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说起来诗也是不平等的，说诗不平等不是指诗有优劣之分，而是说同样好的诗或同样坏的诗却有绝对不同的价值。也就是说诗除了内在的本值以外还有外在的附加值，这附加值往往还成了诗的主要价值。附加的价值自然来自附加的意义，而附加的意义则来自两件事物：一是时间，一是阅读。时间和阅读常常是比原作者更重要的创作者。我们读《诗经》就深切地感到了这一点。今天放在我们面前的《诗经》已同当年孔子面前的《诗经》不是一回事了。文字还是那些文字，但两千年的存放已大大改变了这些文字的品质。

时间首先就唤起了你的尊敬，远古的诗比当代的诗更能吸引你凝神关注，这就像是人们重视异乡情调而轻视本地风光，甚至与“远来和尚会念经”这些粗鄙的谚语也有几分理通之处，源于一种很难解释但又毋庸置疑的心理规律。比如说同样是说大话，身边侃爷的豪言壮语，你常常也不过就是那么一听，但《卫风·河广》中说道：“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这大话你听着就有几分惊心动魄了。

长长的时间隧道放大了古人的声音，远古的神秘与隔膜甚至使当时人们的街谈巷语对今人来说都带上点神祇的味道。人们对古代人的感觉是很复杂的：一方面带着子孙对宗祖的敬畏，带着生不满百年的过客在无法克服的时间面前必有的自谦，另一方面也带着几分现代人的优越感。敬畏和自谦使人们觉得古人深不可测，连举手投足都大有深意；而那种不能自禁的优越感则又使人们对古人的短处心怀宽容，对古人的一颦一笑都感到惊喜。当然，时间为古诗增添魅力还由于古今语言的奇妙差异。语言在时间的流逝中自然演变，古今的语言同中有异，这相似的影影绰绰是一种难以抵挡的诱惑。《诗经》的语言乍一看来实在是不解其详，但仔细推究又能够恍然大悟，这种掘土见泉、登山望景一样的过程使你有一种创造的喜悦，使你对自己终于获得的理解与欣赏备加珍惜，你无意之中变成了作者的同谋，你会从哪怕是平白无奇的句子中体味出无限深长的意味。

阅读在作品增值中所起的作用应该说仅次于时间。这两种因素还常常纠结在一起，作品存在的时间越长，所获得的阅读机会当然就越多，作品所积累的理解和意义也就越深厚。具体到《诗经》，重要的还不是这部作品受阅读的广泛程度，而是它在阅读中所处的地位。作品的阅读地位关系到它所产生的功能，这种功能又反过来改变着作品自身的状态。比如说一束光如果它没有为人照明它仅仅是一束光，而一旦它在黑暗中照亮了人们它就成为一盏灯；一束光和一盏灯的意义是不同的。

《诗》本来不过是田野的民谣、宴饮和祭祀的侑曲，《诗》最初是诗，在长期充当了经的角色之后就成了《诗经》。“诗”是它的本来面目，而“经”则是它的后来面目。《诗经》作为经所经历的阅读是一种神圣阅读，神圣阅读赋予它一种庄严性和绝对性，因而那些本来是偷情幽会的诗也就神圣起来了。

对于《诗经》，明代以后有一种思想解放运动，说要把《诗》就当成诗来读，现代批评家更是主张剥去了它作为经的光环。这种阅读立场非常正确，也非常益人心智；但这主张只说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诗经》还有另一方面，那就是它确实还同其他诗不一样。就因为它曾经充当过经，它的存在就已成为重要的历史事件，已成为我们民族生活与心理不可分割的构成部分，它的精神已进入我们的血液，我们的人格和灵魂在很大程度上就来自它的赋予；甚至它还是我们一个重要语源，我们今天许多日常的成语就来自《诗经》。因而我们今天读《诗经》不仅是由于对古人的好奇，而且还由于对自己的好奇；不仅是一种旁观，而且是一种自省。——就因为《诗》曾经被当成经来读，它于是就成了不折不扣的经，再也回不到纯粹诗的状态了。或者可以说把《诗》当诗来读是一种文人眼光，而把《诗》当经来读则是一种史家见识；作为一个读者你或者偏执一端，或者兼具手眼，那就看你的高兴了。

（摘编自李书磊《〈诗经〉辨》）

材料二：

甲骨文“美”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美学意识的萌芽，而且是与“善”联系在一起的。此后的传世文献《易经》《尚书》没有“美”字。《诗经》出现大量的“美”字，并且不再与“善”相关联，而是由更高的价值词“好”来统摄。这意味着中国美学意识从道德意识中独立出来，标志着中国美学意识的觉醒，这是中国美学思想的真正开端。

《诗经》所有“美”字都形容人，表明中国美学思想一开始就不是艺术美学，而是“人的美学”。这意味着中国美学意识的觉醒是人的觉醒，其内涵是人的情感的解放，尤其是男女爱情的自由表达。因此，《诗经》里的“美”字全部出现在《国风》中，这意味着中国美学意识首先出现在民众中，即并不是后儒解释的伦理政治思想。同时，《诗经》不仅开始具有诗歌艺术的诗学反思，而且开始具有诗歌艺术的美学反思，即是艺术美学思想的萌芽。

（摘编自黄玉顺《中国美学意识的觉醒——〈诗经〉美学思想研究》）

静女《诗经·邶风》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距离”一词的本义是对时间和空间而言的。如从此时到彼时、从此地到彼地之间隔着一个长度，人们就把这种时间、空间相隔的长度叫做距离。“心理距离”中说的“距离”，不是指时空相隔的长度，而是指心理的距离，这是指我们在观看事物时，在事物与我们自己实际利害关系之间插入一段距离，使我们能够换一种眼光去看世界。这种距离的插入，是靠自己的心理调整实现的，所以叫做“心理距离”。

古往今来，一切伟大的诗人、艺术家之所以能从寻常痛苦甚至丑恶的事物里发现美和诗意，就是因为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心理调整，将事物摆到一定的距离加以观照和品味。例如竹子，在一般人的眼里，它不过是可以架屋、造纸和当柴烧的寻常之物，但中国古代诗人面对竹子，却以另一种眼光，从它那里发现了一个又一个鲜活、动人、美丽、清新的世界。“寒天草木黄落尽，犹自青青君始知”（岑参），“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李白），“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杜甫），“始怜幽竹山窗下，不改清阴待我归”（刘长卿），“一节复一节，千枝攒万叶。我自不开花，免撩蜂与蝶”（郑燮）。这些诗人改变了看待事物的普通方式，所以普通的竹子在这些诗人的眼中已具有生命的颤动和美好的性格，竹子在诗人的“心理距离”的作用下，已进入了艺术世界，获得了美的意味。

审美体验中的“心理距离”是存在“内在矛盾”的。一方面，艺术作品能否感动我们，引起我们的“共鸣”，这与艺术作品所描绘的生活情景跟我们自身独特的生活经验、体会相吻合的程度有关。艺术作品中所描绘的生活情景与我们的个人经历愈是吻合，我们对艺术作品的领会就愈是深切入微，艺术作品就愈是能打动我们。另一方面，艺术作品所描绘的生活情景与我们的生活经历愈是贴近，我们就愈容易把作品的艺术世界与自身的生活经历混为一谈，也就愈容易从艺术世界退回到自身经历的现实世界。这样，愉快的审美鉴赏就可能变成痛苦的自伤身世了。上述两条规律似乎是不相容的。第一条规律强调欣赏时距离要小，第二条规律则强调欣赏时距离要大，所以称为“距离的内在矛盾”。

