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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最早开始于民间，所以在语言上有些粗糙，但是也很直白、大胆，而文人写词就比较典雅、含蓄。在中唐或晚唐，大多数情况下，文人写词仅是游戏的态度，因为他们的主要精力用来写诗和写文章。到了五代时候，出现西蜀、南唐两个词学中心，涌现出温庭筠、韦庄、冯延巳等写词名家，他们的创作多是模拟女子的口吻写男情女爱之词。他们为何不用词写自己的真实情感呢？因为词在当时属于艳科、小道，是业余的时候创作的，文人们不屑用词来写自己的真实情感。文人词的创作长期处于“尊前”“花间”的环境中，带有鲜明的娱乐消遣功能，所以就形成了“作闺音”“为艳科”的特色。但到了李煜，他后期的词内容变得很真实，他用词写一个亡国之君内心真实的、深刻的、深远的痛苦，“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为宋词开启了抒情言志的大门。

宋人以歌伎为主要描写对象的词作，除了延续宫体、花间风格之外，还有一些是写歌伎与文人之间存在感情上的联系，甚至有些歌伎在词人生命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譬如，著名词人晏几道，早年过惯了富贵公子的生活，后来家道中落，生活一落千丈。黄庭坚曾评价晏几道：“仕宦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而不肯一作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寒饥，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百负之而不恨，已信人，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一句话，晏几道实在、单纯、重情义。正是这样的人，写情词是第一等的好。大家熟知的《临江仙》，“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小苹”即是一位歌女。晏几道在写这首情深意长的感伤之词时，背后寄予的是自己身世的巨变与个人的切肤之痛。虽为艳词，但真挚深婉，表达了士大夫的仕途沉沦浮荡。

词，不仅是在歌舞升平、瓦栏歌肆之间，与歌伎之间推杯换盏的文学创作，更是一种重要的城市文学。宋代的城市经济更加繁荣，北宋都城汴京、南宋都城临安，以及建康、成都等都是人口达十万以上的大城市。宋代还逐渐取消了城市中坊和市的界限，为商业和娱乐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词人将眼光投向更为开阔的生活场景，用词来表现生活着的城市。柳永对北宋的都市生活有着丰富的体验，用词描绘过汴京、洛阳、益州、扬州、会稽、金陵、杭州等当时许多著名的城市。在他的《望海潮》中，写杭州既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清丽之景，又有“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的惬意生活，真实交错地描绘出杭州的美景和民众的生活乐事，前所未有地展现出当时社会的太平气象。《倾杯乐·禁漏花深》则是柳永为宋仁宗在元宵佳节之夜与民同乐时所作。“变韶景、都门十二，元宵三五，银蟾光满。会乐府、两籍神仙，梨园四部弦管。向晓色、都人未散”，柳永笔下的汴京富丽堂皇而又繁荣昌盛，为我们展示了自宋以来物阜民康的社会生活风貌。

除了城市，还有描写乡村。相对于城市的富庶、繁华，乡村词的重点在于勾勒农家之乐，展现出怡然自得的、缓慢的、富有诗意的生活节奏。譬如苏轼笔下的“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辛弃疾笔下的“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皆是难得的、富有诗意的、文人化的乡村景色。他们亦曾在乡村的丽景中寻找心灵的慰藉。苏轼在乡村中，获得“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的洒脱与惬意，辛弃疾在乡村中经历了“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的恍惚与惊喜。苏轼曾写作《浣溪沙》组词，展现“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的热闹场景，辛弃疾《清平乐·村居》则描述了“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其乐融融的生活。宋词中的这些乡村世界到现在依然让我们心旷神怡。

宋代士大夫的生活态度是随遇而安、和光同尘、与时俯仰。他们一方面承担社会责任，一方面注重个人生活。他们试图将都市生活与乡村野趣融为一体，在闲暇之余喜欢山水形胜，在登临游览中恣意抒怀。词这种不太严肃、可长可短、随即可歌的文学样式，特别满足了宋人想要表达丰富内心感受的需要，也特别适合表现宋代文人的世俗娱乐，以及生活中的闲情逸致。如果我们说，宋人在诗文当中表达他们的治国情怀，有壮志的情怀，那么在宋词中，他们对于自身生活的热爱，对于宋代的边边角角细致入微地描述，就在词当中充分地表达了出来。由此来讲，宋词当得起宋代文学的主要代表。

（节选自康震《都市燕乐中的宋词》，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