鲁迅一向对轻易乐观的状况保持警惕，而他所担心的这种轻浮情形，恰恰在当代作家的笔下重现。当代很多作品通过强化女性外表美的方式，来遮蔽女性精神世界单调乃至贫瘠的现状。消费主义兴起之后，这种状况愈演愈烈。消费很容易抽空事物的价值，将包括人在内的一切重新符号化、市场化、物化。虽然消费似乎并不关心性别，但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容易使女性重新沦为金钱和男性的奴隶。

我国的女性运动与西方不同，男女平等状况是通过新的国家政策以及相关的暴力措施得以突然改变的。与之匹配的思想意识和平等社会并没有同步到来，相反，漫长的男权文化在许多人（包括作家，且不单是男作家）的潜意识里根深蒂固。中国男性一方面希望女性能够成为精神上的知己，“上得了厅堂”；另一方面，在内心深处或多或少都有点觊觎三妻四妾的特权，一柄茶壶配四个茶杯的理论就是典型的男性思维。随着消费主义的兴起，女性物化的境遇再度加剧。

（摘编自申霞艳《女性形象与乡土文学的价值观》）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鲁迅的杂文多为社会文明的批判，以冷峻为主。《记念刘和珍君》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断入选中学语文课本。有关的解读文章也不胜枚举，但是质量普遍较低。究其原因，诚如钱理群先生所指出的，就是过分把文章当作社会历史的反映（见钱理群的《由文字到电影场景的转换》）。我想与此有关，不过还有一点，就是对文本的抒情特点缺乏直接的分析。真正要把《记念刘和珍君》这篇文章的特点弄清楚，需要从它抒情的特点来分析。关键是不要以为抒情文章都是一样的，鲁迅这篇文章的抒情有不同于其他抒情文章之处，即它的抒情是杂文式的抒情。

在鲁迅这篇文章的开头，作者似乎并不把感情作强化宣泄，而是某种程度的弱化，尽可能地收敛。鲁迅对刘和珍的死是很悲愤的，为文就是要纪念刘和珍，故思绪滔滔。作为杂文，鲁迅追求的是深邃、犀利，而作为艺术，又不能径情直遂、一览无余，因此，藏匿锋芒，深化思绪于曲折的层次中，思绪在曲折的逻辑中推演，就成了鲁迅杂文的一大创造。《记念刘和珍君》的抒情就这样带上了杂文式抒情的特点。鲁迅不屑于浪漫主义新诗那种感情倾泻之美，而是倾向于散文的情感抑制之美，因抑制而深沉之美。

鲁迅反反复复抒写的感情，从性质上来说，是悲痛、悲愤、悲凉和悲哀的郁积。从表现形式来说，力避径情直遂，而是让情思在曲折中展现。这种曲折还是多重的，写得沉郁顿挫、回肠荡气。

鲁迅的丰富就在于，思绪总是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是强调忘却的轻松，不忘却的沉重；另一方面又强调不忘却，正视现实的惨烈，不但是哀痛的，而且是幸福的。鲁迅展示了他抒情的另一个空间，那就是感情渗入叙事之中。以叙事的惨烈，隐含情感的强烈。

就是在直接抒情之中，也表现出鲁迅情感的深邃。“这是真的”，“有尸骸为证”，好像是多余的，既然已经引用了，还要加上这一句，说明自己难以置信，又不能不相信。这里，不但有正面的揭露，而且有反讽，如“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鲁迅的深邃不但由于抒情，而且在抒情基础上提炼象征的形象：“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前面的细节毕竟只是细节，只是个别的场景，而到这里，就变成了普遍现实和历史的象征。不但把前面的细节统一起来，而且把具体场景以外相关联的事象，不但是此时的，而且是异时的，不但是中国的，而且是外国的，都凝聚到这个统一的形象中，一方面是“脸上有着血污”，另一方面是自得地“昂起头来”——超越了具体的时间和空间，而显得有很强的概括力度。

在多层次的曲折和转化中，在激情和理性的曲折交融中，鲁迅的情感在紧缩中张扬，时而引而不发，时而张扬蹈厉，张弛有度，游刃有余。这正是鲁迅杂文成熟的风格，可以用杜甫形容自己诗作的“沉郁顿挫”来形容他在本文中的抒情。这就是鲁迅杂文式的散文具有超越时空的艺术感染力的奥秘。不从文本去分析内在情志的曲折、矛盾，单纯从社会现实方面去评价，只能看到时代背景的普遍性，而不能洞察鲁迅杂文式散文的美学。

