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逻辑不仅是一门独特的科学，还是一门奇异的艺术。科学在知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艺术在行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从这一意义上讲，逻辑的目的就是艺术的目的。然而，除非逻辑既是一门艺术，同时又是一门科学，否则这一目的是不能达到的。人类理智的本性就是要成为理性。对于人来说，理智生活是一种发展着的东西。理性并非意味着不会犯错。人类理性的活动是推演性的，而推演活动又是一种生产性的或构造性的，理性并不保证它在生产或构造或构成中不会出错，相反，它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定义或划分，推理会出现瑕疵，思想会产生混乱。自在的理性需要一种逻辑的力量来克服它的这种先天的不确定性，从而使理性的德行日臻完善。从这种意义上说，逻辑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

逻辑不仅是科学，是艺术；还是一种精神，一种理性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激发、促进、鼓舞和驱使人们将人类的思维运用到最完善的程度，并尽其所能地去探求和确立已经确立的知识的最深刻和最完美的内涵。公理化的逻辑体系表达出人类对臻至完善的理论所应当具有的形态的认识和向往。其中，逻辑公理的选择体现出人们对理论本身的最深思熟虑的判断和洞察力。逻辑规则和定义体现出人们为追求无可置疑的结论而对推论施加的严苛条件。推理链条的环环相扣反映出人们对思维编织的精细严密的要求。从公理出发，一些简单的定理立刻就能得到证明，这些定理进而成为那些更深奥的定理的基石。这样，一座精美的大厦就严密地建立起来了。可以想象，如果一个理论将其中所有的论证一一抽出，那么这一理论就会因只剩下一堆描述性语句而坍塌，理论的结构性力量和活力由此丧失殆尽。而一个确立了逻辑有效性的理论则意味着它获得了一种逻辑的品行。它因逻辑而变得简洁、精美、严格、强大，内部和谐，外部精巧，经久耐用。

逻辑能力是存在于人的大脑中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在人的成长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由于这种能力是通过对世界的领悟内化而成的潜在逻辑，因此它具有某种“自然习得”甚至“与生俱来”的性质。但它同时也具有模糊性、直觉性和不确定性，要使这种潜在的逻辑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深刻性、确定性、批判性和反思性，在语言表达上具有清晰性、规范性、一致性和相干性的显逻辑，就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强化逻辑训练。

（摘自朱建平《逻辑：一种文化和精神》，有删改）

材料二：

语言和逻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语言运用的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逻辑的制约。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语言运用的艺术，在某些情况下，又是可以突破逻辑规律的框框的，这不仅无碍于语言运用的正确，而且反而使得语言运用收到更好的艺术效果，这就是“无理而妙”。

早在梁朝，刘勰在谈到“夸张”的时候，就明确指出其“无理而妙”的效果：“辞虽已甚，其义无害。”宋人严羽云：“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这些都说明在某种场合，“不合逻辑”的语言有时比合于逻辑的语言更有力量，而诗人的语言往往是新鲜奇特的，不能用常理来衡量。鲁迅说，“诗歌不能凭仗了哲学和智力来认识，所以感情已经冰结的思想家，即对于诗人往往有谬误的判断和隔膜的揶揄”。

值得注意的是，“无理而妙”的艺术效果，同样得到了逻辑学界的认可和重视。“无理而妙”是反逻辑的，而创造、赏析它，却又离不开正确运用逻辑思维的智慧和能力。《西厢记》中《长亭送别》一折写道：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从事理上说，“晓来谁染霜林醉”问得稀奇，“总是离人泪”答得更是不近情理。然而，从艺术上说，这一问一答，是最近乎情，是最合乎理的。因为它把人情移用于事物，形象逼真地表达了主人公缠绵悱恻的离情别绪。这段文字，堪称“无理而妙”的上品。不过，我们细想一下，这“无理”之中，也仍然有“有理”之处。“眼泪”是液体，故可用之“染”物；“霜林”是“红”的，故是被“染”的。假如无此二者，这里要表现的离情别绪，恐怕也就失去了必要的依托，或者竟一变而为“无理而不妙”了。可见“无理而妙”的艺术效果，归根到底是有其深邃的逻辑基础的，只不过是在逻辑的基础上加上感情的色彩、想象的因素，离开了这种深邃的逻辑基础，人们创造、赏识“无理而妙”的智慧和能力，也就无从发挥了。

（摘自张炼强《修辞艺术探新》，有删改）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①逻辑跟语言的关系非常密切，可以说没有思维就没有语言，语言的表达要受逻辑思维的规律制约；没有语言也难以进行思维，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思维只有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才能产生。所以说逻辑与语言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逻辑上的“概念”，在语言里表现为语词。逻辑上所谓“命题”在语言里表现为一个句子。

②我们在教语法修辞上指出了很多写文章的毛病，表面上看，好像是语法问题，实际上也是逻辑问题。比方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主谓不合的句子。主谓不合是不是语法问题，实质上不是。因为代词“我们”充当主语是可以的，名词“国家”作为谓语也是可以的，在语法上没什么错误，错误在逻辑上。从逻辑的角度说，这句话是直言肯定判断，肯定判断的主概念与宾概念一般都是从属关系或同一关系，而这个判断的主概念与宾概念之间既不是从属关系，也不是同一关系。所以，从内涵来说，这个判断的宾概念不能恰当地反映主概念的属性，从外延来说，这个判断的宾概念的外延更不能包含主概念的外延，犯了主宾不相应的逻辑错误。

③最近，收到一位青年同志的信，他说：“现在报纸上有一句话是不合语法的。”什么话呢？就是“打扫卫生”。他说：“卫生怎么能够扫掉呢？这是不合语法的。”叫我提醒大家不要这样写了。这句话是不是不合语法的呢？不是。“打扫卫生”要不要否定，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当然也有人主张说是“用惯了，就不要否定它了。”比如，从前我们有句话讲起来是讲不通的，要说“救人”是对的，“救火”你怎么救呀？“晒书”是可以的，“晒太阳”就不行了吧？但是用惯了还是可以的。约定俗成嘛！因此，“打扫卫生”要说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要否定它，我看，这也不是语法问题，因为你表面上看是动宾不合，动词跟底下的宾语配不上，但是配不上并不等于语法上的错误。“打扫”是个动词，底下带着名词宾语，有什么不通？这不是语法问题，是逻辑问题。你要说“打扫街道”是可以的，但是，扫街道连卫生都扫掉了，哪里会有这样的事情？没有这个道理。所以，我说这不是语法问题，而是逻辑问题。

（选自王力《逻辑与学术研究、语言、写作的关系》）

材料二：

①语言是表达思想的手段。思想不合逻辑，语言就不可理解，思想有逻辑性，语言就顺理成章。写文章不能不讲道理，道理是很明白的。

②但是衡量语言是否纯洁和健康，逻辑不能算是唯一的标准。语言是调皮的孩子，他虽然一般受逻辑的管教，可是有时不守规矩。逻辑却拿他没有办法，这一点似乎也应该注意。一些夸张说法如“倒背如流”，自然不能以常理限之。

③有人说，“救火”不合逻辑，这种看法值得怀疑。“救”有多方面的意思。“救生，救命”是竭力保存，务求延续；“救火，救急”是减少危害，免致恶化。不能把“救火”的“救”与“救命”的“救”混同。“谢恩”是谢，“谢罪”也是谢，但是前者陈述感激之意，后者表示愧悔之心。恐怕不能说前者同，后者不同吧？

④有人说，“晒太阳”不合逻辑，我也不敢附和。“晒太阳”正如“烤火”，在物理上是人被太阳晒，被火烤，可是按说话人的心理，是人有意地利用太阳和火的光和热，或者无意地经受那光和热所起的作用，因而太阳和火是被动的，人是主动的。同样，“这条小河能行船”“平原不妨走马”，事实上的行为者自然是人，不是小河和平原，可是从说话人看来，小河、平原是主体，而船和马都是客体。

