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第六病室》^注（节选）

契诃夫

拉京医生攥着笔记本，第三次走向那栋灰扑扑的小楼时，鞋底碾过的积雪发出细碎的咯吱声——这声音让他想起医院档案室里积尘的案卷，都带着种被时光遗忘的霉味。前两次来，他都是匆匆一瞥：第一次是院长陪着，对方用手杖敲着栅栏叮嘱“别靠太近，这些人攻击性强”；第二次是上周，他隔着窗户看见伊凡蜷缩在床角，后背的囚服渗着暗褐色的印子，尼基塔正用脚踢他的饭盒，骂骂咧咧地说“疯子不配吃热的”。那时他只皱了皱眉，在笔记本上写了句“管理失当，需加强看护培训”，便转身回了办公室。

可今天不一样。他推第六病室的门，一股混合着酸白菜、臭虫和消毒水的气味扑面而来，像块湿冷的抹布，猛地捂住他的口鼻。

房间被一道锈迹斑斑的铁栅栏隔成两半，栅栏尖头朝上，焊得歪歪扭扭，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威慑。左边三张病床挤在墙角，两个病人蜷缩着背对门口，头发结成肮脏的毡片；第三个是个干瘦的老头，正用指甲抠墙皮，碎屑簌簌落在他囚服的破洞里。右边，一个穿同样灰囚服的男人正贴在栅栏上，脸凑得极近，眼睛亮得吓人，像是有团火在里面烧——那是格罗莫夫，上周被送进来的“政治疯子”，据说因为写文章指责法官拖延案件，“煽动民众对秩序的怀疑”。

“您终于肯来了，医生。”格罗莫夫的声音又尖又颤，却没半点疯态，“您闻这味道，是绝望的味道吧？昨天尼基塔打伊凡，就因为伊凡说‘面包该分给饿肚子的人’——您猜尼基塔怎么说？他说‘疯子就该吃鞭子，不该吃面包’。”

拉京的喉结动了动，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笔记本封面——上周他刚在上面写：“病室是社会的缩影，疯癫是弱者对秩序的妥协。”可此刻，他看着栅栏后格罗莫夫冻得发紫的耳朵，看着老头指甲缝里的墙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窗外的雪下得更密了，把医院的尖顶埋成个模糊的白团，像块巨大的裹尸布，正慢慢往下沉。

“您怕了？”格罗莫夫突然笑起来，笑声像生锈的铁片在刮木头，“您以为您站在栅栏外，是治病的医生？不，我们都是笼子里的鸟，只是您的笼子刷了油漆，写着‘体面’‘学问’‘勿以暴力抗恶'——这些话，是不是能让您睡得更安稳？”

拉京猛地后退一步，后背撞到了墙角的药柜。玻璃瓶“哐当”一声晃，几支褐色的药水从层板上滑下来，摔在砖地上。药水漫开，在裂缝里积成小小的滩，像一滩凝固的血。他想起三天前院长找他谈话，对方坐在真皮沙发里，端着热气腾腾的茶说：“拉京啊，你是个有学问的人，别总盯着病室那些鸡毛蒜皮。我们是公立医院，要顾全秩序——再说，这些人本来就是社会的累赘。”当时他点头应着，心里却隐隐发堵，现在才明白，院长说的“秩序”，就是把真话锁起来的钥匙。

格罗莫夫的笑声停了，他突然凑近栅栏，声音压得极低，却字字清晰：“昨天我听见院长和总务处长说话，他们说‘拉京总问病人为什么戴镣铐，再这样，就把他也调进来’——您看，您的笼子也快生锈了。”

拉京的手指开始发抖。他想起三个月前，前任医生辞职时塞给他的纸条：“这不是病室，是坟墓，别试图叫醒装睡的人。”当时他只觉得是危言耸听，觉得前任是受不了病室的肮脏才逃走。可现在，他看着格罗莫夫那双燃烧的眼睛，突然明白：前任不是逃了，是怕自己也变成栅栏里的人——怕自己某天说“病人该有饭吃”，就被贴上“疯子”的标签。

“您还记得吗？”格罗莫夫的声音软了些，带着点恍惚，“去年春天，您在广场上演讲，说‘思想自由是人的灵魂’。当时我就站在台下，觉得您是个敢说真话的人。可现在，伊凡说‘面包该分着吃’，就被打成疯子；我写文章说‘法官不该拿时间换手续’，就被关进来——您的‘思想自由’，是只许说给体面人听的？”

拉京张了张嘴，想辩解“那是不同的”——广场上的演讲是“学术讨论”，而病室里的话是“煽动”；他的“自由”是在规则内的，而格罗莫夫是在打破规则。可话到嘴边，却变成了一声干涩的咳嗽。这时，走廊里传来沉重的脚步声，看守尼基塔扛着铁链走进来，皮靴踩在药水上，发出黏腻的“咕叽”声。他看见格罗莫夫贴在栅栏上，二话不说就扬起拳头：“又在胡说八道？我让你记住，疯子就该闭嘴！”

拳头落在格罗莫夫的肩膀上，他却没躲，反而挺直了身子，对着整个病室喊起来，声音像破锣，却震得拉京的耳膜发疼。“你们说我们疯了！可疯的是这个世界——是把饿肚子的人当疯子的世界！是把说真话的人锁起来的世界！”

尼基塔被激怒了，伸手去拽格罗莫夫的头发，想把他拖到墙角的铁柱子上绑起来。格罗莫夫挣扎着，囚服的袖子被扯破，露出胳膊上青紫的伤痕。拉京冲过去想拦住，却被尼基塔一把推开：“医生，这不是您该管的事——疯人院有疯人院的规矩。”

“规矩？”拉京的声音突然大起来，连他自己都吓了一跳，“把人打成这样，也是规矩？”

尼基塔愣了一下，随即笑了，那笑容里满是嘲讽：“您这话，跟他（指格罗莫夫）说的一模一样。看来，您也快成我们这儿的‘规矩’了。”

尼基塔转身走了。病室里静下来，只有格罗莫夫粗重的喘息声，还有雪花打在窗户上的沙沙声。拉京走到栅栏前，看着格罗莫夫汗湿的头发贴在额头上，看着他胳膊上的伤痕，突然想起自己笔记本里的另一句话：“当清醒成为罪过，疯癫就是唯一的清醒。”

