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 材料一：

文艺评论的理论缘起是对文学的评论，所以文艺学的学科分类常常被专业人士定义为“文学学”。但是随着人们对文艺的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性认识越来越丰富和理性，人们开始将对文学、戏剧、影视、书画、舞蹈、曲艺等艺术形式的“评”与“论”归为文艺评论。

艺术的创作与发展需要评论的引导，那么评论者本身是否也需要一些必备的要求？着眼于当下文艺评论的现实语境，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应该上升到传承发展民族艺术、文化软实力的高度。探讨“文艺评论”的规训，至少应该注意两个问题：

一是“评”的客观性、公正性和理性问题。所谓“评”，着重于价值判断，即“批评”或“评判”，所以“评”重在讲理。在文化艺术界，无论是评论具体的文艺作品，还是文化现象、文化思潮、文化事件，每一位评论者自然都有自己的见解，但是这见解的高低上下却无从度量，这就涉及评论本身该如何界定的问题。对于以引导文艺创作为旨归的评论者而言，评判的标准比评判本身更重要。这标准包括评论者的立场、对被评论对象的资料掌握情况以及评论者的知识体系、技艺修为和眼界等。

二是“论”从哪里来的问题。所谓“论”，着重于对观点的阐释或说明，即“分析和说明道理”，因此“论”的重点在讲出道理。“论”还不只是从“史”出，还要从“实”、从“智”、从“对比”中出。这里的“实”包括生活的实际和艺术的实际。如果说文艺史是文艺评论的一面镜子，那么鲜活的文艺创作的实际，更是评论者必须参考的一面好镜子。如果一个人只看过七八部甚至一两部歌剧，那么他评价一部歌剧的好坏是需要审慎的，因为他尚未真正步入歌剧的广阔天地。

何谓好的文艺评论？简单、空洞、结论性的评论一定不是理想的文艺评论。如果非要给出一个答案，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好的文艺评论应兼具“学院派”的严谨思维、“专业派”的技艺知识和“爱好派”的热度与激情，同时，它还必须在史论结合而非主观臆断的坐标里去挖掘艺术的本质。

（摘编自景俊美《文艺评论的“评”与“论”》）

材料二：

“互联网+文艺”的深度融合，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形式，也对传统的文艺评论形成了挑战。作为因时而评、因事而评的文艺评论，只有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表达形式和评价标准，树立正确“三观”，充分融入网络环境，培养市场意识，才能跟上时代步伐，焕发新的活力。

网络文艺评论要能“扛大旗”。文艺评论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理应具有担当精神。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要增强政治敏锐性，做到头脑清醒、旗帜鲜明。同时，网络文艺评论工作者理应以“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处理好“义”和“利”之间的关系，敢于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增强人们的道德责任感，弘扬主流价值观，使文艺创作保持绿色健康的生态。当前，互联网文艺评论出现了嬉笑怒骂、插科打诨、碎片化、割裂化等倾向，这是对传统文艺评论严重脱离网络文艺发展的解构与叛逆。但文艺评论毕竟是一项具有浓厚理论色彩和思辨精神的实践活动，需要基本的理论担当。做好互联网时代的文艺评论，先要读懂这个网络时代，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新的文艺评论形式，为互联网文艺找到符合其内在特点的理论视角。

网络文艺评论要有“网络感”。互联网时代的文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不可和传统文艺一概而论。以网络小说为例，其叙事方式、文化内涵、创作模式、创作理念等，与传统小说完全不同，以传统的文艺评论方式来评价，肯定是不合时宜的。“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唯有深度参与网络文学、网络影视、网络音乐等各类网络文艺生活，从“网生代”的情感体验出发，熟悉其思考和表达方式，才能作出有意义的评论。当前，随着网络文艺形式和传播渠道的多样化，网络中已形成不同的文艺评论“圈子”，各有不同的评论方式，如网络音乐评论主要是在论坛、贴吧、相关音乐软件，网络视频评论则主要在留言区、讨论区、弹幕等。了解这些“圈子”文化，洞悉其评论视角、思考方式和新锐观点，应当成为网络文艺评论的“日课”。