（摘编自孙绍振《杂文式抒情》）

材料二：

像鲁迅这样的文学家、艺术家，在他那里，存在着两个转化过程：首先是将历史事件转化成个人心理事件，然后又将个人心理转化为文学艺术（意象、画面、色彩、声音等等）。

长期以来，我们都把文学作品，包括鲁迅的作品，看作是对历史事件的简单摹写，于是就出现了简单化、表面化的解读，在我看来是非文学的解读。就拿中学语文教材里的《记念刘和珍君》来说，多数老师都是根据教学参考书的说法，大讲鲁迅的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军阀的残忍，御用文人的无耻，表现了爱国青年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等等。这样一说，就和新闻报道、评论没有什么区别了。文学之所以是文学，或者说我们之所以需要文学，就因为它关注的始终是人，是人的心灵。鲁迅写《记念刘和珍君》，并不是要记录、再现历史事实，而是要抒写“三一八”惨案对他心灵的冲击，即他的心理反应。因此，文章是围绕着面对血腥的屠杀，“说”还是“不说”的矛盾、困惑展开的。

在“说（写）”还是“不说（不写）”之间徘徊，往返起伏，构成了整篇文章内在的心理线索，也形成了“文气”的跌宕。这篇文章，就其本质而言，是一首心灵的诗。

但作为一个有强烈艺术感的文学家，鲁迅还要把这“心灵的诗”外化为画面、色彩、声音。《记念刘和珍君》正是由许多的画面、特写和声音组合的，全篇的文字可以转化为这样的一些场景：

（幻景一）

画面：

刘和珍在宗帽胡同听鲁迅讲课，“微笑着，态度很温和”……

刘和珍君在读鲁迅主编的《莽原》，依然“微笑着”……

特写：

刘和珍在鲁迅和其他师长面前，黯然至于泣下……

画外音：

“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幻景二）

（幻景三：执政府前，刘和珍、张静淑、杨德群等人请愿示威，被枪弹射杀。）

画面：

刘和珍和她的同伴们“欣然前往”……刘和珍突然倒下——子弹“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张静淑想扶起她，“中了四弹”，“立仆”……

特写：

刘和珍的尸骸……

画外音：

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摘编自钱理群《由文字到电影场景的转换》）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①按照文学史的一般看法，现代小说是从传统叙事诸形式中脱胎而来，同时也构成了对传统叙事的扬弃，并逐渐形成了一种全新的话语装置。现代小说在兴起发展的过程中，固然一直在不断地从传统叙事中汲取养分，但作为一种全新的装置，它与传统文类的区别和差异也让人一目了然。

②在我看来，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与史诗、神话、民间故事的记叙相比，现代小说显著地增加了它的“社会性”或“社会意识”，也就是说，现代小说将“现实的”社会生活作为了自己的主要描述对象。第二，传统的文类往往从历史、传说、传奇、道听途说乃至街谈巷议中寻找叙事的材料，而现代小说则大多依靠自己的社会经历和个人经验来创作。第三，现代小说致力于描述个人在社会现实中的精神或情感处境，进而提出自己的问题，与读者展开交流、沟通与对话。

③如果我们将以上三个方面的特征归纳起来，也可以这样说，现代小说侧重于描述个人心灵与社会性存在之间的关系。在英国学者雷蒙·威廉姆斯看来，“个人”这个概念，几乎是与“社会”这个名词一起出现的。也就是说，正是日益复杂、紧张的社会性存在，导致了个人意识的苏醒与泛滥。一旦个人意识与社会性存在之间出现了某种“裂隙”，一旦个人情感在面对社会生活时遭遇痛苦、疑问和不适，它必然会试图去调适个人在现实中的位置，进而重新寻找自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写作成了现实生活中最为敏感的触须之一。作家们通过写作，在个体与他人的心灵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与不同层次的读者展开交流并寻求认同。

④在这方面，列夫·托尔斯泰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⑤在现代小说史上，很少有人像列夫·托尔斯泰那样，创造了如此众多、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描述了如此广阔、深邃的社会生活。也很少有人像列夫·托尔斯泰那样，通过阅读浩如烟海的经典与著作，试图与古往今来的无数心灵寻求沟通。

⑥今天，人类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复杂化，劳动分工也越来越细密化。个人生存本身也日益碎片化、同质化和原子化，现代科学和技术，尤其是传媒技术飞速发展，知识生产的密集与膨胀，为我们提供了越来越便捷的生活方式、越来越丰富的交流途径和手段，但并没有让人与人之间心灵靠得更近。甚至在某些方面，人们对各类知识纷至沓来的无所适从，反而加剧了交流的困难。意见、观点和观念的表达，反而更有排他性，并日趋狭窄化。在这方面，文学作为一种心灵交流的特殊方式，在今天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⑦我们知道，现代小说很少会在作品中直接表达“专断性”的声音。说到底，小说不过是一个“隐喻”。换句话说，小说通过作品中的人物、事件和命运的呈现，邀请它的读者在一个宽阔得多的领域参与进来，彼此之间寻求沟通、对话或认同的可能性。