他摸出口袋里的钥匙——那是院长上周给他的，说“您随时可以来‘了解’病人”。现在，这串钥匙在他手里，沉得像块铁。格罗莫夫睁开眼，看着他，突然笑了，不是之前的嘲讽，是种带着悲凉的了然：“您看，我们都是笼子里的鸟，区别只在于，您还在假装自己能飞。”

拉京没说话，转身走出病室。雪还在下，把他的脚印很快盖住，像从没有人来过。他抬头看那栋灰扑扑的小楼，铁栅栏后的窗户里，格罗莫夫的影子贴在玻璃上，像一幅褪了色的画。回到办公室，他掏出笔记本，划掉了之前写的所有话——“病室是社会的缩影”“管理失当”“勿以暴力抗恶”。他拿起笔，在空白的页上，只写下一行：“笼子的名字，叫秩序。”

（有删改）

【注】：《第六病室》，原型为沙皇政府流放犯人的萨哈林岛（库页岛），作者在写作前曾对该地进行实地调查。第六病室作为俄罗斯社会的缩影，暗示着全体下层人民遭受的暴虐统治。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苦恼

【俄】契诃夫

暮色昏暗，大片的湿雪绕着刚点亮的街灯懒洋洋地飘飞，落在房顶、马背、肩膀、帽子上，积成又软又薄的一层。车夫姚纳·波塔波夫周身雪白，像是一个幽灵。他在赶车座位上坐着，一动也不动，身子往前伛着，伛到了活人的身子所能伛到的最大限度。即使有一大堆雪倒在他身上，仿佛他也会觉得不必把身上的雪抖掉似的……他那匹小母马也是一身白，也是一动都不动。它那呆呆不动的姿势、它那瘦骨嶙峋的身架、它那棍子般直挺挺的腿，使它活像那种花一个戈比就能买到的马形蜜糖饼干。

“赶车的，到维堡区去！”姚纳听见了喊声，猛地哆嗦一下，从粘着雪花的睫毛里望出去，看见一个军人，穿一件带风帽的军大衣。

“到维堡区去！”军人又喊了一遍，“你睡着了还是怎么的？到维堡区去！”

为了表示同意，姚纳就抖动一下缰绳。那匹瘦马也伸长脖子，弯起它那像棍子一样的腿，迟疑地离开原地走动起来了。

“你往哪儿闯，鬼东西！”姚纳立刻听见那一团团川流不息的黑影当中发出了喊叫声。“你连赶车都不会！靠右走！”军人生气地说。

一个赶轿式马车的车夫破口大骂，一个行人恶狠狠地瞪他一眼。姚纳在赶车座位上局促不安，像是坐在针尖上似的，往两旁撑开胳膊肘，不住转动眼珠。他回过头去瞧着乘客，努动他的嘴唇。他分明想要说话，然而从他的喉咙里却没有吐出一个字来，只发出“咝咝”的声音。

“什么？”军人问。

姚纳撇着嘴苦笑一下，嗓子眼用一下劲，这才沙哑地说出口：“老爷，那个，我的儿子……这个星期死了。”

“哦！他是害什么病死的？”

姚纳掉转整个身子朝着乘客说：“谁知道呢，多半是得了热病吧……他在医院里躺了三天就死了……这是上帝的旨意哟。”

“你拐弯啊，魔鬼！”黑地里发出了喊叫声，“你瞎了眼还是怎么的，老狗！用眼睛瞧着！”“赶你的车吧，赶你的车吧……”乘客说，“照这样，明天也到不了。快点走！”

后来他有好几次回过头去看他的乘客，可是乘客闭上眼睛，分明不愿意再听了。他把乘客拉到维堡区以后，就把雪橇赶到一家饭馆旁边停下来，坐在赶车座位上伛下腰，又不动了……

“赶车的，到警察桥去！”那个驼子用破锣般的声音说，“一共三个人，二十戈比！”

姚纳抖动缰绳，吧嗒嘴唇。二十戈比的价钱是不公道的，然而他顾不上讲价了。那几个青年人就互相推搡着，嘴里骂声不绝，走到雪橇跟前，三个人做出了决定：应该让驼子站着，因为他最矮。

“好，走吧！”驼子站在那儿，用破锣般的嗓音说，对着姚纳的后脑壳喷气。

姚纳感到他背后驼子的扭动的身子和颤动的声音。他听见那些骂他的话，看到这几个人，孤单的感觉就逐渐从他的胸中消散了。驼子骂个不停，诌出一长串稀奇古怪的骂人话。姚纳不住地回过头去看他们。

正好他们的谈话短暂地停顿一下，他就再次回过头去，嘟嘟哝哝说：“我的……那个……我的儿子这个星期死了！”

“大家都要死的……”驼子咳了一阵，擦擦嘴唇，叹口气说，“得了，你赶车吧，你赶车吧！诸位先生，照这样的走法我再也受不住了！他什么时候才会把我们拉到呢？”

姚纳回转身，想讲一讲他儿子是怎样死的，可是这时候驼子轻松地呼出一口气，说，谢天谢地，他们终于到了。

姚纳收下二十戈比以后，久久地看着那几个游荡的人的背影。他又孤身一人了，寂静又向他侵袭过来。

他的苦恼刚淡忘了不久，如今重又出现，更有力地撕扯他的胸膛。姚纳的眼睛不安而痛苦地打量街道两旁川流不息的人群：在这成千上万的人当中有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他倾诉衷曲呢？

他受不住了。“回大车店去”，他想，“回大车店去！”

那匹瘦马仿佛领会了他的想法，就小跑起来。大约过了一个半钟头，姚纳已经在一个肮脏的大火炉旁边坐着了。炉台上，地板上，长凳上，人们鼾声四起。"连买燕麦的钱都还没挣到呢，一个人要是会料理自己的事……让自己吃得饱饱的，自己的马也吃得饱饱的……"他想。墙角上有人站起来，带着睡意嗽一嗽喉咙，往水桶那边走去。

“你是想喝水吧？”姚纳问。“是啊，想喝水！”

“那就痛痛快快地喝吧。我呢，老弟，我的儿子死了……”

