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陈情表》中，李密用“________，________”两句作为“陈情”的开始，同时这也是全文陈述苦情的总括。

（2）杜甫《客至》中“________，_________”两句，写寂寞之中，佳客临门，一向闲适恬淡的主人不由得喜出望外，高兴地迎接客人到来。

（3）小华在学习古诗词时发现，古代文人借“月”这一美丽意象和意境，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形成了丰富多彩、独具魅力的月文化，例如“________，________”。

3 .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先妣周氏，年四十有六，忽患背疽，初如粟米，旬日蔓延如盘，色紫黑，痛彻骨髓。医曰：“此名‘翻花疮’，毒气内攻，五脏已溃，非药石所能救，唯待尽耳。”余闻之，号泣顿首，乞求良方。有异人告曰：“需得人乳和以犀角屑，晨昏服之，或可延数旬。”余遂割臂引血，混入乳中，日夜进奉。母强咽之，辄呕出大半，然面色稍缓。未几，疮溃血流如注，母执余手曰：“儿孝感动天，然天命不可违。吾死后，勿厚葬，勿久悲，速营汝弟妹婚嫁，吾目瞑矣。”言讫而绝。余抱尸痛哭，恨不能以身代。

（节选自明·归有光《先妣事略·补遗》）

材料二：

嘉靖间，吴门有士人陆某，其父患“噎膈”^①，食入即吐，形销骨立，状若枯木。遍访名医，皆摇头去。陆某夜祷于神，梦神授一方，云：“取深山千年茯苓，合雪水煎之，可续命三月。”陆某冒雪入太湖西山，履冰攀岩，手足皲裂，血染衣襟。历时半月始得之。归而煎药，父饮之，竟能进粥糜。邻里咸以为奇迹。然三月期满，父病复剧，终不起。临殁，谓陆某曰：“汝为父涉险，几堕深渊，吾虽死无憾。但世人多惑于奇方，妄求延年，反误正治。汝当记之，勿使后人效尤。”陆某涕泣受教，遂焚其方，不复言医。

（节选自清·《吴门医隐录》）

材料三：

夫病之至笃者莫若岩症^②古称四大绝证一旦染指神仙难救然人子之情孰肯坐视亲亡？故有割股疗亲者，有尝粪验疾者，甚至有祈寿减算者。虽曰愚孝，然其诚亦可格天。昔李密陈情，辞官养祖母，盖因祖母刘氏年老病笃，无人奉养。今观诸子为治亲病，倾家荡产，甚至损已肢体，其情更切于李密。然李密得以终养，而诸子往往徒劳无功，何也？时运不同，病势异也。呜呼！孝不在于药之灵，而在于心之尽。若徒恃奇技淫巧，而忘乎自然之理，则虽割尽全身之肉，亦无益于亲之分毫，反增亲之悲痛耳。

（节选自明·医论《孝慈录·辨惑》）

【注】①噎膈：中医病名，类似食道癌。②岩症：通“癌”，指恶性肿瘤。

夫病之至笃者A莫若岩症B古称C四大绝证D一旦染指E神仙难救F然人子之情G孰肯H坐视亲亡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汉字保留有中华民族基因文化的重要载体，一个汉字可以有一幅图画表示。或源于日常生活，或源于自然山水，也可以源于人体自身。透过这幅“画”，我们可以_________①_______。我们以“夺”（见图1）字为例，说说汉字的造字根据，以此看古人是如何通过具体画面来表达抽象含义的。“夺”（奪）：“奞”表示鸟展翅欲飞，“寸”就是右手，整体表示手里抓着的一只大鸟一下子飞走了，其蕴含的特征义是“失落，离开”，其引申义也由此展开：“夺文”是校勘学术语，指文字脱落；“夺目”指目光离开原来所视之物，即目光转移。失去与夺走这两者本质上是一体两面。使一方失去的手段，便是________②________。李密《陈情表》“舅夺母志”是说，舅舅让母亲失掉了不再嫁人的志向（想法），换言之就是逼迫母亲改嫁。夺走对方的东西，也就意味着________③________。“失落——丧失（使失落）——夺取（使对方丧失而自己获得）”，这就是古人思考的线索。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我曾经在西府走动了两个秋冬，所到之处，村村都有戏班，人人都会清唱。一次秦腔演出，是一次演员亮相，也是一次演员受村人评论的考场。每每角色一出场，台下就一片嘁嘁喳喳。村村都会有那么个老汉．夜里看戏，第二天头一个起床往戏台下跑。戏台下一片石头、砖头，一堆堆瓜子皮、糖果纸、烟屁股，他掀掀这块石头，踢踢那堆尘土，少不了要捡到钱币来。

