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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促织》是荒诞的，是变形的，是魔幻的，成名的儿子变成了“小虫”，它的意义和卡夫卡作品里的人物变成了甲壳虫是不是一样的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经常看到这样的评论，说我们的古典主义文学作品当中经常出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某些特征，比方说，象征主义文学的特征，意识流的特征，荒诞派的特征，魔幻现实主义的特征。有些评论者说，我们的古典主义文学已经提前抵达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能不能这样说？我的回答是不能。我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说这个，是因为那些说法是相当有害的。

任何一种文学都有与之匹配的文化背景，也有它与之相对的文化诉求，《促织》的诉求是显性的，他在提醒君主，你的一喜一怒、一动一用，都会涉及天下。天下可以因为你而幸福，也可能因为你而倒霉，无论《促织》抵达怎样的文学高度，它只是“劝谏”文化的一个部分，当然，是积极的部分。但有一点我们必须清楚，即便是到了蒲松龄的时代，我们的历史依然是轮回的历史，蒲松龄所做的工作依然是“借古讽今”，拿明朝的人，说大清的事。

西方的历史是很不一样的，它是求知的历史，也是解决问题的历史，它还是有关“人”的自我认知的精神成长史。它有它的阶梯性和逻辑性，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是在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当中产生的，它有两个必然的前提：一个是启蒙运动，一个是工业革命。在求知，或者说求真的这个大的背景底下，启蒙运动是向内的，工业革命是向外的。上帝死了，人真的自由了吗？他们的回答更加悲观。他们看到了一个巨大的窘境，人在寻求自我的路上遇到了比魔鬼更加可怕的东西，那就是异化。在费尔巴哈看来，人在上帝的面前是异化的，马克思换了一个说法，真正让人异化的不是上帝，是大机器生产这种“生产方式”，蒸汽机或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工业革命给我们带来什么了？是无产，是赤贫、疾病和丑，是把自己“生产”成了机器。人的“变形”是可怕的，每个人在一觉醒来之后都有可能发现自己变了甲壳虫。这种异化感并不来自先知的布道，是个人——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普通的，普遍的——自我认知。它首先是绝望的，但是，在我看来，也是一种非常高级的自我认知。

同样是变成了昆虫，成名的儿子变成小促织则完全不同，这里头不存在生命的自我认知问题，不涉及生命的意义，不涉及生命的思考，不涉及存在，不涉及思想或精神上的困境。在本质上，这个问题类属于生计问题，或者说，是有关生计的手段的问题。

在面对“文学”和“历史”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喜欢这样的姿态：文史不分家，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文史不分家的。上面我们涉及的可笑的说法，是标准的“文史不分家”的说法。但是我要说，文史必须分家，说到底，文学是文学，历史是历史。文学一旦变成历史固然不好，历史一旦变成文学那就很糟糕了。如果我们把文学的部分属性看作历史的系统性和普遍性，真的会贻害无穷。

（摘编自毕飞宇《小说课》）

材料二：

“人变蟋蟀”是人的“异化”，这一内在的悲剧意义，不能够像“人变甲虫”的现代西欧文学作品那样触目惊心地显示在人们面前。当然，这决不是说，《变形记》在文学价值上超过了《促织》，或者说，卡夫卡比起我们的蒲松龄来，是更强的一位作家。这里不存在着谁优谁劣的可比性。可比性只存在于不同的历史阶段给类似的文学主题带来了怎样不同容量的艺术表达方式。

二十世纪的西欧已经经历了一场热血沸腾、高喊着“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比起十八世纪的中国封建王朝来，对于人的价值、人格的尊严，获得更鲜明、更具体的观念；所谓“人”字大写。而在地球的比较古老的那一端，还是信奉着“神”字大写。所以对于《促织》的主人公来说，格里高尔虽然终年奔波，但日子还能凑合着对付过去，虽然不免要看上司的白眼，但决不至三天五日，就得上堂去见官挨打——那种可以有口饭吃，不必叩头求饶的生活，对于成名，一定是可羡慕极了，求之而不得呢。然而格里高尔却强烈感到，他过的是一种难以忍受的“非人的生活”。因此，反映在文学作品中，没有充分觉醒的人对于人的“异化”，就只可能显现出一种朦胧的认识，或者说，这种自我感觉还只能处于一种不发达状态的“征兆”。这就决定了《促织》和《变形记》，在处理相类似的主题时，艺术表现手法上只能大致相应，而不可能达到彼此相同、或者相等。总之，人的“异化”，这一需要特殊表现手法、在文学史上出现得比较晚的文学主题，前人隐约接触到了，后人强烈地表现出来了。这其间的差异，当然不是属于艺术才华的，而应是属于历史性的。

（摘编自方平《对于〈促织〉的新思考——比较文学也是“思考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