网络文艺评论还要“能进场”。与传统文艺评论相比，网络时代文艺评论工作中市场因素的影响更加凸显。对文艺评论而言，互联网是充满机遇的“风口”。文艺评论能否号准市场的脉搏，应当成为一个重要的价值评判标准。因此，网络文艺评论应紧盯市场前沿，开发评论和市场结合的新模式，善于在海量的网络文艺产品中慧眼识珠，紧盯市场“潜力股”。同时，也要打造网络文艺评论的市场品牌，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建立独具个性的市场品牌，通过指导创作、促进消费，赢得资本回报，激发市场活力，进一步推动文艺评论走向繁荣，参与竞争，实现双赢。这是不同于前人的职业标准，也是网络文艺评论工作者的时代使命。

（摘编自俞国娟《文艺评论要读懂网络时代》）

材料三：

职业批评家接受的是传统经典文学鉴赏和评价的正统学术训练，在网络文艺诞生之初即对其持有雅俗之辨的先验偏见。21世纪以来，尽管不少学院派批评家开始转向网络文艺评论，却也难免精英化的批评立场。学院派批评家关注文学批评的学理探讨，在长期浸淫学术训练过程中形成的专业素养和艺术鉴赏能力，与网络文学作品存在着龃龉寡合的先天窒碍。此外，职业批评家也包括传统文学期刊的编辑，尽管这一群体普遍认可文学批评需要与时俱进，并推出了包括兼收并取网络文学与主流文学作品、创作网络文学专刊等一系列举措，却收效甚微。他们短时间内也很难及时作出调整来应对网络文学批评阵地缩水的挑战。

网站编辑是网络文学批评流程之中最为前端的把关人。文学网站是绝大多数网络文学作品发布和流播的第一渠道，专职的网站编辑负有对上传的作品进行审核、建议修改以及筛选推荐等职责。其在角色上类似于传统出版机构的专业编辑，但出发点和工作重心与后者大相径庭。在网络文学通行的审查制度规约之下，网站编辑的筛查重点在于剔除触犯法律或道德底线的作品，并且时刻以大众读者这一服务对象为优先，对作品的艺术水准和思想内容褒贬则在其次，把关作品的专业素养也难与出版编辑同日而语。

独立评论人的出现受网络文学的技术发展影响较大。受惠于移动技术和社交媒介的蓬勃发展，文学批评的发声平台和渠道更为多元，以自媒体和大众媒体为主要阵地的独立评论人不断崭露头角，激活了互联网文艺评论的生态环境。但是，独立评论人受点击率、转发率乃至植入广告等经济利益驱动的不在少数，或为迎合读者发表低级趣味及媚俗内容，其评论亦多蜻蜓点水，在“去中心化”的同时容易导致扁平化的评论倾向，甚至是流于炒作和恶性竞争，遑论对网络文学创作起到积极引导的推动影响。

（摘编自史霄鸿《新媒体书评人与网络文学批评机制的有效构建》）

社会是由众多家庭组成的，家庭和谐关乎社会和谐。要在家庭中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就需要有家庭伦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维护家庭关系的种种伦理规范，它们往往体现在各种“礼”之中。从《礼记》中可以看到各种礼制的记载，如婚丧嫁娶，这些都包含着各种家庭伦理规范，而要使这些规范成为一种社会遵守的伦理，就要使“礼”制度化。

在中国古代，“孝”无疑是家庭伦理中最重要的观念。《孝经》中有孔子的一段话：“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这是说“孝”是“天道”常规，是“地道”通则，是人们遵之而行的规矩。为什么“孝”有这样大的意义？这与中国古代宗法制有关。中国古代社会基本上是宗法性的农耕社会，家庭不仅是生活单位，而且是生产单位。要较好地维护家庭中长幼尊卑的秩序，使家族得以顺利延续，必须有一套维护当时社会稳定的家庭伦理规范。这种伦理规范又必须是一套自天子至庶人都遵守的伦理规范，这样社会才得以稳定。