秦腔在这块土地上，有着神圣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凡是到这些村庄去下乡，到这些人家去做客．他们最高级的接待是陪着看一场秦腔，实在不逢年过节，他们就会要合家唱一会儿乱弹，（2）你只能点头称好，不能耻笑，甚至不能有一点不入神的表示。每每村里过红白丧喜之事，那必是要包一台秦腔的．生儿以秦腔迎接，送葬以秦腔致哀，似乎这个人生的世界，就是秦腔的舞台。

广漠旷远的八百里秦川，只有这秦腔，也只能有这秦腔，八百里秦川的劳作农民只有也只能有这秦腔使他们喜怒哀乐。秦人自古是大苦大乐之民众，他们的家乡交响乐除了大喊大叫的秦腔还能有别的吗？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黄土地上的人们世世代代都喜欢吼两声秦腔。生活在这里的人从小 ① ，会唱戏者多。男的起唱，女的随韵，群口齐唱一阵社火小曲，若觉得还不够过瘾，就摆阵打擂台，吼秦腔，不论是谁清吼两句，听起来都像模像样。

不论是《长坂坡》《火焰驹》，还是《窦娥冤》《铡美案》，只要幕布拉开，哪怕是短短的一折，都能升华成天籁，令听者 ② 却又格外清醒。高兴了，唱“快板”，就像被烈性炸药炸过一样，要把整个身心粉碎在天空；痛苦了，唱“慢板”，揪心裂肠的唱腔表现出了有情有味的美，消解了心中的苦闷。

对于“山外也是山”的山里人来说，“不听秦腔，肉菜不香”。只有那宽音大嗓的秦腔，能消解他们劳作光阴里的大喜大苦，让他们能从心里 ③ 。开着拖拉机奔跑在山道上的汉子，扯着嗓门儿吼起秦腔，吼来了山风、山雨和晨露，吼走了遍野逃窜的灌田鼠，吼回了颗粒归仓的五谷丰登。贾平凹曾说：“广漠旷远的八百里秦川，只有也只能有这秦腔，八百里秦川劳作的农民只有也只能有这秦腔能表达他们的喜怒哀乐。”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①当方言进入文学创作，我们需要对其进行书面语的转换，所以我们谈论的方言写作多指将方言词汇经过改造和提炼后嵌入文本，营造出一种方言氛围的写作。

②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过著名的观点：“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但“国语”既需要方言作为语料库来补充词汇，完善表现力；更需要方言作为“他者”，衬托出国语的主体性。这注定了方言只能处于边缘、辅助和附属的位置，它不能被放弃，也不会被放任。这也奠定了长久以来我们讨论共同语与方言时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③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本身也是“国语的文学”不断探索国家共同语的表达形式并建构其主体性的过程。从1930年左翼作家实践“文艺大众化”，1940年“民族形式”建设中对方言有限度的吸纳以及解放区文艺对“群众语言”的学习；再到1956年全面开启国家力量对普通话进行强势推广，都是将方言作为异质性因素，或改造，或利用。周立波也说“必须使用估计读者不懂的字眼时，就加注解”，这一方式一直使用到现在。20世纪80年代初，全球化进程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观念、认知和知识体系上的改变，这预示着一个多元共生的时代即将到来。作为对抗“现代性焦虑”的一种方式，方言写作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的“寻根”之旅中，成为民族文化之“根”的某种显现而受到关注。但方言与共同语仍处于二元对立，批评界对方言写作的理解也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直到20世纪90年代，二者的权力关系仍然沿着惯性滚动向前，只不过在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持续发力中，方言作为不受现代性影响的、原初的、本真的、恒久的文化符号被赋予了反思或抵抗现代性负面影响的积极意义。

④这种处理方式突出地反映在贾平凹等50后作家的创作实践中。对不少老作家来说，写作需要在方言与普通话、母语与共同语之间切换，写作的语言可能是一种折中过的语言，所以当方言写作成为可能后，他们势必要为方言和母语争得主权。

