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①当方言进入文学创作，我们需要对其进行书面语的转换，所以我们谈论的方言写作多指将方言词汇经过改造和提炼后嵌入文本，营造出一种方言氛围的写作。

②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过著名的观点：“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但“国语”既需要方言作为语料库来补充词汇，完善表现力；更需要方言作为“他者”，衬托出国语的主体性。这注定了方言只能处于边缘、辅助和附属的位置，它不能被放弃，也不会被放任。这也奠定了长久以来我们讨论共同语与方言时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③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本身也是“国语的文学”不断探索国家共同语的表达形式并建构其主体性的过程。从1930年左翼作家实践“文艺大众化”，1940年“民族形式”建设中对方言有限度的吸纳以及解放区文艺对“群众语言”的学习；再到1956年全面开启国家力量对普通话进行强势推广，都是将方言作为异质性因素，或改造，或利用。周立波也说“必须使用估计读者不懂的字眼时，就加注解”，这一方式一直使用到现在。20世纪80年代初，全球化进程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观念、认知和知识体系上的改变，这预示着一个多元共生的时代即将到来。作为对抗“现代性焦虑”的一种方式，方言写作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的“寻根”之旅中，成为民族文化之“根”的某种显现而受到关注。但方言与共同语仍处于二元对立，批评界对方言写作的理解也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直到20世纪90年代，二者的权力关系仍然沿着惯性滚动向前，只不过在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持续发力中，方言作为不受现代性影响的、原初的、本真的、恒久的文化符号被赋予了反思或抵抗现代性负面影响的积极意义。

④这种处理方式突出地反映在贾平凹等50后作家的创作实践中。对不少老作家来说，写作需要在方言与普通话、母语与共同语之间切换，写作的语言可能是一种折中过的语言，所以当方言写作成为可能后，他们势必要为方言和母语争得主权。

⑤但方言与共同语二元对立的语言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遮蔽了问题的复杂性。近三十年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带动了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这让原本以地域为空间边界的方言环境逐渐萎缩。

⑥与之相关的是语言本身具有流动性和不稳定性。为了沟通的便捷，当个人携带着方言进入人际交往时，会不由自主地调试方言的可接受度，转而影响共同语的表现。阿来在《武威记》中描述过他所听到的“普通话”，那是其他族群带着一些生疏使用汉语时的口音，在这混杂着各种气息的口音中，没人能清晰分辨出说话人的族属。事实上，语言使用中混杂的不仅是语音，同样也会涉及词汇和语法。这种被称为“蓝青官话”的普通话是一直以来的语言现实，在当下多语言环境中极为普遍。

（摘编自郭冰茹《方言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

材料二：

方言的滋养与浸润是浸入血脉的，默默地推动作家形成独特的语言审美和创作个性。方言是“地方语言”，即“土语”，是局部地区的传统通用语言。方言的普遍存在，形成了以自然区域或行政区域为边界的语言区隔。西汉扬雄写《方言》，就是为了消除语言障碍，打通壁垒。由于元代的散曲杂剧里夹杂着方言，近代学者张相编写了《诗词曲语辞汇释》，为方便读者阅读清障护航。

任何语言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使用者多与少的区别。方言很“土”，但并不意味着“粗俗”与“浅薄”。在特定的语境下，很多方言充满了奥义，有时它比通用语言更具魅力，更具表达上的生动性。在作品中偶尔用方言作为特殊用意的表达，可以化平淡为神奇，如画龙之点睛。在当代的文学创作中，方言的运用已经成为基本共识。不过，方言是把双刃剑，在小说中使用方言，应是一件非常谨慎的事情。作家对所用的方言词语既要有“质”的考量，也要有“度”的精准把握。

中国古代文学典籍对方言是屏蔽的，从而保证了传统经典在各民族和各朝代的诵读与流传。方言进入文学，破冰始自唐人的笔记小说。而小说使用方言，是多方共同促成的必然结果。从渊源上讲，小说盖出自“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那么方言的运用，就使小说回到了小说的本身，是民间话语在书面语上的色彩还原，这既是出于介绍人物身世背景和句子表达的特殊需要，也是作家对语言运用的灵活性使然。

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之初，是白话文蓬勃兴起的时代，一批重量级作家都在尽量使用明白通晓的大众语言，从而保证了作品传播的有效性。而作品若过度使用方言，很容易形成阅读障碍，不利于文本传播。一些方言，外地人听来就像外语，会让这个方言区域外的很多读者望而生畏，扼杀其阅读兴趣。

蓬勃发展的现代语言并未挤占方言的生存空间，各地方言依然保持着既有的风貌。作家对于方言依然情有独钟。正是方言的合理使用，其作品才自然嵌入地方文化色彩，既蕴含了乡愁，也暗藏着寻根意识，成了“地理标志产品”。

（摘编自李春平《文学作品中方言的慎用与巧用》）

松二爷     好像又有事儿？

常四爷     反正打不起来！要真打的话，早到城外头去啦；到茶馆来干吗？

二德子，一位打手，恰好进来，听见了常四爷的话。

二德子     （奏过去）你这是对谁甩闲话呢？

常四爷     （不肯示弱）你问我哪？花钱喝茶，难道还教谁管着吗？

松二爷     （打量了二德子一番）我说这位爷，您是营里当差的吧？来，坐下喝一碗，我们也都是外场人。

二德子     你管我当差不当差呢！

常四爷     要抖威风，跟洋人干去，洋人厉害！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尊家吃着官饷，可没见您去冲锋打仗！

二德子     甭说打洋人不打，我先管教管教你！（要动手）

别的茶客依旧进行他们自己的事。王利发急忙跑过来。

王利发     哥儿们，都是街面上的朋友，有话好说。德爷，您后边坐！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①当方言进入文学创作，我们需要对其进行书面语的转换，所以我们谈论的方言写作多指将方言词汇经过改造和提炼后嵌入文本，营造出一种方言氛围的写作。

②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过著名的观点：“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但“国语”既需要方言作为语料库来补充词汇，完善表现力；更需要方言作为“他者”，衬托出国语的主体性。这注定了方言只能处于边缘、辅助和附属的位置，它不能被放弃，也不会被放任。这也奠定了长久以来我们讨论共同语与方言时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③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本身也是“国语的文学”不断探索国家共同语的表达形式并建构其主体性的过程。从1930年左翼作家实践“文艺大众化”，1940年“民族形式”建设中对方言有限度的吸纳以及解放区文艺对“群众语言”的学习；再到1956年全面开启国家力量对普通话进行强势推广，都是将方言作为异质性因素，或改造，或利用。周立波也说“必须使用估计读者不懂的字眼时，就加注解”，这一方式一直使用到现在。20世纪80年代初，全球化进程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观念、认知和知识体系上的改变，这预示着一个多元共生的时代即将到来。作为对抗“现代性焦虑”的一种方式，方言写作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的“寻根”之旅中，成为民族文化之“根”的某种显现而受到关注。但方言与共同语仍处于二元对立，批评界对方言写作的理解也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直到20世纪90年代，二者的权力关系仍然沿着惯性滚动向前，只不过在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持续发力中，方言作为不受现代性影响的、原初的、本真的、恒久的文化符号被赋予了反思或抵抗现代性负面影响的积极意义。

④这种处理方式突出地反映在贾平凹等50后作家的创作实践中。对不少老作家来说，写作需要在方言与普通话、母语与共同语之间切换，写作的语言可能是一种折中过的语言，所以当方言写作成为可能后，他们势必要为方言和母语争得主权。

⑤但方言与共同语二元对立的语言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遮蔽了问题的复杂性。近三十年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带动了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这让原本以地域为空间边界的方言环境逐渐萎缩。