姚纳看一下他的话产生了什么影响，可是一点影响也没看见。那个青年人已经盖好被子，连头蒙上，睡着了。

老人就叹气，挠他的身子。如同那个青年人渴望喝水一样，他渴望说话。

他穿上衣服，走到马房里，他的马就站在那儿。“你在吃草吗？”姚纳问他的马说，看见了它的发亮的眼睛，“好，吃吧。既然买燕麦的钱没有挣到，那咱们就吃草好了……我已经太老，不能赶车了……该由我的儿子来赶车才对，他才是个地道的马车夫……只要他活着就好了……”姚纳沉默了一会儿，继续说：“我的小母马……约内奇不在了……比方说，你现在有个小驹子，忽然，这个小驹子去世了……你不是要伤心吗？”

那匹瘦马嚼着草料，听着，向它主人的手上呵气。姚纳讲得入了迷，就把他心里的话统统对它讲了……

（选自《契诃夫短篇小说集》，本文有删改）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本一：

二十年后

欧·亨利

瑟瑟的寒风夹杂着雨意，一位巡警在马路上威风凛凛地走着。他边走边一家家打量，还不时转过头，用警惕的目光向平静的通衢大道两头远望，那甩警棍的动作多姿多彩，再加上体格魁梧，却不带傲气，俨然一个太平天下的卫士形象。

走过一个路段的正中时，警察突然放慢了脚步。一家幽暗的五金店的门口，有个男子斜靠门站着，嘴里叼了根烟，并没点着。看到警察走过来，他抢先说话了。

“没事，警官，我在等一个朋友，”他镇定自若地说，“二十年前约好现在相见。你听了觉得奇怪，是吗？你要是不放心呢，我可以把事情说给你听听。二十年前，这家店是一家餐馆，叫大乔·布雷迪餐馆。”

“餐馆早五年就没有了。”警察说。

站在门道里的那个人划着一根火柴点燃雪茄。火柴光一亮。只见这人长着个方下巴，脸色发白，目光倒炯炯有神，右边眉毛附近留着个小白伤疤。领带扣针歪别着，上面镶着颗大钻石。

那人说：“二十年前的今晚，我跟吉米·韦尔斯在这儿的餐厅吃饭。我们俩都是在纽约长大的，多年来亲如兄弟。那时我十八，吉米二十。第二天我要去西部闯荡。在吉米看来天下似乎只有一个纽约。那天晚上我们约定，二十年后，都将在此地、此日、此时再次会面。”

“这事倒挺新鲜。时隔二十年才又见上一面，未免太久了点。分手以后你知道你朋友的消息？”警察问。

那人答道：“说起来我们也有过一段书信往来，但过了一两年便断了联系。但我相信，只要吉米还活着，他肯定会来赴约的。”等朋友的人掏出一块漂亮的表，表盖上镶着小宝石。

“十点还差三分钟，”他说，“我们在这餐馆分手的时间是十点整。”

“你在西部混得不错吧？”警察问。

“你猜对了！吉米要是比得上我一半就好了。他是个大好人，只是有点死板。我发财可也不容易，非多长几个心眼不可。在纽约，人总是墨守成规，人要开窍得到西部去。”

“我得走了！希望你的朋友真能来。到时候没来你就走吗？”

“不会。”那人说，“我至少多等他半个小时。只要他还活着，他肯定会来。再见，警官。”警察甩着警棍，又开步了。

“再见，先生。”警察说完，又继续巡逻，边走边一家家打量。

这时，天下起了蒙蒙细雨，风也越刮越紧。五金店门口的那个人抽着烟还在等。

他等了约莫二十分钟后，一位高个子大步流星穿过马路径直朝他走来。这人穿着长外套，衣领翻上来盖住了耳朵。

“鲍勃，真是你吗？”来者不敢相信地问道。

“吉米·韦尔斯，你来了呀！”站在门边的人高声叫了起来。

“哎呀呀！”刚来的人也高声叫，一把抓起对方的两只手，“果然是鲍勃。我只知道只要你还活着，一定会上这儿来。唉，二十年，可真不算短呀！鲍勃，老饭馆拆了，要是如今还在，我们可以到里面再吃上一顿。在西部混得怎么样，老弟？”

“好极了！一切如愿以偿。你变多了，吉米。奇怪，你怎么又高了两三寸呢？”

“是呀，二十岁以后我又长个儿了。”

“在纽约过得不错吧，吉米？”

“还过得去。我在市里的一个部门谋了个位置。走，鲍勃，我领你到一个熟悉的地方，咱们叙叙旧。”

两个人手挽手沿马路走着。从西部归来的那个志得意满，讲起这些年的作为。另一个把头缩在大衣领里，津津有味地听。

十字路口有家药房，仍灯火辉煌。到了灯光下，两人同时转身瞪大眼看着对方的脸。

从西部来的那个突然站住了，松开手臂。

“你不是吉米·韦尔斯，”他惊叫起来，“二十年的时间的确长，但再长的时间也不会把鹰钩鼻变成个扁鼻。”

“二十年足可以把一个好人变成坏人，”高个子说，“鲍勃，你已被捕十分钟了。芝加哥警方猜到你会到这个城市来，打了电报说想与你谈谈。放老实点，知道吗？老实才聪明。有人叫我带张条子给你，看完了我们再去局里。你到那儿窗户下看，是巡警韦尔斯写的。”

从西部来的人打开交给他的小纸条。刚看的时候他的手还正常，但到看完时却抖得厉害。条子上只写了几句话：

我准时到了约定地点。你划着火柴点烟时我发现你原来是芝加哥通缉的罪犯。我不便自己动手，便找了位便衣代劳。

吉米

（节选自《欧·亨利短篇小说选》，有删改）

文本二：

契诃夫式的幽默讽刺在于对庸俗的生活场景和片段的戏仿，欧·亨利则擅长利用“偶然”“巧合”，以出其不意的情节营造幽默讽刺效果，欧·亨利不像契诃夫那样漫不经心地描述生活中的一些见怪不怪的事，而是着意于编排精巧曲折的情节，利用生活中的巧合和偶然，让出人意料的结尾给小说增添幽默效果。再者，欧·亨利小说中夸张大胆的情节设计也着实让小说的幽默感得到升华。