⑤语言是心理现象和社会现象。语言是历史产物。从一个词，一个短语，一个句子，我们往往能看出心理的轨迹、历史的遗踪、民族文化和社会风气的趋向。语言是人们意象的反映（其中人脑起了折光作用），而不是客观事物原形的照片。因此，语言与逻辑虽然密切相关，可是逻辑不是语言的唯一主宰者。我们不能忽视语言的逻辑性，但是更不能忘掉语言的心理性、社会性和历史性。

（选自王宗炎《谈谈语言和逻辑》）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诞生于五四时期的新诗，关于“大和小”的争论一再出现：新诗应该介入历史现实的“大”呢，还是独抒性灵的“小”？

诗歌有宏大之美，也有细小之美。杜甫《登高》可谓宏大，《客至》当属细小。诗可以微小，细小，但不能狭小，渺小；诗可以重大，宏大，但不能空大，疏大。诗无论大小，都要植根于诗人自我的生命体验之上。

正大是杜甫诗歌的重要特点。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就是因为与天下兴亡密切相关。写社稷安危的，天下大事的，边关战事的，这些叙述不可谓不大，但又绝不超出他个人的生命体验。“国破山河在”“烽火连三月”大，但“泪”“心”“家书”“白头发”“不胜簪”这些都是切切实实的小。杜诗不管走多远，看多广，探多深，最后都能回落到灵与肉。他那些隐逸的、非介入的抒写，萤火、蚂蚁、桃树，不可谓不小，但它们会与诗人的生命密切联系在一起，物中有人，融入自己的感情，这是他能以小见大的秘密。因此，诗的大小并不以题材论。并非写国家、写社会、写世界就大，也并非写个人、写身体、写日常生活就小。诗的大小关键还在思想境界。

（摘编自师力斌《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诗歌对新诗的启示》）

材料二：

几千年的中国古典诗歌到了现代发生了巨变，“变”是新诗的根本。一些论者认为，新诗的新，就在于它对旧诗的瓦解，新诗是一种没有根基、不拘形式、随意涂鸦、自由变化的艺术。

其实，“变”中还有一个“常”的问题。新诗既然是诗，就有它的一些“常态”的美学元素。无论怎么变，这些“常”总是永远存在的。中国诗歌的“常”来源于又外在于古典诗歌，活跃于又隐形于现代诗歌当中。重新尊重这些“常”，是当下新诗拯衰起弊的前提。

在诗歌精神上，中国诗歌从来以家国为上。气不可御的李白，沉郁顿挫的杜甫，纯净内向的李商隐，虽然他们的艺术个性相距甚远，但是他们的诗词总是以家国为本位的。他们对个人命运的咏叹，常常是和对家国兴衰的关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诗歌的评价标准讲究“有第一等襟抱，才有第一等真诗”。这是中国诗歌的一种“常”。在现代社会，尽管现实多变，艺术多姿，但这个“常”是难以违反的。诗之为诗，在审美标准上也有一些必须尊重的“常”。注重听觉，注重吟诵，因而注重格律，这是中国古诗的“常”。徐志摩在他的《翡冷翠的一夜》加强了形式感和音乐性，闻一多认为这是徐诗“一个绝大的进步”。形式感和音乐感，这是评判优秀的新诗作品的基本标准。

新诗，在“变”中继承“常”是非常重要的。

（摘编自吕进《新诗的“变”与“常”》）

材料三：

“风骨”在刘勰的阐释中，主要指作品中蕴含的精神气质和文辞气韵。此后，“风骨”既含有道德修养、人格气质方面的内涵，亦成为诗歌辞章的一种审美标准。在历史的变迁中，“风骨”不断融入中华传统文化，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诗歌界充斥着低俗、粗俗之作，这样的诗作缺乏“风骨”。因此，新诗急需重新建构“风骨”。

继承与发扬风骨的关键在于诗人要有风骨，具体而言则是指诗人应秉持使命感与责任心。诗人应有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悲悯情怀，应有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家国情怀。艾青一生心系大堰河那样的劳苦大众，曾写出《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忧国忧民的诗作，这正是使命感与责任心的体现，是中国风骨在现代诗人身上的延续。然而当下许多诗人沉溺于写“小我”的日常琐碎、鸡毛蒜皮，究其原因在于缺乏作为诗人的使命感与责任心。

其次，诗歌在内涵上需要建构中国风骨。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虽然不少诗歌在内容上所呈现的是自恋与矫情的“小我”情绪，成为日常生活的流水账记录，但是，艾青《我爱这土地》一诗中浓厚的家国情怀，曾卓《悬崖边的树》一诗中那种坚忍不拔的精神，食指《相信未来》一诗中蕴含的坚定信念，正是现代风骨的典型特征。新时代的新诗需要延续中国风骨的血脉，创作出充满正气、具有崇高感的佳作。

此外，新诗在语言文辞方面亦需要有“风骨”。刘勰认为：“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这句话清楚地阐释了“风骨”与“辞采”之间的密切关联。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诗作不讲究文辞，直白浅近，“风骨”荡然无存。跳跃性、非逻辑性、写意性、含蓄、凝练、雅致等作为诗歌语言的特质，需要新诗语言在不断的锤炼和打磨中形成。

（摘编自罗小风《新时代诗歌需要中国风骨》）

语文课上。老师组织同学们探讨“新诗的‘变’与‘常’”。小明在发言时整理了以下笔记：新诗的“新”在于其“变”，即对旧诗形式的瓦解与创新；然而，诗之为诗，又有其必须坚守的“常”。所谓“常”，在诗歌精神上体现为①_____；在审美表达上，需讲究②_____。题材选择上，诗可大可小，但判断其价值的关键并非题材本身，而是③_____，唯有如此，诗作方能既避免空疏宏大，又克服狭小琐碎。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距离”一词的本义是对时间和空间而言的。如从此时到彼时、从此地到彼地之间隔着一个长度，人们就把这种时间、空间相隔的长度叫做距离。“心理距离”中说的“距离”，不是指时空相隔的长度，而是指心理的距离，这是指我们在观看事物时，在事物与我们自己实际利害关系之间插入一段距离，使我们能够换一种眼光去看世界。这种距离的插入，是靠自己的心理调整实现的，所以叫做“心理距离”。

古往今来，一切伟大的诗人、艺术家之所以能从寻常痛苦甚至丑恶的事物里发现美和诗意，就是因为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心理调整，将事物摆到一定的距离加以观照和品味。例如竹子，在一般人的眼里，它不过是可以架屋、造纸和当柴烧的寻常之物，但中国古代诗人面对竹子，却以另一种眼光，从它那里发现了一个又一个鲜活、动人、美丽、清新的世界。“寒天草木黄落尽，犹自青青君始知”（岑参），“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李白），“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杜甫），“始怜幽竹山窗下，不改清阴待我归”（刘长卿），“一节复一节，千枝攒万叶。我自不开花，免撩蜂与蝶”（郑燮）。这些诗人改变了看待事物的普通方式，所以普通的竹子在这些诗人的眼中已具有生命的颤动和美好的性格，竹子在诗人的“心理距离”的作用下，已进入了艺术世界，获得了美的意味。

审美体验中的“心理距离”是存在“内在矛盾”的。一方面，艺术作品能否感动我们，引起我们的“共鸣”，这与艺术作品所描绘的生活情景跟我们自身独特的生活经验、体会相吻合的程度有关。艺术作品中所描绘的生活情景与我们的个人经历愈是吻合，我们对艺术作品的领会就愈是深切入微，艺术作品就愈是能打动我们。另一方面，艺术作品所描绘的生活情景与我们的生活经历愈是贴近，我们就愈容易把作品的艺术世界与自身的生活经历混为一谈，也就愈容易从艺术世界退回到自身经历的现实世界。这样，愉快的审美鉴赏就可能变成痛苦的自伤身世了。上述两条规律似乎是不相容的。第一条规律强调欣赏时距离要小，第二条规律则强调欣赏时距离要大，所以称为“距离的内在矛盾”。

