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只有严格符合相关条件才能办理的北京市工作居住证，网络上竟然有人称可以代办。记者调查发现，提供代办的人不在少数，开价从万余元到十几万元不等，并且声称资料不全也可以代办。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回应，北京市工作居住证不允许代办，代办行为违法。

（摘编自《北京晨报》）

②在清华大学举行的2015届毕业生就业洽谈会上，很多在京招聘单位的招聘广告都打出“北京户口”这张王牌，但还是有越来越多的清华毕业生选择京外就业。清华毕业生京外就业率已连续三年突破50%，他们对“北京户口”的需求没有以前那么强烈了。

（摘编自《北京晨报》）

③为了帮助大学生创业，北京市将着力建设“中关村大学生创业一条街”“大学生创业园”等创业平台，帮助更多的大学生实现“创业梦”。

（摘编自《京华时报》）

（1）马克思辛勤劳动四十年，阅读了数量惊人的书籍和刊物，其中做过笔记的就有一千五百种以上，终于完成了巨著《资本论》。

（2）德国伟大的诗人、小说家和戏剧家歌德，勤奋劳作，花了六十四年的时间，写出了对世界文学界和思想界都产生很大影响的《浮士德》。

（3）我国著名的数学家陈景润，孜孜不倦，在数学道路上勤奋攀登，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

懂得开花的树：亲！南粤古驿道定向徒步越野大赛要在我们村举行了。哇塞，既能锻炼身体、磨炼意志，又能领略古村落的魅力！

水哥：这么时尚的运动大赛，我们这里早就应该有了！时间？时间？

懂得开花的树：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今年10月29日开赛，你想参加的话，就要在9月29日当天到村委报名

小灰灰：我身体单薄，又没有方向感，到时候怕跑不到终点啊！

懂得开花的树：比赛分竞赛组和休闲组。报名那天妥先参加体能测试并分组。竞赛组要穿越山林20公里！体力差的，就参加休闲组吧，挑战5公里即可。竞赛组冠军有5万元奖金哟！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回溯到商、周交替之际，一个文明较高的商朝，被文明较低的周朝所取代，这件事情本身必会使当时的知识分子有一种反省。他们还免不了会问自己，究竟是什么缘故使得这么强大，而且主导北方中国的商王国，居然被小小的周国灭亡了？他们的回答是：周人取得了天命，而天命是唯道德为依归的，所谓“天命靡常，惟德是亲”。这可说是道德的意义第一次突破了以力量对比为基础的命运。

“天命”的观念帮助周人肯定了自己的统治，周人在继承夏商以来天命观念的基础上，首次将道德系统化为政权合法性的核心标准，通过德行与天命的必然关联，为超越军事胜负的政权更迭提供了合理性解释。也帮助周人说服了许多商人的后代与他们合作，将商周文化体系扩张到整个中国北方。《易经》中所谈的命运，不完全是盲目的，人类本身对自己的命运有相当程度的掌握，人类自己所做的种种抉择，会改变命运发展的方向。这个观念与天命具有道德意义是相互配合的。

等到西周覆灭，周人的封建系统在礼坏乐崩的情况下，不再有过去那样的自信，也不再有过去那样主宰的力量，天命的意义必须要有新的解释。在《论语》里面，孔子所说的天命是每一个个人的天命，而不是一个朝代的政治天命。在孔子承受同时代人的迫害时，他曾经说：“天给了我这个天命。天生了我，给了我一个任务。有了这样的任务，迫害我的人又能拿我怎么样呢？”在这种情况下，天命已经不是政治的使命，而是每一个人都能从超自然、超现实的秩序之中，找到自己应当执行的使命。

汉代编辑成书的《礼记》，其中的《中庸》篇曾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过去，我们对《中庸》这段话并不是十分理解。最近在湖北荆门市郭店出土的战国文书，其中有两句话似乎正是阐释“天命”与“性”的关系。郭店文书《性自命出》说：“性自命出，命自天降。”这里的“天”，不一定是一个有意识的主宰神，似乎是宇宙间各种力量的总和；在这个宇宙力量的总和之中，每一个人有天生的禀赋，也就是“性”。“命”和“性”是相配合的名词。