叙述语调与作家的创作个性，艺术风格有非常直接的联系。契诃夫属于那种天生冷静、沉稳、含蓄而又不乏幽默感的人，他向来主张要客观冷静地反映生活。欧·亨利的大部分作品叙述语言非常幽默，充满抒情和主观的议论，这使得作家的叙述语调显得热烈而夸张。作者在小说中不时会以叙述者的口气作一些幽默调侃，有时是对作品中人物的评论，有时是对某种观点的界定。尽管契诃夫与欧·亨利都描绘了形形色色的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和命运，其小说都独具幽默和讽刺的魅力，但是在传达幽默讽刺层面两者的艺术表现方式有着截然不同的特色。

（节选自曾雪雨《一样的幽默，别样的风格》）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纸包不住火

契诃夫

彼得·巴甫洛维奇·波苏津收到一封匿名检举信，于是遵循最严格的微服私访原则，乘坐平民的马车，沿着乡间道路到某个小县城去。

“当场抓住，给他们来个冷不防，”他把脸蒙在大衣领子里幻想道，“他们干了肮脏龌龊的事，大概正在庆祝胜利，以为他们把罪证全都掩盖起来了。哈哈！当他们正在欢庆胜利的时候，突然听见一声‘把嘉普金—里亚普金带上来！’，可以想象出他们会多么恐惧和吃惊。准会一片惊慌！哈哈！……”

波苏津尽情地幻想够了之后，便开始同马车夫闲聊。作为一个醉心于自己声望的人，他首先便问到他自己。

“你知道波苏津吗？”

“怎么会不知道！”车夫笑着说，“我们都知道他！”

“你看他这个人怎么样？好吗？”

“还不错，”车夫打了个呵欠，“是个好老爷，很在行，来这里还不到两年，已做了许多事。他多方奔走把铁路修起来了，把我们县的霍赫留科夫解职了，那个霍赫留科夫简直无法无天，是个滑头、骗子，所有的前任官都包庇他，可是波苏津一来，霍赫留科夫就完蛋了。老兄！波苏津这个人，是收买不了的，绝对收买不了！哪怕给他一百，一千，他也不会昧良心，绝对不会！”

“感谢上帝，人们至少在这个方面是了解我的，”波苏津心里想，“这很好。”

“这是一个有教养的老爷，”车夫继续说，“不摆架子，我们乡下人去找他告状，他就像接待老爷们似的：拉起大家的手，‘您请坐！’他是个急性子，办事麻利，干什么事都力求快一点，快一点！他一来，就把事情全办好了，一个钱也不要。比他的前任强多了！只有一点遗憾，现任在各方面都好，却是一个酒鬼！”

“你怎么知道我……知道他是个酒鬼？”波苏津问。

“当然老爷，我自己没有看见他喝醉过，我不能乱讲，但大家都这么说。其实大家也都没有看见他喝醉过，却流传着他的这种名声，说他在公众面前，在交际场所，或是去做客，从来不喝酒。他是在家里喝，整天灌酒。你说怪不怪，这样喝法，却一点也不醉！连鼻子也不红一红！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拼命喝。为了不让别人发现，他把自己办公桌的抽屉改装了一下，安上一根细管子。抽屉里随时都放着酒，他把头一低，衔着那根管子一吸，就喝上酒了；在马车里也一样，酒瓶放在公文包里……”

“他是怎么知道的？”波苏津吓了一跳，“一个庄稼汉，马车夫，从来不到城里去！”

“这些事你怎么全知道？”他气冲冲地问。

“大家都这么说，我自己没有看见，而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不过，要打听这些事有什么难的？又不能把波苏津的贴身仆人或马车夫的舌头割掉。这个波苏津还采用一种微服私访的做法：一听到什么事，立即悄悄地出去查访，不让任何人看见。不让任何人知道，真有意思！他悄悄从家里溜出来，不让任何官员看见，登上火车，到达他要去的车站后，既不坐驿车，也不坐舒适的出租马车，而宁愿雇一辆庄稼汉的马车。他像娘儿们似的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一路上像头老狗似的嘶哑着嗓子说话，免得被人认出来。他这傻瓜坐在马车里，以为谁也认不出他来。其实对一个明白人来说，认出他太容易了，不费吹灰之力！”

“究竟怎样认出他呢？”

“很简单，波苏津不是那种容易将就的人。比方说，他来到一个驿站，派头就来了！……他又嫌臭，又嫌闷，又嫌冷……他要吃童子鸡，要吃水果，还要吃各种各样的果酱……所以驿站上的人都知道：如果有人大冬天要吃童子鸡和水果，这人便是波苏津。如果有人对驿站长称‘我最亲爱的’，并派人去干各种各样的杂事，保证这人便是波苏津。他不仅身上的气味与众不同，而且睡觉的习惯也很独特，躺在驿站的长沙发上，在周围洒上香水，吩咐在枕头旁给他摆上三支蜡烛，他就躺着看公文。这一来别说驿站长，连猫也能认出这是何许人。”

“讲得对，讲得对！”波苏津暗想，“怎么过去我不知道这一点呢！”

“波苏津还没从家里动身，对不起，这里已经全准备好了！他来的目的是当场抓住他们，送交法庭审判，或是撤换什么人，可是他们却在嘲笑他。他们说：‘大人，即使你是悄悄来的，可是你瞧，我们这里一切都干干净净！’他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结果怎么来的，还是怎么回去，甚至还夸奖他们，同他们一一握手，请他们原谅他的惊扰，就是如此！你以为会怎么样？哈哈，老爷！这里的人都是机灵鬼，一个比一个机灵！真有意思！就拿今天的事来说吧，我今天早晨赶着空车出来，从车站迎面跑来小吃店的店主——一个犹太佬。我问：‘犹太老爷，你上哪儿去？’他说：‘给城里送酒和菜去。今天那里的人正等着波苏津呢。’机灵吧？波苏津也许还没有动身，或者刚刚把脸捂严实免得被人认出来。也许他已经在路上，正在想，谁也不知道他来了，可是你瞧瞧，人家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一切。怎么样？他一路上心里想：‘你们完蛋了，小子！’可这些小子满不在乎！让他来吧！他们早就把一切都掩盖好了！”

“回去！”波苏津沙哑着嗓子叫道，“往回走，畜生！”

困惑不解的车夫只好掉转马头往回走。

（选自《契诃夫中短篇小说全集》，有删改）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普里希别耶夫中士

契诃夫

“普里希别耶夫中士！你被指控于今年九月三日出言冒犯并动手殴打了本县警察日金、村长阿利亚波夫、乡村警察叶菲莫夫，并且前三人是在执行公务时受到侮辱的。你承认自己有罪吗？”