那么如何来解决审美体验中的“距离的内在矛盾”呢？英国美学家、心理学家爱德华·布洛提出，“无论是在艺术欣赏的领域，还是在艺术生产中，最受欢迎的境界乃是把距离最大限度地缩小，而又不至于使其消失的境界”。这种“不即不离”的境界之所以是理想的艺术境界，在于它对“距离的内在矛盾”作了妥当的安排，既不因距离过远而无法理解，也不因距离消失而让实用动机压倒审美享受。这样，就使审美主体在面对审美客体之时，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就艺术创作而言，正如王国维所言，“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当然，在审美体验中，能不能获得“不即不离”的距离，不但与审美客体相关，也与审美主体的思想文化修养相关。对于思想文化极其低下的审美主体而言，无论面对多么优秀的艺术品，也会因“距离丧失”而想入非非。艺术创作中经常运用的诗化原则、陌生化原则、变形原则、程式化原则，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都是艺术家为了使其艺术品获得理想的审美心理距离所采取的艺术处理。

（摘编自童庆炳《中国古代诗学与美学》）

材料二：

种田人常羡慕读书人，读书人也常羡慕种田人。竹篱瓜架旁的黄粱浊酒和朱门大厦中的山珍海鲜，在旁观者所看出来的滋味都比当局者亲口尝出来的好。新奇的地方都比熟悉的地方美，东方人初到西方，或是西方人初到东方，都往往觉得面前景物件件值得玩味。本地人自以为不合时尚的服装和举动，在外地人看，却往往有一种美的意味。

这全是观点和态度的差别。持实用的态度看事物，它们都只是实际生活的工具或障碍物，都只能引起欲念或嫌恶。要见出事物本身的美，我们一定要从实用世界跳开，以“无所为而为”的精神欣赏它们本身的形象。总而言之，美和实际人生有一个距离，要见出事物本身的美，须把它摆在适当的距离之外去看。

我说“距离”时总不忘冠上“适当的”三个字，这是要注意的。“距离”可能太过，可能不及。艺术一方面要能使人从实际生活牵绊中解放出来，一方面也要使人能了解，能欣赏。距离不及，容易使人回到实用世界；距离太远，又容易使人无法了解欣赏。

艺术都是主观的，都是作者情感的流露，但是它一定要经过几分客观化。艺术都要有情感，但是只有情感不一定就是艺术。富于艺术材料的生活何以不能产生艺术呢？艺术所用的情感并不是生糙的而是经过反省的。蔡琰在丢开亲生子回国时决写不出《悲愤诗》，杜甫在“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时决写不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两首诗都是“痛定思痛”的结果。艺术家在写切身的情感时，都不能同时在这种情感中过活，必定把它加以客观化，必定由站在主位的尝受者退为站在客位的观赏者。一般人不能把切身的经验放在一种距离以外去看，所以情感尽管深刻，经验尽管丰富，终不能创造艺术。

（摘编自朱光潜《谈美》）

湘西凤凰，是沈从文先生的故乡。在外漂泊时，他多次提及故乡风景秀丽，民风淳朴，人们真诚友爱。1930年，沈从文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发现故乡已不是他一直想念的故乡了，社会黑暗，现代“文明”的精神污染，使湘西人古朴的人性发生了扭曲裂变，让他不寒而栗。他深刻地感悟到：唤醒一个民族重新做人的意识，实现人与人关系的重造是必需的。1934年，寄托其“美”与“爱”的美学理想追求的作品——《边城》由此诞生。

10 .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李山说，我们解读《诗经》的时候不是采取的观点越古越好，古人有很多看法，但由于历史局限性，其观点未必都是对的，今天我们在解读的时候一定要避免先入为主的观念，以免走偏。例如《关雎》，汉代人在解释的时候认为是讽谏周康王的，但是后人在读的时候觉得全诗没有提到周康王，因此这种解释是不对的。宋代学者在解释的时候认为这就是一首爱情诗，写的是“一个男孩碰到一个采荇菜的女孩，然后悄悄地爱上了她”，但李山教授认为，“理解诗歌，不能只看里边出现了男子和女子，就断定是爱情诗，这种想法是不对的”。首先，爱情诗常以第一人称的角度叙述，而不是本诗这样的第三人称；其次，钟、鼓、琴、瑟，是高级贵族家里才可使用的乐器。“它是一个典礼的歌唱，淑女与君子成为好配偶，是在典礼中完成的”。

“今天怎么读《诗经》？”李山认为，读《诗经》要把文化读法和文学读法相结合，了解一部经典，首先要知道这部经典产生的时代是否够宽阔够丰富，其次要知道这部经典是否为后续的文化创作发挥了作用，这不仅是在了解一部作品，也是在了解自己的精神历程。例如《伐檀》是反不公正的，这是我们在读《诗经》时应该读到的，也是一个民族真正的精神。把留存在文化中的活泼的民族生机转化成大家能看懂的语言，是学者应该做到的。

（摘编自陈雪《让〈诗经〉照进现代人的生活》）

材料二：

中国最早的现实主义诗歌总集《诗经》具有深刻的伦理意识。《诗经》讴歌上古时代人民的真挚、善良、美丽、勤劳、勇敢。于古代一直被奉为弘扬真善美的经典。孔子首开诗教理论，思无邪；《诗序》以礼说诗，褒贬美刺，推重君王后妃之德；朱子提出“养心劝惩”之说，注重《诗》对个人之内在陶冶。传统诗经学推重道德之义、王化之教，将《诗经》作为国家教育的校本。鸦片战争以后经学失尊，传统诗经学的重德教化传统被抛弃。近年来，学界开始重新认识《诗经》厚重的道德价值。正是《诗经》的道德教化作用，奠定了中国乃至东亚伦理道德与文化的基础。实际上，我们进行当代精神文明教育，三百篇中都可以找到针对性的篇章。如控诉分配不均和劳逸不均，反对暴虐损民，讽喻政治人物贪腐，揭露婚姻中的始乱终弃，宣扬孝亲敬老，即使是其中众多的爱情婚姻诗篇，对追求恋爱自由和婚姻幸福，树立正确恋爱观和婚姻观，在当代仍有现实意义。

《诗经》产生之后，以乐教或昌明义理的形式，启发人的善念。美深化了道德的情感基础，对善具有奠基和先发作用，因此可以作为道德建设的有效手段。《诗》使人在美的熏陶中乐此不疲地感发善念、通晓义理，从感情与理性出发，立德成善、和睦天下。因此，《诗》教既是美育，又是德育。

诗教熏陶、塑造了古代的君子人格，影响了中国人的伦理品格。《诗经》培养的个体，合于礼法、温和稳健、进退得宜。受《诗经》陶冶的社会，文而不弱，武而不暴，团结奋发，仁爱和睦。《诗经》对德操的陶冶虽是一个潜移默化的长期过程，但一旦对人的心灵世界产生影响，便可化为持久的人格魅力和稳定的国家风貌。

（摘编自李营营《〈诗经〉的伦理性》）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谏诤是典型的向上说服。自先秦时期起，中国古代的政治说服活动就以谏诤为主要表现形式。依据主体进行分类，谏诤可分为民谏与官谏。民谏是指以庶民为政治说服主体，向君王阐述为政得失、提出见解的一种形式。《战国策》中记载，“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其中“吏民”中的“民”，“谤讥于市朝”等所体现的是庶民的上谏渠道与制度安排。而官谏则指官员以规正君王不当决策或不妥行动为己任，向天子进献忠言的一种进谏形式。春秋战国以后，开始设立专职谏官。谏官是专职的政治说服者，其主要的说服对象是君主。

而在古代希腊，向下说服则是主要的说服模式。公民而非君主，往往才是说服的对象。“演说家无疑都是精英集团的成员，但其演说词大多是为了向普通受众——通常是大陪审团或公民大会——口头发表而写”，是“为了以某种特定方式劝说普通受众行动起来”，同时这样的演说也是雅典民众与精英之间展开沟通的最重要的形式。演说者想要达到自身目的，就必须赢得民众的赞同和支持。

说服主要是一种口头传播，有时伴随着强烈的表演性，需要运用语调、肢体动作等来协助表达。但这并不意味着口语是政治说服的唯一媒介。实际上，文字也是政治说服的重要媒介。相对于古希腊偏重于口语的口头说服，轴心时代的中国却更多地依赖文字媒介来进行政治说服。在口头说服之外，中国古代形成了一种更为强势的文字说服艺术，如上书或上奏君主。偏倚文字的政治说服体现了历史悠久的文字传统对口头传播的影响。