⑧瓦尔特·本雅明在谈到小说叙事和信息叙事的差异时，曾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观点：从表面上看，小说和信息都在讲故事，但两者之间的显著不同是，信息在被消费之后往往耗尽自身，而优秀的小说在被阅读后，仍然留有“剩余”。小说与其说提供了某种意见和观念，还不如说，它所提供的是一个包含着大量不同意见的广阔空间。在真正优秀的作家那里，不同类型的读者都可以参与到这个空间中，或隐或显地展开心灵之间的交流，由于这个广阔空间的存在，你会为作家笔下的人物及其命运，一洒同情之泪。

⑨而从写作层面来看，作家的创作，有些类似于在黑暗的丛林中开辟道路。在很多情况下，写作者其实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获得了某种先在的、一成不变的、非此即彼的观念和见解。恰恰是经由写作，通过与想象中的读者之间的交流，写作意图才会逐渐清晰、明朗起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写作中寻找心灵上的知音，进而理解社会生存，领悟生命的意义，一直是文学最古老的秘密之一。

——格非《现代小说与心灵》（有删改）

材料二：

魏微的《烟霞里》以普通人田庄的人生轨迹为线索，将个人命运嵌入改革开放后的时代变迁中。她让“心灵向生活敞开”，田庄的痛苦与坚韧，不仅源于个人情感的挫折，更来自城乡差距、传统伦理崩塌、市场经济冲击等结构性压力。

小说采用编年史式叙事，在婆媳矛盾、邻里纠纷、下岗潮等日常细节中，展现了“个人”与“时代”的隐秘共振。当田庄在债务危机中挣扎时，她的困境既是个体选择的结果，也是90年代乡镇企业转型阵痛的缩影。魏微的创作证明，现代小说的心灵书写不必局限于精英视角，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的精神褶皱，同样能折射出社会变迁的复杂光谱。通过田庄这一人物，读者看到了一个平凡人在大时代浪潮下，不断与生活碰撞、妥协又坚守的心灵历程，感受到个人心灵与社会性存在之间紧密而微妙的联系，这种联系不再是抽象的，而是具化为生活里的柴米油盐、家长里短和梦想与现实的落差。

——《心灵向生活敞开——读魏微的<烟霞里>》（节选）

如今，我对世事已有足够了解，因而几乎对任何事物都不再引以为怪了。好端端一个极有才华、观察力强、热情聪明、敏感机灵的孩子，突然身心两伤……没有一个人出来为我说一句话，于是在我十岁那年，我就成了谋得斯通-格林比货行的一名小童工了……就着亮光检查这些瓶子，扔掉破裂的，把完好的洗刷干净。摆弄完空瓶子，就往装满酒的瓶子上贴标签……这全是我的活儿。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语言大师。在中国语文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性变革过程中，鲁迅的文学语言起到了桥梁和示范作用，具有无与伦比的审美意义。他极其重视中国语文的新生，把语言文字改革提高到了关系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他呼吁现代人要将自己的思想直白、真实地表达出来，以打破旧中国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他字斟句酌，炉火纯青，把文字的功能和魅力发挥到了极致。他还是文体创造的先锋：不仅创造了杂文这种新型的散文体裁，而且他的小说几乎每篇都有新的形式和格局，从不重复自己。因此，鲁迅的不少代表作成为大、中、小学的传统教材，滋润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田。

经典作品的审美意义和认识意义是恒定的，而其现实意义却是流动的，具有跨越时空的巨大潜能。重读鲁迅文本，应该回应现实生活中人们普遍关注的迫切问题，使其在时代发展和民族复兴过程中不断彰显出思想和艺术的魅力。只有这样做，才能使鲁迅在走向大众的过程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鲁迅曾将致力于国民性的改造作为自己的创作宗旨，以拯救中华民族的灵魂为急务。他在广泛剖析国民性负面因素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认为最需要灌输的道德观念是“诚与爱”。这种对“最理想的人性”的呼唤不仅在当时具有普适意义，而且同样切中当今时弊。因为现代社会既需要市场经济的物质支撑，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要素的价值支撑。如果缺少了“诚”与“爱”，市场经济就会出现信用污染，而这种污染比环境污染更加严重。对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大家都有切身感受。

对于塑造新型的民族性格，鲁迅提出了他的正面主张。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鲁迅明确提出了三点：一、耐劳作的体力；二、纯洁高尚的道德；三、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这其实就指明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向。现代社会竞争激烈，生活节奏加快，没有健全的体魄就无法承受工作的重负，这就是所谓“健康第一”。现代社会又是一个知识更新、信息爆炸的社会，没有容纳新潮流的精神，就会因循守旧，故步自封，最终成为时代的落伍者。道德追求也就是应有的信仰追求、理想追求。现代社会是“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双轨并行的社会，法律是不能触碰的立身行事的底线，道德是一种没有上限的人格追求。“纯洁高尚”是一种境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非每个人都能通达。但是，《诗经》中有一句诗说得好，“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对“纯洁高尚的道德”有一种景仰之情、向往之心，这也就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崇高目标。