⑥与之相关的是语言本身具有流动性和不稳定性。为了沟通的便捷，当个人携带着方言进入人际交往时，会不由自主地调试方言的可接受度，转而影响共同语的表现。阿来在《武威记》中描述过他所听到的“普通话”，那是其他族群带着一些生疏使用汉语时的口音，在这混杂着各种气息的口音中，没人能清晰分辨出说话人的族属。事实上，语言使用中混杂的不仅是语音，同样也会涉及词汇和语法。这种被称为“蓝青官话”的普通话是一直以来的语言现实，在当下多语言环境中极为普遍。

（摘编自郭冰茹《方言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

材料二：

方言的滋养与浸润是浸入血脉的，默默地推动作家形成独特的语言审美和创作个性。方言是“地方语言”，即“土语”，是局部地区的传统通用语言。方言的普遍存在，形成了以自然区域或行政区域为边界的语言区隔。西汉扬雄写《方言》，就是为了消除语言障碍，打通壁垒。由于元代的散曲杂剧里夹杂着方言，近代学者张相编写了《诗词曲语辞汇释》，为方便读者阅读清障护航。

任何语言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使用者多与少的区别。方言很“土”，但并不意味着“粗俗”与“浅薄”。在特定的语境下，很多方言充满了奥义，有时它比通用语言更具魅力，更具表达上的生动性。在作品中偶尔用方言作为特殊用意的表达，可以化平淡为神奇，如画龙之点睛。在当代的文学创作中，方言的运用已经成为基本共识。不过，方言是把双刃剑，在小说中使用方言，应是一件非常谨慎的事情。作家对所用的方言词语既要有“质”的考量，也要有“度”的精准把握。

中国古代文学典籍对方言是屏蔽的，从而保证了传统经典在各民族和各朝代的诵读与流传。方言进入文学，破冰始自唐人的笔记小说。而小说使用方言，是多方共同促成的必然结果。从渊源上讲，小说盖出自“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那么方言的运用，就使小说回到了小说的本身，是民间话语在书面语上的色彩还原，这既是出于介绍人物身世背景和句子表达的特殊需要，也是作家对语言运用的灵活性使然。

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之初，是白话文蓬勃兴起的时代，一批重量级作家都在尽量使用明白通晓的大众语言，从而保证了作品传播的有效性。而作品若过度使用方言，很容易形成阅读障碍，不利于文本传播。一些方言，外地人听来就像外语，会让这个方言区域外的很多读者望而生畏，扼杀其阅读兴趣。

蓬勃发展的现代语言并未挤占方言的生存空间，各地方言依然保持着既有的风貌。作家对于方言依然情有独钟。正是方言的合理使用，其作品才自然嵌入地方文化色彩，既蕴含了乡愁，也暗藏着寻根意识，成了“地理标志产品”。

（摘编自李春平《文学作品中方言的慎用与巧用》）

松二爷       好像又有事儿？

常四爷       反正打不起来！要真打的话，早到城外头去啦；到茶馆来干吗？二德子，一位打手，恰好进来，听见了常四爷的话。

二德子       （凑过去）你这是对谁甩闲话呢？

常四爷       （不肯示弱）你问我哪？花钱喝茶，难道还教谁管着吗？

松二爷       （打量了二德子一番）我说这位爷，您是营里当差的吧？来，坐下喝一碗，我们也都是外场人。

二德子       你管我当差不当差呢！

常四爷       要抖威风，跟洋人干去，洋人厉害！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尊家吃着官饷，可没见您去冲锋打仗！

二德子       甭说打洋人不打，我先管教管教你！（要动手）

别的茶客依旧进行他们自己的事。王利发急忙跑过来。

王利发       哥儿们，都是街面上的朋友，有话好说。德爷，您后边坐！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移情作用是把自己的情感移到外物身上去，仿佛觉得外物也有同样的情感。这是一个极普遍的经验。陶渊明何以爱菊呢？因为他在傲霜残枝中见出孤臣的劲节；林和靖何以爱梅呢？因为他在暗香疏影中见出隐者的高标。

移情作用是和美感经验有密切关系的，移情作用不一定就是美感经验，而美感经验却常含有移情作用。美感经验中的移情作用不单是由我及物的，同时也是由物及我的；它不仅把我的性格和情感移注于物，同时也把物的姿态吸收于我。所谓美感经验，其实不过是在聚精会神之中，我的情趣和物的情趣往复回流而已。

姑先说欣赏自然美。比如，我在欣赏一棵古松，古松的形象引起清风亮节的类似联想，我心中便隐约觉到清风亮节所常伴着我的情感。真正的美感经验都是如此，都要达到物我同一的境界，在物我同一的境界中，移情作用最容易发生，因为我们根本就不分辨所生的情感到底是属于我还是属于物。

再说欣赏艺术美，比如说听音乐。我们常觉得某种乐调快活，某种乐调悲伤，这也是由于移情作用。音乐的命脉在节奏，听者心中自起一种节奏和音乐的节奏相平行。这种或高低或缓急的节奏，于听者心中感觉一种欢欣鼓舞或是抑郁凄恻的情调。

再比如说书法。移情作用往往带有无意的模仿。我看赵孟頫的字时，仿佛对着临风荡漾的柳条，不知不觉地展颐摆腰，全身的筋肉都松懈起来，模仿它的秀媚。从心理学看，这本来不是奇事。凡是观念都有实现于运动的倾向。在美感经验之中，注意力都是集中在一个意象上面，所以极容易起模仿的运动。

移情的现象可以称之为“宇宙的人情化”，因为有移情作用然后本来只有物理的东西可具人情，本来无生气的东西可有生气。从理智观点看，移情作用是一种错觉，是一种迷信。但是如果把它勾销，不但艺术无由产生，即宗教也无由出现。艺术和宗教都是把宇宙加以生气化和人情化，把人和物的距离以及人和神的距离都缩小。它们都带有若干神秘主义的色彩。所谓神秘主义其实并没有什么神秘，不过是在寻常事物之中见出不寻常的意义。这仍然是移情作用。从一草一木之中见出生气和人情以至于极玄奥的泛神主义，深浅程度虽有不同，道理却是一样。

（摘编自朱光潜《谈美》）

材料二：

我们的感情是要经过一番洗涤，克服小己的私欲和利害计较。矿石商人仅只看到矿石的货币价值，而看不见矿石的美的特性。我们要把整个情绪和思想改造一下，移动方向，才能面对美的形象，把美如实地和深入地反映到心里来，再把它放射出去，凭借物质创造形象给表达出来，才成为艺术。

中国古代曾有人把这个过程唤做“移人之情”或“移我情”。《舟还长沙》说：“侬家家住两湖东，十二珠帘夕照红。今日忽从江上望，始知家在画图中。”自己住在现实生活里，没有能够把握它的美的形象。等到自己对自己的日常生活有相当的距离，从远处来看，才发现家在画图中，溶在自然的一片美的形象里。但是在这主观心理条件之外，也还需要客观的物的方面的条件。在这里是那夕照的红和十二珠帘的具有节奏与和谐的形象。

这节奏，这旋律，这和谐等等，它们是离不开生命的表现，它们不是死的机械的空洞的形式，而是具有丰富内容，有表现、有深刻意义的具体形象。形象不是形式，而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形式中每一个点、线、色、形、音、韵，都表现着内容的意义、情感、价值。所以诗人艾里略说：“一个造出新节奏的人，就是一个拓展了我们的感情并使它更为高明的人。”这里就是“美”，就是美感所受的具体对象。它是通过美感来摄取的美，而不是美感的主观的心理活动自身。就像物质的内容结构和规律是抽象思维所摄取的，但自身却不是抽象思维而是具体事物。所以，专在心内搜寻是达不到美的踪迹的。美的踪迹要到自然、人生、社会的具体形象里去找。

