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国航天日”启动仪式于4月24日在国家航天局网站举行。备受关注的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名称、任务标识在启动仪式上公布。中国行星探测任务被命名为“天问系列”，首次火星探测任务被命名为“天问一号”，后续行星任务将依次编号。据介绍，该名称源于屈原长诗《天问》，体现了探索自然和宇宙空间的文化传承，寓意追求科技创新永无止境。而象征“揽星九天”的任务标识，展现出中国航天开放合作的理念与态度。

新冠病毒从3月初在全球开始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4月6日16时，新冠肺炎全球死亡病例达到67594例。随着病毒的____，有网友表示，现在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恐怕就剩下国际空间站了。在一般人看来，国际空间站似乎是一个远离尘世的净土，是人类处于太空中的一方 。

然而真的是这样吗？虽然在漫长的生物进化史上，人类在与天花、脊髓灰质炎、鼠疫、霍乱等疫病的交锋中，总是占据上风。但是有专家表示，在太空的微重力环境、宇宙射线辐射等因素加持下，病毒、细菌等微生物有更多        ，宇航员“中招”的风险更大。一些在地球上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的微生物，(     )，严重时甚至会导致任务无法正常进行。

如果你细心观察，会发现大自然中红花、黄花似乎更为常见，蓝色花却少之又少，黑色花则几乎绝迹，①____？阳光中含有红、橙、黄、绿、青、蓝、紫7种可见光，有的不容易被物质吸收，则会反射出来，例如红花反射的大部分是红光，黄花反射的则大多是黄光。但②____，难以被反射出来，因此我们很少见到蓝色花。而黑色花则会吸收所有的光，但阳光带有能量，能量过高会灼伤花朵。于是，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③____。只有在人工制造的特殊培育环境中，黑色花才可能出现。

对科学家来说，宇宙中的脉冲星是很迷人的。它们的体积非常小，小的脉冲星直径一般只有几十千米，跟宇宙中动辄直径上万千米的天体相比，身材简直弱不禁风。但是，__________，能量却非常大。目前全世界观测到的脉冲星，_____________，将来，FAST（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有希望观测到银河系以外的脉冲星。说起来，银河系外脉冲星的信号频率和手机的频率差不多。______________，就仿佛接了一个10万光年外的电话。

①我很幸运能在进化论中徜徉，在整个科学领域中，进化论是最激动人心、最重要的理论之一。

②进化论之所以使许多人着迷，我想是由于这个理论的三个特点。首先，根据现在发展的状况看，进化论的证明令人非常满意和信服，同时还有大量的宝藏没有挖掘出来。其次，进化论是一门覆盖极其广泛的学科，既是涉及永恒、定量等带有普遍原则的科学，又与历史的独特性直接相关。因此，在进化论的研究中，可以容纳各种风格和个性。有的人在这个领域探讨纯粹抽象的问题（群体增长规律和DNA结构），有的人则揭示非常独特的棘手问题（霸王龙用弱小的前肢做什么）。第三，进化论与我们的整个生活息息相关，因为我们总会关心一些重大的谱系问题：我们来自何方？这又意味着什么？当然，这个理论还涉及形形色色的生物，仅描述过的物种就已经超过了百万种，小到细菌，大到蓝鲸，还有大量的甲虫，每一种生物都有它的故事。

③然而，达尔文的学说一方面在扩展影响，另一方面其中的一些假设却失去了价值，至少是失去了普适性。已经统治了30年的当代达尔文主义，即“现代综合论”，利用局部群体的适应基因替换的积累和扩大模式，来解释生命的整个历史。在小的局部群体的适应调节方面，这种模式可能是出色的经验性说明；生活在已经被工业污染熏黑的树上，并且作为可见度的选择回应，桦尺蠖飞蛾（Biston betularia ）的体色确实变黑了，而且的确是由于单个基因变化的积累。但是，仅仅将这个过程扩大到更多的基因和更大的效应，就能解释新物种的起源吗？主要谱系中大的进化趋势只是连续适应变化的不断积累吗？许多进化论者（包括我本人）已经开始对现代综合论发出了挑战。我们主张一种阶层体系的观点，认为不同层次的进化变化通常是由于不同种类的原因所致。群体内微小的调节可能是连续的、适应的，但是造成这种事件的原因却是染色体的明显改变，这种变化导致某一物种与其他物种之间的不育，不过原因可能与适应无关。进化趋向可能代表了一种更高层次的选择作用于本质上静止的物种本身，而不是由于单一的大群体经过说不清多少年的缓慢、稳定的积累。