在进谏模式中，臣子向君主陈述自己的意见，或对君主有所规谏，身体到场的直言上谏固然重要，但并非所有的进谏都是当面陈说。相反，文字形态的“上书”更多地被使用，也更具说服效力。“臣子书谏”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大臣对君主、诸侯王，下级对上级以书面形式上呈规劝性、建议性文字，就是进谏公文，它至少在东周时期就已经产生，并定型于秦、汉，成为影响后世政治说服的重要模板。这种书面性的进谏文章在文体上有“奏”“疏”“表”“论”等不同的称谓，历史上也留传下来不少优秀作品，如李斯《谏逐客书》、诸葛亮《出师表》、李密《陈情表》、魏征《谏太宗十思疏》等。书谏虽然没法调动语调、表情和体态语言，也缺少了现场演说的即兴性和互动性，但文字说服却可以克服时空的局限，进行跨时空的交流；也可以使进言者措辞周密，最大程度地保障不说错话，确保自身的安全。

反观古代希腊，政治说服却始终和口语表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些政治演讲稿虽然以书面的形式流传下来，但也完全是口语化的。古希腊的政治说服是一种偏倚口语的传播活动，在辩论家的眼中，口头表达比书面表达更强有力。古希腊演说者在说服过程中十分注重与听众关系的维护、表演的技巧与情感的传达。正是因为古希腊的政治说服主要依赖于口头表达，因此体态语就显得十分重要。而在中国古代的说服理论中，很少有表演或体态语这方面的总结和论述。

事实上，不同的媒介偏倚与传播取向也塑造了不同的说服文化。专注于口语演说，重视情感与表演的说服方式导致古希腊的说服技巧更为偏向实践中的即兴表演层面，说服文化呈现出移情的和参与式的、集体和趋同的而非疏离的特征。而在古代中国，则更重视书面言辞的论辩作用与论证逻辑的严密，对于口头语言远不及希腊人重视，“大辩若讷”“希言自然”“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主张屡被诸子百家提及。诉诸文字、程序严明的进谏上奏强化了说理缜密、言辞谨慎的说服技巧。

（摘编自潘祥辉、杜颖卉《谏诤与演说：轴心时代东西方政治说服模式的比较研究》）

材料二：

说服可能通过以下两种途径中的一种发生作用。当人们在某种动机的引导下，并且有能力全面系统地对某个问题进行思考的时候，他们更多地使用说服的中心途径，也就是关注论据。如果论据有力且令人信服，那么人们就很可能被说服。如果信息包含无力的论据，思维缜密的人会很快注意到这一点并且进行反驳。

但有时论据的有力与否并不重要。有时候我们完全不可能在某种动机的引导下去仔细地思考。如果我们忙于其他的事情而没有专注于信息，那我们就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去仔细推敲信息所包含的内容。此时我们会使用说服的外周途径，也就是关注那些可能令人不假思索就接受的外部线索，而不考虑论据是否令人信服。当人们转移了注意力或者没有足够的动机去思考的时候，熟悉易懂的表达比新异的表达更具有说服力。

在《影响：科学和实践》一书中，说服研究者恰尔迪尼提出了强调人类相互关系和影响的六大原则：权威性——人们会听从可信的专家；偏好——人们对自己所喜欢事物的反应更加积极；社会证明——人们利用他人的例子来证实怎样思考、感觉和行动；互惠性——人们感觉自己应该去回报所得到过的东西；一致性——人们倾向于遵守自己公开做出的承诺；珍奇性——物以稀为贵。

（摘编自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

材料一：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烛之武退秦师》

材料二：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答司马谏议书》

材料三：王大夫也不解何意，起身说道：“世兄这症乃是急痛迷心。此亦痰迷之症，系急痛所致，不过一时壅蔽，较诸痰迷似轻。”贾母道：“你只说怕不怕，谁同你背药书呢。”王太医忙躬身笑说：“不妨，不妨。”贾母道：“果真不妨？”王太医道：“实在不妨，都在晚生身上。”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式园林好“曲”，是晚唐五代以来私家小园的重要特色，及至明清，这种倾向则更为明显。曲曲的小径，斗折萦绕的回廊，起伏腾挪的云墙，婉转绵延的溪流，虬曲盘旋的古树，等等。景贵乎深，不曲不深也，曲成了中式园林的妙道。

日本室町时代的《山水并野形图》说：“有谚云：‘万木以一见。’有何深意，答案如下：庭内所植众木，应使一眼可瞥全貌。即使良木，也不可皆近植于屋旁，令远处小木隐而不见。”这“万木一见”的哲学，在日本庭园中得到很好的贯彻。“庭院深深深几许”的中式园林却不是万木一见，而是万木皆隐。

初视中式园林，人们常常会觉得建筑并不是它的叙述重心，因为建筑多掩映在丛林里。这与突出建筑语汇的意大利古典园林、法式园林等有根本区别。贝聿铭先生谈到中国园林时说：“你永远不会直接地、清楚地看到尽头，永远看不到全貌。你走进去，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你的注意力，就会停下来，那可能是一棵树、一块石头，或者是一线天光。你可以走在小径上，也可以穿过小桥，道路曲曲折折，这样总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这是一个变换空间尺度的问题，增加许多个焦点，就带来了欣喜——还有探索的乐趣。”含蓄，对于空间逼仄的小园来说非常关键，它提升了景物的包孕度和深邃感，“曲折奥旷兼，远近心目放”，让人流连忘返。

曲线与直线相对。优美的弧线，在僵硬质实的世界里融进柔性力量，将灵动带入直线统治的世界。直线的世界，清晰，可预测，可计量，有规则，也可复制。直线的世界，还意味着一种控制感：大道通天的轴线（这在西方园林中很常见），隐约体现出人间的威势，演绎着管制的条文。中式园林通过曲线解构这种控制性，将小园变成柔和、耐人吟味的可亲近的世界。曲线更带来运动的感觉，因为有曲线，一切都流动起来。“端方中须寻曲折，到曲折处还定端方，相间得宜，错综为妙”，曲折赋予园林以特别的节奏韵律。

唐代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诗云：“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都寂，但馀钟磬音。”咀嚼这诗意，就可以发现，“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不光是对山路弯弯的状态描写，而更重在心灵的缱绻往复。其实中国人说“曲径通幽”，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是从形式美感上看，它属视觉空间问题。曲折可以增加景物的深邃感，先抑后扬，会产生丰富的观赏效果。二是从生存智慧上看，它是体验性的，属于存在论问题。曲径通幽，不是去发现曲折小路尽头的景观，而是强化人与万物一体的态度——与物缱绻，物我款款相合，从而超越形式。

就中国园林多曲线、少直线的形式表现而言，直线与力感、秩序、知识、对称等相联系，而曲线又与优美相联系，西方的形式美学尤其强调这一点（如荷加斯《美的分析》）。但在中国传统美学观念中，重视曲线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强调“委运顺化”的生命态度，明末吴亮有诗谈止园“曲径”一景时说：“野竹通幽径，松溪曲曲行。古来无直道，有悉世人情。”曲已经不是简单的形式美感追求，而被上升为一种生存智慧、一种生命态度。

从形式美感上的曲，上升到生存智慧的曲，建立一种委运顺化的生命态度，这是中式园林重“曲”的根本原因。

（摘编自朱良志《中式园林萧散的空间原则》）

材料二

中国古人依时而行的生产方式、视时而动的政治原则、顺时相随的思维方法、与时偕行的人生准则，共同铸就了中国古典哲学“时间地看待世界”的显著特征，受此影响，中国艺术在处理艺术中的时空关系时，更重视展现空间结构中的节奏韵律，强调以时间统率空间，以此赋予宇宙以流转不已的生命气韵。