普里希别耶夫，一个满脸皱纹和肉刺的退伍中士，手贴裤缝立正，操起沙哑而低沉的嗓子，回答时咬清每一个字，像发布命令似的：

“长官，调解法官先生！当然，根据法律条款，法院有理由要求双方陈述当时的各种情况。有罪的不是我，而是另外那些人。整个事件是由一具死尸引起的。三号那一天，我同老婆安菲莎安安静静、规规矩矩地走着，一看——河岸上聚了一大堆各式各样的人。我请问：老百姓有什么权利在这地方集会？难道律书上写着，老百姓可以成群结伙走动的？我喊了一声：散开！开始推开众人，要他们回家去，还下令乡村警察揪住他们的脖领，把他们轰走……”

“对不起，要知道你既不是本县警察，也不是村长，难道你管得着赶散人群这种事吗？”

“他管不着，管不着！”审讯室里各个角落里的人齐声喊道，“他搅得人不得安生，大人！我们忍了他十五年了！自从他退伍回乡，从那时起，弄得人简直想从村里逃走。”

“正是这样，大人！”村长作证说，“全村人都在抱怨。真没法跟他在一起生活！前几天，他挨家挨户下令不许唱歌，不许点灯。他说，没有法律规定可以唱歌的。”

“请等一下，待会儿您再提供证词，”调解法官打断他的话，“现在，让普里希别耶夫继续陈述。”

中士操着哑嗓子说，“您，长官，刚才说到，赶散人群不关我的事。可要是民众闹事呢？哪一部法典里写着，可以放纵百姓，听其胡来的？我绝不许可，先生。要不是我赶散人群，给他们点厉害瞧瞧，谁又能挺身站出来？谁也不懂现行的规章秩序，可以这么说，长官，全村只有我一人知道，怎样对付普通老百姓，而且，长官，我什么都能弄懂。我不是庄稼汉，我是中士军官，退役的军输给养员，在华沙当过差，还在司令部呢，先生。……所有的规章秩序我都知道，先生。可是庄稼汉都是粗人，啥也不懂，就应该听我的，因为——那也是为他们好。……可是本县警察日金满不在乎，只顾抽他的烟。”他还说：“这人是谁，怎么跑来指手画脚的？”我就说：“既然你只知道站着，不管不问，可见你这个傻瓜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我昨天就把这事报告了县警察局长。”我请问：“为什么报告县警察局长？根据哪部法典的哪一条？可是他，这个本县警察，光是听着笑。那些庄稼汉也一样。大家都笑，长官。我说，你们都龇牙咧嘴做什么，可是县警察开口了：‘这类案子调解法官管不着。’我一听这话就冒火了。县警察，你是这么说的吧？”中士转身问县警察。

“说过。”

“我火冒三丈，长官，我甚至吓着了。”我说：“你再说一遍。”他又重复了一遍……我跑到他跟前。我责问：“你怎么能这样说调解法官先生？你是本县警察，怎么反对官府？”我还说，“你知道吗？调解法官先生只要他愿意，凭你这句话就可以把你这个不可靠分子送交省宪兵队！你知道吗？凭你这些政治性言论调解法官先生可以把你发配到什么地方去？”可是村长说话了：“调解法官超出权限的事一样也做不来。他只能管管小事。”我就说：“你怎么敢蔑视官府？嘿，你可别跟我开玩笑，否则，老弟，事情就不妙！”想当初我在华沙当过差，在男子中学当过门卫。那个时候，只要我一听到这类不成体统的话，我就朝大街上张望，看有没有宪兵。“老总，”我喊，“你上这儿来！”于是把事情原原本本都报告他。现如今在乡下你跟谁说去？我气愤极了。一想到如今的老百姓放肆得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不服从命令，我心里就有气，我抡起拳头……你要是见着蠢人不打他，那就昧了良心了。

“可是你要知道，这不关你的事！”

“什么，先生？这怎么不关我的事？……有人胡作非为，还不关我的事！莫不是还要我去夸奖他们？刚才他们向您诉苦，说我禁止唱歌……这唱歌又有什么好处？他们放着正经事不干，就知道唱歌……如今还时兴晚上点着灯闲坐着。该睡觉了，他们却闲聊，还嘻嘻哈哈。这事我都记下来了，先生！”

“你记下什么了？”

“哪些人点灯闲坐着。”

说罢，普里希别耶夫从衣袋里摸出一张油污的小纸片，戴上眼镜，念道：

点灯闲坐的农民计有：伊凡·普罗霍罗夫，萨瓦·米基福罗夫，彼得罗夫。伊格纳特·斯韦尔乔克大搞妖术，他的老婆玛芙拉是巫婆，每天夜里跑出去挤人家的牛奶。

“够了！”法官说完开始询问证人。

普里希别耶夫把眼镜推到额头上，不胜惊讶地望着调解法官，显然这位法官并不站在他边。他那双瞪大的眼睛发亮，鼻子变得通红。他望着调解法官，望着证人，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审讯室里各个角落一片不满的埋怨声和压抑着的笑声。他更是弄不明白最后竟是这样的判决：拘禁一个月。

但有一点他是清楚的，那就是这世界变了，变得简直没法活下去了。种种阴暗、沮丧的念头困扰着他。但是，当他走出审讯室，看到一群乡民聚在一起谈论什么的时候，他积习难改，不由得手贴裤缝立正，操起沙哑的嗓子，生气地喊道：“平民百姓，散开！不准聚会！都给我回家去！”

（有删改）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历史积淀的心理定势里，文学中加入政治因素似乎是一个不光彩的事情。文艺学界一个普遍流行的看法是：文学的政治化是其最大的灾难，它直接导致了文学自主性的丧失，使之成为政治的奴隶；而一个文人如果缺少政治兴趣，人们倒觉得无所谓，甚至还认为他清高超逸。其实，这是一种以偏概全的看法。文学创作需要“政治眼光”，文学本质上是不能离开政治的。

文学之所以不能离开政治，是因为事实上它无法离开。这里要引入“大政治”的概念。“政治”不仅有好坏之分，还有大小之别。所谓“小政治”，是指党派的政策方针、政治任务、政治运动等，又称“狭义政治”。所谓“大政治”，是指社会民主政治追求的人民、社会和国家的利益，及其所体现的公民、伦理、道德、人文、家国等精神。大政治可以不妨碍文艺家享有思想和精神的自由，小政治却可能造成对文学创作自由的限制。所以，任何人只要生活在社会中是不可能完全与政治绝缘的，文学是人的精神产品，自然也不例外。