如果孔子所理解的命和性，正如郭店文书所说，那么人类全体具有一种特别的使命，而每一个个人也有特定的性，也就是禀赋。只有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也许才能够理会孔子为什么找出“仁”这个字作为他思想最主要的中心。孔子赋予它一个新的意义，“仁”这个字相当于整个的人性。这一命题，应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假设。

如孔子所说，仁作为个人的禀赋，可以表现每一个人所具有的人性，那么怎样发抒人性才使人有资格成为“仁人君子”？仁是每个人都拥有的，仁是人性的本质，也是一个人性格成长的种子。由《论语》来看，孔子的学说是以仁为中心，但是孔子很少触及群体的仁，很少从群体的角度来看仁。孔子盼望的是每个人找到自己的仁，使仁能得到充分发挥的机会，也使得这个人成为“仁人君子”。理论上，有许多个别的仁人君子时，社会应当是一个美好的社会，甚至是符合最高人心的社会。

（摘自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材料二：

在儒家看来，一个人不可能什么事都不做，因为每人都有应当去做的事情，但他去做这些事情时，并不是为了其他的什么目的，一个人做所当做的事情，其价值就在做之中，而不在于达到什么外在的结果。

孔子自己的一生就是这种主张的例证，他出生在一个社会政治动乱的时代，竭尽己力去改造世界，像苏格拉底那样周游列国，与各种各样的人交谈；虽然一切努力都没有结果，他从不气馁，明知不可能成功，却仍然坚持不懈。

《论语·宪问》篇里记载孔子论到自己时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他尽了己力之所及，而把事情的成败交付给命。“命”字通常译作“命数”“命运”或“天意”。就孔子来说，这个字的含义是“天命”或“天意”；换句话说，这是朝着一定目标前去的一股力量。到了后期儒家，“命”的含义是宇宙间一切存在的条件和一切在运动的力量。我们从事各种活动，其外表成功，都有赖于各种外部条件的配合。但是外部条件是否配合完全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因此，人所能做的只是：竭尽己力，成败在所不计。这种人生态度就是“知命”。按照孔子的看法，“知命”是做君子的一个重要条件，因此他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

这就是说，要认识世界存在的必然性，这就是“知命”，就是个人对外在的成败利钝在所不计。如果这样行事为人，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就永不失败。这是说，如果我们做所当做的，遵行了自己的义务，这义务在道德上便已完成，而不在于从外表看，它是否得到了成功，或遭到了失败。（摘自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文学演讲打破文本的“单向传播”模式、时空距离与主客划分而交融共生，走向一种互动、共享、共创的文学体式，搭建起一个“文化现场”。当文学创作者以演讲者身份从纸后行至幕前，“作者”在谈笑风生的讲演之间建立自身主体身份。读者一般是“非现场的”，听众就在现场，这时的“阅读”就不再是“读后有感”，而成为一种即时性反馈，如何讲得“有意思”成为演讲者身处这个“文化现场”的重要考虑因素。而实现方式则不仅指向话语本身，更指向一种具有本体性特色的讲演策略，旨在短时间里触动听众内心。

演讲活动在固定的时间和空间进行，演讲者的观点通过声音传递给听众，而声音一般情况下具有即时性和不可回溯性。为确保听众能够迅速理解演讲内容，演讲者必须注重逻辑性构建，“内在逻辑便是演讲内容的构筑框架，是联系演讲内容的纽带，是构成演讲整体美的主要因素”。演讲还具有现场互动性和即时反馈性。听众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积极参与者，根据自身的判断和知识储备对演讲内容进行选择性接受，并通过表情、动作甚至语言来反馈对演讲内容的态度。因此，演讲者需要具备良好的现场掌控能力和应变能力，以确保演讲的顺利进行和效果的最大化，实现与听众的双向交流。

要引人入胜，形成良好的现场互动，自然要求演讲者融入足够的情感，鼓动性是演讲的显著特点。演讲者的形象塑造、语言表达、情感流露、体态展现，以及演讲内容的结构安排、节奏掌控、情节设计等因素，都能牢牢吸引听众，产生强烈的共鸣与认同感。

