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谈中国诗
贵国(美国)爱伦·坡(Poe)主张诗的篇幅愈短愈妙,“长诗” 这个名称压根儿是自相矛盾,最长的诗不能需要半点钟以上的阅读。他不懂中文,太可惜了。中国诗是文艺欣赏里的闪电战,平均不过二三分钟。比了西洋的中篇诗,中国长诗也只是声韵里面的轻鸢剪掠(short swallow flights of song)。当然,一篇诗里不许一字两次押韵的禁律限止了中国诗的篇幅。可是,假如鞋子形成了脚,脚也形成了鞋子;诗体也许正是诗心的产物,适配诗心的需要。比着西洋的诗人,中国诗人只能算是樱桃核跟二寸象牙方块的雕刻者。不过,简短的诗可以有悠远的意味,收缩并不妨碍延长,仿佛我们要看得远些,每把眉眼颦蹙。外国的短诗贵乎尖刻斩截(epigrammatic point)。中国诗人要使你从“易尽”里望见了“无垠”(make the infinitesimal a window on the infinite)。
一位中国诗人说“言有尽而意无穷”;另一位诗人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用最精细确定的形式来逗出不可名言、难于凑泊的境界,恰符合魏尔兰(Verlaine)论诗的条件:
那灰色的歌曲
空泛联接着确切。
这就是一般西洋读者所认为中国诗的特征:富于暗示。我愿意换个说法,说这是一种怀孕的静默。说出来的话比不上不说出来的话,只影射着说不出来的话。济慈(Keats)名句所谓:
听得见的音乐真美,但那听不见的更美。
我们的诗人也说“此时无声胜有声”,又说“解识无声弦指妙”。有时候,他引诱你到语言文字的穷边涯际,下面是深秘的静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淡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有时他不了了之,引得你遥思远怅“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这“不知”得多撩人!中国诗用疑问语气做结束的,比我所知道的西洋任何一诗来得多,这是极耐寻味的事实。试举一个很普通的例子。西洋中世纪拉丁诗里有个“何处是”(ubisunt)的公式,来慨叹死亡的不饶恕人。英、法、德、意、俄、捷克各国诗都利用过这个公式,而最妙的莫如维荣(Villon)的《古美人歌》(Ballade des dames du jadis):每一句先问何处是西洋的西施、南威或王昭君、杨贵妃,然后结句道:“可是何处是去年的雪呢?”
巧得很,中国诗里这个公式的应用最多,例如“壮士皆死尽,余人安在哉”;“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人谁在”;“同来玩月人何在,风景依稀似去年”;“春去也,人何处;人去也,春何处”。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Twelfth Night)里的公爵也许要说:
够了,不再有了。就是有也不像从前那样美了。
中国诗人呢,他们都像拜伦《哀希腊》般的问:
他们在何处?你在何处?
问而不答,以问为答,给你一个回肠荡气的没有下落,吞言咽理的没有下文。余下的,像哈姆雷特(Hamlet)临死所说,余下的只是静默——深挚于涕泪和叹息的静默。
因此,新式西洋标点往往不适合我们的旧诗词。标点增加文句的清楚,可是也会使流动的变成冻凝,连贯的变成破碎,一个复杂错综的心理表现每为标点所逼,戴上简单的面具,标点所能给予诗文的清楚常是一种卑鄙负薄的清楚,妨碍着霍夫孟斯戴儿(Hofmannsthal)所谓:
背景烘衬的大艺术,跟烛影暗摇的神秘。
它会给予朦胧萌拆的一团以矫揉造作的肯定和鲜明,剥夺了读者们玩索想象的奢侈。所以近代西洋作者像乔哀斯(Joyce)和克敏(Cummings)都在诗文里放弃传统标点。我们自己写作时,也每踌躇于“?”号和“!”之间,结果只好两用“?!”。白拉姆(AleanterreBrahm)还提议在感叹疑问之外,添个正言若反的微词婉讽号“!?”,标点中国诗的人反觉得“!”号、“?”号和“——”号该混合在一起用,否则达不出这混沌含融的心理格式(Gestalt)。譬如“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这结句可以有三个解释,三种点法,而事实上这三个意义融和未明地同时存在于读者意识里,成为一种星云状态似的美感。