文学所以不能离开政治，还因为伟大的文学作品势必承载着进步、深刻的政治主题，远离政治的纯文学创作必然也会远离具体的生命个体，而变得缺乏生命力，生命力是文学的永恒理想。只把文学视为政治的工具是片面的，甚至是有害的；但艺术家政治意识模糊，政治责任消解，甚至要求完全取消文学与政治的联系，追求“纯文学”的主张，却也是矫枉过正的。这种所谓的“纯文学”主张一旦与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价值观汇合交融，就让文学患上了软骨病。

这样导致的恶果就是，艺术普遍缺乏介入政治生活的激情和勇气，以至于越来越局限于个人生活的狭小范围，越来越流于浅薄和无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是，文学固然可以因为审美的形式而变得纯粹，却不可能因为审美的形式而变得伟大。能使文学变得伟大的决定因素乃是其所表现的崇高、积极、宏大的政治主题。审美性标准只能衡量文学的文学性，而文学的伟大性是要以超审美标准来衡量的。

（摘编自祁志祥《从文学与政治的百年论争看如何建设“文艺政治学”》，有删改）

材料二：

篇幅巨大的情节性艺术，首先遇到的，是立意的精神等级问题。正是立意的精神等级，决定了这个作品有没有可能在人间存在、被人们关注的价值。要提高艺术作品的精神等级，首先要用苛刻的艺术眼光摆脱种种实用层次的吸引力。

“立意要高古浑厚，有气概，要沉着，忌卑弱浅陋。”（元·杨载：《诗法家数》）在情节性艺术中，要删净“卑弱浅陋”的内容是很难的，但必须让它们受到“高古浑厚”的统帅。麻烦的问题是，这两者之间的区分十分艰难，甚至“卑弱浅陋”常常被看作“高古浑厚”。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艺术眼光常常被政治眼光、道德眼光所替代，事情就变得更加混乱。为此，我必须先要用实例说明艺术眼光不是什么，然后再来说明它是什么。首先，艺术眼光不是政治眼光，政治眼光也有善、恶之分，但不管哪一种，都不是艺术眼光。

契诃夫笔下有两个童仆：9岁的男孩万卡和13岁的女孩瓦尔卡，他们分别出现在短篇小说《万卡》和《渴睡》中。评论家一再告诉我们，契诃夫十分憎恶旧俄的童仆制度，因此塑造了这些形象来进行政治批判。万卡在偷偷地给爷爷写信，诉说非人的遭遇，要求爷爷把自己领回去。他显然不会寄信，但他以为爷爷能收到，就高兴地睡着了。瓦尔卡连写信的时间也没有，干不完的活剥夺了她睡觉的权利，她最终在渴睡的迷狂中扼死了那个成天吵闹不休的婴儿。这两个孩子的现实处境和不远前景都非常悲惨。

显然，契诃夫的艺术眼光，主要不是投射在童仆们劳累困苦、挨打挨骂等一般性的悲惨境遇上。这些，公正一点的社会调查员也会发现，有道义的法官、律师也会对之愤怒。但是，即便是带有情感色彩的调查报告和法庭辩护词，也都不能算是艺术作品。契诃夫的着眼点在于：当非人的苦役重重地压在肩上的时候，这两个活生生的生命体仍然雄辩地显示着自己作为儿童的全部生理心理特征。这就是艺术眼光关注的层面了。艺术眼光，只敏感于具体的生命状态。这种敏感，远远超越政治敏感。在艺术眼光看来，“泛政治化”的眼光是最短浅的眼光。那只是一种出自政治概念的假定，用“泛政治化”的眼光来从事艺术创造，不仅是对艺术和创造的双重玷污，而且，还玷污了有可能清明的政治，因为任何清明的政治不可能为了自己而剥夺艺术。

另外，艺术眼光也不是道德眼光。道德有新旧之分，旧道德中那些割股疗亲、夫死尽节之类行为固然因为刺痛了艺术眼光对具体生命状态的敏感而早已与艺术无缘，新道德否定这一切，却也因为成了一种笼而统之的新概念而离开了具体生命，同样与艺术眼光擦肩而过。艺术眼光并不关心道德本身，而是关心在各种道德规范下蠕动的生灵。它因生灵，才返观道德。

（摘编自余秋雨《艺术创造论》，有删改）

唐宋散文以政治介入创作，以纠正六朝骈文远离政治、唯艺术形式是瞻的弊端。这是因为文学研究表现人的学问，而①______，因此文学必然要反映国家社会这样的政治层面。骈文的艺术造诣自然不容置疑，反对“唯艺术形式是瞻”也不是反对诗人在艺术领域精耕细作、勇攀高峰，而是反对②______。优秀的艺术作品总是融合了深厚的政治要素，宏大的政治主题也只有依靠精美的艺术形式才能更好地表现。总之，③______。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没意思的故事（节选）

契诃夫

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枢密顾问官，勋章获得者。他的所有相识都是极高贵的人。现在他不和谁有所交往。可是讲到过去，许多著名的人物都跟他有过极为真诚热烈的友谊。凡是能读会写的人都知道这个与“天赋、名望、有用”紧密绑定的名字。

拥有这个名字的人，我，却是一个六十二岁的男子，头顶光秃，镶了假牙，害着一种医不好的面部痉挛症。辉煌名声之下，是我日渐衰败的躯体：头和手不住发抖，脖子细得像大提琴的柄，说话时嘴角总往一边撇，一笑就布满死气沉沉的皱纹。我这种可怜的模样没有一点动人的地方。

我讲课跟过去一样，仍旧讲得不错。我照旧能够一连两个钟头抓住听讲人的注意力。我的热情、我在讲解方面的文学技巧、我的幽默，差不多遮盖了我干巴巴、尖得刺耳的声调。但我的写字能力早已力不从心。脑中管理写字能力的部分已经不听使唤了，记忆力衰退，思想不连贯，结构单调无味，语言贫乏拘谨。我常常词不达意，写到结尾忘了开端，普通字眼也常常记不起来。特别是，越简单，我写得越费劲，而做科学上的文章，我倒觉得比写一封普通道贺的信轻松得多，写起来也通顺得多。