那么如何来解决审美体验中的“距离的内在矛盾”呢？英国美学家、心理学家爱德华·布洛提出，“无论是在艺术欣赏的领域，还是在艺术生产中，最受欢迎的境界乃是把距离最大限度地缩小，而又不至于使其消失的境界”。这种“不即不离”的境界之所以是理想的艺术境界，在于它对“距离的内在矛盾”作了妥当的安排，既不因距离过远而无法理解，也不因距离消失而让实用动机压倒审美享受。这样，就使审美主体在面对审美客体之时，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就艺术创作而言，正如王国维所言，“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当然，在审美体验中，能不能获得“不即不离”的距离，不但与审美客体相关，也与审美主体的思想文化修养相关。对于思想文化极其低下的审美主体而言，无论面对多么优秀的艺术品，也会因“距离丧失”而想入非非。艺术创作中经常运用的诗化原则、陌生化原则、变形原则、程式化原则，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都是艺术家为了使其艺术品获得理想的审美心理距离所采取的艺术处理。

（摘编自童庆炳《中国古代诗学与美学》）

材料二：

种田人常羡慕读书人，读书人也常羡慕种田人。竹篱瓜架旁的黄粱浊酒和朱门大厦中的山珍海鲜，在旁观者所看出来的滋味都比当局者亲口尝出来的好。新奇的地方都比熟悉的地方美，东方人初到西方，或是西方人初到东方，都往往觉得面前景物件件值得玩味。本地人自以为不合时尚的服装和举动，在外地人看，却往往有一种美的意味。

这全是观点和态度的差别。持实用的态度看事物，它们都只是实际生活的工具或障碍物，都只能引起欲念或嫌恶。要见出事物本身的美，我们一定要从实用世界跳开，以“无所为而为”的精神欣赏它们本身的形象。总而言之，美和实际人生有一个距离，要见出事物本身的美，须把它摆在适当的距离之外去看。

我说“距离”时总不忘冠上“适当的”三个字，这是要注意的。“距离”可能太过，可能不及。艺术一方面要能使人从实际生活牵绊中解放出来，一方面也要使人能了解，能欣赏。距离不及，容易使人回到实用世界；距离太远，又容易使人无法了解欣赏。

艺术都是主观的，都是作者情感的流露，但是它一定要经过几分客观化。艺术都要有情感，但是只有情感不一定就是艺术。富于艺术材料的生活何以不能产生艺术呢？艺术所用的情感并不是生糙的而是经过反省的。蔡琰在丢开亲生子回国时决写不出《悲愤诗》，杜甫在“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时决写不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两首诗都是“痛定思痛”的结果。艺术家在写切身的情感时，都不能同时在这种情感中过活，必定把它加以客观化，必定由站在主位的尝受者退为站在客位的观赏者。一般人不能把切身的经验放在一种距离以外去看，所以情感尽管深刻，经验尽管丰富，终不能创造艺术。

（摘编自朱光潜《谈美》）

湘西凤凰，是沈从文先生的故乡。在外漂泊时，他多次提及故乡风景秀丽，民风淳朴，人们真诚友爱。1930年，沈从文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发现故乡已不是他一直想念的故乡了，社会黑暗，现代“文明”的精神污染，使湘西人古朴的人性发生了扭曲裂变，让他不寒而栗。他深刻地感悟到：唤醒一个民族重新做人的意识，实现人与人关系的重造是必需的。1934年，寄托其“美”与“爱”的美学理想追求的作品——《边城》由此诞生。

材料一：

今天，微博已经成为一个发表意见的重要途径。作为一种被广为应用的交际工具，微博有与众不同的发表意见的方式。有人注意到，一些在生活中很温和的朋友，一旦上微博，言辞就变得非常激烈，不像是理性说理的言论，由此，微博形成了一个有特色的言论空间。

微博是一种字数非常有限的传媒方式，往往不足以负载说理需要的充分信息。人们可以用微博发表结论性的断言、口号、警句格言等“罐头思维”式的言论，但无法用它来进行好的说理。

人们在简单、现成的语言中找到了方便的解答，久而久之，很容易养成一种习惯，接受一些可以免除他们思考之劳的简明论断。这就是罐头思维。罐头思维表现为“一群人采用一句话”和“听见别人说就跟着说”等行为，它让人思想懒惰，先是不肯仔细思考，最终完全丧失了仔细思考的能力。

理性的说理需要足够的文字。说理是由三个必要部分—结论、理由和保证组成。“说理”与“非说理”的区别在于说理有结论，并有理由，而非说理则只有结论。在说理的主张和理由之间，还需要有一个可靠的中介保证，又称“假设”，如果这个假设不可靠，那么，再好的理由也不能充分证明结论的合理。

往往是在需要思考一个说理陈述是否可靠时，我们才特别注意那个被省略掉的假设。例如，一个人说尼克松是一位好总统（结论），因为他擅长外交事务（理由）。这是一个说理的陈述，但并不可靠。单凭这个理由，结论是站不住脚的，这是因为，在理由与结论中那个被省去的假设（“一个擅长外交的总统一定是好总统”）是有问题的（“片面”）。

说理需要理性、逻辑、认真地对待论证的每一个环节，这是为了能够说服与自己看法和主张不同的他人。以广大的而不是专门读者为对象的报刊，是最适合于说理的大众媒体。微博则主要是在朋友、熟人，或朋友的朋友，熟人的熟人中传播，具有同声相求的性质。人们发现，微博常常裹挟大批的粉丝，其实就是一种同相求的效应。在这些群体里，三言两语，说说心情，发发感慨，晒晒心情，是用不着太说明理由的。“非说理”并不是微博的镨，因为微博本来就不是为说理而创建的。

微博拄往使用感情色彩鲜明，富有修辞特色的“痛快”语言，这是因为微博信息需要借助强烈的情绪感染才能得以传播，结果更是不断强化、激励已经在起作用的情绪。富有感染力的话语给人一种雄辩的感觉，似乎能够提高说服力。然而，在这种说服中，需要把说理与感染力做一个区分。有感染力不代表就是好的说理。

（选自徐贲《微博为什么不是好的说理形式》，有删改）

材料二：

对我的《微博是好的说理形式吗》曾宪皓先生写了《来论微博正是好的说理形式》的讨论文章。微博是为人们运用的传播媒介，公共说理也是人们很关心的话题，讨论微博与说理的关系，目的不是要争一个谁是谁非的最终结论，而是要加深对问题的了解，因此，我愿意就曾先生文中提到的几个关于说理和微博的问题再作一点讨论。

首先便是什么是公共说理的“理”。此“理”指的是一个由“理由”来充分支持的“结论”，在这二者之间还需要有一个可靠的，可称为“假设”的中介保证。这当然不是唯一可以称作“理”的理。牧师布道说的是理，老百姓心目中的天道是理，发展是硬道理坚持的是理，但这些都不是公共说理的那个理。这些“理”与公共说理的“理”的区别在于，它们的结论是靠“信仰”支撑的，不需要说出理由。

曾文说，“贡献出结论，不代表推演缺位”这话是对的，但是，在公共说理中，那个不缺位的推演不能只是发生在说话者的头脑里，而必须说给公众听。放在一个人头脑里的推演是否可靠，是否符合逻辑，是否合理，不说出来，别人又如何检验呢？说理不仅要说出“什么”，而且还要解释“为什么”。

曾文说，“不认‘结论’和‘理解’，照此思维，禅宗是虚妄，顿悟不存在，口号皆扯淡”。这话恰恰犯了一个公共说理的错误—拉开话题，因为徐文讨论的是“说理”，不是禅宗，不是顿悟，也不是口号。公共说理不是时人类其他思维和表达方式的否定。提倡公共说理，不是说别的什么都是“胡闹”或“扯淡”。禅宗、顿悟，呼口号有它们自己的作用，但不在讨论说理的范围之内。