⑤但方言与共同语二元对立的语言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遮蔽了问题的复杂性。近三十年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带动了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这让原本以地域为空间边界的方言环境逐渐萎缩。

⑥与之相关的是语言本身具有流动性和不稳定性。为了沟通的便捷，当个人携带着方言进入人际交往时，会不由自主地调试方言的可接受度，转而影响共同语的表现。阿来在《武威记》中描述过他所听到的“普通话”，那是其他族群带着一些生疏使用汉语时的口音，在这混杂着各种气息的口音中，没人能清晰分辨出说话人的族属。事实上，语言使用中混杂的不仅是语音，同样也会涉及词汇和语法。这种被称为“蓝青官话”的普通话是一直以来的语言现实，在当下多语言环境中极为普遍。

（摘编自郭冰茹《方言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

材料二：

方言的滋养与浸润是浸入血脉的，默默地推动作家形成独特的语言审美和创作个性。方言是“地方语言”，即“土语”，是局部地区的传统通用语言。方言的普遍存在，形成了以自然区域或行政区域为边界的语言区隔。西汉扬雄写《方言》，就是为了消除语言障碍，打通壁垒。由于元代的散曲杂剧里夹杂着方言，近代学者张相编写了《诗词曲语辞汇释》，为方便读者阅读清障护航。

任何语言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使用者多与少的区别。方言很“土”，但并不意味着“粗俗”与“浅薄”。在特定的语境下，很多方言充满了奥义，有时它比通用语言更具魅力，更具表达上的生动性。在作品中偶尔用方言作为特殊用意的表达，可以化平淡为神奇，如画龙之点睛。在当代的文学创作中，方言的运用已经成为基本共识。不过，方言是把双刃剑，在小说中使用方言，应是一件非常谨慎的事情。作家对所用的方言词语既要有“质”的考量，也要有“度”的精准把握。

中国古代文学典籍对方言是屏蔽的，从而保证了传统经典在各民族和各朝代的诵读与流传。方言进入文学，破冰始自唐人的笔记小说。而小说使用方言，是多方共同促成的必然结果。从渊源上讲，小说盖出自“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那么方言的运用，就使小说回到了小说的本身，是民间话语在书面语上的色彩还原，这既是出于介绍人物身世背景和句子表达的特殊需要，也是作家对语言运用的灵活性使然。

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之初，是白话文蓬勃兴起的时代，一批重量级作家都在尽量使用明白通晓的大众语言，从而保证了作品传播的有效性。而作品若过度使用方言，很容易形成阅读障碍，不利于文本传播。一些方言，外地人听来就像外语，会让这个方言区域外的很多读者望而生畏，扼杀其阅读兴趣。

蓬勃发展的现代语言并未挤占方言的生存空间，各地方言依然保持着既有的风貌。作家对于方言依然情有独钟。正是方言的合理使用，其作品才自然嵌入地方文化色彩，既蕴含了乡愁，也暗藏着寻根意识，成了“地理标志产品”。

（摘编自李春平《文学作品中方言的慎用与巧用》）

松二爷     好像又有事儿？

常四爷     反正打不起来！要真打的话，早到城外头去啦；到茶馆来干吗？

二德子，一位打手，恰好进来，听见了常四爷的话。

二德子     （奏过去）你这是对谁甩闲话呢？

常四爷     （不肯示弱）你问我哪？花钱喝茶，难道还教谁管着吗？

松二爷     （打量了二德子一番）我说这位爷，您是营里当差的吧？来，坐下喝一碗，我们也都是外场人。

二德子     你管我当差不当差呢！

常四爷     要抖威风，跟洋人干去，洋人厉害！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尊家吃着官饷，可没见您去冲锋打仗！

二德子     甭说打洋人不打，我先管教管教你！（要动手）

别的茶客依旧进行他们自己的事。王利发急忙跑过来。

王利发     哥儿们，都是街面上的朋友，有话好说。德爷，您后边坐！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各题。