“孝”成为一种家庭伦理规范，并进而成为社会的伦理制度，必有其哲理上的根据。《郭店楚简·成之闻之》中说：“天登大常，以理人伦，制为君臣之义，作为父子之亲，分为夫妇之辩。”理顺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是“天道”的要求。君子以“天道”常规处理君臣、父子、夫妇伦理关系，社会才能治理好。所以，“人道”与“天道”是息息相关的。

“孝”作为一种家庭伦理的哲理根据就是孔子的“仁学”。以“亲亲”（爱自己的亲人）为基点，扩大到“仁民”，以及于“爱物”。基于孔子的“仁学”，把“孝”看成是“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它体现了孔子“爱人”（“泛爱众”）的精义；另一方面，在孔子儒家思想中，“孝”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有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因此，“孝”不是凝固教条，而是基于“仁学”的“爱”不断释放的过程，只有在家庭实践和社会实践中，以“仁学”为基础的“孝”的意义才能真正显现出来。

社会在发展，现代社会中的家庭伦理会变化。“孝”的内涵也会随之变化。例如“四世同堂”“养儿防老”，就因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逐渐消失而失去意义，又如“二十四孝”中的某些形式已没有必要提倡，但作为“孝”之核心理念的“仁爱”仍有家庭伦理之意义。在家庭不再是生产单位的情况下，保障家庭良好的生活状态，将主要由社会保障体系来承担，但“孝”的“仁爱”精神则不会改变。对长辈的爱敬，对子孙的培育，都是出于人之内在本心的“仁爱”。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批评抹掉了“爱”，一味说“恩”的“父为子纲”说，提出：“我现在以为然的，便只是‘爱’。”“孝”之核心理念“仁爱”作为家庭伦理仍具有某种普遍价值的意义。

（摘编自汤一介《“孝”作为家庭伦理的意义》）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于是一种草根公益应运而生，这就是微公益。公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人们将微不足道的爱汇集起来，积少成多，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微公益关注贫困，关注教育，关注社区发展，关注生物保护和低碳等，具有很强的利他性。它没有过去大慈善者那种“行侠仗义”“扶贫济困”的远大抱负，取而代之的是寓善于乐的参与方式。

如今，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一些看似冷门、小众的技能不仅走进人们的视线，而且成为“香饽饽”职业。譬如，曾经受到热议的“小龙虾学院”，应届毕业生100%就业，平均月薪过万元。从被质疑，到“真香”。

而近日，南京邮电大学举办了“快递学院”的揭牌仪式，全国首座培养“快递人才”的专业学院正式成立。据悉，快递学院由物流企业与南京邮电大学现代邮政学院共同成立，这也是行业内第一家校企合作的“快递学院”。此“快递学院”并不提供大学生课程，主要是针对快递员群体及快递从业者的技能教育，其中涉及技能培训、行业通识、心理学等。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①怎样区别真理与谬误呢？1845年，马克思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

②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这里说“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甲】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③门捷列夫根据原子量的变化，制定了元素周期表，有人赞同，有人怀疑，争论不休。尔后，根据元素周期表发现了几种元素，它们的化学特性刚好符合元素周期表的预测。这样，元素周期表就被证实了是真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在300年里一直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加勒于1846年确实发现了海王星这颗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才被证实了，成了公认的真理。

④【乙】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承认为真理，正是千百万群众长期实践证实的结果。毛主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原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开始并不出名，反动派围攻它，资产阶级学者反对它，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攻击它，但是，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终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

（摘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材料二：

文章作者胡福明1977年9月从南京寄出稿件，时任《光明日报》哲学组组长的王强华12月下旬才看到胡福明的文章。王强华现在清楚地记得，胡福明当时寄来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1978年4月，《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提出这篇文章要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需要做进一步修改。

时任中央党校理论组组长的孙长江记得，经过作者胡福明和《光明日报》反复修改后，这篇题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文章于1978年4月23日和24日先后两次送到中央党校，由他和吴江修改。