曾文认为，在说理时“以偏概全”不是什么大问题，“统计学上的以偏概全，不排斥这段话在精神上抓住症结，不排斥它的正确。恰恰是它抽出了现象中的‘理’，人们才认同它，转发它”。以偏概全不是统计学意义上的谬误，而是一种有社会危害的思维方式，叫作“草率概括”，说理要求避免草率概括，那是因为许多的成见或偏见都是因草率概括造成的。成见或偏见就是在握有充分证据之前，便先有了确定的意见和看法。

其实，在说理中，要“抽出现象中的‘理’”，有比草率概括更好的办法，那就是用“限定词”。图尔敏的说理论证称之为“模态限定”，也就是在陈述主张的时候，添加“往往”“可能”“也许”“基本上”“在很大程度上”等限定语。这不仅仅是为说理留余地，更是一种话语伦理的基本教养。

这当然不是说夸张就不好，而是说，夸张在说理中会削弱说话者的可信度。许多在文学修辞中常用的有手法或风格在说理中恰恰是应该避免的，因为说理不是文学。

说微博不适用于说理不是贬低微博，这就像说水壶不用于煮饭不是要贬低水壶一样。曾文说，“微博可以加图片、视频、长微博，实在不行还能用文章链接嘛”，但这正说明，微博所起的毕竟只是引介与索引的作用，它本身并不是在说理。亚里士多德曾指出一种逻辑错误，“5是2加3，因此5既是奇数，又是偶数”，所以，微博只是许多媒介中的一种，不能因为它与别的媒介可以结合使用，它就变成了一种无所不能、什么都是的媒介。

（选自徐贲《再谈“微博”与“说理”》，有删改）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自然界事物纷纭错杂，人能不为之迷惑，赖有两种发现，一是条理，一是分寸。条理是联系线索，分寸是本末轻重。有了条理，事物才能分别类居，不相杂乱；有了分寸，事物才能尊卑定位，各适其宜。条理在大体上是纯理活动的产品，是偏于客观的；分寸的鉴别则有赖于实用智慧，常为情感意志所左右，带有主观的成分。别条理，审分寸，是人类心灵的两种最大的功能。一般自然科学在大体上都是别条理的事，一般含有规范性的学术如文艺、伦理、政治之类都是审分寸的事。这两种活动有时相依为用，但是别条理易，审分寸难。一个稍有逻辑修养的人大半能别条理，审分寸则有待于一般修养。它不仅是分析，而且是衡量；不仅是知解，而且是抉择。“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这件事本很琐细，但足见孔子心中所存的分寸，这种分寸是他整个人格的表现。

所谓审分寸，就是辨别紧要的与琐屑的，也就是有正确的价值意识。事物自身本无价值可言，其有价值，是对于人生有效用，效用有大小，价值就有高低。这所谓“效用”自然是极广义的，包含一切物质和精神的实益，不单指狭义功利主义所推崇的安富尊荣之类。作为这样的解释，价值意识对于人生委实是重要。人生一切活动，都各追求一个目的，我们必须先估定这目的有无追求的价值。如果根本没有价值而我们去追求，只追求较低的价值，我们就打错了算盘，没有尽量地享受人生最大的好处。

价值通常分为真善美三种。先说真，它是科学的对象。科学的思考在大体上虽偏于别条理，却也须审分寸。它分析事物的属性，必须辨别主要的与次要的；推求事物的成因，必须辨别自然的与偶然的；归纳事例为原则，必须辨别貌似有关的与实际有关的。苹果落地是常事，只有牛顿抓住它的重要性而发现引力定律，就一般学术研究方法说，提纲挈领是一套紧要的功夫，囫囵吞枣必定是食而不化。提纲挈领需要很锐敏的价值意识。

次说美，它是艺术的对象。艺术活动通常分欣赏与创造。欣赏全是价值意识的鉴别，艺术趣味的高低全靠价值意识的强弱。趣味低，不是好坏无鉴别，就是欢喜坏的而不了解好的。趣味高，只有真正好的作品才够味，低劣作品可以使人作呕。艺术方面的爱憎有时更甚于道德方面的爱憎，行为的失检可以原谅，趣味的低劣则无可容恕。至于艺术创造更步步需要谨严的价值意识。

再次说善，它是道德行为的对象。人性本可与为善，可与为恶，世间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可知为恶易而为善难。但是世间终有人为履行道德信条而不惜牺牲一切者，即深切地感受到善的价值。“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孔子醇儒，向少做这样侠士气的口吻，而竟说得如此斩截者，即本于道重于生命一个价值意识。古今许多忠臣烈士宁杀身以成仁，也是有见于此。

（摘编自朱光潜《谈价值意识》）

材料二：

作为一种探索性和思考性的新闻形式，深度报道的写作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审美实践。在报道实践中，深度报道不仅要满足信息传递与客观呈现的基本信息价值，也需要遵守一定的新闻美学准则。“真善美”作为新闻美学内容的主要构成部分，在新闻作品中是有机统一的。

在新闻中，“真”是美的前提。作为美的灵魂之真，追求真实既能揭示事物的本质，满足受众对真相的渴求，也是新闻实现审美传播的必要条件。新闻的真实性是其收获信任、吸引读者的根本条件。深度报道承担着揭示社会真实面貌、挖掘事实本质的使命。尽管新闻写作手法和观念逐渐走向多元和开放，但对新闻真实性的要求始终不变。

深度报道内容应当保持“整体真实”，要用客观的态度陈述事实。把新闻素材的必要元素尽可能全面地呈现给受众，不以自身的取向为标准。叙述事件时也需遵循逻辑性和合理性，避免为追求美学效果而滥用抒情手法，影响报道的准确性。编辑部发稿时对报道中涉及的事项描述不应报道未经核实的客观事实，回避主观推测。尽量避免因个人视角的局限性而产生主观臆断或“合理想象”现象，以确保报道内容更具客观性、中立性和完整性。

一篇报道是否具有美学价值，关键在于“善”。它是新闻美的综合体现，是借助独特的表达形式，向社会传递有益的信息、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一种具体的意识形态。新闻的善不仅是一种道德追求，更是一种社会责任。因此，作为向社会公众传播各种价值宣传的重要手段的深度报道应该肩负起社会责任，展示美好的事物并积极传播。

优秀的深度报道往往能够在传递“善”的价值观的同时揭露社会问题、提供思考方向。无论是通过传播积极的价值观，还是揭示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深度报道均能有效引导公众对社会、公正、道德等议题形成理性认知与独立思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治理制度优化。如此，深度报道才能在传递事实的基础之上实现价值引导，使新闻报道真正成为促进社会良性运行的重要推动力。

一篇新闻是否“美”，“真”是基础，“善”是关键。“美”是“真”与“善”的统一体，是新闻美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缺少美学价值的新闻就会失去对读者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只有坚持真实性原则和善意的原则，新闻报道才能真正展现出其美学价值。深度报道应发现新闻事件的美学价值，新闻工作者要以积极的审美态度去观察社会，捕捉那些富有美感和价值的新闻素材，并以符合美学标准的方式展现出来。在呈现内容时要灵活运用写作手法，增强报道的逻辑性和条理性，使信息表达更加清晰流畅、层次分明。

（摘编自郭桂萍《“真善美”：深度报道中的新闻美学实践》）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从《诗经》的许多具体作品中，后人归纳出了所谓“赋、比、兴”的美学原则，影响达两千余年之久。最著名、流行最广的是朱熹对这一原则的解释：“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古人和今人对此又有颇为繁多的说明。因为“赋”比较单纯和清楚，便大都集中在比兴问题的讨论上。因为“比兴”与如何表现情感才能成为艺术这一根本问题有关。

中国文学（包括诗与散文）以抒情胜，然而并非情感的任何抒发表现都能成为艺术。主观情感必须客观化，必须与特定的想象、理解相结合，才能构成具有一定普遍必然性的艺术作品，产生相应的感染效果。所谓“比兴”正是这种使情感与想象、理解相结合而得到客观化的具体产物。