这种面对面与世界连接的方式，要求演讲者除了具备学问精深、口才出众和心怀真知灼见的客观标准外，还需要开诚布公、坦诚内心，而不是流于套话、空话。好的演讲是至情至性之语，将个人性、学术性与公共性紧密结合，正如学者唐涤非所说，“使听众在听的一瞬间，感动起来，心悦诚服地接受一种主张，同意一种见解，改变一种观念、一种感情、一种态度”。由演讲者的声音、表情、姿态所同构的演讲行为，通过视听共在的体验和真挚情感的渲染，使听众获得一种具身化的体验。这种体验是周围世界借由媒介进行内化的状态，从而实现环境和人的相融，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当听众深度融入这一个“文化现场”中，就能更进一步进入“互动情境”中，成为演讲本体的一部分。南京大学教授莫砺锋记录了一次演讲的现场趣事。在名为“古典文学研究方法谈”的演讲中，当他谈到《唐诗三百首》未收录李贺之诗时，现场一位南京大学的学生从随身背包里掏出一选本进行反驳。以此为引，莫先生细致讲解了文献选本的客观性、严谨性，不可不谓一场生动的现场教学；听众以反驳的方式参与文学演讲之中，成为演讲的“共创者”。

（摘编自陈佳冀《文学演讲的基本特征和运行机制》）

材料二：

就传播方式而言，文学演讲是一种有声的情感传递和思想交流，通过新媒体的有效传播，重新建立起文学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也改变文学的阅读方式。随着新媒体的兴起，近些年来一些作家、评论家的文学演讲逐渐进入公众视野。通过直播、短视频等方式，文学演讲往往比纸本文学作品更快速地与“读者”建立起互动关系，让严肃而深刻的文学思考与表达得到更广泛、更有效的传播。在新媒体时代，文学演讲让文学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亲近，而公众的参与，也使得聆听文学演讲逐渐变成一种普遍的有声“阅读”。

目前看来，文学演讲正在以自己独特的形态和机制，逐渐弥合文学创作与文学阅读以前被拉大的距离，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创作者和阅读者的角色。与传统的文学创作不同，文学演讲以视频或音频形式，通过网络与不同地方的人们构建起一个即时的互动氛围，甚至通过留言的方式与不同时空的人们形成对话关系。也就是说，有声的文学演讲让当代文学可以跨越时空重构与读者紧密而有效的联系。比如，一些知名作家经常在网络平台的演讲中提及自己当初遭遇无数次退稿的故事，往往能引发网络用户的强烈共鸣。用户们纷纷在留言中分享自己生活中“屡败屡战”“越挫越勇”的真实经历，以这种方式参与文学活动之中，建立起“在场”的情感链接。

文学演讲的现场，一般都要设置互动环节，及时获得听众反馈，了解他们的关注点或疑问处，从而进一步解释与深化演讲的内容。演讲者的即时回应也是文学演讲的一部分，甚至是易于出彩的一个部分。北京大学陈平原先生在《“文学”如何“教育”》一文中认为，文学讲述“单有演讲者的‘谈吐自如’还不够，还必须有听讲者的‘莫逆于心’，这才是理想的状态”。实际上，很多演讲过程中，听众是愿意发表不同意见甚至辩驳的，作家通过听众的建设性意见，完善作品本身，知悉自己的创作误区。批评者通过对不同看法的吸收，也可以深化自己的认知。文学演讲中，由于演讲者与“读者”之间有良好的交流与反馈，“文学”意义得以建构，通过这种良性的对话机制和反馈机制，文学演讲成为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完善自我的途径，也重塑了“作者”和“读者”。

（摘编自徐先智《文学演讲也是一种文学创作》）

文学作品是否好，不在于他的数量，而在于它有没有经典作品。我们现代社会长篇小说的写作量越来越多。据统计，去年全国出版的长篇小说已经超过了1000部。但是经典很少。再举个例子，古代写诗的人最多的是谁？对，是乾隆。也有人说是陆游，陆游的诗确实很多，一个人写了9000多首，但经典也很多。写诗最多的人还是清代的乾隆皇帝，据统计超过了4万首。一个人就写了接近全唐朝的诗，问题是，乾隆皇帝的诗好么？当然不好。乾隆的诗我说他不好，还是有一定发言权的，因为我确实读过一些保存在清宫中间历代传世的名牌上面，我去过几次台北的故宫博物院，有很多珍贵的名画，非常煞风景的是，这些名画上面都被乾隆题了诗。字写得老大，还写在中间。他的诗不好。所以数量多是没有意思的，主要要好。