文本一：

吼秦腔

徐海滨

说来也怪，赤条条从黄土高原生出来的我，最厌秦腔。一听人唱，耳内便如凶汉捉了木筷乱捅，喉头也紧出丝丝苦味。读到大学，厌中又添了几许鄙意，视板胡边鼓如笑料。脑海里萦绕的是卡鲁索、帕瓦罗蒂、邓丽君的歌声。待毕业去了江南，五官七窍被温柔柔娇滴滴的越剧浸得半酥，更恶秦腔的硬亢。再后来飞去美国，每日苦读打工之余，哼几句祖国歌曲，心暖如春，倒也快意。唱来唱去有了点小名气。

忽一日，乔治相求于我，为他危在旦夕的祖父一唱。乔治乃中美混血儿，素喜嘲讽中国留学生，自视甚高。我因囊中羞涩，常被他取笑。此时他神色凄然，苦态可掬。我心肠一热，便斗胆跟了去他家。便见那老者，双眸暴出，皱纹如铁针铸成，又似西北边塞的深沟大川，须发如雪，透出人生终点的悲哀。族人子弟蜡像般伫立在病榻旁。

乔治父亲福眉福眼，对我连道“感激、抱歉”之类的话。我点点头，张口便唱，将记忆中的中国民歌一曲曲吊出来。全部抖尽，老者纹丝不动，似喘非喘，一脚阴间，一脚阳间。我见此当下心中惶惶，硬着头皮又甩出催眠曲、语录歌、知青歌……唱得满屋眉毛皱起，乔治喉结直跳，恨不得生吞了我。

乔治父亲突然问：“会唱秦腔吗？”

秦腔？心中一急，瞬间膝软。

乔治父亲道，家父是关中人，四九年去台湾，后来到美国，苦了几十年。儿时最喜秦腔，前几天我寄信到陕西买录音带，只怕来不及了……

四下目光视我。牙一咬，豁出去了，嘴唇颤几颤，将那年月不想听不爱听又不得不听硬着头皮听的秦腔移植“样板戏”从肚底翻将出来：“小常宝控诉了土匪罪状，字字血，声声泪，激起我仇恨满腔。普天下……”一曲吼尽，喉已半哑，却见老者眼珠一动，一亮，笑纹骤聚，齿间依稀有声。乔治父亲急忙将耳贴在老人嘴旁，频频颔首，潸然泪下。在场医生惊诧万分，连连嘀咕：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须臾，老者长出一口气，撒手去了西天。乔治两道目光盯在我嘴上，百思不解：一曲很难让他接受的旋律，竟延长了医生也无法延长的生命。从父亲的神色可以看出，爷爷肯定留下了临终遗言。神秘的、咒语般的秦腔！乔治将一张钞票塞过来，被其父一声喝住：“荒唐！”

乔治父亲掸掸双袖，领着乔治，垂手向我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

我从此声名大振，到处有人来邀我唱秦腔。却也怪，过去恨也恨到顶点，厌也厌到极处，更无意去学。此时竟能开口便唱。除了移植“样板戏”唱段，还能来几下《火焰驹》《三滴血》。莫非梦中学来，娘胎带来？奇也。那黄土高原酿了千年的秦腔，含着大喜大悲、大凶大吉的秦腔，唱得我骨也铮铮，血也滔滔，满喉满口黄土味。

从此专唱秦腔，入迷之余，去翻资料，吓了一跳，才知秦腔源于古时陕甘民谣，向东发展，演变出晋剧、豫剧、京剧；向南发展，极大地影响了川剧、汉剧、徽剧、绍剧。秦腔可谓是中华民族襁褓时期的摇篮曲。隔着万里大洋，唯有秦腔能载我心，能抗游子的精神饥渴。更料不及，在C大学外国音乐节上，我上台一吼，吼出个头彩。

好容易熬到回国探亲，急忙跑到西安访旧。友人情切，为我开个联欢会。其间笙歌管弦，婆娑舞姿，妙不可言。最后举座邀我唱一支在美国最拿手的歌。我不加思索，开口便是秦腔。众人始是惊异，继而窃语，终于哄堂大笑，将我最后一句齐茬茬卡在了喉管深处。