《文心雕龙》说，“比者，附也；兴者，起也”；“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钟嵘《诗品》说：“言有尽而意无穷，兴也；因物喻志，比也。”实际上，“比”“兴”经常连在一起，很难绝对区分。“比兴”都是通过外物、景象而抒发、寄托、表现、传达情感和观念，这样才能使主观情感与想象、理解结合在一起，而得到客观化、对象化，构成既有理智不自觉地干预而又饱含情感的艺术形象，使外物景象不再是自在的事物自身，而染上一层情感色彩；情感也不再是个人主观的情绪自身，而成为融合了一定理解、想象后的客观形象。这样，也就使文学形象既不是外界事物的直接模拟，也不是主观情感的任意发泄，更不是只诉诸概念的理性认识；相反，它成为非概念所能穷尽、非认识所能囊括，具有情感感染力量的艺术形象和文学语言。王夫之说：“《小雅·鹤鸣》之诗，全用比体，不道破一句。”（《姜斋诗话》）所谓“不道破一句”，一直是中国美学重要标准之一。司空图《诗品》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严羽《沧浪诗话》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等等，都是指的这种非概念所能穷尽、非认识所能囊括的艺术审美特征。这种特征正是通过“比兴”将主观情感与客观景物合而为一的产物。《诗经》在这方面作出了最早的范例，从而成为百代不祧之祖。明代李东阳说：“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盖正言直述，则易于穷尽，而难于感发。惟有所寓托，形容摹写，反复讽咏以俟人之自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则神爽飞动、手舞足蹈而不自觉，此诗之所以寄情思而壮实也。”（《怀麓堂诗话》）

这比较集中而清楚地说明了“比兴”对诗（艺术）的重要性，正在于它如上述是情感、想象、理解的综合统一体。“托物寓情”“神爽飞动”胜于“正言直述”，因为后者易流于概念性认识而言尽意尽。即使是对情感的“正言直述”，也常常可以成为一种概念认识而并不起感染作用，“啊，我多么悲哀哟”，并不成其为诗，反而只是概念。直接表达情感也需要在“比兴”中才能有审美效果。所以后代有所谓“以景结情”、所谓“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倍增其哀乐”（《姜斋诗话》）等等理论，就都是沿着这条线索而来的。

（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材料二：

中国古人讨论诗歌时常提及的“比兴”不仅是诗歌的创作手法，也是对审美思维方式的一种表述。比兴思维在审美想象的作用下实现物我交互，四时万物在激发人的情感的同时，又成为情感的寄托，物我相照，贯通交融。比兴思维不同于理性判断，它遵循“类”的规律和原则，实现物与物、情与物的联结。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物象都可起兴，任何一物都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联系到他物，起兴之物象和所咏之物象两者间存在着广泛的联系。但这样的联系并不是随意的，而是必须遵循“类”的原则，这一原则在比兴思维中有两方面的体现。

其一，主体基于对事物之间的相似性特征的感知，将此物与彼物联系在一起，此为以物喻物的基础。其二，两个事物虽然各不相同，甚至差异巨大，但是都具有能够与主体的某种情意产生共鸣的属性。这种属性是将物与情联系起来的关键，也是“取譬引类”与以类比逻辑为特征的理性思维之间的重要区别。如作为“岁寒三友”的松、竹、梅，在形貌上相去甚远，并没有相似性特征。但是，由于松树岁寒不凋、翠竹经冬不衰、梅花凌寒独放，三者共同拥有的耐寒属性与主体高洁坚韧的情志产生共鸣，因此使其成为人们联类讴歌、表情达意的对象。主体在审美活动中基于比兴思维展开的类比联想，是审美意象动态生成的一种表现。中国文化自古就有将天地万物视为一体的认识传统，在这个浑然为一的系统之中，物与物、物与情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而是强调彼此间的互相感应、转换与影响。

（选自何琪琦《论审美意象生成的心理过程》）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从《诗经》的许多具体作品中，后人归纳出了所谓“赋、比、兴”的美学原则，影响达两千余年之久。最著名、流行最广的是朱熹对这一原则的解释：“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古人和今人对此又有颇为繁多的说明。因为“赋”比较单纯和清楚，便大都集中在比兴问题的讨论上。因为“比兴”与如何表现情感才能成为艺术这一根本问题有关。

中国文学（包括诗与散文）以抒情胜，然而并非情感的任何抒发表现都能成为艺术。主观情感必须客观化，必须与特定的想象、理解相结合，才能构成具有一定普遍必然性的艺术作品，产生相应的感染效果。所谓“比兴”正是这种使情感与想象、理解相结合而得到客观化的具体产物。

《文心雕龙》说，“比者，附也；兴者，起也”；“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钟嵘《诗品》说：“言有尽而意无穷，兴也；因物喻志，比也。”实际上，“比”“兴”经常连在一起，很难绝对区分。“比兴”都是通过外物、景象而抒发、寄托、表现、传达情感和观念，这样才能使主观情感与想象、理解结合在一起，而得到客观化、对象化，构成既有理智不自觉地干预而又饱含情感的艺术形象，使外物景象不再是自在的事物自身，而染上一层情感色彩；情感也不再是个人主观的情绪自身，而成为融合了一定理解、想象后的客观形象。这样，也就使文学形象既不是外界事物的直接模拟，也不是主观情感的任意发泄，更不是只诉诸概念的理性认识；相反，它成为非概念所能穷尽，非认识所能囊括，具有情感感染力量的艺术形象和文学语言。王夫之说：“《小雅·鹤鸣》之诗，全用比体，不道破一句。”（《姜斋诗话》）所谓“不道破一句”，一直是中国美学重要标准之一。司空图《诗品》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严羽《沧浪诗话》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等等，都是指的这种非概念所能穷尽、非认识所能囊括的艺术审美特征。这种特征正是通过“比兴”将主观情感与客观景物合而为一的产物。《诗经》在这方面作出了最早的范例，从而成为百代不祧之祖。明代李东阳说：“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盖正言直述，则易于穷尽，而难于感发。惟有所寓托，形容摹写，反复讽咏以俟人之自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则神爽飞动、手舞足蹈而不自觉，此诗之所以寄情思而壮实也。”（《怀麓堂诗话》）

这比较集中而清楚地说明了“比兴”对诗（艺术）的重要性，正在于它如上述是情感、想象、理解的综合统一体。“托物寓情”“神爽飞动”胜于“正言直述”，因为后者易流于概念性认识而言尽意尽。即使是对情感的“正言直述”，也常常可以成为一种概念认识而并不起感染作用，“啊，我多么悲哀哟”，并不成其为诗，反而只是概念。直接表达情感也需要在“比兴”中才能有审美效果。所以后代有所谓“以景结情”、所谓“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倍增其哀乐”（《姜斋诗话》）等等理论，就都是沿着这条线索而来的。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材料二：

中国古人讨论诗歌时常提及的“比兴”不仅是诗歌的创作手法，也是对审美思维方式的一种表述。比兴思维在审美想象的作用下实现物我交互，四时万物在激发人的情感的同时，又成为情感的寄托，物我相照，贯通交融。比兴思维不同于理性判断，它遵循“类”的规律和原则，实现物与物、情与物的联结。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物象都可起兴，任何一物都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联系到他物，起兴之物象和所咏之物象两者间存在着广泛的联系。但这样的联系并不是随意的，而是必须遵循“类”的原则，这一原则在比兴思维中有两方面的体现。

其一，主体基于对事物之间的相似性特征的感知，将此物与彼物联系在一起，此为以物喻物的基础。其二，两个事物虽然各不相同，甚至差异巨大，但是都具有能够与主体的某种情意产生共鸣的属性。这种属性是将物与情联系起来的关键，也是“取譬引类”与以类比逻辑为特征的理性思维之间的重要区别。如作为“岁寒三友”的松、竹、梅，在形貌上相去甚远，并没有相似性特征。但是，由于松树岁寒不凋、翠竹经冬不衰、梅花凌寒独放，三者共同拥有的耐寒属性与主体高洁坚韧的情志产生共鸣，因此使其成为人们联类讴歌、表情达意的对象。主体在审美活动中基于比兴思维展开的类比联想，是审美意象动态生成的一种表现。中国文化自古就有将天地万物视为一体的认识传统，在这个浑然为一的系统之中，物与物、物与情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而是强调彼此间的互相感应、转换与影响。