但是心的陶冶、心的修养和锻炼是替美的发见和体验作准备的。创造“美”也是如此。捷克诗人里尔克在许许多多的事物里、经验里，去踪迹诗，去发见美，多么艰辛的劳动呀！他说诗不徒是感情，而是经验。现在我们也就转过方向，从客观条件来考察美的对象的构成。改造我们的感情，使它能够发现美，中国古人曾经把这唤做“移我情”；改变着客观世界的现象，使它能够成为美的对象，中国古人曾经把这唤做“移世界”。

“移我情”“移世界”，是美的形象涌现出来的条件。

（摘编自宗白华《美学散步》中的文章《美从何处寻？》）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谈到现代小说与古典小说的一个重要区别，鲁迅指出：“古之小说，主角是勇将策士，佳人才子，或无赖奴才之流。‘五四’以后的短篇里却大抵是新的智识者登了场。”所谓“新的智识者”，指的是接受了新思想洗礼的现代知识分子。在鲁迅笔下，这些首先“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知识分子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却常常都有一个共同的命运：“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相反，他们总是陷入“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的困境。

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写道：“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相对经济困境，这种“中国太难改变”的困境，才更令现代知识分子痛心疾首。因为现代知识分子自我赋予的最重要使命，就是希望以先进理念进行启蒙，从而改变中国，这是他们的理想。这种启蒙主要沿着两个维度展开：一是批判当时的统治阶层；一是“唤醒民众”“改变他们的精神”。结果却是在两个维度上都举步维艰。

知识分子与统治阶层的矛盾冲突易于理解，二者在根本上就难以相容。借鉴萨义德的观点，知识分子必须是“对权势说真话的人”，要站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置不顾的底层人们和议题”的立场上，“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制造）正统与教条”，而且“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这就注定了“既不会使他们成为权贵的朋友，也不会为他们赢得官方的荣衔”。相反，遭受排挤、打击和迫害，倒是他们的常态遭遇。在强权面前，无刀无枪的知识分子终究是弱者，他们唯一擅长的就是用笔和口“说话”，而“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更令鲁迅痛心的是，知识分子的启蒙之业本是“为民众”的，竟然也不为民众所理解、认同和支持。鲁迅曾总结说：“先觉的人，历来总被阴险的小人昏庸的群众迫压排挤倾陷放逐杀戮。中国又格外凶。”类似的话他说过很多，他认为未觉醒的民众永远抱着“看戏”的心态，将仁人志士的奋战、献身视为戏剧：“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或者说，民众常常要么直接要么间接、要么有意要么无意地充当杀人者的帮凶。这一点在《药》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反清志士夏瑜怀着“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宏愿从事革命伟业，最终被清政府砍头示众了。在这一惨剧中，几乎每个民众都是帮凶。这些在“铁屋”中昏睡的乌合之众对于启蒙者的态度，让鲁迅止不住悲叹：“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

当然，知识分子也希望解决自身“所能”与民众“所需”存在错位这一问题。起先，他们主张“人立而后凡事举”，认为只要以现代理念促进了民众觉醒，中国一切难题皆可迎刃而解，“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即要进行思想革命。但中国民众身受的多重苦难，很多都是社会原因造成的，因此要想求得民众解放，又必须进行社会革命。理论上，思想革命与社会革命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但现实却是民众的苦难日甚一日，这一客观形势要求必须优先、从速推动社会革命，而且如果没有社会革命作为保障，思想革命就很容易沦为空中楼阁。但进行社会革命，显然又非启蒙主义所长。鲁迅因此才哀叹，“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这里的孙传芳并非特指孙传芳这一个具体的军阀，而是制造苦难的一切强权力量的象征。

（摘编自《“梦醒了无路可以走”——鲁迅小说中现代知识分子经济与启蒙的双重困境》）

材料二：

鲁迅曾写道：“说到为什么做小说，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里的“病苦”，既有物质上的“病苦”，但更主要的是精神上的“病苦”，即人性普遍的愚昧与麻木。鲁迅通过“揭出病苦”，来使人们惊醒，进而进行“疗救”。他的这种创作动机是对“五四”文化启蒙精神的自觉追求。“五四”文化精神是启蒙主义精神，而个性主义、人道主义则是“五四”启蒙主义思想的核心。“人的觉醒”就是个性的觉醒和人道的觉醒，就是以现代的人性意识否定封建文化对人的压抑与摧残，使人成为现代的人，成为独立、自由的人。鲁迅的“改造国民性”，主要指改造国民的人格，这是“五四”启蒙主义思想的具体体现。

鲁迅曾经这样描述当时中国人普遍的精神状态：“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普遍的愚昧、麻木，则是当时国人的精神状态。在本质上，这种愚昧、麻木则是人的意识的缺乏，他们既缺乏自我意识，也缺乏人道意识，有时也缺乏基本的政治意识。

面对这些沉默、愚昧的国民，鲁迅先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方面哀怜他们不幸的生活遭遇，对他们的悲剧人生寄予深切的同情，希望他们觉醒起来，获得人的意识；又恼怒他们有着国民存着的劣根性，不起来抗争。对国民愚昧的批判，也是鲁迅启蒙主义思想具体而直接的体现。

（摘编自《对人性愚昧的批判——再论鲁迅小说的基本主题》）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什么是艺术真实性呢？有各种各样的界说。“所谓艺术的真实，是以生活真实为基础，通过概括、集中、提炼创造出来的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表现出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的本质和规律性。”“艺术的真实性，就是艺术作品反映社会生活所达到的正确程度。”这些定义的表述有所不同，但其基本意思是一致的，那就是认为艺术真实性是作品正确地反映了生活的本质和规律。这个认识当然对，可又丝毫不解决问题。因为不只是文学艺术要反映生活的本质和规律，而且一切科学也要反映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所以把艺术真实性界说为“反映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就会把艺术真实和科学真理混为一谈，就不能说明艺术真实区别于科学真理的独特个性。

举例来说，月亮，就它本质而言，它是地球的卫星，它本身无风、无云，它本身不发光……我们能不能要求诗人正确地写出这种“真相”和“真义”来呢？如果诗人在咏月时不揭示这种“本质和规律”，是否就违反了艺术真实性呢？实际上，诗人在吟咏月亮时给自己提出的任务从来就不是揭示月亮的物理本质。杜甫的诗句“月是故乡明”，如按月亮固有的本质去衡量，就完全不真实，甚至可以说歪曲了月亮的本质，可人们从未对这句诗的艺术真实性提出过异议。可见，艺术真实在诗里不是一般的科学真理，而是文学所必需有的本质——诗意的真切的感受。单纯用“反映生活的本质和规律”来界说艺术真实性，显然是不够的。

在我看来，艺术真实是作家创造出来的。作家在创造艺术真实时，有认识但又不只是认识。作家在创造艺术真实过程中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的心理动作——感知、情感、想象、理解等。因此，艺术真实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既有理，又有情；既是一种假定，又是一种真实……我们可以用“合情合理”这四个字来说明艺术真实性。

所谓“合理”，是指艺术形象应符合生活的逻辑，是指它可以被人理解的性质。由于文学艺术都是虚拟的，所以人们要求它“符合生活逻辑”，是以假定为前提的。既然是一种艺术的假定，就不必经过考证与检验。这也就是说艺术的真实性不要求作家笔下所写的真有其人、真有其事。作家完全可以虚构，关键是要“合理”。一件在生活中发生过的事，由于写得不合理，即不符合事物发展的固有逻辑，不可能达到艺术的真实性。相反，一件生活中从未有过的事，由于作家充分地揭示了它在假定情境下的内部发展逻辑、内在的联系、内在的规律性，也完全可以是真实的。对于艺术真实性来说，重要的不是所写人、事、景、物是否真实存在过，而在于所写人、事、景、物的整体的联系。细节的逼真诚然是重要的，但整体的联系更重要。如果一部作品只注意细节的逼真，不注重整体的合理性，仍不免给人以虚假的感觉。