（摘编自莫砺锋在中国矿业大学的演讲《唐宋诗词与现代人生》）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①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②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征讨的远征。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③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这些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像其他任何货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所以他们同样地受到竞争的一切变化、市场的一切波动的影响。

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因此，花在工人身上的费用，几乎只限于维持工人生活和延续工人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商品的价格，从而劳动的价格，是同它的生产费用相等的。因此，劳动越使人感到厌恶，工资也就越减少。不仅如此，机器越推广，分工越细致，劳动量也就越增加，这或者是由于工作时间的延长，或者是由于在一定时间内所要求的劳动的增加，机器运转的加速，等等。

现代工业已经把家长式的师傅的小作坊变成了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他们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他们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经营工厂的资产者本人的奴役。这种专制制度越是公开地把营利宣布为自己的最终目的，④它就越是可鄙、可恨和可恶。

手的操作所要求的技巧和气力越少，换句话说，现代工业越发达，男工也就越受到女工和童工的排挤。对工人阶级来说，性别和年龄的差别再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了。他们都只是劳动工具，不过因为年龄和性别的不同而需要不同的费用罢了。

当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小店主、当铺老板等等向他们扑来。

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足以经营大工业，经不起较大的资本家的竞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不值钱了。无产阶级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的。

（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演讲是在特定的情境中阐述观点，写演讲稿要对听众作分析：听演讲的是什么人，他们抱有什么样的期待，他们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来听你的演讲，对你阐述的观点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等等。只有对听众的期待和接受能力有正确判断，才有可能决定内容取舍，确定合适的话题。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听众多是逝者的亲友和景仰者，作者在这个庄严的场合总结马克思一生的成就与贡献，（       A     ），又充满敬意。

演讲主题要鲜明，不能含混模糊。主题明确后，要根据演讲的需要， 甲 ，如典型的事例、真实的故事、确凿的数字、听众（       B     ）的诗词及格言警句等，尽量做到典型、真实、生动、新颖。好的演讲讲究思想性，有新颖独到的见解。要围绕主题深入分析，把道理讲透彻，让人信服。①如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②先以诗一般的语言揭示“欧洲社会干硬外壳”下蕴蓄的革命，③再通过分析工业和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巨大对抗，④阐明无产阶级之所以登上历史舞台的原因，⑤最后作出无产阶级就是资本主义灭亡的“执刑者”的预言。作者善于运用比喻，且自如化用出自莎士比亚剧作的典故，贴近英国的听众，使演讲更有针对性和说服力。

乙 。演讲者要针对听众的接受水平，力求语言简洁通俗，多用短句，少用结构复杂的长句，适当运用排比等修辞手法，增强感染力，调动听众的情绪。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谏诤是典型的向上说服。自先秦时期起，中国古代的政治说服活动就以谏诤为主要表现形式。依据主体进行分类，谏诤可分为民谏与官谏。民谏是指以庶民为政治说服主体，向君王阐述为政得失、提出见解的一种形式。《战国策》中记载，“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其中“吏民”中的“民”，“谤讥于市朝”等所体现的是庶民的上谏渠道与制度安排。而官谏则指官员以规正君王不当决策或不妥行动为己任，向天子进献忠言的一种进谏形式。春秋战国以后，开始设立专职谏官。谏官是专职的政治说服者，其主要的说服对象是君主。

而在古代希腊，向下说服则是主要的说服模式。公民而非君主，往往才是说服的对象。“演说家无疑都是精英集团的成员，但其演说词大多是为了向普通受众——通常是大陪审团或公民大会——口头发表而写”，是“为了以某种特定方式劝说普通受众行动起来”，同时这样的演说也是雅典民众与精英之间展开沟通的最重要的形式。演说者想要达到自身目的，就必须赢得民众的赞同和支持。

说服主要是一种口头传播，有时伴随着强烈的表演性，需要运用语调、肢体动作等来协助表达。但这并不意味着口语是政治说服的唯一媒介。实际上，文字也是政治说服的重要媒介。相对于古希腊偏重于口语的口头说服，轴心时代的中国却更多地依赖文字媒介来进行政治说服。在口头说服之外，中国古代形成了一种更为强势的文字说服艺术，如上书或上奏君主。偏倚文字的政治说服体现了历史悠久的文字传统对口头传播的影响。