我们肯定鲁迅作品的现实意义，但必须看到鲁迅作品都有其特定的时代性，它不可能回应并解决现实生活中面临的一切具体问题。阅读鲁迅作品最大的现实功效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三个字：“学做人！”鲁迅是中国底层民众的忠实代言人，他的一生是为现代中国人的生存、温饱和发展而呐喊的一生，他的“道德准则”是“损已利人”，“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的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以为快活”，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在物欲横流的当下无疑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资源。鲁迅又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他娴熟地掌握和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他对于革命、权力、人道、暴力等复杂难解的问题都能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郁达夫说：“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经把握了古今与未来。”所以，读鲁迅的书，最根本的目的应该是学习鲁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像他那样生活，像他那样做人。我想这也就是阅读鲁迅经典最大的现实意义。

（选自陈漱渝《我们今天何以要阅读鲁迅？》，有删改）

材料二：

鲁迅一生耗费精力最大的，便是探寻什么是理想的人性、国民劣根性的根源何在之类的问题。他的小说与杂文最动人心魄的地方，便在这里。近几年，当人们直面现代化与传统的时候，国民性问题作为一个未完成的课题，便自然地在艺术领域中被再次呈现出来。

读一读各式的新乡土小说、民风民俗色彩十分浓郁的地域小说，都有类似的思路。贾平凹、刘恒、陈忠实、陈建功诸人，在自己的世界里，时常流露着对国人灵魂凝视时的无奈。印象较深的，是王蒙的《活动变人形》。那大气磅礴的文化拷问，对中国人心理性格的勾勒，让人感受到鲁迅杂文中的冷峻。王蒙试图写出中国儿女的魂魄来，当他无情地剥脱着人性的外衣时，他是不是也进入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境地？还有贾平凹，他对鲁迅研究论著的热心和关注，绝不亚于一些学者。在灵魂的深处，他或许更喜爱鲁迅吧！读一读他近年的小说，在古雅的氛围与中原古风的韵致里，是不是也有鲁迅乡土小说式的惨烈？当他陷入中年人的绝望时，我从其灰色的目光中，似乎也感受到一丝鲁迅的忧郁。

这类文化色调浓郁的审美凝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未间断过。张炜、张承志等个性色彩十分浓厚的人，何尝不也有着这类思路？“写出民族的灵魂来”，几乎成了一代人的信条。我从20世纪末众多文人相似的精神走向中，看到了“未完成的鲁迅”在当代的意义。

鲁迅的价值不仅显示在他的同时代里，更重要的是在后来岁月中的不朽的延续。中国要进入现代文明，欲解决人的现代化的问题，首先便是人的灵魂要更新。鲁迅最早看到了这一障碍。没有任何一个人，像他那样深刻、那样猛烈地揭示了中国国民的劣根性。然而这样的声音在古老的中国，显得那样弱小。当代有良知的作家，几乎都意识到了鲁迅精神在当代的价值。当无数个为解决国民性问题而奋斗的诗人、小说家艰难地在文化之旅中攀登的时候，我常常被这一代久未泯灭的良知所打动。

（选自孙郁《在鲁迅的余影里》，有删改）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乡村，作为传统农业文化的生成之所，是道德秩序、乡土礼俗、故风旧习等传统的发生和维持的场域。随着乡村被卷裹到全球化的现代浪潮中，乡村的传统社会秩序受到冲击，乡村社会记忆也面临消退。

乡村社会记忆，首先是生活在乡村中个体自身的社会经历反思，通过记忆的方式重构过往的个人生活经历，是个人生活史的重新赋意；其次是一场针对过往乡村生活的集体性追忆，是集体记忆的鲜活建构；最后是构建某一特定的地域、社区在国家民族层面中的社会记忆，构成社会转型和时代发展的生命档案。

对个体来讲，记忆强调过去的历史事实与当下的关联，以及这种关联呈现出的意义。记忆内嵌于富有生命意义的日常生活大背景中，个体与集体的行动或交互行为附着于历史性的生活世界之中。个体的行动是在其所属集体或者社群特定的文化秩序支配之下进行的，这种秩序也反映了历史变迁的轨迹。每一个生活在其间的个体，都可以用他深刻的生命体验和丰富的心灵世界，保存社会转型和历史变迁的印记。近年来出现的短视频、返乡体、影视纪录片等形式，开启了技术下沉与全民结媒的时代，正好反映了当代人对加速的现代性的不同“写作”方式。

乡村人文遗产、文物古迹等构成历史语境中的“记忆之场”，它们成为呈现记忆消失的印记以及社会对过去或者失去的记忆重建的物质和精神依托。这些“记忆之场”正是勾连永远逝去的过去和当下这两个时空极值，并重新阐释它们的媒介。其间，每一个体在这些“场”中赋予自己生活以意义与情感。