“合理”是艺术真实性的客观方面。艺术真实性还有它的主观方面，因此它除了要求“合理”之外，还要“合情”。在某种意义上，“合情”是更加重要的。因为艺术中的理不是直接说出的，主要以情感作为中介。“合理”必须与“合情”结合在一起，才真正达到艺术真实性的要求。

所谓“合情”是指作品的艺术形象反映了人们真切的感受、真挚的感情、真诚的意向。感受的真切、感情的真挚、意向的真诚可以把看起来不真实的描写升华为真实。

李白的诗句：“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从表面看起来，这种描写是不真实的。因为头发变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哪有一天之间就由“青丝”变成“白雪”的呢？但如果我们仔细思索一下就不难发现，原来李白是写人生短促的真切感受。特别当一个人被愁苦所压倒的时候，往往觉得在一夜之间就变老了。这种感受是很真切的，因此由这真切感受所引发出来的描写也是很真实的。

在文学艺术创作中，真挚的感情的作用就更大，真挚的感情往往可以把虚幻的东西升华为真实。汤显祖的《牡丹亭》描写杜丽娘痴情，竟然死而复生。在实际生活中，死而复生的事是完全不可能的。可在《牡丹亭》中写来又是那样真实，在这里起作用的就是一个“情”字。用汤显祖自己的话说：“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尔。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这就是说，只要情真意切，虚幻和不合理的东西，也可以变得真实。

在文学艺术创作中，作者真诚的意向也可以让不可理解的描写变成可以理解。我们在文学作品中常常看到这样的描写：离奇怪诞，不可理解。但一旦读者明白作者的用心，尤其明白作者那种真诚地想表达某种愿望、意向的时候，就会心悦诚服地接受它、相信它。离奇怪诞变得可以理解。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城堡》，写一位土地测量员应邀进城堡去工作，可这位土地测量员花尽毕生的力气，也没有走进城堡中去。城堡就在眼前，可走呀走呀，怎么走都走不到。这是一种多么怪诞的事情呀！可我们细细品味，这情景是很真实的，在生活中我们常会遇到这种情况：目的虽有，却无路可循，我们花尽力气也没有达到目的。由于作者要表达的是这种从生活中深刻体验到的真诚的意向，所以我们能透过荒诞捕捉到真实。

通过以上说明，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作品的艺术真实性就是指艺术形象的合情合理的性质。它既包含客观的真理；又包含主观的真情，是二者的和谐统一。

文学创作要求客观真理与主观感情的统一，但有时这两者也会产生矛盾，情和理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是牵情就理还是牵理就情呢？在科学研究那里，当然是要尽可能排除感情的影响，让客观的真理充分地显示出来。譬如，死者不可复生，就是一条铁的科学规律。如果有哪篇论文想证明死者可以复生，那他就偏离了科学的轨道，走向迷信。可是在文学艺术这里，则应牵理就情。只要情真，“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如《牡丹亭》里所写的那样。对科学来说，在情和理之间，它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理而抛弃了情；对文学艺术来说，它追求至情至理，但如果情与理发生了矛盾，它就要以情来制约、规范理。

（摘编自童庆炳《艺术真实性问题再议》）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的劳动精神，集中反映了中国亿万劳动者的历史主动意识，彰显着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力量。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劳动基因，全面把握劳动精神的时代内涵，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劳动精神，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一勤天下无难事。”劳动精神是中华民族显著的精神标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中内蕴着勤于劳动的基因。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后羿射日……从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到口耳相传的寓言故事，展现了先民们不畏艰险、百折不挠、勤劳勇敢、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人生天地间，劳动最为先”……这些诗词谚语，抒发的是诗人对田园劳作之乐的向往，传达出的是中华民族坚持不懈、敬业乐业、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精神品格。

“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是劳动精神形成的理论基石。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劳动不仅创造了人和人类社会，而且决定了人的本质特征，是“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劳动的过程是人的本质力量与自然之间的一种物质交换过程，正是“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马克思指出，“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使自己变得更加高尚的人，历史承认他们是伟人；那些为最大多数人们带来幸福的人，经验赞扬他们为最幸福的人”。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中国共产党人是劳动精神的积极倡导者和自觉践行者。在全民族抗战的相持阶段，为了克服严重财政困难，毛泽东同志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并在大生产运动中开荒种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明确将“爱劳动”列为“全体国民的公德”之一。邓小平同志告诫全党，“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为了创造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没有极艰苦的劳动，是不可能的”。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劳动的重要性，指出：“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劳动创造了中华民族，造就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也必将创造出中华民族的光明未来。”

（摘编自唐庆《大力弘扬劳动精神》）

材料二：

“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色、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生动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集中反映了中国劳动者的历史主动精神，是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劳模精神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指出，“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劳动创造人和人类社会，劳动过程是人满足自己生存生活需求并使自己获得主体性的过程；劳动决定人的类本质，通过劳动创造物质财富满足物质需要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实现了人对自我需求的认知；并最终通过劳动解放让劳动成为人自由自觉的活动，为实现人的本质复归和全面解放提供最直接的条件。列宁指出“他们千百年来都是为别人劳动，被迫为剥削者做工，现在第一次有可能为自己工作，而且可以利用技术和文化的一切最新成就来工作了。用为自己劳动取代被迫劳动，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更替”。劳模精神本质上体现了人的自主劳动。通过自主劳动，建构起劳动者与劳动价值观、劳动情感态度、劳动对象、劳动过程、劳动目标之间的统一性关系。在此种意义上，劳模的劳动就具有了极其鲜明的主体性特征，劳模精神也就成为劳动主体自由自觉性的精神表征。正是在“为自己劳动”的过程中，劳模精神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异化劳动”的积极扬弃，以及对自身本质、劳动自由、劳动创造和劳动幸福的充分肯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楷模，他们以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卓越的劳动创造、忘我的拼搏奉献，为全国各族人民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全社会都应该尊敬劳动模范、弘扬劳模精神，让诚实劳动、勤勉工作蔚然成风。”这些重要论述，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发展、弘扬劳模精神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引和有力思想武器。

劳模精神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滋养。女娲补天、大禹治水、后羿射日、神农尝百草等神话故事，展现出先民艰苦奋斗、自强不息、舍己为公、无私奉献的精神品格。《论语》中的“执事敬”“事思敬”“敬其事而后其食”，《周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尚书》中的“功崇惟志，业广惟勤”等，传达出中华民族敬业乐业、勤劳勇敢、自强不息、革故鼎新、吃苦耐劳的价值理念。

党领导人民所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劳模精神的生成发展提供了丰厚滋养与深厚底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历史进程中，在长期奋斗中创造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亿万劳动者以主人翁姿态胸怀全局、顽强拼搏、创新创造、接续奋斗。

（摘编自彭维锋《劳模精神的理论意蕴与实践路径》）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诗歌追求画意，既指诗歌的画面之美，也指情和景、意与境的统一，即画面之美和意境之美的结合，诗人在进行诗歌创作时往往也需要调动其形象思维，在头脑中唤起所要描绘场景的图画，然后通过文字的形式表现传达给读者。南宋中兴三大诗人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的农事诗，融诗情和画意于一体。他们借鉴画技入诗，描绘出一幅幅具体生动、富有美感的艺术画面，呈现出“诗中有画”“以画为诗”的创作特质。

他们善于运用色彩词描绘出一幅幅五彩斑斓的绚丽图画。陆氏《暴雨》“黑云如龙爪，白雨如博棋”，以形象化语言描写“黑云”和“白雨”之形态。诗歌以黑、白等色调营造了一个朴实无华的意境，类似中国传统的水墨画，看似简单却韵味无穷。

