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题详情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国古代第一个堪称科学理论的宇宙结构学说是“盖天说”。“盖天说”主张天地是两个中央凸起的平行平面，天在上，地在下，天离地的距离是8万里，日月星辰围绕着北极依附在天壳上运动。

“盖天说”突破了人们日常观测中形成的天是个半球的生活经验，提出了平天平地说，并且找到了适合这种模型的数学方法，那就是在立竿测影基础上用勾股定理和相似三角形对应边成比例的性质，测算各种天文数据。该说能够解释人们日常生活中见到的各种天象，能够预测日月星辰的运行，还能够编制历法，满足社会需求。该说构思的七衡六间，可以用来准确地预报二十四节气，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由此，该说能够为人们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它对日月星辰运行的预测、对二十四节气的预报，能够接受观测实践的检验，因此，它是富有科学意义的宇宙结构理论，尽管它对宇宙结构本身的描述是错误的。

“盖天说”在汉武帝时期遇到了“浑天说”的有力挑战。事情起源于历法编制。当时太史令司马迁向汉武帝上书，建议修订一部新的历法。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命令他组织学者，制订《太初历》。司马迁组织的修历队伍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参加者之间观点上出现了分歧，来自四川的民间天文学家落下闳提出了一种新的主张：天是个圆球，天包着地，天大而地小。这种主张，后来被人们称为“浑天说”。“浑天说”与司马迁等信奉的“盖天说”本质上完全不同，“盖天说”主张天在上，地在下，天地等大；而“浑天说”主张天在外，地在内，天大而地小。双方主张的宇宙结构不同，所采用的测量仪器和测量方法也不同，这就导致了在修历过程中的争论。双方争论得非常激烈，以至于到了不能在一起工作的程度。对此，汉武帝采用的解决办法是让他们分别制订自己心仪的历法，然后拿出来接受检验，谁的历法更符合实际，就用谁的历法。最后的结果是“浑天说”者邓平等人制订的历法与实际天象符合得最好，于是就采纳了邓平的历法。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太初历》的由来。

《太初历》的制订问题画上了句号，但由修订《太初历》所引发的“浑盖之争”却拉开了帷幕。在此后的一千多年的时间里，究竟是“浑天说”正确，还是“盖天说”合理，天文学界的争论一直不曾停歇，总的趋势是信奉“浑天说”的人越来越多，“浑天说”逐渐成为天文学界对宇宙结构认识的主流。

“浑盖之争”涉及与宇宙结构问题有关的方方面面。西汉末年，著名学者扬雄先是相信“盖天说”，后来在与另一位学者桓谭的争论中，被桓谭说服，转而信奉“浑天说”。他经过细致思考，发现了“盖天说”的诸多破绽，撰写了著名的《难盖天八事》一文，从观测依据到数理结构等八个方面，逐一对“盖天说”作了批驳。

但是“浑天说”也有自己的软肋。“浑天说”主张天在外，表里有水；地在内，漂浮水上。这一主张成为“盖天说”批驳的重点，东汉著名学者王充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旧说，天转从地下过。今掘地一丈辄有水，天何得从水中行乎？甚不然也。”（《隋书·天文志》）王充的责难是颇有说服力的，因为按当时人的理解，太阳是依附在天球上的，天从水中出入，就意味着太阳这个大火球也要从水中出入，这是不可思议的。面对王充的责难，“浑天说”者的态度是，只要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太阳是从地平线下升起，又落到地平线下面，它即使出入于水中又有何妨？晋朝的葛洪就针对王充的责难，提出了判断“浑天说”是否成立的判据：“又日之入西方，视之稍稍去，初尚有半，如横破镜之状，须臾沦没矣。若如王生之言，日转北去者，其北都没之顷，宜先如竖破镜之状，不应如横破镜也。”（《隋书·天文志》）

葛洪以太阳落入地平线时呈现出“横破镜”的状态这一事实作为依据，指出这种现象与“盖天说”的推论相反，证明“盖天说”是错误的。他提出的判据是有说服力的。从观测的角度，只能承认“浑天说”是较为正确的。至于太阳从水中出没的问题，南北朝时期的浑天家何承天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是故百川发源，皆自山出，由高趣下，归注于海。日为阳精，光曜炎炽，一夜入水，所经焦竭。百川归注，足以相补，故旱不为减，浸不为益。”（《隋书·天文志》）何承天的构思很有意思，他的辩解，表现了“浑天说”者为修补自己理论上的漏洞所作的努力。但这种努力，并未起到太大的作用，这是因为“浑天说”有一个根本的缺陷——它没有地球观念，没有意识到海洋也是大地的一部分。

浑盖双方的激烈争辩，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这场争论的影响下，更多的人投入到了对宇宙结构问题的研究之中，提出了更多的宇宙结构学说。

（摘编自关增建《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