总之，社会文化意义上的记忆，生成于现实社会并内嵌于社会框架之中，其本质是对过去的当下重构，在回忆与忘却的辩证关系中持续存在并达到富有生命感的情感意义。记忆产生于社会又缔造了社会（或社群），个体记忆是在社会记忆中形成的。同时，记忆具有重建性并通过依附一个社会“意义框架”被保存下来。乡村生活世界的记忆成为生活在其间或曾经生活在其间的人们的一种遗产性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紧密地关联着传统、风俗、故土、人情，真实地表现在日常的生活生产实践中。

（摘编自项继发《重拾乡村社会记忆》）

材料二：

文化自觉的提出最早来自费孝通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是从人与人的关系角度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关系的成果。由中华民族的“大混杂、大融合”格局所形成的“和而不同”“多元交融”“多元统一”的文化，启发费孝通提出兼容并包、互利共生、共存共荣的文化自觉思想。在费孝通的思想脉络里，文化自觉理论是他从关注利用现代技术富国强民的经济政治建设，转向关注利用文化心态安民遂生的文化建设的标志。这一思想上的转向，代表了费孝通对乡土中国之现代化的体悟从物质文明延伸到了精神文明、从社会生态扩展到了社会心态。

从这一角度上来说，“记住乡愁”其实就是乡土中国文化价值的体现，也是乡村振兴和中国式现代化保持文化自觉的体现。乡愁除了包含恋土、思乡的复杂情感外，作为一种隐喻城乡关系、乡民认同的观念话语，也包含着价值诉求和伦理意义，如理想追求、身份认同、精神寄托等。有学者认为，“记住乡愁”是对“乡愁”这一中国传统话语的传承和现代化转换，为乡村伦理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构提供了道德与文化的“根”，也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种文化表达方式。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乡愁”成为人们重归故乡的精神动力。无论是单纯思念家乡的返村乡民，还是为了支援家乡建设的返村乡贤，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出于“落叶归根”的精神动机而返乡，也就是出于对家乡的文化认同而非仅仅是对经济发展机会和政策倡导的认同。因此，乡村振兴所要实现的应当是一个以文化认同撑起乡愁、留住乡愁的乡村，而不是一个只有城市文化而丧失乡愁底蕴的乡村；是一个“文化实心化”的乡村，而非一个“文化空心化”的乡村。这种基于文化自觉的深层认同，也同样可以作用于城市，乡愁记忆是所有中国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这种乡愁记忆生成了落叶归根的观念，让人们与家乡建立了精神纽带，这是传统中国城乡人才流动循环的原因所在，也是化解现代中国城乡融合难题的策略之一。费孝通曾在《损蚀冲洗下的乡土》一文中提到，人和地在乡土社会中有着感情的联系，是一种桑梓情谊、落叶归根的有机循环中所培养出来的精神。中国人一直有着强烈的“根”文化，这个根就是供给他生长和教育的社会：小之一家一村，大之一乡一国。而从社会层面来说，取之于一乡的必须回之于一乡，这样社会才能维持它的水准。传统中国确如费老所言，乡土社会的人才从不忘本，而是始终设法回到生养他的土地和族人中去，将保卫和培养“乡土之根”视为责任和荣耀。然而，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土生土长的人才已不复为乡土社会自身所用，人们既不愿也不能回到乡土中，这成为中国乡村随现代化进程而衰弱的根源之一。因此，记住乡愁的意义就在于巩固人们与家乡的精神纽带，使人们能够将个人人生价值的衡量放置到更高的精神追求中，将生命融入到家乡振兴和国家复兴中，重新打通城乡互促共进的回路，甚而以此为基础，增进以国为家、家国一体的文化认同。

（摘编自吴越《文化自觉与记住乡愁：乡土中国的文化价值》）

作家们敏感地意识到作为传统乡村社会实体的一些“村庄”，正在成为逐渐远去的文化背影。这与__________密切相关。由此，作为亲密关系存在空间和宗族伦理文化生成地的村庄正在解体。正是由于村庄成为一种正在消逝的文化，新乡村叙事才集中爆发出了从未有过的书写“村庄”的热潮，如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阿来的机村、贾平凹的清风街、孙惠芬的上塘村、梁鸿的梁庄等。作家们尽管风格各异，但却不约而同地开始__________，有的甚至直接将作品命名为《即将消失的村庄》（赵本夫）、《最后的村庄》（曹乃谦）。这批书写村庄的作品，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留住村庄的情怀，并由此生发出文化“乡愁”主题，为正在消逝的村庄唱出深沉的挽歌。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中国叙事传统中，“观看”这一行为，从来不仅是感知活动，更是一种文化行为。它是一个与人心相关的、需要判断和节制的过程，也是一种缓慢展开、内敛含蓄的伦理实践。从《周易》“观物取象”到《论语》“视思明”，中国叙事传统始终将视觉感知与伦理判断紧密绑定。