（摘编自何琪琦《论审美意象生成的心理过程》）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但人对作为理性的核心成分的逻辑还不够了解。正因如此，逻辑不是被戴上神秘、深奥、抽象的光环，被敬而远之，就是被轻蔑地视为虚无、刻板、教条、缺乏活力。很多人没有受过基本的逻辑训练，任凭外部刺激指导自己的行动。但对人类历史发展真正起作用的人来说，观念的力量尤为重要，而观念的运作正是一种逻辑运作。可见，具备良好的逻辑素质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对于应对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而提升现代生活的人文精神非常重要。

了解一位哲学家是如何推理的，往往比了解这位哲学家由此推出的结论更重要。这大概是因为不论何种观点或理论总有与之相对立的观点或理论存在，也或许是因为缺乏论证的思想终究是无效的。反之，对论题所进行的逻辑论证却把关注的中心放在假设和推论的联系上。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同意假设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如果接受了假设就必须接受结论，假设真但结论假是不可能的。而支配这种接受关系的就是推论关系。推论关系是一种逻辑关系，它可以以一种认识上透明的方式被一劳永逸地确立。它不会因推理链条的冗长复杂，或因年代的久远而使推论的有效性有丝毫的减损，即便推理存在着错误，也可以通过主体间性的公认方式被纠正。

有效性是逻辑推理力量的根本来源，逻辑的一切问题都与有效性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诸如蕴涵、一致性、独立性、完全性、逻辑真等这些与哲学、数学、科学乃至日常思维联系密切的重要的逻辑性质与关系的定义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涉及有效性问题，对有效性概念的不同理解和处理从根本上塑造了逻辑的版图。当代各种经典逻辑的扩展系统——如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道义逻辑和认知逻辑；各种非经典逻辑——如直觉主义逻辑、相干逻辑、弗协调逻辑、非单调性逻辑，其产生的根源最终都可追溯至有效性问题。

逻辑不仅是一门独特的科学，还是一门奇异的艺术。科学在知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艺术在行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从这一意义上讲，逻辑的目的就是艺术的目的。然而，除非逻辑既是一门艺术，同时又是一门科学，否则这一目的是不能达到的。人类理智的本性就是要成为理性。对于人来说，理智生活是一种发展着的东西。理性并非意味着不会犯错。人类理性的活动是推演性的，而推演活动又是一种生产性的或构造性的，理性并不保证它在生产或构造或构成中不会出错，相反，它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定义或划分，推理会出现瑕疵，思想会产生混乱。自在的理性需要一种逻辑的力量来克服它的这种先天的不确定性，从而使理性的德行臻于完善。

逻辑不仅仅是科学，是艺术；还是一种精神，一种理性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激发、促进、鼓舞和驱使人们将人类的思维得以运用到最完善的程度，并尽其所能地去探求和确立已经确立的知识的最深刻和最完美的内涵。公理化的逻辑体系，是人类心中完美理论该有的样子，它既体现了我们对这种完美形态的认知，也寄托了我们对构建这类理论的向往。其中逻辑公理的选择体现出人们对理论本身的最深思熟虑的判断和洞察力。逻辑规则和定义，是人们为了得出绝对可靠、没有争议的结论，特意给推理过程定下的严格规矩和标准。推理链条的环环相扣反映出人们对思维编织的精细严密的要求。从公理出发，一些简单的定理立刻就能得到证明，这些定理进而成为那些更深奥的定理的基石。这样一座精美的大厦就严密地建立起来。可以想象，如果一个理论将其中所有的论证一一抽出，那么这一理论就会因只剩下一堆描述性语句而坍塌，理论的结构性力量和活力由此丧失净尽。

作为理性精神的一种象征，逻辑构成人类文明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上多数古老的文明都有自己的圣贤、宗教和法典，而只有中国、印度和希腊的文明孕育出极具独特性的逻辑。逻辑在希腊文化中结出的第一个硕果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它不仅是几何学的一种逻辑表达，而且也是一种获得知识的途径、组织知识的程序和检验知识的标准。

（摘编自朱建平《逻辑：一种文化和精神》）

材料二：

语言与逻辑的关系密切，语言运用的艺术离不开逻辑的制约，却也存在“无理而妙”的特殊审美现象。所谓“无理而妙”，指的是在文学作品的修辞表达中，表面上看似违背逻辑常理，却在特定的语境中产生独特的艺术效果，引发读者的共鸣。这种“无理”并非真正的逻辑混乱，而是作者为实现表达意图，有意突破常规逻辑的束缚，其背后仍潜藏着深层的逻辑支撑。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言“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强调情感表达需以逻辑为基础。严羽《沧浪诗话》提出“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看似与刘勰观点相悖，实则揭示了文学修辞的特殊性——审美情趣的营造可暂离表层逻辑，却不能脱离深层逻辑。鲁迅也曾说过：“诗歌不能凭仗了哲学和智力来认识，所以感情已经冰结的思想家，即对于诗人往往有谬误的判断和隔膜的揶揄。”这也从侧面说明，文学中的“无理”表达需要读者透过表层逻辑，体悟其情感与内涵的合理性。

《西厢记》中“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是“无理而妙”的经典例证。从逻辑角度分析，霜林变红是自然现象，与“离人泪”并无直接因果关联，这是明显的“无理”。但在崔莺莺与张生离别这一特定情境中，作者将霜林的红色想象为离人泪水浸染的结果，将自然景观与人物情感深度融合。此处的“无理”恰恰精准传递出离别之痛的浓烈深沉，让读者感受到情感的真实与厚重，这种艺术效果的达成，正是以人物情感逻辑的合理性为根基的。

再如李白“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三千尺”的夸张表述违背了实际测量的逻辑、“银河落九天”的想象也不符合天体运行的常理。但正是这种突破常规逻辑的修辞，凸显了庐山瀑布的磅礴气势，展现出李白诗歌豪放浪漫的风格特质。读者在赏析时，并不会纠结于“三千尺”的精确性，而是通过这种“无理”表达感受到瀑布的壮美与诗人的豪情，这背后潜藏的是审美感知的逻辑一致性。

可见，文学修辞中的“无理而妙”，实则是“明无理而暗有理”。表层的“无理”是为了更好地传递情感、营造意境，而深层的“有理”则是情感逻辑、审美逻辑的统一。脱离了深层逻辑的支撑，“无理”便会沦为真正的逻辑混乱，无法产生艺术感染力。语言运用的艺术，正是在逻辑的基础上，实现规范与突破的平衡。

（摘编自张炼强《修辞艺术探新》）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大众文艺主要有三种基本的历史形态：传统民间文艺形态、现代大众文艺早期形态、新大众文艺形态。

传统民间文艺是大众自发创造、自我享有的生活文化。神话、传说、谚语、歌谣、小戏、泥塑、面花、剪纸、年画等各类传统民间文艺形态，无不出自大众之口、大众之手、大众之心，既装点着大众的日常生活，也丰富着他们的精神世界。

现代大众文艺早期形态有两种情形，即文化工业生产体系之中的大众文艺与“为人民的”大众文艺。二者都是在工业文明时代，伴随报纸、广播、电视等现代媒介兴起、形成的现代大众文艺形态，都与传统民间文艺的自发创作、口耳相传的原生形态有明显区别。文化工业生产体系之中的大众文艺以机械复制、量化生产为基本特征，在该生产体系之中，大众往往只是文艺的消费者和被动接受者，其生产与传播主要遵循商品化、市场化逻辑，更侧重于消费性、标准化与娱乐性，文艺作品的审美独立性与精神价值被相对弱化了。“为人民的”大众文艺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的。“为人民的”大众文艺强调以人民的文艺需求为中心，重视文艺作品的精神启迪与价值引领作用。