孙长江将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以该稿为基础，结合党校的文章草稿进行了修改。

胡耀邦同志1978年5月6日审定了这篇文章，10日在《理论动态》发表后，次日在《光明日报》刊登。

王强华说，文章十易其稿，前六稿均为胡福明修改，第七、八稿为他和《光明日报》的人修改，第九稿为中央党校理论组组长孙长江修改，第十稿则是胡耀邦同志亲自审定。

（摘编自《“真理标准”十易其稿胡耀邦亲自审定刊发》）

材料一：

小康，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社会理想。“小康”一词，最早见于《诗经·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当然，这里的“小康”与作为一种社会理想的“小康”在意义上是不同的。历来的训诂家们认为，这两句诗的意思是：“百姓太辛苦了呀，让他们休息一下吧。”不过，我们也不妨将其设想为一种告诫：不要让老百姓过得太艰苦。至于把“小康”作为一种理想社会模式，则是记载于西汉的儒家经典《礼记·礼运》，其中描绘了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的图景：大同社会是一个财产公有、政治民主、社会文明、社会保障健全和社会秩序稳定的最高理想社会；小康社会则显示出不同的社会面貌，从古代儒家的思想渊源看，描述的是随社会规模的扩大，由氏族社会向生产分工的文明社会的转化，是一个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天下为家”，也是一个靠礼仪关系维持的理想社会。

儒家学派从历史循环论出发，幻想着返回原始田园牧歌式的大同生活。但到了近代，自进化论传入中国，“小康”就成了通往“大同”进化历程的中间环节。例如，根据戊戌变法的思想领袖康有为的说法，小康之世是社会从多灾多难的乱世发展到世界大同的太平世界的一个中间驿站——人类要从乱世进化到太平之世，中间必须经过一个小康之世的阶段。为了宣传其历史进化论思想，康有为采取了“托古改制”的方式，声称自己在孔子著作《春秋》中发现了“微言大义”，在他看来，社会历史是向前发展的，“每变一世，则愈进于仁”，即社会是由“据乱世”进到“升平世”（小康），再由“升平世”进到“太平世”（大同）的。

（摘编自张翼《从“小康社会”到“中国梦”》，有改动）

材料二：

与中国共产党在此前历史阶段上的理论创新相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在落实马克思主义“全局观”的问题上，无疑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首要目标是强调小康社会建设必须要注重“全面性”。首先，历史地看，“小康社会”建设目标最早是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初设计中国社会发展蓝图时提出的战略构想，这一构想就是要把中国社会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但是，8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社会发展空间换窄。我们的“小康社会”建设在现实上只能偏重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集中力量改变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滞后局面，竭力实现中国社会在经济层面的单向度“小康”。经过30多年的发展，当今中国的小康社会建设已经具备了“全面”建成的可能。以此前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为基础，推动“小康社会”建设完整回归邓小平同志最初的战略构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成了我们要尽快完成的工作。其次，小康社会建设必须有尽可能广泛的覆盖范围。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国土面积幅员辽阔，各地区、各民族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克服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部门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和全面小康。同时，我国小康社会建设，必须覆盖中国最为广泛的百姓群体，涵盖中国社会的各个发展领域。也就是说，我们要建成的小康社会，既要有经济发展，还要有社会进步。只有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收入、医疗、社保、教育、生态、文化等多个领域的社会发展难点问题得到不断改善，我们期望的全面小康社会才有建成的可能。

因此，总体来看，十八大之后，中央提出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中最核心的目标就是“全面”，对这一“全面”概念的把握，体现着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又表现出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全局观”思想的完整把握。