中国传统叙事强调节奏的铺陈，故事的发展不依赖于单一事件的强驱动，而是在人物往来、情绪细节与伦理判断的缓慢交织中，构建起一种不疾不徐、内在张力丰富的叙事节奏。这种节奏逻辑为后来的戏曲与影像叙事奠定了文化心理基础。昆曲与京剧的叙事结构，并非以情节的剧烈转折为核心旨归，而是在吟唱与动作的韵律节奏中缓慢推进，情绪如细水长流般浸润角色与观众的共情空间，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情感氛围。正如昆剧演员顾卫英所言：“真正给人带来美学享受的艺术，其实是不嫌‘慢’、不怕‘慢’的，因为‘慢工’里有经得起反复品味的‘细活’。昆曲是能让人记得住的艺术。”

除了节奏，中国传统叙事围绕人物关系展开，表现为“被关系包围的人”一个角色的行为，往往是由他的“位置”决定的：他是谁？处于什么样的礼法和家族秩序之中？这种“位置伦理”强调的不是选择的自由，而是责任的承担。《霸王别姬》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程蝶衣的悲剧并不是因为他“想”要什么，而是因为他“被置于”太多关系的交汇处：师徒、兄弟、国家、性别、戏班、时代……他无法自外于这些位置，他的挣扎就是这些关系的拉扯。这种人物塑造方式不完全依赖于戏剧性的转折，更多的是在关系的密度中缓慢展开。观众唯有梳理错综的身份与伦理线索，才能真正理解人物内心的挣扎。

这种“慢”叙事，通过时间的累积，让观众逐步走进角色的情感节律，带来一种由缓入深的观看体验。这样的“慢”并非拖沓，是沉得下心来体味，是一种审美和伦理层面的节制策略。观众在等待中细细体会，在迟滞中慢慢形成判断，就这样潜移默化地受到了“观看的训练”。这种“慢观看”机制强调意义的生成过程，而不接受预设的结论，为审美提供了别样的观看经验，更在伦理层面为观众保留了判断与共鸣的可能。

（摘编自解建峰《中国叙事传统与影像伦理重建》）

材料二：

在数字媒介重构文化传播范式的时代背景下，以秒为基本叙事单元的微短剧正在重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视听呈现逻辑。AI微短剧通过压缩传统文化叙事文术的时空结构、将线性历史叙事解构为沉浸式、碎片化的故事单元，推动传统文化美学范式的空间化创新再生产。

AI微短剧的兴起对线性的、固态化的传统叙事结构发起挑战，其普遍采用“快讲”与“快切”的叙事策略。通过场景拼贴与时间压缩形成“瞬间化”与“场幕化”的叙事策略，从而在碎片化的叙事结构中实现文化记忆重构、《中国神话》系列剧中，每集5分钟左右的叙事时长将神话母题凝练为“背景—冲突—意义”的三段式结构、以《奔月》为例、开篇通过数字技术生动呈现远古场景，中段以快节奏动作及人物对白强化戏剧冲突、结尾植入嫦娥五号探月工程等现代符号。这种三段式结构将后羿射日与嫦娥奔月的远古传说、当代航天科技的现实图景与星际探索的未来想象汇聚在5分钟的影像表达中，这不仅仅是记忆对过去的保存，更是未来对现在的召唤。

AI微短剧凭借独特的智能化语言，在艺术表达中利用空间动态折叠与展开的过程、不断开拓多层次的叙事空间。《美猴王》通过“三重折叠”策略重构传统文化经典神话故事中的叙事美学。一是在叙述主体上采用递归折叠（通过自述实现故事套故事的叙事结构），将石猴蜕变的五百年历程压缩为它短暂的记忆闪回，利用数字化技术在虚实交织的对话场域中完成对神话原型的阐释；二是在叙事时间上实施弹性折叠（截取片段），将拜师学艺、大闹天宫等经典母题转化为可拼接的片段，通过与观众的交互形成非线性的立体感知；三是在文化阐释层完成深度折叠（传统与当下的对接），使“反抗天命”的既定命题与当代青年的身份焦虑形成跨时空共振。作品通过AI数字建模，将水帘洞、天庭等传统意象转化为可调控的数字空间，并借助算法让静态符号拥有流动性，进一步突破对神话世界的视觉想象，使观众在神话场景的“熟悉性认同”与“陌生化惊异”之间获得极具张力的审美体验。

AI微短剧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能再造的艺术形态，其意义不仅在于技术层面的创新，更在于创造传统文化与日常生活对话的情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本质是价值传递，技术边界的突破终究要服务于文化意义的深耕，唯有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在流动的数字文化空间中守护文化根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持久的生命力。