不仅如此，他们还有意识地运用色彩对照使意境增辉。如《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杨氏运用红、绿等色彩，将西湖荷塘中荷花、莲叶竞相生长的盛景描写得真实而贴切，极富色彩感，一下子就使读者脑海中浮现出荷花莲叶的面貌。其他如《过杨村》“红红白白花临水，碧碧黄黄麦际天”、《南溪早春》“高柳下来垂处绿，小桃上去末梢红”、《过秀溪长句》“海棠开尽却成白，桃花欲落翻深红”等，诗人在其间描绘的色彩，或浓墨重彩，或淡墨轻染，其旨归即在于增加诗的画意，加强诗的魅力。

有时他们还注重通过色彩对比，以突出诗歌主题。范氏《夏日田园杂兴》中“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用雪白、金黄等冷暖色调造成强烈对比，借以营造素雅、空明的意境，构建一幅迷人的“初夏图”。陆氏《三月十一日郊行》中“水陂漫漫新秧绿，山垄离离大麦黄”，以绿色与金黄色进行对比，暗示农忙季节就要到来。

文本中，有的还以景物的组合来形成色调之美。《晨起坐南堂书触目》构设了“林塘”“断云”“微雨”“奇峰”“远水”等自然美景。虽然它们具有不同色彩，但陆氏巧妙地将它们加以组合，形成了鲜明的色调美：近看“漠漠断云开复合”，白云复合奇幻；远观“奇峰角立千螺晓”，山峰突兀苍穹，远近结合呈现出一幅色彩感浓烈的图画。

为了追求更高层次上的画意，“三大诗人”在其农事诗创作中善于捕捉运动、变幻、转瞬即逝的物象，突出其动态特征，并将其艺术地再现出来。

《暮热游荷池上》中，杨氏傍晚时分走出室外，抬头仰望，看到天空出现一朵云头，“旋旋开来旋旋收”。再细观这朵云头，像“蒙松松树子”，忽然，它又变成随风飘动的柳树球，变化万千；《夜宿东渚放歌》描绘了一幅绝妙的秋江晚霞变幻图：他观察天黑之前的东渚晚霞，或旋载蜀锦、须臾红锦，或暮鸦翠纱、澄江如练，幻化神奇。

《秋日田园杂兴》中，范氏形象地描绘了“橘蠹”的蜕变过程。当虫茧幼小之时，看上去像“蓑衣”。待其渐渐长大后“忽然蜕作多花蝶”，突然破茧而出化为彩蝶。他还特别描写了其翅膀上的“粉”刚干，“翅粉才干便学飞”，就跃跃欲试地想要飞舞的神态。

为丰富特定事物的情态、加强画面的动感，他们在其农事诗创作中还常使用一些具有动感的词语，除了上文的“旋”“忽”，还有“俄”“速”“转眼”等。

工笔是运用细致的笔触勾画景物的一种艺术表达方式。“三大诗人”的农事诗即表现出他们细致深刻地观察物象，并且精工入微地加以描绘的艺术特质。

《白莲》中，杨氏描绘了一朵冰清玉洁的白莲花的花瓣“花头素片剪成冰”，似是用冰片雕刻出来的一样。再看其叶子“叶背青琼刻作梭”，仿佛也是由专业画工精心描画出来的。刻画之精巧、细腻令人叹为观止。

范氏《催租行》写里正手持文书踉跄敲门、“醉归耳”、“大如拳”及“成一醉”等细节，寥寥数语如同简笔素描，活画出官府催租小吏厚颜无耻的形象，形神毕肖。《春日田园杂兴》描写土地解冻，大地回苏，花草蓬勃生长，重点描写其突然惊奇地发现院里冒出了几支竹笋的细节：“舍后荒畦犹绿秀，邻家鞭笋过墙来。”原来这是邻家院落竹林的根因分蘖生长而穿墙横冲过来的，喻示着春天的勃勃生机以及邻里之间的和睦关系。《夏日田园杂兴》写“留得黄丝织夏衣”，摹写“留黄丝”的细节：小妇虽然今年“蚕桑熟”，但因要缴纳繁重赋税，自家只能留存少量的次等黄丝来织衣，反映她虽千辛万苦地劳作，但仍衣不蔽体的酸楚。同篇“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通过“学种瓜”这个细节，突出庄户人家孩子的勤劳持家和独当一面。

《登城望西崦》中，陆氏通过“炊烟”“钓筒”及“麦桑”等细节抒写，勾勒出乡村高古清纯、淡泊醉美的田园风光。《书村落间事》中，“儿从城中怀肉归，……再拜进酒寿老人，慈颜一笑温如春”，称颂父慈子孝等淳朴民风。《农家叹》首写乡民在山坡种满麦子，水田种满了水稻，突出牛颈部虽“生疮露骨”也没让其停止耕地的细节，其目的就是期盼过上“太平”生活。

（摘编自贾名党《论“南宋中兴三大诗人”农事诗中的图画美》）

插秧歌

杨万里

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

笠是兜鍪蓑是甲，雨从头上湿到胛。

唤渠朝餐歇半霎，低头折腰只不答。

秧根未牢莳未匝，照管鹅儿与雏鸭。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诗的格律》是闻一多先生系列诗论中最重要的一篇。在这篇论文中，他系统地提出“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辞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这一关于新诗“三美”主张遂成为新格律诗派的理论纲领。

闻一多先生认为，诗歌的音乐美是首要的。他极力宣扬格律，声称“诗所以能激发情感，完全在它的节奏；节奏便是格律……越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戴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对于一个作家，格律便成了表现的利器……本来诗一向就没有脱离过格律或节奏”。他还认为“整齐的字句是调和的音节必然产生出来的现象，绝对的调和音节，字句必定整齐”，对于字数整齐但音节却不一定调和这个问题，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那是因为只有字数的整齐，没有顾到音尺的整齐。”也就是说，音尺、韵脚等音乐性因素的组合，构成了诗的韵律、诗的节奏，而音节和韵脚的和谐又构成了诗的音乐美，成为诗的基本动力。“音尺说”是闻一多最为得意的发现，以至于他在论文的结尾认为“新诗不久定要走进一个新的建设时期了”。

新诗绘画美理论是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主要是指诗的辞藻的选用，即诗歌语言要求美丽，富有色彩，讲究诗的视觉形象和直观性。诗画同源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在先贤们那里，诗与画常常相得益彰、相映生辉。苏东坡在观赏王维的诗画后评价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在先生的诗作中，也经常出现红、黄、青、蓝、紫、金、黑、白等表现色彩的词以及带有鲜丽色彩的物象，此外还注重色彩的对比，使诗画相通。

新诗建筑美理论是先生根据汉语的特点提出来的：“文字本是占时间又占空间的一种艺术。既然占了空间，却又不能在视觉上引起一种具体的印象——这是欧洲文字的一个遗憾。我们的文字有了引起这种印象的可能，如果我们不去利用它，真是可惜了……如果有人要问新诗的特点是什么，我们应该回答他，增加了一种建筑美的可能性是新诗的特点之一。”并把它与我国传统的律诗相比，得出“（律诗）可差得多了”的结论，因为“律诗永远只有一个格式，但是新诗在格式上是层出不穷的……律诗的格律与内容不发生关系，新诗的格式是根据内容的精神制造成的……律诗的格式是别人替我们定的，新诗的格式可以由我们自己的意匠来随时构造”。先生所说的建筑美，主要是指从诗的整体外形上看，节与节之间要匀称，行与行之间要均齐，虽不必呆板地限定每行的字数一律相等，但各行的相差不能太大，以求齐整之感。

（摘编自李长空《闻一多的“三美”诗论、创作实践及影响》）

材料二：

闻一多和徐志摩都是新月派的代表诗人，但他们的诗歌在形式和内容方面都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