在古代园林中，对节律美的追求突出体现为对“良辰”（时）与“美景”（空）之和谐相融所造成的曲折、回环、往复、幽深之意境美的高度提倡。俞樾建“曲园”，取《老子》“曲则全”之意，又作诗云：“曲园虽褊小，亦颇具曲折。达斋认春轩，南北相隔绝。花木隐翳之，山石复漾掬。……右有曲水亭，红栏映清冽。左有回峰阁，阶下石凹凸。循此石径行，又东出自穴。依依柳阴中，编竹补其缺。”（《曲园记》）诗中所描绘的曲园在结构布局上曲折多变，在审美情趣上则是“曲”中求“通”，求“达”，求“畅”。正所谓：回廊多曲折，闲馆致幽深。山穷水尽处，豁然开朗时——时空之流转在这种节律美中得到很好的体现。中国园林结构创造的要义在于：注重运用各种构景要素于迂回曲折中形成渐进的空间序列；通过视点的推移彰显出空间变化的节奏感；利用障景营造“路转溪头忽见”的景观效果；注重“移竹当窗，分梨为院”的虚实节奏的变化。这是中国古代园林大多遵循的构园理念，其核心则是追求空间变化中的节律美。

正是这种刻意追求铺陈舒展，讲究空间序列的起承转合、关联照应以求得统一和谐之总体效果的“曲折”结构理念使中国园林迥异且雄立于世界三大园林体系之列。黑格尔在其《美学》中曾对中国园林的这种以“曲折”为美的结构创造理念进行过批评，在他看来，“因为错综复杂的迷径，变来变去的蜿蜒形的花床，架在死水上面的桥，安排得出人意外的高惕式小教堂，庙宇，中国式的亭院……之类都只能使人看了一眼就够了，看第二眼就会讨厌。”这种基于西方中心主义心态的批评实际是过度重视园林艺术中整齐一律的形式美法则，而忽视了中国园林艺术对空间上的循环往复、峰回路转、无穷无尽、含蓄蕴藉之境界追求，也忽视了古代中国人偏重于平缓、含蓄、深沉、流畅、连贯的审美心理节奏。

（摘编自黄念然《中国古代艺术时空观及其结构创造》）

一面说，一面走，忽见青山斜阻。转过山怀中，隐隐露出一带黄泥墙，墙上皆用稻茎掩护。有几百枝杏花，如喷火蒸霞一般。里面数楹茅屋，外面却是桑、榆、槿、柘各色树稚新条，随其曲折，编就两溜青篱。篱外山坡之下，有一土井，旁有桔棉辘转之属；下面分畦列亩，佳蔬菜花，一望无际。贾政笑道：“倒是此处有些道理。虽系人力穿凿，却入目动心，未免勾引起我归农之意。我们且进去歇息歇息。”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①按照文学史的一般看法，现代小说是从传统叙事诸形式中脱胎而来，同时也构成了对传统叙事的扬弃，并逐渐形成了一种全新的话语装置。现代小说在兴起发展的过程中，固然一直在不断地从传统叙事中汲取养分，但作为一种全新的装置，它与传统文类的区别和差异也让人一目了然。

②在我看来，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与史诗、神话、民间故事的记叙相比，现代小说显著地增加了它的“社会性”或“社会意识”，也就是说，现代小说将“现实的”社会生活作为了自己的主要描述对象。第二，传统的文类往往从历史、传说、传奇、道听途说乃至街谈巷议中寻找叙事的材料，而现代小说则大多依靠自己的社会经历和个人经验来创作。第三，现代小说致力于描述个人在社会现实中的精神或情感处境，进而提出自己的问题，与读者展开交流、沟通与对话。

③如果我们将以上三个方面的特征归纳起来，也可以这样说，现代小说侧重于描述个人心灵与社会性存在之间的关系。在英国学者雷蒙·威廉姆斯看来，“个人”这个概念，几乎是与“社会”这个名词一起出现的。也就是说，正是日益复杂、紧张的社会性存在，导致了个人意识的苏醒与泛滥。一旦个人意识与社会性存在之间出现了某种“裂隙”，一旦个人情感在面对社会生活时遭遇痛苦、疑问和不适，它必然会试图去调适个人在现实中的位置，进而重新寻找自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写作成了现实生活中最为敏感的触须之一。作家们通过写作，在个体与他人的心灵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与不同层次的读者展开交流并寻求认同。

④在这方面，列夫·托尔斯泰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⑤在现代小说史上，很少有人像列夫·托尔斯泰那样，创造了如此众多、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描述了如此广阔、深邃的社会生活。也很少有人像列夫·托尔斯泰那样，通过阅读浩如烟海的经典与著作，试图与古往今来的无数心灵寻求沟通。

⑥今天，人类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复杂化，劳动分工也越来越细密化。个人生存本身也日益碎片化、同质化和原子化，现代科学和技术，尤其是传媒技术飞速发展，知识生产的密集与膨胀，为我们提供了越来越便捷的生活方式、越来越丰富的交流途径和手段，但并没有让人与人之间心灵靠得更近。甚至在某些方面，人们对各类知识纷至沓来的无所适从，反而加剧了交流的困难。意见、观点和观念的表达，反而更有排他性，并日趋狭窄化。在这方面，文学作为一种心灵交流的特殊方式，在今天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⑦我们知道，现代小说很少会在作品中直接表达“专断性”的声音。说到底，小说不过是一个“隐喻”。换句话说，小说通过作品中的人物、事件和命运的呈现，邀请它的读者在一个宽阔得多的领域参与进来，彼此之间寻求沟通、对话或认同的可能性。

⑧瓦尔特·本雅明在谈到小说叙事和信息叙事的差异时，曾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观点：从表面上看，小说和信息都在讲故事，但两者之间的显著不同是，信息在被消费之后往往耗尽自身，而优秀的小说在被阅读后，仍然留有“剩余”。小说与其说提供了某种意见和观念，还不如说，它所提供的是一个包含着大量不同意见的广阔空间。在真正优秀的作家那里，不同类型的读者都可以参与到这个空间中，或隐或显地展开心灵之间的交流，由于这个广阔空间的存在，你会为作家笔下的人物及其命运，一洒同情之泪。

⑨而从写作层面来看，作家的创作，有些类似于在黑暗的丛林中开辟道路。在很多情况下，写作者其实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获得了某种先在的、一成不变的、非此即彼的观念和见解。恰恰是经由写作，通过与想象中的读者之间的交流，写作意图才会逐渐清晰、明朗起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写作中寻找心灵上的知音，进而理解社会生存，领悟生命的意义，一直是文学最古老的秘密之一。

——格非《现代小说与心灵》（有删改）

材料二：

魏微的《烟霞里》以普通人田庄的人生轨迹为线索，将个人命运嵌入改革开放后的时代变迁中。她让“心灵向生活敞开”，田庄的痛苦与坚韧，不仅源于个人情感的挫折，更来自城乡差距、传统伦理崩塌、市场经济冲击等结构性压力。

小说采用编年史式叙事，在婆媳矛盾、邻里纠纷、下岗潮等日常细节中，展现了“个人”与“时代”的隐秘共振。当田庄在债务危机中挣扎时，她的困境既是个体选择的结果，也是90年代乡镇企业转型阵痛的缩影。魏微的创作证明，现代小说的心灵书写不必局限于精英视角，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的精神褶皱，同样能折射出社会变迁的复杂光谱。通过田庄这一人物，读者看到了一个平凡人在大时代浪潮下，不断与生活碰撞、妥协又坚守的心灵历程，感受到个人心灵与社会性存在之间紧密而微妙的联系，这种联系不再是抽象的，而是具化为生活里的柴米油盐、家长里短和梦想与现实的落差。

——《心灵向生活敞开——读魏微的<烟霞里>》（节选）

如今，我对世事已有足够了解，因而几乎对任何事物都不再引以为怪了。好端端一个极有才华、观察力强、热情聪明、敏感机灵的孩子，突然身心两伤……没有一个人出来为我说一句话，于是在我十岁那年，我就成了谋得斯通-格林比货行的一名小童工了……就着亮光检查这些瓶子，扔掉破裂的，把完好的洗刷干净。摆弄完空瓶子，就往装满酒的瓶子上贴标签……这全是我的活儿。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国潮”作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下潮流相融合的中国原创产品，以时尚表达进入全球年轻人的视野和生活，已然成为中华文化传播的有效途径。近年来，国潮产品在海外收获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在此背景下，国潮代表的不仅仅是怀旧，更是对未来的期待和自我探索的旅程。全面提升国潮产品的全球消费体验与文化认同，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途径。