④在现代综合论之前，许多生物学家〔见参考文献中贝特森（Bateson），1922〕表示过迷茫和沮丧，因为提出不同层次的进化机制显然会造成太多的困难，妨碍科学的统一。在现代综合论之后，有一种观点（那些缺乏思想的追溯者将其视为教条）传播开来，认为所有的进化都可以还原为达尔文式局部群体的适应变化。我认为，我们现在正在探寻一条富有成果的途径，这条途径介于贝特森时代的迷茫与现代综合论观点的局限性之间。现代综合论的观点适宜一定的领域，但是在进化的更高阶层系统领域，达尔文式的突变和选择可能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在起作用。我想我们可能希望存在因果动因的一致性，即希望存在一种含有达尔文主义内核的普遍性理论。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面对机制的多样性，用适合较低层次的适应基因的替换，根本无法解释更高层次的现象。

⑤造成进化理论蓬勃发展的基础就在于大自然具有无与伦比的复杂性。生物不是台球，不是在可以测量的简单外力作用下，就可以到达生命台球桌上预定的新位置。极为复杂的系统都有非常丰富的内涵。任何生物都有其历史，生物的历史以多种方式微妙地限定了生物的未来。面对施加在基本结构上的各种自然选择压力，生物以形态的复杂性所具备的大量功能来回应。基本上不为我们了解的生物胚胎固有的发育途径，保证了简单的输入（例如定时性的微小变化），就可以转化为输出（生物成体）的令人惊奇的明显变化。

（节选自【美】S·J·古尔德《熊猫的拇指·自序》）

材料一：

先秦儒家在考量人与动物的关系时，强调和谐、仁爱。如何实现此种理想？路径就是“尽物之性”，即万物向荣，各尽其性。董仲舒在总结儒家的仁爱思想时所说的“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实质上不过是对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下处理人与物之关系的态度的延伸表达而已。不过，在先秦儒家看来，对动物的爱与对人的爱还是有区别的。这种有区别的爱源于儒家的差等之爱理念。这种差等之爱循着“亲亲——仁民——爱物”的路径递减。对人的爱尚且为差等之爱，对动物的爱自然又次之。

那么，在利用乃至食用动物方面，先秦儒家如何做到与其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相一致的呢？他们的做法是：制天命而用之，杀伐以时。荀子认为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而动物“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其道德地位自然低人一等，因此动物可以为人所用。不过他并不主张对动物随便利用和过度利用，而是主张遵循自然规律而用，即“杀伐以时”。他说：“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鳢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从实践层面讲，这种做法至少始于禹王时代。

（摘编自王云岭《儒家视野中人与动物的关系与启示》）

材料二：

我们之所以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将其作为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和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原则，乃是因为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地球上本无人类，后来才有人类——地球形成已有45亿年，产生生命已有42亿年，出现人类不过短短的300万年，这是科学事实。地球可以没有人类，人类却不可以没有地球，地球是至今为止被发现唯一有生命存在、适合人类生存的星球，这也是科学事实。我们对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讨论应基于上述科学事实，并把握两个所指：

其一，人是自然的产物，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孕育了人类，馈赠了人类居所与养分。自然是人类的根，是人类的源。马克思曾经指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其二，自然界的演化出现了异化，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人类，自从有了人类，地球史便进入“人类纪”，即由人类主导的地质年代。随着文明的发展，今天作为自然界之产物、自然界一部分的人类已有能力把地球和自己一同毁灭，而且人类的所作所为正在毁灭地球和自己，生态危机已经使地球和人类面临劫难。地球要延续，人类要延续，这是文明的思维。地球能否延续，人类能否延续，这是文明的忧患。总之，人类搭乘着地球之舟漂浮在无垠的星际海洋，与地球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人类与地球命运与共，何去何从，全靠人类自己。

其实，从更宏阔的视野上看，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在于地球上的自然万物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即生命共同体。山和水是有生命的，山和水形成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是生命共同体，山水林田湖草都是生命共同体。地球是生命的摇篮，反过来又是生命的产物。地球正是因为有了生命才成其为地球——一颗绿色的星球，一颗向太阳开放、从太阳获得源源不断能量补充的星球，否则就会像太阳系其他星球一样是毫无生息的死球。善待地球就要善待生命，善待生物圈的生命多样性，包括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一旦丧失，生物圈这一生命共同体就会崩溃，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就会瓦解。地球自然万物作为生命共同体或生物共生体系的良性运转，是维系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