有说我风趣，有怨我戏弄人，有讥我摆架子，有斥我啃了几天洋鸡腿竟敢取笑祖宗……

夜深人静，胸闷难寐。终于耐不住了，我冲出被子，恨恨地躲在房间里，把卡住的那最后一句秦腔热乎乎地吼了出来……

好多年不流泪了，脸上有两道奇怪的热流。

（选自《人民文学》1987年06期，有删改）

文本二：

一出戏排成了，一人传出，全村振奋，扳着指头盼那上演日期。一年十二个月，正月元宵日，二月龙抬头，三月三，四月四，五月五日过端午，六月六日晒丝绸，七月过半，八月中秋，九月初九，十月一日，再是那腊月五豆，腊八，二十三……月月有节，三月一会，那戏必是上演的。戏台是全村人的共同的事业，宁肯少吃少穿也要筹资积款，买上好的木石，请高强的工匠来修筑。村子富不富，就比这戏台阔不阔。一演出，半下午人就扛凳子去占地位了，未等戏开，台下坐的、站的人头攒拥，台两边阶上立的卧的是一群顽童。那锣鼓就叮叮咣咣地闹台，似乎整个世界要天翻地覆了。各类小吃趁机摆开，一个食摊上一盏马灯，花生，瓜子，糖果，烟卷，油茶，麻花，烧鸡，煎饼，长一声短一声叫卖不绝。锣鼓还在一声儿敲打，大幕只是不拉，演员偶尔从幕边往下望望，下边就喊：开演呀，场子都满了！幕布放下，只说就要出场了，却又叮叮咣咣不停。

（节选自贾平凹《秦腔》）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风景谈》选段

在沙漠里，偶然有一点点驼铃的声音，从地平线的远处传来，最初很微弱，渐渐地近了，像风一样，像梦一样，像一个古老的传说。于是，在单调的沙漠中，出现了骆驼的影子，出现了驮着货物的骆驼的影子，出现了骆驼的铃声和骆驼的影子组成的一支小小的队伍的影子。

这时候，太阳渐渐地升高了，骆驼的影子渐渐地缩短了，骆驼的铃声渐渐地清晰了，骆驼的队伍渐渐地走近了。于是，在沙漠的远处，出现了一个黑点，渐渐地大了，渐渐地近了，渐渐地清晰了，原来是一个人，骑着一匹骆驼，骆驼驮着一些货物。

这时候，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骆驼的影子已经很短了，骆驼的铃声已经很响亮了，骆驼的队伍已经走近了。于是，在沙漠的边缘，出现了一排白杨，白杨的叶子在微风中轻轻地摇曳着，好像在向骆驼的队伍招手。

这时候，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骆驼的影子已经很短了，骆驼的铃声已经很响亮了，骆驼的队伍已经走近了。于是，在沙漠的边缘，出现了一片绿洲，绿洲上有一些房屋，房屋的烟囱里冒着袅袅的炊烟。

这时候，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骆驼的影子已经很短了，骆驼的铃声已经很响亮了，骆驼的队伍已经走近了。于是，在沙漠的边缘，出现了一群人，他们在绿洲上忙碌着，有的在耕地，有的在收割，有的在放羊。

这时候，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骆驼的影子已经很短了，骆驼的铃声已经很响亮了，骆驼的队伍已经走近了。于是，在沙漠的边缘，出现了一片歌声，歌声是从绿洲上传来的，是那些忙碌的人们唱的，歌声是那么的嘹亮，那么的动听。

材料二：

《风景谈》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以独特的视角和新颖的表现手法，为散文创作开辟了新的道路。文章中对大西北风景的描绘，以及对延安人民精神的赞美，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意义。

同时，《风景谈》也对后世的散文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作家从这篇文章中汲取灵感，学习作者将自然风景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写作方法，注重在散文中表达深刻的思想和情感。

（摘编自《〈风景谈〉的文学地位和影响》）

材料三：

茅盾的《风景谈》与一般的写景散文不同，它不仅仅是对自然风景的描绘，更是对时代精神的反映。在文章中，作者将自然风景与人类活动紧密结合，通过对延安地区人民生活和精神状态的描写，展现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人民积极向上、充满希望的精神风貌。

例如，在“石洞雨景”这幅画面中，作者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在石洞中避雨，他们一边读书，一边讨论，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憧憬。这一场景不仅展现了自然的风雨，更反映了延安人民在困境中追求进步的精神。这种将自然与人文相结合的写作手法，使文章具有了深刻的思想内涵。