（摘编自徐晚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哲学意蕴》）

材料三：

1979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小康之家”的概念。“小康”这一古老而美好的概念，从此被创造性地用来诠释中国现代化坐标上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小康”，这一亿万人民日益耳熟能详的时代语词，以它特有的吸引力，激励与召唤着一个时代的进取精神，推动着中国大步迈向未来。正是怀着对这一美好愿景的真诚向往，党团结带领人民规划了奋斗目标，明确了发展战略，在拼搏苦干中闯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道路越走越宽广，小康梦想越来越清晰，现代化内涵越来越丰富。从温饱到小康，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从追求小康生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小康的宏伟蓝图壮美似锦。这是一个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的全面小康，是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殿实、环境生态更加友好的全面小康。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党的十八大以来的8年间，特别是全面小康进入决胜阶段之后，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截至2019年底，全国95%以上的贫困人口可以实现脱贫，90%以上的贫困县可以实现摘帽。这不仅创造了我国减贫史上的最好成绩，也是一份世界减贫史上从未有过的成绩单。与此同时，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三大攻坚战齐头并进，全面小康渐行渐近。

“蓄之既久，其发必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中国人民千百年来被压抑的创造激情如江河奔涌的释放，这是新中国70年无惧风雨、高歌猛进、大踏步跟上时代的传奇，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一往无前、不可阻挡的历史必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我们党领导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无比正确，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无比优越。

（摘编自《求是》）

材料一

幸福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生活状态。早在我国先秦时期，孔子、老子、孟子、墨子等就对幸福做了大量论述，形成了深刻的幸福观。2000多年来，先秦诸子的幸福观被许许多多中国人奉为立身准则和处世圭臬。今天，先秦诸子的幸福观对我们认识什么是幸福、怎样实现幸福仍然有着重要启示意义。

不沉溺于物质享受，追求精神快乐。先秦诸子认为，物质财富对幸福来说并非不重要，但相比较而言，精神快乐更是幸福所必需的。因此，他们主张对物质财富、生死寿天、贵贱达穷、外在环境持淡泊态度，应该更加注重心灵的知足，关注那些符合人之本性、来自内心的幸福。老子认为，“知足之足，常足矣”，淡泊 名利、顺性无为才是幸福的最高境界。孔子认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他对安贫乐道的弟子高度赞赏。孟子认为，人生幸福的真谛是“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庄子认为，幸福并非享乐的感觉，而是心灵的顿悟与超越，“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在先秦诸子看来，真正认清了幸福的本质、领略了精神的高贵，就不会沉溺于物质享受，而会自觉修身行道。今天，这些观点对于丰富人的心灵世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将自身幸福与他人幸福、社会福祉结合起来考量。《礼记·大学》明确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个人发展放在“平天下”这样一个宏阔的视野里来看待。孟子提出“与民同乐”的幸福观，强调幸福的“共同性”。荀子认为，“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尽伦”就是形成理想人格以实现个体幸福，“尽制”就是心怀天下为社会谋福利。老子认为，“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强调与别人分享快乐可以使自己更快乐，为别人奉献才能体现自己的幸福。墨子认为，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源是“众人之不爱”实现幸福的根本途径是“兼爱”，也就是将爱无私地散播于全社会。这种反对自私自利，主张将自身幸福与他人幸福、社会福祉结合起来的幸福观，对当下社会形成和弘扬正确的幸福观具有重要意义。

以坚守志向为快乐，以责任担当为幸福。孟子主张“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先秦诸子看来，一个人即使生计维艰也不能见利忘义、丧失操守，不能因为外在诱惑而丧失气节，不能因为外在 压力而改变主见。只有这样，才有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幸福。先秦许多思想家始终以心中的幸福标准要求自己，即使时运不济、屡遭国顿也不改志向，而是坚忍不拔地去努力实现自己的抱负，因为他们念念不忘的是天下百姓的幸福。这实上体现了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正因为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他们才会苦读圣贤之书，深究经世济民之道，积极为百姓的幸福谋利解难，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尽职尽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为天下人幸福勇于担当、奉献的责任意识，在今天仍值得大力传承与弘扬。

（摘编自《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探寻幸福真谛》）

材料二

在我国公众持有的各种幸福观中，有两种十分流行。一种可谓之为资源占有幸福观，它把幸福等同于占有资源（金钱、财富、权力等等），认为占有的社会资源越多越幸福。另一种把幸福看作是感性欲望（物质欲望）的满足，以为感性欲望越是得到满足、获得的享受越多越是幸福。这种物质享受幸福观比前一种幸福观更为流行，为更多的人所奉行。