在诗歌形式方面，闻一多与徐志摩有着新月派诗人共同的追求，就是“完美的形体是完美的精神的唯一表现”。他们的诗歌大部分能体现他们所主张的“美”的理论，但是我们又可以看到他们的“美”的方面有着明显不同的表现。

徐志摩对新诗的贡献尤其是在音乐美上。他认为音乐是诗的血脉，音乐美的主要内容是诗的“内容的音节的匀整与流动”。音节基于纯真的情感，给每个词赋予生命，回荡着美的旋律。如《沙扬娜拉》节奏和旋律轻柔舒缓，最后一句不用汉语中的“再见”，而用日语“沙扬娜拉”把它处理成柔和尾音，既显得温柔缠绵，又富有东方式女性风韵。从这些细致的处理中，读者已不难体会到诗人在音调上的煞费苦心。

闻一多专于雕塑感的音乐。首先，闻一多强调诗要有“音乐美”乃是借用音乐的术语，要求在一首诗中，每一行的音节数量变化要有规律可循，有节奏感，读起来朗朗上口，易诵耐听，富有音乐性。其次，闻一多的诗着重音节的总体性的安排，以强烈的节奏来压抑浓缩感情，形成新的艺术境界。如《死水》一诗最为出色。

闻一多留美期间，精心研究美术，并达到较高的水平。学画出身的闻一多对色彩之美的敏感远远超过一般诗人。徐志摩的诗也非常讲究辞藻的色彩美。《再别康桥》中夕阳中的金柳、软泥上的青荇、潭底的彩虹、斑斓的星辉组成了色彩明丽的画面。比起闻一多诗歌中的静态美，徐志摩的动态而不嘈杂、清新、美丽的大自然，闲适、恬静的南国水乡风光展现在人们的面前，给人返璞归真的感觉，比起闻一多诗歌实实在在的描写，徐志摩诗歌中的画面更有令人想象的余地。

在他们的诗歌中，都具有五四时期特有的时代精神——追求个性解放，争取民主平等。但是他们诗歌的思想内容又有着明显的差异。

闻一多是近现代中西文化大交汇、大碰撞中成长起来的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家，他首先以独具特色的诗闻名于世，他的诗作数量并不算多，但以感情深厚、艺术精美见长。他的诗在内容上的突出特点，就是具有极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质，表现出深沉、热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从爱国爱民的真情出发，表现出对黑暗现实的厌恶，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其中“红烛”本身就是象征着对祖国的炽热之情和对祖国新生的祝愿。在《孤雁》中，诗人以“孤雁”作喻，倾吐了离国之后的寂寞与愁苦，表达了对“喝醉了弱者的鲜血，吐出那罪恶的黑烟”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憎恶。

徐志摩是个资产阶级的理想主义者，他有着“爱、自由和美的‘单纯的信仰’”。自开始写诗，诗人就陷入情中而不能自拔。如《为要寻一个明星》可以理解为对理想的追求，但结合当时的情况理解，更像是一首爱情诗，抒发诗人对纯真的爱情的不懈追求。再如《翡冷翠的一夜》借一个女子的口吻诉说着离愁与别绪

（摘编自《浅谈闻一多与徐志摩的诗歌的异同》）

材料三：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鲁迅和沈从文都出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他们都怀着爱国之心和救国之愿，将自己的全副心灵投向了广袤的乡村大地。

知识者的理性让鲁迅自觉肩负起改造传统文化，使之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重任，对于大众启蒙的自觉承担成了他从事小说创作的最重要的立足点。在《阿Q正传》《故乡》《祝福》《风波》《孔乙己》《药》等小说中，鲁迅选择了乡土农民的生活为描写对象，他把对民族现实的关注和对未来的焦虑，落实在对鲁镇、未庄等社会的剖析描写中，一方面忠实记录了生活在贫困凋敝的乡村中的农民的悲惨命运，另一方面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了乡土中国沉重的封建意识。对于乡村世界，他既有清醒的认识又有冷静的批判，他更关心的是农民不能真正认识自身的生命意义和生存价值，提出了农民如何突破旧的精神枷锁、获得新的理性认识的命题，表现出他冷峻的思想革命意识和启蒙精神。

而沈从文乡土抒情小说的出现，则在描绘乡土人物与场景上带给人们耳目一新之感。这些作品所展示的中国遥远边地的自然山水、风土人情与人物剪影显得别具一格。作品中表现出对于乡村生活极为温柔的眷恋和对于地方风俗充满温馨的欣赏与陶醉，本色质朴，读起来津津有味。他总是以全副笔力赞颂美好的自然、生命的力量和纯洁朴实的人性。《边城》中渡船老人的勤劳、善良、敦厚，凡一切传统美德都不缺少；有头有脸有身份的船总顺顺，大气豪迈，正直公平，扶贫救困，很受茶峒人的敬重；顺顺的两个儿子，皆结实如虎、豪勇爽直，与人搏斗敢挺身而出，吃苦出力也不畏缩；翠翠更是沈从文向往的优美人性与人情的化身，隽秀的山水和古朴的民风，造就了翠翠清澈透明的性格。她美丽、热情、纯真，心怀美好的憧憬与期待，她那循乎自然的生活方式与在爱情中表现出来的典型的中国式思恋与坚贞，都是作家讴歌的象征着“爱”与“美”的人生与人性。这种自然的人生与善良的人性，在沈从文特异的“湘西世界”里比比皆是。他们热情、勇敢、诚实、勤劳、朴素的人性超乎自然，这是“乡下人”的道德状态与人格气质。沈从文把民族出路的探索和变革现实的希望寄托在对完美人生形式的再造上。

因此，我们可以说，沈从文的重塑民族品德与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有着大体一致的目标，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其终极目标都是如何使我们的民族强盛起来。

（节选自《鲁迅与沈从文乡土小说比较研究》，有删改）

材料二：

虽然鲁迅与沈从文的乡土小说都与民俗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但因为各自民俗文化的差异，他们乡土小说的创作又呈现出不同的文学风貌。

人物形象是小说的主要内容，作家创作时首先想到的就是人物形象的设置与安排。鲁迅的小说创作从一开始就是以启蒙为目的，并且一直坚持到最后，因此，自决意弃医从文，以文艺来改造国民精神后，鲁迅的注意力更多地从世界的科学物质文明的介绍，转入对人类精神文明的推崇。这一创作目的在其乡土小说中尤其集中反映在人物形象的设置与刻画上，他要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并借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反映中国专制统治者的高压政策和愚民手段。因此，我们随处可见鲁迅笔下的人物普遍主体性缺乏、生命意识盲目、高度压抑和病态，甚至奴性十足。相对而言，在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中，我们看到的则是另外一副情景。“湘西世界”中的人们与现实世界抗衡，不断地坚守着人的情怀、价值、理想和灵魂，他构建了另外一个区别于鲁迅所构建的乡村世界的“湘西世界”，无论是自然景致、生活景观，还是传统习俗，都是原始的、未开化的，人们没有奢华的物质享受，没有高深的知识学问，甚至没有高雅的举措，但正是这种自然状态里生存的没有被异化的“自然人”，充满了“野性”，如翠翠、萧萧、老船夫等人。他们虽然也各有人生困境，却不为物累。他们热情乐观、自由单纯而自然健康，与周围的山水景致和谐地融为一体。

同时，鲁迅和沈从文分别代表了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史上的两种不同倾向。以鲁迅为代表的作家群，他们上承五四初期作家对农村疾苦的反映，下启三四十年代的作家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力图再现二十年代的中国农村面貌，写出“乡间的死生”和“泥土的气息”，力图表现中国农村的凋敝，以写实的手法，再现中国农村的景象。而沈从文则是相反，属于乡土小说中的浪漫派，表现的是中国农村的田园式的景象和理想化的生活。所以，沈从文的小说是把美和爱推向极至，浸透在每篇小说中，这是他审美观念的核心。