在艺术上，《风景谈》独具特色。作者运用了以小见大的手法，通过对一些平凡的生活场景的描绘，揭示了深刻的主题。同时，文章语言优美，富有诗意，如“自然是伟大的，人类是伟大的，然而充满了崇高精神的人类的活动，乃是伟大中之尤其伟大者！”这样的语句，既富有哲理，又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摘编自《〈风景谈〉赏析》）

中国新诗走过的一百年里，质疑之声①____________。诗人郑敏甚至从源头上对新诗做了否定：20世纪之所以没能出现“李白”“杜甫”，原因是“五四”时期引入了西方文化的末流，割断传统，使得白话诗万劫不复。

如此说来，这真是一部让人沮丧的百年新诗史。但是且慢，持不同意见者②____________。诗人于坚就坚持认为，“中国20世纪的所有的文学样式，小说、散文、戏剧等等，成就最高的是新诗，被误解最多的是新诗，被忽略最多的也是新诗，这正是伟大的迹象”。

当下不少诗人对新诗诞生之初的历史成绩③____________，如“用今天的眼光看，穆旦和徐志摩的诗歌写作都是二三流”，这种断语相当有代表性。他们用已经大大发展了的现时尺度去审视过去，忽视了任何接受与评价都不能偏离历史特定语境的原则。

3 . 阅读下面一首现代诗歌，完成各题。

边界望乡

洛夫

说着说着

我们就到了落马洲

雾正升起，我们在茫然中勒马四顾

手掌开始生汗

望远镜中扩大数十倍的乡愁

乱如风中的散发

当距离调整到令人心跳的程度

一座远山迎面飞来

把我撞成了

严重的内伤

病了病了

病得像山坡上那丛凋残的杜鹃

只剩下唯一的一朵

蹲在那块“禁止越界”的告示牌后面

咯血。而这时

一只白鹭从水田中惊起

飞越深圳

又猛然折了回来

而这时，鹧鸪以火发音

那冒烟的啼声

一句句

穿透异地三月的春寒

我被烧得双目尽赤，血脉贲张

你却竖起外衣的领子，回头问我

冷，还是

不冷？

惊蛰之后是春分

清明时节该不远了

我居然也听懂了广东的乡音

当雨水把莽莽大地

译成青色的语言

喏！你说，福田村再过去就是水围

故国的泥土，伸手可及

但我抓回来的仍是一掌冷雾

1979.6.3

后记：

1979年3月中旬我应邀访港，16日上午余光中兄亲自驱车陪我参观落马洲之边界，当时轻雾氤氲，望远镜中的故国山河隐约可见，而耳边正响起数十年未闻的鹧鸪啼叫，声声扣人心弦，所谓“近乡情怯”，大概就是我当时的心境吧。

“美”和“爱”构筑的理想王国

——读《边城》

沈从文先生的名作《边城》叙述了一个情节简单的故事：一个山水如画的古渡头，有一户独处的人家，住着摆渡的老船工和外孙女。老船工年逾古稀，小孙女翠翠情窦初开。船总顺顺的两个儿子都那么好，那么俊，都爱上了翠翠。大老托人说媒，老船工满心欢喜，可翠翠不高兴，翠翠对二老动了情。大老下船跌进了激流，二老也出走了，老船工在误会中大病一场，在风雨之夜归天了，只留下翠翠守在山水如画的古渡头。

故事结束了，山依然青，水依然绿，人依然那么美。如果要用两个字来概括《边城》，那就是：“美”和“爱”。

边城中无处不美，山美、水美、人美。“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大河……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是大片石头所为。静静的河水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都可计数。”作者用简简单单的文字把我们带入了一个美丽的桃源。在这样美的环境中孕育出来的人自然更美。“翠翠在风日里成长着，皮肤黑黑的，触目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如水晶，自然抚养着她，教育着她。”翠翠天真善良，淳朴活泼，具有大自然赋予的活力。在读者面前，她是这样一个生动透明的“美”的形象，“美”的化身。忠厚善良的老祖父，五十年如一日撑船摆渡，不管白天黑夜，刮风下雨。端阳龙舟，令人神往，他却忠于职守，寂寞地守着渡船。过渡的人感激老人的热诚尽责，馈赠他，他却“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我有口粮，三斗米七百钱，够了。”“他从不思索自己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静静地忠实地在那里活下去”。正是在平凡的生活中，老船工显现出与众不同的“美”。边城中的人都那么美，慷慨好义的顺顺、热诚质朴的杨马兵……