在进谏模式中，臣子向君主陈述自己的意见，或对君主有所规谏，身体到场的直言上谏固然重要，但并非所有的进谏都是当面陈说。相反，文字形态的“上书”更多地被使用，也更具说服效力。“臣子书谏”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大臣对君主、诸侯王，下级对上级以书面形式上呈规劝性、建议性文字，就是进谏公文，它至少在东周时期就已经产生，并定型于秦、汉，成为影响后世政治说服的重要模板。这种书面性的进谏文章在文体上有“奏”“疏”“表”“论”等不同的称谓，历史上也留传下来不少优秀作品，如李斯《谏逐客书》、诸葛亮《出师表》、李密《陈情表》、魏征《谏太宗十思疏》等。书谏虽然没法调动语调、表情和体态语言，也缺少了现场演说的即兴性和互动性，但文字说服却可以克服时空的局限，进行跨时空的交流；也可以使进言者措辞周密，最大程度地保障不说错话，确保自身的安全。

反观古代希腊，政治说服却始终和口语表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些政治演讲稿虽然以书面的形式流传下来，但也完全是口语化的。古希腊的政治说服是一种偏倚口语的传播活动，在辩论家的眼中，口头表达比书面表达更强有力。古希腊演说者在说服过程中十分注重与听众关系的维护、表演的技巧与情感的传达。正是因为古希腊的政治说服主要依赖于口头表达，因此体态语就显得十分重要。而在中国古代的说服理论中，很少有表演或体态语这方面的总结和论述。

事实上，不同的媒介偏倚与传播取向也塑造了不同的说服文化。专注于口语演说，重视情感与表演的说服方式导致古希腊的说服技巧更为偏向实践中的即兴表演层面，说服文化呈现出移情的和参与式的、集体和趋同的而非疏离的特征。而在古代中国，则更重视书面言辞的论辩作用与论证逻辑的严密，对于口头语言远不及希腊人重视，“大辩若讷”“希言自然”“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主张屡被诸子百家提及。诉诸文字、程序严明的进谏上奏强化了说理缜密、言辞谨慎的说服技巧。

（摘编自潘祥辉、杜颖卉《谏诤与演说：轴心时代东西方政治说服模式的比较研究》）

材料二：

说服可能通过以下两种途径中的一种发生作用。当人们在某种动机的引导下，并且有能力全面系统地对某个问题进行思考的时候，他们更多地使用说服的中心途径，也就是关注论据。如果论据有力且令人信服，那么人们就很可能被说服。如果信息包含无力的论据，思维缜密的人会很快注意到这一点并且进行反驳。

但有时论据的有力与否并不重要。有时候我们完全不可能在某种动机的引导下去仔细地思考。如果我们忙于其他的事情而没有专注于信息，那我们就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去仔细推敲信息所包含的内容。此时我们会使用说服的外周途径，也就是关注那些可能令人不假思索就接受的外部线索，而不考虑论据是否令人信服。当人们转移了注意力或者没有足够的动机去思考的时候，熟悉易懂的表达比新异的表达更具有说服力。

在《影响：科学和实践》一书中，说服研究者恰尔迪尼提出了强调人类相互关系和影响的六大原则：权威性——人们会听从可信的专家；偏好——人们对自己所喜欢事物的反应更加积极；社会证明——人们利用他人的例子来证实怎样思考、感觉和行动；互惠性——人们感觉自己应该去回报所得到过的东西；一致性——人们倾向于遵守自己公开做出的承诺；珍奇性——物以稀为贵。

（摘编自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

材料一：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烛之武退秦师》

材料二：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答司马谏议书》

材料三：王大夫也不解何意，起身说道：“世兄这症乃是急痛迷心。此亦痰迷之症，系急痛所致，不过一时壅蔽，较诸痰迷似轻。”贾母道：“你只说怕不怕，谁同你背药书呢。”王太医忙躬身笑说：“不妨，不妨。”贾母道：“果真不妨？”王太医道：“实在不妨，都在晚生身上。”

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是一位同时接受天赋与苦难两项馈赠而又善于用如椽巨笔把天赋演绎到极致的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