（节选自《民俗视角下鲁迅、沈从文乡土小说创作比较》，有删改）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虽然文学艺术形象不同于生活形象，但是文学艺术形象离不开现实生活。现实生活是形象的唯一源泉。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文学艺术的源泉是人类的社会生活，“这是唯一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正因为文学艺术的源泉是现实生活，我们就不能把文学艺术形象看成一种独立的意象或图形，而应当看成现实生活在文学艺术中的反映。许多作家从事创作，都是因为现实生活打动了他们，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有所感受和体会，然后把现实生活里的人物和事件当成原型，进一步加以艺术的构思，塑造成艺术形象。例如鲁迅小说中的人物都有或多或少的现实根据，那更是我们所熟知的。这是就人物形象的原型说。至于说文学是反映现实的，文学的形象都根植于现实生活，则所有的作品都没有例外。幻想形式的文学作品如《西游记》等，表面看来好像和现实生活没有关系，在生活中我们不会看到孙悟空这样一个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的人，但是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孙悟空的性格，研究一下围绕他而展开的矛盾和斗争，就知道这一切都是有现实根据的，它们不过是通过幻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罢了。因此，文学中的形象没有一个是可以脱离现实生活的，没有一个跟现实生活是“孤立绝缘”的。形象必须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现实生活构成了形象的基本内容。有什么样的现实生活，就反映为什么样的形象。离开了现实生活，艺术的形象就不可能存在。这一点是唯物主义的美学与唯心主义的美学的一个根本分歧，不容忽视。

说形象和意志、欲念没有关系，和概念、思考没有关系，也是错误的。一个作家可能不是任何时候都非常明确地认识到他为什么要创造这样一个形象，但是他既然创造了这样一个形象而不创造另外一个形象，那就说明了这样一个形象是他所感兴趣的。为什么会感兴趣呢？在广漠无边的现实生活的矛盾和斗争中，他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些方面作为创造形象的材料呢？这都和他的世界观、立场和个人爱好等有密切的关联。因此，从选择材料开始，作家创造形象的工作就与他的思想倾向分不开。当作家把生活的材料加以概括和提炼，构思成为鲜明的形象的时候，他的世界观就成为形象的积极的评价者和组织者。可见正是作家对形象的评价构成形象的思想内容。要否定形象的思想内容和思想倾向，是不可能的。同样是描写农民的生活，由于作家的世界观和生活经历不同，就构成具有不同内容的艺术形象。在“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的王维看来，农民生活是一首悠闲的牧歌：“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王维《渭川田家》）在“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的白居易看来，农民生活就成了一幅被剥削被压迫的悲惨的图画：“岁暮天地闭，阴风生破村。夜深烟火尽，霰雪白纷纷。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并入鼻中辛。”（白居易《重赋》）因此，形象不是像唯心主义者所说的与概念等完全不发生关系，恰好相反，作家正是通过生动的形象表现他对现实的各种看法和评价的。形象是作家参加现实生活斗争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式。

形象是以现实生活为源泉而又经过作家的思想评价的。作家正是站在他的思想立场上，根据艺术的美学要求和他个人的情感和爱好，对现实生活加以评价、改造，而后把现实生活再现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像这种再现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现实生活，我们就称为艺术形象。这样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由于经过了作家的美学加工、思想评价和情感色彩的渲染，它不同于实际生活，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是找不到这样的形象的。例如虽然曹雪芹说他所写的是亲见亲闻的几个女子，但在实际生活中是找不到林黛玉、薛宝钗这些人物的。作家所创造的形象虽然在实际生活中找不到，它却像实际生活一样真实。我们读《红楼梦》，林黛玉、薛宝钗这些人物形象都按照生活本身的形式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仿佛看到她们的容貌，听到她们的声音，感到她们的呼吸。这样，形象不同于现实生活，而又具有现实生活的全部真实性和生动性。我们要理解形象，这是一个关键。

（摘编自蒋孔阳《形象和形象性》）

材料二：

艺术形象作为生活的审美反映的成果，自然必须真实，否则它就丧失了审美反映的职能和吸引人的力量，所以许多作家和理论家都把真实性看作艺术的生命，真实性是衡量作品成败的最基本的条件。但是，对于这种真实性要求，艺术形象也不同于科学图例，它不是对生活现象做同形同步的模拟，而是凭借在审美情感激发下的艺术想象对现实生活的感性材料的加工和重构来实现的。这不仅使得反映在作家头脑中的知觉表象不同于生活的实际状貌，而只能是在情绪状态下所看到的样子，而且因为作家创作的目的不只是告诉人们生活的实际状况，更主要的是向读者传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某种发现、领悟、期盼和梦想。所以，为了使这些发现、领悟、期盼、梦想在作品中得以充分地表现，作家在创作时就不会只满足于自己的感知所得；而总是通过自由想象，在意识深处对感知材料进行分解、组合、加工和改造，这样就会使生活题材在作家意识深处发生变异，而成为按照作家的创作意图所构想出来的一个假定的、虚构的世界。

（摘编自王元骧《艺术形象的特征》）

艺术形象的创作须以现实生活为源泉。作家首先从生活中获取素材，经审美情感激发想象，对材料进行分解与重构；继而通过思想评价，①______，使形象既具有现实根基，又蕴含作家的发现与感悟；最终通过艺术加工，②______，使形象超越生活原型，具备更高的真实性与感染力。这一过程表明，艺术形象并非生活现象的简单复制，而是③______的成果。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鲁迅的小说创作始于1913年，止于1935年，时断时续前后不过22年，全部所得只有《怀旧》一篇和《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三集，共33个短篇。莫言的小说创作从1981年起步，迄今32年，累计有长篇11部、中短篇110余篇。从创作的时代背景和数量上看，二者区别殊异，关联甚小。但就作品题材、情境的设定和叙事方式的运用来讲，它们却显示出同以乡土社会为重和以忆旧追述为主的特色。

按照鲁迅1935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的概括，这种把选材的重心和叙事的焦点，都对准叙述者过往熟悉的某一乡野村镇里的生活场景和世态人情，把叙述者执行叙述的声音、角度和认知基准，尽可能靠近预期读者的创作手法，就是所谓“乡土文学”。鲁迅原称的“乡土”，本是指作者现居地远方（空间和时间）的故乡。因而“乡土文学”一说，在鲁迅那里，也主要是指那种被动或主动地离弃了故乡、侨寓在异地，借着刻画和咏叹远去的故乡人事来寄托乡愁的作品。

鲁迅一代的作者笔下的故乡和鲁迅所界定的“乡土文学”，随着中国文学思潮与中国社会思潮的汇流、推进，到1930—1940年代之际，范畴逐渐扩大、内涵逐渐深化、意味逐渐抽象，终于转移、融合进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大众与精英、民间与官方、农村与城市等二元对立的观念轴心，演变成了与传统、民族、大众、民间、农村等一系列表征整个中国社会的价值本位的观念直接对应的一种文学意象和文学风格的符号。

随之而后，长达三十多年“政治先行、文学后进”的文艺运动，使得这一与具体的文学创作实践密切相关的社会观念生成和丰富的历史细节，一度湮没不彰。原本在作家的创造意念和文学文本的世界里可以斑斓多姿的乡土人情和乡土故事，与社会学甚至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传统文化、民族精神、农村面貌、农民阶级等观念形态，日益深入地熔铸、板结在了一起。相应地，“乡土文学”原有的那种批判现实和针砭人性的幽暗气质——鲁迅曾经细致论析过的那种因作者个性、阅历和写作才具的不同而形成色泽各异，但基调相仿的“乡愁”——也被彻底消除，取而代之的是以克服作者主观介入为前提的透明写实的情节处理和机械两分的人物塑造。