新大众文艺是现代大众文艺的最新形态，既继承了传统民间文艺与“为人民的”大众文艺的优良传统，又因数字媒介技术的深度介入而发展出诸多新质。2024年《延河》编辑部提出“新大众文艺”概念，指出“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以及各种新技术的兴起，人民大众可以更广泛地参与到各种文艺创作与活动之中，人民大众真正成为文艺的主人，而不是单纯的欣赏者，这就是新大众文艺”，强调“人民大众可以更广泛地参与到各种文艺创作与活动之中”。

现代大众文艺早期的文化工业生产模式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大众的文艺创作主体地位，如今现代新技术、新媒介的突破性变革扭转了这个局面，让大众获得了便捷的、多元的参与文艺创作的机会与渠道。先是互联网催生了一大批不再受传统报刊文艺生产机制限制的网络写手，读者“跟帖”互动的模式造就了写手与读者共创的文艺新形态，这类作品是真正意义上的“生产者式文本”，使得大众自主的意义生产具备了现实可能性。之后，微信、抖音等自媒体传播技术普及，民众自编自创的短视频海量增长，其中不乏音乐表演、手工艺类非遗展演等文艺作品。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更是大大降低了大众文艺的创作门槛，普通人仅需要通过自然语言与人工智能工具交互，就能生成小说、画作、音乐视频、漫剧等。

可以说，新技术、新媒介极大地拓展了大众参与文艺创作的渠道，让现代大众拥有了充分表达、传播自我的广阔空间，这已然彰显了大众的文艺创作主体地位。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大众文艺创作主体性潜能的完全实现。基于流量经济的运行逻辑，平台及其算法凭借分发机制形成潜在的内容倾向与传播偏好，从选题方向、内容风格到表达方式，都对大众文艺创作发挥着强力引导作用。也就是说，创作者并非以纯粹的直觉、灵感、个性化表达为核心遵循，反而需要主动适配用户偏好、热点趋势以及点击率、完播率等平台标准。实际上，大众创作主体性的真正实现，有赖于大众建立自觉的批判意识，进而获得改造现有文艺生产机制的能力。只有主导文艺创作主动权、掌握技术规则，而非无意识地屈从于算法规则的裹挟，才有可能在创作中实现真正的自主表达，确立真正的文艺创作主体性。

（摘编自季中扬《新大众文艺的三重价值及其实现》）

材料二：

记者：新大众文艺发展面临哪些值得关注的问题，那么，如何抵制低俗庸俗媚俗倾向，引导新大众文艺健康发展呢？

王军：新大众文艺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在“注意力经济”的语境中、在流量快速变现的利益驱使下，部分创作者一味追求短期商业利益，导致泛娱乐化、价值观导向混乱等倾向；媒介化的文艺评价体系也容易过度依赖收视率、点赞数、转发量等数据指标，忽视长远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引导新大众文艺健康发展，一要提升思想性、避免庸俗化。通过加强文艺评论、构建科学评价体系等方式，推动通俗表达与思想深度有机统一，在贴近大众的同时坚守精神高地，不断提升新大众文艺的思想高度、审美品位与文化内涵。二要构建开放包容的理论体系。站在文艺学、传播学、社会学、媒介哲学等多学科交汇处，展开系统化的知识建构。推动跨领域、跨部门、跨学科协同，深化对其发展规律、价值逻辑与社会效应等的研究。三要深化对“媒介技术向善”的研究。强化价值引导与平台责任，推动“算法向善”、“科技向善”，以法律、技术、政策等手段规制资本驱动下的内容消极倾向，让技术真正服务人民、服务文艺，营造风清气正、向上向善、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环境。

高世名：推动新大众文艺健康发展的关键，在于唤起人们的“作者之心”。“作者之心”是一个人创造的心志，是一切艺术实践的心灵归宿。就文艺而言，创造不是单纯的差异之生产，不是为新而新；创造是新生活之创造，也是新人之创造，必须扎根大地、情系众生。希望当代中国文艺能从无数中国人的生活实践与未来希冀中汲取诗情，创造出“古今中外多维互动、人文科技双向会通”的新文化，回馈给人民，贡献给时代，分享给世界。

（摘编自周昭成、许文嫣《推动新大众文艺健康发展》）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随着《人民文学》等刊物不断推出有关历史或现实的纪实性作品，近些年来，“非虚构写作”开始引人注目。学界广泛热议，试图探讨它的文体边界和特质。所谓“虚构”和“非虚构”，从本质上说，是以“真实”作为区分彼此的标准，而文学上的“真实”是一种艺术真实，不能用纯粹的客观真实来比照。即使是各种非虚构的作品，在经过作家的叙事处理之后，呈现出来的也都是一种艺术上的真实。因此，“非虚构”与其说是一种文体概念，还不如说是一种写作姿态，是作家面对历史或现实的介入性写作姿态。

纵观文坛近年来的“非虚构写作”，其叙事内容主要向两个维度展开：一是沉入历史记忆的深处，主要通过史料的重新发掘、梳理和辨析，揭示各种史海往事的内在真相，或反思某些重要的人物与事件，像陈徒手的《故国人民有所思》、齐邦媛的《巨流河》等；二是置身复杂的现实生活内部，重在对人们关注的一些重要社会现象进行现场式的呈现与思考，如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彼得·海斯勒的《江城》等。无论是回巡历史，还是直面现实，这些作品都体现出一种鲜明的介入性写作姿态。在这类作品中，作家的身影通常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他们时而观察，时而缅想，时而喟叹，时而思考，不断地构建各自的故事，明确地彰显了作家的主体意识。作家们在叙事中的自我介入是直击式的，不是经验转述式的，还通过叙事本身不断强化自身的情感体验、历史质询或真相推断，从而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作品的真实感，使作品体现出一种灵活而开放的审美特征。

“非虚构写作”带着鲜明的问题意识——无论是现实还是历史，作家在选择叙事目标时，都有着某种“跨界”探索的冲动，希望传达文学在审美之外的某些社会学或历史学价值。作为一种介入性的写作，“非虚构写作”既不回避创作主体的主观意图，亦不掩饰作家自己的现场感受和体验，甚至对各种相互抵牾、前后矛盾的史料所作的判断和取舍，都进行如实的交代。这种开放性的写作姿态，表明作家们已不满足于纯粹想象的写作，而更愿意积极地沉入历史或现实内部，直面各种复杂的生存逻辑与伦理秩序，彰显自己的精神姿态和理想作为，也为人们了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独特的审美载体。

“非虚构写作”限制了创作主体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由于过度强调作家自身的所见所闻，或受制于各种既定的史料支撑，在具体叙事中，作家们必须更多地顾及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和常识，必须尊重各种生活应有的内在逻辑，因此，作家的主体意识很难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张扬，也很难拥有像鲁迅所说的“天马行空”式的精神境界，叙事受到特定对象的限制，无法向生活的可能性方向挺进。

（摘编自洪治纲《论非虚构写作》）

材料二：

非虚构写作的具体内容不是凭借一般文学创作中作者的想象，而是立足于真实的现实事件，但这种写作就其实质而言依然是文学，它所具有的本质性特征理所当然地还是审美，而审美则必然对具体的现实形成一种艺术特有的超越。遗憾的是，大多探讨非虚构写作的文章虽然也强调这种写作的文学性，但对此种文学性的探讨分析却主要局限于文学的形式主义艺术特征上，从而对文学之为文学的审美本质或多或少形成一种遮蔽。

近年来，关于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问题成为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洪治纲曾指出：“我们如此热衷于讨论现实主义文学，还不如认真地探讨一下：我们的作家为什么缺少托尔斯泰式的情怀和思想？我们为什么面对现实总是忍气吞声而无法飞翔？说到底，文学终究要以审美的方式击穿现实的表象，回应人类此岸生活的困顿与伤痛，寻找彼岸生存的理想与诗意。如果动辄就将文学弄成一种地方史或山川志之类的东西，看似‘现实主义’了，但它却丧失了文学应有的灵性和诗意，不太可能成为真正优秀的作品。”