西洋读者也觉得中国诗笔力轻淡,词气安和。我们也有厚重的诗,给情感、思恋和典故压得腰弯背断。可是中国诗的“比重”确低于西洋诗;好比蛛丝网之于钢丝网。西洋诗的音调像乐队合奏(orchestral),而中国诗的音调比较单薄,只像吹着芦管。这跟语言的本质有关,例如法国诗调就比不上英国和德国诗调的雄厚,而英国和德国诗调比了拉丁诗调的沉重,又见得轻了。何况中国古诗人对于叫嚣和呐喊素来视为低品的。我们最豪放的狂歌比了你们的还是斯文;中国诗人狂得不过有凌风出尘的仙意(airy-fairy),我造过aeromantic一个英文字来指示这种心理。你们的诗人狂起来可了不得!有拔木转石的兽力(brute force)和惊天动地的神威(divine rage),中国诗绝不是贵国惠特曼(Whitman)所谓“野蛮犬吠”,而是文明人话,并且是谈话,不是演讲,像良心的声音又静又细——但有良心的人全听得见,除非耳朵太听惯了麦克风和无线电或者——我有意对中国诗的内容忽略不讲。中国诗跟西洋诗在内容上无甚差异;中国社交诗(versd'occasion)特别多,宗教诗几乎没有,如是而已。譬如田园诗——不是浪漫主义神秘地恋爱自然,而是古典主义的逍遥林下——有人认为是中国诗的特色。不过自从罗马霍瑞斯(Horace)《讽训集》(Sermones)卷二第六首以后,跟中国田园诗同一型式的作品,在西洋诗卓然自成风会。又如下面两节诗是公认为洋溢着中国特具的情调的: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我试举两首极普通的外国诗来比,第一是格雷(Gray)《墓地哀歌》的首节:
晚钟送终了这一天牛羊咻咻然徐度原野农夫倦步长道回家,仅余我与暮色平分此世界;
第二是歌德的《漫游者的夜歌》(Eingleiches):
微风收木末,群动息山头。鸟眠静不噪,我亦欲归休。
口吻情景和陶渊明、李太白相似得令人惊讶。中西诗不但内容常相同,并且作风也往往暗合。斯屈莱欠(Lytton Strachcy)就说中国诗的安静使他联想起魏尔兰的作风。我在别处也曾详细说明贵国爱伦·坡的诗法所产生的纯粹诗(poesie pure),我们诗里几千年前早有了。
所以,你们讲,中国诗并没有特特别别“中国”的地方。中国诗只是诗,它该是诗,比它是“中国的”更重要。好比一个人,不管他是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总是人。有种卷毛凹鼻子的哈巴狗儿,他们叫它“北京狗”(Pekinese),我们叫它“西洋狗”,《红楼梦》的“西洋花点子哈巴狗儿”。这只在西洋就充中国而在中国又算西洋的小畜生,该磨快牙齿,咬那些谈中西本位文化的人。每逢这类人讲到中国文艺或思想的特色等等,我们不可轻信,好比我们不上“本店十大特色”那种商业广告的当一样。中国诗里有所谓“西洋的”品质,西洋诗里也有所谓“中国的”成分。在我们这儿是零碎的,薄弱的,到你们那儿发展得明朗圆满。反过来也是一样。
因此,读外国诗每有种他乡忽遇故知的喜悦,会领导你回到本国诗。这事了不足奇。希腊神秘哲学家早说,人生不过是家居,出门,回家。我们一切情感,理智和意志上的追求或企图不过是灵魂的思家病,想找着一个人,一件事物,一处地位,容许我们的身心在这茫茫漠漠的世界里有个安顿归宿,仿佛病人上了床,浪荡子回到家。出门旅行,目的还是要回家,否则不必牢记着旅途的印象。研究我们的诗准使诸位对本国的诗有更高的领会,正像诸位在中国的小住能增加诸位对本国的爱恋,觉得甜蜜的家乡因远征增添了甜蜜。
(摘编自钱锺书《谈中国诗》)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3.下列选项中,不适合作为论据论证中国诗歌富于暗示性的一项是( )4.本文是钱锺书于1945年12月6日在上海对美国人的演讲,作者用了哪些演讲技巧和说理方法让听众更好地理解中国诗?5.本文中体现的心态和方法对现在文化交流仍有启示意义,请结合文本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