资源占有幸福观和物质享受幸福观都是偏颇的幸福观，已经导致和可能导致人生与社会问题。资源占有幸福观最大的问题是会导致人生异化，即将作为幸福条件的占有资源当作了幸福本身，并受控于占有欲，从而损害人生和社会。占有一定的资源是人生幸福的必要条件，但它只是幸福的条件而不是幸福本身。一旦将资源占有当作人生目的加以追求，当作幸福本身，那么占有欲望就会不断膨，最后充斥整个心灵，人不再是自己生活的主人，而成为不断膨胀的贪欲的奴隶。

物质享受幸福观的问题不在于追求物质享受，而在于仅局限于此而忽视了人的其他需要的满足，这容易导致心理问题。人的需要或欲望有不同的层次，物质需要是人的最低层次的需要。除此之外，人还有情感的需要、社会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等。所有这些需要都要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心理才能平衡与和谐，否则就会产生心理问题，甚至会患上抑郁症之类的心理疾病。把物质欲望的满足作为唯一追求，必然会导致这样的恶性循环；欲望得不到满足会感到痛苦、郁闷、愤懑，得到满足又会感到无聊，于是又会求更多、更强烈的欲望的满足，如此循环往复，直至心灵不能承受欲望之重。

如果我们不能将幸福理解为社会资源的占有或物质欲望的满足，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幸福呢？或者说，幸福的真实含义是什么？就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能通过努力奋斗逐步使其人性闪耀善和美的光辉，人格完善而高尚，个性获得健康而丰富的发展，生活充满乐趣、充满创意和充满魅力。显然，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状态就是人的幸福状态。

摘编自江畅《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幸福观》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么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认识从实践开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就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理论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在由感性到理性之认识运动中是没有完全解决的，也不能完全解决的。要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②许多自然科学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但在于自然科学家们创立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的科学实践所证实的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辩证唯物论之所以为普遍真理，在于经过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所谓实践是真理的标准，理由就在这个地方。

说到这里，认识运动就算完成了吗？我们的答复是完成了，又没有完成。社会的人们投身于变革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实践中（不论是关于变革某一自然过程的实践，或变革某一社会过程的实践），由于客观过程的反映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使得人们的认识由感性的推移到了理性的，造成了大体上相应于该客观过程的法则性的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然后再应用这种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于该同一客观过程的实践，如果能够实现预想的目的，那么，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例如，在变革自然的过程中，某一工程计划的实现，某一科学假想的证实，某一器物的制成，某一农产的收获，在变革社会过程中某一罢工的胜利，某一战争的胜利，某一教育计划的实现，都算实现了预想的目的。然而一般地说来，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但是不管怎样，到了这种时候，人们对于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

（摘自毛泽东《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

材料二：

我们不仅承认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而且要从发展的观点看待实践的标准。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它既具有绝对的意义，又具有相对的意义。就一切思想和理论都必须由实践来检验这一点讲，它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就实践在它发展的一定阶段上都有其局限性，不能无条件地完全证实或完全驳倒一切思想和理论这一点来讲，它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但是，今天的实践回答不了的问题，以后的实践终究会回答它，就这点来讲，它又是绝对的。列宁说：“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辩证统一的观点，就是任何思想、任何理论必须无例外地、永远地、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的观点，也就是真理发展的观点。任何思想、理论，即使是已经在一定的实践阶段上证明为真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要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而得到补充、丰富或者纠正。

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强调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永远没有完结，就是承认我们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或最终完成，就是承认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我们的认识可能犯错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凡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者不符合实际的东西，就应当改变，不应再坚持。事实上这种改变是常有的。

（摘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①中国现代化所取得的成绩，堪称现代全球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这一历史性成就不仅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的智慧与不懈努力，更深刻地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特魅力和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探索与实践中，中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这得益于“两个结合”的核心理念。对此，许多人心中存在这样一个难解的疑惑：源起于西欧的马克思恩格斯学说，既没有在其源发地成为主流思想，也没有在苏联得到健康的延续发展，反而是在与西方社会文化存在根本异质性的东方大地生根发芽，得到发扬光大，成为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这一现象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奥秘呢?