文学之所以在纷繁复杂的现实面前丧失了其应该有的担当，不是因为其没有以现实中的真实事件为题材，而是它缺乏超越现实的灵性与诗意以及托尔斯泰式的情怀和思想。虚构性文学如此，非虚构写作亦然。可以说，文学的真实性不仅是虚构写作的核心，也是非虚构写作的关键。

王富仁先生曾指出：“文学的真实性是被心灵感受出来的，而不是被理性认识到的；认识到的文学的真实性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文学的真实性，只有被心灵直感到的真实性才是文学的真实性。”一个最为显著的事例就是2015年阿列克谢耶维奇以其一系列非虚构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委员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言：“她的独创即在于她有能力让人说出他们最痛苦的经历，也在于她的才华，能够把海量的原始素材塑造成各种性格鲜明的人物独白，有着感人肺腑的力量。”心灵感受到的真实依然是通过活生生的具体事物的真实来加以体现的，只是这种真实并不必然建立在现实具体的真实上。

（摘编自晏红《文学的真实性与真实的文学性——关于文学的虚构与非虚构》）

（目睹带工老板虐待芦柴棒等女工后）看着这种饲养小姑娘营利的制度，我禁不住想起孩子时候看到过的船户养墨鸭捕鱼的事了。和乌鸦很相像的那种怪样子的墨鸭，整排地停在舷上，它们的脚是用绳子吊住了的，下水捕鱼，起水的时候船户就在它的颈子上轻轻地一挤！吐了再捕，捕了再吐，墨鸭整天地捕鱼，卖鱼得钱的却是养墨鸭的船户。但是，从我们孩子的眼里看来，船户对墨鸭并没有怎样虐待，而现在，将这种关系转移到人和人的中间，便连这一点儿施与的温情也已经不存在了！

在这千万被饲养者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没有法律，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20世纪的烂熟了的技术、机械、体制和对这种体制忠实服役的16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

黑夜，静寂得像死一般的黑夜，但是，黎明的到来，是无法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首，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

——节选自夏衍《包身工》

材料一：

从泰勒斯开始的希腊哲学关于宇宙的本质是水、宇宙的本质是火等的命题，充满了理性精神和理性推理，但没有严格的逻辑，苏格拉底要求用严格的理性逻辑去审查自己的命题，进而去反思人生与宇宙。这一严格的理性，体现在后来与柏拉图的一个个对话录中。几乎每一场对话，苏格拉底都以无知的状态出场，向有知识的智者提问，但对于这些有知识的智者的信心满满的回答，他却以严格的逻辑去追问，最后在严格逻辑的诘难和推导下，得出正确的结论。

严格的逻辑性，成为苏格拉底判定是真知还是假知，无知的标准。因此，苏格拉底留给世界的名言是：人生在世，不经过审查，不经反思，是无价值的一生。正是在苏格拉底的路线上，产生了柏拉图，其提出追求现象后面的理想性的理式；继而产生了亚里士多德，其创立了严格的形式逻辑。西方的知识体系正是在这一严格的逻辑中建立起来的。后来西方哲学史上开创新时代的哲学家，大都是以苏格拉底式的石破天惊之“问”和严格的逻辑去贯彻自己的“问”，而产生巨大的时代影响的。如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如笛卡尔的怀疑一切，如海德格尔对存在的追问，如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追问，如德里达对深层结构的追问……

回到苏格拉底，由他而来的这一西方式的严格逻辑，最为重要的结果是，在文艺复兴时期产生了实验科学。按爱因斯坦的说法：西方文化的特质在于两点，一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二是文艺复兴产生的实验科学。正如上面所说，这两点都是在苏格拉底所建立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在这一意义上，西方的哲学史家认为,苏格拉底是西方哲学的创立者。

（摘编自张法《从四句哲学名言看西方哲学的特质》）

材料二：

大约在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之间，在诸多古代文明中，中国、印度和希腊产生了今天我们称为哲学的学问。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注意到了人类精神发展在历史地理上的这种共同性，提出了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概念，将这一时期看作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诞生了孔子、老子、庄子、墨子等各派思想家；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探究了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等哲学思想；伊朗出现了查拉图斯特拉创立的琐罗亚斯德教（亦称袄教），将人世生活视为善与恶的斗争；希腊则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等。这表明：尽管世界不同民族和地区的文化差异是巨大的，但是人类文明的发展总是有着一定的共同性，哲学所思的根本问题，本质上是一致的。

雅斯贝尔斯的这个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以中西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为例，尽管旨趣、思路、内容、特点多有不同，但是其内在的共同性是客观存在的。第一，哲学所思的基本趋向都是形而上。用中国哲学的话讲就是要研究“道”而非“器”的问题。为什么哲学研究会追问“道”？这与人的理性相关。康德曾指出，对事物运动变化终极原因和条件追求的形而上学倾向是人类理性的本性。海德格尔也说：“只消我们存在，我们就总是已经处于形而上学中的。”第二，哲学所思的本质特征都是概念思维。即使像西方早期哲学家讲的“水”“火”“数”，中国早期哲学典籍所说的“太极”“易”“象”等，虽然有一些感性的特征，但都已经是哲学的概念。

哲学的这些共同性，是我们将中国和西方的哲学都称之为哲学的学理根据，也是我们可以设想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化的哲学的基本前提。哲学的这种共同性，是人类文明共同性的重要体现。但是，由于各个民族、国家的经济政治发展道路不同，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哲学思想在各个民族、国家的存在和发展也必然会有自己的不同特点。

（摘编自杨河、于品海《历史中的哲学与哲学中的历史》）

材料三：

在年届七旬之际，孔子与苏格拉底的人生都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变：70岁的孔子从政治转向文化，潜心于《春秋》的编纂等多项文化事业，完成了为人间制定规则、确立准据，寻找意义之使命；与之不同的是，70岁的苏格拉底被人控告，并被判处死刑。中西圣贤在七旬之际的不同境遇，体现了两种值得注意的思想与文化。

孔子表达的是守成的思想倾向。这种思想倾向于肯定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强调历史对于当下及未来的规范作用，侧重于维护社会生活的秩序性、稳定性、延续性。孔子的这种思想倾向，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思想史来说，长期盛行的是“代圣人立言”，即使是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也要通过“集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就政治史而论，数千年来，真正触及内核的政治革新极为罕见，政治运作方式代代相袭，鲜有根本性的变化。

苏格拉底代表的则是批判的思想倾向。这种思想倾向于揭示现实生活中的缺陷、毛病；对于传统的做法、普遍性的积习，绝不视为当然。这种具有批判精神、质疑性格的思想倾向从苏格拉底后就一直流淌在西方文化的历史长河中。譬如在资本主义革命时期，出现了洛克对“君权神授论”的驳斥；到了20世纪，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也是以“批判理论”而著称的。

如果没有苏格拉底坚守的批判立场，整个社会就将缺乏自省自救的能力，失去自我更新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苏格拉底以自己的不自由（死亡）作为代价，为西方文化注入了自我省察、自我批判、自我革新的精神因子。孔子对“旧”文化的“守护”与整理，既有助于民族精神的凝聚，更有助于形成和谐有序的社会生活。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倾向，在现当代中国都处于相对贫乏的状态。一方面，在面对传统文化的时候，我们要么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要么彻底倒向另一边，认为只有儒家学说才能救中国、才能救人类。在这种非此即彼，看似坚定的立场背后，实际上是生硬、武断、简单化，是对传统文化的轻慢。另一方面，在面对社会现实的时候，我们更缺乏足够的批判意识与质疑性格。如果没有苏格拉底式的批判精神，无论是一个小邦还是一个大国，都可能在浑浑噩噩的状态下一直酣睡下去，不知东方之既白。

（摘编自喻中《自由的孔子与不自由的苏格拉底》）