科文融合“培本”，以品质力提高国潮认知度。国潮一头承续中华文脉，一头连接时代审美，二者有机融合成就了国潮的不断创新“出圈”。特别是潮流化的创新表达，“传统+时尚+科技”的新设计、新营销，赋予国潮品牌新活力，让越来越多的海内外消费者喜欢上中华传统文化，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2024年中国国潮经济发展状况及消费行为调查报告》显示，2023年中国国潮经济市场规模为2.05万亿元，同比增长9.44%，预计2028年将突破3万亿元。该报告指出，年轻一代逐渐成为国潮消费主力军，更具时尚感和独特的文化内涵成为消费者购买国潮产品的主要动因。

社群传播“扎根”，以情感力提高国潮认可度。当今的年轻人正以全新的方式玩转国潮，展现出他们独特的情感表达和文化认同。很多年轻人从时尚、音乐到生活方式，甚至是消费选择，都越来越倾向于体现一种“回归”的姿态。他们偏爱国风元素，不仅仅是为了追求独特的审美，更是借传统文化寄托自己的某种情感。2012年起，比亚迪推出王朝系列，以“秦”“汉”“唐”等中国朝代命名汽车，巧妙地将中国龙文化融入其中，并借鉴毛泽东《沁园春·雪》，使品牌文化与中国文学的魅力相得益彰。

中华文化“立帜”，以价值力提高国潮认同度。游戏《原神》，以“国风”构建了一个具有全球文化身份的开放世界，其细腻的画面质感、逼真的光影效果、动人的音乐旋律，体现出多元共生、交流互鉴的“全球化”意味，让身处不同文化的玩家都能从中感知到一种微妙的文化认同。《原神》配乐《神女劈观》，在玩家中掀起京剧热潮，全球总播放量达1.5亿，微博话题阅读量4亿，相关二创视频多达15000多个，让更多人意识到音乐背后中式美学的魅力。

（摘编自梁媛《用国潮风尚讲好中国文创故事》，《学习时报》2024年12月6日）

材料二：

讲故事是具有全球共识的一种文明对话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故事具有意义赋予和观念生产的功能，是跨越不同地域和文化族群且最具大众性的传播技术载体。中西方都具有悠远的叙事传统，荷马史诗、伊索寓言等成为西方文明的精彩篇章，而以盘古开天、女娲造人登场的一幕幕精彩的中国民间故事，则构成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脉。因此，讲故事可视为拓展中外文明对话、推动全球文明倡议落地的路径与桥梁。

讲故事不等同于直白的抒情和说理，要避免“直抒胸臆”、观点先行。应通过具象元素和空间的营造催生现场感，将中华文明的价值表达内蕴在温暖而质朴的场景、细微而生动的情节、鲜活而真切的人物中。特别是要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贯通起来，把中国和中国人的元素融合起来，把中国和世界联结起来，既要激活中华五千年源远流长、灿烂辉煌的历史文脉，又要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既要有对壮阔中国的宏大烛照，又要有对一张张鲜活中国面孔的具体聚焦；既要刻画中国为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不懈拼搏与奋进，又要突出中国对全球发展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

文明对话不是文明独白，讲好中国故事不能唱独角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在讲好中国故事过程中，应当充分尊重彼此文明价值，加强双向沟通，实现文明的触动、交流和关联，唤醒彼此的历史记忆，激发共同的文明情怀，提炼最大公约数，缩小距离感，进而生成共同的价值空间和意义秩序。从“你来我去，我来你去”升至“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从“各美其美”跃升为“美人之美”，终至“美美与共”。

我们应当善于以立体、具象、生动的中国故事呈现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气象，呈现多样精彩的世界文明图谱，诠释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树立当代中国良好形象。同时，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不同文明和合共生，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世界和平发展。

（摘编自钟悠天《以讲好中国故事参与全球文明对话》，《人民日报》2025年7月15日）

Mark：小华，你给我讲一个中国故事吧。

小华：好的，Mark。我就给你讲嫦娥奔月的故事。嫦娥奔月是中国远古时代的一个神话故事。嫦娥是后羿的妻子。有一天，后羿从西王母那儿得到了不死之药，就交给嫦娥保管，没想到嫦娥偷偷地把药给吃了，于是飞到了月宫，成为月宫中的仙女。后羿听说后，痛不欲生。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诗歌追求画意，既指诗歌的画面之美，也指情和景、意与境的统一，即画面之美和意境之美的结合，诗人在进行诗歌创作时往往也需要调动其形象思维，在头脑中唤起所要描绘场景的图画，然后通过文字的形式表现传达给读者。南宋中兴三大诗人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的农事诗，融诗情和画意于一体。他们借鉴画技入诗，描绘出一幅幅具体生动、富有美感的艺术画面，呈现出“诗中有画”“以画为诗”的创作特质。

他们善于运用色彩词描绘出一幅幅五彩斑斓的绚丽图画。陆氏《暴雨》“黑云如龙爪，白雨如博棋”，以形象化语言描写“黑云”和“白雨”之形态。诗歌以黑、白等色调营造了一个朴实无华的意境，类似中国传统的水墨画，看似简单却韵味无穷。

不仅如此，他们还有意识地运用色彩对照使意境增辉。如《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杨氏运用红、绿等色彩，将西湖荷塘中荷花、莲叶竞相生长的盛景描写得真实而贴切，极富色彩感，一下子就使读者脑海中浮现出荷花莲叶的面貌。其他如《过杨村》“红红白白花临水，碧碧黄黄麦际天”、《南溪早春》“高柳下来垂处绿，小桃上去末梢红”、《过秀溪长句》“海棠开尽却成白，桃花欲落翻深红”等，诗人在其间描绘的色彩，或浓墨重彩，或淡墨轻染，其旨归即在于增加诗的画意，加强诗的魅力。

有时他们还注重通过色彩对比，以突出诗歌主题。范氏《夏日田园杂兴》中“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用雪白、金黄等冷暖色调造成强烈对比，借以营造素雅、空明的意境，构建一幅迷人的“初夏图”。陆氏《三月十一日郊行》中“水陂漫漫新秧绿，山垄离离大麦黄”，以绿色与金黄色进行对比，暗示农忙季节就要到来。

文本中，有的还以景物的组合来形成色调之美。《晨起坐南堂书触目》构设了“林塘”“断云”“微雨”“奇峰”“远水”等自然美景。虽然它们具有不同色彩，但陆氏巧妙地将它们加以组合，形成了鲜明的色调美：近看“漠漠断云开复合”，白云复合奇幻；远观“奇峰角立千螺晓”，山峰突兀苍穹，远近结合呈现出一幅色彩感浓烈的图画。

为了追求更高层次上的画意，“三大诗人”在其农事诗创作中善于捕捉运动、变幻、转瞬即逝的物象，突出其动态特征，并将其艺术地再现出来。

《暮热游荷池上》中，杨氏傍晚时分走出室外，抬头仰望，看到天空出现一朵云头，“旋旋开来旋旋收”。再细观这朵云头，像“蒙松松树子”，忽然，它又变成随风飘动的柳树球，变化万千；《夜宿东渚放歌》描绘了一幅绝妙的秋江晚霞变幻图：他观察天黑之前的东渚晚霞，或旋载蜀锦、须臾红锦，或暮鸦翠纱、澄江如练，幻化神奇。

《秋日田园杂兴》中，范氏形象地描绘了“橘蠹”的蜕变过程。当虫茧幼小之时，看上去像“蓑衣”。待其渐渐长大后“忽然蜕作多花蝶”，突然破茧而出化为彩蝶。他还特别描写了其翅膀上的“粉”刚干，“翅粉才干便学飞”，就跃跃欲试地想要飞舞的神态。