如果别人问我：现在什么是你生存上重要并且根本的事情？我一定回答：失眠症。

跟过去一样，我按照习惯，一到午夜就脱衣上床。我很快就睡着了，可是不到两点钟又醒来，好像根本没睡着似的。我只好下床，点上灯。我在房间里走上一两个钟头，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瞧着早已看熟的照片和画片。我走得腻味了，就在桌旁坐下。我一动不动地坐着，什么也不想，什么欲望也没有。我喜欢听声音，不知什么缘故，所有这些声音都惹得我兴奋。

晚上睡不着觉，就会时时刻刻觉着自己不正常，因此我心急地巴望天亮——到那时候我就有权利不睡了。公鸡在院子里啼叫起来，它第一个给我带来好消息。然后窗外天色渐渐发白，街上传来人声了……

白天刚开头，妻子就会走进来，穿着衬裙，头发没梳，装出偶然进来的样子：“请原谅，我一会儿就出去……你又睡不着吗？”我不是先知，可是我事先总知道她会谈什么。她熄了灯坐下，不安地问过我的健康后，准会提起在外地服役的儿子，“要是你乐意的话，下个月我们不汇给他五十，汇四十算了，你觉得怎么样？”接着便是面包落价、糖涨了两个戈比[注]等的琐碎念叨。我听着，顺口答应，脑子里却满是古怪的念头。我纳闷地问我自己：这个胖而笨重的老太婆，一肚子烦恼，一开口只会谈家中开支，必得东西落价才见笑容，难道这样一个女人就是当初那个清秀的瓦丽娅？

妻子忽然想起我还没喝茶，便惊惧起来。“我坐着做什么？”她说着站起来，“茶灶早就摆在桌子上了，我却在这儿闲聊天。”她赶快走去，可是在门口又站住，说：“我们欠下听差五个月的工钱了。你知道吗？仆役的工钱不可以拖欠。”她走到门外，又站住，说：“谁也不及我们苦命的丽莎那样可怜。这姑娘在音乐学院读书，经常在上流社会来往，可是上帝才知道她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如果她是别人的女儿，倒也罢了，可是人人又都知道她父亲是一位名教授，枢密顾问官！”她用我的名字和官位责备了我一会儿以后才走开。

我的白天就是这样开始的。这以后，也并不见得好过些。

我正在喝茶，我的丽莎向我走来，穿着皮大衣，戴着帽子，拿着乐谱，已经完全准备好，要到音乐学院去了。她二十二岁。她的相貌看起来还要年轻一点，长得漂亮，有点像我妻子年轻的时候。她极柔和地说道：“爸爸，你身体好吗？”当我那女儿走到我面前，用嘴唇触碰我的额头时，我哆嗦了一下，仿佛一只胡蜂螫了我似的，勉强一笑，把脸扭开。

自从我害失眠症以来，有一个问题像钉子那样钉在我的脑子里：我女儿常常看见我这个老头子，这个名人，因为欠仆役的工钱而痛苦得满脸绯红，她也看见由小小的债务带来的烦恼常常逼得我放下工作，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连走上好几个钟头，想心事，可是为什么她就从来没有一回瞒着母亲，悄悄来到我的身边，凑着我的耳朵小声说：“爸爸，拿去吧，这是我的衣服、手表……把它们统统拿去典当了吧，你要钱用……”她既然看见母亲和我要虚荣的面子，极力把我们的贫穷瞒住外人，那她为什么不放弃学音乐这种昂贵的享乐呢？我不会收下她的衣服、手表，也不会要她牺牲音乐。求主保佑我，我并不需要这些。

同时我也想起了我的儿子，那个在华沙的军官。他是个聪明、正直、清醒的人。可是这在我是不够的。我想：要是我有个老父亲，要是我知道有些时候他穷得害羞，那我就会把军官的职务交给别人去干，自己情愿做雇工。

关于孩子的这一类想法败坏我的心绪。这样想有什么好处呢？只有心胸狭窄、满腔怨毒的人才会因为普通人不是英雄而对他们抱恶感。这些不提也罢。

到九点三刻，我得去给我那些亲爱的孩子讲课了。我走进讲堂，站上讲台，开始讲课。我知道我要讲什么，只要往讲堂扫一眼，说出那句老套的话：“上一回我们讲到……”一长串的句子就从我的灵魂里飞出来，我一口气讲下去了！我很快地、兴冲冲地讲着，打都打不住，倒好像没有一种力量能够拦住我的话似的。一个好指挥，在发挥作曲家的思想的时候，要同时做二十件事：又要瞧乐谱，又要摇指挥棒，又要注意唱歌的人，还要时而向鼓手那边、时而向吹圆号的乐师那边做个手势等等。我讲课的时候也是这样。我想，我每次下课后所感到的那种舒服的疲劳，就连英雄赫拉克勒斯在完成壮举后也未必体会得到。

这是从前的情形了。现在呢，我讲起课来，却只觉着受罪。还没讲完半个钟头，我就觉着肩膀和两条腿衰弱得支持不住。我在圈椅上坐下，可是我又不习惯坐着讲课。过了一分钟，我又立起来，仍旧站着讲。后来又坐下了。我的嘴巴发干，喉咙发哑，脑袋发晕……为了要把这种情形瞒过听讲人，我就不断地喝水，咳嗽，常常擤鼻涕，仿佛因为着了凉才讲不下去似的。

不到钟点我就宣布提前下课了，可是我非常羞愧。我的良心和理智告诉我说：我现在所能做的顶好的事就是对那些孩子发表最后一回演讲，跟他们告别，给他们祝福，把我的职位让给一个比我年轻、比我强壮的人了。

由于失眠，也由于极力压制我那渐渐增长的衰弱，我起了一种古怪的变化。我上课讲到半当中、眼泪会忽然使我的喉咙哽住，我的眼睛就痒起来，我生出一种热烈急切的欲望，恨不能向前伸出两只手，大声地诉一诉苦才好。我想提高喉咙喊叫道：我，一个著名的人，却被命运判处了死刑，不出半年就要由另一个人上这儿来占据这个讲堂。我要大声喊叫说我中了毒，以前我从来不知道的一些新思想毒害了我一生中的残余岁月，现在仍旧像蚊子似的不断整我的脑筋。