（摘编自刘湘溶《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三点阐释》）

材料三：

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人们曾经“怨天尤人”，把环境危机的原因归咎于自然界本身。但是，近年来，随着这方面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人们充分认识到，环境危机的根源在于人类自身的非科学活动，人类无视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和自我调节机制而为所欲为的必然结果。人类出于自己生存和繁衍的需要，一方面，将自然界视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物资库，任意掠夺和浪费自然资源；另一方面，则错误地把自然界当作“垃圾桶”，肆意弃置生产和生活的废弃物品。到头来，人类意欲征服自然，却反遭自然界的惩罚。究其根源，就在于未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态环境危机的产生，并不意味着人的能动性已经发挥到了顶点，而是意味着人类并没有解决好能动性与受动性的关系。其实，真正自觉的能动性的发挥，应当以对受动性的认识为约束条件，能动性本身也应表现为两个方面：在认识自然中表现出来的能动性和在改造自然中表现出来的能动性，如果后者不以前者为基础，能动性就可能超越受动性而变成一种盲目性的意向活动。要调整好能动性和受动性的关系，人类就得不断推进自己对自然界客观规律的了解。长期以来，急功近利的片面性观念，把人们引向了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和无节制的耗费上。在这种价值取向下，人的主观能动性就会脱离人的受动性而盲目膨胀，这种“能动性”无疑会祸及自身。恩格斯在总结了人类向自然界索取的经验与教训后精辟地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的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人们不能只注重改造、征服和战胜自然的力量的增长，而忽视了人和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

总之，人与自然关系危机的出现，是同过去几个世纪中人把自己视作自然的统治者和主宰者的观念有着密切关系的。

（摘编自卫美云《生态环境与人类健康之辨析》

许多年来，很多人都以为砍掉了树再种上，________，于是盲目地大面积植树造林，但是有时候这种举动很可能是正在用另外一种方式破坏生态圈。比如，台湾有一片被认为是最恐怖的森林林区，在那里听不到任何动物的声音。据说，那里原有的森林树种多样，______，但是后来因为“造林”运动，______，上了人工林。因为树种单一，很多动物不喜欢再在那里居住，于是整个生态圈就此崩塌。

宇宙在爆炸发生后的百分之一秒时，温度大约是一千亿摄氏度，比最热的恒星中心还要热，以致不可能聚集成任何普通的物质成分，即不可能聚集成分子、原子甚至原子核，能够在爆炸中相互飞速地分离的只是各种基本粒子，一类是电子，另外一类是正电子，还有数目大致相等的各种中微子。除此之外还充满了光。随着爆炸继续下去，温度下降了。在最初的三分钟终了时，下降到十亿摄氏度，这个温度能使中子和质子开始组成复合的原子核。这个时候宇宙的组成主要是光子、中微子和反中微子，核物质仍然只占很小的份额。又过了几十万年，温度终于冷却到足够低，可以让电子与氢核和氦核组成原子。

成熟的荔枝，大多数是深红色或紫色。长在树头，当然看不清它壳面的构造，只有红色映入眼帘，因而说它是“绛囊”“红星”“珊瑚珠”，都很逼真。至于整株树以至成片的树林，那就成为“飞焰欲横天”“红云几万重”那样的绚丽烂漫的动人景色了。

荔枝不耐贮藏，正如白居易说的：“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现经研究证实，温度保持在1℃到5℃，可贮藏三十天左右。因为荔枝不耐贮藏，古代宫廷想吃荔枝，就要派人兼程飞骑从南方远送长安或洛阳，给人民造成许多痛苦。唐明皇为了宠幸杨贵妃，就干过这样的事，唐代杜牧诗云：“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就是对这件事的嘲讽。

3 . 材料一：

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这是古人朴素的生态道德观。《尚书·舜典》记载，上古时代舜就设置了一个管理山林川泽草木的官职叫虞，担任这个官位的人叫伯益。到夏朝时，就有了“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的道德倡导。

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三大文明形态：一是上百万年的原始文明，二是上万年的农业文明，三是三百年的工业文明。今天正在向第四文明形态过渡，即生态文明。人们逐渐认识到，人不是自然的主宰，只是自然的一员，规律只能认识，不能违背。由此，国家出台了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追究终身责任，筑起一道壁垒森严的屏障。

制度是写在纸上的硬措施，道德则是刻在心中的软约束。生态文明社会所要倡导的生态道德是一种全新的道德观和道德范式，它不仅要求人对人的社会行为，而且要求人对自然环境的行为都要受到伦理评价，接受自我良心的审判。尊重生命和自然界是生态伦理学的命令性原则，不损害生命和自然界是生态伦理学的禁止性原则。在生态文明时代，生态道德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个人综合素质的重要尺度，也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在“人是自然的主宰”这一工业文明理念仍然广为流传的背景下，仅靠法律和制度的硬约束，缺乏“发乎情止乎礼”的道德修养，是很难建成生态文明社会的。因此，培养善德善行的生态美德，激发社会成员对自然的热爱、尊重和感恩是当务之急。