为丰富特定事物的情态、加强画面的动感，他们在其农事诗创作中还常使用一些具有动感的词语，除了上文的“旋”“忽”，还有“俄”“速”“转眼”等。

工笔是运用细致的笔触勾画景物的一种艺术表达方式。“三大诗人”的农事诗即表现出他们细致深刻地观察物象，并且精工入微地加以描绘的艺术特质。

《白莲》中，杨氏描绘了一朵冰清玉洁的白莲花的花瓣“花头素片剪成冰”，似是用冰片雕刻出来的一样。再看其叶子“叶背青琼刻作梭”，仿佛也是由专业画工精心描画出来的。刻画之精巧、细腻令人叹为观止。

范氏《催租行》写里正手持文书踉跄敲门、“醉归耳”、“大如拳”及“成一醉”等细节，寥寥数语如同简笔素描，活画出官府催租小吏厚颜无耻的形象，形神毕肖。《春日田园杂兴》描写土地解冻，大地回苏，花草蓬勃生长，重点描写其突然惊奇地发现院里冒出了几支竹笋的细节：“舍后荒畦犹绿秀，邻家鞭笋过墙来。”原来这是邻家院落竹林的根因分蘖生长而穿墙横冲过来的，喻示着春天的勃勃生机以及邻里之间的和睦关系。《夏日田园杂兴》写“留得黄丝织夏衣”，摹写“留黄丝”的细节：小妇虽然今年“蚕桑熟”，但因要缴纳繁重赋税，自家只能留存少量的次等黄丝来织衣，反映她虽千辛万苦地劳作，但仍衣不蔽体的酸楚。同篇“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通过“学种瓜”这个细节，突出庄户人家孩子的勤劳持家和独当一面。

《登城望西崦》中，陆氏通过“炊烟”“钓筒”及“麦桑”等细节抒写，勾勒出乡村高古清纯、淡泊醉美的田园风光。《书村落间事》中，“儿从城中怀肉归，……再拜进酒寿老人，慈颜一笑温如春”，称颂父慈子孝等淳朴民风。《农家叹》首写乡民在山坡种满麦子，水田种满了水稻，突出牛颈部虽“生疮露骨”也没让其停止耕地的细节，其目的就是期盼过上“太平”生活。

（摘编自贾名党《论“南宋中兴三大诗人”农事诗中的图画美》）

插秧歌

杨万里

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

笠是兜鍪蓑是甲，雨从头上湿到胛。

唤渠朝餐歇半霎，低头折腰只不答。

秧根未牢莳未匝，照管鹅儿与雏鸭。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凡是文章，都假想有读者的，写作的态度和方法因读者的不同而变换。说话也是这样，同是一场演说，对中学生讲和对社会大众讲，内容尽可不变，可是用的深浅、引例的难易以及口吻、神情等等都该不一样才对。

书信的读者是限定的特殊的个人，作者自己和这个人的关系，写作的时候须加以注意。写给老朋友的信和写给未曾见面的陌生人的信应该不同，写给长辈的信和写给平辈或晚辈的信也应该不同。言语上的一切交际礼仪，在书信中差不多完全适用。

从一方面说，书信比言语更要注意礼仪。因为我们当面对人说话的时候，除了声音以外，还有举动、神情、态度等等帮助。学生拿了本书对先生说：“给我解答一个问题！”这明明是命令口气，但那学生如果是鞠着躬、用着请求的态度说的，先生听了绝不会动气。在书信里就不然了，书信是用文字写成的，除了文字以外没有举动、神情、态度等等帮助，一不小心就失了礼仪，使读者不快。所以“给我解答这个问题”这一句话，在书信里非改作“请给我解答这个问题”不可。历来书信多用敬语，原因就在这上面。

书信里的称呼向来是很复杂的。称对方的有“仁兄大人”“阁下”“足下”“执事”“台端”“左右”等等，自称的有“愚弟”“鄙人”“不佞”等等。现在改得简单了，除彼此有特殊称呼的（如母舅和外甥、表兄和表弟、叔叔伯伯和侄子等）以外，一般的尊称是“先生”，知友称“兄”，自称是“鄙人”或“弟”。“我”字向来是不常用的，现在不妨用了。“你”字有“你”“您”两个，称同辈以上该用“您”，称同辈以下不妨用“你”。

书信通常用请安问好作结，署名下常用“顿首”“敬启”“拜启”“敬上”等字样。这种敬语，在最初也许是表示真实的情意的，流传下来，成了习惯，就是一种礼仪的虚伪了。在可能的范围内，这等地方应该力求简单合理。

书信在文章以外，还有许多事项应该注意，如书写的行款、信笺的折法、信封的写法以及邮票的粘贴方位等等都是。这些事项大概可以依从一般的习惯，而且与文章本身无关，所以这里不多说了。

（摘编自夏丏尊、叶圣陶《书信与礼仪》）

材料二：

秦观说：“驿寄梅花，鱼传尺素。”这里的尺素，就是书信的别称。李清照说：“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这里的雁字，也是用来暗指书信的。古人借助书信来沟通心灵、交流情感和传递讯息。那些手写的家信、情书、柬帖等等，带着温度和情谊，非常动人。连雁字、鱼书、尺素、书翰、手札、鸿雁、寸楮等等别称，也充满文化色彩，典雅优美，别具一格。

我们知道，写信有一些特别的讲究，比如称呼、敬语、问候语及措词要适合特定的收信人，要注意开头结尾的固定格式，要选用整洁的信纸或稿纸，字迹也要书写得正确、工整和清楚，另外还不能选用红色的笔墨，因为红色的信代表不敬或绝交。这些特别的讲究，代表着一种特别的诚恳、特别的真挚、特别的庄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就中家在蓬山下，一日堪凭两寄书”“别后黄花两度残，天涯彼此寄书难。几行雁字斜阳里，聊当平安一纸看”等等诗句，抒发了前人对书信的种种特殊情感。“信”，是情感的载体，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用于人际交往的应用文书。杜甫为什么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因为家书捎来的是亲人的深情和平安的讯息啊。手写的墨迹使普通的信笺有了动人的芬芳，有了“见字如面”的亲切感，有了鲜活的生命和滚烫的情怀。

上世纪末以来，伴随着电话、手机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手写的书信则渐渐少了起来。人们可以通过视频、电邮、短信、微信等等现代方式沟通交流，但是手写书信的使用，则越来越稀缺了。一纸鱼书，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收信如心。倘若有时间，我还是建议读者朋友们不妨拿起纸笔，给亲友写上一两封手写的书信。现代通信工具虽然便捷和通畅，但是总觉得少了一点手写书信的温度和气息。不能让书信这一古老的文化传统，在我们的手中慢慢消失啊。

“记着给家里写信……”过去每次离家的时候，母亲常常这样叮咛我。但是近年来，我却很少给亲人和朋友们写信，也很少接到亲友们的来信了。数点一下，我接到的最近的书信，也只有母亲写来的一些文字了。只在这纸叠的花园里，母亲寄给我一片温馨。读着开头亲切的呼唤，我读出她春天的眼神，就像走在雪花里的阳光，摇摇晃晃暖透我的心。继续读她的各种叮咛，我读出她热切的表情，就像永远沉重的夜空，挤满了思念的星星。最后读那慈爱的落款，我又读出了她的白发，在秋风里疲倦地飘扬，像老槐树纷飞的落花。母亲的信就像温暖的手，静静地抚摩着我的双肩。那沾满深情的手掌啊，一伸开就是最美的诗篇……

（摘编自高昌《信，是有温度的》）

你们几次写来要钱的信，我们早就收到了。实话跟你们说，今年我们厂效益很不好，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所以，没有钱还债。如果你们一定要我们还，只能把我们厂里的存货折款抵押给你们，否则我们还不出来。请你们行行好，给以谅解。

B厂财务处

2026年1月20日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写文章就是说话，也就是想心思。思想、语言、文字，三样其实是一样的。若说写文章不妨马虎，那就等于说想心思不妨马虎。想心思怎么马虎得？养成了习惯，随时随地都马虎地想，非但自己吃亏，甚至影响到社会，把种种事情弄糟。向来看重“修辞立其诚”，目的不在乎写成什么好文章，却在乎绝不马虎地想。想得认真，是一层。运用相当的语言文字，把那想得认真的心思表达出来，又是一层。两层功夫合起来，就叫做“修辞立其诚”。