正由于这些具有美好的心性的人们，才形成了边城淳厚的民风，安静和平的空气。

可是沈从文说：“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花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边城》中的“美”是集中通过“爱”来表现的。两性之爱、兄弟之爱、亲子之爱、朋友之爱。

《边城》本来就是讲述翠翠的爱情，傩送放弃了碾坊，“意思还在渡船”。翠翠在傩送走后，静静地等待，“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他们的爱是纯洁无瑕、忠贞不渝的。天保、傩送兄弟情深，天保宁愿牺牲自己成全弟弟，傩送愿意代哥哥对歌。虽是爱情的竞争对手，却也襟怀磊落。顺顺对儿子的爱和赞赏也溢于言表，顺顺本是泅水的好手，待得傩送能氽水捉鸭子时，这做爸爸的便解嘲似的说：“好，这种事有你们来作，我不必再下水和你们争显本领了。”老船工对翠翠的关心自然是无微不至的；老船工死后，杨马兵主动来照顾翠翠：以及老祖父与过河客、卖肉的争执谦让，都显示了边城人以诚相待、相互友爱的美好情怀。

《边城》隽永的文字弥漫着边地山村的浓郁气息。在三十年代那喧嚣的都市阁楼上，沈从文无限深情地为我们展示出一幅原始自然的风俗画，画中是一个海市蜃楼般飘渺美丽的桃源，那是沈从文的梦中世界、理想王国。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

（一）牧歌

在中国现代文学范围内，“牧歌”特指以理想化笔墨处理乡土题材的各类作品中能够反映其本质因素的抒情倾向和品格。沈从文的长篇小说《边城》就是体现牧歌这一抒情特质的典范之作，牧歌将乡土生活理想化，因此，构筑乐园式生活图景就成为作家的主流式选择。如何构筑乐园式生活图景？沈从文带着他的《边城》，向我们展示了独属于他的匠心安排。

这种安排，一方面体现为有意营造出空间与时间的“距离感”。牧歌的非写实性使它必须在空间和时间上离开“此地”和“当前”，才能驰骋对乐的想象，并对现实起到反衬效果。《边城》中那一方乐土在西南一隅一个封闭的区域，是沅水中上游及其四大支流的汇聚之地，在地理上被称为湘西。这个封闭的区域是名副其实的边城，与读者的生活隔着千山万水，需作“三十天的旅行”才能到。空间的阻隔和距离生成了两个世界。沈从文对时间的处理，也是遵循乐园构建的习惯思路，离开了“当前”。

《边城》再版时，沈从文把具体的年代抹去了，代之以“到如今”等模糊的字样。这样的空间和时间处理策略，在有意或无意中确实达到了《边城》所追求的艺术效果：将背景置于当代读者无法经验的“过去”和“异域”，空间和时间陌生化，离开“当前”和“此地”，形成阻隔和示范的效果。因此，沈从文才说，这里“水陆商务既不至于受战争停顿，也不至于为土匪影响，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中国其他地方正在如何不幸挣扎中的情形，似乎就还不曾为这边城人民所感到”。

匠心的另一重表现就是营造“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他的乐园构想，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之上，并投射到人际关系、社会习俗、自然环境等各个层面。渡船老人勤劳、善良，翠翠美丽；船总顺顺大气豪爽，两个儿子又那么出色，但沈从文并不满足于在主人公身上堆砌美德，这种美德不是个人修养的结果，而是本地风尚习俗使然，再加上主持者处置得法，所以无大的变故发生，一切平和安详井然有序。沈从文除对边城人和社会善的一面浓妆重抹外，还处处展示边城人诗性的品格。诗性（非社会化、自然性）与世俗、功利相对，代表了人生的两个方面，也代表了社会的两种价值取向。渡船老人年轻时爱唱山歌，会吹笛子。在夏日夜晚的满天星斗与柔和月光下，他为翠翠唱歌吹笛子，浸润了翠翠的心，也深深感动了读者。人物的诗意造型再辅以湘西山水灵秀的自然胜景，《边城》自然给人美不胜收之感。