②众所周知，自“西学东渐”始，马克思主义刚传入中国时是作为一种改造社会的思想运动，与其在西方世界的接受与传播状况基本相似，然而后续发展路向却是分道扬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成为主导性的意识形态，中国也因此走上一条按照马克思主义理想进行实践的社会革命与社会改造的现代化道路：而在西欧美洲等地，马克思主义 却逐渐演变为一种边缘化的、左翼的、非建构性的社会批判理论。不仅西方世界如此，对比苏联70年历程与中国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历程，我们也可以看到，我国选择马克思主义、走上不同现代化道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实践中贯彻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两个结合”，而不是所谓广为流传的“救亡压倒启蒙”论。因为在中国近现代史背景下，这是基于西方近现代启蒙主义思想的说法，相关的概念内容与中国当时的客观实际存在显著的文化区隔。换言之，同样的思想对西方是“启蒙”，对东方的中国则很可能不是，因为社会大众接受教育的水平与历史文化条件不同，对于西方世界而言属于同质文化内部的革新换代的思潮传入中国则有不同的表现，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浪漫主义、民族主义等都昙花一现或隐退到边缘，而唯有马克思主义成功占据主导地位。对此，我们需从政治、经济、文化的时代背景进行历史辩证法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属于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对一定社会存在的作用首先还是取决于社会存在的。根据唯物史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国独特历史背景下的社会存在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而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为中国等东方社会设计的，因而就需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中国化的“结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成功充分证明“中国化”的成功，即“结合”的成功：而且，结合的过程也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再创造的过程。只有进行这样的历史辩证分析才能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如何“结合”的内在机制作出深刻阐释。

③概言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与其在西方、苏联等其他地方的传福发展有着完全不同的现实结果，追根溯源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程。这是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伟大成就的光辉历程，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行的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落地扎根与生长发展的过程，就是结合中国国情并使之符合中国国情，进而指导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其要点是“中国化”。即本地化。马克思主义符合中国国情的过程，就是基于中国实际、中国文化实际进行创造性与创新性发展的过程。而“时代化”就是根据时代背景与时俱进地创造性闲释马克思主义，并运用于实践。作为百年历程的理论结果，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融合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符合中国具体历史文化与实际国情的马克思主义，是结合了中国经验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两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共同构成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过程。

（摘编自2024年12月4日《岭南学刊》刘华初《“两个结合”的历史辩证法与方法论启示》）

材料二

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有力量，正是由于它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客观真理，正是由于它高度概括了实践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并用来指导实践。正因为这样，我们要非常重视革命理论。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选集》第1卷第241页）理论所以重要，就是在于它来源于实践，又能正确指导实践，而理论到底是不是正确地指导了实践以及怎样才能正确地指导实践，-点儿也离不开实践的检验。不掌握这个精神实质，那是不可能真正发挥理论的作用的。

②有的同志说，我们批判修正主义，难道不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衡量，从而证明修正主义是错误的吗?我们说，是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批判修正主义的锐利武器，也是我们论证的根据。我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去批判修正主义，这些基本原理是马、恩列、斯和毛主席从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概括起来的，它们被长期的实践证明为不易之真理；但同时我们用这些原理去批判修正主义，仍然一点儿也不能离开当前的（和过去的）实践，只有从实践经验出发，才能使这些原理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我们的批判只有结合大量的事实分析，才有说服力。不研究实践经验，不从实践经验出发，是不能最终驳倒修正主义的。

③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的，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研究新事物、新问题，不断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论推向前进。这些新的理论概括是否正确由什么来检验呢?只能用实践来检验。例如，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或少数国家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学说，是一个新的结论，这个结论正确不，正确，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一般理论去检验，只有帝国主义时代的实践，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才能证明列宁这个学说是真理。

（摘编自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