修改文章不是什么雕虫小技，其实就是修改思想，要它想得更正确，更完美。想对了，写对了，才可以一字不易。光是个一字不易，那不值得夸耀。翻开手头一本杂志，看见这样的话：“上海的住旅馆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廉价的房间更难找到，高贵的比较容易，我们不敢问津的。”什么叫作“上海的住旅馆”？就字面看，表明住旅馆的原来是人。从此可见这个话不是想错就是写错。如果这样想：“在上海，住旅馆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那就写对了。不要说加上个“在”字去掉个“的”字没有多大关系，只凭一个字的增减，就把错的改成对的了。推广开来，几句几行甚至整篇的修改也无非要把错的改成对的，或者把差一些的改得更正确，更完美。

（摘自叶圣陶《谈文章的修改》）

材料二：

我们说“修辞”，好像只是文字上的修饰，其实不是。《易经·乾卦·文言》说“修辞立其诚”。什么叫做修辞？不是指那种花花草草的涂抹装饰，而是你要找到一句最合适的话传达你自己。不管写人写物写情，你要把那句最能够传达你感情的话、最恰当的字找到。所以杜甫虽然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但是他最重要的一点是“修辞立其诚”。他惊人的语句，跟他内心的感情能够相配合。而后世的人，他们只注重外表的用字，而不能够很好地配合感情，因为他们没有杜甫那么丰厚的感情，他们都是用脑，不是用心。我不是说这些人绝对不好。而韩愈这个人呢，是很有才的，他有丰富的语汇，运用语法的能力也强。我们把白居易也说一下。白居易有一封给朋友的信——《与元九书》。元九就是元稹元微之，当时元白两人并称，他们所提倡的，白居易这封信里就写了，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说你写文章，要为这个时代而作，要看这个时代的需要，你的歌诗要反映社会上的一些真实事件。这也是受了杜甫的影响。杜甫是个写实的、对社会关怀的诗人，他的诗是流自肺腑。韩愈、白居易这些人，是用脑用才来写诗，而杜甫是用感情来写诗。元微之跟白居易写了一大堆反映现实的作品，叫作新乐府。他们是找题目来写的。而杜甫不是，杜甫写诗是因为他的经历，他眼中所见，这完全是不同的。

（摘自叶嘉莹《诗圣遗泽广远绵长——中唐以后几大诗歌派别的演变均受杜甫影响》）

材料三：

所谓“修辞立其诚”，诚者，实也，真也，“立其诚”即是坚持真实性。文章由这句话展开论述，提出发言著论写文章都应坚持“立其诚”的原则，告诫人们要“说真话、讲实话”，做真人。时至今日，对于文章发表后近二十年的今天，张岱年先生的观点仍然显得熠熠生辉。

一方面，“立其诚”应从“修辞”始。正如作者所言，发言著论都须注重诚伪问题，讲究真实性，坚持名与实，即言辞与客观实际即相一致的属性，我们也应注意自己的言论是否符合事实。这不仅是对自己的负责，是作为一名堂堂正正的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要求，更是当代自媒体高度发达，网络联系日益紧密的社会实际的客观需求。现实社会，科技发展迅猛，社媒、自媒平台层出不穷，“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能当主角”。然而，有人却为了博眼球、获关注、赚流量而在网络上发布或夸大其词，或随意臆造不实言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一些商家动辄“跳楼”“甩卖”，实则暗藏猫腻；一些无良博主终日把“跪求”“哭晕”当作口头禅；一些“标题党”文章，或言过其实，或子虚乌有，不仅误导读者与消费者，更易造成故弄玄虚的不良社会风气，实不可取。“假作真时真亦假”，当一个社会被各种假言谬论充斥，形成社会风气时，其真实表述也不会为人们所相信了。

我们做人做事，立身处世也应该坚持“立其诚”原则，向“真”靠拢。正如作者所提醒，人们应当注重言行、心口的一致性。有的人说一套做一套，久而久之遭人识破，被身边的人疏远。一个人如果不讲真诚、信实，则将失去立身之基，寸步难行。现实社会中，有明星学术造假，堂堂“博士”不识知网，而引起全网公愤；有艺考生借助父母职权，将“往届生”改为“应届生”，被人发现，取消资格。弄虚作假必将遭到社会公众的抵制与唾弃，唯有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学做真人方是正道。

（摘自黄俊尧《新时代应继续发扬“修辞立其诚”精神》有删改）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许多人相信他们不能读抒情诗——尤其是现代抒情诗，他们认为这种诗读起来很困难，含糊不清又复杂无比，需要花上很多的注意力，自己要很努力才行，因此实在不值得花上这么多时间来读。我们要说两个观念：首先，抒情诗，只要你肯拿起来读，你会发现并不像你想的要花那么大的工夫；其次，那绝对是值得你花时间与精力去做的事。

我们并不是说你读诗时就不用花精神。 一首好诗可以用心研读， 一读再读，并在你一生当中不断地想起这首诗。你会在诗中不断地找到新点子、新的乐趣与启示，对你自己及这个世界产生新的想法。

阅读抒情诗的第一个规则是：不论你觉得自己懂不懂，都要一口气读完，不要停。这个建议与阅读其他类型书的建议相同，只是比起阅读哲学或科学论文，甚至小说或戏剧，这个规则对诗来说更重要。

事实上，许多人在阅读抒情诗时会有困难，因为他们并不知道阅读诗的第一个规则。面对“费解”的现代诗时，他们决定全神投入，但读了第一行或第一段之后便放弃了，他们没法立即了解这行诗，便以为整首诗都是如此了。他们在字谜间穿梭，想重新组合混乱的语法，很快他们放弃了，并下结论说：他们怀疑抒情诗对他们而言是太难理解了。

不光是抒情诗难懂，许多好诗用词都很复杂，而且牵涉到他们当时的语言与思想。此外，许多外表看起来很简单的诗，其实内在的架构都很复杂。

但是任何一首诗都有个整体大意。除非我们一次读完，否则无法理解大意是什么，也很难发现诗中隐藏的基本感觉与经验是什么。尤其是在一首诗中，中心思想绝不会在第一行或第一段中出现的，那是整首诗的意念，而不是在某一个部分里面。

阅读抒情诗的第二个规则是：重读一遍——大声读出来。你大声朗诵诗句，会发现似乎说出来的字句可以帮助你更了解这首诗；如果你朗诵出来，比较不容易略过那些不了解的字句，你的耳朵会抗议你的眼睛所忽略的地方，诗中的节奏或是有押韵的地方，能帮助你把该强调的地方突显出来，增加你对这首诗的了解。最后，你会对这首诗打开心灵，让它对你的心灵发生作用——一如它应有的作用。

在阅读抒情诗时，前面这两个规则比什么都重要。我们认为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不能读诗，只要能遵守前面这两个规则来读，就会发现比较容易一些了。一旦你掌握住一首诗的大意时，就算是很模糊的大意，你也可以开始提出问题来，就跟论说性作品一样，这是理解之钥。对论说性作品所提出的问题是文法与逻辑上的问题，但是对抒情诗的问题却通常是修辞的问题，或是句法的问题。你无法与诗人达成共识，但是你能找出关键字；你不会从文法中分辨出来，而是从修辞上找到。为什么诗中有些字会跳出来，凝视着你?是因为节奏造成的?还是押韵的关系?还是这个字一直在重复出现?如果好几段谈的都是同样的概念，那么彼此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你找出的答案能帮助你了解这首诗。

在大部分好的抒情诗中，都存在着一些冲突，有时是对立的两方——或是个人，或是想象与理想的象征——出场了，然后形容双方之间的冲突。如果是这样的写法，就很容易掌握。但是通常冲突是隐藏在其中，没有说出口的，譬如大多数的伟大抒情诗——或许最主要的都是如此，所谈的都是爱与时间、生与死、短暂的美与永恒的胜利之间的冲突，但是在诗的本身，却可能看不到这些字眼，而这些字眼可能提示主题。