直至1980年代，随着包括莫言在内的寻根一代作家的崛起，才重新激活了“乡土文学”，并将其还原为一种创作手法。

与其他许多同辈作家在寻根落潮之后纷纷离开“乡土”、关怀当下不同，莫言的小说创作重心至今保持在他的成名作所确立的那个特色鲜明的“乡土”叙事场域之内。这不仅突出地体现于他的11部长篇作品，同时也体现于他相当部分的中短篇小说。关于这一点，类似鲁迅小说中的“乡土”始终或明或暗地维系于以未庄、鲁镇、S城为符号，以绍兴为原型的地理人文场景，莫言的小说也显现出执着、持久地将自己真实的故乡山东高密大栏乡文学化和意象化的取向，其结果就是“胶东高密东北乡”这一亦真亦幻的场景在莫言小说世界里跨文本、跨时代的稳定存在。

此外，也正如鲁迅小说的叙事建构，赋予未庄、鲁镇、S城这些文学场景作为凝滞不变的“老中国儿女”思想和生活情态的地标隐喻的意味，莫言小说的叙事建构，也在不断丰富和加强“胶东高密东北乡”作为社会和历史的地标隐喻的意味。恰在此，莫言小说展现出了与鲁迅小说同中见异的特质：它的叙述者和鲁迅小说一样都间离于它所叙述的乡土故事，但鲁迅小说这种间离更多、更明显地依托了承五四思想启蒙运动而来的知识分子立场，理性为主、感性为辅；而莫言小说却正好相反，它的叙述间离主要是支撑在感性基础上，其中也携带着知识理性的因素，但并不以此为重。莫言小说世界的景观因此在趋于芜杂、斑斓和幽暗的方向上显得更为奔放、狂野。

从精神谱系上究其成因，这当然仍可归结为从文学寻根一代而来的一种思想和审美习惯。但在别的许多作家那里中断了的习惯，莫言却在其创作中进行了独异、新颖的拓展，其脉络已远超出文学或社会潮流总体进程的涵盖范围。对于这种发展，或许从乡土是依从还是成就现代、是依从还是成就都市、是依从还是成就世界等社会历史的实际问题层面去探察，才会获得较为合理、贴切的认识和理解。如果非要用一个名词来加以概括，鲁迅小说和莫言小说这种既相关又相异的关系或可称作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中层叙事”在不同时代区间和文化层次上的不同呈现。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重大主题、专业表达、长篇叙事，构成了当前报告文学创作的基本风貌。报告文学在朝着这样“专”而“大”的路径发展时，纠缠在其周围的议论也愈加多重。直面、梳理、分析这些声音，对报告文学的繁荣发展殊为重要。

最为突出的是如何加强报告文学的读者接受。随着报告文学的长度不断增加，中短篇报告文学越来越不受重视。长篇巨制式的作品客观上限制了社会公众的接受，要知道一部报告文学书籍动辄近百元，读者还要花足够多的时间才能完成阅读，许多作品因为篇幅过长而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读者检验。作家在创作之初应有读者意识，一部报告文学作品不仅是为了给所写领域、地方、机构记录一段历史，提供一种有人物有故事的“年鉴”或“志书”，还要能满足社会公众对某一陌生领域、事件、人物热切及时的关注。这就意味着报告文学要从一味求大求全中跳出来，重新思考其作为轻骑兵的优势。

其次，如何厘清纪实与虚构的关系。这是一个老问题，近年来也面临着新情况。小说创作这些年出现纪实化的趋势，故事发生地有现实依据，使得纪实与虚构的界限更加模糊。这种情况下，报告文学如何凸显其纪实的特质？一些作品通过大量的人物对话，努力还原现场感，但试想，一部描写已经发生了半个多世纪的人物事件的报告文学，要想在对话上如实还原，是非常困难的，要面临着是否真实的质疑。可以说，在纪实与虚构的问题上，报告文学作家比小说家面对的难题更复杂，处理起来更棘手。

再次，报告文学的文学性问题。很多报告文学作家都希望并且必须将自己的作品作为文学作品来对待。这是文学意识和艺术性要求的体现，却经常被有意无意地忽略。评论家评价一部报告文学作品有许多方便简易的角度：题材是重大的，采访是艰苦的，表现是真实的，等等。而文学性往往成为一个看上去来不及探讨的“枝节”问题。事实上，文学性至关重要。应该对报告文学作品的文学质地给予特别评述，同时还应从理论上、从创作学的角度，对其文学性提出要求。不得不说，一些报告文学作品在叙述上没有特别用心，语言表达也不太讲究，细节化的描写不够丰富、精彩，求大求全的抱负盖过了对语言的追求，没有达到和主题高度相匹配的艺术高度。

或许因为这样的原因，目前的报告文学界，总被其他一些概念所冲击。相对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似乎更侧重亲历者的追述，对过往人与事的回忆更值得采信；“非虚构”异军突起，“非虚构”的题材往往没有那么重大，描写却又比较深入，小人物小事件折射出时代潮流，更具文学性追求。留给报告文学的似乎就是以重大题材为主了。

（摘编自阎晶明《锻造报告文学的魅力》，《人民日报》2025年2月18日）

材料二：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精准扶贫到走向共同富裕，新的山乡巨变正在中国广袤的乡村社会生动蓬勃地发生着。报告文学，作为具有社会性与公共性等特征的文体，又一次被时代所选择，在“新山乡巨变”这一主题写作中显示出重要而独特的文体价值。作为“精准扶贫”首倡地，湖南的报告文学作家更多了一份得天独厚的写作资源，并自觉继承了《山乡巨变》作者周立波先生的创作精神，在这一跨越时代的主题呼应上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可供研究的文本。

周立波认为“报告文学者的写字间在整个社会”。同频时代、深度参与并书写时代主题，是报告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这在中国报告文学百年发展历程中已得到了充分实践和验证。在新时代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走共同富裕道路等一系列新农村建设国家战略实施的同时，报告文学同样以即时、在场的态度实践着自身的文体使命。湖南报告文学这种介入山乡巨变的写作态度更为自觉，也更加自信。

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为重点的报告文学乡土写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我们也必须指出这类创作存在的问题。如题材过度集中，写作者急躁、敷衍甚至是偏移的态度，为了赶任务抢时间等原因，使得写作周期短，造成了书写模式化、浅表化、同质化等问题，作品辨识度不高，作家自身风格更难以形成。这种千人一面的文本样貌会推远读者的阅读初心，最终对报告文学文体带来伤害。

新时代无疑是一个具有史诗性变革的时代。中国新时代乡村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到走向共同富裕，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而创造这一奇迹的正是深入一线扶贫的基层干部、返乡创业的农村青年、回报家乡的企业家，以及投身乡村建设的广大农民。他们也正是新时代山乡巨变中的典型人物，是值得书写的时代新人。新时代乡村新人很大程度上昭示着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时代必然性与未来可能性，塑造新人形象是一个从个人经验书写上升为时代整体性经验书写的有效实践。

新时代山乡巨变呼唤新的文学审美关系。面对新时代广阔丰富的创作资源，作家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真正做到为时代立传，为人民抒怀。《乡村国是》作者纪红建五年时间行走十多个省市202个村庄，这种与农民吃住在一起的情感连结，把文学写在大地上的虔诚，正是对周立波先生“报告文学者的写字间在整个社会”这句话的有力践行。湘西作家龙宁英则以主人公身份经历了湘西脱贫的真实过程，写下《逐梦——湘西扶贫纪事》，主题、人物、土地的关系自发天成，就避免了假大空的口号式宣传，也在客观展现现实情形的同时，巧妙地把握了文本的主体性。

（摘编自黄菲蒂《“新山乡巨变”写作中的湖南报告文学视野》，《湖南文学》2024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