（二）中国形象

像所有形象学意义上的形象一样，“中国形象”也是一个极具统摄意味的概念，它是中华民族在整体意义上对自我的看法的具象表达。《边城》的牧歌属性充分展示了乡土与传统的诗意，以最为贴切和概括性的形式，将30年代的中国想象——悠久历史的泱泱大国，它的苦难，它的文化优势——凝聚成可感的艺术造型。这形象是崭新的，文坛被“国民性话语”和“阶级话语”支配多年后，一个焦虑中的民族渴望借助文学的形式，展示自己文化的魅力及生命力，《边城》应运而生。

一部文学作品，其文化隐喻被提升到民族、国家形象的层面上，除艺术品质的精湛外，高度的概括性和相当的容量是必不可少的。中国现代文学中，能当如此评价的作品十分罕见，而鲁迅的《阿Q正传》和沈从文的《边城》是其中最有代表性、文化隐喻又完全相反的两部。我们不应该将两部作品中反映的民族的双重根性指认为一个毋须求证的事实，而应该意识到民族形象的建构性和被阐释性，它依附于不同的知识体系。鲁迅的《阿Q正传》是启蒙话语的杰作，沈从文的《边城》的文化隐喻则要放到近现代文化守成主义思潮中去理解。

启蒙主义和文化守成主义是后发国家对被动现代化的两种主要回应模式。按照美国汉学家艾恺所下的定义，“现代化”指“一个范围及于社会、经济、政治的过程，其组织与制度的全体朝向以役使自然为目标的系统化的理智的运用过程”。现代化进程使社会能够更有效地调动资源和劳动力，为国力强盛和人民富足开辟道路，因而得到广泛拥护。另一方面，现代化对任何事物唯一的价值标准就是功利性和效率，这使它必定强调结果的评价，也预设了道德的相对性甚至道德真空，人的工具化和物化也就成为必然之事。由于其与人性的目标相悖，与历史所衍生的诸多文化和道德价值相悖，现代化又不断受到激烈的批判。

在非西方的后发国家，如中国，现代化进程不同于西欧，它是一个被动的、外来的和强加的过程，并伴随着殖民者的军事入侵和经济掠夺，同时又与本国传统发生剧烈的冲突。因此，现代化及其衍生的观念在唤起民众空前的皈依热情的同时，也激发了民族的屈辱感和自尊心，引发了民族文化的认同危机。文化上的启蒙主义和守成主义是这种现代化进程在思想上的必然反应，在中国近现代，文学成了这种反应的重要表现形式。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主义作家，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阿Q正传》将启蒙主义的核心命题“国民性批判”推到极致，塑造了阿Q形象。由于“国民性”命题的特定指向，加上鲁迅高度的艺术概括和提炼，阿Q形象成为国家和民族形象的代名词，它的价值判断是负面的。

被动现代化，如在其他非西方国家一样，在中国也激起了相反的文化守成主义思潮，从辜鸿铭、梁启超，到梁漱溟、学衡派等，众多的知识精英为本土和传统文化张目。他们在强调差异中凸显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和对人类文明的独特贡献。文化守成主义在文学上的表现，萌芽于五四时期的乡土抒情之作，作为寻求民族文化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20年代周作人的一部分散文，废名的小说，表达了作家对地方传统、文化和习俗的眷恋与依赖。进入30年代，一代京派作家如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芦焚、林庚等，更以流派的规模，对传统和乡土作诗意诠释。五四主流文学中的乡土与城市之间形成的张力在京派作家笔下获得新的阐释和意义，并且得到升华；此外，在“乡愁”的发酵，“古都”的回眸，“原始人性”的塑造，及“古典意象”的挖掘等方面表现新的民族形象的多角度尝试。可以说，1934年初沈从文的巅峰之作《边城》发表前后，一个整合、提升新的中国形象的文学外部环境已然形成。

鲁迅和沈从文代表了现代中国面对乡土社会的两极，以鲁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接受西方现代文明的洗礼，面对乡村社会显现出的基本姿态是逃离，试图以启蒙者的姿态来唤醒民众，改造乡土社会的愚昧。沈从文则站在另一极，传达出来的是对乡土的依恋，是回归乡土。他摆出的不是一种启蒙者的姿态，而是一种保守的姿态。

（宁夏《乡土的逃离与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