挨过这样的时光真是不容易呀。

（有删改）

[注]沙皇俄国及苏联时期的小额货币单位，相当于过去我国货币中的“分”。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嫁妆

契诃夫

在我的记忆深处，有这样一所很小的平房：它有三个窗子，活像一个老太婆。矮小，伛偻，头上戴着包发帽。小房子以及它的白灰墙、瓦房顶和灰泥脱落的烟囱，全都隐藏在苍翠的树林里，夹在目前房主人的祖父和曾祖父所栽种的桑树、槐树、杨树当中。那所小房子在苍翠的树林外边是看不见的。这里从来也没有什么人坐着马车路过，行人也稀少。

小房子的窗户从没敞开过，因为住在房子里的人不喜欢新鲜空气。小房子四周是人间天堂，树木葱茏，栖息着快乐的鸟雀，可是小房子里面，唉！夏天又热又闷，冬天像澡堂里那样热气腾腾，有煤气味，而且乏味，乏味得很……

我第一次访问小房子是很久以前：房主人奇卡玛索夫上校托我到那儿去探望他的妻子和女儿。请您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您从前堂走进大厅的时候，一个矮小虚胖、四十岁左右的女人带着恐慌和惊愕的神情瞧着您。您是“生人”，客人，“年轻人”，这就足以使得她惊愕和恐慌了。

“请问，您贵姓？”上了年纪的女人用颤抖的声音问您，而您认出她就是女主人奇卡玛索娃。您说出您的姓名，讲明您的来意。惊愕和恐惧就换成尖细而快活的“啊”的一声喊，她的眼珠不住往上翻。不久，整所房子都充满各种声调的、快活的“啊”。

房间里弥漫着除虫粉和新羊皮鞋的气味，皮鞋就放在我身旁的椅子上，用手巾包着。窗台上放着天竺葵和薄纱的女人衣服。衣服上停着吃饱的苍蝇。墙上挂着某主教的油画像，镜框玻璃的一角已经破裂。主教像旁边，是一排祖先们的肖像。桌上有一个顶针、一团线和一只没有完的袜子。地板上放着一件黑色女上衣，潦草地缝在一块纸样上。

“我们这儿，请您原谅，凌乱得很！”奇卡玛索娃说。

不久房门开了，我看见一个又高又瘦的姑娘，十九岁左右。她走进来，行个屈膝礼，脸红了。是她那点缀着几颗碎麻子的长鼻子红起来，然后从鼻子红到眼睛那儿，再从眼睛红到鬓角儿。

“这是我的女儿玛涅琪卡！”奇卡玛索娃用唱歌般的声音说。我对这里纸样之多表示惊讶。

母亲说：“我们总是在市集上买些衣料，然后做整整一年的针线活。我们的衣服从不交给外人去做。”

“可是谁要穿这么多的衣服呢？这儿只有你们两个人啊。”

“嗨，……难道这是现在穿的？这不是现在穿的！这是嫁妆！”

“哎呀，妈妈，您在说些什么呀？！”女儿说，脸上泛起红晕，“这位先生真会这样想了……我绝不出嫁！绝不！”

她说着这些话，可是说到“出嫁”两个字，她的眼睛亮了。

吃晚饭的时候，我听见很响的呵欠声，有人在隔壁房间里大声打呵欠。我惊讶地瞧着房门：只有男人才那样打呵欠呢。

“这是彼得•谢梅内奇的弟弟叶戈尔•谢梅内奇……”奇卡玛索娃发现我吃惊，就解释说，“他从去年起就住在我们这儿。您要原谅他，他不能出来见您。他简直是个野人……见着生人就难为情……”

晚饭后，奇卡玛索娃邀我跟她一块儿到堆房里走一趟。在堆房里，我看见五口大箱子和许多小箱子、小盒子。

“这……就是嫁妆！“奇卡玛索娃对我小声说，“这些衣服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我看了看那些阴沉的箱子，就开始向两个殷勤好客的女主人告辞。她们要我答应日后有空再到她们家里来。

这个诺言，一直到我初次访问过了七年以后，我才有机会履行。我走进那所小房子，又听见“啊”的一声喊……她们认出我来了！我看见母亲长得越发胖了，头发已经花白，正在地板上爬来爬去，裁一块蓝色衣料。女儿坐在长沙发上刺绣。这里仍旧和以前一样，不同的是主教像旁边挂着彼得•谢梅内奇的肖像，两个女人都穿着丧服。

“我们遭到很大的不幸！”她说，“彼得•谢梅内奇……已经不在人世了。我和女儿成了孤儿寡母。叶戈尔•谢梅内奇拿走了玛涅琪卡的嫁妆，有两口箱子已经全拿空了！要是这种情形继续下去，那我的玛涅琪卡的嫁妆就会一点也不剩了……“

一个矮小的男人身影往前堂那边溜过去，他像耗子那样窸窸窣窣地溜过去，不见了。“这人大概就是叶戈尔•谢梅内奇吧。”我暗想。

我瞧着她们母女俩：两个人都苍老消瘦得厉害。母亲满头闪着银白的光辉。女儿憔悴，萎靡不振，看样子，母亲似乎比女儿至多大五岁光景。

奇卡玛索娃说：“叶戈尔•谢梅内奇把我们缝的衣服统统拿走，我的玛涅琪卡就要没有嫁妆了！”

玛涅琪卡涨红脸，可是什么话也没说。“衣服我们只好重新再做，我们不是阔人！我们是孤儿寡母啊！”

去年，命运又驱使我到那所小房子去。我走进客厅，看见老太婆奇卡玛索娃。她穿一身黑衣服，戴着丧章，坐在长沙发上做针线活。跟她并排坐着的，是个小老头。小老头看见我，就跳起来，从客厅里一溜烟跑出去了……

“您在缝什么？”我问。

“这是女衬衫。”奇卡玛索娃小声说。

她面前桌子上放着女儿的照片，她看一眼照片，叹口气说：“要知道我成了孤魂！”那么她女儿在哪儿呢？玛涅琪卡在哪儿呢？我没问穿着重丧服的老太婆，我不想问。不论：我在这所小房子里坐着，还是后来我站起来告辞的时候，玛涅琪卡都没走出来见我，我既没听见她的说话声，也没听见她那轻微胆怯的脚步声……一切都明明白白，于是我的心头感到沉重极了。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