有人说过，所有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都是在谈他所谓的“贪婪的时间”造成的毁坏。有些诗确实是如此，因为他一再地强调出来：

我曾窥见时间之手的残酷

被陈腐的岁月掩埋就是辉煌的代价

这是第64首十四行诗，列举了时间战胜了一切，而人们却希望能与时间对抗。他说：

断垣残壁让我再三思量

岁月终将夺走我的爱人

而在同样有名的第138首十四行诗中，开始时是这么写的：

我的爱人发誓她是真诚的

我真的相信她，虽然我知道她在说谎

谈的同样是时间与爱的冲突，但是“时间”这两个字却没有出现在诗中。

关于阅读抒情诗，还有最后的一点建议。一般来说，阅读这类书的读者感觉到他们一定要多知道一点关于作者及背景的资料，其实他们也许用不上这些资料。我们太相信导论、评论与传记——但这可能只是因为我们怀疑自己的阅读能力。只要一个人愿意努力，几乎任何人都能读任何诗。任何有关作者生活与时代的资讯，只要是确实的都有帮助，但是关于一首诗的大量背景资料并不一定保证你能了解这首诗。

阅读任何伟大的抒情诗是一生的工作，因为伟大的抒情诗值得再三玩味，而在放下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对这首诗所有的体会，可能更超过我们的认知。

(摘编自[美]莫提默·J·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阅读故事、戏剧与诗的一些建议》)

材料二：

如何读一首现代诗?读一首现代诗至少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细读”，与“粗读”不同，与一般性的赏析也不同，这两者大多是一种随意的蜻蜓点水式的阅读，而“细读”是进入文本内部，对其词句、语调等内在“肌理”进行剖析，让思绪在诗的文本里走动，揣摩、跟踪语词的流脉和气息。另一方面是把作品放在它产生时的历史语境中，放到作者本人创作的总体格局里，即不是孤立、抽象、封闭地对一首诗进行读解，而是尽量把它上下左右周边的关系、因素引进来，也就是增强它生成的“历史感”和“方位感”，以便更清晰地把握它的构成和线索。当然，现代诗的一个特点是：每一首诗就是这“一首”，从内容到形式、从主题到结构，是自成一体的，也是不可复制的。因此同样地，读一首现代诗就有读这首诗的独特方式，也许可以相互借鉴，但不能完全照搬读其他诗的办法。

(摘编自张桃洲《如何读一首现代诗》)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濒危戏曲剧种作为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艺术，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一朵奇葩，更是特定地区宝贵的文化财富。振兴濒危戏曲剧种的必要性，不仅在于其“濒危”的标签，更在于其在当代社会仍具有重要的人文、历史和艺术传承价值。

随着推动传统文化振兴、增强文化自信的时代呼吁，传统戏曲似乎吸引到了一些观众，但他们更多是被戏曲的“新奇”所吸引，怀着猎奇的心理进行文化观赏，其持续性无法得到保证。而真正能使观众长久驻足戏曲领域的，则是其核心艺术魅力，即内容。特别是对扎根于特定地域的濒危戏曲剧种，更应该充分挖掘具有地域特色的戏剧故事，通过特色化的故事内容吸引本地区观众，实现剧种传播和地域文化传承的双向共振。

当前各戏曲剧种的消费市场大都面临用户群体青黄不接的现状，戏曲艺术只有争取到更多新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的关注和喜爱，才能长久地生存下去，实现持续性的文化传承。因此，濒危戏曲传播应将青年群体作为重点传播对象，借助“戏曲进校园”等活动，通过与校园文化建设相融合的方式来实现濒危戏曲剧种的深度“地方化”+“年轻化”传播。

（摘编自杨琳、刘胜华《非遗保护视域下濒危戏曲剧种当代振兴的传播理路》）

材料二：

“生存还是毁灭”？中国地方剧种生与死的严肃命题，再一次摆在了我们面前。带着种种疑问，笔者走访了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傅谨。

记者：我国地方戏曲剧种目前的存在状况是怎样的？

傅谨：近十年来，戏曲剧种锐减的趋势目前还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唯一令人欣慰的是，濒危剧种的生存环境比起十年前有了质的变化。十年前我提出“要像保护文物一样保护濒危剧种”的建议，提出戏曲的生存发展应该优先注重继承与保护的观点时，在戏剧界几乎得不到共鸣，而且还受到了激烈的批评。现在不同了，文化多样性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特别是那些可以与“审遗”相结合的地区，政府抢救与保护濒危剧种的热情空前高涨。不过，危机仍然存在，如果危机被这样高涨的热情遮蔽，那我们就很难真正找到抢救和保护濒危剧种的方法。

记者：那么您认为我们真正需要保护的是哪些剧种？

傅谨：我认为最需要保护的是那些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厚文化内涵的剧种。20世纪以来，曾经在中国戏剧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高腔逐渐衰落，南方的乱弹、北方的梆子有不少在晚近也进入低谷，而这些剧种往往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凝聚着中国舞台艺术的许多精华。保护和抢救应该以它们为主。与之对应，中国目前还有一部分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左右、正处于消亡边缘的剧种。曲六乙先生称这些剧种为“人为剧种”，将它们区别于那些中国戏剧发展史上自然形成的剧种；不能说所有的“人为剧种”都没有艺术与文化价值，但它们毕竟主要是当代人的人工产品，与那些因历史悠久而积淀了丰厚的、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的剧种不能同日而语。在这个意义上，与其不加区别地去抢救与保护所有濒危剧种，还不如只将那些真正拥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剧种，即有传统、值得继承的剧种作为抢救与保护的对象。

材料三：

随着文旅融合实践的快速发展，从旅游角度切入创新发展对深陷于传统市场困局的戏曲艺术是一种必然，也是一剂良药。但这又随之带来了一个核心问题，即戏曲如何和旅游结合呢？

显然，单纯的文旅融合并不完全适合以表演、故事、剧场等为核心元素的戏曲艺术。但文旅融合的思路让戏曲艺术的演出从传统的“物理剧场”转向了更为广阔的社会环境，能够建构一种“社会剧场”的状态。特别是戏曲与文化景观融合而形成的如“越剧小镇”“淮剧小镇”等新场域让戏曲实现了一种更为生活化、全景化的呈现。例如，浙江嵊州的“越剧小镇”，按照“中国戏曲朝圣地，华东文旅新地标”的定位进行建设，仿古戏台、越剧博物馆等越剧元素的全覆盖化，让“越剧小镇”不仅具有丰富的越剧剧种化特点，还成为文化旅游休闲的景观。

同时，数字技术的赋能也使观众所获得的视觉刺激和快感更为强烈。比如在“乌镇戏剧节”举办期间，戏剧创作者和游客都能够进入戏剧空间进行体验，这一空间可以同时为观众和游客提供全景式、高密度的视听景观。此外，充分利用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落户”浙江乌镇的契机，使用VR/AR虚拟场景、KOL直播互动等数字技术，为大量潜在的观众提供展播服务。

此外，以当地的文化景观或故事为基础创作戏剧曲目也是当下戏曲演出创作的一种创新形式。例如，锡剧现代戏《回家》直接以“宜兴的风土人情”作为故事的背景和题材进行创作，不仅讲述了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故事，也传递了人文关怀，以传统戏曲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诠释了“回家”的精神内涵，还在戏中融入了宜兴的美食、民俗文化以及紫砂壶制作工艺，在观众心中留下了美的涟漪。

由此可见，文旅融合思维为戏曲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思路，强化了“文旅+戏曲”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文化景观的戏曲化不仅延展了戏曲的剧场化演出的概念，可以通过丰富戏曲的故事题材和舞台呈现，让戏曲扎根当地文化景观，其传播力和影响力也可以让其以更贴近生活的方式进行社会化创新发展，实现全景化的实体戏曲世界建构。

（摘编自曾小燕《传统戏曲在文旅融合背景下的破圈突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