（摘编自陈奇《智能化再造：AI微短剧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呈现与传承》）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求实即秉笔直书，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经世致用也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早在中国史学开始兴起的时期，秉笔直书就成为史家的崇高美德而受到称赞。尤其是孔子因晋国史官董狐的“书法无隐”而称他是“古之良史”，以及《左传》作者记述了齐国太史、南史氏为书“崔杼弑其君”而不惜以死殉职，这种秉笔直书的精神境界就成为史家遵循的传统。

唐代刘知几撰《史通》，有《直书》《曲笔》两篇，指出了史学上“直书”与“曲笔”的对立，分析了它们的利害。认为“直书”“直词”是实录的前提，而“曲笔”“诬书”则会造成实录难求。刘知几正是从历史撰述是否是“实录”这一根本点上，来划清“直书”与“曲笔”的界限的。这种求实的精神自司马迁《史记》被誉为“实录”之后，便成为大多数史家追求的目标而形成优良的传统。曲笔作史危害很大，造成的史事上的错误也不少，但在整个史学上毕竟只占少数。这是因为绝大多数史家是以董狐、南史、司马迁为效法的楷模，存实录、写信史成为他们追求的目标；从史学发展的连贯性来看，任何得计于一时的曲笔作史，终究要为后人所揭露和纠正。

从史学的社会作用来说，求实，也是史学经世致用的基础。刘知几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中国古代史学之求实的传统和经世的传统在总的发展方向上的一致性，可以从《史记》《资治通鉴》等各类有代表性的著作中看得很真切。《资治通鉴》意在“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而附以《考异》30卷，使其所记、所论有经得起检验的历史事实为基础。历代盛赞《资治通鉴》者极多，金朝女真族统治者金世宗的话或许更有深意，他说：“近览《资治通鉴》，编次累代废兴，甚有鉴戒，司马光用心如此，古之良史无以加也。”

在中国古代史学上，有的统治者或有的史家，为着某种需要而掩盖历史真相或篡改已经写出的史书，这种现象是存在的，但这跟史学的经世致用并不是一回事，其间界限不可混淆。这种曲笔作史的行为，只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的支流，而且总是遭到后人的唾弃和鄙视。求实的传统和经世的传统，以及它们之间在总的趋向上的一致性，乃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主流。

（摘编自瞿林东《说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

材料二：

以史学为经世工具的认识，由历代学人不断加以阐发，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深刻。汉初的贾谊把取鉴于历史作为国家施政的要务看待，他说：“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致用”与“求真”大多数情况下是统一的，是相得益彰，互相促进的。“求真”即秉笔直书。古人知道，用真实的历史为现实提供有益的借鉴从而产生积极的社会作用，是理想的史学局面，也是优秀史著拥有久远生命力的关键所在。因此，史学既要关注社会需要，又要严格对自身的写实要求，这是二而一之事。

当然它们之间有时也会出现矛盾冲突，古人采取了他们认为适当的方式。从董狐直笔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对“直”的理解。《左传》记载了赵穿杀灵公之事后，接着写：“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董狐写的并不是直接的历史事实，而是在强调赵盾所应承担的历史责任，如果没有后来的解说，读者会误认为杀死灵公的人真的是赵盾。可当事人赵盾和后来的评判者孔子以至以后的读者，都认为董狐是在秉笔直书，是书法不隐。显然在这里客观史实与主观认定已出现了一定的间隔。

《论语·子路》中孔子有一段与叶公的对话。文曰：“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注：偷窃）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躬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个“直”与客观事实拉开了更大的距离。在孔子看来，“直”的把握是有限度的，违反了人性的“直”是不足取的。也就是说面对人伦亲缘等必要的社会要求，“直”应当有一定的弹性，应当包含更丰富的内涵。儒家是以人伦为出发点建立起社会结构与运行理论的，在他们看来，亲缘关系的松弛会直接导致君臣关系等上下等级制度的不稳定，所以破坏了伦理秩序，就会危及社会的安定。这是对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阐述，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从史学上贯彻孔子的思想，就产生了适当牺牲客观事实而求得伦理意义上的“直”这样的处理原则。说得直白点就是为了“致用”而让“求真”做出适当让步，也就是说在“求善”与“求真”之间，“求善”是占压倒优势的。把“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作为一条重要的原则，体现的就完全是“求真”服从于伦理的政治考虑了。近代以来这类所谓的《春秋》笔法为人所诟病，也正是为此。但在古代的思想背景下，这个原则是为人们所认同，并赞赏的。

（摘编自许殿才《古代史学的“求真”与“致用”传统》）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赋”“比”“兴”是《诗经》中的三种基本表现方法。但“赋”“比”“兴”具体应该怎样解释？如果我们只从“赋”“比”“兴”这三个字最简单最基本的意义来解释，则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赋”有铺陈之意，是把所欲叙写的事物加以直接叙述的一种表达方法；“比”有拟喻之意，是把所欲叙写之事物借比为另一事物来加以叙述的一种表达方法；“兴”有感发兴起之意，是因某一事物触发而引出所欲叙写事物的一种表达方法。