（摘编自刘奇《生态文明是一种全新的道德观》）

材料二：

针对如何认识我国各地域传统民俗现象、传统生态民俗，《中国环境报》专访中国生态伦理学会环境伦理学研究会副理事长陈红兵。

《中国环境报》：某些地区的人们嗜吃野味，说这是当地的传统民俗。请问传统民俗要背这个“锅”吗？

陈红兵：对于有些人将吃野味归因于传统民俗的说法，要提高警惕，以免其混淆视听。诚然，传统上，我国某些地区有嗜吃野生动物的不良风俗，比如广州人食性较杂，除了吃猪、牛、羊、鸡、鸭、鹅、鱼、虾等，还喜欢吃蛇、鼠、龟、猴等。但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民俗中又存在众多饮食相关的禁忌，对于我们维护动物多样性，保护人们身体健康具有积极意义。如山东民间有蛇、黄鼠狼、狐狸报复心强的说法，提醒人们不要随意伤害这些动物。各民族民间故事中均有对待动植物“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内容，教育人们善待动植物。

我们要认识到，传统民俗观念中存在的不适应当代社会的迷信成分，也给了我们很多借鉴反思：一是禁忌背后实际上蕴含着民众千百年来的生存经验和智慧，有利于我们维护人与自然生态环境、人与动物和谐共处，保护人自身可持续发展；二是民俗中迷信的说法虽不可取，但是它能激发人们对自然、对其他生命的敬畏之情。我觉得这种敬畏之情在今天依然需要。

《中国环境报》：传统生态民俗在传统社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能发挥巨大作用。但是，也有人强调，在现代社会，传统生态民俗缺失了保持生命力的土壤。对此，您怎么看？我们今天关注传统生态民俗的价值何在？

陈红兵：大体而言，传统生态民俗就是传统民俗中体现的生态观念、生态环保实践及方式。传统生态民俗在传统社会拥有旺盛的生命力，是因为它本身产生于民间，是民众长期生产生活经验的结晶，是适应民众思想情感形成的，有自身一整套传承、发挥作用的方式，因此能够有效地熏陶民众爱护自然、关爱生命的思想情感，规约民众的生态环保行为。

至于今天关注传统生态民俗的价值何在，我们应该这样来理解。只要农业生产还存在，传统生态民俗的许多方面就依然还具有价值，还应当发挥作用。实际上，也正是当代出现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使我们重新反思、认识传统生态民俗的价值。

（摘编自陈红兵《疫情笼罩，更显生态民俗宝贵价值》）

材料三：

有关数据显示，目前70%的新发传染病，均和食用野生动物有关。人类应从中吸取教训，画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生态红线”。因此，要有效禁绝食用野生动物等生态破坏行径，应以刚柔并济的方式，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观落到实处。

首先，强化生态法治基础，严格法律红线约束。2003年非典之后，“让野生动物远离餐桌”一度成为热门话题。但在过去的17年间，只在2016年对《野生动物保护法》进行了修订，明确禁止生产、经营使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但像蝙蝠、水貂等可能大量携带病毒的野生动物却并未列入其中。建议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等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加快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进程，在法律层面让禁食野生动物成为不可触碰的红线，进一步夯实生态法治基础，从源头严格管理野生动物非法捕猎和贸易，全面禁绝食用野生动物。

其次，倡导生态价值理念。针对食用野生动物这类行为而言，最恰当、最适用的生态价值理念是“永久保护、杜绝食用”。其中关键一环在于需求侧的生态治理，应有效抑制消费端对野生动物的“虎视眈眈”。正如野生动物保护的公益广告所言：“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例如，积极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有效切断食用野生动物的黑色利益链条，最大程度降低类似疫情的发生概率及安全风险。

第三，明确生态行为主体。要实现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文明范式转型，最终要复归到人类行为主体自身的行动上。其中，政府、企业和公众是构成生态行为主体的关键力量。建议政府落实对猎捕、杀害、收购、运输、买卖和滥食野生动物等行为的全链条监管责任，推动企业坚持不经营野生动物，拓展公众监督非法食用野生动物的渠道，调动公众参与野生动物保护的积极性，构建以政府管治、企业守责、公众监督为特征的多元主体绿色行动体系，让禁食野生动物成为新时代下的绿色行动新风尚。

（摘编自罗胤晨《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观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