它们实际上都表明了诗歌中情意与形象之间互相引发、互相结合的几种最基本的关系和作用。所以，“赋”“比”“兴”事实上乃是中国最古老的诗论，是古人对诗歌中的感发作用及其性质的一种最早的认识。我们结合几首诗，对这三种古典诗歌中最基本的表达方法分别做一探讨。

首先，我们看《小雅》中的《苕之华》:

苕之华，芸其黄矣。心之忧矣，维其伤矣。苕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生。

“苕”是一种蔓生植物，又叫“凌霄”,开紫红色的花朵，到秋天花将落的时候就完全变成了黄色。而“芸”正是黄色的样子。凌霄花的这种憔悴黯淡的样子，实在比狂风吹落满地残红更加令人难受。因为古人有诗：“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花也是一样，被狂风吹落，只会令人产生对一个美好生命突然夭折的惋惜之情；而枯萎在枝头，则使人清清楚楚地意识到所有的生命都要由盛而衰、由衰而灭的这个残酷事实。所以，看到变黄了的花，早已深感人生悲苦无常的诗人，就不觉发出了“心之忧矣，维其伤矣”的沉重叹息。这就叫作“见物起兴”。从形象和情意的关系来看，“兴”是诗人先看到外物，由此引发心中的情意。它的感发层次是由“物”及“心”的。

然而，在“兴”的作品中，“心”与“物”之间形成联系的因果关系有时很难用道理解释清楚。这首诗的第二章就是一个例子。“苕之华，其叶青青”,是说苕的叶子长得十分茂盛。但面对这茂盛的绿叶，诗人何以会发出“知我如此，不如无生”的哀叹?《毛传》推想：那是因为花落了，只剩下青青的叶子，所以引起了诗人为花的消失而悲伤。而朱熹的《诗集传》则推想：那是因为叶子眼前虽然茂盛，但不久也将凋零，所以引起了诗人为绿叶不能长青而悲伤。“心”与“物”之间的感应本是极微妙朦胧的。它们之间有的是情意的相通，有的是声音的相应，有的是反面的相衬，有的恐怕连作者自己都未必能说出个所以然。这就是“兴”的表现方法在感发性质上的特点：它全凭直觉的触引，并不一定有理性的思索安排。

下面我们再看《魏风》中的《硕鼠》: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从表面上看，这首诗也是在诗的开端就写出了一个物的形象，然而接下去就与上一首不同了。诗人说：“大老鼠呀大老鼠，你今后别想再吃我的粮食!我侍奉了你这么多年，你却一点儿也不顾及我，现在我要离开你，去找一个能够安居乐业的地方!”——这显然不是在写一只真的老鼠。诗人用的是“比”的表现方法。他心中恨的是那些一味剥削重敛、不顾老百姓死活的家伙们，可是他不直说，却用“硕鼠”这个形象来打比方。从形象和情意的关系来看，《硕鼠》在感发的层次上是由“心”及“物”。就是说，作者心中先已存有某种情意；然后寻找一个外物来作比喻，写出心中那种情意。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出，“比”这种表现方式是有着理性思索安排的，与“兴”的全凭直觉在性质上显然不同。

再看《郑风》中的《将仲子》:

将仲子兮，无瑜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这首诗是一个女子对她所爱男子的叮咛告诫之词，她并没有假借什么外物的形象，而是直接把内心的感情表达出来。这种表现方法就是“赋”。“将仲子兮”不过是女子对她所爱男子的一个称呼，但仅仅四个字中就用了“将”和“兮”两个语气助词，充分表现了女子柔婉的口吻，传达出一种感发。女子说：“仲子啊，你不要跳过我住处的里门，也不要折断我们种的杞树。”尽管这女孩子说话的口气十分委婉，但所说的内容毕竟是连续的两个拒绝和否定，这也许会伤了对方的心。于是，她接着就来挽回了：“我哪里是舍不得那些东西啊!我怕被我的父母知道。”这是在肯定之后又一个委婉的拒绝和否定。可接着她又说：“你当然是我所怀念的，可父母的责备我也是害怕的呀!”又一个肯定，然后接一个否定。叙述的口气一下子推出去，一下子拉回来，一下子又推出去，一下子又拉回来。就在这翻来覆去的口气之中，女孩子内心的感情已经生动地表现出来了。

这首诗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内容、口气基本上是一样的，只是把“畏我父母”换成了“畏我诸兄”和“畏人之多言”。这种形式属于重章叠句，为的是反复吟唱。可以看出，“赋”实在也是诗歌中一种很有用的表现方法，它并不需要借助草木鸟兽之类的外物，直接就能传达出内心的感发。在感发的层次上，“赋”是即物即心的，它所写出的形象本身就是作者心中的情意。

（摘编自叶嘉莹《古诗词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